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范文10篇

摘要：在我国的民事法律中，婚姻家庭法是一部具有本土性与习俗性的法律，但在我国婚姻家庭立法中，却一直对这一特性重视不够。由于“习俗性”伴随着人们婚姻家庭生活的始终，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当引发纠纷诉诸法院时，在法无规定或法律规定与习俗不相协调的情况下，司法裁判无法回避对民间习惯的引用或遵循。当此民法典编纂之际，在婚姻家庭编的制定过程中，应该认真对待婚姻家庭中的习惯问题，对在司法实务中已通过司法政策和解释得到认可的一些民间习惯，如婚约及彩礼的返还问题、事实婚姻与同居问题、子女的姓氏选择问题等，应通过立法的方式将其规范化，以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增加法律应对复杂现实生活的能力。

关键词：习惯；婚约及彩礼的返还；事实婚姻与非婚同居；子女的姓氏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以下简称为民法典总则）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据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该条规定首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认了“从习惯”是民法的法源，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依据。在我国的民事法律中，婚姻家庭法是一部具有本土性与习俗性的法律。因为“亲属法多为各法律体系所固有，夫妻亲子之自然属性，莫不受其社会环境、风俗、人情之影响，各有其传统，故亲属间之法律关系，多随习俗而移转，其与‘国情’不合之规定，鲜能发挥其效用”。[1]5但在我国婚姻家庭立法中，却一直对这一特性重视不够，除了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为婚姻法）中有一条文带有“从习惯”的用语①外，在随后颁布的1980年的婚姻法和2001年的现行婚姻法中，都未曾再出现过“从习惯”的用语。但由于“习俗性”伴随着人们婚姻家庭生活的始终，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如，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结婚前举行订婚仪式并支付彩礼；在一些地区相比于到婚姻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并领取结婚证的行为，人们更重视婚礼仪式的举行等），当引发纠纷诉诸法院时，在法无规定或法律规定与习俗不相协调的情况下，司法裁判无法回避对民间习惯的引用或遵循，为了使法院的裁判处理有据，最高人民法院也不得不通过各种司法政策和解释来应对这些问题。当此民法典编纂之际，婚姻家庭法将最终回归民法，作为独立一编规定于其中。在婚姻家庭编的制定过程中，是到了该认真对待婚姻家庭中的习惯问题的时候了。

一、婚姻家庭习惯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务中的存在现状：司法先行而立法滞后

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婚姻家庭生活与习惯相伴而行，而我国有关婚姻家庭的立法，在制定之时即存在对国外的立法经验借鉴得多，对本土资源重视不够，加之立法时理想化色彩过于深厚，民间存在的习惯仅作为需要改造的陋习的状况，相关规定或者与现实脱节，或者缺乏明确规定，使司法实务不得不通过各种解答、复函、批复、贯彻执行民事政策的意见等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来解决相关问题。而纵观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部门做出的各种解决之策中，都涉及对习惯的运用，要求法院在处理相关事务时对当地的习惯加以尊重。归纳之，主要涉及以下方面：其一，结婚问题。如《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关于回汉及外侨婚姻问题的批复》（批复山东省人民法院）：“关于回汉结婚问题，根据法制委员会意见，应按民族政策基本精神处理，尊重少数民族习惯，……但如因民族的风俗习惯或教规关系，不准与外族通婚时，应本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原则，说服男女双方当事人尊重民族习俗，不要勉强结合以免引起群众反感及民族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表叔与表侄女结婚问题的复函》（1957年1月8日，法研字第506号）：“表叔与表侄女是五代内辈分不同的旁系血亲，习惯上是不结婚的。”其二，婚姻家庭关系问题。除子女姓氏问题强调从习惯外，还涉及收养契约、不同民族婚后所生子女应属何族的问题等多方面内容。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收养关系诸问题的几点意见（发东北分院）》：“（一）收养契约虽为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契约，但幼年子女的生父母亦可与收养的父母成立契约，将子女交其收养。只要不妨碍子女利益，在习惯上（如近亲辈分）又无妨碍，即应认为是合法的契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关于不同民族男女结婚后所生子女应属何族的问题的复函》（1953年6月15日，司普字第26／829号）：“关于不同民族结婚后所生子女应属何族的问题，经与民族事务委员会联系，我们认为此种问题应根据群众一般习惯决定，在子女长大后，所属民族，应听其自行选择。”其三，离婚问题。这主要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历年所做出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和相关司法解释对事实婚姻的认定与保护的相关政策及解释。

