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信贷范文10篇

时间:2024-02-08 04: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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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信贷

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

一、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理论及过程

信贷渠道是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中比较新且有争议的理论。早期由凯恩斯提出,后经希克斯等人的发展,形成了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理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动通过影响资本成本(利率)从而达到影响实际经济变量。由于货币传导途径忽视了信息的不完全和金融市场的自身结构问题,从而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信贷传导途径理论的挑战。伯南克、布林德等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证明了信贷配给行为是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发产物,在基础理论上说明了信用传导机制,即信息不对称性催生了金融中介机构,中介机构可以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因而对整个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信用机制的建立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借款人对银行贷款的依存度是否足够高,以致借款人外部融资费用的变化对其投资等行为将产生直接、决定性的影响;二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能够影响银行贷款行为。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过程是(以扩张货币政策为例):扩张货币政策→利率↓→企业净价值↑→外部融资成本↓→投资需求↑→产出↑→GDP↑,或是扩张货币政策→利率↓→股票价格↑→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银行贷款↑→I↑→Y↑。货币政策的变化通过影响银行贷款的可用性,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最终影响实体经济。其强调的不仅是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增加银行的存款,并通过银行存款的增加起到降低债券利率的效应,更重要的是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使银行的贷款增多,而增大了的信贷供给,会使投资水平上升,从而使产出也处于上升态势。

二、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现状

依据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观点,货币政策所提供的名义货币量虽然是金融中介机构影响实体经济部门的关键变量,但并不是连接实际部门和金融部门最合适的指标,因为传导机制并不能保证名义货币量变动能够全部反映在实体经济中。在我国,出现了信用传导机制扭曲、信贷传导渠道不畅的现象,其体现在:

1.货币增长与存差同时存在。尽管2002-2006年期间,先后升息3次,两次上升存款准备金率,但一方面,货币供应量仍旧增长,到2006年底,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34.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6.9%,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2.6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7.5%。另一方面,银行系统内存在大量的存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截至2006年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贷款(含外资机构)余额为23.9万亿元。巨额存差的出现,使央行的货币政策大打折扣。

2.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结构不对称。实体经济结构与金融经济结构的不对称阻碍了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在实体经济领域,我国已形成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同在、大型企业与中型企业并存的二元结构。而在金融经济领域,则形成了计划性的正规金融体系和市场性的非正规金融体系构成的二元结构。从资金需求层面看,当前,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对资金产生了强烈需求,而国有企业对信贷需求增长缓慢。从资金供给层面看,正规金融体系中的国有商业银行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国家信誉”优势吸收了大量存款,支配了绝大多数的贷款资金供应,但它们的资金供给在制度上仍局限于国有经济部门,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它们的主要贷款对象。而非正规金融体系中的中小金融机构由于自身规模的限制,又缺乏国家信誉做担保,因而存款增长缓慢,贷款能力不足,对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也相当乏力。虽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正在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进行经营,但由于其自身经营受到其成本、规模及政策的制约,因而无法在短期内与一些非国有经济的中小企业建立良好的银企关系,也就无法形成合理的资金对应关系。也正是由于资金需求结构和资金供给结构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问题,使得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不对称,拥有我国银行业80%以上的资产和负债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事实上长期存在着“信贷偏向”。另外,近年来一些国有控股的股份制银行的资金运用结构似乎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趋同,在信贷政策的贯彻落实上出现了“能贷的不愿贷(国有商业银行),愿贷的贷不了的(中小金融机构)”的情况,这就直接紧缩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来源,也将中小金融机构游离在货币政策之外,导致货币政策在“金融机构——投资者——消费者”环节上传导不充分,使货币政策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即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信号是扩大货币供应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经济中的中小企业感受到的却仍是持续的“信贷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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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农货币信贷政策探讨

