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辛传记范文10篇

胡辛（1945-），原名胡清，江西南昌人。1967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景德镇第四中学、第一中学教师，南昌大学影视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省第八届政协委员，江西省妇联执委，江西省文联委员。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篇小说集《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这里有泉水》、《地上有个黑太阳》，长篇传记文学《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传》、《陈香梅传奇》、《彭友善传》、《网络妈妈》，长篇小说《惊艳陶瓷》，长篇报告文学《姹紫嫣红总是春》、《天排山放歌》，散文集《女人的眼睛》，电视连续剧剧本《蔷薇雨》（28集），论著《论女性》，胡辛自选集（4卷）、胡辛自选集（6卷）等。长篇论胡辛的女性传记文学创作郭久麟（西南大学育才学院，重庆合川401572）小说《蔷薇雨》获1991年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江西省政府首届文学艺术大奖一等奖，电视系列片《瓷都景德镇》获中国电视专题片二等奖、江西省政府一等奖、江西省优秀专题片一等奖。2006年获中国十位优秀传记文学作家荣誉称号。

胡辛的三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传》、《陈香梅传奇》都是以中国现代三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女性的跌宕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丰富复杂的感情经历为对象，生动而深刻地展现她们高度的人格魅力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作者写出了章亚若与蒋经国在抗战烽火中的生死恋，写出了章亚若的温柔与倔强，美丽与悲怆，幸福与哀伤。她写出了上海的最后一个贵族、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坎坷遭遇和才华，也写出了她生命的繁华和灵魂的寂寞；而张爱玲传出版之时，恰是张爱玲辞世之日，由此，作者深深感叹：“想当年张爱玲肉摘要:本文论述了南昌大学教授胡辛女士的女性传记文学作品《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传》《、陈香梅传奇》身处于繁华之中，灵魂却寂寞荒凉；张爱玲辞世之时，肉身极至荒凉，灵魂却无法拒绝热闹。也许，荒凉与热闹的种种碰撞才生出形形色色的传奇？”她写出了陈香梅同陈纳德的轰动一时的跨国婚姻，突出了陈香梅对陈纳德的生死不渝的爱，更写出了在失去丈夫之后，以独立不羁的人格和公正、热情的品质，进入美国政界，为美国、中国和中国台湾之间的交流及了解，做出了重大贡献。以传奇女性为传主，表现其人生际遇与精神世界，这可以看作是胡辛传记文学创作的第一个特点。

其次，作者最能、也最善于和敢于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感情世界，揭示和展示人物的婚姻、爱情。《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本身就是专写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婚外之恋，婚外之情。即便写陈香梅，作者也写了陈香梅与毕尔的初恋，甚至还写了陈纳德去世后，陈香梅与几位朋友美国的感情经历。作者大胆地写出这些，不仅没有贬低和丑化陈香梅的人格和形象，反而写出了陈香梅丰富的性格，写活了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奇女子形象。

第三，作为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学者型作家，胡辛在创作这三位女性的长篇传记文学作品时，始终以她独立的女性意识、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富于激情的艺术顿悟，从大量材料中提炼出最精萃的成分，经过自己思想感情的熔炼，经过想象、联想和生发、升华，再用优美的语言，刻画出传主的形象、心灵和情感来。

作者写《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着力描绘了章亚若的性格：作为一个南昌女子，她有着南昌女子的性格和气质的共性：“这方地理封闭严实，却也受兵家必争的撞击和南北东西的交融，这方女子的身与心似乎也融汇着北国的豪放与南方的婉丽，矛盾着温柔妩媚与倔强耿直。”作者在时代的风云雷电中，生动细腻地描写了这位南昌女子同蒋经国的短暂的、刻骨铭心的爱恋，写出了她为蒋经国生了一双儿子却因得不到认可而突然暴病死亡的人生悲剧。作者也写出了蒋经国对章亚若的深情和无奈：得知他与章亚若的婚外恋后，坚决地说：“感情，你的身份不容许存在这两个字。婚姻得服从政治，况且这婚外的拈花惹草之事，更得服从政治，要抛却，要埋葬什么虚无缥缈的感情！”虽说在宋美龄干预下，也认可了章亚若生的孩子，可是坚决不承认章亚若的身份，这就直接导致了章亚若的暴死。在蒋经国得知章亚若的死讯时：“他的双手颤抖不已，他的脸膛充血，他的目光空空洞洞，他的声音像是呻吟：‘快快备车我要去桂林’他抓起公文包，冲动地就要出门。门却已关紧，黄中美冷冷地守候在门前，冷冷地拦住他：‘你不能去’。”他骂黄中美，他打黄中美，他甚至想掐死黄中美，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用！他最终只能选择沉默，把一腔的悲愤藏在了心底。他咀嚼出了长恨歌的苦涩断肠味“:他还能小瞧唐玄宗吗？他同样不能主宰自己的爱情，不能护卫心爱的情人！”、“她却不是杨玉环！她没有过杨贵妃的骄奢淫逸，却有着杨玉环的悲惨结局。这是怎么样的千古不变的残酷？”

在创作《陈香梅传奇》时，作者在广袤深邃的历史背景中，在丰富的再造想象之中，以深情的笔触，勾勒出了陈香梅寻寻觅觅的人生轨迹和起伏不已的情感波澜：她在香港战乱中的初恋；她边读书边照料重病的母亲；她与陈纳德的爱情；陈纳德去世后她在美国政界的奋斗；她为中国与美国、为大陆与台湾的交流而往来奔走；她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她对祖国教育事业的支持和奉献在这些描写中，作者突出了陈香梅的性格：独立、坚强、智慧、博爱；一个由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和西方当代文化观念哺育出的美籍华人，一个有着永恒魅力的，爱美国更爱中国的政治活动家、学者和作家。

胡辛（1945-），原名胡清，江西南昌人。1967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景德镇第四中学、第一中学教师，南昌大学影视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省第八届政协委员，江西省妇联执委，江西省文联委员。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篇小说集《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这里有泉水》、《地上有个黑太阳》，长篇传记文学《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传》、《陈香梅传奇》、《彭友善传》、《网络妈妈》，长篇小说《惊艳陶瓷》，长篇报告文学《姹紫嫣红总是春》、《天排山放歌》，散文集《女人的眼睛》，电视连续剧剧本《蔷薇雨》（28集），论著《论女性》，胡辛自选集（4卷）、胡辛自选集（6卷）等。长篇论胡辛的女性传记文学创作郭久麟（西南大学育才学院，重庆合川401572）小说《蔷薇雨》获1991年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江西省政府首届文学艺术大奖一等奖，电视系列片《瓷都景德镇》获中国电视专题片二等奖、江西省政府一等奖、江西省优秀专题片一等奖。2006年获中国十位优秀传记文学作家荣誉称号。

