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约范文10篇

婚约制度源远流长。及至近、现代，不少国家的民法典或婚姻家庭法典即均有关于婚约制度的规范。在对我国《婚姻法》进行全面修订的过程中，婚约制度再次引起人们的热烈讨论与广泛关注，不少专家学者都曾主张在新《婚姻法》中给予婚约制度以一席之地，以对其作出简要规定。然而现行的《婚姻法》却仍如1950年与1980年所先后颁布的两部《婚姻法》，对此付之阙如。与此同时，返观我国现实社会生活，尤其是在广大偏远的农村地区，不仅婚约存在的数量还相当可观，而且因此而引起的财产纠纷也不在少数。在此背景下，作为社会生活“调节器”的法律如果对此竟熟视无睹，缺乏应有的相应规定，不仅不利于人民法院对此类纠纷依法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从而影响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且从根本上讲，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婚姻家庭关系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有鉴于此，笔者拟运用比较法的方法，在广泛参考借鉴各有关国家与地区成功立法例的基础上，对婚约制度，尤其是对因之而引起的财产纠纷法律问题的处理进行一番粗浅的探讨，以期能为我国法律实务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探讨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婚约内涵的界定与婚约的订立

婚约，简而言之，是指男女双方当事人以将来结婚为目的而作的事先约定，婚约的成立一般又称订婚或定婚。

婚约不是婚姻契约，而是婚姻预约À。预约是与本约相对而言的。在民法中，根据订立契约（契约也即我们通常所习称的合同）是否有事先约定的关系而有预约与本约之分。所谓预约，是指当事人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契约的契约，而于将来所订立的契约即是本约Á。在西文传统法律文化当中，婚姻一直被视为一种契约关系，而婚约即是男女双方约定于将来缔结婚姻，因而是一种婚姻预约。在我国，由于受传统文化要深蒂固的影响，人们不习惯于接受婚姻即契约的观念。但尽管如此，从其本质上讲，我们并不能否认婚姻为一种契约（不过为一种特殊契约）的性质。而且事实上，我国的相关立法也已认可了这一点，例如我国于1999年3月15日颁行的新的统一《合同法》便于总则部分将婚姻界定为“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而所谓“协议”，按照我国的立法规定并参考我国有关权威学者的学理解释，即是指“契约”Â。因此，作为“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之一种的婚约的契约（预约）性质不容否认。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作为身份关系契约的婚约，其与一般财产法上的契约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显著差别的。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详加论及。

一般来说，婚约为不要式行为。婚约既可采书面形式，也可采口头形式。明示固然可以，特定情况下默示也无妨。在现实生活中，交换订婚戒指、举办订婚仪式或宴会、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订婚启事等，均可视为婚约的订立，即使在亲属或朋友面前自称为未婚夫妻，也可视为当事人之间已成立婚约关系。但婚约必须由男女当事人双方订立，因为婚约是“男女双方接受的婚姻诺言”Ã，依其性质，是不适用制度的。父母代订的婚约为无效，即使事后业经本人同意，也只能理解为系由男女双方当事人新订的婚约。另外，婚约当事人双方自然还必须达到法定的订婚年龄。至于具体的法定订婚年龄应为多少，各国与各地区的法律差异很大。在罗马法，只要男女双方当事人已满七岁即可，而依墨西哥民法的规定，男满16岁、女满14岁方可订婚。在我国台湾地区，“男未满17岁、女未满15岁者不得订立婚约”。我国现行法律即对婚约制度未有涉及，自然也不可能涉及订婚年龄问题。但有学者认为，不妨将法定订婚年龄规定为男21岁、女19岁，即比法定结婚年龄各低1岁。Ä笔者认为，若以男21岁、女19岁作为订婚年龄仍然偏高，因为订婚在性质上毕竟不同于结婚，在年龄上不妨从宽掌握，而且许多国家与地区也均是如此作法。依笔者之见，以成年年龄即18岁作为男女双方法定订婚年龄即可。最后，在婚约订立的过程中还应注意，婚约当事人间不应存在法定的婚姻障碍。因为婚约是对于将来婚姻的预约，那么作为婚约标的的婚姻必须合法。例如，禁婚亲属间所订立的婚约、有配偶而与他人订立的婚约等均为无效。