二、司法政策和解释对习惯的认可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婚姻法基本原则的几个问题，即婚姻自由、婚姻自主与婚姻自由的区别及距离，婚姻自由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基石，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婚姻法最基本的原则。从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演变看，婚姻自由是各国婚姻法律制度的一个核心立足点。作者认为，有了婚姻自主并不意味着就婚姻自由。

[关键词]婚姻家庭法基本原则婚姻自由婚姻自主

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婚姻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也是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婚姻法操作、运行的基本原则。它贯穿婚姻家庭法的始终，集中体现了以婚姻家庭为主要内容的婚姻家庭制度的本质和特征。婚姻从表现上看，是男女两性的生理结合；从本质上看，是男女的一种特点的社会结合。①

我国婚姻法规定了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第一，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实行计划生育。

第二，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关键词：回顾修改内容完善建议

摘要：新中国于1950年制定了婚姻法，后来分别于1980年、2001年修改了婚姻法。通过两次修订，婚姻法在基本原则、结婚制度、夫妻财产制度、法定离婚理由制度、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得到了较大的完善。在制定民法典时，应该在亲属制度的通则性规定、夫妻人身关系、亲子关系、监护制度、扶养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新世纪之初对1980年《婚姻法》的修正，是我国社会生活和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是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的重要步骤。

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成员人人都是现实的和未来的婚姻家庭主体。婚姻家庭法以其调整的对象的普遍性、广泛性和特殊性，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均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新中国的婚姻家庭法史上，1950年《婚姻法》和1980年《婚姻法》的颁行，世纪之交对《婚姻法》的修正，堪称具有标志性的三个里程碑。当前，全国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没有婚姻家庭的和谐哪来全社会的和谐?和谐社会需要相应的法制保障。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完善的婚姻家庭法制是和谐社会的法制基石之一。我们应当从这样的高度去认识继续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必要性。

值此《婚姻法》修正五周年之际，《金陵法律评论》特辟纪念专栏，邀集有关学者撰文笔谈，这是很有意义的。纪念《婚姻法》的修正不应当局限于缅怀往事，更重要的是，应当以此为新的起点，总结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历史经验，探讨全面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途径和方案，这才是更好的纪念。

一、新中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历史回顾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其经典著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对爱情、婚姻、家庭领域的道德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观点。

一、爱情的本质及道德基础

在爱情的本质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是一致的。马克思对爱情本质问题的认识，是其整个爱情婚姻家庭道德观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开始从人的社会性本质来探索和理解两性关系的本质。他认为，两性关系是“人对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的本质，他的人的本性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自然。这种关系还表明，人具有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需要，也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1]296-297。他进一步指出：“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1]271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爱情虽然具有自然的基础，但其本质是社会性的。基于这一认识，一方面，马克思反对中世纪以来基督神学宣扬肉体罪恶的禁欲主义观点，强调爱情的感性特点；另一方面，他同样反对将爱情等同于纯粹生理的、本能的性欲，强调爱情中的道德与理性因素，认为性的诱惑和冲动应当受人的道德和理性意志的支配。

恩格斯将爱情归结为“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2]234。他考察了人类社会家庭形式随生产方式变化而发生的改变，并从现代的平等互爱前提、双方结合的理想以及性交关系的评价3个方面，深刻揭示了爱情的道德内涵。“第一，是以所爱者的对应的爱为前提的，从这方面说，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的厄洛斯时代，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第二，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作孤注一掷，而这种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奸的场合才会发生。最后，对于性交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人们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和对应的爱而发生的?”[2]75

