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权范文10篇

[内容摘要]作为一个法律事实，我国检察机关定位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定位于司法权，已得到宪法之确认；作为一个法学问题，检察权与检察机关的性质之争却一刻也未曾停歇。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对三大法系检察制度进行分析，进而论证我国的检察权是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权的第四项权力——法律监督权。

[关键词]检察权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

半个多世纪前，新中国的建立推翻了中华民国的五权分立和六法体系，效仿苏联模式构建起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人民检察院应运而生。作为一个法律事实，我国检察机关定位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定位于司法权，已得到宪法之确认；作为一个法学问题，检察权与检察机关的性质之争却一刻也未曾停歇。本文拟从比较法的角度，论证我国的检察权就是法律监督权，且是最高权力之下的一项独立国家权力。

一、检察权性质之争

当前，学界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1、检察权是司法权，检察机关是司法机关。该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参加诉讼活动，在办案中采取措施，做出决定，是对个案具体事实适用法律的活动，符合司法权的特征。此说为当前通说，并得到官方认可。

一、检察权的内涵与外延

（一）、检察权的内涵

检察权的内涵指检察权的权力属性。近年来，理论界对检察权的定位论争可谓激烈。主要有：行政权说，认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在诉讼活动中追诉犯罪，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的职业特质，与中立消极的司法权迥然不同，因此检察权就是行政权。行政和司法双重属性说，认为检察权虽然具有行政权的属性，但是检察官与法官在诉讼性质上具有“同质不同职”的职业特点，均依照同一法律目标行事，同时享有受宪法人身及事务独立性的保障，所以说也是司法权，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双重属性。司法权说，认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行使侦查、起诉等权力，必须依统一的诉讼程序进行，是诉讼中行使司法权的重要部分。法律监督说，认为法律监督权和检察权本是同等语义，检察机关的各项权能都由法律监督权派生而出，“诉讼程序成为法律监督的载体系统”。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宪法，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就是一种"法律监督"权。

（二）、检察权的外延

检察权的外延指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权范围。在检察权能中，以监督权为核心，由职务犯罪侦查权、批准和决定逮捕权、公诉权、诉讼监督权构成权力体系，我国的的检察权能主要包括：1、侦查权。一是职务犯罪侦查权。检察机关有权立案查处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渎职行为，从而达到检察国家工作人员、保障公职人员廉洁勤政、依法行政的目的。二是普通刑事犯罪侦查权。主要指对公安和其他刑事犯罪侦查机关侦查不充分的案件进行补充侦查，以满足对案件提起公诉的证据要求。2、公诉权和参与诉讼权。这是检察权的核心内容。公诉权是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违反法律的行为提出控诉并在审判过程中出席法庭支持其主张的权力。参与诉讼权是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参与由其他公民、法人、社会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权力。3、依法行使批捕的司法审查权。4、诉讼监督权。维护司法公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要使命。诉讼监督包括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监督。

检察改革的方向应是强化法律监督，而不是削弱甚至取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检察机关据以行使法律监督职责的各项检察权能是法律监督权的外延，新形势下检察权功能的发挥不仅不能偏废，而且应当继续充实和完善。

摘要：现代检察制度是随着国家将刑罚权分解并由不同国家机关承担侦查、起诉与审判职能而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是法治思想的产物。刑事法治的要旨在于对国家刑罚权进行限制以保障公民个体的权利。我国法治实践表明，检察机关的根本任务应从侧重刑罚的保护功能(惩治犯罪)向刑罚保护功能和保障功能(保障人权)并举，维护国家刑罚权良性运行的轨道转变，这不仅是刑事司法规律对检察权运行的本质要求，也是“法律监督”属性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本质含义和具体体现。

关键词：国家刑罚权；检察职能；罪刑法定主义；制衡职能

一、域外国家刑罚权与检察职能关系比较

“刑法属于授权性规范，刑事诉讼法属权于限性规范。刑法设定了国家的刑罚权，刑事诉讼法则为国家刑罚权的正确行使、适度行使设置规则和界限。”检察机关通过对刑罚权运行中不同环节的刑事司法主体的权力制衡，发挥着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职能作用，实现国家刑罚权的规范运行和刑事法治的统一标准。