胡辛的三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传》、《陈香梅传奇》都是以中国现代三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女性的跌宕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丰富复杂的感情经历为对象，生动而深刻地展现她们高度的人格魅力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作者写出了章亚若与蒋经国在抗战烽火中的生死恋，写出了章亚若的温柔与倔强，美丽与悲怆，幸福与哀伤。她写出了上海的最后一个贵族、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坎坷遭遇和才华，也写出了她生命的繁华和灵魂的寂寞；而张爱玲传出版之时，恰是张爱玲辞世之日，由此，作者深深感叹：“想当年张爱玲肉摘要:本文论述了南昌大学教授胡辛女士的女性传记文学作品《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传》《、陈香梅传奇》身处于繁华之中，灵魂却寂寞荒凉；张爱玲辞世之时，肉身极至荒凉，灵魂却无法拒绝热闹。也许，荒凉与热闹的种种碰撞才生出形形色色的传奇？”她写出了陈香梅同陈纳德的轰动一时的跨国婚姻，突出了陈香梅对陈纳德的生死不渝的爱，更写出了在失去丈夫之后，以独立不羁的人格和公正、热情的品质，进入美国政界，为美国、中国和中国台湾之间的交流及了解，做出了重大贡献。以传奇女性为传主，表现其人生际遇与精神世界，这可以看作是胡辛传记文学创作的第一个特点。

其次，作者最能、也最善于和敢于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感情世界，揭示和展示人物的婚姻、爱情。《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本身就是专写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婚外之恋，婚外之情。即便写陈香梅，作者也写了陈香梅与毕尔的初恋，甚至还写了陈纳德去世后，陈香梅与几位朋友美国的感情经历。作者大胆地写出这些，不仅没有贬低和丑化陈香梅的人格和形象，反而写出了陈香梅丰富的性格，写活了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奇女子形象。

第三，作为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学者型作家，胡辛在创作这三位女性的长篇传记文学作品时，始终以她独立的女性意识、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富于激情的艺术顿悟，从大量材料中提炼出最精萃的成分，经过自己思想感情的熔炼，经过想象、联想和生发、升华，再用优美的语言，刻画出传主的形象、心灵和情感来。

作者写《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着力描绘了章亚若的性格：作为一个南昌女子，她有着南昌女子的性格和气质的共性：“这方地理封闭严实，却也受兵家必争的撞击和南北东西的交融，这方女子的身与心似乎也融汇着北国的豪放与南方的婉丽，矛盾着温柔妩媚与倔强耿直。”作者在时代的风云雷电中，生动细腻地描写了这位南昌女子同蒋经国的短暂的、刻骨铭心的爱恋，写出了她为蒋经国生了一双儿子却因得不到认可而突然暴病死亡的人生悲剧。作者也写出了蒋经国对章亚若的深情和无奈：得知他与章亚若的婚外恋后，坚决地说：“感情，你的身份不容许存在这两个字。婚姻得服从政治，况且这婚外的拈花惹草之事，更得服从政治，要抛却，要埋葬什么虚无缥缈的感情！”虽说在宋美龄干预下，也认可了章亚若生的孩子，可是坚决不承认章亚若的身份，这就直接导致了章亚若的暴死。在蒋经国得知章亚若的死讯时：“他的双手颤抖不已，他的脸膛充血，他的目光空空洞洞，他的声音像是呻吟：‘快快备车我要去桂林’他抓起公文包，冲动地就要出门。门却已关紧，黄中美冷冷地守候在门前，冷冷地拦住他：‘你不能去’。”他骂黄中美，他打黄中美，他甚至想掐死黄中美，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用！他最终只能选择沉默，把一腔的悲愤藏在了心底。他咀嚼出了长恨歌的苦涩断肠味“:他还能小瞧唐玄宗吗？他同样不能主宰自己的爱情，不能护卫心爱的情人！”、“她却不是杨玉环！她没有过杨贵妃的骄奢淫逸，却有着杨玉环的悲惨结局。这是怎么样的千古不变的残酷？”

在创作《陈香梅传奇》时，作者在广袤深邃的历史背景中，在丰富的再造想象之中，以深情的笔触，勾勒出了陈香梅寻寻觅觅的人生轨迹和起伏不已的情感波澜：她在香港战乱中的初恋；她边读书边照料重病的母亲；她与陈纳德的爱情；陈纳德去世后她在美国政界的奋斗；她为中国与美国、为大陆与台湾的交流而往来奔走；她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她对祖国教育事业的支持和奉献在这些描写中，作者突出了陈香梅的性格：独立、坚强、智慧、博爱；一个由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和西方当代文化观念哺育出的美籍华人，一个有着永恒魅力的，爱美国更爱中国的政治活动家、学者和作家。

中国的电影剧作诞生在1913年，到20世纪结束已有长达87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电影剧作始终适应着不同时代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电影创作与生产流通之需要，在变革中不断拓展，在起伏中曲折前进，在实践中逐步提高。87年来，中国电影文学创作已经走过了一条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从粗疏到精致、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历程。探讨电影文学创作的发展历程也就是探讨电影剧作的文学发展历程。一般来讲，“电影文学”是电影文学剧本的简称，是指那种可以在书刊上发表供人阅读的电影剧本，是指未来电影的文学剧本。本篇所论述的电影文学，也主要指电影文学剧本;而且囿于篇幅，专指大陆故事片剧本，不包括其他片种的剧本。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的发展，始终见证着时代前进的激越变迁和民族自强的风雨历程。我们大致从以下六个时段来加以考察，借此勾画出一个粗略的轮廓。

一、1913—1931:文明戏和鸳鸯蝴蝶派影响下的电影文学［1］

20世纪初叶，中国电影还处于草创时期的摸索阶段。1913年，郑正秋编剧的《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成为中国故事片的开端。这部专为拍摄而编写的电影“剧本”，尽管它还比较简略，是“本事”、“幕表”式的，但中国电影剧作正由此发轫。所谓“本事”，是用一种概述的方式说明剧情，有情节，有动作，并具有一定的可视性。所谓“幕表”，是模仿戏剧创作中流行的“幕表法”创作出来的电影剧本形式。它将电影故事梗概按照1、幕数(即场数)，2、场景(内外景)，3、登场人数，4、主要情节这四项进行细化加工而成。虽然比较简单粗陋，但却在中国电影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我国初期影片的制作除表现出与戏曲的浓重情缘外(中国第一部电影就是1905年拍摄的戏曲片断《定军山》)，它还和文明戏结下了深交。“文明戏”，又叫文明新戏。早期的演出剧目多半以赞美江湖豪侠、自由婚姻或针砭时弊、惩恶扬善等为内容，“文明”二字则是热情的观众赠予的美称，表示“进步或先进”的意思。当时著名剧团有春秋社、新民社、民鸣社等，后两家的主要成员如郑正秋、张石川等都是中国早期电影的开拓者，而电影演员也几乎全部来自于文明戏舞台。中国电影剧作的最初形态，便受到文明戏的培植，承袭了文明新戏的艺术特质。如《难夫难妻》所表现的针砭潮州婚俗的故事、舞台记录式的创作方法;《黑籍冤魂》直接改编自当时红极一时、盛演不衰的同名时事文明戏。至1917和1918两年，文明戏已趋于衰败。

