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范文10篇

这本书的红火的确是有一段时间了，多次在图书馆里路过好书的榜单，都见它赫然在列，雄踞榜首，于是多次想要认真研读这本书，但是，潜意识告诉我，只有经过时间考验的书本，才会是真正的好书（本书的作者宋鸿兵在其博客里写道：“流金岁月，岁月只留金!”，大概也是这个意思）；而且，大学一年级一路下来，我始终觉得，我在经济与金融领域涉足尚浅，而且学业繁忙，若是阅读这本书，难免囫囵吞枣，难免会有不理解的地方。

于是等到这个假期之际，我问起看过这本书的室友，他说经过一学期的思考以及与课本知识的对照，这本书的确非常好，每每他对萨缪尔森书中描述的美国银行系统创造货币的过程与实质感到迷惑时（而的确美国的银行系统是很令人迷惑的），他就会去翻阅这本书，每次都会有新的体会。看来这本书起码经过了我这位博学的室友一年的考验，具有一定的含金量。于是我就借了这本书，开始研读之。

这是一本我一口气读完的好书，一连五天。但是我需要在这里说明的是，也许这本书会有些许偏颇，材料也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这本书至少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世界的经济与金融，我们应当关注这本书的大价值而忽略小错误，所以这样讲来这本书绝对是好书。

这本书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史料，描摹了国际金融集团及其各国人在世界金融市场呼风唤雨乃至兴风作浪的过程，简述了货币的发展史以及对于金钱与财富的角逐是如何引导了近现代西方经济与金融制度、货币制度的变化，最终作者还提出了在当前形势下如何看待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变动以及对于汇率如何进行管理、如何防范国际金融投机分子对中国经济的攻击等问题。

实际上看完这本书我就已经想马上动笔完成这本书的读书笔记，但是细想之余确实不敢贸然动笔。由于金融知识尚属匮乏，如若动笔必然会产生一篇言辞激昂但是内容空洞的东西。因此又取来考夫曼的《现代金融体系》一书，当作金融入门书本进行阅读，至此也开始对金融体系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若再深入则开始进入金融计算部分（写这本书的读书笔记我认为还是不要动用数学工具为好，只运用简单的逻辑推理即可），于是便决定停止深入阅读金融书本而开始写这篇或许会十分冗长的读书笔记。

看完这本书后我经过自己的总结与思考提出了以下的一些问题，而此读书笔记便旨在以我学到的经济与最近恶补的金融知识理解并且结合这本书给出自己的回答——这些答案不一定对，甚至可以被称作浅薄或者错误；但是我认为，只要认真去做就会有收获，在知识层面上就会有较大的提高。

目前读到过的书中，还没有那本书能像货币战争一样让我的心贴荡起伏、思绪混乱而有震撼。

初看似乎讲述的是事实；继续似乎是小说，读到一半似乎是事实；当读到最后感觉是真理；回味反思后让我茫然。

开始，对现实很乐观、雄心勃勃；后来消极、低迷；往下是憧憬；似乎理解、领悟；最后是怀疑加上心情的凝重。

主要内容：书中主要讲述了，银行家们是如何编制和精心巧妙地设计每一场战争、每一次金融危机、每一次的谋杀总统、每一位经济学家的理论来攫取他们利润最大化的。其本质是每一次的战争、危机、总统不是自然规律，不是个人意志的决定，而是全世界中最富有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人的巧妙设计，而在这其中每个人包括经济学家：凯恩斯等的名流，每一位总统及政客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棋子，工具。

摘自《货币战争》的几句经典语录：

1.如果说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那么政治斗争利益冲突的背后是经济利益的较量。

宋鸿兵写的《货币战争》购买时间不短了，但到前段时间才集中精力翻阅。读后整体感觉：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有些观点发人深省，有些观点似是而非;作为一本小说，有些情节引人入胜，有些情节催人入眠。下面谈谈几点感受。

《货币战争》讲的是从十九世纪欧洲银行家一步步发展壮大到操控政治、经济的走向，为自身利益服务的故事。比如这些财团与美官员串通成立了私有的美联储，使得美国政府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力，当政府需要发行货币则必须将美国公民未来的税收抵押给美联署，向其贷款，而为此要支付庞大的利息。美联储要做的只是印钞票，再坐收利息。此外，几大财团还联合引爆两次世界大战，操控石油价格以获取石油美圆，操控各种国际组织如imf、世界银行，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和财富，乃至引发多次经济危机。几大财团就是通过合伙抬高一国的股市和房地产价格，制造巨大的金融泡沫，达到一定高度后再抽身出来打压价格，引发泡沫崩溃，导致此国公司和民众的大量破产，再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大量优质资产，从而控制一国的经济，获取巨大的利益的。

作者认为，打击这些金融财团最好的办法是恢复金本位的货币制度。所谓金本位，是指以黄金储备为货币发行的依据，并且持币人可以用固定的兑换率随时换取等值黄金。注意，在金本位制下，只有黄金的价格是固定的(即兑换率)，而非其他商品的价格也是固定的，其他商品价格的变化也就反映了它们相对于黄金的比价变化。不过，对于同样实行金本位的多个国家来说，由于其本币的单位含金量是固定的，因此相互间的汇率当然也就固定了。因此，金本位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及方便进行国际交易和结算。这样，国家才不会被迫的增大货币供应，引发流动性过剩，导致金融泡沫。这样的货币体系会导致货币具有更强的购买力，而对经济危机免疫，这样受益的还是广大的劳动人民，他们辛苦积攒的财富也不会被外国财团以低价轻易的掠夺。

