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改革范文10篇

[内容提要]本文提出，我国从整个司法系统的角度深入研究和推进检察改革，还面临很多课题，但可以通过分析我国检察改革中应当处理好的四大关系来透视我国检察改革的问题和方向。文章分析了在检察改革中检察体制与宪政体制的关系；隐形程序与明确法律规则的关系；打击犯罪与维护公正的关系；检察一体与检察官独立作用的关系；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的关系。

[关键词]检察改革宪政体制隐形程序客观义务检察一体化

我国的检察改革是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而且暗合了世界法律演进的潮流。上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进行了检察制度改革，英国80年代初进行了刑事司法改革无不是在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法律制度，通过改革之路来完善本国的法律制度是各国在不断探求后得到的共同的经验。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就被司法改革的浪潮所席卷，检察改革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学界和实务部门普遍关注的话题。改革目标之一在于促进法律自身完备和发展，以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法律能量的最大释放，使法律在整个社会规范中具有极大的权威。然而如何以中国法治化进程为背景，从整个司法系统的角度深入研究和推进检察改革，还面临很多课题。近几年来检察机关加大了改革的步子，力图把检察改革向纵深发展。其中有的改革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结果，有的改革则是从我国司法实践中得到的启发，部分改革项目在试点运作中更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改革的思路和路径的选择是值得称道的，在改革的过程中不仅关注道理宏大的价值的实现，更注意把它与不弃微末的制度与程序结合起来。笔者欲通过我国检察改革中应当处理好的四大关系来透视我国检察改革的问题和方向。

一、检察体制与宪政体制的关系

英美法系以权利为主线的检察制度模式，英美国家重视个人权利和自由，其宪政的核心是限制国家权力，检察制度也渗透着以公民权利制约司法权力的基本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检察官当事人化，检察机关在行使职权时的法律地位与公民对等；第二，检察机关的职能和职权受到较大的限制，主要职能是进行公诉；第三，检察机关的组织体系较为松散，检察官制度的职业化建设有限。在大陆法系国家，其检察制度是以权力为主线的。国家主义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家至上的理念成了国家积极全面的介入刑事诉讼的理论根据。检察制度也体现出了突出国家权力的特点：第一，检察机关的地位高于当事人；第二，检察机关的职能、职权广泛，拥有对罪案的侦查职能，也有权指挥司法警察的具体侦查活动。检察官永拥有对侦查、审判行为的监督职能；第三，检察机关的住址体制事实上形成了一体化的领导体制。前苏联社会主义法系以监督权为主线的检察制度模式。这种检察制度的特征是：第一，检察机关在国家宪政中具有独立的宪法地位，其根本职责是为了维护法制统一而进行法律监督；第二，检察机关享有广泛的法律监督权，不仅享有在刑事诉讼中的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在民事诉讼中也享有监督权；第三，检察机关建立独立的组织系统并实行上下垂直的体制。[①]

由上述分析可见，不同的宪政制度下检察制度也存在明显的不同。我国的检察制度改革必须站在本土化的基点，借鉴国外的检察制度亦必须考虑与本土宪政结构和法律文化的兼容与整合，寻求普遍性真理和我国本土资源的最佳结合点。我国检察改革必须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人民检察制度的框架内进行。视我国宪政体制于不顾，而奉西方“三权分立”为圭臬，必将使我国检察制度背离其设立的初衷，而使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产生冲突，甚至淹没于西风东渐的狂潮，而且这样的改革本身必然会夭折。众所周知，任何一项制度只有具有合宪性才具有合法性。要想正确把握检察机关的性质和职能必须从宪法的高度探求。当然有人从诉讼构造的角度还有诉讼职能的角度认为应当取消检察机关监督的职能，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该项职能是宪法明确规定的，要想发生变化仅从下位法规定是不合适的，应从宪法的角度来认识。在宪法没有做出修订之前，检察改革应在现有的宪法框架之下进行，擅自超越宪法的做法是不值得称道的。

