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化范文10篇

摘要:近年来，我国碳金融市场出现了碳普惠制等不完全货币化特征的碳信用形式，这意味着碳信用能够充当货币并行使部分货币职能。碳信用转化为碳货币需要经历四个发展阶段，即单一的碳信用交易阶段、多种交易机制并存的碳信用交易阶段、多种机制的碳信用融洽阶段和建立货币化的碳信用制度阶段。我国目前仍处于第二个阶段，碳信用量与质的标准尚未统一，其相对价值也缺乏稳定性。因此，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强碳排放核查方法学的开发，完善碳标签体系和碳预算制度，对碳市场实施货币调控手段，统一碳信用的质与量，稳定币值，最终建立碳货币制度。

关键词:碳金融;碳货币;碳信用;碳交易;碳市场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碳信用能否货币化以及如何货币化一直是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热点问题。一些学者认为，碳信用货币化的最终产物———碳货币可以作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人口控制、环境控制、减少贫困、能源分配和经济财富分配的最终解决办法，甚至有的学者立足于全球性的碳市场和货币制度体系提出了建立“碳本位”的观点。例如，杨海燕、李建峰和刘一村等认为，碳货币就是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形成的一种完全流通的货币。［1，2］王珊珊认为，碳排放权是一种购买力凭证。［3］帕特里克•伍德(PatrickWood)认为，碳货币可以取代所有纸货币和以纸币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可以被设计用来支持一个建立在能源(生产和消费，而不是价格)基础上的革命性的新经济系统。［4］管清友区别了碳排放权中碳货币的有效部分，认为在减排过程中，实际排放额低于碳排放指标分配的节约量，应该是这一时期的碳货币总量，碳货币的发行权不仅取决于碳减排能力的大小，还在于受减排约束的程度和承诺减排数量的多少。［5］乔海曙等认为，碳排放权具有减排成本内部化和最小化、产业链低碳转型及气候风险转移和分散等金融功能。［6］肖奎喜、蓝芳和徐世长等认为，碳信用就是碳排放额度，是碳本位体系的工具。［7］吉莉安•巴顿(JillianBut-ton)认为，碳信用类似于货币，可以成为多种货币进入国际货币体系的衔接。［8］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个人的碳信用交易并不能带来明显的节能减排效益。例如，蔡梅芬和谢绵陛认为，西方国家制定的减排标准，可能是为了压制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维护他们的经济主导权和优势的减排陷阱。碳货币不同于黄金和国家信用，碳信用是由人为规定的碳排放目标和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形成的“交易信用关系”，国际碳减排目标和规则并不代表所有国家的利益，因而碳信用关系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平等性。［9］理查德•斯塔基(RichardStarkey)通过对个人碳交易机制(PCT)的调查研究后指出，判断环境政策工具有三个重要的标准:公平、效率和有效性，PCT在公平性方面没有优势，或者说平等的人均分配并不完全公平，而在效率方面PCT的确有一定的优势，但并没有明显大于其他替代性的减排工具，故而受到了强烈的反对。［10］

