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危机范文10篇

货币危机泛指汇率的变动幅度超出了一国可承受的范围这一现象，或者是“对货币的投机性进攻导致货币大幅度贬值或国际储备大幅度下降的状态”。货币危机预警是与投机性货币冲击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货币危机预警的主要目的是提早识别危机发生的信号，以便该国能够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减少危机发生的概率，乃至避免危机的发生，或者减少危机发生的强度和烈度。关于货币危机预警理论的研究始于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货币危机的研究，随着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货币危机的发生频率及造成的危害随之增加，1992～1993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7～1998年亚洲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爆发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学界对货币危机预警理论的研究。本文将对货币危机的主要预警模型进行梳理和归纳。

一、信号分析模型

信号分析模型(KLR)是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于1998年首先提出的。它以经济周期转折的信号理论为基础，其核心思想是通过研究货币危机发生的原因，确定哪些经济变量可以用于货币危机的预测，然后运用历史上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来确定与货币危机有显著联系的变量，以此作为货币危机发生的先行指标。信号分析模型分四步进行：(1)确定货币危机的原因和危机预警时段；(2)运用历史上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确定与货币危机有显著关系的变量，进而确定先行变量；(3)按照噪声一信号比的最小化规则，确定阈值；(4)一旦经济中相应指标变动超过阈值，则将之视为货币危机即将在24个月内发生的信号。由于KLR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分析是单独进行的，所以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单变量模型。

为了克服KLR模型的单变量属性，Kaminsky(1999)进一步对发生货币危机信号的指标进行综合考虑，它提出了4个预测危机的复合指标，1个复合指标是对各预警指标发出信号数的简单加总，另外3个复合指标则分别考虑了指标分布不均衡、指标时间延续性以及指标不同权重。通过对预测指标的扩展，KLR模型已经能够较好地处理预警结果输出的单一化问题，并利用多个复合指标可以更好地发送预警信息，极大地改善了预警效果。

Kaminsky(2003)又进一步提出了多状态KLP模型。他将货币危机分为6种，即经常账户恶化型危机、财政赤字型危机、金融过剩型危机、国家外债型危机、国际资本流动突然逆转型危机和自我实现型危机。研究发现，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危机通常属于前4种，其发生与受害国经济的脆弱性有关；发达国家的货币危机通常属于后两种，经济基本面通常良好，多由不利的国际市场形势所致。这样一来，KLR模型可以在对货币危机预警的同时，进一步将货币危机的损失与其类型联系在一起，厘清对货币危机深度的认识。

一、引言

20世纪后半期，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出现了多重危机共生的现象，即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往往在同一时期、同一国家并发。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将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孤立研究的金融危机理论无力解释这些现象，共生性金融危机理论应运而生。但从目前国际上关于危机共生的研究现状来看，多数文献仍仅局限于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的共生；①而对另一类型的共生危机，即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共生却很少涉及。

事实上，与共生性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相比，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上讲，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并发的现象都更为普遍。Reinhart（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②84％的债务违约会引发货币危机，66％的货币危机会引发债务危机。同时，就国际社会来看，墨西哥（1994）、法国（1998）、阿根廷（2001）等国也都曾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可以说，研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共生性，对于金融危机理论演进以及共生性金融危机外延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上讲，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内生联系，它们会由某些共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引发，也会在某些力量的推动下形成彼此间的传导和扩散效应；而且，传统的金融危机预警文献在指标选取上，也经常把一国的外债水平作为货币危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但问题在于：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通过何种渠道相互联系？两种危机间的联系机制能否得到实践的检验？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共生联系效应又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无论是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还是为危机预警筛选更为明确的指标变量等，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鉴于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联系的可持续性问题对于构建完善的危机预警体系，以及为政府寻求高效的危机处理方式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侧重于考察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长期联系效应，即通过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分析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在长期内是否存在某种稳定的联系，以检验二者间联系的可持续性。

二、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共生性与联系效应综述

摘要：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金融体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足以支撑人民币的升值，现在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是投机资本作用下的一种扭曲反映。人民币贸然升值的结果，是经济泡沫、通货膨胀、非贸易品资产高涨、贸易状况恶化、中国经济将沦入严重衰退甚至陷入货币危机。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对外贸易银行风险债务危机货币危机