二、婚约的效力

摘要：我国传统婚约制度呈现出婚约的订立主体是双方尊长、婚约是成婚的必经程序、婚约必须符合成婚的实质要件、婚约具有强制履行力、婚约与财礼相伴相随等基本特征。在向近代迈进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但实现了较为成功的制度转型：婚约订立主体逐渐由尊长向当事人转变；婚约的阶段独立性和形式自由性得到不断发展；婚约效力逐步弱化；新型婚约纠纷解决机制逐步建立等等。正确看待传统婚约制度的近代转型，对于克服我国目前婚约制度的缺失，对于构建完善的婚约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关键词：婚约；近代化；转型；启示

我国婚约文明源远流长，在累世传承中都最大限度地保留着固有文化的传统因子，保留着先民情感的原始风情，集中体现着民族特色与国情民风。在清末、民国时期法制近代化的过程中，基于西方近代法律理论与原则并结合原有传统，实现了较为成功的转型。研究我国传统婚约制度及其近代转型，既是出于对其发展演化轨迹、规律的了解和尊重，更是为当代构建新型婚约制度提供历史镜鉴。

一、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的立法概况及基本特征

(一)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的立法概况

我国素有注重婚约的传统。据史料记载：“上古男女无别，太吴始设嫁娶，以俪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进入奴隶社会后，统治者将源自原始氏族组织的各种礼仪习俗系统化、制度化并不断发展，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关于婚约的内容从未间断、日益完善。不论所谓的“五礼”、“六礼”还是“九礼”，皆包括“婚”礼在内。西周时期的婚姻“六礼”更是对从订立婚约到成婚的全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婚礼不仅由此达到了当时的完备状态，赢得了“万世之始”Ⅲ的美誉，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要：我国传统婚约制度呈现出婚约的订立主体是双方尊长、婚约是成婚的必经程序、婚约必须符合成婚的实质要件、婚约具有强制履行力、婚约与财礼相伴相随等基本特征。在向近代迈进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但实现了较为成功的制度转型：婚约订立主体逐渐由尊长向当事人转变；婚约的阶段独立性和形式自由性得到不断发展；婚约效力逐步弱化；新型婚约纠纷解决机制逐步建立等等。正确看待传统婚约制度的近代转型，对于克服我国目前婚约制度的缺失，对于构建完善的婚约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关键词：婚约；近代化；转型；启示

我国婚约文明源远流长，在累世传承中都最大限度地保留着固有文化的传统因子，保留着先民情感的原始风情，集中体现着民族特色与国情民风。在清末、民国时期法制近代化的过程中，基于西方近代法律理论与原则并结合原有传统，实现了较为成功的转型。研究我国传统婚约制度及其近代转型，既是出于对其发展演化轨迹、规律的了解和尊重，更是为当代构建新型婚约制度提供历史镜鉴。

一、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的立法概况及基本特征

(一)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的立法概况

我国素有注重婚约的传统。据史料记载：“上古男女无别，太吴始设嫁娶，以俪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进入奴隶社会后，统治者将源自原始氏族组织的各种礼仪习俗系统化、制度化并不断发展，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关于婚约的内容从未间断、日益完善。不论所谓的“五礼”、“六礼”还是“九礼”，皆包括“婚”礼在内。西周时期的婚姻“六礼”更是对从订立婚约到成婚的全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婚礼不仅由此达到了当时的完备状态，赢得了“万世之始”Ⅲ的美誉，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要：37集电视剧《遥远的婚约》是一部中小投资规模的知青题材情感剧，2016年4月于CCTV-8黄金时段播出后，取得了不俗的收视成绩，其成功之处值得深思。本文对该剧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梳理出题材、叙事、制作、价值观、排播等影响该剧收视的五大因素，试图破解该剧高收视的密码。

关键词：《遥远的婚约》;电视剧频道;知青题材;老年观众

37集电视连续剧《遥远的婚约》于2016年4月4日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黄金时段播出，收视一路走高并稳居全国收视榜首。该剧平均收视率1.81%，平均收视份额7.46%；单集最高收视率2.62%（33集），单集最高收视份额14.49%（34集），成为2016年上半年的收视黑马①。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在网络上播出的效果也不错，短短一周时间，在腾讯、爱奇艺、优酷、土豆、搜狐、乐视、华数TV的播放总量已超过1亿次。电视剧《遥远的婚约》是一部中小投资规模的知青情感剧，在当下的电视剧市场中能取得如此不俗的成绩值得深思。笔者认为，该剧以下几点吸引了观众。