—、引言

(一)选题意义。2014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多次使用定向降准对符合条件的涉农金融机构提供更为充足的流动性,自此人民银行引导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工具箱中又多了一项有力工具。实施近两年,现行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多种支农政策工具实施效果如何,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环境下政策工具效果是否有差异,又是否起到预期的叠加协同效应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拟通过构建的金融支农绩效评估体系,对广东省现行政策工具实施效果进行比较、综合分析,为进一步提高金融支农水平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二)文献综述。现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金融支农效应及支农再贷款等工具使用效果,较少通过建立绩效评估体系定量分析多种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个体效果及效应叠加。彭志强(2009)认为近年来定位于服务“三农”、支持“三农”发展的支农再贷款业务却不断萎缩,贷款规模大幅下降,结合潮州本地情况,发现农信社经营能力提高、资金自求平衡能力增强,支农再贷款制度设计上的局限性等因素是造成经济欠发达地区支农再贷款发放萎缩的主要原因。王彦青(2013)认为河北省各级各类金融机构积极贯彻文件要求,涉农金融服务主体日益增多,信贷产品不断创新,资金分布也更趋合理,但仍需健全壮大基层涉农机构,建立县域涉农贷款的投放激励机制,完善农村保险体系,加强金融与财政政策配合,助推涉农信贷发展,满足“三农”日益增长的资金和金融服务需求。田湘龙(2011)通过对湖北省支农再贷款运用情况的调査,重点分析了导致支农再贷款运用减弱的流动性充裕、缺乏激励机制、管理约束过强、价格相对偏高等六大原因。毕翼(2013)从支农再贷款的中间环节-农村金融机构人手,对影响其使用再贷款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并挖掘原因,进而提出政策建议^而对于具体的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使用效果,前人研究较多的主要是支农再贷款,部分成果建立了对支农再贷款的绩效评估体系,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乔海滨(2015)对内蒙古支农再贷款管理和使用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概括了基层人民银行的管理情况和金融机构的使用情况,总结了支农再贷款的社会效应,并有针对性地对支农再贷款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中国人民银行黄南州中心支行课题组(2014)总结了黄南州支农再贷款使用绩效,提出了在支农再贷款使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分析了问题原因,最后提出了改进支农再贷款使用绩效的建议。李晶彦(2015)基于政策要求分析设立衡量支农再贷款使用效果的指标,并根据实践经验和数据的可得性列举了可能影响支农再贷款使用效果的主要因素,通过比较分析和实证检验筛选对支农再贷款使用效果有显著影响的指标,分析各项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为优化支农再贷款管理提供参考依据。简锦恩(2010)认为支农再贷款政策及其效应,由于制度缺位和路径局限令其失去引导“三农”领域信贷资源配置的作用,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形势下,应当以制度化、主导性、统筹城乡为原则,通过制度化管理、合理核定额度、丰富工具、建立风险控制机制等方式,重构支农再贷款管理体系。整体来看,目前文献对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研究以单一工具的定性分析为主,本文针对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效果难以定量分离的问题,建立包含支农信贷资金投放、支农信贷资金结构、支农信贷资金利率、支农信贷可持续性、三农发展五维度的综合绩效评估体系,全面、定量的分析各个政策工具的执行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对支农再贷款、再贴现、定向降准的多种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不同区域经济特点影响下政策效果的差异进行实证分析。

二、广东省货币信贷政策支农工具使用情况和特点

2011年以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不断完善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的投向和利率要求,并建立再贴现投放效果监测考核,加强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管理,开展法人机构的“一定存款比例考核”、“定向降准考核”与县域农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差别化存款准备金考核,探索开办了支小再贷款、扶贫再贷款,增强对涉农企业以及县域地区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积极引导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发挥了较好的定向宽松和利率引导作用,有力支持了广东三农经济发展。(一)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使用情况和特点。1.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使用情况。2014年2月7日,人民银行将原有的流动性再贷款划分出了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包括支农再贷款和支小再贷款,2014年正式开办支小再贷款,2016年创设了扶贫再贷款。2014-2015年期间,人民银行下调4次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同时为推广信贷资产质押,以信贷资产质押方式发放的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利率可再减10BP。自2014年始,对金融机构借用再贷款资金发放的贷款利率加点幅度上限及贷款增速作出明确规定并多次对上限进行下调,目前加点幅度按3个百分点掌握,最高可调整至5个百分点。为加强对农村地区和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提高再贷款政策效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将支农再贷款限额重点投向粤东、粤西、粤北等欠发达地区,支小再贷款限额重点投向小微企业较为聚集的珠三角地区,扶贫再贷款则全部投向国家、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地区。整体来看,再贷款规模逐步上升,但2016年以来,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广东“三农”及小微领域的有效信贷需求下降,涉农信贷风险明显上升,导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对支农、支小再贷款的资金需求减少,再贷款整体规模有所下降。2.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政策效果及其特点。一是作用直接,直接增加了“三农”信贷资金,缓解涉农资金需求。二是杠杆撬动,撬动了更多资金投向涉农领域。人民银行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借用再贷款资金必须全部用于发放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并在借用再贷款期间,所发放的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增量不低于借用再贷款资金总额。三是利率引导,引导金融机构降低涉农贷款成本。人民银行规定要求,金融机构借用再贷款资金发放的贷款利率加点幅度在实际支付的各期限档次再贷款利率上原则上不超过3个百分点,随着再贷款利率的数次下调,金融机构发放的涉农及小微贷款利率也随之下调。(二)涉农再贴现使用情况和特点。1.涉农再贴现使用情况。2014年8月,人民银行调整了再贴现业务的投向和操作要求,2014年9月,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建立再贴现效果投放效果监测考核机制,对再贴现资金投放效果、再贴现利率传导效果、再贴现资金使用效率、再贴现资金安全性等指标进行考核,其中“涉农票据占比高于30%或者小微企业票据占比高于50%”的考核力度最大,权重为70%,强化了再贴现工具信贷导向功能。从投向结构来看,再贴现投向涉农的比重稳中有升,保持在三成多的比重。与再贷款情况类似,2011-2015年五年间,投向涉农的再贴现的覆盖地区、累计发放额等指标也逐年增加,但自2016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整体规模也有所下降。2.涉农再贴现使用情况政策效果及其特点。一是作用温和,投向结构比重较为持稳。2011以来,投向涉农的再贴现累计发放额占比最低24.88%,最高37.72%,变化不大,主要地区集中于湛江、清远、河源等农业产群化地区。二是利率引导,引导金融机构降低票据贴现成本。人民银行要求,办理再贴现的票据贴现利率原则上应低于不办理再贴现的票据贴现利率,该项指标考核权重为15%。(三)结构性准备金政策使用情况和特点。1.结构性准备金政策使用情况。2010年建立“一定存款比例考核”,考核对象主要为贫困地区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考核达标的机构,获得执行低于正常标准1个百分点的准备金率。同时,对新成立的农商行可以给予一个季度的过渡期准备金率,缓解资金压力。2014年创设“定向降准考核”,人民银行首次实施定向降准工具,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考核达标的机构,获得执行低于正常标准1个百分点的准备金率。同时,对县域地区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进行考核,考核达标的,获得执行低于正常标准2个百分点的优惠存款准备金率。同样,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各法人机构贯彻执行货币政策力度下降,2016年,考核达标机构的小微企业与涉农贷款增速均逐年下降,2016年甚至低于各项贷款增速。2.结构性准备金政策效果及其特点。一是作用较为间接,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涉农信贷投放。2014年实施定向降准以来,考核达标的金融机构在信贷结构、信贷投放增速、信贷投放存量等方面的指标明显优于未达标的金融机构。二是短期内改善金融机构流动性效果较好。结构性准备金政策以考核形式决定降准与否,在短期内对改善金融机构流动性资金需求作用较为积极,而对改善信贷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弱,获得执行较低档次准备金率的机构并未立即表现出更高的信贷投放增速与增量。三是存在地区差异性,在农业主产区和山区效果更为明显。定向降准通过对涉农信贷指标进行考核,降低符合条件机构的存款准备金,增强其信贷能力,在执行中发现,该政策在农业主产区和山区效果更为明显。从广东的执行情况看,在粤北地区定向降准对涉农贷款的引导作用较珠三角及粤东西两翼明显。

