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厅范文10篇

年，全市检察机关在市委和上级检察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支持和帮助下，认真贯彻市委十届十二次全会精神，按照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要求，努力践行“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主题，依法全面履行检察职能，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落实严打方针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年来，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1，850人，经审查，批准逮捕1，712人，同比增加141人；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3，254人，经审查，提起公诉2，835人，同比增加86人。一是突出打击重点，努力营造平安环境。两级院以落实奥运安保、深化“打黑除恶”斗争为己任，始终把打击的锋芒指向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有组织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和多发性侵财犯罪，努力维护全市治安大局基本稳定。二是注重宽严相济，着力化解社会矛盾。适用不批捕118人，同比增加27人；不起诉64人，同比增加17人。三是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积极落实各项措施。配合社区、学校，加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诉讼外帮教，把“教育、感化、挽救”方针落到实处。

二、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力度，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年，共立案查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101件107人，同比增加34件39人。通过办案，为国家、集体挽回经济损失近千万元。一是突出办案重点，集中精力查办大案要案。两级院以查办案值高、社会影响大、群众反映突出的案件为重点，加大办案力度，突破了一批重大有影响的职务犯罪案件。在立案侦查的101起案件中，大案48件，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犯罪要案15件。二是围绕大局，优化经济发展软环境。以查处破坏经济发展软环境的案件为重点，开展了集中查处破坏能源资源、生态环境以及危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职务犯罪两个专项行动，查办上述领域职务犯罪案件27件，有效地规范了我市市场经济秩序。三是标本兼治，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抓住涉及资金管理使用等重点环节，深入开展对沈抚同城化和百万吨乙烯等重点建设项目的专项预防47项。深化个案预防，发出检察建议85件。在市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和预防成员单位支持下，举办了全市预防职务犯罪大型文艺汇演。多措并举，营造社会化预防的浓厚氛围，全面深化了我市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三、强化对诉讼活动的依法监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法治权

根据要求，现将个人述职述廉述学述法情况报告如下：

一、认真履职，埋头实干，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今年月，我从经贸委调入院里工作，分管控告申诉、人民监督员联系工作。几个月来，主要作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抓好全国文明接待室创建工作。创建全国文明接待室是我院年度争先创优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控申业务提升的重要抓手。月份，我与控申科的同志一道，利用3个月的时间，加班加点，努力工作，一手抓硬件建设，一手抓软件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硬件建设上，按要求增设了检察长接待室、会议室、情绪疏导室、会谈室、调解室，安装安全监控系统，并将信访条例、政策法规公布上墙，让来访者一目了然；在软件资料的准备上，对近3年以来创建工作资料进行全面归档整理，做成近200个文件盒，在迎接省院考核验收中受到好评。

二是抓好检调对接工作。检调对接，促进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矛盾纠纷和解，是钝化社会矛盾的有效办法。今年全院办理批捕、起诉刑事案件805件1215起，其中轻微的案件80件87起，为有效开展对接，促进刑事受害人与对方化解矛盾，我组织控申科开展有效对接31人次，和解成功24件，成功率86%。在全市8个县区院中，我院是对接成功最多的，效果也是最好的。

三是抓好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刑事被害人救助是今年中央政法委根据刑事案件被害人中弱势群体的特殊情况新提出的，各地都在试行。我根据刑事案件较多的特点，认真协调区政法委，在院里业务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对受害弱势群体开展救助，全年共救助14人，发放救助资金近6000元，受到受害人的普遍欢迎。

摘要:清末政府在变法修律的大背景下,进行了司法体制的改革,通过法律移植引入了大量的现代化的法律制度,仿照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原则建立了近代司法机构组织,确立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诉讼原则和规则制度。清末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的开端。然而由于封建专制主义政体的历史局限性其失败是必然的,但这次法制改革对我国当前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和教训,通过对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的研究希望对今天的司法改革有所启迪。