(一)西方主要国家刑罚权的实体问题与检察职能

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实体裁判起着制衡的作用在两大法系国家刑事裁判活动中是相同的，只是由于诉讼模式和诉讼机制的不尽相同，在具体的运行机理上存有各自的特点。

司法公正是人类法制建设中永恒的追求，而司法独立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这已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基本法治原则。1985年联合国大会批准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中规定：“各国应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并将此项原则正式载入其本国的宪法或法律之中，尊重并遵守司法机关的独立，是各国政府机关及其他机构的职责”。

我国《宪法》第131条也对司法独立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独立行使检察权的现实与现代法制中司法独立的合理性标准之间存在着两方面的差距：“一是制度层面，即使在立法上做出了声明和宣言式的规定，制度保障问题亦未解决；二是实践层面上，现实与设想的差距更为突出”。①笔者在此力图通过对我国现行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上的各种理念障碍进行分析，从变革观念入手，使司法独立获得真正的生命力。

一、对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理性反思

现行《宪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在领导体制上实行上级领导下级，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及专门人民检察院。这种规定表面上看实行的是一重领导，但事实上，根据正在运行的各种法规、规章及政策规定，目前我国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难以定论，名曰直接领导，实则管家太多。“上级管指标、党委管纱帽、政府管钱袋、人大管选票”。具体表现在：

一是检察权力地方化。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按行政区划设置地方各级检察院，司法管辖区从属于行政管辖区，检察院对地方行政机关存在着机构、人员和经费等依附关系，使设在行政辖区内的国家检察机关，实际上成为“地方检察机关”，处于当地政府下属的一个执法部门的地位，造成了管人的不管事，管事的管不了人的不合理现象。不少部门和领导出于地方或个人的利益，利用手中管人、管钱、管物的权力直接干预检察工作，而检察机关亦往往出于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委曲求全。

二是检察活动功利化。由于目前检察机关的经费是由各级财政负担，因此地方财政收入的差异成为影响检察系统内部各地区经费保障不均衡的关键因素。于是，一些检察机关在地方政府创收指标和自身利益驱动的双重制约下，违心地将办案与创收联系起来，使得检察权不得不向行政权妥协。

各位来宾，同志们：

大家好！首先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对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的成立和举行揭牌仪式表示衷心的祝贺！向参加今天挂牌仪式的市院副检察长、处长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市检察院对县检察院的关心与指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布置，我县检察院反渎职侵权科正式更多为反渎职侵权局，这不是简单的名称改变，而是通过更名设局，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加大惩治和预防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力度；进一步扩大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社会影响，增强人民群众与渎职侵权犯罪作斗争的信心；进一步加强机构和队伍建设，提高整体查办渎职侵权犯罪的能力；进一步调动广大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发展。

一直以来，县人民检察院紧紧围绕我县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大局，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加大查处渎职侵权犯罪工作的力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2002年以来，该院共审查批捕案件987件1383人，审查起诉1299件1734人，出庭支持公诉502件，其中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92件99人，查办科级干部涉嫌职务犯罪案件21件2人，累计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500余万元元。

但是，随着我县经济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我县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廉洁奉公，规范执法。因此，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必须把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切实加大力度。而检察机关这一重要职能是由渎职侵权检察部门承担的，加强这一职能部门的机构和队伍建设，可加大对司法权和行政执法权的监督，促进公正司法和依法行政。检察机关要对于经济主管部门、行政执法机关、刑事执法机关查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法犯罪情况加强跟踪和监督，要坚决纠正有案不立、压案不查、有罪不究、以罚代刑、降格处理等情况。今后凡是发生重大责任事故、重大违法事件、重大侵民事件，党委、政府组成调查组时将吸收检察机关作为成员单位介入，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并查处其背后的渎职侵权犯罪。对那些干涉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查办案件和阻挠其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为违法犯罪活动充当“保护伞”的，检察机关要加大查处力度，净化执法环境，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要建立执法领导责任制，对那些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影响公正执法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根据每个时期渎职侵权犯罪的发案情况，确定侦查工作重点，使惩治与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更加符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需要，符合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需要，符合国家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同时，检察机关要坚持一手抓查处，一手抓预防。结合办案，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对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重要性的认识，广泛开展宣传活动，让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了解反渎职侵权局职能、掌握渎职侵权犯罪立案标准，更好地举报各类渎职侵权犯罪。认真抓好渎职侵权犯罪的预防工作，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渎职侵权犯罪。