二、我国碳信用货币化的实践

在中共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国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7)》指出，中国作为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受益者和碳排放大国，应当承担大国的责任，积极为全球节能减排做出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贡献。我国在低碳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技术实践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涌现出了许多碳信用货币化的实践工具，主要包括碳信用卡、碳豆、蚂蚁森林、碳普惠平台等。在碳信用货币化的实践中，碳信用卡的发行与使用为碳信用充当货币的可行性提供了现实依据，零碳信用置换平台和碳普惠制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将企业、个人与家庭引入碳减排和碳交易活动中，对参与主体对碳货币取得、储存、使用等进行了有效的实践，它们既是建立个人碳交易市场的尝试和创新，也为未来碳货币发行、流转、交易以及退出市场等运行机制的设计和选择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1．碳信用货币化的运行平台初步形成。碳信用卡、蚂蚁森林、碳豆、碳币以及零碳信用置换平台都是碳货币运行的实践创新，这些平台的运行表明:碳信用具有货币化的潜质和特征，碳减排量作为一种减排行为创造的经济财富是人类无差别的劳动产品，既具备使用价值也具备交换价值，能够充当货币。这些平台在机制设计上都极好地模拟了现代货币运行体系的某一个特定方面。低碳信用卡发行实现了个人碳账户的建立，碳账户既是一个信用账户，也是一个货币账户，碳账户能够与本币账户共存，为碳信用货币化后处理碳货币和官方货币(人民币)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借鉴。蚂蚁森林主张将绿色能量在未来作为商品接入碳交易市场，实现同人民币的兑换。在零碳信用置换平台和碳普惠平台中，碳币能够兑换产品，实现商品交易，而且碳币可以和人民币按一定比例混合支付。但是每一个系统都有独立的、有效的运行规则和范围，具备一定程度的排他性，是一种碳信用货币化的阶段性产物。2．碳货币的运行机制初步显现。碳货币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发行机制和流通机制。第一，碳足迹的度量使个人与家庭日常活动带来的减排量可以有效的核证、计量、记录并储存，碳足迹的计算将碳减排量核证从生产领域延伸至消费领域，参与碳交易的主体从控排企业延伸至个人和家庭，不仅为个人碳减排量进入碳交易市场奠定了基础，也为碳信用货币化发行打通了渠道。第二，碳信用可以通过不同平台或介质在其特定的领域中流通，在互联网线上流通或者线下流通，这表明碳货币具备充当流通手段的可能性。在上述实践中，有的平台为核证的碳减排量设计了特定的流通规则，碳信用表现为多种货币形式，如碳信用卡账户的积分、碳豆和碳币。碳豆流通类似于经济社会中的货币流通，主要在绿能宝构建的网络平台生态家园中流通，可以购买游戏中的服务，也可以赠与游戏中的好友，但由于碳豆不能提现，也不能与人民币交易，所以碳豆的流通机制实际上是一种“碳货币的模拟流通”，还不是真正的货币流通。“碳币”的流通行为更接近真实市场的货币流通，流通平台主要是碳普惠制的平台，流通系统与经济社会实体市场有对接，有特定的真实产品和劳务作为交易对象。3．碳信用具有货币币材的特性。碳信用充当币材的特性已经被很多学者肯定。