关键词:清末;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司法变革

清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腐朽、落后的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之下无法照旧统治下去。20世纪初,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先后攻占北京,使清政府意识到变法改革的必要性。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封建专制统治,尤其是为了收回“领事裁判权”,清政府被迫于1902年开始变法,艰难地迈开了法律改革的步伐。中国社会承袭了几千年的“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法律体例土崩瓦解,走上了法制现代化的道路。至此,刑事诉讼法在中国开始以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清末法治改革对中国社会,中国法制发展的进程以及现代法律的发展变化都起着一定的影响,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拟对清末刑事司法制度改革进行研究,借鉴其经验教训,推动当前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建设和司法改革的发展。

一、清末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具体内容

(一)创制中国近现代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由于时间所迫,清末法制改革对于西方法律制度进行了全面移植,这种全面引进为后来司法制度奠定了基础。光绪三十二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武廷芳主持编订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1](P124)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法草案,该草案工分总则、刑事规则、民事规则、刑事民事通用规则、中外交涉时间处理规则等5章260条,打破了中国法律编纂中实体法与诉讼法不分的传统模式。其后修订法律馆、法部等机构在继续修订诉讼法典的同时,相继制定公布或拟定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法院编制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其中《法院编制法》是晚清制定颁布的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法院组织法,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公开审判原则、审检分离和合议制度;[2](P318)而《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则是历史上第一部付诸实施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诉讼法典,它吸收了近代优秀的刑事诉讼原则,从而在中国首次确立了较为完备的起诉制度,检察官制度,回避制度,推进了中国诉讼制度近代化的过程。1910年,在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后,终于拟订完成了《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主要以日本的《刑事诉讼法》为蓝本,由日本法学家协助完成,内容较完备,系统采用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诉讼制度和原则,较完善规定了刑事诉讼程序,是一部当时世界范围内较先进的刑事诉讼法草案。中华民国成立后也曾使用其中部分内容,极大的推动了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近代化进程。

摘要:清末政府在变法修律的大背景下，进行了司法体制的改革，通过法律移植引入了大量的现代化的法律制度，仿照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原则建立了近代司法机构组织，确立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诉讼原则和规则制度。清末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的开端。然而由于封建专制主义政体的历史局限性其失败是必然的，但这次法制改革对我国当前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和教训，通过对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的研究希望对今天的司法改革有所启迪。

关键词:清末；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司法变革

清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腐朽、落后的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之下无法照旧统治下去。20世纪初，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先后攻占北京，使清政府意识到变法改革的必要性。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封建专制统治，尤其是为了收回“领事裁判权”，清政府被迫于1902年开始变法，艰难地迈开了法律改革的步伐。中国社会承袭了几千年的“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法律体例土崩瓦解，走上了法制现代化的道路。至此，刑事诉讼法在中国开始以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清末法治改革对中国社会，中国法制发展的进程以及现代法律的发展变化都起着一定的影响，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拟对清末刑事司法制度改革进行研究，借鉴其经验教训，推动当前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建设和司法改革的发展。

一、清末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具体内容

(一)创制中国近现代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由于时间所迫，清末法制改革对于西方法律制度进行了全面移植，这种全面引进为后来司法制度奠定了基础。光绪三十二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武廷芳主持编订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1](P124)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法草案，该草案工分总则、刑事规则、民事规则、刑事民事通用规则、中外交涉时间处理规则等5章260条，打破了中国法律编纂中实体法与诉讼法不分的传统模式。其后修订法律馆、法部等机构在继续修订诉讼法典的同时，相继制定公布或拟定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法院编制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其中《法院编制法》是晚清制定颁布的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法院组织法，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公开审判原则、审检分离和合议制度；[2](P318)而《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则是历史上第一部付诸实施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诉讼法典，它吸收了近代优秀的刑事诉讼原则，从而在中国首次确立了较为完备的起诉制度，检察官制度，回避制度，推进了中国诉讼制度近代化的过程。1910年，在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后，终于拟订完成了《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主要以日本的《刑事诉讼法》为蓝本，由日本法学家协助完成，内容较完备，系统采用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诉讼制度和原则，较完善规定了刑事诉讼程序，是一部当时世界范围内较先进的刑事诉讼法草案。中华民国成立后也曾使用其中部分内容，极大的推动了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近代化进程。