提要：当今许多国家都在进行检察制度改革，以确保司法的公正与神圣；我国也不例外，检察制度改革作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文只是对我国检察改革做一个粗浅的论述，以期作一块引玉之砖，求教于大方。

关键词：检察制度检察机关检察权检察官

检察制度产生及其发展的历史较短，在制度构建上现仍不够成熟。检察制度的雏形是14世纪左右法国出现的“国王制度”，然直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后，才产生了近、现代意义上的检察制度，其初衷是监督警察滥用警察权，防止法官自由擅断。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也有自己的检察制度渊源，即古代御使制度，这个说法是讲不过去的，中国传统的司法体制是一种绝对行政化，父母官式的管理而远非现代竞技性的、权力制衡意义上的检察制度。我国现行模式的检察制度是源于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模式，今天的俄罗斯以及东欧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剧烈转轨，我们目前这种体制的运行亦积弊颇深。1999年的宪法修正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政治的民主化、科学化，行政管理的法制化，经济的市场化等得到进一步的深入发展。我国检察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配合着政治体制的改革，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理应在制度构建上进行相应的变革。检察权的正确定位，检察机关的地位独立以及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等已成为当前检察制度改革重点。本文拟从这几个部分对当前我国检察制度改革作一初步的剖析。

一、检察权的正确定位，是理顺所有检察工作的出发点

检察权之定位，直接决定着检察机关有无独立性、独立程度之高低以及检察权如何配置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检察权的正确定位，是理顺所有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关于检察权如何定位？现在，在我国学术界有四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1、我国的检察权是一种行政权；

同志们：

在我国检察机关恢复重建30周年和市检察院建院30周年之际，市检察院召开纪念改革开放暨建院30周年座谈会，畅谈历史、回顾工作、谋划发展，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在此，我代表市委向为我市检察机关建立和人民检察事业发展作出贡献的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全市广大检察干警和检察系统的老同志们表示亲切的问候!

恢复重建人民检察机关，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作出的重大决策，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30年来，我市检察机关在市委的直接领导和省检察院的指导下，在市人大的依法监督下，紧紧围绕全市改革发展大局，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认真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不断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为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保障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市委对检察机关工作是满意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也是信赖的。

下面，我就检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现，认真做好新形势下检察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准确把握宪法定位，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

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国家法律监督职能。检察制度作为我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法律监督属性的有机统一。检察机关要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不断强化政治意识、法律意识。自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统一思想，武装头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要以对党、对人民、对宪法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能。在工作实践中，既要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检察权，又要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既要严格公正执法，又要服务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既要保证执法办案的法律效果，又要确保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效果。

党的十六大提出关于推进司法改革，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战略实施，这是新时期强化司法工作新的里程碑。同样，检察改革势在必行，这就存在着一个以检察改革的成效推进检察事业跨世纪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笔者认为，检察改革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是理性的着眼于达到最佳预期效果的改革。其理性主要表现为：着眼于从制度上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理顺检察机关和党委、人大、政府的关系；着眼于提高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工作效率，调动工作积极性；着眼于“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是否符合这些条件，是我们判断具体进行的检察改革行为或方案是否理性的标准。

一、检察改革应达到的最佳效果

检察改革应达到的最佳效果，就是要保证检察改革的目的最大限度地得以实现。检察改革总的目的，就在于确保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从制度上保证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逐步减少业务管理工作中的行政色彩，增强检察机关的司法属性，从而充分发挥其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围绕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服务的作用。

上述检察改革的总的目标即最佳效果的实现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工作效率得到提高。机关以效能为本，效能以人为本。要强化领导班子建设，通过领导班子建设带动和促进各级检察队伍建设。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和表率作用影响和感染广大干警，敢于让干警“向我看齐”，做到正人先正己；要强化队伍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增强检察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在整个检察队伍素质得到有效保证的情况下，还有一个提高机关工作效能的问题。效能建设是把管理的诸要素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管理活动，它是管理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层次的管理形式和载体，加强检察机关效能建设，是提高工作效率的关健。笔者认为，效能建设的基础便是规范化建设。近几年来，全省各级检察机关都在搞规范化建设，特别是从今年开始，省院把规范化建设摆上了重要日程，旨在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全省检察机关规范化建设基本到位。相信随着规范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各项规章制度的全面落实，检察工作一定会走向制度化、科学化、法制化的发展轨道，检察队伍的素质和形象一定会得到更大程度的提升，工作效率也会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各项工作一定能够取得新的成绩、开创新的局面。