三、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的构建及基于广东省的测算

运用AHP模型构建包含支农信贷资金投放、支农信贷资金结构、支农信贷资金利率、支农信贷可持续性、三农发展五维度的综合绩效评估体系,测算近五年广东省的支农政策绩效水平,并对其趋势特点进行归纳总结。(一)构建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i.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构建及指标选取。参考文献关于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的论述,结合广东省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使用情况,本文在建立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时,围绕货币信贷支农工具主要通过影响金融机构支农信贷投人达到支农、惠农的政策目标,设定支农信贷资金投放、支农信贷资金结构、支农信贷资金利率、支农信贷可持续性四个准则层目标,同时加人考察政策工具实施最终效果的三农发展指标,共5个准则层目标。再根据5个准则层目标,考虑符合经济意义、数据可得性、指标具代表性等条件,选取了涉农贷款增速、农户贷款审批通过率、涉农贷款中非房地产业占比、新型农业主体贷款占比、涉农贷款利率、涉农贷款相对各项贷款利率高低、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回收率、金融机构利润增长率、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农村人均纯收人、人均农业总产值11个指标层,具体绩效评估体系内容及变量见下表。2.指标权重确立。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向广州分行及广东省辖内19地市人民银行货币信贷部门负责人及1名主要业务骨干发放调查问卷采集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然后以Satty的比例九标度体系确定了取值标准。即以1、3、5、7、9分别代表指标i和j两相比较一样重要、稍微重要、明显重要、强烈重要和极端重要,而介于等级之间的程度比较分别赋值为2、4、6和8。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40份,使用expertchoice11.5计算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具体各层权重见下表,其中inconsistencyratio=0.06,小于0.1,说明数据通过一致性检验。根据算得指标权重,在准则层中权重最大的为支农信贷资金投放和支农信贷资金利率,权重均为0.248,其次为三农发展。在指标层中,权重最大的五个指标依次为涉农贷款相对各项贷款利率高低、涉农贷款增速、农村人均纯收人、新型农业主体贷款占比和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回收率。(二)基于广东省的近五年数据测算及趋势分析。基于上述绩效评价体系,将广东省19地市汇总数据代人算出2010年-2016年上半年货币信贷政策支农整体绩效,具体绩效情况见下表。通过绩效评价结果,发现广东省货币信贷政策支农效果呈现以下趋势和特点:1.基于层次分析法构建的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能排除外部影响,较好拟合实际金融政策支农效果。相对于使用客观赋值法,本文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的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可以有效避免由于财政支农力度、农业灾害等非货币信贷政策因素对绩效结构的外部影响,较好的拟合实际金融政策支农效果。从2010-2016年的测算结果看,结果与客观情况整体一致,具有推广运用的实践意义。2.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稳步提高,绩效增长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2014年-2016年上半年,货币信贷政策支农平均绩效为0.989,较2010年-2013年平均绩效提高了0.075,期间表征质量的支农信贷资金结构平均绩效稳步提升,有效弥补了表征规模的支农信贷资金投放平均绩效下降带来的影响,说明绩效增长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2014年以来支农货币信贷政策更加注重对信贷资金的结构优化,总行先后出台《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除了引导支农资金避免过度进人县域房地产市场,还特别提出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贫困地区的金融支持。3.支农信贷可持续性、三农发展绩效保持较髙水平,但支农信贷资金利率水平有待进一步降低。2010年-2016年上半年,支农信贷可持续性、三农发展平均绩效分别为0.151、0.178,均接近满绩效水平。支农信贷资金利率绩效小幅下降,说明政策工具未能显著降低支农资金利率水平,细分的看,表征支农资金绝对利率水平的绩效由0.041降至0.037,而表征相对利率水平的绩效由0.205降至0.170,相对利率水平降幅更大,在当前流动性较为充裕,整体市场利率水平下降的背景下,支农信贷资金的利率降幅不及一般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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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信贷传导分析