列宁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爱情本质问题的基本思想为基础，批判资产阶级的恋爱观，并提出无产阶级恋爱观的道德要求。他抨击了十月革命后苏联流行的“杯水主义”理论(注：这种“杯水主义”理论认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性的接近应该成为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平常的事。)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性质，认为，“在性生活上，不仅应该考虑到单纯的生理上的要求，而且也应考虑到文化上的特征，看它们究竟是高等的还是低等的”[3]69。他还论述了恋爱中的道德要求，并强调，“恋爱牵涉到两个人的生活，并且会产生第三个生命，一个新的生命。这一情况使恋爱具有社会关系，并产生对社会的责任”[3]69-70。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责任”，正是恋爱中所包含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责任。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婚姻法基本原则的几个问题，即婚姻自由、婚姻自主与婚姻自由的区别及距离，婚姻自由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基石，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婚姻法最基本的原则。从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演变看，婚姻自由是各国婚姻法律制度的一个核心立足点。作者认为，有了婚姻自主并不意味着就婚姻自由。

[关键词]婚姻家庭法基本原则婚姻自由婚姻自主

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婚姻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也是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婚姻法操作、运行的基本原则。它贯穿婚姻家庭法的始终，集中体现了以婚姻家庭为主要内容的婚姻家庭制度的本质和特征。婚姻从表现上看，是男女两性的生理结合；从本质上看，是男女的一种特点的社会结合。①

我国婚姻法规定了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第一，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实行计划生育。

第二，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传统家庭的功能结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追求民主、平等、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已成为绝大多数家庭的共识。另一方面，家庭矛盾增多、离婚率上升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为了深入分析婚姻家庭方面存在的特点和问题，探寻在新形势下化解家庭矛盾、构建幸福婚姻的对策和途径，推动文明家庭建设向纵深发展，张家港市妇联于2001年底及2002年初对全市21个镇1000个家庭和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走访，本文是对调查情况的综合分析和理性思考。文中调查数据、事例均是以张家港市为例。

一、近年来张家港市婚姻家庭呈现的新特点

1、家庭结构日趋单纯，生活追求各取所需。

在接受调查的1000个家庭中，由父母、子女组成的三口之家占了87.8%。绝大部分年轻夫妻结婚之后，不再与父母或岳父母一起居住，纷纷另起炉灶，建起了温馨的小家。不少小家庭只是在孩子出生之后一个阶段或节假日回去与父母团聚一下。这样一种模式不仅能满足年轻夫妻追求自由空间的需要，又满足了老年人清静、闲适的晚年生活追求，为他们腾出更多时间参加健身、旅游，发挥晚年余热、实现二次创业创造了条件，有效地减少了两代之间因生活习惯、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不同引起的家庭矛盾。

2、生活质量大幅提高，物质精神并驾齐驱。

调查发现，99.1%的家庭生活质量近年来有大幅度提高。具体体现在：一是家用电器现代化。37.7%的家庭用上了全自动洗衣机、电脑型电饭煲及微波炉等高档电器。电视机已全面普及，家均拥有达1.2台。71.4%的家庭有电脑、cd机、音响、家庭影院等文化娱乐设施，不少农村家庭由当初的彩电、冰箱、洗衣机三大件，发展到摩托车、空调、家庭影院等全方位的现代化。二是家政服务社区化。现代社会工作节奏的加快，竞争压力的增大，使家务劳动已日渐成为家庭的一大负担。但随着近年来社区服务业的蓬勃兴起，社区幼托服务、托老保健、家庭保洁、学生小餐桌等家政服务项目，为家庭减轻了负担。不少家庭，特别是中高收入的城市家庭，已成为社区家政服务的受益者。在接受调查的1000户家庭中，接受家政服务的户数2000年为239户，2001年上升到356户。三是文化生活健康化。近年来，家庭文化生活方面的消费呈直线上升趋势，读书、订报、看电影电视、看演唱会已成为家庭精神生活的主要方式。在接受调查的1000户家庭中，100%的家庭都有读书看报学习的习惯，藏书数量最少的为50多册，最多的达1000多册。48.7%的家庭有早锻炼、上健身房的习惯。特别是张家港市开展的“四个一”读书活动（即一顶书橱、一份报刊、一盆花卉、一件健身器材），极大地促进了家庭文化生活质量的提高。

本文作者：杨遂全工作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6第49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0。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6第104条做了类似的规定。现行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6对此尚无明文规定。笔者主张,在婚姻法修改时在总则中应进一步明确此项法律原则,通过各项具体规定,保障宪法此项规定的实际施行。

