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学范文10篇

历经百年沧桑，通过几代学人的艰苦努力，简帛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并蔚为国际显学，受到世界学人的瞩目。

简帛发现层出不穷

据文献记载，我国简帛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西汉景帝（前156—141年）末年的孔子故宅壁中经，但采用近代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发掘、整理和研究，则开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迄今将近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简帛的发现可谓层出不穷，共出现了两次大发现的高潮：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土简帛的年代涵盖战国、秦、汉、三国及魏晋。

战国简包括五里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72枚、长台关楚简229枚、望山楚简2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楚简70枚、九店楚简344枚、随县楚简240多枚、临澧楚简数十枚、包山楚简448枚、秦家咀楚简41枚、石板村楚简4371片、郭店楚简804枚、新蔡楚简1300余枚等。

秦简包括云梦秦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天水秦简460枚、龙岗秦简283枚、木牍1方、杨家山秦简75枚、关沮秦汉简500枚、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周家台秦简389枚、木牍1枚、青川秦牍1枚等。

汉简包括敦煌汉简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汉简3500余枚、罗布淖尔汉简71枚、武威汉简600余枚、甘谷汉简23枚、银雀山汉简4974枚、武威医简78枚、木牍14方、马王堆汉简900余枚、木49枚、定县汉简一批、凤凰山汉简428枚、木牍9方、居延新简近两万枚、罗泊湾汉简十余枚、木牍5枚、阜阳汉简一批、大通汉简400枚、张家山汉简2787枚、胥浦汉简17枚、木牍2方、清水沟汉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悬泉置汉简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书10件、纸文书10件、墙壁题记1件、尹湾汉简133枚、木椟24方、虎溪山汉简1000余枚、孔家坡汉简785枚等。

简帛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

随着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和陆续公布，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经过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发表有关简帛研究的论著数千种。这些论著大体上可分为简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所谓基础研究主要包括发掘报告、图版、释文、注释、语译、索引、字编、参考文献和论著目录等。而应用研究主要是应用新发现的简帛资料（包括简帛文字记载、实物以及器物、遗址、墓葬等），结合传世典籍研究当时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语言、文字、书法等各个方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正如张政先生为《简帛研究》题词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终成图籍，补史之逸。”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大体上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进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汉简虽然首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进行整理和考释，但作出最大贡献的应该首推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尤其重视把敦煌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尽可能恢复汉代烽燧组织系统的原貌。《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汉简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汉简的整理和考释，一开始便是由中国学者负责的。起初参加的学者有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等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整理工作中辍。后由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释文之部》在变通《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考证之部》和研究论文则沿用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居延汉简和汉代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以前，重要的论著还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布淖尔考古记》、《新获之敦煌汉简》、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贺昌群《〈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盘《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和劳干《敦煌汉简校文》等。

1949年以后，特别是随着七十年代居延新简和马圈湾等敦煌汉简的相继出土，居延和敦煌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在应用简牍来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概括地说，在下列六个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贝格曼田野发掘工作的详情，并能见到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湾、地湾、瓦因托尼、查科尔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汉简所属的出土地点。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首批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学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三）、早在《甲编》出版以后，就有学者曾撰文对《甲编》的释文进行补正，如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等。当1980年《甲乙编》问世前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不断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论著，如裘锡圭《汉简零拾》、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等。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得有机会见到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四）、众所周知，首批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完整的册书仅保留下来两种，即由77枚简