按照作者的观点，重新确立金本位制就可以稳定货币价格，国际银行家就不能通过制造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来剪老百姓的羊毛了。这样看来，黄金的价格难道真的要像一些金融炒家说的要迈向2000美元了?但是按照作者的逻辑，很难相信这些金融炒家会希望确立金本位，减少他们炒作市场制造危机的空间。而且，即使确立金本位，贵金属市场本身会不会遭受炒作?存疑。所以黄金是万能的吗?我看未必。关键还是，要把以货币制定权为核心的经济决策权真正归于人民，归于占这个世界绝大多数的无产者和一般有产者，而不是极少数的极端有产者。

［摘要］西方国家正竭力将挑起货币战争的帽子扣到中国头上,美国某些政客更企图将汇率与贸易战挂钩,从而将目前还只是形象说法的“货币战争”发展成为现实。虽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在和平时期曾威胁直接动武来改变汇率、诱使其他独立国家持有某种特定货币或确保支持其所青睐的货币机制。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后,外交政策议程受国际货币问题增加或问题间等级消失的影响少于受本身特性变化的影响。目前美国所谓的货币战争其实出于美国自身利益和对外政策的需要。

［关键词］货币战争；人民币汇率；国际货币机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大致与捐款数额成正比。布雷顿森林机制从政治层面讲,不仅源于美国的霸权,也受到各国中央银行之间、财政部之间联系网络发展的促动。

布雷顿森林机制规定了国际货币机制：

(1)在强调成员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成员国合作、确保有序的汇率安排、促进稳定汇率体系”责任的一系列条件下,承认浮动汇率的合法化。允许各国建立本国货币的平价,但这不再是一个要求,尽管拥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5%的多数表决权的成员国投票可以重新设置之(它实际上赋予美国否决权)。

(2)采取各种措施确保特别提款权成为货币体系的主要储备资产,“意在确保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逐步降低”。

1真金白银的黄金时代

1816年5月，英国议会通过《铸币法》，英国首先实行金币本位制度；1871年，德国开始实行金币本位制；1879年，美国恢复金本位制，同年奥匈帝国也实行了金本位制，此时一个国际金币本位体系基本形成，稳健的运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中断，战争一方面让法币走进历史舞台，一方面改变了黄金存量的分布，实为国际金本位消亡的开始，从1879年到1914年，“黄金时代”持续了35年左右，稳定、健全的货币制度至今都让人们魂牵梦绕。

在国际金本位体系中，世界上各个主要国家几乎全都实行金币本位货币制度，金币自由铸造，自由兑换，自由流通，黄金成为国际货币，黄金跨国的自由流动可以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黄金储备也解决部分问题），也保障着各国相对稳定的汇率（汇率投机进一步加速了汇率的稳定），自由流动的黄金通过对世界物价水平调节而调节黄金的供应量，例如世界货币供应量过剩，物价水平上升，黄金的开采费用增加会导致黄金产量降低。

一切不均衡因素都将在自发的调整状态中实现均衡，且均衡一旦实现便有持续自我维持的内在动力，然而稳定健全的贸易发展被急速蔓延的战火所替代，政治和文化的差异最终瓦解了这种国际货币制度，战争使物资的消耗达到极限，政府印制法币筹集物资成为必然，而战争最大的破坏在于黄金存量的分布，黄金从此不能再自由流通，一切自我调节的机制失效，金本位的根基已经被动摇，其消亡也就指日可待了。但战争加速物资消耗的同时，物资的生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货币的需求量随之提升，黄金的供应保障成为问题，法币便顺理成章。如果没有战争，只有贸易，英国因经济实力最强，英镑的地位等同于黄金，其他国货币将与英镑挂钩（呈现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类似的格局）。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资的丰富，人口的增长，通货紧缩在货币幻觉下演变为经济危机，此时法币便呼之欲出。

《绿野仙踪》（弗兰克·鲍姆1900年的童话巨作《绿野仙踪》影射了自己当时银币自由铸造的经济主张）中的陶丽丝转动鞋跟，在互敲三下之后就飞回了魂牵梦萦的家园，而金本位的家园早已物是人非。

2真假金本位

一、红色货币思想的依据与动因

红色货币思想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这是从成立伊始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探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货币思想，自当以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为逻辑的起点与前提。马克思关于货币学说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著作中。从1919年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这两部著作的内容也已开始在中国陆续得到译介。1919年6月至11月，北京《晨报》连载了陈溥贤(陈博生)以“渊泉”为笔名翻译的柯祖基(考茨基)著《马氏资本论释义》(1920年6月商务印书馆以《马克思经济学说》为书名出版)，其第1编第2章即为“货币”，介绍了“价值尺度之货币”、“价格标准的货币”、“货币的流动”、顾及。然而，在1927年8月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之后，党对于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有了比较迫切的诉求，其中的重要动因，就在于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认识到了红色政权的巩固离不开国民经济的发展，根据地的社会经济生活离不开货币，为此就须有科学的货币理论来指导经济工作。正是有了这种诉求的动因，党领导下的理论工作者经过辛勤耕耘，取得了全面译介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丰硕成果，具体表现在:第一，完整翻译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货币学说的两部原著。其中，刘曼在1930年3月翻译出版的《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1个中文全译本。同月，陈启修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是该书的第1个单行本，内容为《资本论》第1卷第1篇“商品和货币”，包含了马克思关于货币学说的主要论述。之后，这两部著作均有多种译本出版，其中《资本论》到1933年出齐了三卷的全译本。第二，翻译并出版了一批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著作，其中1929年5月陈豹隐(陈启修)译的日本河上肇《经济学大纲》，1930年朱镜我译的苏联米哈列夫斯基《经济学入门》，1931年季陶达译的苏联拉比杜斯《政治经济学》等著作，都有详细阐述马克思货币学说的专门篇章，拉比杜斯的《政治经济学》中还有关于“苏联经济中的商品与货币”的论述。第三，撰写并出版了一批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其中对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有所论述的著作有1930年出版的王学文著《近世欧洲经济思想史》，1931年出版的马哲民著《社会经济概论》，1933年和1934年相继出版的沈志远著《计划经济学大纲》和《新经济学大纲》，1935年出版的李达著《经济学大纲》以及狄超白著《通俗经济学讲话》等。党的理论工作者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和中期所取得的这些成果，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全部内容，并且具有系统性和通俗性，为中国共产党人完整地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提供了文本依据和学理基础。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货币思想，就是在运用这一学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起来的。