对中国早期电影剧作的基本面貌，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曾做过统计分析:“从1921年到1931年这一时期内，中国各影片公司拍摄了共约650部故事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参加制作的，影片的内容也多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翻版。”［2］(P56)鸳鸯蝴蝶派是20世纪初叶出现于上海的文学流派，初以言情小说为主，后来还发表黑幕、武侠、侦探小说。其主要作者参与电影创作，当然首先是编写电影剧本。这些通常以“本事”加“字幕”形式出现的“电影剧本”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属于原创，如《可怜的闺女》、《多情的女伶》;另一类改编自鸳鸯蝴蝶派作家自己的小说，如《玉梨魂》、《啼笑因缘》;还有一类则是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改编，如《空谷兰》、《梅花落》。擅于讲故事的鸳鸯蝴蝶派文人电影迅速得到了广大观众的接受和认同，并成为20年代中国电影剧作的主流。1913—1920年间，中国电影以短片为主，其剧作大多取材于文明戏或深受文明戏影响。1921—1931年间，电影剧作较多受到鸳鸯蝴蝶派影响，且以长片为主。后10年中国电影迎来了最初的商业浪潮，各类专业创作者的加入令电影作品充满了中国式的情怀，特别是洪深等海归文人进入电影界，也使得电影剧作带有了全新的特质。

20年代还形成了电影剧作“旧派”与“新派”不同风格的两大流派，呈现出一个多姿多彩又良莠混杂的局面。郑正秋的《劳工之爱情》和《孤儿救祖记》、洪深的《申屠氏》、包天笑的《空谷兰》、欧阳予倩的《天涯歌女》，无疑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之作。电影的题材和类型也大大丰富起来，“先后出现过趣剧片、家庭伦理片、时装言情片、古装传奇片、武侠神怪片等等热门题材的次第更替。”探索与盲从交织，商业与良心相持，电影剧作以进两步退一步的蹒跚脚步来到了时代风云突变的十字路口。［3］(P178)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1925年之后的电影文学也还是在发展之中。鲁勒、程景楷、伍铁林曾这样概括其“发展的特点:一是故事情节更加完整;二是描绘动作更加具体化;三是对白本自己成为电影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四是将以景划分镜头变为若干镜头组成的场景;五是描写具有较强的文学性。”［4］

二、1932—1949:苏联蒙太奇电影和美国好莱坞类型片影响下的电影文学

现今甘肃省黄河以西，特别是乌鞘岭以西，有一条位于龙首山、合黎山、北山和阿尔金山、南山（祁连山）之间的狭长地带，世称河西走廊。它是汉唐间西域与内地进行往来的交通孔道，本文要讨论的是在汉唐间，它由游牧经济经历艰难曲折，转变为重要的农牧生产基地。

一

河西走廊地区在西汉政府力量进入以前，长期是西戎和月氏、乌孙、匈奴等族人生活栖息的场所。战国秦汉时，雄据漠北的匈奴，"随畜牧而转移，……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力量强大，受其威胁的秦、赵、燕诸国，只好筑长城以资防守。随着匈奴势力的西渐，"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居敦煌，祁连间"的大月氏被匈奴单于打败，大众远徙，"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2〕。乌孙也是"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后汉书·西羌传》云："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匈奴顺利进据河西，并迅速控制了西域。

后世地志综述了河西在汉朝前后的政治形势：肃州（酒泉），"古西戎地，六国时，月氏居焉。后为匈奴所逐，奔逃西徙，匈奴得其地，使休屠、昆邪王分守之。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来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凉州（武威），"自六国至秦，戎狄及月氏居焉。后匈奴破月氏，……月氏乃远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匈奴使休屠王及浑邪王居其地，汉武帝之讨北边，……得其地，遂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四郡，昭帝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甘州（张掖），"自六国至秦，戎狄月氏居焉。汉初为匈奴右地。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断匈奴之右臂"〔3〕。沙州（敦煌），"西戎所居，古流沙之地，……其后子孙为羌戎代有其地，……按’十三州志’云：瓜州之戎为月氏所逐。秦并六国，筑长城，西不过临洮，则秦未有此地，汉武帝后元六年（？）分酒泉之地置敦煌郡，徙郡人以实之"〔4〕。这些简略记述表明，河西原为月氏、乌孙人居地，受匈奴逼迫而西迁。汉武帝时，几次发兵打击匈奴，霍去病领兵，"济居延（水），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①得（张掖），得单于……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5〕。打败了匈奴，汉朝在河西分设四郡。有关四郡设置年限，《汉书·武帝纪》和《地理志》的系年互异，众多学者如张维华、劳干、严耕望、陈梦家、黄文弼、周振鹤、日比野大夫等人已分别作了不少考辨，意见虽互有异同，大都认为《地理志》系年误。大致说，张掖、敦煌、酒泉三郡是武帝时建制，武威郡很可能迟至宣帝时才设置。经过汉军对匈奴的一再打击，诚如《霍去病传》所云："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旋越居延，过小月氏，至祁连山，杀死及俘虏共三万余人。唐初《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县东南五十里"，《西河旧事》云："山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6〕由此可见，匈奴占领河西时，以祁连山为主体的高山草甸草原是良好天然牧场，西戎、月氏、乌孙、匈奴，在河西长期盛行游牧，有否农作，则未见诸史籍。

汉朝与匈奴争夺河西伊始，汉中人张骞受命西行，联络月氏共攻匈奴。当他经历艰苦曲折到达时，月氏人生活已安定。又离汉远，不再抱怨匈奴，骞不得要领而归。他想到被赶走的乌孙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则是断匈奴右臂"，武帝派他出使。"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属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7〕。招引目的又没有达到。"乌孙王既不肯东还，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也就是说："北却匈奴，西逐诸羌"，"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8〕。河西地空，既是月氏与乌孙人的西徙，又是匈奴与西羌人的离去，某些没有西去的月氏人"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共与婚姻"。霍去病进军湟中时，"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鼠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势强弱"，他们并不忠实依附于汉。其时，众多羌人主要聚居于黄土高原所属的陇右，不在河西四郡境内。《汉书·地理志》云："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②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建置河西四郡时，境内地广民稀，汉政府从外地迁入的人，包括了关东的贫苦大众和某些犯法臣僚的家属。河西走廊地势高，又深处内陆，雨水少，草地宜牧，有利畜群繁殖饲养。酒泉太守辛武贤说，匈奴人"以畜产为命"〔9〕，凉州饶畜产，良有以也。

徙入河西的关东下贫自是一般务农的贫苦大众。《汉书·武帝纪》所说"徙民以实之"，正是指的这类人。通过他们勤奋力作，河西大地上，创造出"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地理志》）的良好局面。

论文关键词：钱钟书;文学创作;悖论式思维;解构

论文摘要：悖论式思维是钱氏把握世界与人生的整体意义的一种思维方式，钱氏运用它来揭示悖论，探索人生真相。还原生活本真。钱氏在文学创作中运用悖论式思维进行解构写作，呈现在文本语言运用、主旨建构及人物创设等诸方面。