（其中2简无字）编联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简编联成的“永光二年候长郑赦予宁书”仅由此两种简册可知，居延汉简绝大多数原本都是用细麻绳编联的册书，出土以后，因为麻绳腐烂断绝，原来的册书都变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简和断片。为此，森鹿三以为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册书的本来状态，至少恢复到接近原来的册书的状态，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当1957年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通泽第二亭食簿”（簿书）、卒家属廪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复原上，率先开了复原居延汉简簿籍册书的先河。鲁惟一继承和发展了森鹿三的这种研究方法，出版了专著《汉代行政记录》，从居延汉简中复原出多种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对居延汉简的断简进行缀合和册书进行复原，其意义正如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一文中所总结的：（1）在居延汉简中，从全体上来看，簿籍简牍占绝大多数；（2）簿籍简牍和它们所记载的内容相应，各自具有固定的书写格式；（3）所有的簿籍简牍并不是孤立的个别记录，而是被编联成册书的；（4）以简牍的书写格式为标准，有可能将大量的简牍归类集成；（5）随着簿籍简牍的移送和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这就开启了通往对简牍进行古文书学研究的道路。（五）1998年，台北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编》弥补了以往历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均未能核对原简的根本缺陷。为了尽可能为字迹日渐褪色的原简保留最好的简影资料，而采用红外线设备等先进科学技术，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迹，清晰呈现，从而对以往诸家的释文多有补正，在释文的准确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六）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除收录居延都尉所辖甲渠候官治所（7933枚）与甲渠候官所辖的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这两处遗址所获的全部简牍外，还收录了如下五宗简牍：（1）1982年在甲渠候官采集的散简20枚；（2）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简67枚；（3）1976年在居延都尉三十井塞次东燧所获简173枚；（4）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散简7枚；（5）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地点不明?纳⒓?4枚，合计8409枚。《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的出版标志着居延汉简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

与此相应，在1949年以后，中外学者研究居延汉简的论著不断出版问世，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举。而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大庭修《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的《敦煌汉简》上、下册，则是研究敦煌汉简的重要论著。

上博竹书第二册出版有日，学者们进行了许多很好的。本人近日为通释文意而汇集众校，觉得《从政》篇仍有不少难读之处，今不避野人献曝，拣其中数则试加解说，或者勇而无当，请多多指教论文！

一、简甲三礼则寡而为仁

此六字在简三上端，整理者以为与简二“行之以礼”有关，周凤五先生认为可从①。是！另外，有学者已经指出甲篇第二、三简相连②。第三简“教之以型（刑）”与第二简中的“守之以信”、“教之以义”、“行之以礼”句型结构相应，也表明以第三简接第二简较妥。

周凤五先生认为简二下端可以拟补“夫是则教之以刑守之以义则□行之以”十六字。简文“寡而为仁”可能是“寡过而为仁”，误脱“过”字，否则“寡”字可能写错，或者必须改读。“寡过”见《论语·宪问》，“为仁”见《论语·学而》。一个人言行如果守礼，当然可以寡过，也可以为仁了。

但是，为了通解而怀疑脱字有些勉强。我们认为，既然甲篇前三简可以连读，不妨前后文结合起来观察。连读之后，其文为：

[简甲一]闻之曰：“昔三代之明王之有天下者，莫之余（予）也，而□（终）取之，民皆以为义。夫是则守之以信，教［简甲二］之以义，行之以礼也。其乱王，余（予）人邦家土地，而民或弗义。夫……［简甲三］礼则寡而为仁，教之以刑则述(遂)。”③

第一个阶段：东西方古代形态各异的自然书写载体比较

在早期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书写的材料即藏书的载体十分重要。载体是图书存在的依据，又是图书赖以传播的凭藉。由于载体的不同，出现了各种生产制作图书的方法，形成了各种书籍制度和多种不同形态的图书。同时图书馆藏书的编排和使用也随着载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几乎尝试过使用每一种可用的材料，希望能找出一种最合适的书写材料。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试用木片、石片、各种金属片、各式的兽皮、树叶、树皮、布匹、泥土以及纸张作为书写材料。由于社会发展程度、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水平等诸多原因，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使用的书写材料上存在很大差导。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书写载体主要是龟甲、兽骨、青铜器、石头、竹木片和缣帛。中国文字发展到殷商时期，已经很进步了，当时记录文字的材料主要是甲骨。甲骨文大多是商王朝当时占卜的记录，因此又称它为卜辞。因为多是刻写的，所以又叫殷契、契等，清末河南安阳殷墟大量出土的甲骨，内容涉及很广，是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情况的真实记载。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并不都是单片存放的，有的是成套甲骨，即将较长的卜辞分刻在几块龟甲或肩胛骨上，有的三板，有的四板不等。龟甲有的截成半圆形，中凿一孔，贯连起来，称为龟册书。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典籍。中国图书馆，从殷墟甲骨卜辞起，即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蜿蜒曲折地前进，所以说，殷墟甲骨卜辞是对中国图书馆进行研究的起点。