二、红色货币思想的内容和实践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八七会议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并在这些起义的基础上陆续建立起了大小十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9年又和率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来发展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河南、四川、陕西、甘肃以及海南等10多个省份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这些根据地大都设立了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行了红色政权的货币。红色货币思想，就是党在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为依据，并结合革命根据地的具体情况而形成的开展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这些思想相对集中在当时党的领导人的一些报告和文章中，更多的则散见于党在这一时期的决议、法规、公告、布告、命令等文献中。(一)实行商品经济和利用货币关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就内部而言，还是处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状态，即说的:“现在苏区国民经济的发展，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与私人的事业，这三个方面同时进行的”①。这种不同利益主体互相之间的物品交换，必然要依靠商品交换的形式。就外部而言，是处在全国整体上的商品经济状态中，根据地为了打破白色政权的经济封锁，开展赤白两区之间的物品交流，也必须要采取商业贸易的形式。因此，党在根据地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即发展商品经济，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如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中说的:“苏维埃政府，不但不禁止贸易的自由，而且鼓励商品的流通”，并且“苏维埃政府特别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使赤白的贸易，更能流通起来，使白区的商品大批的廉价的运入，赤区的商品则大批的高价的卖出”②。实行和发展商品经济，必然离不开以货币为媒介形式。因此，各个根据地几乎都是从一开始无一例外地沿用了货币制度。例如，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1928－1930年，革命根据地的红色货币就有1928年2月、领导湘南起义后发行的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券，同月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加盖印章的银票，1928年5月开始使用的井冈山根据地“工”字银元，1929年8月开始流通于东固根据地的平民银行铜元票，1930年开始流通于赣西南根据地的东古银行铜元票、闽西根据地的工农银行银元票、赣南地区的江西工农银行铜币券，以及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银元票、监利县苏维埃信用券、沔阳县苏维埃信用券、石首农业银行信用券、鄂西农民银行信用券、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银币券等等③。说明各根据地对利用货币关系的必要性是有共同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货币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是“商品流通的中介”，“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④。列宁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也恢复了货币金融关系，指出:“我们没有做到一下子废除货币。我们说，目前货币还保留着，而且在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时期，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⑤。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在夺取政权之后在根据地发展商品经济和利用货币关系的思想，不但符合根据地的实际情况，而且也符合马克思关于货币是商品交换媒介的观点和列宁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制度下仍应保留货币的思想。(二)摧毁旧货币机构和建立新货币机构的思想。利用货币关系来发展根据地的商品经济，必然要有相应的经营和管理机构作为依托。在资本主义社会，“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⑥。而在工农掌权的革命根据地内，这种具有货币资金“总管理人”职能的银行仍然是必要的，不过前提是要改变其阶级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建立政治统治之后，必须“取消一切私人银行和银行家”⑦。他们还认为，巴黎公社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没有把“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⑧。正是根据这种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工作中，确立起了摧毁旧银行和建立工农银行的指导思想。不过，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毕竟在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其斗争对象是反帝反封建而不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因此，在对待旧的货币机构的政策上，也是有所区别的。其中，对于外国在中国开办的银行，党实行的是没收政策。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十大政纲”明确宣布:“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①。对于封建性质的金融机构，如高利贷的典当行铺，党采取的是严格取缔政策。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银行，则允许其继续存在，但要进行限制和监督。1931年11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规定:“城市与乡村贫民被典当的一切物品，完全无代价的归还原主，当铺应交给苏维埃”;“对各土著及大私人银行与钱庄，苏维埃机关应派代表监督其行动”②。在摧毁和限制旧银行的同时，各根据地都把建立新银行作为经济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例如1929年9月闽西根据地在取缔高利贷之后，马上决定“由县政府设法开办农民银行，区政府设立借贷所，办理低利借与农民”③。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过的十大政纲，其中之一就是:“由政府设立农民银行，借给农民资本以消灭高利贷资本的剥削”④。由于各根据地的创建时间有先有后，且都处于被分割包围、各自为政的状态，因此所建立的银行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名称上，都不够划一。尽管如此，新银行在性质上则是基本相同的，即都是为工农群众服务的银行。例如，1927年10月广东海陆丰根据地建立之后，在1928年2月即成立了“海陆丰劳动银行”，并通令宣布，此银行是为了“使工农贫民在推翻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有此借贷机关，得以从事生产，发展社会经济”⑤。此后，各根据地的银行相继建立，并随着根据地的扩大而扩大。例如，在湘鄂赣地区，相继建立了东固平民银行、江西工农银行、平江工农银行、万载工农兵银行、宜春工农兵银行、浏阳工农兵银行等。其他如湘鄂西根据地、闽赣根据地和陕甘宁根据地等，也都先后建立了工农银行或苏维埃银行。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同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指出:“为着实行统一货币制度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各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⑥。根据这一精神，1932年2月在中央根据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这种统一性的货币机构为推动各革命根据地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了组织上的保证。(三)清查旧货币和通行新货币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革命人民在推翻旧政权和建立新政权之后，必须“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同时也根据中国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提出了清查旧货币、通行新货币的思想。