一、知青题材，怀旧共鸣

《遥远的婚约》导演顾晶说：“知青是中国特有的人群，拍它就像讲自己的故事一样，该剧唤醒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该剧虽然是讲了一个爱情故事，但它不局限于表现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还很大程度地再现了那个年代知识青年的生存状态。剧中人物经历的高考、返城、市场经济大潮、“洋插队”以及个人情感的无奈等都会引发人们的共鸣。尤其激发了那些曾经拥有知青经历的观众的深情回忆，而他们正是央视电视剧频道的主要收视人群。在人物塑造上，无论是主人公乔慧敏、刘思扬，还是李大丫、王富贵、马家骏等都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在30年的岁月变迁中浓缩了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给《遥远的婚约》增添了厚重的历史感和怀旧气息。笔者认为，观众认可剧中人物，并注入怀旧情感是该剧赢得高收视率的因素之一。

二、爱情故事，情节密集

关键词:违反婚约/赔偿/衰落/原因

内容提要:】“违反婚约之诉”为英美法系国家所特有。它起源于15世纪的英国普通法院。17世纪，它又获得了发展。随着英国在海外建立殖民地，该制度传播到了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废除或限制了该项诉讼。推动该项变革的主要原因是妇女就业率的提高、对女性童贞要求的缓和以及离婚制度的改革。

一、问题的提出

无论婚约(nuptialpromise)的性质如何、形式如何、法律效力如何，古今中外“通常在结婚之前，均存在婚约或订婚”。[1]婚约的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四项：其一，它提示利害关系人远离未婚夫妻双方；其二，它为双方当事人提供更深入地了解对方亲属、增强双方情感的机会；其三，它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了解对方潜在或目前身体方面问题的机会；其四，如果当事人双方已经同居、生育子女，它使得结合、生育合法化。[2]对于一方违反婚约而承担的法律责任，近、现代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在以下方面存在质的区别：(1)首先，前者将违反婚约的行为定性为“违反合同”的行为，当然，只要违反婚约没有正当理由，就应该承担责任；后者将其定性为侵权行为，当然，部分国家认为单纯的违反婚约的事实还不足以构成侵权行为；[3](2)前者准许赔偿的损害包括信赖利益损失、履行利益损失、人格利益损害等，而后者原则上只准许赔偿信赖利益损失；[4](3)前者在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纷纷废除了违反婚约之诉，而后者则一直予以保留。那么，近、现代英美法系国家违反婚约之诉是如何产生的呢？它的废除过程及其原因又是什么呢？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二、违反婚约之诉的产生和传播

1.违反婚约之诉的产生

[摘要]婚约问题在我国被视为道德问题，而基于婚约关系所产生的种种社会关系又错综复杂，实需法律调整。从本质上说应属特殊契约的婚约，故其法律关系的处理首要任务乃在确定婚约成立的时间。婚约关系的存在所产生特定的诉讼法上的效果，并使婚约当事人负有特定义务，因此必须对此加以法律规制。婚约解除后相互“送”给对方的财物即失其基础，因婚约解除而受损害的一方可能遭受精神损害，对此，法律应给予怎样的态度，必须明确。