由于预期人民币升值，自2002年底以来外资尤其是美元持续流入我国。当前更是由于美国汇率贬值以及人民币利率提高，诱使大量国外投机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我国。这部分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是赌人民币升值。人们对人民币的高估，将受到格雷欣法则的惩罚：如果市场上有两种货币——良币和劣币，只要二者所起的流通作用等同，因劣币成本低，人们在使用中往往会选择劣币，储存良币，久而久之良币会退出市场，这就是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原理。

对于我国现在面对的升值压力我们必须分析我国的人民币是否真正的被低估；我国的经济实力是否能够支持人民币的升值，也就是说人民币是不是真正的“良币”。如果我国放开汇率浮动空间，人民币肯定会升值，这就给大量的国际投机游资提供了可乘之机，冲击我国货币，我国人民币在被高估情况下将很快就会面对贬值风险，引发大量资本外流。当时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很多国家经济状况也很良好，就是因为对本币价值的认识不足，高估本国货币，放开资本帐户，顶住美元。结果在巨大投机资金的冲击下发生货币危机。

我国经济基本面分析：

一）经济增长

论文关键词：货币危机;银行危机;早期预警模型

论文提要：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

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论文关键词:货币危机;银行危机;早期预警模型

论文提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论文关键词:货币危机;银行危机;早期预警模型

论文提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摘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

关键词:货币危机;银行危机;早期预警模型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传统的国际金融理论研究的内容包括五个方面：汇率理论、国际收支理论、外国直接投资理论、国际储备理论、国际货币制度，随着各国经济的开放和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需要更加从全球的视角认识国际金融问题，包括汇率理论、货币危机理论等，另外，随着将信息经济学引入国际金融理论研究，国际金融理论出现了一些新发展，以下将对此进行概要地介绍和评述。

一、货币危机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债务危机出现后，已经发生了十几次货币危机，从而使货币危机理论成为国际金融研究的焦点之一，按照代序分类，有三代成熟的货币危机模型。

1、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货币危机是否爆发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特别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假定政府为解决财政赤字问题而大量发行纸币，引起资本流出，央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而无限制地抛出外汇储备，当外汇储备达到临界点时，会引致投机攻击，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支持，就不得不放弃稳定的汇率制度。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在70年代末，有代表性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格曼教授所写的《国际危机模型》一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RobertP.Flood教授和布朗大学的PeterM.Garber教授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主要观点是当一国经济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用来维持内部均衡的政策（主要是当国内出现财政赤字时，在国内过度供给信贷）必然会导致外部均衡丧失，投机者的冲击将导致货币危机，从而使固定汇率无法维持。总之，第一代危机模型强调经济的基本面决定货币的对外价值稳定与否。

这一模型可以用来解释80年代初的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巴西危机、以及现在正在恶化的阿根廷危机。

传统的国际金融理论研究的内容包括五个方面：汇率理论、国际收支理论、外国直接投资理论、国际储备理论、国际货币制度，随着各国经济的开放和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需要更加从全球的视角认识国际金融问题，包括汇率理论、货币危机理论等，另外，随着将信息经济学引入国际金融理论研究，国际金融理论出现了一些新发展，以下将对此进行概要地介绍和评述。

一、货币危机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债务危机出现后，已经发生了十几次货币危机，从而使货币危机理论成为国际金融研究的焦点之一，按照代序分类，有三代成熟的货币危机模型。

1、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货币危机是否爆发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特别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假定政府为解决财政赤字问题而大量发行纸币，引起资本流出，央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而无限制地抛出外汇储备，当外汇储备达到临界点时，会引致投机攻击，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支持，就不得不放弃稳定的汇率制度。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在70年代末，有代表性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格曼教授所写的《国际危机模型》一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RobertP.Flood教授和布朗大学的PeterM.Garber教授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主要观点是当一国经济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用来维持内部均衡的政策（主要是当国内出现财政赤字时，在国内过度供给信贷）必然会导致外部均衡丧失，投机者的冲击将导致货币危机，从而使固定汇率无法维持。总之，第一代危机模型强调经济的基本面决定货币的对外价值稳定与否。

