检察制度范文10篇

中政委四条禁令

1．绝对禁止政法干警接受案件当事人请吃和喝、送钱物；

2．绝对禁止对告诉求助群众采取冷漠、生硬、蛮横、推诿等官老爷态度；

3．绝对禁止政法干警打人、骂人、刑讯逼供等违法乱纪行为；

4．绝对禁止政法干警参与经营娱乐场所或为非法经营活动提供保护。（二）最高人民检察院九条硬性规定

1．严禁超越管辖范围办案；

近年来,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理论研究硕果累累,呈现出繁荣景象。然而,理论研究的课题大多停留在对现行检察制度进行剖析和论证的层面,对涉及检察制度深层次的问题少有探讨。检察基础理论研究的滞后已经不适应检察事业发展的要求。为了构筑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理论体系,由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主办、吉林省辽源市人民检察院承办的中国检察制度原理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7月28日至30日召开。来自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司法实务方面的学者专家60多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就中国特色检察制度原理研究进行了交流和研讨。

一、研究中国检察制度原理的必要性

与会者认为,对中国检察制度原理的研究就是要解决中国检察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在民事、行政、刑事等部门法律中,都明文规定了检察机关依法对诉讼活动进行监督的内容。也就是说,从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层面上,完全能够找到我国检察制度和检察权的充足的法律依据。但是,中国的检察制度既不能效仿大陆法系国家的模式,也不能照搬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其合理性在哪里?由此,需要通过探寻潜藏在法律规定背后的法理,论证中国检察制度的合理性问题。与会学者专家力图从国家权力模式、国家权力制衡、公共利益、人权保障、公平正义、统一法制和正当程序等多个角度,对中国检察制度的正当性问题进行了积极全面的探寻。

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指出,对中国检察制度原理研究是解决检察制度的本源问题,即中国检察制度的法理基础问题。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民主法制的转型时期,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促使法学理论界对中国特色检察制度原理的研究刻不容缓。民主法制的转型主要表现:一是理论上对民主法制转入哲理性探讨,即理性化思考;二是法学研究的思维方法也在逐渐转变。以往,主要是拿来主义,注重对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进行移植;现在,法学理论界的主要任务是立足国情,在借鉴的前提下,解决“洋为中用”的问题。检察制度研究就是要解决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理论体系的问题。对中国检察制度原理的研究关乎中国检察制度建设和检察事业发展的大局。因此,法学理论工作者要肩负起这一重大历史使命。河南省焦作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种松志认为,对检察制度原理的研究是完善检察制度的基础性工作。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制度改革,对检察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不仅要加强对检察制度合法性的理论研究,更要拓展对基础理论研究。消除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检察制度的种种质疑,也需要在理论上予以解答和回应。原理研究的目的就是为构筑中国检察制度寻求理论支撑和依据,其中,正当性是根本问题。方法论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理论。法学研究也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法学方法是研究法学理论和技术的方法,而后者通常又包括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思维所运用的方法。研讨会期间,与会者就中国检察制度原理的研究方法,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吉林大学法学院闵春雷教授认为,在研究方法上应该从整个诉讼理论和立法完善上着眼,应当拓展视野,不仅要对现行检察制度的正当性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推进检察制度和相关诉讼制度的完善,因此,研究的视野必须科学全面,不能仅仅局限于检察机关的部门利益。研究的内容应该进一步拓展,检察制度原理研究应包括最基本的理论,是带有基础性的原点性问题,是相关问题研究的出发点。综观目前的检察制度研究,主要内容仅仅涉及到检察机关的活动原则,如“公共利益”与“人权保障”,等等。建议将检察制度的基本范畴纳入原理研究的范围,对检察权的理论基础,检察制度的价值、功能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徐岱认为,法律应和国家的政治体制一体。就我国而言,必须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检察制度。关于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二是具有司法职能的国家机关。检察原理研究应该解决的是正当性问题,即为何会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周骏如认为,原理研究要贯穿一条主线,破解两个难题。一条主线是,中国检察制度原理研究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宪法为依据,以现状分析为基础,以中国检察制度的性质、职能、机制等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为主要内容。破解两大难题:一是检察制度理论研究的难题。之所以开展中国检察制度原理研究,主要是因为过去对检察制度基础理论研究较差,理论界意见分歧较大。因此,需要从理论上证明中国检察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科学性。二是检察制度的实践难题。必须承认我国现行的检察制度尚存诸多弊端,而检察机关现行的运作模式很难消除这些弊端,原理研究就是要针对制度运行中暴露出的问题,不断总结和完善检察制度,更好地指导检察工作。

