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流通范文10篇

内容摘要：网络虚拟货币不具备流通货币的基本特征，其本质是特定商家预售商品的专用符号。它也不同于代币购物券或非法集资工具，不会冲击现实货币流通。对其管理的关键在于防止其演变成融资工具。

关键词：网络虚拟货币信用货币金融资产购物券非法集资

所谓网络虚拟货币，是指一些网络公司为方便网民支付服务费用推出的一种网上虚拟货币。网民可通过网站赠送或优惠支付等手段获得这种“货币”，有的网站还允许网民用实际货币来购买这种虚拟货币。业内人士估计，国内互联网已具备每年几十亿元的虚拟货币市场规模，并以15％~20％的速度成长。一些专家表示，随着虚拟货币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有财产属性，对现实货币的冲击也逐渐出现。

网络虚拟货币现象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2007年2月，文化部、公安部、信息产业部、中国人民银行等14个部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吧及网络游戏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出：中国人民银行要加强对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货币的规范和管理，防范虚拟货币冲击现实经济金融秩序。要严格限制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发行虚拟货币的总量以及单个网络游戏消费者的购买额；严格区分虚拟交易和电子商务的实物交易，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发行的虚拟货币不能用于购买实物产品，只能用于购买自身提供的网络游戏等虚拟产品和服务；消费者如需将虚拟货币赎回为法定货币，其金额不得超过原购买金额；严禁倒卖虚拟货币。

那么，网络虚拟货币是否能对现实货币流通形成冲击?要澄清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必须分析网络虚拟货币是否具有货币属性。只有当网络虚拟货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货币属性时，才可能对货币流通形成冲击。

本文以我国货币层次划分中口径最宽的M3所涵盖资产的特征作为标准进行分析。货币层次M3大致可以按是否具有盈利性为标准分为现金和金融资产两大类：现金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属于信用货币，不具有盈利性特征；各种金融资产范围较广，虽然流动性存在差异，但都具有盈利性和偿还性特征。