一、清末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具体内容

(一)创制中国近现代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由于时间所迫,清末法制改革对于西方法律制度进行了全面移植,这种全面引进为后来司法制度奠定了基础。光绪三十二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武廷芳主持编订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1](P124)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法草案,该草案工分总则、刑事规则、民事规则、刑事民事通用规则、中外交涉时间处理规则等5章260条,打破了中国法律编纂中实体法与诉讼法不分的传统模式。其后修订法律馆、法部等机构在继续修订诉讼法典的同时,相继制定公布或拟定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法院编制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其中《法院编制法》是晚清制定颁布的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法院组织法,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公开审判原则、审检分离和合议制度;[2](P318)而《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则是历史上第一部付诸实施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诉讼法典,它吸收了近代优秀的刑事诉讼原则,从而在中国首次确立了较为完备的起诉制度,检察官制度,回避制度,推进了中国诉讼制度近代化的过程。1910年,在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后,终于拟订完成了《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主要以日本的《刑事诉讼法》为蓝本,由日本法学家协助完成,内容较完备,系统采用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诉讼制度和原则,较完善规定了刑事诉讼程序,是一部当时世界范围内较先进的刑事诉讼法草案。中华民国成立后也曾使用其中部分内容,极大的推动了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近代化进程。

(二)近现代刑事诉讼程序和诉讼理念的确立

1.建立新的司法机构体系,实行司法独立

从1906年开始,清朝在官制改革中改变了传统的行政官兼理司法的做法,参照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对司法机关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陆续建立了新的司法机构体系。根据《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的规定,把“刑部著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3](P557)刑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工作,大理寺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并且具有法律解释权,监督地方各级审判机关的审判工作。1911年颁行的《法院编制法》规定在地方上设省级高等审判厅、府级(直隶州)地方审判厅、州县级初等审判厅。1909年试行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规定设立检察机关和警察部门。检察机关负责侦查和起诉,同时对审判予以监督,警察部门辅助检察机关进行侦查,总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初级检察厅在各级审判衙门中相应设立。审判、检察机构的独立设置,使司法权和行政权相分离,审判权和控诉权相分离,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审判机关系统和检察机关系统,结束了中国长期的司法行政不分的旧体制。同时也萌发了最早的法院、检察院系统和警察部门。另外还规定了检察官和法官的考试任用制度。在清政府公布的《法官考试任用章程》等法律文件中,具体规定了任职条件。同时清政府在各地学堂积极开展法学教育,为司法官员的职业化提供了条件。

摘要:清末政府在变法修律的大背景下,进行了司法体制的改革,通过法律移植引入了大量的现代化的法律制度,仿照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原则建立了近代司法机构组织,确立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诉讼原则和规则制度。清末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的开端。然而由于封建专制主义政体的历史局限性其失败是必然的,但这次法制改革对我国当前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和教训,通过对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的研究希望对今天的司法改革有所启迪。

关键词:清末;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司法变革

清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腐朽、落后的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之下无法照旧统治下去。20世纪初,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先后攻占北京,使清政府意识到变法改革的必要性。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封建专制统治,尤其是为了收回“领事裁判权”,清政府被迫于1902年开始变法,艰难地迈开了法律改革的步伐。中国社会承袭了几千年的“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法律体例土崩瓦解,走上了法制现代化的道路。至此,刑事诉讼法在中国开始以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清末法治改革对中国社会,中国法制发展的进程以及现代法律的发展变化都起着一定的影响,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拟对清末刑事司法制度改革进行研究,借鉴其经验教训,推动当前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建设和司法改革的发展。

一、清末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具体内容

(一)创制中国近现代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由于时间所迫,清末法制改革对于西方法律制度进行了全面移植,这种全面引进为后来司法制度奠定了基础。光绪三十二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武廷芳主持编订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1](P124)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法草案,该草案工分总则、刑事规则、民事规则、刑事民事通用规则、中外交涉时间处理规则等5章260条,打破了中国法律编纂中实体法与诉讼法不分的传统模式。其后修订法律馆、法部等机构在继续修订诉讼法典的同时,相继制定公布或拟定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法院编制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其中《法院编制法》是晚清制定颁布的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法院组织法,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公开审判原则、审检分离和合议制度;[2](P318)而《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则是历史上第一部付诸实施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诉讼法典,它吸收了近代优秀的刑事诉讼原则,从而在中国首次确立了较为完备的起诉制度,检察官制度,回避制度,推进了中国诉讼制度近代化的过程。1910年,在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后,终于拟订完成了《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主要以日本的《刑事诉讼法》为蓝本,由日本法学家协助完成,内容较完备,系统采用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诉讼制度和原则,较完善规定了刑事诉讼程序,是一部当时世界范围内较先进的刑事诉讼法草案。中华民国成立后也曾使用其中部分内容,极大的推动了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近代化进程。