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前的旧币有硬币和纸币两种形式，苏维埃政权对这两种货币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对于旧币中的硬币即银币和铜币，由于它们是用一定重量和面额价值的贵金属铸成的通货，所以仍然允许其在根据地内继续使用，如闽西苏维埃政府在1930年6月的布告规定:“金融为市面流通之物，无论时洋杂洋自应一体流通”，以便把“银色好的杂洋集中至赤色区域的市面来”①。这样，苏维埃政府就可以通过回笼这些货币，筹措到更多到白区去贸易的资金。但是，对于旧货币中的纸币，则采取通过清查加以区别对待的措施。闽西根据地最初的规定是清除旧货币，“禁止劣币及白区纸币的使用”②;“国民党军阀、资本家的纸币应排除出苏区去”③。但很快认识到，这些纸币可以用来到白区去购买货物，于是不再禁止旧币的使用，而是用折价的方式，既允许旧纸币在根据地流通，“但它的价一定要照大洋价减低四分”④。鄂豫皖根据地则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允许流通折价使用的政策，如该根据地的皖西北地区最初规定:“对于反动的国民党政府中央票不用，但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票子可以通用”，但是要“打八折”⑤。后来，则把中央银行的纸币也包括在可以流通的范围之内，提出“国民党‘交通’、‘中央’等纸钞在苏区一概九六折扣”⑥。对于鄂豫皖根据地的这种做法，中共中央在关于鄂豫皖根据地的决议中予以了肯定，说:“暂时可不必废除旧的货币，它与苏维埃银行或工农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可有同样的价值”⑦。也有的根据地采取的是对旧纸币加盖红色印章后允许流通的办法，如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暂借南丰织造厂附设劳动银行，并将该厂定制银票贰万元，加盖该行印章发出行使”⑧。江西根据地是“将吉安临时辅助货币一角价值的加盖我‘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与盖五角形赤区通用的图印，后面并加盖‘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方印以昭信用”⑨。上述这些措施和方法，都体现了清查旧货币和通行新货币思想的具体运用。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时，这一思想作为原则正式确定下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明确规定:“苏维埃区域内旧的货币在目前得在苏维埃区域通行”，但“苏维埃须对于这些货币加以清查以资监督”，同时规定“苏维埃应发行苏维埃货币，并兑换旧的货币”瑏瑠。不过，对于在旧货币上加盖苏维埃印记的做法，则由于考虑到加盖之后再也无法拿到白区去购买根据地所需要的物品，而将其修改为“对于旧的货币开始亦可采用，加盖图记通用。外来之货币须一律兑换已盖苏维埃图记之货币，或苏维埃自己发行之货币”瑏瑡。这就既可以使加盖图记的旧纸币在根据地内流通，又回笼了新流入根据地的外来货币，使白区货币不致浪费而为红色政权所利用。(四)独占货币发行和统一货币制度的思想。实行货币的独占发行，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后要对银行和货币“独享垄断权”①的应有之义，也是革命根据地通行新货币思想的逻辑延伸。因为，如果新货币与其他货币同时并行而不是独占发行，那么必然的后果就是货币市场的严重失序及其新生政权经济基础的动摇。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各个根据地，必须“把发行纸币的权统一在苏维埃政府银行手里”②。据此，各个革命根据地在发行新货币的同时，都把拥有独占发行货币的特权作为一项原则规定下来。例如闽浙赣根据地规定:“严禁私人银行发行纸币，只有苏维埃银行才能发行纸币”③。鄂豫皖根据地也是“发行根据地货币，确立根据地货币为法定货币地位”，“以根据地货币为各项税收、结算、交换流通的唯一法定货币”④。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明确指出:苏维埃国家银行“有发行货币之特权”⑤。根据这一精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于1932年2月1日正式开业，在同时颁布的国家银行暂行章程第二章第八条中规定:“本行由中央政府授予发行钞票之特权，得发行各种之纸币”⑥。这个货币独占发行的思想后来成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为了使货币独占发行的原则在操作层面上有所依托，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是必然的要求。然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都是通过“工农武装割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和从少到多而逐渐建立起来的，不但时间不一，地域分散，而且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包围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各根据地在初期往往由各县或区苏维埃政府自办银行和自发货币。然而，随着根据地逐渐扩大到多个县区的境域之后，这种各自为政的办法显然是需要改变的。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适时地提出了“实行统一货币制度”⑦的思想。为此，根据地的党和政府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建立相对统一的货币体系。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武装起义和武装割据，建立起了“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⑧。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原来一小块一小块的红色区域已经相对集中地连接成为了若干大块的根据地。在这种形势下，各大根据地在各自的区域内实行了相对统一的货币制度。在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成立后，统一了已经连成一片的赣南和闽西两个地区的货币制度。在鄂豫皖根据地，于1932年1月成立了鄂豫皖苏维埃银行，将原来分属于皖西北、豫东南和鄂豫边的银行统一为一体，建立起了在整个区域内相对统一的货币体系。在湘鄂西根据地，于1932年成立了苏维埃国家银行湘鄂西分行，统一了原来分属于鄂西、鄂北和湘鄂边三个地区的货币制度。在闽浙赣根据地，1932年12月成立了苏维埃国家银行闽浙赣省分行，将原来赣东北和闽北两地的货币统一到一个体系中来。在湘赣根据地，于1932年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工农银行，1933年1月改名为苏维埃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在该地区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在湘鄂赣根据地，1931年10月成立了鄂东南工农银行，将原来分属于平江、修水、大冶、铜鼓、万载、宜春、阳新等县的货币制度纳入到一个相对统一的体系之中。这种分区域相对统一的货币制度，起到了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重要作用。二是实施完全统一的货币政策，即各大根据地可以建立相对独立的货币体系，可以独立发行各自的货币种类，但是在货币政策上则必须是一致的。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之后，虽然在货币体系的范围上还只能限于中央根据地，但是它所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却是具有货币立法性质的文件，其中所规定的各项条例，在各个根据地都是必须要遵行的。(五)控制纸币发行数量和保证纸币流通信用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论述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大职能，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又是货币的基本职能。对于根据地建设的实践来说，最具有理论和现实双重指导意义的是货币职能理论中的货币流通规律，即:“就一定时间的流通过程来说是: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①。而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又是纸币流通规律，即:“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只限于它所象征地代表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②。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同时考虑到农村根据地的现实条件和革命战争的实际需要，党在领导开展根据地金融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控制纸币发行数量和保证纸币流通信用的思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所发行的货币既有金属货币，也有纸币和布币，其中纸币是主要的流通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各根据地大都是以一定数量的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及铸币作为纸币发行的保证基金。例如，闽西第一次工农兵大会通过的决议规定以现金即银元作为基金，说:“信用合作社要有五千元以上的现金，请求闽西政府批准者，才准发行纸币，但不得超过现金之半数”③。湘赣根据地以“群众集股二万元”银元并“收了三万多两银器”为基金，“发行一万至二万纸币”④。湘鄂西根据地作出决议案，要求必须“在有充分基金准备才发行纸币”⑤。