[关键词]婚约、婚约问题、婚约性质、婚约法律效力、财产归属、精神损害赔偿

婚约，亦称订婚或定婚，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而作的事先约定。论文百事通在现实生活中婚约往往是结婚前的必经程序。就其形式而言，建国后因无法律的明文规定，实践中表现为多种形式。但正式结婚前男女双方多以某种方式订婚，即达成婚约，宣布建立恋爱关系。此后，婚约当事人即以未婚夫妻相称，其近亲属间亦以“亲戚”相称。这样，从订婚到结婚的这段时间内，基于婚约关系，必然在男女双方及双方近亲属间发生多种关系。作为结婚前的一个阶段，若双方最终结婚，相互间的财产移转关系多不会发生纠纷；但若最终未能结婚，以结婚为目的而发生的财产关系及某些人身关系势必需要法律调整。并且，从订婚到结婚的这段时间，以未婚夫妻相称的婚约当事人及其近亲属间形成的准“夫妻关系”和准“姻亲关系”，也应构成诉讼法上诸如回避和证据效力减弱等事由的法律依据。然而，我国1950年《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2001年《婚姻法》及历次《婚姻登记办法》均无关于婚约的任何规定。而因婚约关系而生纠纷诉至法院时，人民法院又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不予受理。于是婚约法律问题就处在大量发生却又无相应法律调整的尴尬状态。因此，无法可依的法官们只能依据法理参照有关法律规范审案。这势必导致审判活动中认识上的偏差和适用法律上的随意性。因而，亟需加强婚约法律问题的理论研究以指导司法实践，并为将来修订《婚姻法》做些理论探讨。不幸的是，学界对此似乎缺乏兴趣，相关研究成果更是少而又少。随着2001年新的《婚姻法》的出台，婚约到底作为法律问题还是作为道德问题，又似已尘埃落定，更似无人问津。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将近年来的一些思考成果形成文字呈现给学界，以期能抛砖引玉，促使法律问题受到更多的关注，最终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

一、婚约性质的比较分析

“婚约最初渊源于买卖婚姻，买卖女子的要约成为婚姻成立的前提条件。”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都一贯注重对婚约的规制。究其原因，无外乎通过对婚约的规制以维护其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维持。

婚约在西方各国法律体制历来具有重要地位。早在古巴比仑时期的《汉穆拉比法典》中即有婚约为有效婚姻的必备要件。古罗马将缔结婚约视为公民的权利，法律允许订婚，故婚约盛行，但法律效力有所削弱。罗马法中订婚由双方家父决定，婚约成立后女方家父有交付其女与对方成婚的义务，但若不履行该项义务，对方也不能请求强制履行和损害赔偿。如此规定，婚约似乎并无法律效力。但法律又对因婚约而生法律关系予以调整，将其纳入法律调整的轨道，使之成为法律范畴的问题。之所以如此规定，当是因为婚约盛行，而婚约成立后，又必然在双方当事人所属家庭间产生相应财产和人生关系，无论是否发生纠纷，无疑都需要法律予以调整。但婚约毕竟是为将来缔结婚姻之预约，若强制履行，则与其作为社会基本理念的婚姻伦理观念相违背。因此，法律对此规定又有别于一般契约之规定。及至寺院法时代，因婚姻被视为神的意志，婚约的缔结已包含了神意的参与，法律自不允许随意毁约。因此，法律对婚约当事人的义务予以规定，并对违反婚约者予以处罚。尽管如此，基于婚姻的传统理念，法律仍不允许对婚约强制履行。近现代的欧美国家，因自由及其他人权意识的觉醒，普遍废止了“婚约为婚姻有效成立的前提”的规定，婚约的法律效力进一步降低，自然更谈不上请求强制履行结婚义务了。但这些国家并不将婚约视为纯粹的道德问题，而是普遍对婚约予以法律调整。这样婚约成立后形成的种种社会关系便纳入了法律的渠道，对当事人起到良好的指引作用，并在纠纷发生时可以依法作出正确处理。

婚约，亦称订婚或定婚，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而作的事先约定。论文百事通在现实生活中婚约往往是结婚前的必经程序。就其形式而言，建国后因无法律的明文规定，实践中表现为多种形式。但正式结婚前男女双方多以某种方式订婚，即达成婚约，宣布建立恋爱关系。此后，婚约当事人即以未婚夫妻相称，其近亲属间亦以“亲戚”相称。这样，从订婚到结婚的这段时间内，基于婚约关系，必然在男女双方及双方近亲属间发生多种关系。作为结婚前的一个阶段，若双方最终结婚，相互间的财产移转关系多不会发生纠纷；但若最终未能结婚，以结婚为目的而发生的财产关系及某些人身关系势必需要法律调整。并且，从订婚到结婚的这段时间，以未婚夫妻相称的婚约当事人及其近亲属间形成的准“夫妻关系”和准“姻亲关系”，也应构成诉讼法上诸如回避和证据效力减弱等事由的法律依据。然而，我国1950年《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2001年《婚姻法》及历次《婚姻登记办法》均无关于婚约的任何规定。而因婚约关系而生纠纷诉至法院时，人民法院又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不予受理。于是婚约法律问题就处在大量发生却又无相应法律调整的尴尬状态。因此，无法可依的法官们只能依据法理参照有关法律规范审案。这势必导致审判活动中认识上的偏差和适用法律上的随意性。因而，亟需加强婚约法律问题的理论研究以指导司法实践，并为将来修订《婚姻法》做些理论探讨。不幸的是，学界对此似乎缺乏兴趣，相关研究成果更是少而又少。随着2001年新的《婚姻法》的出台，婚约到底作为法律问题还是作为道德问题，又似已尘埃落定，更似无人问津。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将近年来的一些思考成果形成文字呈现给学界，以期能抛砖引玉，促使法律问题受到更多的关注，最终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