（二）检察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能够有利于充分调动干警的工作积极性。现行的检察体制中确实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内设机构形式与检察法律监督内容不相适应的地方。譬如，在全国许多检察机关，由于强调上下对口，普遍存在着分工过细、忙而不均的问题，一些干警在此情况下，热衷于到待遇比较高或工作量比较少的部门工作。而对待遇较低或工作量比较大的部门不感兴趣。由于这样，有的同志产生了疲劳厌战情绪，有些同志的业务能力则得不到全面的提高。因此，要从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入手，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检察改革，保持内在动力，增强检察机关的生机和活力。要进一步深化主诉、主办检察官制度，要以保证案件质量、提高工作效率、完善效果、增强责任为目的，切实赋予相应的权力，落实岗位津贴，实现责、权、利的有机统一；要积极推行机构改革，有效配置人才资源；要大力推进岗位目标责任制，严格考核和奖惩，建立起注重实绩、公开公正的评价机制，使干警的职级、法律职务晋升和表彰奖励，都有体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的激励竞争机制，从而进一步激发队伍的活力，使工作积极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检察委员会是人民检察院在检察长主持下的议事决策机构，对于提高办案质量和议事水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999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检察委员会工作改革列为六项检察改革措施之一。经过十年的改革，检察委员会的工作在实践中仍有不如意的地方，检察委员会的职能发挥不够全面，体现法律精神和刑事政策的决策能力不强，工作效率不高；在组织形式上行政色彩浓厚，决策议事程序上不够规范合理，影响了检察委员会的权威和作用的发挥。如何加快检察改革步伐，深化检察委员会工作改革，完善检察委员会制度，提高检察委员会的议事能力和工作效率，坚持科学、民主决策，保证依法正确行使检察权，充分发挥检察委员会作用，仍是需要探索的问题。笔者结合实践，就检察委员会改革谈些粗浅看法。

一、检委会运作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

1980年施行的《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规范检察委员会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加快、检察事业的不断发展和检察改革的不断深化，《条例》仅有8个条文已经不能适应工作和形势发展的要求，一些规定过于原则而导致实践中理解不一致、执行不统一；一些开展检察委员会工作必需的制度和机制缺失，在机构设置、成员结构、议事范围、议事程序等方面不明确、不规范，工作难以规范化、制度化。这突出反映了检察委员会目前在体制上存在缺陷，运作上存在不足，需要进行改革、完善，使检委会议事决策高质、高效、民主、科学。

当前，在我国检察实践中，对检委会的改革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取消说”。理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司法体系中没有检委会制度，我国的检委会制度在检察实践中存在诸多弊端，影响了司法独立和公正执法。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和我国司法体制与世界司法体制的接轨，检委会制度应当取消。第二种是“独立说”，理由是检委会制度出现的诸多弊端，其根本原因在于外界的干扰，而这种干扰检察机关无法抗拒的根本所在，是“人、财、物”的管理权受制于地方政府的支配，所以作为检察机关重大事项决策机构的检委会能否敢于公正执法，关键在于检察机关能否“独立”。第三种是“完善说”，理由是检委会作为“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制度，只有遵循的义务，没有取消的权力，该制度在运行中的不足无须“大刀阔斧”，只要个别改善即可。应该说，三种改革之说各有合理内核，但脱离我国的国情实际和缺少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的思维观。为此，笔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检察官素质的提高和国家政治体制与司法体制的改革，检委会制度及其功能将会发生变化，或有被新的机制整合的可能。但在我国现有的条件下，检委会改革的方向不是“制度的废弃”，也不是“个体制度”的独立，而应是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对原有制度的完善和创新，这种完善应立足于使检委会的功能得到符合时事的转变，这种创新应立足于发展的和可能变化的新情况，在创上敢“废”，在新上敢立，直以至达到改革之目的。