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性质

提要：当今许多国家都在进行检察制度改革，以确保司法的公正与神圣；我国也不例外，检察制度改革作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文只是对我国检察改革做一个粗浅的论述，以期作一块引玉之砖，求教于大方。

关键词：检察制度检察机关检察权检察官

检察制度产生及其发展的历史较短，在制度构建上现仍不够成熟。检察制度的雏形是14世纪左右法国出现的“国王制度”，然直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后，才产生了近、现代意义上的检察制度，其初衷是监督警察滥用警察权，防止法官自由擅断。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也有自己的检察制度渊源，即古代御使制度，这个说法是讲不过去的，中国传统的司法体制是一种绝对行政化，父母官式的管理而远非现代竞技性的、权力制衡意义上的检察制度。我国现行模式的检察制度是源于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模式，今天的俄罗斯以及东欧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剧烈转轨，我们目前这种体制的运行亦积弊颇深。1999年的宪法修正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政治的民主化、科学化，行政管理的法制化，经济的市场化等得到进一步的深入发展。我国检察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配合着政治体制的改革，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理应在制度构建上进行相应的变革。检察权的正确定位，检察机关的地位独立以及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等已成为当前检察制度改革重点。本文拟从这几个部分对当前我国检察制度改革作一初步的剖析。

一、检察权的正确定位，是理顺所有检察工作的出发点

检察权之定位，直接决定着检察机关有无独立性、独立程度之高低以及检察权如何配置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检察权的正确定位，是理顺所有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关于检察权如何定位？现在，在我国学术界有四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1、我国的检察权是一种行政权；

摘要：目前理论界和司法界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讨论程度可以用“如火如荼”来形容，随着众学者研究的不断深入，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利弊有越来越明朗化。本文综合学术界各种观点，对此制度提出了个人的一些分析及建议。

关键词：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争议；缺陷；完善

一、前言

近几年来，理论界和司法界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探讨已成为热点问题，各方面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设立褒贬不一，众说纷纭。本文结合大量材料，吸取多位法学人士的观点并将其进行了细致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浅薄的意见，恳请得到读者的指导和批评！

二、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应存在还是废除的争议

我国关于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一出台就掀起了一阵争论高潮，有关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文章层出不穷，各界人士发表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最大的焦点当属于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应存在还是废除的争议。本人将此现象比作成一场精彩绝伦的辩论赛，主张废除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一方定为反方，主张应该设立并完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一方定为正方，这场辩论鹿死谁手尚未定论，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人站在正方的立场并作为主辩与反方进行辩论。

本文作者：唐光诚工作单位：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依据我国宪法，检察机关是与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并立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在国家宪政体制中的作用是：通过行使检察权，保障审判权和行政权的依法行使，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然而，由于对中国检察制度行政检察监督宪法价值的迷失，改革开放30多年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依然锁定于“诉讼监督”的范围，形成对行政权网开一面的状态，导致行政权力滥用、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违法行政行为的严重存在，既有违国家的宪政架构，也必然影响到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法学界对中国检察制度质疑与反质疑的论战此起彼伏，而检察机关的行政检察监督实践却如火如荼，反映了中国检察制度应然性与实然性矛盾的尖锐冲突，给中国检察制度行政检察监督宪法价值的回归带来机遇与挑战。

一、中国检察制度面临的应然性与实然性矛盾冲突

中国检察制度应当是应然性与实然性的统一，一方面必须符合中国检察制度的本质和规律，必须符合设置中国检察制度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必须符合我国法律监督现实的客观需要与可能。当中国检察制度行政检察监督宪法价值缺失，不能满足我国行政监督现实的客观需要时，必然会通过理论、立法和实践诸多方面的矛盾冲突表现出来。