中央苏区国家银行成立后，在章程的第三章第十条中明确规定说:“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之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其余应以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或他种证券为保证准备。”⑥后来，大多数根据地基本都是按照国家银行的这种30%的比例来控制纸币的发行数量，并且在发现纸币发行量超过这一比例后，都相应地采取减少纸币发行、增加准备基金及回收纸币等措施，来确保把纸币的发行数量控制在适当的限度之内。控制纸币的发行数量，目的在于稳定纸币的币值和保证纸币的流通信用。而这一目的能否实现，则取决于纸币能否与金属货币的充分兑换。为此，各根据地都作出了纸币与金属货币自由兑换的规定。在各个根据地发行的纸币票面上，均印有“驳兑现洋”、“凭票即付银元”、“一律通用随时兑现”等字样，例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一元券就印有“凭票即付银币一元”。1930年9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在建立工农银行时即规定:“在目前为提高信用起见，凡各级政府以及合作社一律负责兑现这种纸币”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命令要求，在各地设立“国家银行钞票兑换处”，“对持钞票要求兑换者，须尽量兑付现洋，不得拒绝”②。由于苏维埃的纸币可以随时兑换银元，在人民群众中很快赢得了较高的信用。在鄂豫皖根据地，“银行当时能兑银元，群众拿苏维埃票子，随时可以到新集银行兑换成银元”，群众甚为方便，因此“都愿意要苏维埃的票子”③。苏区刊物《斗争报》报道川陕根据地纸币流通的情况说:“苏维埃钞票，境内畅行无阻，且信用极高，群众多自愿以银元存入银行，以其兑现充足故也”④。(六)坚持经济发行货币和积极组织回笼货币的思想。货币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货币的流通必须与商品的流通相适应，币值才能稳定，这是货币流通规律的客观要求。因此，货币的发行必须要坚持经济发行的原则。但是，革命根据地毕竟是在战争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并且在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过程中始终与战争相伴随，“在长期国内战争的条件之下，增发纸币常常是弥补财政收支不敷的一个办法”⑤。财政性支出除了军费之外，还包括各级政府的行政经费。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需要和财政性支出这两个方面的货币投向，成为摆在苏维埃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各根据地初创的时期，各地苏维埃政府还都能够按照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来组织货币的发行，而把单纯的财政支出放在次要的地位。例如闽西苏维埃政府规定工农银行资金投向的比例是:“存库不动的现金30%;投入闽西政府及各级政府10%，投入各种合作社25%;社会市面流通13%;投入苏维埃商店和土地生产15%”⑥。除了作为准备金的30%之外，一半以上的资金都投向了商品流通和生产领域，而财政性用款只占到10%。按照这种比例，基本能够保持红色货币的币值，是比较审慎和合理的。然而，以比较低的货币投入来支持比较大的政府和军需供给，显然是不能满足的。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的军事经费从何而来呢?早在领导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就确定把“打土豪筹款子”⑦作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不但红军的军费主要靠自身筹款来解决，即便是苏维埃政府拨付给军队的钱物，也主要靠打土豪所得。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战争给养“完全靠红军自己来筹”⑧。然而，到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期，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提出了实行财政统一，以逐渐解除正式红军的筹款任务而专一进行革命战争的思想。1932年9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发出训令，要“转变过去依靠红军筹款的路线，做到政府供给红军战费，使前方部队解除筹款任务，迅速进攻敌人”⑨。从这时起，“前后方红军给养已经是中央财政部负责支付了”瑏瑠。据时任国家银行副行长曹菊如的回忆，由于军政费用开支浩大，“日渐增多地依靠发行纸币”，到了1933年“纸币发行达到约二百万元”①。超量增发纸币必然引起纸币贬值，导致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指出:“苏维埃政府对于纸币的发行应该极端的审慎。纸币的发行如超过市场所需要的定额之外，必然会使纸币跌价，会使物价腾贵，使工农生活恶化起来，以致影响到工农的联合”②。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发行纸币首先要按照经济发展需要、其次再考虑财政性支出的思想，说:“国家银行发行纸票的原则，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这一方面的充分注意是绝对必需的”③。为了稳定币值，中国共产党人还提出了积极组织纸币回笼的思想。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要求超量发行纸币的苏维埃地方政府，要“采取一切方法收回他们过去滥发的纸币”，并具体指出纸币回笼的渠道，一是“尽量在苏维埃经济的发展中增加各种税收的收入”;二是“必须更注意于对外对内贸易的发展”;三是“尽量输入现金与限制现金的输出”;四是“使苏维埃金融在经济建设的发展中极大的活泼起来”。通过这些措施，来“增加市场吸收纸币的容纳量”，“免去苏维埃纸币跌价的危险”，“维持苏维埃纸币的信用”④。这一积极组织货币回笼的思想，后来成为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一个长期指导思想。(七)努力吸收储蓄存款和贷款投放生产事业的思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论述货币具有“贮藏职能”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论述了银行通过吸纳处于贮藏阶段的货币，而形成为货币借贷资本的过程。他指出:“自从银行对存款支付利息以来，一切阶级的货币积蓄和暂时不用的货币，都会存入银行”⑤。而银行把这些闲散货币集中起来的目的，则在于生成借贷货币，即“当这一货币在一个地方作为存款沉淀下来时，它在另一个地方就会立即再作为贷款发放出去”⑥。正是基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概括出了“吸收群众的存款，贷款给有利的生产事业”⑦的思想。在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在建立银行之后，都很快确立起了要努力吸收存款的思想。湘赣根据地在1931年12月的工农银行简章中规定:“凡属各级政府及各革命团体与革命群众，如有余裕金钱愿储蓄在本行者，均一律收储”⑧。闽浙赣根据地在1933年3月的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提出:“应该鼓励群众向银行入股与储蓄”⑨。在中央苏区，不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暂行章程》中列有“收受各种存款”瑏瑠的业务条款，而且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还专门发表《发展与参加储蓄运动》的文章，指出储蓄的意义在于:“可以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从事节省，将所节省的零钱存入银行，使得聚少成多，化零为整。而银行普遍地集中与灵活地运用这些社会余资，投放到各种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社，以及工农群众中各个人所经营的生产事业上，大大发展苏区生产，扩大对外贸易”①。在贷款投放方面，苏维埃政府确立了重点扶植农业生产、兼顾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思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定期信用放款暂行规则》第一条即明确规定:“本规则专为各种合作社和贫苦工农群众，用途确系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之放款而定。”并列出具体的借款项目为:“凡工农群众借款用途为下列之一者，均得向本行要求借款。(1)购置农具或肥料;(2)耕种用费;(3)开辟荒田和整顿水利;(4)其他有关于发展社会经济之用途”②。湘赣根据地工农银行简章中规定:“凡革命的工人农民兵士小商人劳动贫民，如遇在发展各种生产事业的需要上得到当地苏维埃政府的保证，而在本银行财力可能时，亦得借贷应用”③。闽浙赣根据地《财政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规定:“银行的资本，最大部分是要用于帮助各种合作事业的建立发展;并贷款于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帮助他们制办工具、购买耕牛、耕具和肥料”④。为了扶持农业生产，各根据地都实行了低利借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借贷暂行条例的决议》规定:“苏区中借贷利率，高者短期每月不得超过一分二厘，长期周年不得超过一分”⑤。湘鄂西根据地农民银行也明确规定自己的任务是:“本行办理低利借贷”⑥。这种低利贷款不但能够解决农民的暂时困难，有的根据地还以此组织了生产竞赛运动，推动了经济生活的恢复和发展。