由物价上涨而引发的通货膨胀，其根本原因还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城乡居民手持货币量过大，商品与货币的比例失调。流通中的货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一是信贷投放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在某种意义上说，信贷流通是现金流通的起点，信贷是控制货币流通的总闸门。在流通中的货币量明显地出现滞胀的情况下，信贷的这个口子还在不断地被撕大，金融资本还在不断地向产业资本转移，给市场经济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位副行长声称：“货币信贷增长的势头在短期内仍难遏止，这是因为我国的外贸出口仍在增长，贸易顺差不断扩大。”这应该不能成为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对外贸易与金融和经济的平稳运行，孰轻孰重？作为金融专家是不会拈不清的，这里面是否还有深意就不得而知了。二是金融服务质量差阻塞了结算渠道。近几年，各金融企业为了实现自身的经营效益，千方百计地给客户增加负担，挖空心思想着怎样才能从那些不得不与银行打交道的人身上多捞一点好处。他们不仅服务质量低劣，而且办理业务的手续烦杂，收费的名目越来越多。一些本来可以办理转账手续的业务，客户也被他们逼得用现金结算。这不仅是一个政策导向问题，而且也是金融和经济运行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三是现金管理松驰便得货币资金的体外循环成为可能。一直以来，银行对现金管理都是很严格的。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银行选择企业，企业选择银行的过程中，对于开户管理和现金管理却渐渐地放宽了。企业的结算账户上存着大量的资金，银行的客户经理也不着急收款，企业存放大量的现金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企业的资金甚至可以脱离银行这个母体在体外循环似乎也没有人过问。这些问题的存在，必将加剧流通中的货币大大地超过实际货币需求量的矛盾，必将拉动物价进一步上扬，使结构性的物价上涨向更宽更广的领域漫延。四是高科技手段为货币资金的多头流动提供了方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银行卡、网上支付、手机账户等非现金支付方式正在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这些现代结算工具，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银行的支付压力，另一方面却又为现金的市场流通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银行卡和银行联网账户上的资金在某一时间段内集中在某一区域和某一行业，对市场来说有可能造成一个不小的冲击。这一部分货币的流动性，银行是很难预测的。却又不能小看这部分货币资金对物价上涨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五是经济转型正处于亢奋期。经过几年的改造，大部分国有资产都转换成了股份制企业的资产和由多种经济成份组建的经营资本。这些企业在完成了其所有制改造之后，下一步的重点是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来。企业的发展，渴望银行给予必要的信贷支持。在通常情况下，银行是没有理由拒绝这些客户的。可是在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的非常时期，银行则应该配合有关部门，进行广泛的市场调查，然后有选择地予以支持，那些改制以后暂时得不到银行支持的企业，则只有另辟蹊径了。能够接手购买国有企业的老板们，大多数都与地方的行政长官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排除他们会借助这些官员们给银行施加行政压力，打着保护改革成果的旗号横加干涉。银行如果屈从行政压力而新增加信贷投入，无论其预期效益如何，都会导致从紧的货币政策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六是金融监管有相互推委之嫌。在金融立法上，确定银监会与人民银行在非常时期都有责任加强对金融行业的管理。都有责任其实也就都没有责任，这不是两个和尚抬水吃么？在没有成立银监会的年月里，中国在经济上也出现过几次大的动荡，人民银行在关键的时候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今多了一个银监会，信贷的闸门反而关不住了。真是咄咄怪事。七是通货膨胀加大了货币需求量。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是近廿余年以来最严重的，这一轮物价上涨，既有成本推动的因素，也有需求拉动的因素，还有国外输入的因素。如何有针对性地化解这些矛盾呢？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价格涨得过快，为了应对价格上涨，人们会相应地增加手持货币量，流通中的货币也必然会随之增多。要避免货币流通陷入“涨价——增加现金供应量——再涨价——再增加”的怪圈，就要从控制流通中的货币量入手，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八是从紧的货币政策与人民币的经营策略缺乏整体构想。从紧的货币政策不是一句口号，说一说就能解决问题的。在贯彻和实施这项政策的过程中，还必须与货币的发行与对外货币政策等联系起来，才能较好地发挥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如果我们一方面高喊着要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一方面又改经济发行为财政发行，使流通中的货币量由原来的一比五至八上升为一比十以上甚至更高，那么，所谓的从紧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在对外货币政策方面，人民币在不断的升值，为了满足贪得无厌的市场预期，千方百计保出口，对外绷得紧紧的，对内却又是物价飞涨，名义货币与实际货币的价值明显不符。这样做对经济的平稳运行难道会有什么好处吗？在上个世纪末，中国经济曾一度出现过商品相对过剩的危机。经过多年的努力，好不容易使得经济复苏了，就业率增加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了。正当人们欢庆这来之不易的大好成果的时候，我们却又面临着通货膨胀的挑战。中国的经济既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按照“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模式发展；也不能走欧美国家每隔几年来一次经济危机的路子。要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在非常时期给予必要的行政干预，用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的办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和经济的平稳运行。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总结以往的研究可知，导致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原因不外乎有如下因素：经济货币化、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货币需求的相对变化、金融创新和企业融资期限结构的变化、利率和汇率的管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价格自由化、证券市场的产生与发展、外资的引入、我国交易规模的统计误差等。然仔细推敲，实际上这些解释都存在着一些不足。如经济货币化、非国有经济发展、价格自由化、证券市场的产生与发展、外资引入、交易规模的统计误差、利率和汇率管制等因素大多都与我国特定的经济转型的国情有关。而事实上，市场经济体系已经比较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货币流通速度逐渐变慢的现象。由图2可见，从1978年到2012年，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流通速度除了少数时间之外，总体上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其实不仅限于这些国家，还有相当部分的其他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也都存在同样的现象。以上现象说明，经济货币化、非国有经济发展、价格自由化、证券市场的产生与发展、外资引入、交易规模的统计误差、利率和汇率管制等经济转型国家特有的一些因素不可能成为导致诸多国家货币流通速度变慢的共同原因，能成为共同原因的必然是这些国家同时具有的因素。另外，金融创新也不可能是，因为金融创新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而不是变慢；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货币需求的相对变化也不是，因为在很多国家，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的货币需求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能使这么多国家的货币流通速度逐渐放缓呢？在梳理人类经济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发现，技术进步一直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不夸张地说，任何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可以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经济体制等方面与其他国家不同，但都离不开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产业的不断更替，旧的产业渐趋衰落，新的产业不断产生，循环往复，最终实现经济的变大变强。由于各产业部门的融资方式、融资期限结构、产品生产周期、资本有机构成、产品需求弹性等的不同，新旧产业部门的更替导致了货币需求的变化，并继而影响了货币流通速度。

二、产业结构变动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机理分析

依据凯恩斯的理论，货币需求来自三个心理动机。企业或者个人为了应付日常的支付之需而在一定时间内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称之为交易性需求，交易性货币需求数量与收入呈正比关系；为了预防意外发生的支付而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称为预防性需求，预防性货币需求数量也与收入呈正比关系；为了能够投机获利而选择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称为投机性需求，投机性货币需求数量与利率呈反比关系。这样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可以用式（1）来描述：假定一个经济社会中包含三个部门：企业、金融机构、家庭。企业分属三个产业部门，即第一产业部门、第二产业部门和第三产业部门3。企业生产并出售产品，得到销售收入并向家庭支付工资；家庭向企业提供劳动，直接或者间接地向企业提供资金，并获得相应报酬；金融机构包含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作为家庭和企业之间的媒介，一方面将家庭的储蓄直接或者间接地转移给企业，另一方面将企业利润以资本利息的方式转移给家庭。