（一）对中国检察制度行政检察监督宪法价值迷失引发的理论论战多年以来，在我国法学界存在一种十分奇特的学术现象。一方面，中国检察制度屡屡遭到一些刑事法学者的质疑，在对于如何认识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权体制中的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一种代表性的意见主张取消检察机关，将其归入行政机关的名下，成为单独的公诉机构，将原有检察权中的监督权交由权力机关行使，将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交由监察部门或者新设的廉政部门行使，或者保留现有的检察机关，但仅赋予其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有的学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取消检察机关，但是他们从诉讼法学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理学关注的课题”出发，从理论上对检察权的性质和范围进行分析，进而对检察权以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产生怀疑。而这一怀疑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对检察机关现有地位和作用的否定。〔1〕为此引发了一次次对中国检察制度质疑与反质疑的理论论战，引起法学界的高度关注。而另一方面，行政法学者较普遍认为，人民检察院对行政监督的范围窄、权力小、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应研究改进和完善这种监督制度和方式。〔2〕检察机关对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的监督应当更为全面、丰富。〔3〕这些观点散见于行政法学论著中，而往往被法学界忽视。从宪法规定来看，对于检察机关的定位应该说一直以来是非常明确的。1954年，我国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下“一府两院”的国家体制，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及其体制。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及其与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然而，由于我国后来的宪法并没有具体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从法律的有关规定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在内容上受到严格限制，即对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只限于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中构成犯罪的行为进行立案、侦查和公诉；对法律遵守情况的监督只限于对严重违反法律以致构成犯罪的行为进行追诉；对法律适用情况的监督只限于对三大诉讼活动中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以及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进行监督。〔4〕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局限于公诉、职务犯罪侦查和诉讼监督等方面，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成了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监督的具体体现。而由于两大法系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赋予了检察官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从20世纪开始，一些英美法系国家陆续针对职务犯罪案件作出特别规定，赋予检察官对职务犯罪案件的直接侦查权。〔5〕如此，现行我国检察机关的职权与西方国家检察机关相比，就没有很大的差别，并且西方一些国家的检察机关还拥有参与、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刑事法学者以中国检察制度的实然性为基点对比西方国家检察机关职权的特点，按图索骥来质疑我国检察制度显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被忽视的行政法学者的观点也是我们研究中国检察制度应当重视的问题。因为，行政法学者的观点从中国检察制度的应然性揭示了我国现行检察制度的“短板”———检察机关作为行政法制监督主体对行政权监督的缺位问题。也就是说，把两大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都拥有的职务犯罪侦查权等同于检察机关的行政检察监督职能的观点，既不符合我国行政执法权力缺乏监督的客观实际，也没有体现我国宪法对检察机关作为行政法制监督主体的要求。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法律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为公诉、职务犯罪侦查和诉讼监督方面，只能说是符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性质和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但是，30多年来的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使我国各个方面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尤其是行政法律制度建设突飞猛进，行政权的扩张是改革开放初期远远不能相比的。如果依然把检察机关的职权锁定在“诉讼监督”的范围，则行政检察监督的缺失，必然会导致行政权力的普遍滥用，严重影响国家法制的统一。中国检察制度为何屡屡遭到质疑？在质疑与反质疑的争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者往往都是从检察制度的实然性出发，而忽视了对检察制度应然性的研究。特别是一些论者对检察权属于司法权、检察机关属于司法机关、检察制度属于司法制度的推断，违反了检察制度的应然性要求，必然频频招致刑事法学者的质疑。正是由于一些论者漠视我国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监督这个中国检察制度的重要内容，固守于现有法律规定的检察职权之“雷池”，在我国法律监督属性的检察机关和西方国家行政属性的检察机关都拥有公诉权和侦查权“趋同”的情况下，陷入了一次次只是关于检察机关的“名份”意义的理论论战。有学者认为，或许20世纪90年代末期对检察权的行政权定位，乃至取消检察体制的学理探讨让检察官们感到惶恐，他们忙于解说法律监督权的法理基础而忽略了对法律监督程序化的细微探究。〔6〕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检察制度时应当引起注意的。然而，对中国检察制度质疑与反质疑的论战，以及刑事法学者与行政法学者对中国检察制度大相径庭的观点，反映了中国检察制度实然性与应然性矛盾冲突的理论问题，这是推动中国检察制度逐步完善的动力，也是必然出现的学术现象。