巴赫金曾指出，每位作家对于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方式，都有自己特殊的采撷语言的手段和范围。然而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的语言表达方式是根源于他所独特的思考和感受方式，他观察和理解自己和周围世界的方式。维特根斯坦曾把语言看作是在每一点上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活动相互渗透的东西。因此，当我们研究语言时，实际上是在研究一个作家主体的经验结构口]3。。所以，从作家主体的经验结构的角度审视钱钟书文学创作，一方面，我们能深切感受到钱氏对现实的极其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以一种特殊的的思维方式来审视人生与世界，即从生活中诸多尤其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中看出矛盾和悖论。在通过对它们内部联系的揭示中解构与颠覆传统理念，呈现或还原生活本真。这一具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可称之为悖论式思维。另一方面，我们还能感受到，钱氏文学创作显示了钱氏在抗战期间及其前后一段时期内的一次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文学要求，即在现实的种种境遇中，钱氏感受到生存的荒诞与悖反，于是，他试图通过写作的方式和一种价值认同来排遣内在心灵的一种不可克服、排遣的矛盾性，而这种不可克服与排遣的矛盾性，在其该时期创作的小说和《写在人生边上》等大多数随笔散文作品中，便突出地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思维语境，即悖论式思维语境。钱氏将悖论式思维拓展为把握世界与人生的整体意义上的思维方式，并将其广泛运用到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之中来。钱氏《管锥编》以“易之三名”开篇，抓住了中国语言“一字多意且可同时并用”的基本特征，并将“一字多义”的现象归纳为两类：“一日并行分训。二日背出或歧出分训”。对于“背出或歧出分训”，钱氏论述道：“古人所谓‘反训’，两义相违而亦相仇……使相反者互成，，[]2。这一“反训”之法即是悖论式思维的一种表现，体现了钱氏对世界本质的辩证把握和辩证思维。针对这一“反训”之法，钱氏在《管锥编》中还特阐述了其合理性及其在美学上的意义：“世间事理，每具双边两柄，正反仇合；倘求意赅词达，对仗攸宜。……又称‘反对为优’，以其‘理殊趣合’，亦蕴斯旨。’，[。J1‘双边两柄”、“正反仇合”即体现了悖论式思维，而“反对为优”则正是钱氏善于且乐于进行的悖论式思维的艺术审美标准，也是其进行文学创作的审美出发点。

就其小说和《写在人生边上》等大多数随笔散文来说，钱氏文学创作正是一个包含着无数组经过艺术化处理的对立又统一的悖论的象征，悖论式思维方式的运用在这些文本中极为普遍，既有语义上的，也有作品意义、主题及文本形式上的。主要来说，呈现在悖论式语言的运用、文本的主旨建构以及人物创设等方面。

一、语言的悖论形态

语言是思维反映的存在形式，悖论式思维在文本语言上的运用是钱氏文学创作中颇为常见与普遍的思维形态。这一语言形态可称之为悖论式语言。在学术研究中，钱氏惯常以悖论式思维对具有特殊高位的传统文化现象进行解析，并呈列出与传统理念“相违而亦相仇”的对立语意，致使其处于对立拆解或颠覆状态。在文学创作中，钱氏同样运用悖论式思维，从语言人手，利用语言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和意义的可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特质，运用“反训”之法，解构用语言构建起来的传统文本的权威以及神圣的理念。

现今甘肃省黄河以西，特别是乌鞘岭以西，有一条位于龙首山、合黎山、北山和阿尔金山、南山（祁连山）之间的狭长地带，世称河西走廊。它是汉唐间西域与内地进行往来的交通孔道，本文要讨论的是在汉唐间，它由游牧经济经历艰难曲折，转变为重要的农牧生产基地。

一

河西走廊地区在西汉政府力量进入以前，长期是西戎和月氏、乌孙、匈奴等族人生活栖息的场所。战国秦汉时，雄据漠北的匈奴，"随畜牧而转移，……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力量强大，受其威胁的秦、赵、燕诸国，只好筑长城以资防守。随着匈奴势力的西渐，"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居敦煌，祁连间"的大月氏被匈奴单于打败，大众远徙，"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2〕。乌孙也是"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后汉书·西羌传》云："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匈奴顺利进据河西，并迅速控制了西域。

后世地志综述了河西在汉朝前后的政治形势：肃州（酒泉），"古西戎地，六国时，月氏居焉。后为匈奴所逐，奔逃西徙，匈奴得其地，使休屠、昆邪王分守之。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来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凉州（武威），"自六国至秦，戎狄及月氏居焉。后匈奴破月氏，……月氏乃远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匈奴使休屠王及浑邪王居其地，汉武帝之讨北边，……得其地，遂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四郡，昭帝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甘州（张掖），"自六国至秦，戎狄月氏居焉。汉初为匈奴右地。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断匈奴之右臂"〔3〕。沙州（敦煌），"西戎所居，古流沙之地，……其后子孙为羌戎代有其地，……按’十三州志’云：瓜州之戎为月氏所逐。秦并六国，筑长城，西不过临洮，则秦未有此地，汉武帝后元六年（？）分酒泉之地置敦煌郡，徙郡人以实之"〔4〕。这些简略记述表明，河西原为月氏、乌孙人居地，受匈奴逼迫而西迁。汉武帝时，几次发兵打击匈奴，霍去病领兵，"济居延（水），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①得（张掖），得单于……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5〕。打败了匈奴，汉朝在河西分设四郡。有关四郡设置年限，《汉书·武帝纪》和《地理志》的系年互异，众多学者如张维华、劳干、严耕望、陈梦家、黄文弼、周振鹤、日比野大夫等人已分别作了不少考辨，意见虽互有异同，大都认为《地理志》系年误。大致说，张掖、敦煌、酒泉三郡是武帝时建制，武威郡很可能迟至宣帝时才设置。经过汉军对匈奴的一再打击，诚如《霍去病传》所云："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旋越居延，过小月氏，至祁连山，杀死及俘虏共三万余人。唐初《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县东南五十里"，《西河旧事》云："山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6〕由此可见，匈奴占领河西时，以祁连山为主体的高山草甸草原是良好天然牧场，西戎、月氏、乌孙、匈奴，在河西长期盛行游牧，有否农作，则未见诸史籍。

汉朝与匈奴争夺河西伊始，汉中人张骞受命西行，联络月氏共攻匈奴。当他经历艰苦曲折到达时，月氏人生活已安定。又离汉远，不再抱怨匈奴，骞不得要领而归。他想到被赶走的乌孙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则是断匈奴右臂"，武帝派他出使。"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属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7〕。招引目的又没有达到。"乌孙王既不肯东还，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也就是说："北却匈奴，西逐诸羌"，"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8〕。河西地空，既是月氏与乌孙人的西徙，又是匈奴与西羌人的离去，某些没有西去的月氏人"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共与婚姻"。霍去病进军湟中时，"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鼠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势强弱"，他们并不忠实依附于汉。其时，众多羌人主要聚居于黄土高原所属的陇右，不在河西四郡境内。《汉书·地理志》云："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②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建置河西四郡时，境内地广民稀，汉政府从外地迁入的人，包括了关东的贫苦大众和某些犯法臣僚的家属。河西走廊地势高，又深处内陆，雨水少，草地宜牧，有利畜群繁殖饲养。酒泉太守辛武贤说，匈奴人"以畜产为命"〔9〕，凉州饶畜产，良有以也。