二、对检委会工作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组织建设，改善委员结构

〔摘要〕在司法体制改革大背景下，人民检察院的部分职能转由监察委员会承担，从而引起检察权的重大变化。在面临保障监察委员会职权的规范运行、检察院与监察委员会工作衔接等一系列问题的境况下，应当对改革后检察权的变化有一个整体的、准确的认识。只有厘清检察权的性质与定位，分析司法体制改革对检察权造成的影响，提出新形势下检察权的合理配置方案，才能为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正确方向。

〔关键词〕检察权;改革;合理配置

一、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权的定位与性质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和监察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我国既有的国家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由原来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度转变为“一府两院一委”制度。国家权力的重新配置无疑对检察机关的职能产生了巨大冲击，加之监察委员会所行使的“监察权”中，反贪、反渎以及预防职务犯罪本身占据了之前检察院整体业务内容的三分之一，致使检察院职能中的侦查权基本被架空，导致一些学者对检察院是否还具备“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以及检察权的性质产生了质疑。(一)检察权的定位。检察权是国家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但是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一直都存在着争议。在面对监察体制改革对检察权所带来的重大影响，不少学者就新形势下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有学者认为，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出现了检察机关和监察委员会两种监督主体，这种情况在世界上较为罕见，这种权力架构的定位是暂时的，会在以后的宪法修正中作出修改。有的学者则认为，在监察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应当对检察权的内涵重新作出界定，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公诉机关和诉讼监督机关［1］。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的宪法地位只能是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的定位并不会因“监察权”的出现而发生变化。一方面，从新修改的《宪法》第3条可以看出，我国“一府两院一委”的权力配置格局已经正式形成。从我国国家权力配置横向结构上来看，监察委员会只是作为与“一府两院”地位相对等的新增设的第四个国家机关，改制后仍然由政府掌握行政权，法院和检察院掌握审判权和检察权。另一方面，检察院作为独立的国家机关，其地位和职权主要体现于《宪法》第134条和第136条之中。《宪法》第134条是规范检察院地位的首要条款，是对检察院的宪法定性，即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而第136条则主要规范检察院行使职权的统称，即检察权［2］。因此，只要宪法没有作出修改，检察院仍然是法律监督机关，而检察权也仍然是并列于行政权、审判权和“监察权”之外的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并不因机构的调整和职能的削减而发生改变。(二)检察权的性质。检察权的性质历来是学者和司法部门争议的焦点，主要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双重属性说(兼具行政权和司法权)和法律监督权说四种观点［3］。笔者认为，检察权应当定性为法律监督权。其原因有以下三点。1.从现代检察制度的起源来看。首先，我国检察权的职能主要包括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尽管体制改革后职务犯罪侦查权转由监察委员会行使，引发检察权的属性发生了重大改变的争议，但是从现代检察制度的起源来看，检察官是由早期法国和英国“国王人”演化而来，目的是确立公诉制度，保证追诉犯罪活动的顺利进行，代表国王监督行政权和审判权的实施，维护法律统一和法律权威。可以看出，检察权在诞生之日起就与法律监督相伴而生，检察机关的首要职能是代表国家和政府追诉犯罪，国家检察权的核心在于公诉权而非职务犯罪侦查权。其次，虽然出现了监察委员会职能交叉和分权，但是检察机关“职务监督”职责的转移并不代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的完全转移，其中的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等法律监督职责并未发生变化，监察机关的监察职能没有也不可能取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2.从检察院的公诉权来看。公诉是检察机关参与刑事诉讼并对刑事诉讼实施法律监督的一种形式，公诉人是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全过程实施法律监督的阶段性监督的外在表现。公诉是对国家追诉犯罪活动的外在形式的表述，而法律监督是对其本质属性的表述［4］。一方面，检察院通过审查起诉活动，确定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收集的证据是否符合法定要求、对犯罪性质与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以及有无遗漏其他犯罪行为，从而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或者退回补充侦查的决定，由此起到对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进行法律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只有检察院对案件提起公诉，才能进入法院的审判程序。法院不能对未受公诉机关(自诉人)指控的被告人或犯罪事实进行审判，以防止审判权的滥用，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并把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权的法律监督作用落到实处。由此可见，我国检察院的公诉权本身就具有法律监督权的性质。3.从我国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来看。首先，我国的政治制度有别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模式，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国家权力统一归属于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代表大会委托具体的国家机关行使。根据《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享有立法权、任免权、决定权和监督权，监督权只是人大主要职能之一，因此单靠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还远远达不到目的，为实现对权力的制约、保障国家权力的正确实施，需要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来行使职责。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一委”的权力架构中，监察委员会只是负责监督公职人员行使权力的廉洁性和勤勉性，而检察院仍然要承担法律监督职能［5］。因此，检察机关行使权力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其次，虽然我国的检察制度受到前苏联影响、借鉴了列宁关于法律监督的理论，但是这并不是确立我国检察权性质的唯一依据。自古以来，我国就有设立监督职能机构的传统，战国时期初步建立的御史制度，其职责是“纠察百官、监督地方”，与我国现代检察制度在地位和形式上颇有相似之处。作为我国检察权的历史渊源，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的法律监督理论建立的基础之一就是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将检察权定性为法律监督权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二、司法体制改革对检察权造成的影响