（二）检察机关的行政检察监督实践游走于法律的边缘一般认为，我国现已形成较为系统全面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行政监督体系。〔7〕实际上，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存在重大法制缺陷，即宪法规定的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监督的缺位问题。纵观我国现行行政监督体系，无论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还是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都是通过公民为维护个体利益的救济程序，客观上起到对行政权的监督作用。这种监督，其实只是对行政机关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一般违法行为进行监督，而对行政机关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一直以来却处于监督的空白。譬如，行政处罚是国家法律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政机关依法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和西方目前的情况不同，西方的行政处罚从来没有发达到我国的程度，刑罚是西方国家制止违法犯罪的主要手段。有资料说，我国法律内容的80％要靠行政部门执行，行政处罚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与公民关系密切、渗透各个领域的一种制度。〔8〕而我国对行政处罚权的监督，只是对行政机关侵犯公民利益的行为通过公民的行政诉讼达到司法监督的目的，而行政机关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滥用职权、以罚代刑、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违法行政行为却游离于监督之外。在经济转型时期，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经济犯罪急剧增加，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犯罪的总量持续居高不下。立案数量从1998年的5.2万起增长到2001年的8.5万起，年均增长20%左右，远远高于普通刑事案件的增长速度。〔9〕行政处罚程序是追诉经济犯罪行为的重要行政法律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同样涉及刑事犯罪，而行政处罚程序却没有设置一套基本的法律监督机制，对已经查出的经济犯罪案件是否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基本上是由行政机关自己说了算，两者在监督制度设计上的天壤之别显然应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国检察权是按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理论来设置的，保障行政权的合法行使是检察权行使的重要价值之一，如果检察机关放弃对80％行政法律执行的监督，必然会给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带来极大的损害。所以，无论是在理论上存在对中国检察制度的质疑，还是在法律上存在对检察权的限制，当行政权滥用达到严重程度的时候，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对行政机关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监督问题必然会通过检察实践表现出来，成为行政法学者呼唤检察监督的实践注脚。进入21世纪以来，行政处罚中违反刑事法律的严重问题触目惊心，引起了中央政府和有关国家机关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已经注意到对行政处罚权的检察监督问题，并且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2001年4月，国务院了《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要求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建立信息共享、沟通便捷、防范有力、查处及时的打击经济犯罪的协作机制，对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构成犯罪行为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第一次提出了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问题。同年7月，国务院公布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确立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基本框架。2006年3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安部、监察部又联合公布了《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初步构建，给长期以来行政处罚的封闭模式打开了一个缺口，对于防止行政处罚权的滥用，打击经济犯罪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监督的一次重大实践。仅据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称，2008年，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3864件，比上年增加4%。〔10〕20世纪末，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变迁，国有资产流失而监管部门怠于起诉、社会公益受侵害而无人起诉等现象日益突出。一些检察院从“检察权对国家和社会公益的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督、有限监督”理论出发，开始探索一种新的监督方式———督促起诉:发现对负有国家或社会公益监管职责的监管部门不履行监管职责时，检察机关会督促其及时提起民事诉讼，追回国有资产。浙江省检察机关自2004年实行督促起诉制度以来，办理督促起诉案件1500余件，已为国家挽回国有资产共计约17亿元，其中60%至70%出现在土地出让领域。〔11〕目前，我国已有10多个省（市）的检察机关相继开展了这项工作。与督促起诉应运而生的是检察机关督促监管的兴起，创新开展非诉讼监督工作。如2008年2月28日，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检察院民行检察科注意到当地某媒体报道该区玉泉镇粉尘严重污染问题后，立即深入当地调查，发现该镇共有149家企业，一些采石、水泥生产企业没有采取环保措施，造成当地粉尘污染严重，给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带来危害。为此，该院向区环保局发出了加大环境监管力度，责成污染企业尽快整改的检察建议。该区环保局十分重视，多次召开局务会研究整治方案。最终，在玉泉镇涉及环保不达标的71家企业中，有两家企业被处以罚款，两家企业被责令停产整顿，62家企业被责令限期整顿，使当地粉尘污染问题得到较好的治理。〔12〕检察机关如火如荼的行政检察监督实践，是对检察理论和立法的猛烈撞击，是不能熟视无睹的中国检察制度的法制走向。当然，也许是由于我国行政处罚制度与西方国家的差异，和西方国家对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违法行政行为选择公益诉讼的路径，使我们无从借鉴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来解析这个中国特色的法律问题；而我们的检察理论研究又以法律规定为“雷池”，所以面对检察机关如火如荼的行政检察监督实践长期游走于法律的边缘，成为与法治国家极不协调的现象，而不能在行政检察监督立法方面提供理论支持。

一、统计人员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确保统计资料完整与安全。二、统计人员要加强对统计资料的管理，做到定期清点和检查，每逢节假日要将统计资料集中保管，以防失泄密。三、统计人员要严格执行统计资料借阅制度，不准把机密资料私自外借。四、不准随便摘录统计资料内容，谈话不得与非有关人员涉及统计资料内容。五、统计专用微机严禁上互联网，以防失泄密。六、不准在统计室内会客，非统计人员严禁使用统计专用微机。七、对需要销毁的统计资料，必须登记造册，报经领导批准后方可销毁。销毁要到指定地点，并有专人负责监督。八、因玩忽职守造成统计资料丢失或泄密者，视情节轻重依纪、依法处理。