摘要:通过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采集2004—2015年的货币、信贷、消费、物价和产出的季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到信贷市场的传导渠道是顺畅的,信贷和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者物价指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间存在长期稳定性关系,但不明显,说明传导过程中存在一定梗塞,货币政策的传导已不再以信贷传导机制为主。今后可以从加强信贷管理、进一步调整贷款结构、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鼓励发展消费贷款等方面,提高信贷传导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果。

关键词: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有效性

一、引言

目前,许多国家都把货币政策作为抵抗经济周期的一种重要政策工具。与美国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是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市场环境、经济主体、利率传导方式等还需要一定时间的培育与成长,这说明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环境、调控模式、传导机制等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国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持续深化和金融业的快速发展,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GDP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等方面的关系越来越显著。信贷传导是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手段,通过金融市场和商业银行等载体向实体经济注入货币。因此,研究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与效应,一直是一个非常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因此,本文正是从上述背景出发,研究当前由于金融市场的变化而给货币政策传导可能带来的影响,帮助我们分析影响信贷渠道传导的结构性因素,同时,提出央行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对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效应是指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并进而对产出与物价水平的影响程度,也即是货币政策能否影响银行信贷及产出,以及能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国外的研究方面,Bernanke和Gertler(1995)指出,对于克服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银行信贷具有天然的比较优势,因此,信贷渠道在货币政政策传导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使更多企业的融资渠道比较单一,仅仅依赖于银行贷款。Eh-rmann(2003)也指出,银行信贷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的作用越重要,银行信贷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就越大,经济发展对银行体系的依赖程度也会较高。我国国内有大量学者对信贷渠道进行实证研究。主要观点有两种:一是是否存在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二是信贷渠道在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中是否占据主导地位。大部分学者支持信贷渠道的存在,并实证分析了信贷渠道与货币渠道的关系,信贷渠道如何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肖新成(2009)使用VA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同时存在,其中,短期内,信贷渠道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更为直接迅速,长期来看,货币渠道的影响更为明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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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信贷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创新金融服务手段,以支持经济发展为目标,各金融机构要全面准确把握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内涵,坚持“总量适度,节奏平稳,结构调整,风险防范”的基本原则,既要保持对实体经济足够的支持力度,又要保持合理的信贷投放节奏和结构。找准贯彻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结合点,找准贯彻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监管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环保政策等其他政策的结合点,着力加强信贷结构调整,切实推动自主创新,积极倡导“绿色信贷”,不断改善“民生金融”,并以此促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实施。

2013年,全市信贷投放的总体目标是:力争2013年贷款增速不低于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低于全省平均增速,贷款增加额达到300亿元;各金融机构信贷总量在全省系统内的份额不低于2009年的水平。

二、把握信贷投放重点,全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要在保持信贷总量适度均衡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统筹配置信贷资源,加强和改进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的相关金融服务,着重加强对工业及流通领域的融资力度,重点满足我市“四大千亿”产业重大项目建设和重点企业经营性流动资金的信贷需求;优先保证手续齐全、符合项目开工和建设条件的中央及省、市重点投资项目配套资金及时落实到位。

二要加强与地方政府及经济综合部门的沟通协商。主动营销出击,增加项目储备,及时掌握项目运作和融资需求情况,统筹做好融资项目对接,高效、扎实做好信贷审查和信贷资金拨付工作,保证融资项目对接后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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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货币信贷关系