碳信用不单具有可计量性、稀缺性、排他性等特征，而且其物理特性表明碳信用易切割、易聚合、质地均匀。在我国碳交易市场中，碳交易的基本单位为“1顿二氧化碳排放当量”，而在零碳信用置换中，碳信用的交易基本单位被分割成千克，碳信用能够无限的被切割(甚至分割至更小的单位“克”)，切割后的各个部分所代表的价值量与其切割的重量相关，与其所在的被切割部分无关，“二氧化碳排放当量”是一种密度均匀的币材。4．碳信用能够行使部分货币的职能。在碳信用货币化实践中，几乎所有的实践平台和介质都设置了碳账户，碳信用均以特定的货币形式储存于这些账户中，体现了贮藏手段的功能。此外，碳信用还实现了支付手段和价值尺度的货币职能。在碳普惠交易平台中，居民用自己账户中积累的“碳币”兑换平台上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兑换券或提货券，凭券在指定商家免费获得商品或服务，完成了商品或劳务的交易行为，“碳币”充当了交易媒介，行使了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兑换时，碳普惠交易平台将这些兑换券用两种标价形式标出:第一种形式是“1单位某种商品=一定数量的碳币”，第二种形式是“1单位某种商品=一定数量的碳币+一定数量的人民币”。在平台上，兑换券都是以碳币和人民币来进行标价的，碳币充当了价值尺度。值得说明的是，平台账户所有的“碳币”都是经过第三方核证机构按照核证标准核证取得的，包括用户注册时赠送的“碳币”，也是来源于企业有效减排量对平台的捐赠，这些“碳币”来源于企业和个人无差别的减排劳动，本身是具有价值的，可以充当价值尺度。5．碳信用质和量的标准呈现多元化。碳信用质和量的问题是碳信用货币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上述的几种实践平台中，也广泛存在于各国建立的多层次碳市场中。一方面，上述的平台均由第三方机构进行碳减排量核证，但是每个平台开发的方法学各不相同，用户在不同系统中相似减排行为核证使用的依据并不统一，碳减排量的质量核证存在差异。就如同实物货币时代，铸币的金铜比例差异会导致不同工艺的铸币在币值上存在差异，不同碳减排量的质量标准会导致碳货币的币值差异，这将会影响碳信用充当商品的价值尺度;另一方面，对碳货币的发行量存在两种理论观点:总额分配说和减排能力余额说。总额分配说是能源许可证观点的延伸，该学说认为碳货币量应当由一定时期内全世界人们可使用的能源量来决定和分配，当期未使用的碳货币量不可以跨期使用;而减排能力余额说则认为，初期分配的碳排放权指标不完全是碳货币的有效部分，碳货币是碳减排活动节约的财富。目前，许多国家配额市场的碳货币量是基于第一种理论来确认的，而碳普惠和项目市场中碳货币量的核证是基于第二种理论确认的，依据这两种理论对碳货币量进行确定同时并存，尚未统一。6．碳信用和人民币的相对价格不稳定。碳信用缺乏币值稳定性，以碳普惠制度为例，在同一时间点的平台上存在两种兑换产品:一是2000碳币可以兑换价值人民币100元的话费，兑换比例为20碳币=1元人民币;二是100碳币可以兑换价值人民币10元的美发九折优惠券，兑换比例为10碳币=1元人民币，两种商品的交换呈现出两种碳信用与人民币的相对价格。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该平台“碳货币+人民币”的混合支付中。该系统内存在多组碳币和人民币的相对价格。“碳币”并没有遵循严格的等价交换原则进行产品和劳务的交换，在不同的商品交换中表现出了不同的交换价值。综上所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国还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碳货币制度，现有的碳货币实践平台都是碳信用货币化发展的阶段性产物。