徙入河西的关东下贫自是一般务农的贫苦大众。《汉书·武帝纪》所说"徙民以实之"，正是指的这类人。通过他们勤奋力作，河西大地上，创造出"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地理志》）的良好局面。

内容提要】文散阶的进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迅速推进。其原因在于，北朝曾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从而使之进化为位阶，南朝的"文清武浊"观念却阻碍了类似现象的普遍化。魏晋南北朝有两种"品位分等"，一种是以门第、中正品和"清浊"构成的"门品秩序"，它是士族政治的产物；另一种则是由军阶代表的"官品秩序"，它更富功绩制色彩。北朝文散阶的进化得益于军阶的"拉动"，这就为唐代文武散阶制向官僚政治的回归，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南北朝官阶

一、南朝散官"阶官化"的迟缓

官阶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级规划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汉代禄秩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官员若无职位则无等级可言，这属于重效率的“职位分等”类型。[1]魏晋南北朝时官阶制却开始向另一种“品位分等”类型过渡了，最终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阶之制。散阶又称"本品"，减小了因职位变动而造成的地位变动，从而赋予了官员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权益的稳定性。

魏晋以降士族政治、门阀特权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设职”更多地基于“优惠考虑”而非“效率考虑”，职事官之外委积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号、散职，一人拥有多种头衔屡见不鲜。由此而导致的职、官、名号的分离，应该说是官阶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仅以士族政治来解释中古散阶制的发达，那仍然是不惬人意的，因为在此就要面对这一事实：南朝政权本来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职；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广度和速度。

与此期阶官化进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诸大夫和东省散官。"阶官"已是脱离职位的位阶了，它们并无员限、可以随机加授和迁黜；“散官”则是冗散无事之官，仍有员限，未能摆脱“职位”性质。文散官阶官化的骤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这时候四方云扰、战火连绵，朝廷为笼络之计而向将士们广授散职，毫无吝惜之意。尔朱氏掌权之时，"欲收军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2]。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滥授，而且还是与将军号成双成对儿地"双授"的，即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由此，这些散官迅速虚衔化了，成了普遍拥有、且不断升迁的"阶"了。比如裴良：起家奉朝请，宣武初为中散大夫；后为太中大夫，孝庄末为光禄大夫；节闵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3]他一为东省散官，六为大夫，这些官号都非实职，仅仅标志着他的阶级变动。又如赵刚："累迁镇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历大行台郎中、征东将军，加金紫阶。"[4]金紫以及银青光禄大夫，在时人眼中已明明是"阶"，而不仅仅是"职"了。进至北周，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诸大夫以及由东西省散官变化而来的34种散官，演化为一个首尾完备的位阶序列。这个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阶制的重要环节。[5]

【内容提要】文散阶的进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迅速推进。其原因在于，北朝曾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从而使之进化为位阶，南朝的"文清武浊"观念却阻碍了类似现象的普遍化。魏晋南北朝有两种"品位分等"，一种是以门第、中正品和"清浊"构成的"门品秩序"，它是士族政治的产物；另一种则是由军阶代表的"官品秩序"，它更富功绩制色彩。北朝文散阶的进化得益于军阶的"拉动"，这就为唐代文武散阶制向官僚政治的回归，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南北朝官阶

一、南朝散官"阶官化"的迟缓

官阶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级规划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汉代禄秩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官员若无职位则无等级可言，这属于重效率的“职位分等”类型。[1]魏晋南北朝时官阶制却开始向另一种“品位分等”类型过渡了，最终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阶之制。散阶又称"本品"，减小了因职位变动而造成的地位变动，从而赋予了官员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权益的稳定性。

魏晋以降士族政治、门阀特权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设职”更多地基于“优惠考虑”而非“效率考虑”，职事官之外委积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号、散职，一人拥有多种头衔屡见不鲜。由此而导致的职、官、名号的分离，应该说是官阶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仅以士族政治来解释中古散阶制的发达，那仍然是不惬人意的，因为在此就要面对这一事实：南朝政权本来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职；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广度和速度。

与此期阶官化进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诸大夫和东省散官。"阶官"已是脱离职位的位阶了，它们并无员限、可以随机加授和迁黜；“散官”则是冗散无事之官，仍有员限，未能摆脱“职位”性质。文散官阶官化的骤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这时候四方云扰、战火连绵，朝廷为笼络之计而向将士们广授散职，毫无吝惜之意。尔朱氏掌权之时，"欲收军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2]。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滥授，而且还是与将军号成双成对儿地"双授"的，即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由此，这些散官迅速虚衔化了，成了普遍拥有、且不断升迁的"阶"了。比如裴良：起家奉朝请，宣武初为中散大夫；后为太中大夫，孝庄末为光禄大夫；节闵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3]他一为东省散官，六为大夫，这些官号都非实职，仅仅标志着他的阶级变动。又如赵刚："累迁镇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历大行台郎中、征东将军，加金紫阶。"[4]金紫以及银青光禄大夫，在时人眼中已明明是"阶"，而不仅仅是"职"了。进至北周，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诸大夫以及由东西省散官变化而来的34种散官，演化为一个首尾完备的位阶序列。这个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阶制的重要环节。[5]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图书分类法蓬勃发展的时期，文献的分类组织作为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一直是清华图书馆重视的一项工作。清华图书馆的老前辈戴志骞、袁同礼、洪有丰等图书馆学专家都曾赴美留学，带回美国先进的图书馆组织管理经验，将美国“杜威十进制分类法”（简称“杜威法”）投入应用并不断创新，积极引领近代中国图书分类编目的革新。先后改良过“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创制“戴志骞中文新书、旧书分类法”（简称“戴法”），编制了两部对中国图书分类影响较大的分类法：“查修《杜威十进制分类法补编》”（简称“查修法”）、“施廷镛《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类法》”（简称“施法”）。现今，民国清华（也称“老清华”）图书馆在文献分类组织方面的贡献和成果部分因文献记载保存了下来，原汁原味地保留着原创分类法的面貌；另有成果保留在以老分类法标引组织的文献中，在实物中保留了一些历史印记。这些文献记载和馆藏实物反映了老清华创立、使用分类法的历史，考析这些对图书馆史的研究和现今图书馆实际工作的深入开展仍有借鉴意义。