一、婚约性质的比较分析

“婚约最初渊源于买卖婚姻，买卖女子的要约成为婚姻成立的前提条件。”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都一贯注重对婚约的规制。究其原因，无外乎通过对婚约的规制以维护其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维持。

婚约在西方各国法律体制历来具有重要地位。早在古巴比仑时期的《汉穆拉比法典》中即有婚约为有效婚姻的必备要件。古罗马将缔结婚约视为公民的权利，法律允许订婚，故婚约盛行，但法律效力有所削弱。罗马法中订婚由双方家父决定，婚约成立后女方家父有交付其女与对方成婚的义务，但若不履行该项义务，对方也不能请求强制履行和损害赔偿。如此规定，婚约似乎并无法律效力。但法律又对因婚约而生法律关系予以调整，将其纳入法律调整的轨道，使之成为法律范畴的问题。之所以如此规定，当是因为婚约盛行，而婚约成立后，又必然在双方当事人所属家庭间产生相应财产和人生关系，无论是否发生纠纷，无疑都需要法律予以调整。但婚约毕竟是为将来缔结婚姻之预约，若强制履行，则与其作为社会基本理念的婚姻伦理观念相违背。因此，法律对此规定又有别于一般契约之规定。及至寺院法时代，因婚姻被视为神的意志，婚约的缔结已包含了神意的参与，法律自不允许随意毁约。因此，法律对婚约当事人的义务予以规定，并对违反婚约者予以处罚。尽管如此，基于婚姻的传统理念，法律仍不允许对婚约强制履行。近现代的欧美国家，因自由及其他人权意识的觉醒，普遍废止了“婚约为婚姻有效成立的前提”的规定，婚约的法律效力进一步降低，自然更谈不上请求强制履行结婚义务了。但这些国家并不将婚约视为纯粹的道德问题，而是普遍对婚约予以法律调整。这样婚约成立后形成的种种社会关系便纳入了法律的渠道，对当事人起到良好的指引作用，并在纠纷发生时可以依法作出正确处理。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婚姻始终都不是婚姻当事人个人间的事，而是所谓“合两姓之好”“所以祀宗庙而继后世者”。婚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统治者借以维护其统治的工具而以。封建时代婚姻礼制中占重要地位的“六礼”的前四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都与定婚（婚约）有关。“六礼备谓之聘，六礼不备谓之奔。”可见定婚乃合法婚姻的前提。而定婚与嫁娶（结婚）合为一体，即定婚后已发生了结婚的部分效力，双方除法定原因外不得悔盟解约。悔盟者除追究刑事责任外，仍令履行婚约。对此唐律、明律有详细规定，其他各朝律令中亦有明确规定。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对定婚解释为“定婚为结婚之前提”。

在宗法礼制之下，婚约关系的成立，即在双方家庭间形成特定的“亲戚”关系，以婚姻为纽带形成的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又恰恰是封建统治的基础，因此，婚约就不能不为统治者所关注。只是在中国特定的婚姻礼制观念的影响之下，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封建时代的中国借助于刑罚的方法以保障婚约的履行，除对毁约者施以刑罚外，对毁约方还可强令其履行。这表明婚约在古代中国不仅是法律问题而且是很重要的法律问题。自清末西方法律思想传入中国以来，对婚约的特殊伦理属性渐有认识。颁布于1929年的民法亲属编对婚约的相关规定中已排除了对婚约予以强制履行等非文明规定。但鉴于婚约在中国具有悠久传统，早已成为国人的习惯，又有已如上述的普遍的原因，民法典还是对婚约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地方红色政权的婚姻条例基于传统与民俗尚能对婚约表示正式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受社会主义国家对婚约的道德问题属性认识的影响，仅在1950年和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的两个文件中对婚约有认可性规定，此外别无其他法律规定。