随着殷商后期人们对冶炼铸造技术的掌握，生产了铜、锡等金属器物，青铜原是铜、锡的合金，以青铜为材料做的青铜器是商周时期极受重视的器具，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及日用器物。其中礼器是统治权力的象征，所以被称为“重器”。当时的统治阶级凡遇重大事情，必铸器物一件，并把那桩盛事记于青铜器上。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或金文、钟鼎文。铭文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当时战争、盟约、条例、任命、赏赐、典礼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铭文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书籍，但却起了书籍的作用。它是商周时期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留的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写的叫版牍。由于竹木方便书写和易得，汉代以前，简牍是我国图书的主要载体形式。竹木应用于书写起源很早，在甲骨文中“册”“典”二字不仅指甲骨龟册，也包括史官记录帝王诰命的“简策”。简策从公元前1300多年沿用到公元4世纪，对后世影响很深。

楚简《老子》甲乙丙三组的发现，对于解决老子其人其书及其思想演变过程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提供了切实的根据。在简本《老子》的分组原因与抄写时间问题上，本文认为从甲、乙、丙三组简文语言的变化上，可以把三者甄别为三组，进而可以分别出三组在抄写时间上的差别。具体说来甲组的抄作时间比乙组早，乙组又比丙组早；丙组的抄作约在战国中期偏晚，甲组则可能是公元前400年左右或更早些时候传抄的。因此所谓甲、乙、丙三者所依附的竹简形制的不同，乃是由于历时性的原因造成的，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其次，在考论简本《老子》其书及其作者的问题上，本文通过对《韩非子》、《庄子》、竹简《文子》等书引《老》的大量考察与引证，认为在战国中期偏晚或整个战国中期，《老子》的总体状况远较郭店简书完全，其一在份量上离五千言的《老子》本子相差不远，其二在结构上可能仍然是松散的，或可称为《老子》丛书，但在内容上已被看成相互补充依赖的一个思想系统了。最后通过《墨子》佚文、《说苑》、《战国策》及简本《老子》自身的考察，认为《老子》一书的形成，部分地吸取了他人的思想成果，因此《老子》书不一定全都是老子一人完成的，而很可能是逐步完善、发展演变而成为通行本样式的，但其大体规模当在战国早期，迟至战国中期偏早的时候已经形成了。

比较简、帛、通行本《老子》在文本及思想上的区别与联系，本文认为从《老子》一书的原始本向郭店简本、马王堆帛书本及各通行本发展，编者们都是在有意识地重新编辑《老子》文，使之趋向更为合理化的。从简书经过帛书本，发展到各通行本有其内在的不得已的合理性，且从先秦到两汉，在保持文本活页自然稳定的基础上，几乎一切古籍都是处在不断编辑中的流动变化的东西。在《老子》文本的变化过程中，帛书甲本奠定了其后诸本缀属的基本框架，具有重大的意义。其后诸通行本虽按上下文的语意关联作了精致的81章次划分，但仍不脱其大体。此外，有两点值得特别一议。其一，关于简帛书的墨记符号的内涵问题。相对于简书来说，帛甲的小圆点具有间断文本连续性的作用，它们反映出墨钉之间及其前后的文本原非是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在重新联接文句、编辑文本的操作过程中，小圆