1分类思想的变革

民国初年，伴随着新式图书馆的发展和中西文文献馆藏的增多，中西文图书、新旧图书的类分和组织就在“并行制”还是“统一制”、“补杜”还是“仿杜”、“修补”还是“重创”、“文献分类”还是“知识分类”、“价值分类”合理化、分面思想不断改进等各种思想之间进行着探讨与实践。分类思想与分类法创立者本人的思想、性情和学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清华图书馆由于创立分类法的人员离开，离开前未实现分类法由个人创作到集体创作的转变，人员的变动带来思想的变化，出现了查修法到施法的跳通转。当然，即使是同一个人，他的思想受环境时局、文献组织理论发展水平、文献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也会产生变化。戴志骞亲自推翻自己创立的戴法，同查修商议创造出查修法，属于本人思想产生了变化。下文详述这些思想与变化。（1）经历从“用杜”“参杜”“改杜”，到“补杜”“改杜”，最后发展到全面“仿杜”的思想变化过程。老清华图书馆创立的这些分类法从本质上来说都属于十进制分类法，是十进制分类思想在中国本土化的应用，先后出现过“用杜”“参杜”“改杜”“补杜”“仿杜”5种分类思想。这些分类思想的出现和应用经历了对杜威法由浅到深、由点到面的改造和发展过程。起初，戴志骞以“欧美图书编目分类条分缕析、纲举目张，其界限釐然，用之于西籍及科学各书固当”[1]37，选择使用杜威法类分西文图书，是为“用杜”。将五部法辅以十进制数字稍加改良，用以类分中文古籍，称“旧籍分类纲目”[1]37，纲目参照杜威法，将阿拉伯数字和层累制初步引入五部分类中，初步具有十进制分类法的形，是为“参杜”。依据国情仿照杜威法创制“中文新籍分类纲目”[1]41，接受了杜威法的十大类架构原则和标记制度，提升教育、政法、兵事为大类和新立实业艺术大类，以容纳中国新出书籍，属于“改杜”。戴志骞打破统领中国1000多年的四部五部分类思想，同期尝试“用杜”“参杜”“改杜”3种十进制分类思路解决中国图书的分类问题。“用杜”“参杜”的改造思路是对杜威法符号、原理的照搬和浅层、部分应用，虽然也出现了“改杜”思想，但自知“事出草创，贻议之处知所不免”[1]37，其中“新旧难于划分”和“累赘”[2]98是主要问题，新设类目也有不妥在下文一并叙述。此后，戴志骞的分类法变革仍在继续，他聘请查修到馆编制中文书籍目录。查修编制目录的工作从拟定分类法开始，他延续了戴志骞的分类思想，坚持将十进制分类思想继续用于中文图书，并改用“补杜”的思路，通过增补子目以容纳经类，将史子集丛五部散入杜威十大类。较之戴志骞“改杜”，查修“补杜”基本保留了杜威法的原始框架，对杜威法的改动较少，既能够继续发挥杜威法对于西文书的分类优势，又为中文书设置了具体的类目位置和入类原则，实现了中西文图书统一分类。“补杜”思路简便易行，但在随后的使用中发现仍有不妥。于是，查修在“补杜”的基础上开始“改杜”，查修在《清华学校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一书中记载了他修改类名、调整子目顺序，取消一些特殊符号的始末。1927年到1928年，查修和戴志骞相继离开清华，分类编目工作转交到施廷镛和洪有丰手中。面临查修法分类时西方文学、西洋史书少分类号多，中文图书书多号少的情况，商议决定“参酌中外各分类法从事改编”[3]。他们不满足仅仅“修饰枝叶，终无补于困难”[4]的“改杜”和将中文书籍机械式“牵强附入”[4]杜威法的“补杜”，创造性地构建“仿杜”思路下的施法，成为民国早期继沈祖荣“仿杜”后构建本土分类法的又一次大胆创新。施法“仿杜”用于中文古籍和中日文图书分类近30年，在实用性方面较沈祖荣法有很大进步。沈祖荣虽首创“仿杜”，影响重大，但“能为中文古籍用者极少”[5]“有好多不妥的地方”[2]99，在类分中文古籍和实用性方面是失败的。如果说沈祖荣“仿杜”是思想理念的引领，施法“仿杜”则是思想理念的实现。至此，老清华将杜威法中国化的思路由浅到深实验了一遍，到“仿杜”算是真正掌握了十进制的精髓，开始突破杜威法的框架，建立独立于杜威法的中国分类体系。沈祖荣“仿杜”的思路早在戴志骞时期便已存在，为何直到施廷镛时期才在清华真正开花结果？实际上查修进入清华图书馆后，就曾采用过文华公书林出版的沈祖荣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代替戴法，“试用了七个月结果并不理想”，可以说使用不便阻碍了沈法在清华的应用，加之戴志骞认为多套分类“麻烦且不方便”，最终“调转舵向杜威原法寻觅解决”[2]99统一中外图书的分类法的意愿，清华暂时放弃了“仿杜”。（2）“并行制”与“统一制”思想有过多次交替，最终定格在“并行制”下。戴志骞针对西文书、中文旧书、中文新书三类文献创立三种分类法并行的局面，主要是从文献性质和分类法特点做出的选择。因“世界图籍科目繁复卷帙纷杂，断非五部所能概括”[1]37，西文书继续用杜威法。因“欧美图书编目分类界限釐然，用于吾国性质笼统含混之旧籍入之，殊觉难容”[1]37，创立中文旧籍分类法。因“强令新籍纳入旧籍之中，旧时之籍有限，而新出之书无穷，势必此一部之书逐渐增加，彼一部之书相形见少，且古代之书以科学眼光观之，往往时而经济，时而军事，时而哲学，时而物理，不能与科学书合而为一，强相牵附，只增纷扰耳”[1]37，故“本馆编目将新旧各书分开”[1]37。戴志骞没有急于大一统，主张中西分类法并行、新旧分类法并行，态度折中而保守。这种思想和局面在查修到馆后发生了扭转。查修推翻戴法后有个小插曲，他并没有立刻着手创立新法，而是试用了沈祖荣法类分中文书。同时，查修认为“杜威原本比较实用的多”[2]98，依然愿意用杜威法类分西文图书，形成了一段两法并行的格局。戴法创立约一年时间，在经受三法并行和两法并行的不便后，戴志骞同查修磋商扭转并行不便的局面，转向统一中外图书分类法。所以查修法产生的初衷便是统一中外图书分类法，主张“统一制”的分类思想。查修法在清华使用的8年，是老清华唯一一段“统一制”的历史，中西文图书分类暂时稳定共存于查修法类目中。1929年后，这种平衡在创制人离开、失于修订、馆藏中文文献量陡增的情况下被打破了。中文图书分类依旧凸显成为问题的关键和难点：一方面施法主要针对中文图书的分类而创立，新法无法兼顾西文图书；另一方面杜威法类分西文图书比国内创制的其他分类法都实用。施法又回到了中西并行的分类道路上。自此，清华馆藏古籍和中、日文普通图书均照施法类分，西文书沿用杜威法类分，一直到1963年大型法时期。老清华经历过新旧图书分类并行制、中西图书分类并行制，也探索过中西图书分类统一制，最终伴随着战乱、老清华南迁、人力缺乏等局势变动定格在中西图书分类并行制下。中西文分类法并行产生了两套分类系统，违背了中国统一分类的思路和呼声，在统一分类方面较之查修法有所退步，但在分类思想和理论水平无法达到统一的情况下，解决了当时中文图书分类的燃眉之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聚全国行业专家之力把分类法的创制和修订转变为集体行为，又经大型法、中图法改版，才最终迎来了大一统的局面。倒回老清华，虽然也曾出现过查修法的大一统局面，但查修法的大一统仅仅适合于当时中文文献量较小的图书馆，适用条件受限。仅凭清华一己之力和屈指可数且时有变动的编目馆员，没有在民国时期就彻底实现中西图书统一分类也情有可原。但不可否认，正是由于曾对各种分类思路都有过尝试，才积累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老清华文献分类指明了方向：暂时放弃中西图书统一类分的想法，关键是继续寻找解决中文图书的分类办法。