（一）企业的融资方式与货币流通速度

企业的融资方式有两种，即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是指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或者公司债券向金融机构或者家庭直接募集资金。如果企业通过发售企业债券从银行融通资金，这种情况相当于企业从银行贷款，此时银行创造了信用货币，从而使得货币供应量增加，并使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如果企业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或者家庭通过发行股票进行融资，此时，货币供应量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货币流通速度却有所加快。间接融资是指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进行资金的融通，此时，银行通过信用创造增加了货币供给，并使得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从三大产业的角度来讲，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的企业往往规模较小，流动资本占总资本比例较高，所以多采用自有资金或间接融资方式来筹措资金；第二产业中的企业大多规模较大，流动资本占比小，更多地采用直接融资的方式来筹措资金。由此可知，一个经济体中第二产业产出占比越大，货币流通速度就越快；反之则慢。而就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两者比较来看，因为我国第一产业中的企业多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其生产资金主要来源于家庭的自有资金；第三产业中的企业规模相对来说更大一些，家庭自有资金难以满足需求，所以其融资方式更倾向于贷款。由此可以预期随着第一产业产出占比的降低以及第三产业产出占比的提升，货币流通速度将会逐渐变慢。由图3可知，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至今，第二产业产出在我国总产出中一直占据较高比例但变化不大，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主要体现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相对变动，即第一产业产出占比的快速下降和第三产业产出占比的不断攀升。结合以上的理论分析和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实际情况，我们的结论是：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必将变慢。

摘要：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础，支付系统影响着金融体系的各个方面。研究表明，网络支付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货币的流通速度，使得金融资产变现成本降低，持币成本提高，这导致低级货币转换为高级货币，减少了交易性，预防性和投机性货币需求。从货币供给的角度来看，网络支付的发展对流通中的现金具有替代效应，部分转化为流动性高的金融资产。减少了银行的现金“漏损”，使货币乘数上升，促进了货币的内生增长。网络支付的发展使得未来央行在控制货币增长速度时，还应将基础货币投放控制在较低水平，从而避免过高的通货膨胀。此外，由于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使得货币传导机制更加迅速，央行应加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力度。

关键词：网络支付;货币流通速度;货币供需;央行调控

一、前言

支付功能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础，影响着金融系统的方方面面。在中国互联网、通信技术、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在线支付逐渐成为新兴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基础设施。网络支付随着其规模的不断扩大，对金融系统的发展以及消费者的用户体验产生重要影响。2017年，中国在线第三方网络支付交易规模达到143万亿元。与2016年57.9万亿相比增长147%，增长态势迅猛。网络支付已成为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新常态”。

二、网络支付概念

网络支付产生于电子商务浪潮，是经济和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受技术进步、电商和网购日益成熟等因素的共同影响，网络支付得以迅速发展。网上支付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而且也对货币的供需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产生了重要影响。网络支付的媒介是电子货币，通过电子化的清算方式代替了传统货币的流通，从而改变了市场中货币流通的速度。当下我国网络支付市场的支付原理、用户习惯、普及率以及业务规模等因素已经对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对人民币的稳定性产生了一定影响，进而影响了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本文旨在探索网络支付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进而讨论对货币供给与需求带来的冲击，最后解析对相关调控的影响。

摘要：选择我国电子货币及货币流通速度相关统计数据和指标，对电子货币与货币流通速度的相关性进行的统计检验表明，电子货币在对传统货币替代时存在两个明显的替代效应：替代加速效应和替代转化效应。两个效应的作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但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的取代并没有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反而导致了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反，这为解释近年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持续下降的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关键词：电子货币；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政策

货币流通速度是货币理论中一个复杂的问题。100多年来，西方学者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西方货币经济史，货币金融理论家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一直争论不休，相关的理论研究及实证分析的文献也层出不穷。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呈现出不断变化的态势，在改革开放以前货币流通速度长期保持在8左右，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货币流通速度出现了一路下滑的趋势，尤其是GDP／M2，不论是下降的绝对量还是相对速度都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种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电子货币的快速发展，它对通货和存款的取代作用越来越明显。从理论上说，由于电子货币具有高流动性的特点，它对传统货币的取代必然会改变货币流通速度，从许多电子货币发展较快国家的实际数据来看，自电子货币出现以来，货币流通速度也变得极其不稳定，因此，可以断定电子货币必然会对货币流通速度产生影响，至于这种影响程度有多大则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因而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但可以从另一角度解释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原因，而且对提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定义：电子货币是指在零售支付机制中通过销售终端、不同的电子设备之间以及在公开网络(如Internet)上执行支付的“储值”和预付支付机制。货币流通速度则是指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货币流通的次数。国外许多学者对影响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因素进行了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没有达成一致性的结论。随着西方经济货币理论的引入，我国的经济学界许多学者也对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做了大量理论和实证的研究工作，并提出各自的观点和假说解释我国改革以来货币流通速度长期持续下降的原因。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对各种观点进行一一述评，只将中西方对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及其变化趋势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总结如下：(见表1、表2)

随着电子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就对电子货币给传统货币金融理论带来的挑战展开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欧洲中央银行(1988)在《电子货币报告》中认为电子货币会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国际清算银行(BIS)对电子货币研究的一些报告在对各国电子货币的发展和应用情况进行介绍以及其风险和监管研究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电子货币对货币流通速度影响的内容

摘要:在互联网和电子技术快速发展的现今，市面上出现了与传统货币在具体形式上有很大差异的一些新式货币，例如比特币、数字货币等，它们没有实际的载体，都是虚拟货币。而通过这些电子货币所开发的电子支付技术相较于传统的交易方式来说，一般具有高效便捷、快速流通以及不受场地和时间的约束等优点。所以本文选取了电子支付对我国货币的流通影响作为切入点，来浅析电子支付背景下如何体现货币的流通价值。