这一模型可以用来解释80年代初的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巴西危机、以及现在正在恶化的阿根廷危机。

一、金融危机的定义、类型

危机的频发，使得金融危机妇孺皆知，但学术上的定义至今尚处于争论之中，一般来讲，金融危机是指“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主要表现为持续快速的货币贬值、挤兑银行存款、强制清理旧债、金融机构连锁倒闭、股市崩溃、货币量严重缺乏、借贷资金枯竭、金融市场剧烈震荡。金德尔伯格（2007）认为，金融危机一般经历异常变化、资金过剩、投机热潮、货币扩张、投机高峰、利率上升、回收资金贷款、资产价格暴跌、恐慌、危机爆发几个过程。按表现的形式，金融危机大致可以分为：一是货币危机，即当某种货币的汇率受到投机性袭击时，该货币出现持续性贬值，或迫使当局为保护其货币而抛出大量外汇储备或者大幅度提高国内利率水平；二是银行业危机，即现实的或潜在的银行破产、挤兑导致银行不能如期偿付债务，或迫使政府出面提供大规模援助以避免银行破产、挤兑的发生，一家银行的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波及其他银行，从而引起整个银行系统的危机；三是全面危机，即主要的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混乱，如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的同时或相继发生。按发生的原因，可以将金融危机划分为周期性金融危机、非周期性金融危机、自发性金融危机、传导性金融危机。周期性金融危机是由经济周期波动引发的，伴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发生的金融危机。非周期性金融危机是由金融系统本身的脆弱性引发的，不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制约。自发性金融危机是由本国自身经济金融运动引发的金融危机，它是一国经济金融的非正常运动导致本国金融领域失衡状态达到一定程度的表现。传导性金融危机是别国爆发的金融危机通过危机传导机制扩散，从而对本国经济金融造成类似影响的金融危机。按影响地域，金融危机还可以分为一国性金融危机、区域性金融危机和世界性金融危机。

二、主要金融危机的理论简介

金融危机的频发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经济学家通过模型建立、金融危机分析形成了一些对金融危机有重要解释作用的金融危机理论。1、货币危机理论。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一国宏观经济基本面的不协调会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宏观经济基本面的问题通常表现为持续性的财政赤字的货币化，使市场上产生本币贬值的预期，投机者因而抛售本币，形成本币贬值的压力，央行竭力在目标价位上捍卫本币汇率，而耗尽外汇储备，迫使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制，形成货币危机。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提出了新思路。该理论认为，政府维护汇率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多重均衡的动态博弈过程。在极端情况下，仅仅是投资者的情绪、预期的变化就可能将经济从一个汇率的均衡点推向另一个货币贬值的均衡点，导致“自我实现”的危机。对于“自我实现”的货币危机，其根源是市场预期和固定汇率制度而不是由基本经济因素的恶化直接导致，至少维持货币平价的基本经济条件依然存在，但由于投击性攻击，使维持成本太多而不得不放弃。2、道德风险理论。由于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存在政府对借款提供隐含担保的现象，政府官员与各种金融活动有千丝万缕的裙带关系，使金融机构无顾忌地大量举债，道德风险严重，产生了过度借款综合症，导致金融机构过量的风险贷款产生膨胀、资产价格的膨胀，直到某种外来扰动因素出现时，金融泡沫就会突然破灭，并通过支付链条传导到整个金融体系，引发金融危机。3、羊群行为理论。羊群行为是信息连锁反应导致的一种行为方式，当个体依据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而选择采取类似的行为时就会产生羊群行为。理论通常假设不同的单个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是序列进行的，这样后来的投资者在采取行动之前会观察前面投资者所采取的行动。在存在着信息摩擦的情况下，随着世界资本市场规模的增加和日趋复杂，羊群行为可能会越来越普遍。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收集关于某一特定国家的信息以辨别流言的成本会加大，投资经理们在面临存在着信誉成本的情况下会模仿市场上通行的资产组合。在这种情况下，谣言就可以诱发羊群行为进而使经济从一个没有投机攻击的均衡转移到一个有攻击的均衡。4、危机传染理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日益全球化，投资行为与市场预期的变动在国家将日益联动，导致危机易于向外扩散与蔓延。此外，经济运行的复杂性与开放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依存性，通过跨国贸易投资、经济政策趋同、金融市场机制、信息机制等，使得货币危机传染渠道更加多重与交叉，一旦危机在一国发生，危机极可能迅速传播到另一国。5、经济周期理论。由于技术创新不足等原因，经济进入衰退或萧条，产业投资回报下降，产业资金转向投资领域，引起投资泡沫，形成危机根源。此外，银行资产回报也往往较低，可能导致银行无法继续偿付存款或债券等固定负债的回报，这将加速银行挤兑或破产。Gorton（1988）以美国数据为例在实证上支持了该理论，薛敬孝（2009）以日本为例的实证分析也支持了该理论。6、理论。在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许多投资者往往从外部获得资金，而外部资金的最终提供者未能观察到投资的特点的话，则存在一个典型的风险转移问题。风险转移提高了风险资产的回报，导致投资者哄抬投资品的基本价值，形成问题。而金融自由化，通过扩大信用规模、创造未来的信用扩张路径的不确定性，恶化问题。这些将最终导致资产泡沫，当最终泡沫破裂时，形成危机。