（3）“修补”与“重创”思想在分类法面临改编时都曾出现过。戴志骞中文旧书分类法利用十进制数字对五部法进行修补，同时还创制了中文新书分类法。到了查修时期，戴志骞和查修在推翻了戴法之后，也并没有直接创制新法，而是先试用了沈祖荣法7个月，发现很多不妥，请学校教授进行了增补。在差不多大功告成时，“戴志骞先生又同我磋商了几次，总觉得一个图书馆里西书有杜威原法，中书有仿杜威法，二个法子并驾齐驱，于实用上不无麻烦”“管理员找书实在不方便”[2]99。至此，查修才放弃增补，调转方向“不更改只扩张，把杜威所未用的号码拿来凑中文书籍的分类”[2]99，于1923年创制了《杜威十进法补编》，并在随后的5年时间里不断对其进行补充调整，直到1927年秋离开清华图书馆。查修分类法在“中文书籍较少时还可应付，书籍增多以后，查修法渐不适用”[3]，施廷镛“依旧法略事修改”[6-7]，对目录类、金石类进行了重新编排。直到1929年夏，“图书馆新购杨氏丰华堂藏书，加之中国文学系、历史系等陆续增购新书，中文书籍逾6000余种5万余册”[3]，类分骤感困难，于是决定对中、日文分类法进行彻底改革。修补的思想偏保守，需投入和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少。重创思想更激进，需投入和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相应多些。老清华三段分类法的改编历史相似，均倾向性先对现有或正在使用的分类法进行修补，直到修补也无法满足实际的需要，才决定推翻重来，也就是重创。只是三段“修补”转“重创”原因并不相同。戴法的“修补”与“重创”是同时进行的，他认清了新旧两种不同种类的中文文献和现有分类方法的性质特点，为新旧文献分别选择了适合的分类法。既然重创新法了，却不肯彻底废弃五部法，将中文古籍分类融入新法，不难看出五部法在戴志骞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查修修补沈祖荣法，后来转变为重创，则是因为认定杜威法是最适合西文图书的分类方法，出于统一分类法的考虑。查修对于自己所创分类法的修补则类似杜威法每隔几年的修订工作，只是这种修订仍旧停留在个人行为层面。施廷镛限于“时间及经济均难办到”[6]，对查修法进行修补，随后以修补后的查修法无法适应数量增多的中文图书为由，也转为重创。（4）“知识分类”最终替代了“文献分类”。戴法已有十进制分类法的形，但与十进制分类法仍有着本质的区别，区别就是戴法沿用四部五部法面向“四库归集的书”“按编撰者脑子里一切主观的类别”[8]设类，杜威法则是详列天下知识类目以待群书。戴法按“文献分类”在他的中文旧书和中文新书分类法中都有体现。中文旧书分类法类目核心依然是五部，类目是面向存世古籍按体裁编制而成的文献类别体系。中文新书分类法新设立的5个大类是戴志骞所处时代的时事关键词，戴志骞因其热门而将其提升为一级大类，虽是“改杜”，实则毁坏了杜威法通盘规划构建的知识分类体系。如将分支知识节点“政法部”概括主要知识节点“社会科学”，犯了以部分知识概括全面知识的错误。不顾及知识节点之间的逻辑结构层次，这些做法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类。直到查修和施廷镛邀请学科教授参与修订和编制分类法，老清华才出现了按学科“知识分类”的萌芽。查修在增补沈祖荣法时，“对于政治学方面，我请了本校政治学教授余日宣先生；经济学方面请了经济学教授蔡竞平先生；教育学方面请了注册部主任王维周先生；医学方面请了校医李岡先生帮同斟酌。”[2]99施廷镛创制施法时，“复因本馆同人学识简陋，故将所拟各学科之分类草案，分别送请各专家改定。校内教授如吴之椿之于政治学，杨金甫先生之于文学，萧叔玉先生之于经济学财政学。郭閔畴先生之于法律学，许仕廉先生之于社会学，叶企孙孙光远张子高翁咏霓陈席山吴蕴珍李继侗诸先生之于自然科学。校外专家如李湘宸先生之于教育，艾险舟先生之于心理学。兹已将各专家改定之各科分类法，编成总分类表”[3]。近代以杜威法为代表的西方分类主要通过学术分科原则构建知识分类体系。查修和施廷镛请学科教授参与各自所在学科的知识类目的拟定，秉承了西方知识分类的原则，此点与杜威法异曲同工。此外，查修法在初创时，只扩张不更改，将五部类目按内容对应到相应的杜威法类目中，保留了杜威法的知识分类体系。查修走知识分类路线，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已认识到知识分类的重要性。在修订查修法时，他强调“分类书籍最要紧的事，是看书的内容”[9]384。查修强调的“内容”正是主题，主题属于什么学科知识门类正是知识分类的第一步。老清华前辈们通过学科教授参与、套用西方知识分类体系的方式，带动文献分类法朝学科知识分类发展，并逐步构建出中国知识分类体系。（5）按“价值”分类的思想逐渐趋于合理化应用。戴志骞旧书分类法类目仍旧沿用了五部分类法类目，五部分类法作为中国古代分类目录的代表，常因其以文献“价值”分类而备受诟病。戴志骞新书分类法依然因文献的“价值”高低设置类目层级。为了凸显五种时代需要的热门图书，将其类目定为一级大类。人类知识只有并列与包含被包含关系，无价值高低之说。戴志骞这种随意设置和提升分类类目以凸显某类文献“价值”的做法忽视了人类知识的平等性。后来，查修法和施法也曾遇到凸显热门图书或某类图书的需要，做法却合理明智许多。他们在不改变知识类目体系的前提下，都采用增加冠号的做法来凸显类目“价值”。冠号的介绍见下文相关内容。冠号的设置坚持知识分类体系和按内容类分不动摇，也就是承认了知识价值的平等性。实际使用时以便利流通、独立存放为原则，其凸显的“价值”图书与其他图书互不影响，与分类体系互不影响，所以更容易被接受。（6）适合类分中国图书的分面思想逐渐清晰完善。1885年，杜威法第二版中出现了通用的形式复分表和仿分表，分类法中的组配原则出现了萌芽。杜威法没有专用的仿分表，仿分需要借用大类类目号码。就复分时常用的历史、地理类目而言，杜威法第二版中并未设置中国地理的有关类目，到915亚洲地理便终止了。历史类目中出现了中国历史951，细分类目为“951.1中国东北部，北京；951.2中国东南部，广州，香港，台湾；951.3中国西南部；951.4中国西北部”[10]227，将泰国、蒙古国、韩国等非中国的亚洲国家划入中国类目下。历史、地理类是复分常用和重要的参见类目，如此混乱实不堪用。老清华直到查修创制《补编》，采用了扩充杜威法以细分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纯粹历史可以入951；地理可入915.1”，制作了“中国历史分类法”和“中国地理分类法”[2]100，中国历史、地理类在杜威法主表中有了详尽的位置和类号。查修设计中国历史、地理表可用于复分，“其分类有地理上之区别者，则除原本外，均须依拙编‘中国地理分类法’的次序”[2]110。查修仿照杜威法在老清华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分面思想，与杜威法一样，查修对于中国历史和地理的细分依然没有独立的表，但较之杜威法更加清晰实用了。到施法时，复分表的种类更丰富，建制更完整，施法主表前列出了8张活用通用复分表——“各类总论共用区分表”“各家著述注释考证区分表”“中国时代区分表”“中国区域区分表”“西洋时代区分表”“世界区域区分表”“日本地方区分表”“日本时代区分表”。复分表开始从主表中独立出来，成为适合全部类目的通用复分表，形式与大型法十分接近，是一项适应近代中国分类需要的创造。