关键词:电子支付；货币；流通价值

电子支付作为一种新技术，对传统的现金支付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并且由于电子支付技术所特有的快捷性和高效性，导致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速度大幅度增加，所以在电子支付的时代下，货币的流通价值也有了相应的变化。

一、我国电子支付的现状

(一)银行卡支付。银行卡一般分为借记卡和信用卡，这两种卡可以作为卡基支付、网银支付和第三方支付的载体，是目前我国电子支付市场的主要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的银行卡业务才刚刚起步。2004年3月在银行界发生了一件十分标志性的事件——中国银联成立，这标志着我国的银行卡进入到全面联网的时代，到2016年底，已经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使用银联卡。(二)网上支付。 这种电子支付方式是在千禧年后逐渐发展起来的。由于各种网络购物平台的兴起，各大商业银行在网上银行的支付业务开始有了新的突破。央行2014年底相关报告显示，我国的网上支付业务在跨行清算方面就处理16.39亿笔业务，金额总计达到了17.79万亿元，每天平均出了452.80万笔相关业务，金额总计达到491.42亿元。(三)移动支付。移动支付是一种随着智能手机和通讯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创新出来的支付方式，是当下人们最常用的电子支付方法，它一般是通过各种电子移动通讯设备(手机、平板电脑、移动POS机等)来完成资金的支付和交易，其支付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进行近场支付，另一种是通过电话银行等远程指令来进行远程支付。中国移动支付的规模在2014年底就已经达到了22.59万亿元。(四)储值卡支付。在各省市的一线城市的公共交通方面使用的是公交地铁一卡通，在全国各大高校的校园日常消费方面使用的是校园一卡通，这两种都属于储值卡支付，可以有效的减少现金的流通和支付处理时间，并增加支付的处理效率，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捷。

二、电子支付对货币流通价值的影响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从广度和深度上的展开，人们很自然地会从现实的角度提出这样的问题:金融市场开放是否会给货币流通带来影响?什么形式的影响?影响的程度如何?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将对组织管理我国的货币流通，实现货币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就此谈谈我们的一些看法。

开放金融市场，意味着我国的金融结构会发生如下变化:第一，现存的银行信用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将转换为间接融资与市场直接融资相结合的方式;第二，金融资产将大大丰富起来，单一的银行资产将由银行资产、政府资产、企业资产、保险资产、信托资产等多种多样的金融资产所代替:债券、股票、商业票据等将成为现金和存款通货之外的又一种流通一上具，第三，传统的资金地区割据、部门封锁、纵向归流的状态将被打破，而形成与一定经济区域相适应的既有向心力又有离心力的资金纵横流动的金融网络中心，第四，我国货币信用关系的深化，将促使人们观念的更新，树立起资产效应观念、生息盈利观念，从而增强对金融市场信号反应的敏感度，第五，金融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将冲击目前的利率水平和结构，利率的僵化性和不合理性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货币流通的特点和规律总是受一定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影响的，因此，金融市场开放带来的上述金融结构的变化，无疑也会给我国的货币流通带来变化。金融市场的开放给货币流通产生的影响，表现在对货币的供给，货币的需求以及货币流通的结构三方面的作用。而这些作用对货币量的单方面影响或是扩张或是收缩。

(一)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货币供给由现金和存款两部分构成。流通中的货币可以区分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和潜在的货币两层。所谓现卖流通中的货市是指经常处子商品和劳务市场上为其服务，执行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职能的货币;潜在的货币.则是指暂时退出流通领域，处于价值储藏职能执行形态的货币。货币供给一般就是指这两种货币形态之和。为了以后叙述方便，我们用公式来表达:假如用Ms表示货币‘总供给，M:S表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MZ。表示潜在的货币，则:Ms=M25+M:s

金融市场的开放给货币供给带来什么样和什么程度的影响，又可分下而三种形况进行分析:

摘要：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金融的发展，利用电子货币这一新生事物进行洗钱犯罪已经越发严重，加大了反洗钱工作的难度。本文分析了电子货币的特征及电子货币流通条件下对传统反洗钱的挑战，提出了在电子货币流通下反洗钱的对策。

关键词：电子货币反洗钱措施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金融的发展，利用电子货币进行洗钱已经成为当前洗钱活动的重要形式，它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和合法的商业活动，而且加大了全球金融业的风险，因此，加强对电子货币流通下的反洗钱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电子货币的概述

电子货币是适应人类进入数字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的一种数字化货币，是货币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这种货币从形式上看，早已与钱币无关，是一种通过0与1的排列组合，运用网络载体进行金融交易的货币。目前关于电子货币的概念有许多不同的观点，这里引用世界银行巴塞尔委员会对电子货币做出的定义：通过销售终端、不同的电子设备之间以及在公开网络上执行支付的储值和预付支付机制。所谓储值是指保存在物理介质（硬件或卡介质）中可用来支付的价值，如Mondex智能卡等。而预付支付机制则是指存在于特定软件或网络中的一组可以传输并可用于支付的电子数据，由多组二进制数据和数字签名组成，可以直接在网络上使用。