三、红色货币思想的作用和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战火硝烟中诞生的红色货币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并结合根据地建设实际而形成的认识成果，不仅对当时的根据地货币实践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增添了宝贵的财富。(一)红色货币思想的历史作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最为艰难困苦的年代，在这样一个时期所形成的红色货币思想，对于指导和推进这一时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使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红色货币思想直接指导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建立货币体系的实践。由于有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为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起政权之后，哪怕只是在一小块一小块的割据区域内，而且是在自然经济成分浓厚的农村地区，也能够快捷地树立起一系列以货币为杠杆来开展金融工作的思想。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各个根据地都能够卓有成效地建立货币机构和实施货币政策，快速地占领和统一割据区域内的金融市场，全面地推动根据地金融工作的开展。期间，尽管也有“左”倾错误的干扰，但总的来说，根据地的金融秩序相对稳定，金融市场基本处于一种活跃和健康运行的状态，实现了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有计划地调剂整个苏区金融”①的任务。与此同时，红色货币思想全面推动了革命战争环境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开辟的各个革命根据地，从一开始就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产物，并且自始至终都伴随着革命战争的炮火硝烟。在这种环境下所形成的红色货币思想，必然一方面要努力遵循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②开展金融工作，努力稳定币值，大力给农业和工商业提供支持资金，为繁荣苏区经济、保障群众生活和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要遵循战时货币的特殊规律，按照苏维埃政府“用一切办法去保障红军的给养、供给与运输”③的要求，努力筹集和提供军费开支，为保证军需、支援革命战争和战胜敌人的军事“围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职能作用。(二)红色货币思想的理论意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探索中国革命理论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所形成的红色货币思想，尽管还没有系统理论形态的阐述，但是理论体系的总体框架和主干内容却都已构建出来，这为日后党在理论上逐渐走向成熟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首先，红色货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马克思的货币学说是基于欧洲国家以商品经济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展开论述的，而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货币思想，则是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在以自然经济即“地方的农业经济”④为主体的农村地区进行武装割据的背景下形成的。因此，这一思想是以马克思货币学说为指导，结合具体应用的实践而形成的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和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货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其次，红色货币思想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增添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内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取得的最大理论成果，就是以为主要代表而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涵，是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这三者之间的密切结合，其中根据地建设的任务，则是要通过开展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⑤。而红色货币思想，就是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核心内容，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具有重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理论体系占有重要的地位。最后，红色货币思想为党在日后构建货币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红色货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货币问题认识历程的逻辑起点，它为日后中国共产党货币思想的不断发展和走向成熟奠定了前期的基础。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红色货币发行数量和流通范围的日益广大，红色货币思想逐渐丰富和发展为完整的货币理论体系，但是就主要精神和核心原则而言，则始终体现了对土地革命时期红色货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这一思想深刻而又长远的影响。