信贷交易的参与者——贷款人和债务人的组成,他们的法律地位预先决定了他们发生的信贷关系的法律的形式和性质。国家作为贷款人和债务人而参加的信贷交易属于国家之间的信贷的范畴。如果信贷由银行或银行团办理(不管债务人是国家、银行机构、工业企业等等),那末相应的信贷交易属于银行信贷。在对外贸易组织(公司)按照延期支付合同向对方发出货物或者供给设备的场合,则是所谓公司信贷。在国家对外贸易组织直接以这种信贷交易的参加者出现时,对外贸易合同是信贷法律关系发生的法律基础。这里信贷由出口者提供。合同条款中可以规定:买者在货物发出后不立即付款而是在一定期间内比如说一年或者两年内付款。在实践中,除了公司信贷以外,还广泛使用着一种所谓出口专用信贷。在达种形式下,根据银行之间的协议由出口的国家银行向进口的国家银行提供信贷资金。这种协议通常与对外贸易合同同时签订。所供设备或劳务的价值由出口信贷支付,就实行长期经济合作计划的具体项目说,尤其如此。

银行之间相互提供的通常与具体的对外贸易合同没有直接联系的信贷,从经济内容和法律性质看,属于银行信贷的另一种形式。

例如,在银行之间为信贷而实行合作的过程中,就利用这种法律形式,如存款合同。银行通过存款吸收资金(通常是短期的和中期的),以补充信贷的货币资源。同时银行还依靠达种资源,通过和对方协商的形式,为在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范围内进行交易提供信贷。

银行以所谓“信贷线”形式提供的信贷以及银行团的信贷形式和债券,也属于通常与对外贸易合同没有联系的信贷范畴。上述银行信贷形式近年来在东西方经济联系中异常通行。

首先我们来探讨国家之间结算的两抵制度方面的信贷问题。这个制度的实质是:根据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和支付协议,通过国家授权的银行集中进行划拨清算。它们相互提供账单(称为两抵账单)。在这些账单中反映着商品流通和国家的其他交易的相互清算。在协议规定的期间,银行对双方当事人的请求(债)进行结算。结算的余额通常用商品供应来清偿。

以两抵计算形式提供信贷是上进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法律调整这种信贷形式的特点是: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信贷关系适用国家间协议的规范,达些协议的规范确定了国家之间两抵清算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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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信贷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导全县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有效投入,推动金融改革创新,优化金融服务,促进县域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结合我县经济实际,现就我县年货币信贷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明确目标,坚定信心,保持信贷平稳均衡增长

1、明确货币信贷工作目标。

按照州市政府提出的“三个不低于”工作目标,结合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年度兴国县货币信贷工作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认真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保持信贷投入平稳均衡增长,维护辖区内金融体系稳定,促进兴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体目标是:全县各金融机构新增各项存款160000万元,年末余额达到746000万元,较年初增长27.18%;新增各项贷款130000万元,力争170000万元,年末余额达到476900万元,较年初增长37.47%;当年新增存贷比不低于75%;不良贷款余额控制在18000万元以下,比上年下降4个百分点。

2、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信贷原则。

各金融机构要继续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原则,进一步调整优化信贷结构,将信贷资源优先配置到实体经济特别是符合产业政策的高新技术、高效益、低消耗、低污染等领域,培育发展深加工、精加工、延伸产业链和技术改造等项目,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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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货币信贷形势情况报告

年,市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产出和需求均衡较快增长,居民收入、企业利润、财政收支较快增长,经济运行质量有所提高,消费物价上涨偏快。全市货币信贷继续保持稳健运行,企业存款高速增长,储蓄存款增速下降,贷款增势稳步提升,信贷供给与地方经济增长基本适应。

一、货币信贷运行情况年末

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341.57亿元,较年初增加44.09亿元,增长14.82%;本外币贷款余额143.87亿元,较年初增加15.24亿元,增长11.85%。其中,人民币存款余额340.70亿元,较年初增加44.46亿元,增长15.01%;人民币贷款余额139.37亿元,较年初增加14.37亿元,增长11.49%。银行承兑汇票余额19.61亿元,比年初增加4.26亿元,增长27.75%。

二、经济运行情况年,市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增速明显上升

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实现394.15亿元,增长15.6%,比2006年上升0.7个百分点,为1984年来的最高水平,增速位居全省第一。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72.34亿元,增长5.1%;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187.59亿元,增长22.1%;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134.23亿元,增长12.6%。

三、经济金融运行面临的主要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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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信贷指导意见

为全面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金融工作任务,努力促进我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现结合实际,提出2012年全市货币信贷工作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总体稳健、调节有度、结构优化的要求,切实贯彻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引导货币信贷向常态回归,实现平稳适度增长。更加注重调整信贷结构,防范金融风险,改善金融生态,创新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水平,着力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荆州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全市“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持。

二、工作目标

(一)全市贷款投放与地方经济发展合理匹配。通过向内挖潜和向上争取,力争全年各项存款增长13%-16%,各项贷款增长17%-20%。

(二)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有新突破。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县域信贷服务进一步改善,力争全市全年60%的新增存款用于县域,县域贷款增幅不低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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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传导的信贷渠道与商业信贷研究