点除有识别文本，保存文本活页的作用外，而更多地是指向在努力探索文本内在联系过程中所流露出的某种怀疑和疑虑：加上小圆点，盖表疑问和审慎也。其二，关于通行本在文本编辑上的增句、减句问题。本文在考察了大量例证后，认为以王本为代表的通行本特别讲求对偶与蝉联，正是此两修辞格的运用，使通行本的文本编辑在一些方面发生了增句、减句，增字、减字，乃至不断重复语句、字词的现象。因此蝉联与对偶，也就演变成通行本编者进行文本编辑的两条重要原则。

在《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系列中，有几个概念颇为重要，本文选取了“太一”、“水”、“神明”三词着重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太一生水》并非关尹或其弟子之作；无论从文化源流，还是从地域特征来看，楚国最有条件产生出《太一生水》篇，应是楚国学人的道家作品。《太一生水》篇的发现，对于先秦学术思想有着重要的贡献。首先，它以“太一”为最高存有，构造出了一个完整的宇宙生成论系统，共目的是指向成岁的解释，这一点是比较特殊的。其次，在这一宇宙生成论系统中，“水”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和有着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先人对水的深沉体验与玄思。再次，它表明了自然哲学在中国古代的发达，具有比较复杂、纯粹的思想深度，有力地回击了今人动辙谓中国文化无科学的论调。最后，它还鲜明地表示出中国人具有双重宇宙观，这双重宇宙观即太一的形上宇宙观与天地万物的形下宇宙观，且二者是上下贯通、和谐并存的。

对于儒家作品，本文主要研究了与先秦心性论密切相关的几篇简书。简书《五行》的再次发现，证实了其制作当在《孟子》之前，而很可能产生在战国早期，出于孔门第三代学人之手。而其学派的归属可能有二，一是属思孟学派，为《子思子》一篇；二是有可能为世子之作，而帛书《五行》说解部分属其门人之作。权衡这两种可能性，本文以为后者比前者更为可靠。从思想上来看，楚简《五行》首先对“五行”一词进行了更深入更内在的分析与理解，认为仁、义、礼、智、圣五行，形于内则谓之德之行，未形于内则谓之形。德之行五和谓之德，仁义礼智四行和谓之善。德，天道也；善，人道也。二者所适用的范围与所成就的境界是不同的。《五行》强调心的作用，认为达善成德，乃在于涵摄四行、五行之心自体的和乐一同。这也就是所谓“为一”、“慎独”的修养工夫。总结从简帛《五行》经说到帛书《德圣》思想的变化，简帛“经”的部分其思想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无甚变化；从“经”到“说”则突出地以心、性、气来疏释五行的思想系统了，其中“圣”一行似有被拔出抬高的迹象。到了《德圣》篇，其思想旨趣、学派性质可能有较多的变化，它抽出《五行》经说中论天道与德圣的这条线索加以偏执，且对圣智二者进行了比较，已显露出重圣轻智的论调。不过，《德圣》仍当是“《五行》学派”内部自觉分化的结果。

《性自命出》是一篇颇为重要的先秦儒家楚简佚籍，此篇的出土对于先秦心性论的肯定及其出现时间的上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思想内涵来看，该篇认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但性本身不即是天命，与《中庸》“天命之谓性”尚有差别。性有善有不善，但性并不即是善或不善。简书以情气为性，就其情气兼有善、不善言，“四海之内其性一也”。性之所以能出情，乃因心取之而出，及其见于外，物又取之。物感心，心取性，情则顺心物之取感而出。心、性、情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皆尚真信。心性之修养皆在于反己修身，修身必以道。道以心术为主，以人道为可道。道兼情义，有情有义方为道，情与义亦尚真信。教，根源于心性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生德于中”，把儒家之伦理内化于人的个体生命之中。

近十年来各层次、各专题的中国哲学学术会议比较多，学界也发表、出版了大量学术论文、专著，学术争鸣、研讨、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哲学研究的从业人员，特别是新生力量逐渐增加。这些都表明中国哲学研究的形势日益“走高”，这是思想繁荣的表现，也是学术繁荣的必然。