一、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时代内涵

人类社会的各种客观规律在每个时代都是不可改变的。但是,在各个时代人类演绎和表现这些规律的生活方式却不会完全相同,概括起来,国家保护婚姻家庭这一法律原则在现时代包含以下几层内涵:第一,国家保护婚姻家庭,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尽可能地保证每个合乎结婚条件的公民的结婚权、生育权、维持婚姻家庭生活的权利得以全面实现,保护每个合法的婚姻家庭能够正常发挥其各种功能。我国的安居工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夫妻不同时下岗制度、计划生育制度等等,都体现了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宪法精神。我国现行法规中最突出的,与此保护家庭的宪法规定不相符合的,是个人所得税法中缺少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的扶养家庭成员费用扣除额0的规定。一个家庭只一人有收入,800元供养几口人,本该领取救济金的,却仍要依法纳税。同时,据我们实地调查,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一些偏僻农村和山区,男性由于贫穷和当地女性大量外迁而被迫终身独身的比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¹,这一问题也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第二,从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宪法规定分析,这既是强制国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又是赋予国家的一种权力。国家据此必须尊重公民在婚姻家庭领域私生活的合法自主权。同时,国家和法律也可以在此范围内,为保护婚姻家庭,而适当干预公民的私生活。在法治社会里,国家各种不同类型的权力都必须有宪法依据。特别是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私生活的限制和干预,不能纵容立法者的任性(比如要求高婚龄,就不能再绝对禁止婚前同居,无谓地拉长性等待期),有时哪怕纯粹是为了私人利益或协调好私人关系。另一方面,宪法肯定公民的婚姻家庭受国家的保护,国家也不能因部分公民强调婚姻家庭完全是个人私事0,而完全由当事人任性。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国结婚率降低到象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不婚不育文化0危及社会延续的地步,国家加大对适龄不婚者个人的税收,或采取其它必要的保护婚姻家庭的法律措施,也是合宪的。就象现在的计划生育制度一样。第三,遵循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宪法原则,任何妨碍公民正当行使婚姻家庭权利或有可能侵害他人此项权利的行为都必须予以取缔。对这层内涵,下文将详细分析,此处不赘述。在此层意义上,关键是要解决好公民个体人权之间以及其与群体人权的关系问题,因为婚姻家庭形式本质上就不纯粹是为了满足公民个体需要的产物。

二、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历史必然性

我们认为,不管我们的理论是否承认,客观上人类社会中必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与人之间婚姻家庭方面的冲突和协作关系。但是,性的自由与其它任何自由或竞争一样,以必须遵循一定的社会规律为前提,特别是必须服从社会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发展的需要。据史料记载,在古罗马和中国唐朝后期某一阶169¹参见杨遂全:5现代家庭的源与流)))家庭的未来及段,都曾不同程度地存在过类似西方国家20世纪60年代消灭家庭0、回到原始0的比较自由的性生活¹。这种性的无序自由之所以一闪即逝,并未能成为人类社会性生活的主流,必有其深刻的历史动因,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动因也就是婚姻家庭形式过去和将来存续的历史必然性之所在。深究其背后的历史动因,恐怕与这种无序的性关系、无婚姻家庭机制,对人类生存及其它生活条件的冲突,有直接关系。无序的性自由必然造成危害社会的后果:(1)导致部分人或许多人独居(这是性的充分自由所必需的,西方国家现实独身者增多已明证),相互失去日常生活中配偶或家人提供的危急救助,暴病猝死机率增加,使人的生存机制出现不可避免的缺损(历史已经证明,这种社会后果只有通过男女配偶组成家庭才能消除和预防)。(2)导致人与人之间基本的性权利的根本不平等(不仅是一般差别),一部分人的基本人权)))性需求根本无法实现、进而导致社会长期性、普遍性的根本不平等,潜在地影响社会的安定。(3)导致社会人口延续的萎缩和退化,部分公民丧失生育权等基本人权。长期独居、自由自在、个人享乐和爱情至上,潜在的影响必然产生不育文化0,最终爱情否定亲情0。西方一些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一直下降,就是例证。同时,长期性关系的混乱,会使人们最终无法分辨亲属关系,进而导致近亲的性关系,出现人类繁殖的退化(至少在目前人类还不可能普遍推行人工生育子女的客观条件下,道理仍是如此)。由于完全无序,性行为完全成为个人私事,必然造成一部分人终身无配偶或终身不能过一次性生活,进而使这部分公民因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而终身无生育的机会。(4)导致和加剧人际感情和性关系的冲突。人类文明几千年形成了性心理的习惯,要求性伴侣一定时期内的排他性,这种心理应该说男女完全一样,也是现代爱情产生的基本点。婚外(或取消婚姻制度)的完全性自由,势必产生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冲突,激化矛盾,影响社会其它方面正常稳定的发展。为消除上述恶果,人类成千上万年的选择,最终完全抛弃了性的绝对自由0(或杂乱的性关系),确立了婚姻家庭制度,肯定了每个成年适婚公民的婚姻家庭权。最初这种制度虽说过于禁锢和压抑人性,特别是对女性更甚,但经过几千年的改良,人类在保留和发展这种制度的前提下,逐步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适婚公民的结婚权(即一些学者所说的最低的性权利保障º0)还须得到法律的明确肯定,获得配偶的权利事实上平等。此外,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仍是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延续和稳定发展的前提。国家还必须有亲属生活保障机制,一般的社会保障和救济还只能是亲属保障机制的补充。