摘要：棚户区改造作为一项重要民生工程，涉及到广大被拆迁群众的切身利益，补偿安置措施不合理易产生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发展。货币化安置是当前棚户区改造的重要实施方式，并已取得良好的实践效果。本文分析了货币化安置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之上，从创新实施措施、完善实施细则、落实优惠政策、强化安置房源统筹等方面，具体阐述了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的实践策略。

关键词：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现状；实践策略

棚户区改造是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工程，也是国家民生工程建设的重要内容，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如何最大程度地消除矛盾，保障被拆迁户的合法权益，提高拆迁效率，要求科学地选择补偿安置方式。对于政府而言，棚户区改造选择合适的货币化安置，能够有效取得被拆迁户的支持和参与，避免各方矛盾的激化。从当前的实施效果上看，货币化安置在效率上有显著的提高，并且保障了群众合法权益的最大化。本文立足于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的现状分析，就如何强化货币化安置的实施，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的现状

棚户区改造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在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如何实现补偿安置，是有效推进棚户区改造的基础和重点研究课题。货币化安置作为棚户区改造一种重要的手段，在全国各地得到充分的实践和发展。（一）货币化安置的主要方式。当前，我国棚户区改造的货币化安置方式主要包括：居民自由支配补偿款购买商品房安置、政府团购房源作为安置房、政府搭桥组织居民选购商品房等三种方式。（二）货币化安置的实践意义。从实践来看，对政府而言，货币化安置能够缩短安置期、减少社会矛盾，提高政府的安置效率，有利于城市规划建设和功能业态布局，并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而且项目融资手续简便；对被拆迁户而言，可获得的补偿比传统的实物安置更多，可选择的房源类型更广，可满足住房多样化需求。因此，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优惠政策，鼓励被拆迁群众主动选择货币化安置，群众也纷纷支持和响应，推动了货币化安置的蓬勃发展。笔者所负责的泉州西郊棚改项目，货币化补偿安置方案一推出，被拆迁群众彻夜排队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创造了泉州征迁史的纪录。（三）货币化安置的优惠政策。各地的优惠政策主要有：（1）提高货币补偿标准。一些地方在鼓励被拆迁群众选择货币化安置的措施中，往往会在房屋补偿基准价的基础之上，再给予一定数量的奖励资金，并且（或是）提供一定比例的购房款。以笔者工作的城市福建泉州为例，被拆迁户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可以多获得房屋补偿基准价20%的奖励，且在2年内购买商品房自住的，可以再获得房屋补偿基准价10%的购房补贴。国内的其他城市如上海、青岛、济南、长沙等城市均有类似的优惠鼓励政策。（2）政府团购房源作为安置房或政府搭桥组织居民选购商品房的，通过与开发商沟通、谈判或竞价，争取最大幅度的价格优惠（一般有10%或以上的优惠），充分降低被拆迁户的购房价格，对被拆迁户而言，无疑是利益最大化的有效保障。如泉州，政府统筹的房源要求优惠10%以上，上海政府团购的安置房源一般也是优惠10%，等等。（3）其他优惠方面，多地政府还出台了如：货币化安置的被拆迁户购房自住信贷支持、契税优惠及直系（孙）子女入学入托等保障措施。（四）货币化安置存在的问题。从当前棚户区改造的实施情况来看，货币化安置能够给予被拆迁群众更多的政策优惠，对于推动棚户区改造，避免社会矛盾冲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货币化安置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对政府而言，货币化安置即期筹资压力较大，贷款需求增加；在项目收益的构建中，棚户区改造受到拆迁地块、规划用途、房地产政策及市场环境等条件的影响，其项目收益的判断具有不确定性。二是在实践过程中，货币化安置的实施细则不完善，影响政策的有效落实；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在公开透明等方面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安置房源缺乏有效的统筹，难以保证房源的多样性。因此，在棚改货币化安置过程中，要求强化实践力度，积极解决存在的问题，以发挥货币化安置的重要作用。

二、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的实践策略

如何使职务消费趋于一个合理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笔者认为，职务消费货币化是解决职务消费问题的有效途径．通过职务消费的货币化，把消费的范围、标准等指标予以量化规定，达到遏止消费、防止腐败的目的。

职务消费货币化应采取如下措施：

一、调查研究，制定制度

对现有的职务消费要进行全面深入地调查研究，摸清底数，掌握实情，了解存在的问题，明确货币化重点，对症下药，提出一套符合实际的制度．在制定制度时，既要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量入为出，适度从紧，切不可盲目攀比，相互仿效，又要从便于工作出发，不可一味求低，制定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职务消费要从公务用车费、招待费、差旅费、通讯费和学习考察费等项目入手，逐项细化管理，对各项目的范围、对象、标准等作出规定；二是制定配套制度，规定职务消费项目的使用原则和审批程序，明确职务消费货币化的组织机构、运行管理、监督奖惩办法。

二、科学测算，核定标准

科学测算的目的就是要寻求合理的职务消费货币化的标准，因此，核定标准是职务消费货币化的关键。核定标准的主要依据是前三年职务消费基数，核定的标准所反映的职务消费总体水平应比前三年实际消费平均值下降8％以上，其中开支较大的消费项目，如招持费、公务用车费等应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核定不同单位、不同职务的标准要综合考虑消费基数、工作性质、职责范围等因素，单位之间、职务之间应有所区别，有所侧重，并适当拉开距离，以满足特殊工作、特殊岗位的职务消费需要．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讨论研究。职务消费标准一经确定，应保持相对稳定，不得随意变动．在核定的公务用车费、招待费、通讯费、差旅费和学习考察费等项目中，把这些项目费用分成个人部分和公共部分，个人部分定额到人，包干使用，超支自负．公共部分总额控制，集中管理，审批使用。