近十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态势，总的说来有：方法论的检讨、中国经典的诠释、出土简帛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思想、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及致力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等。在这些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此外，儒学与当代、儒学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明清之际与清代学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三《礼》之学、名家与汉语语言逻辑哲学、中国政治法律哲学、生态环境哲学、和谐思想、身体观、身心平衡论与心理调节学说等，正进入重新探讨的阶段并不断深入。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文化是一种精神文明的延续，是人类精神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具有着重要的作用。具有鲜明民族内涵的产品设计，能够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文化的重视不断提高，文化研究逐渐增加，现代技术和创新创意设计思维的有机结合，将湖湘传统文化中的内涵和地域特色进行有机结合，能够全面的提升湖湘地方产品的文化附加值。

1湖湘文化和产品设计

1.1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湖湘文化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性历史文化，从空间上看湖湘文化是以湖南省为核心区域的地域文化，从时间上看，是从两宋开始延续到近现代后完全形成固定区域文化形态的历史文化，从文化内容上看，湖湘文化是一部分南下中原文化和本土文化相互融合、渗透后形成的综合性文化。湖湘文化本身是一个结合体，在兼容并蓄的同时，又自成一派，挖掘湖湘文化的深刻内涵对产品设计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1.2湖湘文化的现代设计。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产品设计中文化融合度不断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传承发展民族文化产品设计，形成本土设计风格，是产品设计的首要任务，而产品设计对湖湘地区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程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发展。首先要了解湖湘文化精神和对应着的现代产品设计思想。“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实事求是”、“兼收并蓄”这些代表性的湖湘文化精神，所对应现代产品设计思想就是要意识到产品设计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坚持与时俱进的创新设计精神，意识到产品设计创新是一个需要不断实践的工作，在设计产品的同时也要学会吸收和融合，发展壮大本土文化[1]。

2产品设计在湖湘地区的文化继承体现

2.1湖湘陶瓷和产品设计。陶瓷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标志性发明，而湖南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陶瓷的故乡，也是最早的陶瓷产地之一，湖湘的陶瓷文化已经成为湖湘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之一。湖湘地区的陶瓷，造型奇特，富于变化，设计风格中既兼容了浪漫主义精神，也有着现实主义的风格，也正是这样的艺术特点，为现代产品设计提供丰富的创作思路，陶瓷材质在产品设计中得到广泛应用，比如，酒鬼酒的产品设计，其中瓶体就是采用湘西土陶工艺制作而成，而瓶子形状采用了扎口麻袋的造型，造型奇特，别具一格，利用湖湘文化全面提升了酒鬼酒的设计文化品位和个性。2.2湘绣和产品设计。湘绣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精湛的技艺可以说世界闻名，和蜀绣、苏绣、粤绣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名绣，而且早在2006年，湘绣就作为湖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2]。湘绣起源于长沙，具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湘绣属于绘画的艺术加工，湘绣拥有70多种针法和200多种颜色的绣线。而现代湘绣艺术更是得到了充分的提升，2.3湖南印染画布和产品设计。民间印染画布涵盖了印染、蜡染等工艺形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湘西的蓝印花布和蜡染布，这两种画布在民间流传已久，长期以来，这种花布中已经具有了湘西地区的文化精神。比如，将蓝印花布的材质融入到现代创意设计中，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对民间手工技艺进行改良，比如银饰项链的设计中就能够融入鲜明特征的蓝印花布纹样，或者在酒瓶的设计上也能够运用传统的蓝印花布图形，给人带来一种强烈的民族特色。2.4青铜器和产品设计。湖南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在南方各省之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青铜器就成为了湖湘文化中的元素之一，湖南的青铜器和中原青铜器之间的区别不大，样式和风格都较为相似，但是其中也蕴藏着着湖湘地区鲜明的特色，是湖南地区劳动人员的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湖南的四羊方尊造型奇特，样式精巧，铜器纹饰也极为精美，这些饰纹都充分体现出了湖南的地区特色和文化特点。将湖湘文化中的青铜器造型进行改造，就可以运用到产品的包装、造型、对现代产品设计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2.5湖南简帛和产品设计帛书、帛画和简牍都是马王堆汉墓中的重要发现，其中三号墓出土的帛书有40余种，10万余字，这其中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献，包括了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历史等众多学科常识，这些出土的简帛真实的再现了古代湖湘地区的人民生活和人文情况。而在包装设计中，帛书、帛画、简牍等材质也可以进行创作，利用在产品包装设计中，能够增加产品的历史沉淀感和厚重感。此外在书本进行装帧设计的过程中也可以采用丝帛材质，体现产品的高档精美，利用简帛为现代产品设计提供纹样、色彩、线条等造型元素。