一、由分散到集中：刑事执行体制之检讨与改革

(一)现行刑事执行体制的主要特征

1.分散型执行体制。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负责刑罚执行的机关可以分为三类：交付执行机关、执行机关和执行监督机关。其中，人民法院是交付执行机关，人民检察院则是执行监督机关，人民法院、监狱、公安机关及其转交的其他有关单位和组织等是执行机关。在具体承担执行职能的机关之间也存在着权限上的分工，即人民法院负责对无罪、免予刑事处罚、罚金、没收财产和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的执行；监狱和未成年人管教所负责对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判决的执行，除此之外监狱还负责对死缓判决的执行；拘役判决的执行由拘役所负责；公安机关负责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拘役缓刑、拘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等罪犯的执行。在我国，看守所虽然不是刑罚执行机关，但是为了减少押解负担、节省资源，对于判处1年以下和余刑在1年以下的罪犯可由看守所代为执行，在没有拘役所的地方，拘役判决也由看守所代为执行。可见，我国现行刑事执行体制是一种分散型体制，即执行权分别由多个执行机关行使，导致执行主体多元化。

2.检察监督执行体制。在我国，检察机关是执行监督机关，而不是执行机关，它仅负责对执行刑罚的活动进行监督，并不承担具体的执行职能，不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24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检察机关的执行监督职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刑诉法第21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交付执行死刑前，应当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第二，刑诉法第215条、第222条、第22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决定暂于监外执行、减刑、假释以及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等情况实行监督；第三，监狱和其他执行机关在执行中，如果认为有错误或者罪犯提出申诉的，应当转请人民检察院处理；第四，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

(二)现行刑事执行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1.分散型执行体制弱化了执行权、减损了执行效果。现行的分散型、多元化执行体制，带来了刑事执行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一方面，分散型的执行体制，多元化的执行主体，导致刑罚执行权过于分散，容易造成“一人一把手，各唱各的调”的弊端，不利于总结经验、统一领导和科学管理，也不利于保障各种刑罚执行的统一和不同改造形式的前后相继；[1]更为严重的是另一方面，执行权的分散直接导致执行权的弱化，减损了执行的效果。由于我国缺乏一个统一指挥刑罚执行的机构主体，各种刑罚分别由多个机构具体负责执行，而这些机构往往又并非专门的刑罚执行机关，司法资源配置有限的现实，决定了其工作的主要精力肯定不会放在执行上，例如刑事诉讼法虽然将拘役、管制、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等交由公安机关执行，但公安机关本身的基本职能是进行侦查和社会治安管理，在目前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下，其本职任务已经十分繁重，实际上根本无暇顾及刑事执行工作，加上又缺乏一个统一的执行机关的领导、督促和协调，这就使得立法赋予其的拘役、管制、缓刑和假释的执行及考察监督管理工作基本上流于形式，[2]出现执行“落空”。实践中，在社会上执行的罪犯由于脱离管教而造成严重后果的现象比较严重。

“主体有扩展，损失难计算，因果多间接，徇私看客观，选举新课题，并案管辖难，异地搞侦查，重点在审判”。在10月28日、29日由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武汉市法学会、武汉大学法学院共同主办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法律适用理论与实务”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全国检察业务专家李忠诚用上述话对当前反渎职侵权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作了很简练的概括。

同样是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与反贪污贿赂工作相比，长期以来公众似乎并没有给予其足够的关注。经历了长期的默默耕耘，让渎职侵权检察人员感到欣慰的是，局面似乎正在悄悄发生转变。