我国的公车改革最早始于20世纪90年代，经过十几年的改革，但是许多地方的改革成效并不明显。文章以弗兰克•费希尔的公共政策评估方法为分析框架来对我国货币化公车改革模式进行分析，希望能对我国的公车改革有一个清楚系统的认识。公共政策评估方法理论阐述弗兰克•费希尔的公共政策评估跳出常规的讨论范式，不仅注重实证评估，更加关注评估中的价值判断。弗兰克•费希尔将公共政策评估分为项目验证，情景确认，社会论证，社会选择四个阶段。具体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公共政策评估方法把经验主义和规范的能纳入评估的所有要素都结合起来。主要围绕四种相关的论点展开：技术-分析论点：项目验证。利用传统政策评估通行的工具对项目结果的效率进行测量，通常由成本与效益的比率来分析，验证的基本问题是项目是否达到了既定目标。相关论点：情景确认。确认的焦点是特定的项目目标与发起项目的情景的关系；确认检测的是项目要影响的情景背后的认识和设想，确认的基本问题是项目目标与问题情景的相关性。系统论点：社会论证。在该层面上，政策评估从具体的情景转向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系统。其基本任务是表明政策目标为现实社会提供了价值。意识形态论点：社会选择。论证转向了意识形态和价值问题，重点分析项目实施是否有利于解决社会的价值矛盾。

四个阶段的评估，从具体的经验主义问题扩展到了抽象的关于生活方式的规范问题。弗兰克•费希尔认为“政策辩论的逻辑把四个互相关联的论点联结在一起，而不是单一的意识形态的计算。其目的并非给特定的问题‘插入’答案或者满足实现设定的方法论上的要求，而是要对人们在探索各个推论性阶段中出现的各种考虑进行一项公开而具有可塑性的探索。”下文用弗兰克•费希尔的公共政策评估方法来对货币化公车改革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估。货币化公车改革的评估货币化公车改革模式以广东珠三角为代表，广东省第一个实行货币化公车改革的是东莞市沙田镇，“车改”当年，交通费用就从84万元减少到38万元，节约率达54%。下文从四个层面，从实证评估与规范评估的统一来对货币化公车改革模式进行验证和评估。

（一）货币化公车改革项目结果评估：成本—效益分析

这一阶段的评估我们主要运用成本—效益分析的方法来对几个地区的货币化公车改革模式进行定量的评估，来判断这一模式的改革是否达到了预定的目标。首先从几个地区货币化公车改革前后的公车消费的数据来分析一下公车改革的成果。“广东省珠三角地区货币化公车改革效果明显，如佛山市5个区‘车改’后当年财政节约5302.96万元，节约率为27%”。“北京市西红门镇于2004年底对外公开的数据显示，车改实施三年后，财政支出较车改前年均节省180余万元”。“据南京市纪委统计，车改单位以往一年实际支出车辆总费用约6000万元，车改后的2004年总费用仅为4242万元，约降低了29％”。“齐齐哈尔市级领导取消公务用车据统计，仅第一批参加车改单位公车，车改后，财政支出交通补贴仅740万元，节省2856万元”。“夏各庄镇是北京平谷区第一个车改试点，以2005年上半年车辆开支测算，6辆公车每年开支需68万元，车改后每年只需发放41万元交通补贴，降幅达40%左右”。下面我们通过图表的形式更直观的反应车改前后费用的变化（见图2）。从几个省区的公车改革前后的花费不难看出，从节约行政成本这一目标看，我国的公车改革是成功的。但是成本—效益分析完全依赖于能否把货币价值赋予经济和社会因素中，费用和效益的分配虽然是公车改革中心考虑的一个方面，但应该认识到货币化公车改革中一些价值和目标因素是无法通过货币价值来衡量和体现的。

（二）货币化公车改革目标的评估：情景确认

[摘要]公共住房货币化补贴是美国数十年来最重要的住房保障政策。纵向考察可知，其产生和兴起根植于对已有住房数量和质量、政策实施成本、宏观经济周期以及针对不同收入群体公平性的考量之中。公共住房建设在选址、设计、质量和设施等方面的失当，使贫困集聚和种族隔离状况加剧，向货币化补贴政策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公共住房集中供给的纠错。但是，以住房流动为低收入家庭创造更多经济和社会福利甚至为种族融合带来更多新机会的政策目标正受到长期以来公共住房建设投入锐减、住房租赁市场日趋升温的挑战，此状况在次贷危机后尤甚。研究显示，仅以满足流动性为目标的市场化战略不会显著改变低收入家庭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由贫困分散到贫困消除，需要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并出台就业与教育等支持性住房干预措施。