监察体制改革将职务犯罪侦查权转由监察委员会行使，表面上看只是削减了检察权诸项职能中的一项职能，实则给检察权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影响。(一)检察权的职能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使原本检察权中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三分天下”的权力结构基本不复存在。一方面，查处贪污受贿、失职渎职犯罪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原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职务监督”职责转移到由监察委员会实施监察，人民检察院不再履行这一重要职责。笔者认为，对于检察权职能的削减，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检察权的弱化，但是由此也会让检察权的职能更趋向于精细化，有利于改变检察机关以往“一职多能”的混乱状态，促使检察机关完善自身机构设置，更好地行使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真正回归检察权法律监督的本质。随着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公益监督将成为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形式，公益诉讼监督权也将成为新的检察权职能结构中的一项重要权能。人民检察院通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两种途径。对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的违法行为实施法律监督，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扩展和延伸。转隶后检察权的“一减一增”意味着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得到加强的同时，也会把工作的重心向行政执法领域倾斜［6］。(二)诉讼监督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诉讼监督作为检察权的“半壁江山”，从诉讼阶段上看主要分为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包括提起抗诉(上诉)、批准逮捕、提出检察建议和进行检察纠正等多项权能。虽然以往检察机关这些权能都有明确的分工且内容不同，从表面上看都属于独立行使职权，但是实践中诉讼监督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职务犯罪侦查权才能得以发挥。除通过抗诉或上诉启动诉讼监督程序以外，检察机关主要是针对诉讼中的相关部门的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或建议来行使法律监督权。由于之前检察机关具有职务犯罪侦查权，因此在提出检察建议或纠正意见后，有关部门通常会充分采纳并进行纠正改错。但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后，这种监督方式所起到的作用力度有所降低，使检察机关职能虚化的“软骨病”变得更加严重。正如学者所说，司法体制改革虽然对检察权的运行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但是重构检察职能的过程，或许正是诊治“软骨病”的最佳时机［7］。(三)检察权与监察权的衔接问题。由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剥离”，导致对与此权利相关联的一系列业务工作均产生了“附带性”影响，诸如控告、举报、司法警察职能、技术部门同步录音录像业务以及办案工作区的使用等，都需要依据职能变化作出进一步的调整。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和监察委员会在查办案件方面建立职能衔接机制，将原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等部门的职能，包括机构和人员一并转隶给监察委员会，由监察委员会依法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虽然这种职能转移使得公诉部门不再像以往那样受到检察院内部机构设置的制约，在职务犯罪案件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只能通过检察机关自身予以监督，但是对于监察委员会移送审查起诉的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仍需要认真审查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对是否符合起诉条件进行认定，从而作出依法起诉、不予起诉退回补充调查或自行补充侦查的决定。这其中尤其需要做好办案程序的衔接工作，在审查起诉中形成良好的官方沟通协调机制，以达到检察权和监察权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作用。