我们相信，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的成立，必将推动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健康快速发展，标志着我县查处渎职侵权犯罪工作进行了一个新的阶段。

[摘要]检察权的优化配置，是检察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司法改革的必然。科学配置检察权，需要以现行的宪政体制和制度框架为基础，遵循司法规律和考量检察工作的现实需要。本文从考量检察权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角度出发，指出了当前检察职权配置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立法疏漏并进行分析，进而探寻优化检察职权配置和创新运行机制的方面的浅见和思路。若干方面。

[关键词]检察权内部权能配置机制创新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检察权的定位一直争论不休，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检察权的配置也缺乏整体架构上的协调，在配置的各个检察权能之间、具体检察职能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之间，也缺乏必然的关联性。

一、检察权的内涵与外延

（一）、检察权的内涵

检察权的内涵指检察权的权力属性。近年来，理论界对检察权的定位论争可谓激烈。主要有：行政权说，认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在诉讼活动中追诉犯罪，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的职业特质，与中立消极的司法权迥然不同，因此检察权就是行政权。行政和司法双重属性说，认为检察权虽然具有行政权的属性，但是检察官与法官在诉讼性质上具有“同质不同职”的职业特点，均依照同一法律目标行事，同时享有受宪法人身及事务独立性的保障，所以说也是司法权，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双重属性。司法权说，认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行使侦查、起诉等权力，必须依统一的诉讼程序进行，是诉讼中行使司法权的重要部分。法律监督说，认为法律监督权和检察权本是同等语义，检察机关的各项权能都由法律监督权派生而出，“诉讼程序成为法律监督的载体系统”。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宪法，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就是一种"法律监督"权。

〔摘要〕在司法体制改革大背景下，人民检察院的部分职能转由监察委员会承担，从而引起检察权的重大变化。在面临保障监察委员会职权的规范运行、检察院与监察委员会工作衔接等一系列问题的境况下，应当对改革后检察权的变化有一个整体的、准确的认识。只有厘清检察权的性质与定位，分析司法体制改革对检察权造成的影响，提出新形势下检察权的合理配置方案，才能为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正确方向。