［关键词］公共住房；货币化补贴；低收入家庭；居住隔离；贫困分散

和多数发达国家公共住房发展进程相一致，美国公共住房政策的兴起同样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息息相关。以城市化、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进程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各种新的复杂状况，而低收入群体住房条件的恶化，尤其是贫民窟的存在，往往与贫困、卫生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城市犯罪等各种社会问题相伴，从而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与住房改革的呼吁。住房改革者们认为，恶劣的居住条件不仅损害了居民的健康，而且也成为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住房改革者的推动下，部分城市制定了新建或现有住宅的最低可居住标准，并立法限制可能给民众生活带来不良影响的工商业开发。但由于长期坚持的自由放任政策与地方自治传统，联邦政府并没有对公共住房进行直接干预,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8年，联邦政府先后两次共拨款一亿美元，通过公共住房建设改善军工人员居住环境，提高工业生产率。但是，联邦政府对住房保障的首次尝试并非出于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环境的意图，而属于战争时期的应急措施。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重新退出住房领域。

一、公共住房政策的建立

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现实依据人们所持有的观念构建。有关政府应在穷困阶层住房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吁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更为强烈。也正因如此，自由党才拥有国内政治力量以发起重大的联邦事务。1934年美国通过《国家住房法案》，并先后成立联邦住房管理局和联邦国家抵押贷款协会，为彼时受到大萧条冲击的“沉没的中产阶级”提供金融援助,并在此后持续增进美国民众住房购买的支付能力。同时，《国家住房法案》授权联邦政府直接为低收入家庭建造出租房。由此，住房保障制度成为正式的制度设计。不同于向自有住房提供的金融信贷制度设计，出于对公共住房可能挤压私人住房投资的忧虑，公共住房政策遇到了强烈的政治阻力，拨付给公共住房建设的资金一再被削减，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低收入家庭公共住房建设则被国防住房项目取代。1949年，美国重启低租金公共租房项目，颁布《住房法案》。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有义务提供御寒庇护所使民众生命免于遭受寒冷的直接威胁，《住房法案》“让每一个美国家庭在适宜居住的环境中拥有一个舒适的家”的宗旨显然已经超越了这一基本义务。然而，伴随着这一远大目标而来的是极度贫困户之外谁还应得到住房援助、援助的形式为何以及谁来负责运营管理、住房援助对住房市场供给是否存在挤出效应等问题。因此，60余年来，美国公共住房政策的调整一定程度上基于不同时期已有住房数量和质量，公共住房政策实施的成本是根据不同收入群体的公平性而不断演变的。虽然公共住房的发展一波三折，公共住房总量自1949年的17万个单元发展至1994年的峰值140.9万个单元，大多数公共住房项目还是提供了合适的住房。然而，从外观看，公共住房选址、设计以及建筑质量与设施配备都显见失当。不仅如此，贫困集中和种族集聚是后期公共住房政策设计所致力于扭转的目标之一。此外，高犯罪率和辍学率、管理和维护困难等都影响了公共住房实物配给政策的可持续性。

二、公共住房政策由实物补贴向货币补贴的转向

随着我国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致使人们对于流量数据的需求也日益拔高。然而伴随着互联网公司之间的OTT产品竞争，必然会导致运营商的日益管道化。基于此，就如何提升当下用户的流量数据价值便成为了各大运营商所关注的重点问题。

1运营商流量数据货币化概述

最近几年，我国各大运营商在其流量经营的过程中，纷纷推出了具有创造性的商业模式，而运营商的流量数据货币化这一概念也是这个阶段被提出的。2014年11月21日，中国电信了流量包3.0这一新产品，随着该产品的出现，也正式宣告了流量数据货币化的产生。在期间，中国电信明确指出了流量数据货币化的相关含义及特点，自此以后，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也纷纷推出了相似的产品，即中国移动的爱流量以及中国联通的流量银行。三大运营商所推出的新型流量产品十分相同，尤其是在商业模式设计上，基本是同出一辙[1]。其产品核心就是将用户的流量数据变为虚拟货币的形态，首先就是让用户通过分享、签到、做任务等途径获得一定数量的货币，然后用户就可以依照自身的货币数量去换购相应的流量数额，通过此手段将用户手中的流量变为可用作交易的货币形态，从而提升用户对于流量的应用能力及处理能力，进而提升用户流量的价值。现阶段，三大运营商的新型流量产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国内运营商网络的管道，即用户可以实现流量的跨平台获取与转增，从而赋予流量更多的价值。与此同时，由中国电信所推出的“流量包”，现今已然开通了海外流量兑换的功能，具有一定前沿性。