检察机关在司法改革、两反转隶后，面临着检察技术职能调整变化的阵痛，基层检察院技术部门如何应对变化，是应当深入探讨的。检察技术人才，尤其是基层检察技术人才，在两反转隶后，也面临着办案方式和观念的转变，作为检察技术工作中极为重要的技术人才培养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下面以一基层院A院为例，管中窥豹，讨论一下基层检察院技术人才的培养问题。

一、技术人才培养情况

改革、转隶前，A院设一级科室技术科，有副科长一名，已在检察机关工作7年，一直负责全院的技术工作，主要完成文证、电子证据鉴定、同步录音录像、检察专网维护、办公设备维护、会议系统管理等工作，同时还要负责A院工程项目的管理工作。另有一名司法会计已于多年前转任侦监科科长，较少的参与司法鉴定工作。培训方面，按照省院的要求参加省院组织的各类技术、信息化知识学习。改革、转隶后，原技术科负责人转隶到监察委，院党组安排案管办主任兼任技术科副科长，负责技术科工作，又配置了一名2017年才从大学毕业的事业人员作为助手，两人都是技术新手，缺乏必要的技术培训，工作上手慢，同时两人还要完成A院案管办所有工作。A院原有的司法会计已经转为检察官，不再负责司法会计工作。技术人才青黄不接、储备严重不足。技术人员少，任务繁重是基层检察院技术部门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技术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检察机关对技术人才培养重视程度不够。长期以来，检察机关核心部门是公诉、侦监、反贪这一类科室，技术工作往往被单位视为后勤、辅助类工作，甚至一些院将技术人员视为“网管”，认为技术部门只需要做好网络通畅、应用系统能使用就可以了。长期的忽视，导致技术部门存在感严重不足。至于人才培养就更缺乏。依此发展，在司法改革和两反转隶后，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司法改革后，将检察人员进行分类，检察技术人员被列为检察辅助人员中的一类，底层设计很明确的将检察技术人员和检察官进行了划分，断绝了检察技术人员向检察官晋升的通道，在直到目前有关部门还未出台检察技术人员职业保障相关的配套政策情况下，这种人为的制造“专业化”分类的后果就是让检察技术人员越来越边缘化。所以当两反转隶时，一些检察技术人员毫不犹豫的放弃检察机关待遇而选择转隶到监察委谋求自身发展时，这种选择其实就是更加理性的无奈之举。人才的流失，让检察机关在改革中更加举步维艰。(二)现有检察技术人员培养方式单一，缺乏深度。以A院为例，市、县级院基本上不会专门对检察技术人员进行培训。以往检察技术人员参加的培训主要省院组织的技术、信息化培训。司法改革、两反转隶后，基层院技术人员变动较大，接受的培训就更少了。从培训的内容上看，主要是系统应用操作上的培训，缺乏深层次的知识教授与培养。(三)改革后新的变化对检察技术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有技术人员素质难以适应要求。司法改革、两反转隶后，检察机关的职能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按照检察机关智慧检务的要求，各业务条线的智能系统都将按照计划上线运行，检察大数据、智慧应用支撑等功能对检察人员提出的新的技术要求，检察技术人员要掌握新技术、新方法，仅靠技术人员自身学习是难以适应要求的。

三、探索人才培养方面问题解决之法

大力转变执法理念，深入进行检察体制改革，是面向二十一世纪、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需要。检察院的刑事检察部门，作为检察院开展各项业务工作的基石，在检察院各职能部门的改革中始终处于前列。主诉检察官制度的确立、多媒体技术在庭审中的运用、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普通程序简易审的试行、侦查监督部门的成立，都打破了旧有的办案模式，体现了新的办案理念。与此同时，一些反映现行刑事诉讼体制深层次矛盾的问题仍然存在，影响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因此，转变执法理念，对检察体制进行宏观规划，加快改革的进程在当前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从刑检部门的一些现象入手，对刑检部门的进一步改革作一些探讨。