论文摘要：婚约是指无配偶的男女以结婚为目的而事先达成的协议。法律上对婚约没有明文规定，既不禁止，也不提倡。婚约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完全由当事人协商处理。男女方缔结婚约的行为，称为订婚或定婚。订婚也不是法律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尽管如此，现实生活中，仍然大量存在订婚事实。婚约期间的财物是一种赠与。但财物是为“证明婚约的成立并以将来应成立的婚约为前提而敦厚其因亲属关系所发生的互相间的情谊为目的的一种赠与”婚约期间的财物并非单纯以转移财物所有权为目的，实际上是附条件的赠与。“如婚约解除、无效、撤消而婚姻无法成立的，解释为条件成就，而依一般不当得利之法理，请求返还。”这种赠与是附条件的赠与，如果条件不成就，那么赠与行为继续有效；如果条件成就，赠与行为则失去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解除，赠与财产应当返还。婚约财产纠纷是指婚约关系存在期间订婚双方因维持婚约关系而产生的财产纠纷。如何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婚约是我国是我国长期形成的一种风俗习惯，本身也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其往往与给付财产相联系，如何区分和认定不同类型的婚约财产性质，是解决婚约财产纠纷的前提和基础。为此，必须依据有关法律原则和精神，结合具体的现实实际，正确、合理地解决和处理婚约财产纠纷，完善婚约财产纠纷审理制度。

关键词：婚约婚姻法婚约财产

婚约，从字面理解即关于婚姻的约定。我国著名婚姻家庭法学家巫昌祯教授认为：婚约，是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而进行地事先约定，又称订婚或定婚。我国在1950年、1958年、2001年及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中对婚约均未作规定，订婚不作为结婚的必经程序，但婚姻当事人自行订婚不予禁止，也不予保护，因而婚约对男女双方不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只有在双方自愿的条件下才能履行，解除婚约无须经过诉讼程序，男女双方可以自由解除婚约。婚约是双方当事人为结婚所作的约定，是一种约定就意味着双方合意。既然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双方都有义务为这一约定的目的积极的作为或消极的不作为。即努力促成结婚，以及等待对方或某一条件成就时结婚，在约定内不与他人订婚或不从事有损于对方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注释1）可以看出婚姻身份关系的协议也是一种契约，是一种民法意义上的合同。

一、关于婚约的性质、特征和法律效力

（一）婚约的性质、特征：

关于婚约的性质法学界有两种见解：一是契约说。婚约是作为本约的结婚契约的预约，违反婚约的责任的一种契约责任。另一种是非契约说，婚约是结婚的一个事实阶段，但不是必经阶段，不是独立的契约，也不是一种契约之债。因此任何人不能根据婚约提出结婚之诉，也不能约定在不履行婚约时支付违约金。

从1950年起至今，我国婚姻法已经过二次修改，其中“借婚姻索取财物”一直是禁止性规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现象并没有彻底消除，特别是近年来在农村又出现死灰复燃的趋势，由此引发的财产纠纷也常有发生。从2001年1月1日起，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正式实施，截止2003年11月底止，我院审理的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共计26件，其中2001年为6件，2002年为10件，今年1至11月也已审理了10件。另外，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婚约财产纠纷更多。仅坎山、瓜沥、衙前、党山、益农五镇的调查反映，三年来该五个镇级人民调解组织调处的婚约财产纠纷共计92起，其中衙前镇所属24个村级调解组织调处的此类纠纷就达159起。以下主要根据我院审理的婚约财产纠纷案件进行分析。

一、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类型和特点

1、案件以彩礼纠纷为主，并涉及婚约缔结后的债务问题。在这类纠纷中，不仅包括交付聘礼、见面礼、酒水钱、太婆盘和贵重物品等内容，而且还涉及债务等纠纷。在以上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纯属彩礼的为23件，其余3件还涉及欠款、装修款等债务纠纷，分别占此类案件总数的88.46%和11.54%。