3推动产品设计在湖湘地区的创新对策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在2001年末出版之后①，海内外许多学者都沉浸于其中《诗论》的读释研索，并准备组织若干研讨会，对这篇十分珍贵重要的文献进行讨论。我在学习上博诸先生成果之余，也想提出一些陋见与大家商榷，初步想写三篇小文：一篇是《〈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②，试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拚排残简，作出分章释文。其次即本文，说明《诗论》文例同孔门七十子及其弟子的某些著作相类，从而推测可能的作者。还有一篇是《〈诗论〉与〈诗〉》③，由简文看当时的《诗》，并和今传本比较。

在《〈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中，我将《诗论》共29号简，按照文句之间、各章之间语意和位置的关系，分为4组，然后寻找各组间最佳的排序，也考虑到一部分简首尾皱缩脱字的现象，由此推想原简不少于23支。依此做出的编排，是简数最少的方案，能体现简文自国风二南到颂的叙说次第，似可供读者参考。为了方便，现将初步的分章释文附于本文后面，以下的论述便从这一释文出发。不妥之处，敬希方家指教。

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这篇《诗论》是有严密组织和中心主旨的论文。大家知道，《诗》固然有的出自民间，有的成于庙堂，在当时已居六经之列。孔门论《诗》，必有着思想的涵义。《书·舜典》已云："诗言志，歌永(咏)言，声依永(咏)，律和声。"儒家《诗》学由此引申，故《诗序》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吠之不足，故永(咏)歌之，永(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对照《诗论》所载：

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

观点全然一贯。《诗论》这一篇论文，正是从这种角度论《诗》，并涉及性、情、德、命之说，可与同出《性情论》(郭店简《性自命出》)等相联系。有关这些问题，容另文详论，这里先就《诗论》的组织结构，作一探讨。

如果我们的分章释文是可取的话，《诗论》简文可分为十二章。

摘要：档案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优秀成果，反映人类迈出的每一个步伐，成为认识过去和展望未来不可缺少的依据。档案通过自身的记载，向后人揭示历史的真相，而档案载体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中国古代档案载体主要是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质。文章考察研究中国古代档案载体的产生与演变，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开发与利用档案。

关键词：甲骨档案;金石档案;简牍档案;缣帛;档案;纸质档案;演变

中国古代档案的年代之久远，数量之庞大，内容之广泛，价值之珍贵，堪为举世罕见。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张等多姿多彩的中国古代档案为世界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1]因此，考察研究中国古代档案载体的特点、产生与演变，不仅对研究人类历史以及档案的产生和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保护、开发和利用古代档案也有具重要的实现意义。