[摘要]文章以Spolsky的家庭语言政策理论为概念基础，通过问卷和访谈等方法，从家庭语言意识、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三个方面来研究云南瑞丽跨族婚姻家庭的语言政策。结果表明，在语言意识方面，家长最看重普通话，其次是英语，最后是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但在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方面，汉语方言最好，其次是普通话，最后是民族语和外语。综合来看，随着代际的出现，普通话的发展趋势最佳，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呈现逐渐下降趋势，英语则与这二者相反。

[关键词]跨族婚姻；家庭语言政策；代际传承

家庭是儿童自然习得母语的场所，也是语言文字自然代际传承的最佳场所。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国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区域、跨文化、跨民族、跨语言的婚姻家庭，家庭内部的语言结构变得更加多元，也更凸显了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价值。笔者通过文献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学者在讨论民族语传承时，大多认为关键在于学校，建议学校应增设民族语课程，国家和政府也应提供相应的师资和经费保障等。而根据Spolsky[1]的观点，“家庭域非常重要，它是许多语言管理活动的关键点和最终点。希伯来语复活的关键是依赖了语言的自然代际传承，而不是依赖传统的、有限的学校语言教学”。因此，家庭语言政策研究在民族语传承中的作用有必要做进一步探讨。尽管如此，近年来仍有不少关于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成果，有对国外较好的有关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成果的译著，有对家庭语言政策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类探讨的文章，有对国外和国内家庭语言政策的综述文章，有对我国家庭语言政策的实证研究文章。虽然不乏对不同国别和群体对象的研究,但对特定群体，如跨族婚姻家庭学生、家庭语言政策的执行者家长等方面的研究并不多。为此，笔者根据Spolsky的语言政策理论对云南瑞丽跨族婚姻家庭的语言政策进行了调查研究。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家庭语言政策(familylanguagepolicy,FLP)作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主要考察的是“在家庭范围内家庭成员之间与语言相关的明确和公开的规划，提供如何管理、学习和家庭内部语言协商的综合研究”。Fishman[2]的“民族语言活力理论”与Spolsky[1]的“语言管理理论”是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家庭语言政策主要包括三大版块：语言意识、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家庭语言意识是指家庭成员对语言、语言使用、语言价值的认知；家庭语言实践是指家庭成员之间长期稳定的语言使用情况；家庭语言管理是家庭成员为影响和干预语言意识和语言实践而采取的具体行为。三个成分“相互关联，但又独自一体”。基于这个模型结构，笔者共计发放问卷1692份，通过筛选信息，确定以其中来自跨族婚姻家庭的336位家长为研究对象调查其家庭语言政策。其中母亲218人，父亲106人，祖孙0人，其他亲属关系12人；按民族组成分类，汉族与少数民族组成的家庭127个，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组成的家庭209个；按受教育阶段分类，初中学生家长245人，高中学生家长91人；按家庭所在地分类，来自市区的88人，来自县（乡镇）的51人，来自农村的197人；按家长文化程度分类，小学毕业及以下的132人，中学毕业的186人，大学毕业的18人，硕士及以上的0人。按职业分类，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7人，企业人员11人，农业劳动者134人，自由职业者146人，打零工11人，其他27人。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展开，辅以深度访谈。问卷内容包括家长基本信息、语言意识、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四个方面。为了深入了解家长的语言态度，访谈选取了接受过问卷调查的10位家长,采用单独访谈的形式进行。