2分类符号的变革

每种分类法产生于不同的年代，受当时图书数量、种类、文献组织理论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各家分类法有其独特的标引规则和符号体系，并带有时代的印迹。一套成熟分类法的标识符及标识规则会兼顾到分类体系的扩充性、延展性、分面性和逻辑性。为了弥补时代和认知的局限性，分类法每隔一段时间就对原有缺漏和局限等进行修正，包括对标识规则、符号体系的修正。以此而产生的文献索书号具有内容、年代、语言、文献类型、著者、版本等属性，这些属性均体现了分类法对文献特征尽可能多的分面揭示。老清华用过的分类法均是十进制分类法，所以都使用阿拉伯数字符号及圆点分隔符层层展开。在标识符号方面各家分类法最大的两个创造是：增加了不同种类的冠号；并在冠号、类号、书次号中不同程度地引入中文字符。（1）增加冠号。杜威法“略事修改”后使用，修改包括为杜威法增加冠号。杜威法冠号的产生来源于《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及其索引》在第二版中提出的分类原则，“坚持不改变大类顺序和细目含义，如需要改变，建议用字母或其他符号赋予杜威分类号不同的含义。以J代表青少年小说，用B归类传记图书，R用以标识俄国图书。”[10]50其后，老清华图书馆的前辈们做了许多细致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仿照杜威法在索书号中添加了中、西文字符作为冠号。“清华图书馆对于参考书概不借出。区别之法就是在检查号码上（Callnumber）加上一个R——Referencebooks之意。”[2]109这个查修法时期出现的冠号是目前见到的老清华对于冠号的最早描述。到1936年施法时期，《图书馆概况》中提到的西文书冠号已经发展到6种，“分类号码B为传记、C为专论中国事情之西文书、F为小说、J为儿童文学、R为普通参考书、V为善本书”[11]。实际上，另有5种西文文献冠号《图书馆概况》并未提及，存在于馆藏实体文献上，它们是“CB”“CF”“JB”“JF”“P”，前四种冠号是在“B”“C”“F”“J”四种冠号的基础上组配后生成的，是图书主题内容揭示的进一步细化，P则揭示了文献的出版物类型是期刊。老清华创造的冠号赋予了杜威分类号不同的含义，最初产生的目的之一是“其书上冠有下列符号者，均不能出借”。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冠号还进一步揭示了文献的主题内容、用途、体裁、属性等，凸显了高流通率和高价值图书。另外，带有冠号标识的图书单独聚类列架存放，方便了快速查找，为流通提供了便利。冠号的出现表明包括杜威法在内的十进制分类法重视文献的内涵，也并未否定文献的体裁等形式。这几层含义对于此后出现的中文图书分类冠号依然适用。（2）引入中文字符。老清华自创的戴法、查修法和施法均为解决中文图书的分类问题，在冠号、类号和书次号中分别添加了中文字符。戴志骞旧书分类法类号保留了“经”“史”“子”“集”“丛”5种中文标识符，书次号标识符以朝代汉字打头。查修法兼顾了西文书分类，是最接近杜威法的中西文图书分类法，接近的含义包括分类标识符号接近。但查修法初立时，也曾引入中文字符。如“个人传记用”传“有别于集传、个人哲学著作用”哲“以别于中国哲学总集、个人文学著作用”集“以别于中国文学总集”。在修订时，查修才将这些中文字符撤销，坚持与杜威法保持一致，“最好是用数码一直到底，例外愈少愈妙”[9]400。施法巧妙在类号中引入了中文汉字，取天干中的前八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作为类号的一部分。这些汉字在中文中具备排序的意义，加在类号前，成为可以排序的一级类，成功将类目规模从杜威法的1000类扩展到8000类。汉字符号带来类目规模大体量的扩充，很好地满足了中文图书种类和数量快速增加的需要，在民国创制的诸多著名分类法中独具特色，优势明显。施法还产生出了中文字符冠号，《图书馆概况》中提到：“公系办公室公用书籍，存办公室。丷系善本书，存善本书室。系清代违禁书，存善本书室。”《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细则》[12]提到了另外两类施法冠号“宀”“厶”。“宀”揭示了中文图书的保密属性，“厶”意指中文书做参考书用途。目前，已经发现的施法冠号有上述5种，取号原则就是选择汉字单字或汉字起笔偏旁。施法为了兼容日文书，将汉字“日”放入日文书的书次号中，以示与中文书的区别。从老清华创立的分类法来看，中国近代分类法发展表现为十进制分类法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索书号加入中国独有的汉字字符作为标识符的一部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显著特点。但汉字“难识”“难记”“难写”“难找”[13]97，为使用者设置了语言门槛，成为非中文使用者的障碍，减弱了中国分类法的可接受度和影响力，也就减弱了中国分类法的国际化水平。查修法在老清华一众可用于中文图书的分类法中明确表达了应该减少例外，表现出较高的国际接轨意愿，标识符种类与改良后的杜威法基本一致。这些经验为后人借鉴，新中国成立之后创制的大型法中已看不到中文字符，改用汉语拼音字母ABC替代中文汉字甲乙丙，目的也是本着排序和扩充类目规模，构建原理与施法基本一致，符号设计更加国际化。

3分类法适用图书语种的变革

钱大昕的“实事求是”史学，是中国史学史上非常突出而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一个大问题。

乾嘉时期（1736-1820年）学者好言“实事求是”，钱大昕尤为突出。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史学上的所谓实事求是，仅是指考证方法，还是言史学思想？以往学者常常提到这个词，但并没有深究其底细。

钱大昕治史以考辨著称。二百年来史学界无不推尊他为乾嘉考据史学的巨擘。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我觉得，钱氏在谈记事、著述、考辨、议论时，多次简明地提到“实事求是”，有着多方面的含义，不仅是言考证方法，而且流露出朴素的史学思想，也是作为重大的史识和史德问题提出来的。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直书”、“实录”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史学史上突出的成果，并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一个显著的特点。

现在我提出浅见，希望同道研讨，恳请方家指正。

一、史书传信

钱氏强调史书应当“传信”，而成为信史。这是他对史学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