摘要：货币流通的历史是一部多数货币逐渐地统一于少数货币或单一货币的历史。货币流通的边界应当由商品流通的边界来确定，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内在地要求世界货币的统一。生活在只有一种货币的世界，人类将享受到更多的便捷、富足和闲暇，地球上将永无战乱和冲突。

关键词：货币流通；货币统一；欧元；世界货币

400年前，一位名叫达万沙蒂的意大利人在一次演讲中，针对当时货币紊乱的状况，主张使用一种通用货币。2002年1月1日，达万沙蒂的设想在欧洲成为现实。这一天，欧元开始在欧元区11个国家、2.9亿人口范围内自由地计价流通。这是货币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受此鼓舞，2003年8月19日，非洲各国央行行长们齐聚一堂，决定于2021年前在非洲统一货币；2006年3月14日，海湾国家货币联盟委员会在多哈召集会议，热议2010年前实现海湾货币统一问题；同年5月6日，中日韩三国财长也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就亚洲共同货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些迹象表明，在全世界范围内统一货币已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了。

一、货币统一是货币流通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

在几千年的货币史中，货币经历了从实物货币向贱金属货币铜铁、从铜铁向贵金属货币金银、再从金银向纸币的三大演变过程。通过对货币演变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一部货币流通、演化的历史，也是一部多数货币逐渐地统一于少数货币、少数货币逐渐地统一于单一货币的历史（就一国范围内）。实物货币时期，充当过货币的物品十分庞杂。粮食、牲畜、布帛、皮革、贝壳、酒类、干鱼、石块、盐巴、动物和鱼类的牙齿和生产工具等都曾充当过货币。古代社会的许多氏族部落和城邦都曾有过少则几种、多则上百种实物货币流通的历史。这种原始的、繁杂分散的货币流通状态是与当时落后封闭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实物货币的缺点是体积大价值小、易腐烂、不易分割、不便携带保管、价值不稳定等，这些不便不利于商品交换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冶炼技术的发明，铜铁因其坚固耐用、易分割和称量、质地差异小等优良特征逐渐取代了实物货币，金属货币取代实物货币使得货币的种类大大减少，这是货币向着统一方面迈出的第一步。然而，这仅仅是第一步，在金属货币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流通中的金属货币仍是多元的。中世纪的德国有六百多种硬币在流通，每一个城堡都铸造自己的货币。18世纪末期，流通于巴黎市面的硬币多达50种。秦始皇统一我国后，用外圆内方的“半两”铜钱统一币制。然而，自秦之后的历代王朝，货币状况仍然杂乱无序，流通中的货币不仅有铜钱，还有银锭和金。宋代的四川，有铜、铁、银、布四种货币在计价流通。到清末，货币状况更是混乱无章，铜元铜钱并用，国外纸币和国内纸币共同充斥市场。有鉴于此，民国初年废两改元，推行银本位制，但实际交易中是银两标价、银元支付的双重币制。

我国用了2000多年时间，才从多元的金属货币流通过渡到银单本位制。从中世纪到19世纪中后期，欧洲一些国家的货币则经历了从多元金属货币到银本位制、从银本位制到金银复本位制、再从金银复本位制到金本位制这三大演进过程。1816年英国实行金本位制，此后，德国、美国、荷兰、法国、俄国和日本等相继效法，推行金本位制。金本位制统治了世界约200年。

摘要：货币流通的历史是一部多数货币逐渐地统一于少数货币或单一货币的历史。货币流通的边界应当由商品流通的边界来确定，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内在地要求世界货币的统一。生活在只有一种货币的世界，人类将享受到更多的便捷、富足和闲暇，地球上将永无战乱和冲突。

关键词：货币流通；货币统一；欧元；世界货币

400年前，一位名叫达万沙蒂的意大利人在一次演讲中，针对当时货币紊乱的状况，主张使用一种通用货币。2002年1月1日，达万沙蒂的设想在欧洲成为现实。这一天，欧元开始在欧元区11个国家、2.9亿人口范围内自由地计价流通。这是货币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受此鼓舞，2003年8月19日，非洲各国央行行长们齐聚一堂，决定于2021年前在非洲统一货币；2006年3月14日，海湾国家货币联盟委员会在多哈召集会议，热议2010年前实现海湾货币统一问题；同年5月6日，中日韩三国财长也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就亚洲共同货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些迹象表明，在全世界范围内统一货币已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了。

一、货币统一是货币流通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

在几千年的货币史中，货币经历了从实物货币向贱金属货币铜铁、从铜铁向贵金属货币金银、再从金银向纸币的三大演变过程。通过对货币演变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一部货币流通、演化的历史，也是一部多数货币逐渐地统一于少数货币、少数货币逐渐地统一于单一货币的历史（就一国范围内）。实物货币时期，充当过货币的物品十分庞杂。粮食、牲畜、布帛、皮革、贝壳、酒类、干鱼、石块、盐巴、动物和鱼类的牙齿和生产工具等都曾充当过货币。古代社会的许多氏族部落和城邦都曾有过少则几种、多则上百种实物货币流通的历史。这种原始的、繁杂分散的货币流通状态是与当时落后封闭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实物货币的缺点是体积大价值小、易腐烂、不易分割、不便携带保管、价值不稳定等，这些不便不利于商品交换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冶炼技术的发明，铜铁因其坚固耐用、易分割和称量、质地差异小等优良特征逐渐取代了实物货币，金属货币取代实物货币使得货币的种类大大减少，这是货币向着统一方面迈出的第一步。然而，这仅仅是第一步，在金属货币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流通中的金属货币仍是多元的。中世纪的德国有六百多种硬币在流通，每一个城堡都铸造自己的货币。18世纪末期，流通于巴黎市面的硬币多达50种。秦始皇统一我国后，用外圆内方的“半两”铜钱统一币制。然而，自秦之后的历代王朝，货币状况仍然杂乱无序，流通中的货币不仅有铜钱，还有银锭和金。宋代的四川，有铜、铁、银、布四种货币在计价流通。到清末，货币状况更是混乱无章，铜元铜钱并用，国外纸币和国内纸币共同充斥市场。有鉴于此，民国初年废两改元，推行银本位制，但实际交易中是银两标价、银元支付的双重币制。