二、结果与分析

一、以培养学生应用能力为指向改革我校婚姻家庭法学教学的必要性

2015年5月29日，喀什师范学院正式更名为喀什大学，定位为多民族、多学科、多形式的应用型、技术技能型大学。我校法学本科于2002年招生，在学校“以教学为中心，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生命线，以培养合格人才为目标”办学思路的指导下，坚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培养了大批法律人才。对法学本科生而言，婚姻家庭法学是应用性和实践性较强的一门课程，旨在通过理论学习及应用，使学生系统掌握基本理论和制度，理解和熟悉相关的法律规定，培养学生运用相关理论和法律规定分析、解决婚姻家庭问题的能力。说过：“婚姻法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男女老少切身利益的，是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根本大法。”从1950年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的颁行，到1980年婚姻法，再到2001年的修正，以及司法解释的相继出台，《婚姻法》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喀什地区社会经济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催升了离婚率。通过调查得知，在喀什地区某基层法院2015年处理的民事案件中，婚姻家庭类案件已略超50%①，其中涉及的人身、财产关系和孩子抚养、妇女权益保障等已成为喀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迫切需要相关法律人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高校法学教育的目标与方向，作为新疆南疆的领头高校，培养熟悉《婚姻法》和擅长处理婚姻家庭案件的高素质法律人才成为摆在我校面前的一道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就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而言，现代法学教育在传授法学理论知识的同时，应以提高学生的法律实务能力，培养实用法律人才为己任。就法学专业而言，主要是指采行能力为重的培养模式，丰富社会实践，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应用、创新能力，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②教育部教高[2007]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坚持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继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转变。然而，我校法学教育目前面临十分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新疆尤其是南疆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掌握法学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另一方面，学生不能很好地应对社会需求，实践、应用能力不足。从这个角度说，我校婚姻家庭法学教学改革值得密切关注与深入研究。

二、我校婚姻家庭法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目标认识不到位。比较而言，传统的填鸭式理论教学模式对教师的要求不高，照本宣科，或推崇漫无边际的聊天，或沉迷于讲台独演，期末结课时即是教学任务完成时，至于学生学了什么、学到什么，在所不问。结果是学生学了后篇忘前篇，讨论不会，模拟法庭不练，法律规定不理解，为了考试死记硬背，考完就忘完，工作中一窍不通。究其原因，在于教师对教学目标的认识不到位，教学不仅要授人以鱼，更应授人以渔。（二）教学内容陈旧狭窄。教学内容陈旧狭窄，首先局限于教材，教师往往习惯于数年使用同样的教材，一般不轻易更换；其次，教学内容局限于婚姻家庭法的历史发展、基本原则、婚姻的成立与效力、婚姻的终止、收养、法律责任等；再次，欠缺亲属关系与继承方面的内容，受课时所限，只能穿插在个别案例中讲解；最后，教师的实践、创新能力不够，未立足喀什实际及充分利用本地资源，课堂缺乏色彩。（三）教学形式单一。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习惯于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记的模式，课堂教学大多为理论讲授，偶有案例，也仅是为了辅助学生认识一些难懂的理论，实践教学尚未独立，也未充分利用学校现有资源开展实践教学，更别提校外实践的开展了。（四）课程设置与安排不尽合理。在我校法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婚姻家庭法学是一门选修（限选）课程。受语言和风俗习惯等影响，该课程分别由民汉教师授课，且在不同的学期开设，民汉班学分和学时存在较大的差异，课时短缺，且均为理论课时，未设置实践课时。民汉师生相互之间交流不够，特别是在实践活动方面缺乏合作。这些都给民汉班级的授课、交流与合作带来一些问题，既影响教学效果，也不利于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五）师资科研薄弱。除进修、读博等，法学教研室在岗民汉教师不足十人，师资力量十分薄弱。其中，仅有两名民商法学研究生，但研究方向均非婚姻家庭法学。汉语班一直由法学其他专业的教师授课。教师中执业律师寥寥，鲜少专注婚姻家庭类案件。因此，教师自身欠缺实践，解决婚姻家庭案件的经验不足，不能很好地指导学生开展实践活动。此外，有关婚姻家庭法学的科研成果不多、不精，难以实现科研促教。（六）考评机制滞后。学生一学期学完婚姻家庭法学课程，虽有平时成绩，但主要看期末成绩，导致有的学生比较功利。因此，考评机制的滞后不利于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实践活动。而在职称压力下，教师过多专注于科研，不能、不愿将大量的时间用在教学上，这对课程改革及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是十分不利的。