〔关键词〕检察权;改革;合理配置

一、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权的定位与性质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和监察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我国既有的国家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由原来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度转变为“一府两院一委”制度。国家权力的重新配置无疑对检察机关的职能产生了巨大冲击，加之监察委员会所行使的“监察权”中，反贪、反渎以及预防职务犯罪本身占据了之前检察院整体业务内容的三分之一，致使检察院职能中的侦查权基本被架空，导致一些学者对检察院是否还具备“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以及检察权的性质产生了质疑。(一)检察权的定位。检察权是国家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但是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一直都存在着争议。在面对监察体制改革对检察权所带来的重大影响，不少学者就新形势下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有学者认为，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出现了检察机关和监察委员会两种监督主体，这种情况在世界上较为罕见，这种权力架构的定位是暂时的，会在以后的宪法修正中作出修改。有的学者则认为，在监察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应当对检察权的内涵重新作出界定，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公诉机关和诉讼监督机关［1］。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的宪法地位只能是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的定位并不会因“监察权”的出现而发生变化。一方面，从新修改的《宪法》第3条可以看出，我国“一府两院一委”的权力配置格局已经正式形成。从我国国家权力配置横向结构上来看，监察委员会只是作为与“一府两院”地位相对等的新增设的第四个国家机关，改制后仍然由政府掌握行政权，法院和检察院掌握审判权和检察权。另一方面，检察院作为独立的国家机关，其地位和职权主要体现于《宪法》第134条和第136条之中。《宪法》第134条是规范检察院地位的首要条款，是对检察院的宪法定性，即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而第136条则主要规范检察院行使职权的统称，即检察权［2］。因此，只要宪法没有作出修改，检察院仍然是法律监督机关，而检察权也仍然是并列于行政权、审判权和“监察权”之外的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并不因机构的调整和职能的削减而发生改变。(二)检察权的性质。检察权的性质历来是学者和司法部门争议的焦点，主要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双重属性说(兼具行政权和司法权)和法律监督权说四种观点［3］。笔者认为，检察权应当定性为法律监督权。其原因有以下三点。1.从现代检察制度的起源来看。首先，我国检察权的职能主要包括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尽管体制改革后职务犯罪侦查权转由监察委员会行使，引发检察权的属性发生了重大改变的争议，但是从现代检察制度的起源来看，检察官是由早期法国和英国“国王人”演化而来，目的是确立公诉制度，保证追诉犯罪活动的顺利进行，代表国王监督行政权和审判权的实施，维护法律统一和法律权威。可以看出，检察权在诞生之日起就与法律监督相伴而生，检察机关的首要职能是代表国家和政府追诉犯罪，国家检察权的核心在于公诉权而非职务犯罪侦查权。其次，虽然出现了监察委员会职能交叉和分权，但是检察机关“职务监督”职责的转移并不代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的完全转移，其中的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等法律监督职责并未发生变化，监察机关的监察职能没有也不可能取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2.从检察院的公诉权来看。公诉是检察机关参与刑事诉讼并对刑事诉讼实施法律监督的一种形式，公诉人是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全过程实施法律监督的阶段性监督的外在表现。公诉是对国家追诉犯罪活动的外在形式的表述，而法律监督是对其本质属性的表述［4］。一方面，检察院通过审查起诉活动，确定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收集的证据是否符合法定要求、对犯罪性质与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以及有无遗漏其他犯罪行为，从而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或者退回补充侦查的决定，由此起到对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进行法律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只有检察院对案件提起公诉，才能进入法院的审判程序。法院不能对未受公诉机关(自诉人)指控的被告人或犯罪事实进行审判，以防止审判权的滥用，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并把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权的法律监督作用落到实处。由此可见，我国检察院的公诉权本身就具有法律监督权的性质。3.从我国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来看。首先，我国的政治制度有别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模式，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国家权力统一归属于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代表大会委托具体的国家机关行使。根据《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享有立法权、任免权、决定权和监督权，监督权只是人大主要职能之一，因此单靠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还远远达不到目的，为实现对权力的制约、保障国家权力的正确实施，需要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来行使职责。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一委”的权力架构中，监察委员会只是负责监督公职人员行使权力的廉洁性和勤勉性，而检察院仍然要承担法律监督职能［5］。因此，检察机关行使权力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其次，虽然我国的检察制度受到前苏联影响、借鉴了列宁关于法律监督的理论，但是这并不是确立我国检察权性质的唯一依据。自古以来，我国就有设立监督职能机构的传统，战国时期初步建立的御史制度，其职责是“纠察百官、监督地方”，与我国现代检察制度在地位和形式上颇有相似之处。作为我国检察权的历史渊源，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的法律监督理论建立的基础之一就是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将检察权定性为法律监督权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二、司法体制改革对检察权造成的影响