文献回顾

Bernanke和Blinder首先开创了银行信贷渠道的研究,以一个类似于IS-LM模型的理论框架,说明在传统的利率传导机制无效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也可以通过影响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实现对实体经济的调控,银行借贷为货币传导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4]。Kashyap等利用银行借款替代的融资方式———美国短期融资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的银行借款出现明显下降,而同期的短期融资券发行量却出现显著的增长[2]。Bernanke和Gertler通过对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实证研究证明,政府在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之后,银行收到存款(负债来源)的减少,使得银行将被迫减少贷款供给。而且由于信贷渠道具有“金融加速器”的作用,因此能够迅速把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放大和传播到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中[1]。Kashyap和Stein提供了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更为直接的实证证据,他们利用美国银行1976年一季度至1993年三季度的数据研究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发现货币政策的紧缩对小银行和资产流动性差的银行影响会更大[5]。另一方面,当从银行获得的借款因货币紧缩而减少或需要支付更多利息时,企业就会转而求助于其供应商,需求导向促使企业间商业信贷成为银行借款的一种重要的替代融资方式,这也意味着商业信贷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利用企业数据,Atanasova和Wilson发现在货币紧缩期,银行借款约束的企业比例上升,银行借款约束企业会以商业信贷来替代银行借款,这一证据支持货币政策商业信贷传导渠道的存在[6]。Choi和Kim发现,在控制了商业信贷的交易动机与资产管理动机后,企业应收与应付的商业信贷在货币紧缩期都会增加,意味着商业信贷能够帮助企业吸收信贷紧缩带来的影响[7]。Mateut等利用英国企业的数据得出商业信贷有助于缓解货币紧缩程度结论[8]。Guariglia和Mateut利用1980-2000年609家英国企业的面板数据检验商业信贷渠道的存在,结果显示,在英国,银行信贷渠道和商业信贷渠道都发挥作用,而后者会削弱前者的效力[9]。zlü和Yaln通过比较商业信贷与银行贷款的运用,发现易遭遇融资约束企业在货币紧缩期会使用商业信贷来代替减少的银行信贷,这一结果暗示商业信贷会减弱传统信贷渠道的效应[10]。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数据进行分析,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问题,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货币政策的研究绝大多数仍停留在宏观层面,着眼于对货币政策传导效果作总量的解读,从微观的层面、公司的角度研究货币政策传导的文献较少,与国外的系统性研究相比还远远不够。因此,本文的研究力图为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做一些补充性贡献。