目前电子货币的使用是电子货币使用者用一定金额的实体货币从发行者处兑换并获得代表相同金额的数据，将现金价值预存在集成电路芯片内，通过使用某些电子化方法直接转移给支付对象从而能够清偿债务，可见现在的电子货币还是以实体货币为基础的。按照电子货币的支付方式划分，电子货币有以下几种：一是储值和信用卡型，如储蓄卡和信用卡；二是电子支票型；三是智能卡型，如IC卡；四是数字现金型，指依靠Internet支持在网络上发行、购买、支付的数字现金。第一种与第二种电子货币进行支付时由于离不开基本账户需要把存款或其他资金划分另一个账户，只能视为查询和划的划拨银行存款的电子工具或对现存货币进行支付的电子化工具。第三种IC卡型的电子货币是把金额和相关的信息记录在镶在该卡上的芯片或磁条上，取代了纸币在特定的范围内使用，但其受限在于流通范围有限，也要借助于一定的终端设备。第四种可以认为是一种真正的电子货币，它采用了全新的信用方式，可以脱离银行账户并且可以循环使用，货币所有人对该数字现金的控制体现在对包含有该货币数量的信息的密码控制上，这种货币正在形成和发展当中。如发达国家的CybederCash、DigiCash、NetCheque等。

一、两广地区货币的支出

（一）军费支出。在中国古代的财政支出中，军费是一个大项。汉代的军费主要有：对士兵的的给养，包括月粮、食盐、衣服等诸项；战争期间的费用开支，包括粮食运输；军功赏赐；军粮消耗；修筑道路和城池；武器装备、安置俘虏等。“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说明政府通过大司农直接支出军费开支。西汉自武帝平定南越之后，岭南各郡每年几乎都会发生小规模的叛乱，《汉书》记载：“而初郡又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进入东汉以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据《后汉书》等记载，从东汉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至中平五年（公元188年）的150年间，东汉政府与南方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大小近40次战争，民族矛盾空前激化。这频繁的战争背后，是汉朝中央政府巨大的军费支出。关于士兵的军饷，史书中记载，永和三年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反对征调荆、杨、兖、豫四州的军队去平定日南郡的叛乱时说“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可知每个士兵每日需米五升，另外每月还需盐三升，两项一年消费约三千钱。国家每年供给每个士兵一袍、一袭、一单衣、一袜、一履，按汉代的物价水平，总计约两千钱。就是说国家每年给一个士兵的军饷约五千钱，汉朝军队动辄出动数万人，其花费军饷的巨大不可想象。另外，国家对于战死沙场的将士也有善后费用，对于普通士兵，通常给予棺材和葬衣。《汉书•高祖纪》记载：“士卒从军死者为槥，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长吏视葬。”在《汉书•成帝纪》中亦有：“已葬者与钱，人二千”的记载，说明安葬一个人的费用为两千钱；衣衾费用约为百钱，故安葬一个阵亡士卒的费用约二千多钱左右。对于阵亡将士的家庭，国家也有一定程度的补偿。两汉征战岭南频繁，每次都死伤惨重，对于这项安葬抚恤费用应该也为数不少。在两广地区的军事行动必须使用战船。两汉时期的楼船高度已达十几丈，有的甚至可以建楼橹到四层，并已在海战中广泛应用。至东汉时期的战船规模更为庞大，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时就一次征调了2000余艘战舰，可见造船业的发达和军费支出的巨大。在广州发现的秦代造船遗址，一方面说明两广地区造船业出现之早；一方面也说明在岭南地区作战使用的战船应都为本地制造。（二）官员俸禄支出。两汉时期在两广地区官员的俸禄也是货币支出的一大方面。汉朝在两广地区的官吏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一是由内地相同的守、令、长等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免；二是与其同等的王、侯、邑长等，虽也由中央任命，但都是由当地原民族首领充当。在广州番禺汉墓曾经出土过一块墓砖，上面刻有“番禺都亭长陈诵”的铭文。