监察体制改革将职务犯罪侦查权转由监察委员会行使，表面上看只是削减了检察权诸项职能中的一项职能，实则给检察权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影响。(一)检察权的职能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使原本检察权中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三分天下”的权力结构基本不复存在。一方面，查处贪污受贿、失职渎职犯罪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原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职务监督”职责转移到由监察委员会实施监察，人民检察院不再履行这一重要职责。笔者认为，对于检察权职能的削减，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检察权的弱化，但是由此也会让检察权的职能更趋向于精细化，有利于改变检察机关以往“一职多能”的混乱状态，促使检察机关完善自身机构设置，更好地行使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真正回归检察权法律监督的本质。随着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公益监督将成为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形式，公益诉讼监督权也将成为新的检察权职能结构中的一项重要权能。人民检察院通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两种途径。对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的违法行为实施法律监督，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扩展和延伸。转隶后检察权的“一减一增”意味着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得到加强的同时，也会把工作的重心向行政执法领域倾斜［6］。(二)诉讼监督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诉讼监督作为检察权的“半壁江山”，从诉讼阶段上看主要分为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包括提起抗诉(上诉)、批准逮捕、提出检察建议和进行检察纠正等多项权能。虽然以往检察机关这些权能都有明确的分工且内容不同，从表面上看都属于独立行使职权，但是实践中诉讼监督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职务犯罪侦查权才能得以发挥。除通过抗诉或上诉启动诉讼监督程序以外，检察机关主要是针对诉讼中的相关部门的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或建议来行使法律监督权。由于之前检察机关具有职务犯罪侦查权，因此在提出检察建议或纠正意见后，有关部门通常会充分采纳并进行纠正改错。但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后，这种监督方式所起到的作用力度有所降低，使检察机关职能虚化的“软骨病”变得更加严重。正如学者所说，司法体制改革虽然对检察权的运行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但是重构检察职能的过程，或许正是诊治“软骨病”的最佳时机［7］。(三)检察权与监察权的衔接问题。由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剥离”，导致对与此权利相关联的一系列业务工作均产生了“附带性”影响，诸如控告、举报、司法警察职能、技术部门同步录音录像业务以及办案工作区的使用等，都需要依据职能变化作出进一步的调整。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和监察委员会在查办案件方面建立职能衔接机制，将原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等部门的职能，包括机构和人员一并转隶给监察委员会，由监察委员会依法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虽然这种职能转移使得公诉部门不再像以往那样受到检察院内部机构设置的制约，在职务犯罪案件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只能通过检察机关自身予以监督，但是对于监察委员会移送审查起诉的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仍需要认真审查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对是否符合起诉条件进行认定，从而作出依法起诉、不予起诉退回补充调查或自行补充侦查的决定。这其中尤其需要做好办案程序的衔接工作，在审查起诉中形成良好的官方沟通协调机制，以达到检察权和监察权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作用。

长期以来，对于我国检察权的界定，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检察权的模糊认识已经影响到检察工作的开展，如果检察权的定位尚存在模糊认识，检察工作就会缺乏力度，检察机关独立性也会受到质疑。检察权的定位尤其关系到当前的检察改革工作，可以说，检察权的定位问题是解决检察权怎么改，方向如何，关键在哪等一系列问题的前提所在。目前对于检察权的定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检察权是一种行政权；（2）检察权具有行政权与司法权双重属性；（3）检察权是一种司法权；（4）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5）直接用“检察权”予以定位。笔者仍然较为赞同第四种观点。

一、检察权定位于法律监督权的理由

1、一个国家机构所具有的性质、地位、职能作用决定了这个国家机构和权力的性质。每一个国家机构都有它特定的职能、作用、职权，各不相同。检察权应该受制于检察机关的性质，中国的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是通过检察活动来实现法律监督的使命，这种职权性质必然是法律监督权。

2、司法行、行政权、检察权均无法准确定义检察权的性质。检察权定位问题是将何种法律职能作为检察权的基本职能或本质属性并以此为根本构建检察权体系的问题，也就是检察权究竟是什么性质？性质是一个事物所特有的质，那么，什么是检察机关所特有的质呢？司法性、行政性均不能作为检察院的性质，从整个检察活动看，不能否认带有司法性、行政性的活动，但这是实施检察权力的一种方式、方法，不能界定为职权的基本性质，法院在组织体制上同样存在行政化的影响，难道审判权应该定位于行政权？同时，检察权也不享有完整的独立性、终局性，我国也不是实行的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显然不可以简单地将检察权划入司法权与审判权相提并论，它应当是一种独立于司法权和行政权之外的权利。而用检察权简单作为检察权的性质，将检察职权的概念与本质混为一谈，放弃了检察权的准确定位，更是犯了一种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不利于检察权的发展。