三、对我国后危机时代的金融改革建议

随着我国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和金融体系建设的深入，金融体系风险日趋上升，始终注意防范金融体系风险是我国后危机时代金融改革的重点之一。因此，借鉴金融危机理论，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对我国金融改革提出以下改革建议。1、打造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资本市场体系是一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的资本市场体系，对一国经济、金融的稳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融资体系中，间接融资在融资体制中居于主导地位，经济过度“银行化”，资本市场规模和扩张的速度跟不上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利于构建和谐的金融和经济发展环境。同时，股市作为宏观经济“晴雨表”的功能几乎完全丧失。我国必须尽快完善融资体制，从制度上消除金融危机的隐患。打造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其利甚多，主要有：一是可以避免过度依赖银行，当外部冲击发生时，减少银行业危机发生的概率；二是完善的货币资本市场，拓展了居民的投资渠道，避免资金涌向股市、房市，导致泡沫，形成危机隐患；三是有利于银行业脱媒，进而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形成一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风险极大。2、审慎推进利率自由化改革。利率自由化有助于资源的配置和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但同时，利率自由化使水平显著升高危及宏观金融稳定，Kunt&Enrica（1998）的研究得出，利率市场化大幅提高了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经过长达近30年的调整和改革，我国的多数利率均已实现了市场化，尚未进入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唯有存款利率的上限、贷款利率的下限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等少数利率品种。从全球看，利率市场化改革成功少，失败多，而失败的利率改革往往引起银行业危机，如日本。在资本市场更加富于弹性和多样化、系统化的改革前，利率改革应审慎缓慢推进。3、有序推进汇率改革，打造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我国目前采用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而固定汇率面对投机行为有天生的脆弱性，钉住汇率制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和冲突，钉住汇率制下的货币危机是内源性的，原生的，在放松资本管制的条件下，钉住汇率制往往放大了外部冲击的影响，使得投机攻击的货币危机易于得逞，同时爆发多米诺骨式的传染危机。因此，汇率制度的改革是事关金融体系全局的大事，在汇率改革上要慎之又慎，要在摸索中有序推进。我国在汇率改革一方面应注意与资本账户管制、资本市场交易限制相结合，避免过快、过急，给国际投机有机可乘，另一方面应该逐步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弹性的汇率制度，以避免内源性的货币危机的发生。4、改进金融监管。第一，进一步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共同防范金融危机。随着我国日益融入全球化，贸易投资、经济政策趋同、金融市场机制、信息机制等危机传染渠道将更加多重与交叉，危机将呈现国内外的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特征，因此我国应加强国际监管合作。第二，建立宏观审慎监管制度。我国经过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周期性的增长放缓在所难免，进行基于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前瞻性指导十分重要，我国应当尽快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建立包括制度安排、预警指标体系等在内的宏观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对金融实施宏观指导。第三，改进对金融创新的监管。金融创新的风险一方面在于没有有效解决好信息不对称形成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于脱离实体经济太远，“金融是经济的仆人”，金融创新应当服务于实体经济，创新产品除了避险收益外，更重要的应来源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的回报。因此，在金融创新产品的准入方面应当关注信息透明及服务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