都亭始设于西汉，是西汉基层统治体系中乡、亭、里的一部分，通常设置在城市里或者周围用来维护治安，也为来往官吏提供住宿。其职责既要管理一定数量的居民，还要兼为旅社、驿站、治所。这说明汉代已在岭南建立了完整的统治体系。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有关于郡县官员设置的记载，可知岭南诸郡皆隶属交趾刺史部。交趾刺史俸禄六百石，成帝后改称为牧，俸禄提升至两千石。两广地区有四个郡，每郡设郡守、郡尉，俸禄两千石，其副官、长史皆六百石。西汉时四郡共下辖有三十三个县（南海郡辖六县、郁林郡辖十二县、合浦郡辖五县、苍梧郡辖十县），东汉时四郡下辖共三十四个县（南海郡辖七县、郁林郡辖十一县、合浦郡辖五县、苍梧郡辖十一县）。这些县都设有县令或县长，俸禄从三百石到一千石不等，下设丞、尉辅佐，俸禄二百石到四百石。这些都是主要的官吏，而一百石以下辅助官吏，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亭长、里长、什长、伍长等。估计整个两广地区约有官吏数千人，具体的官员俸禄无法计算，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了解。《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记载全国的官员从佐史到丞相，共十二万零二百八十五人。而东汉时期的桓谭认为，从宣帝时期（公元前73至公元前49）起，汉朝政府每年征收的赋税总数超过40亿枚钱，其中的一半20亿是用于支付给整个国家官吏的俸禄，由此可见费用之巨。（三）赈灾和移民支出。“保境安民”是任何一个政府的职责所在，“保境”需要军费，“安民”则需要民政支出，解决民之困苦。在中国古代除了战争就要属自然灾害对人民带来的伤害最大，据王元林在《自然灾害与历代中国政府应对研究》一书中对两汉时期发生的自然灾害进行了统计，发生水灾、旱灾、蝗灾、疫灾、火灾、地质及气象灾害共726次，但是关于两广地区的记载只有四次，包括三次疫灾和一次火灾。两广地区所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肯定不止这三次，但史书中记载甚少，这一方面是因为两广地区地处偏远，只有有限的灾害信息可以传达到中央；另一方面是因为史官记载的重点区域在两京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较少关注边境各郡。两汉时期，政府对贫困及遭灾人口多提供救济性借贷。西汉政府赈贷的内容多是粮食、种子、衣服等实物资料，少数情况是借贷货币。如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汉宣帝诏曰：“鳏寡孤独高年贫困之民，朕所怜也，前下诏假公田，贷种、食。其加赐鳏寡孤独高年帛”。对待因家贫无力安葬者，给予一定的安葬费用，在《后汉书•安帝纪》中记载：“（二年）二月戊戌，遣中谒者收葬京师客死无家属及棺椁朽败者，皆为设祭；其有家属，尤贫无以葬者，赐钱人五千。”《后汉书•桓帝纪》也说：“其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给直，人三千。”两广地区在汉代一直属于“初郡”，《史记•平准书》记载“汉连兵三岁，诸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郡置初郡十七。”这种初郡制度的延续时间大概是自西汉武帝至东汉光武帝。岭南的“初郡”经济发展较慢，人口相对稀少，而土地广大，加上南方的自然环境也适合农业的发展，所以不可避免的有内地郡民迁徙而来开垦土地。如汉章帝鼓励无地或失地农民迁徙到土地多的地方去，由当地政府赐给公田，给予种子和农具，3年之内免赋，5年之内免租。以后如果农民想回归本土时，政府也不加阻拦。关于苍梧、郁林、南海、合浦四郡西汉人口的人口，在《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五》中有明确的记载。可以发现这四个郡的人口都是成倍增长，明显是有大量的外来移民留居两广地区，其多是通过实边戍守、行军打仗、出任官职、犯罪流放、避乱流寓、经商贩运等途径进入并定居的。这些移民不仅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也随身带来了大量的铁器、铜器、货币等。人口的激增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货币的流通，所以在东汉时期，以广州为首的岭南货币贸易进一步发展，逐渐成为全国的主要工商业城市之一。