2、案件当事人以缔结婚约的男女为主，并涉及父母。在以上案件中，原、被告为婚约缔结者的有20件，占案件总数的76.92%；涉及父母的6件，其中5件为女方的父亲或母亲，1件当事人双方为男、女双方的父亲。

3、案件当事人以农村为主。以上案件当事人，其中50人分布在我区17个街道、镇的39个居委会和村委会，5人为绍兴、滨江和城区户口。在上述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均为农村户口的23件，占案件总数的88.46%；一方为农村户口的3件，占案件总数的11.54%，其中女方为农村户口的2件，城镇户口的1件。

4、纠纷以经济发达地区为主。从统计数据来看，以上55位当事人中，有34人（占案件总人数的61.82%）来自我区东片地区10个镇28个居委会和村委会，其中一个镇就涉及到7个村。这些镇的经济实力在我区来说也是名列前茅的。而相对经济欠发达的南片地区仅涉及2个镇2个村。

摘要：婚约彩礼是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随着男女双方当事人婚约的解除，彩礼也应返还。但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关于彩礼返还的规定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主要体现在如何明确诉讼时效、举证责任的分配、当事人的认定及将离婚诉讼与请求返还彩礼的诉讼分离等方面。

关键词：婚约；彩礼返还；立法完善

一、婚约与彩礼的法学分析

婚约，亦称订婚或定婚，是男女双方当事人为了结婚的目的而对婚姻关系所作的事先约定。“众所周知，婚约并非婚姻契约，而是以将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男女预约。”换言之，“婚约通过对婚姻的许诺而建立”，相对于婚姻契约而言，婚约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是在将来努力使婚姻成立，即结婚，但这种义务在具有一般法律义务的普遍共性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那就是如果当事人一方解除婚约，法律并不能强制其履行结婚义务，不能强制婚姻成立。至于能否追究毁约人的违约责任，各国法律有不同的规定，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认为婚约是结婚的一个阶段，但不是独立的契约，不承认这是一种契约债，所以任何人不得根据婚约而提起结婚之诉，也不得追究违约责任；而英美法系国家把婚约视为婚姻的手段，也就是以婚姻为目的契约行为，因此，可以追究毁约人的违约责任。在我国，婚姻是男女双方基于感情一致而自愿结合，婚姻本身在法律上没有拘束力，它只不过是男女双方将来缔结婚姻的事先约定，因此，一旦一方违反婚约，不能要求毁约人承担违约责任。

尽管，我国并未在立法上明确婚约，婚约本身也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婚约却是男女结婚的一道“必经程序”。通常情况下，订立婚约要举行订婚仪式，男女双方及各自父母还要向未来的女婿或儿媳赠送订婚礼物及金钱(俗称聘金或彩礼)，从婚约订立直到正式结婚，男女双方及各自家庭还要时常向对方赠送财物，婚约和彩礼往往交织在一起。彩礼，一般是指男女订婚或结婚时，由男方给付女方或女方家一定数额的货币或实物，作为婚约或婚姻成立的程序和标志。彩礼的产生源于中国古代实行的聘娶婚制(它是以男方给予女方或女方家一定数额的聘礼作为成婚条件的婚姻)，以“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为其成婚程序。“六礼”之一的纳征或称纳币，即为彩礼之意。这种婚姻制度，从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直沿袭至清代和中华民国末期。直至解放前国民党政府旧法还规定，订婚或结婚须有媒妁之婚书或收受聘财方为合法有效。通过这一产生过程，我们不难看到男家娶女必交聘财或彩礼，女家嫁女必收聘财，反映出一种礼仪形式掩盖下的交换关系，即男家出了聘财换回了儿媳，女家收受了聘财嫁出去了女儿。

彩礼多为金钱，也有一些贵重物品，彩礼现象在某些地区相当盛行，特别是在一些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地区，已经形成了当地的一种习俗。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收入的增加，订婚后，男女双方互相赠送礼物的价值也不断增加，小到金银首饰，大到汽车、住房、股票、金钱，由于互赠礼物价值的增加，男女双方因为感情不合及其他原因而解除婚约后互赠礼物的归属纠纷也日益增多，同样，解除婚约后因赠与财物所有权归属发生纠纷而诉至法院的案件也逐渐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