我国用了2000多年时间，才从多元的金属货币流通过渡到银单本位制。从中世纪到19世纪中后期，欧洲一些国家的货币则经历了从多元金属货币到银本位制、从银本位制到金银复本位制、再从金银复本位制到金本位制这三大演进过程。1816年英国实行金本位制，此后，德国、美国、荷兰、法国、俄国和日本等相继效法，推行金本位制。金本位制统治了世界约200年。

一、人民币制度的诞生

人民币制度诞生于战火纷飞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撕毁国共合作宣言，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处于被封锁、包围、分割的状态，为了自力更生地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各解放区银行纷纷发行地方性的流通货币，用以防止国民党货币的入侵，保护人民群众的物质财富。

在战争环境下，解放区货币制度存在发行和流通不统一的缺点。因为各个解放区在经济上是保持独立的，不可能发行整个解放区的统一货币，各种地方性的货币不能相互流通。由于发行的分散性，解放区的地方性货币价值不同，比价经常发生变化，币值难以稳定。随着解放区的不断开辟和扩大，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有所增强，多元化货币流通的格局影响到解放区之间的物资交流和战争供给，因此客观上要求货币发行和流通由分散走向统一，以适应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需要。

1947年，人民解放战争从防御转入进攻阶段，华北地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后方，担负着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任务。4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及任命董必武为主任的决定。次月，华北财办筹备处召开华北财经会议，这是为准备反攻而召开的第一次有众多解放区参加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会议决定各个解放区货币的兑换比价，可以相互流通，向统一发行过渡，并积极筹建全国性的银行。10月1日，董必武致电中央时提出："银行的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8日，经中央同意后，即成立南汉辰为主任的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24日，中共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正式成立，统一领导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同时，中共中央批准华北财经会议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具体着手货币的统一事项。

1948年以后，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邻近的解放区开始统一行政区划，统一财政和银行。例如，1948年1月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边区合编为西北解放区，陕甘宁边区银行并入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5月，华北解放区决定，晋冀鲁豫边区的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成立华北银行总行。这些边区的地方性货币实行固定比价，混合流通，把各区间的货币流通统一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0月，山东解放区的北海银行币、西北解放区的西北农民银行币，又与华北解放区的冀南银行币实行按固定比价混合流通。这样，华北、华东和西北三大解放区的货币实现相互流通，为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的统一铺平了道路。到了冬季，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展开，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货币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1948年12月1日，由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成的中国人民银行宣告成立，发行统一的人民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

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开创了中国金融史上的新纪元。华北人民政府布告说，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币为本位货币。人民币"不但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货币，且将逐步统一所有各解放区的货币，成为新中国战时的本位货币"（注：《华北银行总行关于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的指示》，1948年11月25日。），标志着新中国货币制度的开端。

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近代中国陈列》中，展示着一幅“近代中国战争赔款统计表”。赫然的数字，令人触目惊心。笔者在设计这张统计表时，查阅了相关的档案资料，拜读了有关方面的研究文章，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试就近代中国战争赔款的统计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作一论述，以求教于同行。

一、战争赔款的内涵及其中国政府偿付的赔款内容

近代中国偿付的战争赔款总值究竟有多少？说法有七、八种之多。其中，数值最高者为银19．53亿两，①最低者为10余亿两，②被史学界广泛采用者为近13亿两。③

这些数值差异颇大。究其原因，是对以下问题的认识各异：1．“战争赔款”的内涵是什么？自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的对外赔款计有百余次，到底哪些属于战争赔款的范畴？2．确定近代中国战争赔款总值的尺度是什么？是条约中规定的赔款值，还是清政府实际支付的赔款值？中国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而举借的外债是否计入？3．计值单位应该如何折算？近代中国的货币制度非常繁杂。仅条约中提到的计值单位就有关平银（亦称海关银）、库平银等虚银两，以及银元、卢布、卢比、英磅、马克、佛郎克、弗乐林、克勒尼等多种外国货币名称。不同的计值单位给计算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复杂性。

何谓“战争赔款”呢？战争赔款是一个国际法概念。战争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敌对国家，以武力推行国家政策造成的武装冲突和法律状态。据瑞士人步伦《公法会通》和奥地利法学家阿·菲德罗斯等著《国际法》中所言，一国对另一国宣战，或虽未宣战而侵入另一国领土，或封锁另一国的海港、海岸，就是战争状态的开始。战争状态通常是通过缔结和约而结束。一国由于战败原因，根据和约支付给战胜国军费损失及战胜国商民在战争期间受害损失的款项，称战争赔款。

值得指出的是，在近代历史上，资本主义列强发动的对华战争是侵略性的，为结束战争状态缔结的条约，是列强以威胁手段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掠夺性、强制性、奴役性的不平等条约。战争赔款，是规定于不平等条约之中的对中国人民的勒索。从现代国际法的角度看是无效的。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政府事实上依约偿付了列强索要的赔款。后来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继续偿付了清政府积欠下来的剩余赔款额。参考国际法对战争赔款的界定，近代中国战争赔款的前提应是战争状态发生，中国战败；依据是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条约。非战争原因引起的赔款，以及条约规定之外列强对中国的劫掠不应包括在内。一些文章把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在定海、厦门、宁波、镇海掠取的官银数，以及在厦门、舟山、宁波、镇海等地抢劫后变卖财产的值银数也计入战争赔款总值。这种作法显然不妥。试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怎么能简单地用钱来衡量呢？列强在侵华战争中掠取的财、物，只能做为中国方面的经济损失，另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