2当前运营商流量数据货币化所存问题

2.1流量货币的交易与流通效能实际不理想。流量数据货币化的出现是为了提升其对于流量数据的处理应用能力，实现流量数据的交易与流通，从而提升运营商流量的价值，避免运营商沦为管道。但在具体的开展过程中，由于在流量数据货币化这整条产业链上，用户、运营商以及服务提供商等主体，在关系上繁杂错综，各个主体对于自身利益都有独特的考量与顾及。例如，在我国流量数据货币化产业主要会涉及到运营商的生产及经营，而运营商又分为虚拟运营商及基础运营商，两者存在竞争与合作的双重关系[2]。两者在具体的流量数据货币化合作中，理所应当抱着互惠互利、博采众长的心态去完成，但是在现实中，部分基础运营商却在流量数据的转售中设置严苛的条例，从而加大了用户处理流量数据的难度，使得用户的流量货币难以实现自由的交易或转让，严重降低了用户的使用满意度，不利于运营商流量价值的有效提升。再如，众所周知我国的三大通讯公司：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以及中国电信存在长期的竞争关系，受此影响，使得我国基础运营商之间的系统平台流通受到较大的阻塞，而流量数据货币的跨平台流通也将深受此影响。举一个例子，虽然中国移动在中国电信之后不久就推出了“爱流量”的应用，但是在其流量兑换专区，现阶段还只能实现对其他两大运营商部分地区流量的兑换或转让，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三网通。造成此问题的原因显然在于各个运营平台流通的阻塞性，这将严重损害流量货币的流通效能以及其自身的功能，难以真正改变运营商沦为管道的现状。2.2流量数据货币化容易为运营商带来财务风险。现阶段，我国对于虚拟货币的主流财务处理理念是“待用户消费后才能正式纳入收入数额中”，这也就是说，当用户通过做任务或购买等手段获取流量货币时，只有当其真正将流量消耗掉时，运营商才能将其确定为收入。但如果运营商运用该种财务处理方法处理流量货币，当流量币没有进行流量兑换操作时，就会出现长期挂账的现象，从而使得运营商在其递延科目下出现较大的资金数额，平白无故为企业增添了负债压力，致使其对收入的贡献呈现出倒挂的状态。简单来说，流量数据货币化容易为运营商带来较大的财务风险，这明显不是运营商想得到的结果。2.3用户的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切实保障。现阶段，我国对于虚拟货币的相关法律尚还不够完善，尤其是对于流量货币的定义及功能等也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相关监管部门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监督。当然，我国当前的流量数据货币发展尚还处在起步阶段，用户使用规模以及货币量都还较小，所以有诸多问题还未能暴露出来[3]。但伴随着流量货币使用人群的增长以及流量货币量的增多，在其具体的运行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例如监管部门监管不力、用户权益受到损害等。如若各运营商不能妥善地处置相关问题，那么流量数据货币化必然长期处于起步阶段，难以起到大的效应与收获令人满意的投资回报。

3推动流量数据货币化业务发展的策略分析

各直属机构，各高等院校：

自《*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省职工住房货币化分配暂行办法〉的通知》下发以来，在济省直机关住房制度改革工作取得重要进展，逐步实现了住房分配货币化，稳步推进了住房商品化和社会化，对全省房改工作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但省直机关住房制度改革实施中还存在个别部门、单位违规建购住房及省直干部职工住房供应不足等问题。为进一步完善省直机关住房制度，改善职工住房条件，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