三、以培养学生应用能力为指向改革我校婚姻家庭法学教学

（一）教学目标再梳理。法学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实践性，对婚姻家庭法学这门课程而言亦是如此。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前所述，现今南疆社会经济的发展，渴求“用得上、下得去”的法律人才。这不仅指掌握了多少法学知识，应主要突出学以致用的能力，而如何培养应用型的法律人才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并努力实现的教学目标。（二）更新拓展教学内容。更新拓展教学内容，可以选择一本婚姻家庭法学教材作为主教材，其他为教师备课之用，以采各教材的长处，做到教学内容丰富化。同时，选择合适的教辅、案例集、习题集也很重要。合理适用PPT、视频教学，实现课堂教学动态化。增加继承法、亲属法内容，引入伦理学和社会学观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婚恋家庭观，注重女生“四自”教育。充分利用喀什本地特色和资源，为教学增添一些民族特色、地方特色。众所周知，喀什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主要有维吾尔族、汉族、塔吉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等31个民族，西部与塔吉克斯坦相连、西南与巴基斯坦接壤，周边邻近国家还有吉尔吉斯斯坦、印度等，发展了特有的经济和文化。可以由民汉师生合作调研，取得关于民族婚姻家庭的第一手资料，对民汉婚姻家庭关系进行对比，适当介绍一些涉外婚姻家庭案件以及国外法律的相关规定。（三）多种教学方式齐下并用。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推行实践性教学已成共识，这需要多种教学方式齐下并用，即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综合交叉运用多种实践教学方式；不仅仅针对课堂，法学教育更广阔的天地应在社会实践中，还要融合其他资源，借助其他途径，来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逐步培养学生像法官、律师、检察官一样思考。这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改革传统的理论教学模式，让实践教学成为一种独立、优位的教学方式。而且眼光不能局限于一学期教与学任务的完成，要把学习和运用放到更长远的时间中。1.课堂实践主要采用案例分析、分组讨论、开展辩论赛和模拟法庭、表演节目等方式。传统的案例教学无非是教师在课堂上讲读一些案例，让学生发表意见，最后由教师总结，但选编的案例大都体现了编排者的意志，教师让学生思考、发言无非是考查学生是否掌握了某个知识点，追求的是正确答案。改革后的案例分析，应有教师自身参与的案件，让学生“看到”当事人提供了哪些证据，在举证、质证、辩论阶段如何抗辩等，逐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可以选择大学生婚恋、同居方面的热点问题，展开分组讨论、辩论赛和组织节目表演，让学生在讨论、辩论和角色扮演中思考、成长，切实认识到婚姻不是儿戏，从而树立正确的婚恋家庭观。指导学生面向全校公开举办模拟法庭，以及开展模拟法庭竞赛，充分利用我校新建的数字化模拟法庭，邀请法官、律师作精准化的指导，在锻炼学生胆量的过程中，培养学生思考、解决问题、应用知识的能力。2.课后（外）的应用课后（外）指导学生参加社会调查、法律咨询、法院旁听与实习，有目的地培训学生的法律思维和应用能力，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分析和解答活生生的案例。在解答法律咨询的过程中，学生可能会向教师求助③，教师可以点开云雾，帮助学生扫除思维上的障碍，传授分析案件的思路。学生可以先在学校作关于大学生婚恋、同居方面的调查，再逐步与外界打交道，培养与人交流、为人处世的能力。为避免旁听流于形式，教师要提前和法院沟通，要求学生事先做准备，查询相关案例，回校后组织讨论，解答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组织学生开展模拟法庭④，培养学生的协调、表达、应用能力，增强团队意识。同时，教师在教学中可以经常提示该案例，以巩固学生的认识。深入指导专业实习，不仅包括学生记录庭审笔录的准确性和速度，还要引导学生分别站在法官、原告、被告的角度去思考。在实习结束后，指导学生面向全校开展经验交流。3.其他资源和途径的利用教师在布置作业或在期中布置写作时，应尽量避开教材和书本，到广阔的社会中选择热点问题、疑难案例，培养学生查找资料、分析和思考问题的能力，为写作毕业论文和申报课题做准备。在写作毕业论文和申报课题时，婚姻家庭法学的选题往往受到较多学生的青睐，如“80后”、“90后”离婚案件的原因及启示，婚姻家庭法在喀什少数民族中落实状况研究⑤。现今学生大多为“80后”、“90后”，独有个性，透过“80后”、“90后”离婚案件，可以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婚姻家庭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婚恋家庭观，并通过自身积累的诉讼技巧、调解策略帮助周围的家庭，为社会和谐作出一些贡献。而为完成课题，学生需要进行问卷调研、数据分析、报告写作等，会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分析和写作能力等。另外，应充分利用诊所课堂，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法律人像医生一样诊断当事人的疑难杂症，学生接触真实案件，教师传授办案经验，还可以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在体验人生中提升实践、应用能力。（四）改革课程设置与安排。在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时，宜将婚姻家庭法学课程确定为法学本科生的必修课，统一民汉班级的学分和学时以及开课时间，将汉语班的学分、学时分别至少提高至3和54，又从理论课时中分出一部分作为实践课时，建议初步确定理论部分36学时，实践部分18学时。这些改革措施也有利于民汉班级和教师间加强交流与合作。（五）提升师资和科研水平。教师要不断提高对自己的要求，包括学历、兼职、进修、科研等方面。努力读取博士，根据意愿选择婚姻家庭法学作为研究方向，以弥补师资欠缺。努力考取律师执业资格，提升实践、应用能力，争做“双师型”教师，为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积极响应“千人计划”，到公检法司等实务部门学习锻炼，同时聘请法官、检察官、律师到我校任教，加强理论与实务的互通。积极参加进修、学术会议等，多合作申报婚姻家庭法学课题，写作质量较高的论文，提升科研水平，以科研促教。（六）改进考评机制。关于学生的考评机制，要细化平时成绩，由原来主要考查课堂秩序和理论知识的掌握，转向着重考查应用能力，即参与实践的次数、程度与效果，且加大平时成绩的比例，由原来的30%提高到50%，降低期末成绩的比例，避免以一次考试决定学生的总评成绩。鼓励教师积极投身于教学工作，科研教学两手抓，在评先选优、评定职称时，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待。