××*人民检察院关于统计报表、案件登记卡等统计资料的查阅、提供、保管制度

为加强统计报表、案件登记卡等统计资料的查阅、提供和保管等工作，充分合理利用各类统计资料，制定本制度。1、本院各局、科、室、队来统计室查阅统计资料、案件登记卡资料，必须持有借阅单。并经本部门领导签字后方可借阅。2、外单位来我院查阅统计资料，必须持有县级以上介绍信，经分管检察长签字后方可查阅。3、查阅统计资料，一般应在统计室内进行。如需借出资料者，要经分管检察长批准，并按规定办理查阅手续并及时归还。4、查阅统计资料者不得私自携带外出。仅限于在本院使用。5、查阅者不得擅自摘录、转借，确需要摘录、复印的需经分管检察长批准。6、统计报表、案件登记卡等统计资料需按规定妥善保管，不得丢失损坏，保管人员要爱护资料，不得涂改、圈化和污染。2003年2月14日

××*人民检察院机关统计工作管理办法

为切实做好院机关统计工作，根据《统计法》和上级检察院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检察统计职能

中政委四条禁令

1．绝对禁止政法干警接受案件当事人请吃和喝、送钱物；

2．绝对禁止对告诉求助群众采取冷漠、生硬、蛮横、推诿等官老爷态度；

3．绝对禁止政法干警打人、骂人、刑讯逼供等违法乱纪行为；

4．绝对禁止政法干警参与经营娱乐场所或为非法经营活动提供保护。（二）最高人民检察院九条硬性规定

1．严禁超越管辖范围办案；

论文关键词：中国特色检察制度优越性

论文内容摘要：发挥中国特色检察制度优越性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落实《宪法》对检察机关独立性定位，合理配置检察机关与地方权力制约关系；二是强化外部监督，检察权在制约中实现有限制的独立：三是扩充检察监督职权和监督手段，确保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功能的落实。

一、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优越性

检察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检察制度的性质由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国体性质决定。尽管检察制度在功能或者设计目的上体现出相似性，但不同国家的检察制度由于其不同的国体形式决定了不同的本质特征。

第一，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国体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也是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本质。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人民性决定了社会主义检察坚持以人为本、执法为民和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指导思想，把维护好人民权益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致力于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第二，我国检察机关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一方面，在国家体制中具有独立国家机构的地位，由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是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平行设置的国家机关。另一方面，检察机关行使职权具有独立性。

[摘要]我国正处于政治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形势不断发生变化。这一时期的法制建设，既要学习西方一些先进的经验，保证改革能够快速进行，又要契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尊重中国的历史传统意识，还要使社会和国家利益的损失降低到最小限度，促使社会能够顺利转型。在此过程中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大有可为。本文就是想通过对我国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历史、现状以及世界各国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特有的社会实际，分析我国现阶段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存在的合理性，并对我国民事行政检察制度下一步的完善做出自己的展望，以期对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民事行政检察合理性分析现状完善

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有其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另外，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这使得现行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在理论上存在很大争议，在现实中存在诸多困难。我们应该看到不管从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的需要上看，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而且就现行的制度设计来说，民事行政检察还远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应该进一步发展民事行政检察的内容，使其在对我国的现代社会的建设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一、我国现阶段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大幅增加，加之世界上的法治先进国家并没有民事行政抗诉制度。一些学者对我国现行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提出了质疑。“因为强化检察院对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其结果必然是弱化法院审判权行使的独立性，从而损害法院审判权的权威性，危及司法公正及社会正义。”

那么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到底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呢？答案是肯定的，不管是从我国建国以后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发展的历史，还是从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现实合理性上，都可以看出该制度不应该弱化，更不应该取消，而应该进一步的丰富发展，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检察机关;人民监督员制度;功能特征

目前,检察机关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促进检察机关公正执法的一项民主监督程序,他与检察机关所接受的任何一项监督相比,都具有其独到的特征,随着试点工作的逐步深入,其自身的价值功能也不断彰显。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主性

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我国的监督体系中,属于民主监督的范畴,体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符合宪法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反映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民与国家、国家机关间的关系,也是检察机关组织活动的原则。这种监督的民主性主要表现为:

1、人民监督员是代表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监督。虽然人民监督员制度还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但我国《宪法》就已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第二十七条还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2、在制度的设计上体现了民主性的本质特征。一是以会议的形式对案件进行监督评议;二是实行的是票决制;三是监督评议会记录真实,不同意见都记录在案,且随时可供备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