恰在上述研讨会开幕的10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作了专项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报告》中，检察长坦言，虽然近年来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与党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仍然是检察工作中相对薄弱的环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阻力大这“三难一大”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渎职侵权———同一天的专项工作报告和研讨会针对的都是这个长期不为公众所熟悉的名词，这似乎是一种巧合。而有研讨人员对记者表示，“同一天”确实是“凑巧”了，但由此反映出高层与基层、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重视，却绝不仅仅是“巧合”。

高层的重视，已经共睹。那么如何从理论上指导实践、解决基层难题?研讨会就此展开讨论，首当其冲的就是破解“三难一大”。

谋划侦查势:解决“发现难、取证难”

发现难、取证难，这从《报告》中的数据可见一斑。在2005年至今年6月的四年半中，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1202件38754人，已侦结提起公诉17943件23308人。平均计算，一个基层检察院一年办理的此类案件很少。《人民检察》杂志社社长徐建波进一步提出，渎职犯罪具体存在多大的黑数不得而知，但根据相关统计分析，比例至少为犯罪明数的一倍以上，确实需要关注。

腐败问题是目前全球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社会污染和重大政治挑战。腐败现象之所以蔓延，纵然有其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致因，但从制度建构层面上分析，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应是其最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加强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建设，完善各项法律制度，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打击、惩处力度，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是预防和遏制腐败的最佳途径。本文主要从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建设现状以及我国现有反腐败法律体系存在缺陷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建设现状

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此后，这一基本的治国方略，正式写入宪法。依法治国，重点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法治，就是要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目前，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除了《刑法》对贪污罪、受贿罪等一些与反腐败有关的犯罪有明确规定外，据统计，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共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2000余项，其中，中央纪委、监察部120余项，可以说，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党的纪检和行政监察两个法规体系，并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以及反腐败源头治本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出台了一些反腐倡廉实践急需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我国已构建起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

从2002年开始，一系列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出台，如监察机关回避制度，干部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关于军队领导机关工作人员插手干预基层敏感事务的处理规定(试行)、关于中央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若干规定的实施办法(试行)》等。

2003年是转折的关键。这一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同样在2003年，中央纪委确立了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的总体目标，即：按照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总体目标，按照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在2010年前建立起能够适应新时期党的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需要的中国特色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

他19岁就入党，1988年从部队转业后，一直从事纪检监察工作，1999年被评为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2000年被省纪委、省人事厅、省检察厅荣记三等功；2002年被评为全国百名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他就是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友星。

“怕死就不当纪委书记”

1997年秋，李友星就任三门县纪委书记不久，碰到一个非常棘手的案件。三门县粮食局原局长任某伙同建行原行长陈某贪污、受贿，群众反映强烈。但有关执纪执法机关多次查过，均因关系复杂无法突破。“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万一失败，责任由我来负。”在获取任某、陈某的大量证据后，李友星多次分别找两人谈话，终于攻破了顽固的堡垒。这两人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任某被判刑10年。消息一出，群众拍手叫好。

1999年2月，三门县组织销售赈灾福利彩票。不几天，居然有人打着爱心的幌子，在奖品上以次充好：四等奖名为上海凤凰自行车，实是杂牌拼装车；六等奖名为100多元的“精美真皮皮带”，却与地摊上十几元的仿皮皮带并无两样。仅皮带一项，当事人金某就可净赚60多万元。李友星在县委的支持下，决定对此事开展调查。

焦点很快就集中到县民政局局长王某，副局长何某、谢某身上。查还是不查？李友星拍案而起：“查，不管他有多大背景。在赈灾福利彩票上下手，天理不容！”不久，县纪委对王某、何某、谢某分别“双规”。李友星指挥办案人员各个击破。这3个人在证据面前不得不交代了事实。

1993年到2003年间，李友星参与查办的案件达940起，涉及副科级以上干部129人，直接为国家、集体挽回经济损失2000余万元。在查办这些大案要案中，李友星经常接到恐吓电话或威胁；还有的公开叫嚣要把他“放倒”；有人开摩托车撞他；还有人甚至跑到他老家去威胁他身患绝症的80岁老母亲……但这一切都动摇不了李友星：“怕死就不当这个纪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