3、法律监督权是检察权的核心。概括地说，我国检察机关是有四大权能，即监督权、侦查权、批捕权、公诉权、另外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有一项司法解释权。这种监督权是核心，贯穿于一切检察活动之中，如侦查权不仅仅是对犯罪的侦查，主要是对国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过程中的合法性或犯罪行为进行监督，而且在行使这种侦查权力的过程中，具有司法弹劾性，即对不称职的国家官员监督、弹劾，实际上是以法律制约权力，是保障法律在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活动中的实施，检察机关的这种侦查就是实现法律监督的手段；批捕权的行使，从它的本质属性来说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侦查权或侦查行为，在侦查过程中保障人权，而公诉权更是检察机关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追诉、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执法活动，这种追诉活动本身就是监督国家法律实施的行为，同时公诉权的行使突出地表现为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监督，具有维护国家法律的严格遵守与正确适用的作用。

二、检察权定位于法律监督权的价值基础

目录

一、检察机关是否享有民事诉权的论争--------------------------------------------(1)

二、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的理论基础-------------------------------------------(2)

（一）诉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必要构成，是检察机关成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代言人的法律依据-------------------------------------------------(2)

（二）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诉权不仅不违反“意思自治”的民法原则，

还是对“依法行使民事权利”原则的保障和落实-------------------------------(3)

摘要：目前，我国法学界对检察机关职权配置问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三个。其中，检察机关是否有侦查权是个伪问题，其本质是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时由谁来监督；检察官不是“中立及超然”的司法人员，不应当有对强制措施的批准权；检察官不应当以居高临下的“法律监督者”的身份监督审判程序，而是应当通过程序动议权和上诉权监督审判程序。目前主张维持检察机关职权现状的学者，有严重的部门本位主义，检察权改革应当摒弃部门本位主义。

关键词：检察机关侦查权强制措施批准权审判程序监督部门本位主义

Summary:Atpresent,thelawcirclesofourcountryhavefiercedisputetodisposalofthefunctionsandpowersofprocuratorialorgan.Therearethreesubjectproblemsdisputed.Amongthem,itisafalseproblemwhethertheprocuratorialorganhastherighttoinvestigate;itsessenceiswhosupervisesprocuratorialorganwhenitisinvestigating.Publicprocuratorisnot"neutralanddetached"judicialofficer,shouldnothaveapprovalrighttothecompulsorymeasure;Thepublicprocuratorshouldnotsupervisethetrailprocedureasa"lawsupervisor"occupyingacommandingposition,butshouldsupervisethejudicialprocedurethroughthemotionrightinthetrailandappealrightafterthetrail.Onthisdisputethescholaroftheprocuratorialorgan,haveseriousselfishdepartmentalism,theprocuratorialpowerreformshouldabandondepartmentalism.

Keyword:Theinvestigatingpoweroftheprocuratorialorgan,Sanctionpowerincompulsorymeasure,Supervisetotrailprocedure,Selfishdepartmentalism.

2007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围绕检察制度能否质疑，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源起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在《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关于中国检察制度的几个问题》[[1]]。全文大约有4万字，分六个部分。其中第六部分的题目是“为什么检察制度屡受质疑”，认为有三个原因：（一）片面的思想方法；（二）不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研究方法；（三）不端正的动机目的。认为有些学者是“别有用心”，企图以西方三权分立理论为依据否定检察权作为法律监督权的性质以取消检察机关现有的一些重要职权。

接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崔敏教授写了一篇与之商榷的文章，题为《为什么检察制度屡受质疑》（《法学》2007年第7期）[[2]]。这篇文章发表后，在检察系统引起强烈反弹，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王守安先生在《法学》第9期发表一篇文章。苏州大学法学院的周永坤教授看到“王文”后，认为它比“朱文”更极端，写了《追求理性的学术论辩》一文[[3]]，从学术论辩应当遵循若干规则入题，对论辩双方的理论是非和文风优劣作了客观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