（一）指导思想。按照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的要求，进一步完善解决职工住房问题的各项制度，逐步实现多数职工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保障新职工和家庭困难职工的基本住房需求，不断改善职工的住房条件。

（二）基本要求。充分考虑到省直机关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19*年以来的各项房改政策；综合配套和协调推进住房供应、物业管理及住房交易等各项住房制度改革措施；扩大住房建设供应渠道，完善住房保障机制。

二、坚持住房分配货币化和市场化方向，将19*年以来的各项房改政策落实到位

摘要：我国公务员福利制度是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收入分配的重要内容。文章回顾我国现行公务员福利制度改革进程，以我国公务员福利制度存在问题为出发点，剖析了当前我国现行公务员福利制度存在的问题，以“经济人”假设理论为依据，提出了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公务员福利制度货币化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公务员，福利制度，货币化改革

一、公务员福利制度是政府改革的重点之一

从我国加入WTO后，改革开放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世首先意味着政府的人世，因为WTO新规则带来的冲击首先是针对政府的，而政府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了。就如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所说：“政府对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这种发展能否持续下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追求集体目标上，政府对变革的影响、推动和调节方面的潜力是无可比拟的。当这种能力得到良好发挥，该国经济便蒸蒸日上，但若情况相反，则发展便会止步不前。”所以一个有效的政府，对于经济、社会乃至政府自身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

改革的关键动力还是人。事实上为了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提高政府的竞争能力，政府必须充分重视政府人力资源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有效政府成功的先决条件就是要争取一流的人才。政府部门的人力资源也即公务员，他们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政府的管理能力，他们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政府管理水平。所以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就需要建立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公务员制度。只有具备高度发达的公务员制度，才可以从社会中吸收入才、留住人才，并通过对人才的激励和培训，使之在政府部门迅速成长。因为，“无论是制定政策、提供服务还是管理合同，有效政府的生命力都在于公务员的精明强干和积极主动”。

现代公务员制度，正是伴随着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产生的，也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公务员制度作为科学、规范的人事管理制度，为现代政府建设一支精干的人才队伍提供了保证。没有现代公务员制度，就没有现代高效率的现代政府。但我国公务员制度起步却较晚。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政府才开始建立现代化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和完善公务员制度是我国转轨时期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一项全新的开创性事业。

摘要: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进程中,存在着补贴标准划分过于简单、补贴对象界定相对单一、补贴发放的方式方法不规范等问题,影响了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的推进。积极稳妥地推行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一定要在统一思想的前提下,按照先行试点,后推行的方式推进;科学界定实施范围,制定合理的补贴标准,完善监督管理机制,落实配套措施,加快改革步伐。

关键词:职务消费;货币化;问题;对策

为了消除干部职务消费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一些地方推行了职务消费货币化的改革,即把国家公职人员在公务活动中发生的职务消费费用,如公务用车、公务接待、通讯工具等开支,均以货币形式定额包干到个人,由个人筹划使用。职务消费货币化,是以经济的办法取代供给制的办法,是将隐性支出变为显性收入,它是对传统职务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变革,也是对职务消费者个人利益的调整。

一、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积极稳妥地推行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确实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职务消费领域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重要措施,但就目前一些地方已经或正在进行的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的实践看,由于认识不够统一、相应的措施不配套,加上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存在着一些误区,从而削弱了推行职务消费货币化的社会认同度,影响了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的推进。

1.职务消费货币化的补贴标准划分过于简单

一、交通费

1乡镇固定配用一辆公务小车

坚持谁坐车谁出钱的原则，每个乡镇可固定配用一辆公务小车。乡镇党政主职的交通费补助不发放到个人，乘车费用统一由办公室与司机结算，其他干部交通费补助发放到个人，乘车费用由乘车人自行与司机结算。财务上不再报销燃油费，也不得将燃油费转嫁给下属单位和企业。

2调整公共应急交通费额度

适当提高各单位公共应急交通费限额。公共应急交通费，根据实际工作情况。主要用于防汛抗旱、抢险救灾、重大疫情处置、突发性公共事件处理等方面。

不分乡镇档次，乡镇公共应急交通费。每年都不得超过3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