二、两广地区货币的收入

西汉初期的《金布律》有一项关于铜钱的法令涉及了官府对民间收支的现金管理。“官为作务、市及受租、质钱，皆为銗，封以令、丞印而入，与参辩券之，辄入钱銗中，上中辩其廷。质者毋与券。租、质、户赋、园池入钱县道官，勿敢擅用，三月一上见金、钱数二千石官上丞相、御史。”这就是说官府收取钱的项目有六项：作务、市、租、质、户赋、园池，即手工业收入、市场收入、租金收入、质押收入、户赋收入和园池收入。（一）关税和赋税收入。武帝统一岭南以后，在广西地区设置了苍梧、郁林、合浦等三郡。同时在中原与两广地区相连的道路上都设有关卡，负责对来往的商人征税。据史籍记载，在苍梧郡设置了离水关，管理内地走漓江经过桂林到达梧州的商业。设立荔平关，管理湖南经过冯乘至荔浦、昭平到梧州的商贸。设立谢沐关，管理进出广东的商旅。在郁林郡设立雍鸡关，管理进出交阯、九真的商业。在合浦郡设置合浦关，发展对外贸易，逐渐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各个关口负责管理过往商人，对过关货物进行检查和征收关税。严禁马匹、兵器、铁器、铜钱和蚕种等货物出境。后又于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在苍梧郡设置盐官，《汉书•地理志》载：“南海郡……有圃羞官……番禺，尉佗都。有盐官。……中宿，有洭浦官，掌胡泽”、“苍梧郡……高要，有盐官”。开始对整个岭南地区的盐业进行管理和征税。说明在汉元鼎六年以后，岭南地区以苍梧、合浦两处为中心的贸易区已经迅速形成。汉代税收主要包括口赋、算赋、田税及车船税等。口赋又叫口钱，是对7至14岁的未成年人征税，为每人每年20钱。算赋是对15至56岁的成年人课税，每人每年缴纳120钱，称为一算。田税，是以亩为征收单位，在两汉基本实行的是三十税一，到东汉献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改为天下土地一律按亩课粟四升。车船税是对车和船征收的税赋，三老及北边骑士，有轺车的，每辆车缴纳120钱。商人的车需要缴纳两倍，即240钱。有长度在五丈以上的船，也需缴纳120钱。汉朝政府还在两广地区内分封了诸多列侯，如南越国校尉石马苏弘被封为“海常侯”、南粤郎官都稽被封为“临蔡侯”，食邑1000户、苍梧王赵光被封为“随桃侯”，食邑3000户、桂林监居翁因劝说瓯骆四十万人投降而被封为“湘成侯”，食邑830户、揭阳县令史定被封为“安道侯”，食邑600户、南粤将军毕取被封为“瞭侯”，食邑510户、瓯骆左将黄同被封为“下鄜侯”，食邑700户。汉中央政府允许这些列侯在其封邑内按照户籍征收户赋，每户每年征收200钱，一个千户侯每年就可以征得20万钱，由此可见两广地区存有货币之巨。（二）商品贸易收入。两广地区的商品贸易主要包括两方面：与中原的商业贸易；同外国的经济交流。在与中原地区的贸易中，两广地区有着良好的贸易基础。《汉书•地理志》记载“（南越之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广州是当时犀角、象牙、珠玑、金银及各种水果等岭南特产汇聚之地，所以在与中原地区的商品贸易中以土特产、奢侈品为主。《盐铁论•未通》说，汉武帝平定岭南以后，运到长安的橘子和柚子多到使富贵人都吃厌了，出现“民间厌橘柚”的现象。除了水果外，运到中原的产品还有珠玑、犀角、象牙、玳瑁、翡翠、珍珠、葛布以及从东南亚输入的各种商品。商品的贸易是双向的，从中原地区流入的商品主要是两广地区所缺乏的牛、马、铜器、铁器等。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一块木牍，上有“东阳田器志”的文字，“东阳”即东阳县（今江苏省盱眙县马坝镇东阳村），属于汉临淮郡管辖。田器即务农时所使用的工具，这表明这块木牍中所记载的农具，是由江淮地区所输入的。其后还写有“客籼米一石”，客即外来之意，表明这一石籼米是从外地输入到岭南的。同墓所出的另一块木牍记载了当时随葬的物品名及数量，中有“中土瓿卅”、“中土食物五笥”的文字，中土即中原地区，说明这批瓿和食物均产自中原。两广毗邻南海，是汉王朝与东南亚等国联系的必经之处，所以两广地区的对外贸易，是全国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汉书•地理志下》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促使两广地区与外国进行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朝统治者对这些奇珍异宝的追求。自汉武帝灭南越统一岭南以后，汉朝中央政府就开始竭力搜罗两广地区的奢侈品，地方官吏也竞相奉献，后来甚至通过加派租赋来勒索，而岭南诸地的产量毕竟是有限的，面对这样无度的搜刮，必然需要加大进口的数量，所以促使海外贸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对外贸易的商品中，主要是珍珠、香料、象牙、犀角、玳瑁、翠羽、玛瑙等，以及欧洲地区的一些手工艺品。在两广地区的汉墓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玛瑙、琉璃、琥珀等中原所没有的配饰品，这些饰品多是从海外运来，反映了岭南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三）以钱赎罪收入。汉代的赎刑制度是在秦代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而来的，并且范围更广，不论是在出土汉简还是在传世史籍中都有很多记载。《二年律令•具律》就有：“吏、民有罪当笞，谒罚金一两以当笞者，许之。”的记载，允许以一两黄金代替笞刑。同时其中对赎刑的等级的划分也有记载，“赎死，金二斤八两。赎城旦舂、鬼薪白桀罪，金一斤八两。赎斩、府（腐）罪，金一斤四两。赎劓、黥罪，金一斤。赎耐罪，金十二两。赎迁罪，金八两。”明确了赎刑有六个等级，罚金数量也不同。但在实际中则因黄金贵重、量少，流通范围有限，所以多折算为一定比例的铜钱。而不直接收缴黄金。《二年律令•金布律》规定：“有罚、赎、责（债），当入金，欲以平贾（价）入钱，及当受购。偿而毋金，及当出金、钱县官而欲以除其罚、赎、责（债），及为人除者，皆许之。各以其两千石官治所县十月金平贾（价）予钱，为除。”可见由于铜钱的价值起伏不定，明文法令中罚金多以黄金为标准，而实际执行多以铜钱代替。汉代以钱赎罪的代价很高，汉代黄金一斤平均约合铜钱一万枚，按照最轻的罚金八两，也要五千枚铜钱（汉制一斤等于十六两）。汉代以钱赎罪种类繁多，应用广泛，发展到东汉永元六年时已经达两千六百八十一种。小至耐刑、黥刑，大到死刑皆可以赎免。对于可以以钱赎罪的对象，汉代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所有人都可以赎罪。据统计，《汉书》中提到的西汉因罪被迁徙岭南的人数共计15人次，全部被徙至合浦；《后汉书》中涉及到东汉罪臣及其家属迁徙岭南的达17人次，其中4人次徙合浦。这些人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使用钱财赎死罪，而被迁徙岭南地区的。这些罚金进入地方钱库，再通过军费和官员俸禄等支出，在两广地区构成了货币的循环流通。