一、现行刑检工作机制的不足之处

1、捕诉分设办案效率低下

目前刑检部门普遍分设为批捕和起诉二个业务职能机构，实践证明这种设置加大了司法成本，不符合效率原则。（1）、工作重复，人力资源浪费，司法成本增大。刑检部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刑事案件提请逮捕时，认定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基本证据都已到位，到提请起诉时只不过将这些证据材料整理有序、装订成册。由起诉阶段的承办人重复批捕时的阅卷审查、提审复核等工作，延长了办案时间，对司法资源的浪费显而易见。（2）、捕后侦查阶段，对公安机关的监督脱节。捕诉分设后，在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到审查起诉之间形成一个空档，无人对这一阶段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对证据的变化负责督察。（3）、捕诉分设后，在批捕部门和起诉部门之间为“捕后不能诉”产生矛盾。因批捕、起诉对证据的要求不同，有些符合批捕要求的案件，因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导致“捕后不能诉”时，起诉部门往往责怪批捕部门对案件证据不够充分就批捕，而批捕部门则埋怨起诉部门过于谨小慎微，不会运用证据大胆起诉。

2、检警关系模糊法律监督不能落到实处

我国传统的诉讼结构将检警两家关系定位为“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种没有具体制度保障的设计导致现实中检警两家关系常处于尴尬境地，随着刑事政策的变化在配合与监督之间摇摆不定。（1）、在“强调打击、轻视人权”司法理念指导下，惩治犯罪，保护社会是首要任务，公安机关往往把惩治犯罪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主要手段，并把批捕人头数作为考核斗争成效的首要标准。检察机关承受着惩治犯罪专政职能的巨大压力，在办案中片面追求高批捕率，放松了对批捕标准的把握，结果许多轻微触犯法律的犯罪嫌疑人被送进看守所，社会治安则未见好转。（2）、法律监督阻碍重重。随着批捕部门向侦查监督部门职能的转变，法律监督工作成为考核刑检部门工作的重要指标，而办案中法律监督则困难重重，主要表现在：渠道不畅，案件来源受到局限；程序不明，实际操作举步维艰；追责乏力，案件监督难以落实；关系不顺，掣肘行为时有发生等。刑检部门投入大量的精力四处挖掘线索，多方调查取证，上下协调关系，公安机关则指责检察机关抓着小错上纲上线，两家陷入监督越多，检警关系越紧张，监督越难开展的怪圈之中。（3）、各自为政，刑事案件诉讼质量下降。公安机关办案中注意力主要放在查清案件事实、捕获犯罪嫌疑人、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刑检部门则要求充分、全面和固定的证据。移送刑检部门的案件出现证据收集不够全面、充分甚至存在矛盾时，因检警两家互不隶属没有制度规范，刑检部门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公安机关不配合导致诉讼效益低下。案件勉强移送法院后，律师抓住这些证据上的问题展开辩护，案件质量无法提高。

改革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司法体制改革是这个主旋律中不可缺少的音符。我国的司法体制，虽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显示出自己的优势和强大生命力，但也存在着不科学、不合理的地方，尤其是林区、矿区、农垦等区城设置的司法机构，已不适应当代中国的国体和政体的要求，有悖于宪法规定的在人民代表大会监督、负责之下的一府两院制，一定程度上成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障碍，所以司法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笔者依据我国宪法及有关法律，结合洮河林区的实际对白龙江林区检察机关司法体制改革提出构想，与大家商榷。

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条中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种政治制度表明，我国的政治体制不是实行分权制衡的原则，而是实行议行合一的体制原则。“一府两院”的国家机关，其权力来源于人民代表大会。

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以及专门检察院组成。各级人民检察院由同级的权力机关产生，并向它负责，受它监督。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和专门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虽然我国检察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但是由于地方检察院完全按行政区划设置，却与行政机关相对应。