研究假设与实证检验的方法

由于信贷市场的不完善,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会存在信息的不对称,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必然导致信贷配给的发生,即如下两种情况:(1)在看来完全相同的贷款申请人中,一部分得到贷款,另一部分被拒绝,被拒绝的申请人即使愿意支付更高的利息也得不到贷款;(2)从人群中可以识别出这样一组人,当信贷供应额给定时,无论什么利率他们都得不到贷款,尽管当信贷供应额有所扩大时他们能得到贷款[11]。而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变(比如货币紧缩),则会加剧这种信息的不对称,进而导致更严重的信贷配给。与国外市场存在的信贷配给不同,我国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银行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有商业银行将大部分银行信贷资源提供给了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而效率较高的非国有企业却难以得到银行信贷的支持,即我国银行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存在明显的"信贷歧视",有大量的实证文献证明了这一现象[12-13]。当中央银行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基准利率、提高再贴现率等措施紧缩银根时,货币政策的调整会通过信贷渠道影响到实体经济,具体表现为企业银行信贷融资额度的大幅度降低[14]。当货币紧缩时,会进一步加剧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融资饥渴",而同期国有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却依然保持较快增长[15]。这意味着,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信贷歧视问题会更加严重。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本文待检验的第一个假说。假说1: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非国有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其银行信贷融资下降的幅度更大。当非国有企业在货币紧缩时期面临融资困境时,就会加剧其对商业信贷的需求,有可能转而向其供应商积极寻求融资支持。而国有企业由于能够较方便的获得银行贷款,也可能为非国有企业提供这种替代性融资。但另一方面,在市场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非国有企业的谈判能力处于相对弱势地位[16],在货币紧缩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有可能要求更多的商业信贷融资支持,非国有企业反而可能难以获得更多的商业信贷。因此,我们提出本文待检验的两个相对假说。假说2a: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非国有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其商业信贷融资上升的幅度更大。假说2b: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非国有上市公司商业信贷融资上升的幅度并不比国有上市公司更大。而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企业可以较为便利地获得银行贷款,融资成本也更低,而且宽松的货币政策往往与经济萎缩有关,在经济萎缩时期,企业可以便利地、低成本地获得银行贷款[15];企业拥有充足的银行信贷之后,可以不再过多需要商业信贷融资。因此,基于这一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说。假说3: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非国有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其银行信贷融资上升的幅度更大,而商业信贷融资的变化则没有显著差异。检验假说的实质是研究货币政策对不同产权性质公司银行信贷融资与商业信贷融资的影响差异,其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货币政策引起的信贷供给外生变化从其它影响因素中区分出来,本文计划采用自然实验框架下的DID分析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所使用的双重差分模型分别设定如下,首先,我们构建如下模型来检验货币政策对上市公司银行信贷融资的影响:Bankcrediti,t=α+β1Eventt+β2Groupi+β3DIDi,t+δXi,t+εi,t(1)其中,因变量Bankcredit表示企业获得的银行信贷,我们在实证过程中以公司长期借款与短期借款之和占总资产的百分比表示。自变量Event表示货币政策事件虚拟变量,事件发生前的年份为0,事件发生及以后的年份为1。现实中,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对公司债务融资的影响往往是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的。只观察某一指标,实际上很难判断货币政策究竟是紧缩还是宽松。对于货币紧缩事件的确定,通过对中国人民银行各年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阅读,以及对各货币政策工具的变化比较,我们选择2002年作为货币政策宽松的事件年份,以2000-2004年作为事件窗口,2007年作为货币政策紧缩的事件年份,以2005-2009年作为事件窗口①。自变量Group为组别虚拟变量,公司属于处理组为1,属于控制组为0。本文按照两种方法分别构建两种不同的处理组和控制组,即:(1)按照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划分,实际控制人类型为国有控股的,作为控制组,其余为非国有公司作为处理组。(2)分别将2001年和2006年各上市公司的国有股的比例排序,以最低1/4分位的样本公司作为处理组,以最高1/4分位的样本公司作为控制组。已有文献指出,在DID方法中事件虚拟变量和组别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和显著性实际包含了事件发生后时间趋势以及其他各种事件的平均影响,本身并不可靠,真正可以度量货币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影响效应的是双重差分变量DID的估计系数[17]。双重差分变量DID=Event×Group,DID前的系数β3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双重差分系数。对于β3,有如下解释:β3=[E(Y|Event=1,Group=1)-E(Y|Event=0,Group=1)]-[E(Y|Event=1,Group=0)-E(Y|Event=0,Group=0)]如果货币政策对不同组别公司的债务融资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则β3应当显著的不等于0。Xit是由企业规模,有形资产比率,资产利润率和企业年龄等控制变量构成的向量,其中Size代表企业规模,以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Col代表有形资产比率,定义为有形资产总额与总资产的百分比,用来衡量企业的抵押品价值;Roa代表资产利润率,定义为净利润与总资产的百分比,用来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Age代表企业年龄,以企业成立年数加1的自然对数表示。我们同时构建如下模型来检验货币政策对上市公司商业信贷融资的影响:Tradecrediti,t=α+β1Eventt+β2Groupi+β3Didi,t+β4Bankcrediti,t+β5Cashflowi,t+δXi,t+εi,t(2)其中,因变量Tradecredit表示企业从其上游企业那里获取的商业信贷,定义为应付账款与总资产的百分比。解释变量中,货币紧缩事件虚拟变量Event,组别虚拟变量Group和双重差分变量Did的定义与模型(1)一致,如果假设2成立,β3应当显著大于0。其他解释变量还有Bankcredit表示企业获得的银行信贷资源,由长期借款加短期借款之和与总资产的百分比构成,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多,作为替代的商业信用融资也就越少。Cashflow代表经营现金流,定义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总资产的百分比,用来衡量企业的流动性和企业产生现金的能力,如果企业的经营现金流越多,则越不需要采用商业信用的方式。在本文的所有模型中,我们还设置了年度虚拟变量Year来控制时间对企业的银行信贷和商业信贷的可能影响。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制环境以及地方政府干预等因素差异较大,我们也以各省虚拟变量Eegion作为控制变量,来控制未观察到的区域效应对企业银行信贷和商业信贷的可能影响。此外,我们还设置了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来控制未观察到的行业差异对企业的银行信贷和商业信贷可能产生的影响,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行业分类代码,我们除了将制造业按二级代码分类外,其余行业按一级代码分类。模型中相关变量的定义见表1。本文选择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我们按照以下标准对数据进行了筛选:(1)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因为这些公司的数据结构与普通公司存在很大区别;(2)剔除了ST、*ST公司;(3)剔除了资产小于负债的公司;(4)剔除了相关年份银行贷款、商业信用、资产等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为了防止数据的异常值干扰实证结果,本文采用winsorization的方法对连续变量两端的异常值在1%的水平下进行了处理,即对所有小于1%分位数和大于99%分位数的变量,令其值分别等于1%分位数和99%分位数。文中所使用的最终控制人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CCER色诺芬数据库。文中所有的数据整理、计算与实证检验均利用STA-TA11软件完成。