三、两广地区的黄金货币

作为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大发现之一的南昌海昏侯墓出土了数量惊人的金器，包括金饼285枚，马蹄金48枚，麟趾金25枚，金板20块。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那么两广地区又有多少汉代金饼？据目前的考古发掘报告，两广地区共发现有四枚金饼和两枚鎏金金饼，数量较少，且时代性也较为特殊。这说明了两点问题：第一，两广地区作为汉代边疆郡，由于政治影响力不足，故所发现的金饼应该是通过贸易流入的。两广地区出土的金饼共有四枚，一枚出土于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二号西汉早期墓葬。第二、三枚出土于合浦县望牛岭一号西汉墓。第四枚出土于广州铸管厂151号东汉早期墓葬。这四枚金饼都出土于大型汉代木椁墓，随葬品皆十分丰富，显示出墓主人生前要么是位高权重，要么是商贾大亨。第一枚金饼的主人可能是南越国派驻到广西地区的王侯一级官吏的配偶。第二、三枚金饼的主人，可能是合浦地区的郡县官吏或者合浦地方豪强。第四枚金饼的主人也应是当时广州地区达官显贵。首先，从墓主人的身份上来说。作为一名地区性王侯或者官吏，他的墓葬中有金饼发现，而等级更高的南越王墓中却没有发现金饼，这说明金饼应该不是南越国政权赏赐的。两广地区地处偏远，与中央政权政治联系薄弱，更不可能是西汉政府赏赐。其次，这四枚金饼的发现地：合浦、贵港和广州，都是海上丝绸之路和内河航运的重要码头，也是当时两广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且交易的物品都是象牙、珍珠、香料等奢侈品，这就需要黄金这种体积小，价值高的货币，所以这里金饼存在的经济意义就远大于政治意义。总之这四枚金饼应该不是通过赏赐等政治手段进入的，而经过贸易流入的可能性更大。第二，两广地区所发现金饼和鎏金金饼的年代，说明在本地区也存在西汉至东汉黄金货币大量“消失”这一情况。在文献记载中，西汉帝王赏赐臣下的黄金少者数十斤、多者数十万斤，但到东汉时赏金的数量就急剧减少。据彭信威统计，西汉赏赐黄金为899530斤，而东汉赏赐黄金则仅有21740斤，仅为西汉的2%左右。这种文献记载的情况在考古发掘中的反映就是金质货币的数量和质量。在海昏侯墓大量金饼发现之前，出土的汉代黄金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西安谭家乡出土219枚金饼为代表的窖藏黄金，一类是以满城中山靖王陵等为代表的随葬黄金。除海昏侯墓发现的金饼外，随葬黄金集中发现于未经盗掘保存完好的三座西汉诸侯王墓中：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妻墓出土69枚；河北定县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47枚；山东长清县济北王刘胡墓出土20枚。以上金饼的年代皆为西汉时期，东汉时期的金饼则相对发现少了许多。两广地区的六枚金饼和鎏金金饼，从年代上来讲，属于西汉时期的有三枚金饼，属于东汉时期的有一枚金饼和两枚鎏金金饼。这两枚鎏金金饼，一枚出土于贵县（今贵港市）东汉墓，另一枚出土于广东德庆大辽山二号东汉墓。两枚鎏金金饼皆为铜质，通体鎏金，形状为圆饼形。说明西汉时期还能使用足量的黄金来制作金饼，但是到了东汉时期基本上只能制造铜质鎏金的伪“金饼”，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黄金数量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两广地区的经济贸易中，使用方便、便于流通的铜钱占有绝对的优势，而金饼只作为一种继承西汉以来厚葬传统的象征性财富，埋入墓室中陪伴墓主人。

一、引言

货币流通速度是货币经济学的一个关键概念，是体现名义产出水平和货币数量之间关系的宏观变量。对货币流通速度把握不准，货币需要量就不能被准确预测，从而货币供给就不可能适量，货币形势及整个经济形势就有可能向社会不合意的方向转化。各国货币当局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都十分慎重地考虑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因此，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探讨股市和房市对货币流通速度的效应是对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的一个方向。在这方面，国外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可供借鉴。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基本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我国学者对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原因给予了众多解释。综观国内既有文献，专门研究股市和房市对货币流通速度影响的成果不多，股市对货币流速的效应存在争议，未有对房市影响货币流通速度进行实证研究的，也未有将股市和房市结合起来研究其对货币流通速度影响的。因此，深入研究股市和房市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股市和房市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理论阐释

按照托宾(2000)的观点,货币资金、有价证券和房地产是居民持有的三种。

主要资产。居民在收益与风险之间选择货币和其他资产的最优组合,从而确定最优的货币持有量。因此股市和房市的发展必然会对货币需求产生影响。根据M.Friedman(1988)的经典研究，我们认为股市和房市对货币流通速度的效应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