一、甲骨档案

（一）甲骨档案及其特点。甲骨档案主要是指刻写在龟甲、牛肩胛骨或其他兽骨甲骨载体上的文字材料。甲骨档案按出土地点不同，可分为河南殷墟甲骨档案及陕西甲骨档案两种类型，其中陕西甲骨档案又分为眉坞岭甲骨档案、周原甲骨档案、齐家甲骨档案、未央骨签档案，河南殷墟与陕西甲骨档案，其在载体、文字、形成时间、反映的内容等方面又各有特点。河南殷墟甲骨档案，载体主要是龟甲，用的是单一的文字，主要形成于奴隶社会的殷商时代，反映的商代后期的历史情况，而陕西甲骨档案载体主要是牛骨及其他兽骨，用多种文字刻写，形成于不同社会的不同时代，反映不同的社会和朝代的历史情况。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将甲骨文内容分为阶级和国家、社会生产、思想文化及其他在内的四大类共二十二小类。[2]甲骨档案有如下特点。一是载体硬度比较大，耐久性强。甲骨档案载体主要是龟甲和牛肩胛骨及其他兽骨。在甲骨文书的形成过程中，甲骨要经过锯、削、刮、磨的整治，还要经过凿、钻、灼烧，用锋利的刀刻卜辞的程序，足以可见其硬度之大，而且坚固耐久。从公元前14世纪至前11世纪，历时几千年仍能保持原貌。二是载体形式多样。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是主要载体形式，如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档案就是以牛肩胛骨作为载体。但也有其他的载体形式，如眉坞岭甲骨档案就完全是以兽骨牙为载体，小屯村甲骨档案中也出现了以鹿头骨作为载体的情况。三是信息存储量以及密度比较小。虽然一条完整的卜辞大致包括有前辞、命辞、占辞、验辞四部分，且甲骨档案反映的内容涉及面比较广泛，但其存储容量仍存在局限性。一份龟骨或牛骨最多可以刻30字左右，如果以Byte作为信息存储量单位，则其容量为20Byte至60Byte。根据《史记•龟策列传》的记载，占卜的时候“其卜必向北”，而记录占卜结果的“龟甲必尺二寸”，一尺相当于23厘米左右，据此可换算出其存储密度约为0.11B每平方厘米。（二）甲骨档案的产生与演变。我国档案工作的历史源远流长，商朝晚期（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用于记录占卜活动而产生的甲骨档案是目前中国已知最古老的档案载体。由于早期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类对一些自然现象还无法解释，占卜活动成为当时盛行的习俗，商朝时，一切行事都要由史官占卜并记录在一定的载体材料上。诸如祭祀、征伐、年成、天时以及商王的游猎、疾病、生育、今夕来旬的祸福等都要通过商王或史官，用龟甲和兽骨卜问于鬼神和先王先公，以求得保佑与赐福。龟在当时象征神圣、代表着神灵之物，其外壳坚硬且布满花纹，留给古人足够的想象空间，龟甲就成为了当时最适宜的占卜材料。然而可供占卜之用的龟甲数量稀少，于是在畜牧业发达的商代，质地坚硬易于显兆却更为易得的兽骨成为了龟甲的替代品。供祭祀所用的牛死后，取出其肩胛骨并妥善保存，占卜后将相关信息刻录在龟甲或兽骨上，大量的甲骨档案就这样产生了。远在三千五百多年前，人们迷信神鬼，以为人的一切活动都要受神的支配。当时，商王从处理国家大事到安排重要的家庭事务，都要事先求神问卜，以表示他的行动都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办的，任何人不得违抗。由于当时迷信严重，甲骨档案的形成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占卜之前要对甲骨材料进行锯、削、刮、磨的整治，作好占卜准备。占卜的方法是先将龟的腹甲和牛的肩胛骨刮削平整，加以凿刻，然后用火烤炙，观看甲骨的裂纹来推断事情的凶吉。占卜之后，就把卜事人的名字、占卜的日期，事件的内容以及神示的结果都刻在甲骨上。经过以上一系列程序，甲骨文书制作完成。随着年代的变迁，就成了今天的甲骨档案。甲骨处理与文字刻录工作很不方便，加上石器与青铜器也是当时的档案载体之一，所以甲骨并没有被广泛使用。这样，甲骨载体在商朝后期以后逐渐被其他书写材料所代替。甲骨尽管坚固耐久，但毕竟来源有限，制作程序繁多，且较为笨重不便于传递，与大量产生的公务文书不相适应。受西周先进文化的影响，秦大批兴起以石头作为书写材料的石刻档案。刻石取材容易，传世久远，便于保存，弥补了甲骨的不足。

二、金石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