实证结果分析

在进行正式的实证检验之前,我们首先对不同组别公司的关键变量在两个事件窗口下如何变化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首先观察2002年货币政策宽松前后的情况,无论是按照实际控制人分组,还是按照国有股比例分组,处理组和控制组的银行信贷Bankcredit在2002年前后的变化一致,均值都在2002年之后有所上升,说明上市公司的银行信贷在货币宽松时期会上升;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商业信贷Tra-decredit均值在货币宽松之后也都有所上升。我们接着观察2007年货币紧缩前后的变化,从表2可以看出,无论是按照实际控制人,还是按照国有股比例分组,处理组与控制组的银行信贷Bankcredit均值都在2007年货币紧缩之后有所下降。我们同时注意到在2007年货币紧缩之后,处理组的商业信贷Tradecredit均值有所下降,控制组的商业信贷Tradecredit均值则有所上升。当然描述性统计仅仅只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直觉信息,还不足以作出最终判断,在下文中,我们将在控制了企业特征、年度效应、区域效应和行业效应之后,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相关问题进行严格的检验。本文的回归分析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进行估计,由于是时间跨度小而横截面观察点多的面板数据,对于这类数据来说,使用常用的估计方法会低估标准误差,进而导致高估系数的显著性水平,而对标准误差进行聚类(cluster)调整后得到的标准误差才是无偏的。所以在对本文模型进行检验时,对标准误差在公司层面进行了聚类调整,采用稳健的标准差。表3是2007年货币政策紧缩事件的双重差分实证结果,我们首先看银行信贷融资Bankcredit的结果,在以实际控制人分组的方程(1)中,Event2007年前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在以国有股比例分组的方程(2)中,Event2007年前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货币政策紧缩引起上市公司整体银行借款的减少,符合货币政策传导银行信贷渠道的预期;组别变量Group的系数都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在2005-2009年,处理组平均获得JINRONGYANJIU|金融研究的银行信贷融资比控制组的更多;对于双重差分变量,在以实际控制人分组的方程(1)中,DID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在以国有股比例分组的方程(2)中,的系数则是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一结果表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处理组的银行信贷融资相对于控制组下降的幅度更大,也说明货币政策紧缩对非国有上市公司银行信贷融资的影响更大,这一实证结果也验证了假说1的成立。对于商业信用Tradecredit来说,E-vent2007的系数均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货币紧缩之后,上市公司整体获得的商业信贷融资会上升;对于组别变量Group来说,其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在2005-2009年,处理组平均获得的商业信贷融资与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别;对于双重差分变量,在以实际控制人分组的方程(1)中,DID的系数为负但是不显著,而在以国有股比例分组的方程(2)中,DID的系数则是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货币紧缩之后非国有上市公司并没有比国有上市公司获得更多的商业信贷融资,这一结果基本上验证了假说2b的成立。表4是2002年货币政策宽松事件的双重差分的实证结果,我们首先看银行信贷融资Bankcredit的结果,在以实际控制人分组的方程(1)中,Event2002前的系数显著为负,而在以国有股比例分组的方程(2)中,这一系数为正不显著,但事件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和显著性实际包含了事件发生后时间趋势以及其他各种事件的平均影响,本身并不可靠;在方程(1)和(2)中,组别变量Group的系数都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在2000-2004年,处理组平均获得的银行信贷融资比控制组的更多;对于双重差分变量DID的系数,方程(1)的结果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方程(2)的结果也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处理组银行信贷融资的上升幅度相对控制组更大,非国有上市公司在货币宽松期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信贷,这与假说3基本是一致的。对于商业信用Tradecredit,无论是以实际控制人分组的方程(1),还是以国有股比例分组的方程(2),Event2002前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货币政策宽松引起上市公司整体获得的商业信贷融资上升;对于组别变量Group来说,方程(1)和(2)中的结果一正一负,但都不显著,说明在2000-2004年,处理组平均获得的商业信贷融资与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别;对于双重差分变量DID的系数,方程(1)中的结果为负,方程(2)中的结果为正,但也都不显著,表明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处理组获得的商业信贷融资变化幅度相比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因此,表4的实证结果基本验证了假说3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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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信贷工作意见

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为科学贯彻实施好稳健货币政策,确保全县金融机构贷款增速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速、提质、提效,实现发展规模、发展层次和发展水平的新跨越,现就全县货币信贷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深刻理解,正确把握稳健货币政策内涵

国家今年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其总体要求是:总体稳健、调节有度、结构优化。各金融机构要结合实际,深刻领会,正确把握货币政策的调整,加强货币信贷的窗口指导,建立健全信贷政策执行评估制度;要正确把握和处理好贯彻执行稳健货币政策与支持经济发展的关系,及时跟进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规划,深入研究制定执行稳健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有效配置金融信贷资源,争取将更多的信贷资金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实现年新增贷款7亿元。

二、突出重点,切实满足实体经济信贷需求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按照“区别对待、有扶有控”的原则,将优化信贷结构与促进信贷增长有机结合起来,把握好信贷投向,盘活存量,用活增量,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1、加大对重点工程建设的信贷支持。鼓励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特别是县重点城市建设工程的配套信贷投入,积极支持我县基础设施、文化和生态环境建设,进一步促进城镇规模扩大,完善城市功能配套,提升城市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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