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条第三款之规定，省一级人民检察院和县一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工作需要，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可以在工矿区、农垦区、林区等区域设置人民检察院，作为派出机构。所以，国有林区检察机关是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由国家在国有林区设置的人民检察院，行使国家检察权，而不是林区自己建立的检察机关，行使林业所赋予的权力。因此，它既不是专门检察院，也不是与地方各级权力机关相对应的地方检察院。就白龙江林区检察机关来说，是由省一级地方检察院在国有林区设置的派出机构，是由法律规定的地方检察院这类检察机关中的一种特殊形式。

白龙江林区属全国九大林区之一，地跨甘南、陇南、临夏三市州。就洮河国有林区来讲，地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横跨卓尼、临潭、康乐、合作三县一市，东西长约公里，南北宽约公里，总面积公顷，林地公顷，森林覆盖率为，其森林资源还包括珍贵野生动物梅花鹿、雪豹、细嘴松鸡、岩羊、金钱豹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数十种，洮河林区也是黄河的重要支流——洮河的水源涵养林，洮河林区生态保护的成败也是关系到投资一百多个亿的甘肃引洮工程的成败，所以洮河林区在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珍贵野生动物，维系和保护生态平衡，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洮河林区的重要性决定了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司法保障体制，包括必须设置国有林区检察机关。

现有的白龙江林区两级检察机关是依法设立的省人民检察院的派出机构，虽不直接受某一级地方权力机关的监督，但它接受林区各级党委和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和监督，并通过省检察院向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和报告工作，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其林区两级检察院的检察长和检察员，由省检察院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受省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而检察长和检察员的任免考核，也由林区各级党委和上级检察院考核，最后由省检察院考核把关，并统一向省人大常委会负责。所以对白龙江林区两级检察机关的监督制约关系完全是符合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检察机关经费保障的现状及弊端；解决经费保障的对策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检察机关经费保障状况有了较大改善、我国现行的检察机关管理体制是以地方党委为主、上级检察机关为辅的双重领导体制，即“分级财政、分灶吃饭”的检察经费管理体制、由于体制的制约，检察机关的人、财、物都由当地政府部门来管理，随意性大，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基层院更是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现行体制增加了地方检察机关对同级财政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工作的力度、由于现行政法经费保障体制存在先天性缺陷，使得中央三令五申的“收支两条线”的规定缺乏保障机制、建立司法经费保障领导责任制、改善司法经费保障体制、进一步促进公用经费保障标准的落实、实行检察经费财政单列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检察机关经费保障状况有了较大改善。但由于缺乏稳定、有效的检察经费保障体制，检察经费保障不足仍是制约司法工作发展进步的突出问题之一，基层检察院特别是贫困地区基层院尤为突出。加快建立体制更加合理、机制更加有效、管理更加科学、保障更加有力的检察体制，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为此，笔者结全我院的实际经费保障情况，就基层检察院司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问题作些粗浅探讨。

一、检察机关经费保障的现状及弊端

我国现行的检察机关管理体制是以地方党委为主、上级检察机关为辅的双重领导体制，即“分级财政、分灶吃饭”的检察经费管理体制。依靠当地财政部门供给，是基层检察院业务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但检察院经费的分配和划拨权由地方财政独揽，又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划拨的随意性很大，何时划拨、划拨多少，完全受制于财政部门，而且审批程序也繁锁，造成经费核拨不及时，经费保障率极不稳定。而财政拨款主要是人员经费，每月除去正常人员工资、社会保障费后所剩无几，根本无法满足正常的办案、学习、培训、车辆使用以及办公用品等各方面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讲，经费保障问题已成为制约检察事业发展的瓶颈，其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阻碍了持续发展。

由于体制的制约，检察机关的人、财、物都由当地政府部门来管理，随意性大，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基层院更是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具体表现在：一是装备经费无法保障。现行体制下检察机关经费由当地财政拨付，许多基层院债务缠身、装备落后、各项检察业务举步维艰；二是检察队伍素质无法保障：由于物质待遇捉襟见肘，检察干警生活质量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经济负担沉重，心理压力加剧，没有财力和精力继续学习，业务水平不能得到提高。部分干警工作热情低落，宗旨意识淡漠，理想信念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