【论文关键词】离婚；精神损害；赔偿

【论文摘要】我国的离婚精神损失赔偿制度在立法上仍然有一些不足，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离婚精神损失赔偿制度的完善已经提到议事日程。本文结合理论界关于离婚损失赔偿制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离婚精神损失赔偿的不足及完善措施进行分析与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随之而产生的离婚率居高不下，而由离婚带来的离婚精神损失赔偿问题也因此成为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离婚的精神损失赔偿问题已经成为摆在我国法律理论界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1精神损失赔偿的概念、性质

精神损失赔偿制度萌芽于古罗马时期，在20世纪得到确立与发展。精神损害现已涉及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贞操权等许多方面，财产和人身损害造成的精神痛苦也可以请求物质赔偿。

1.1精神损失赔偿的概念我国立法明确规定侵害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的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失赔偿。这一法定范围，显然是过于狭窄了，其与现实状况不适应，就我国司法实务而言，采取司法解释的方法，将隐私权、自由权、信用权某些方面的保护，纳入了精神损失赔偿范围，类推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关于保护名誉权的规定，但是，即使采取了这些办法，也没有彻底改变我国精神损失赔偿适用范围过于狭小的弊病，对于民事主体人身权的保护，仍存在诸多不完备的情况。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精神损失赔偿司法解释解决了这个问题，使精神损失赔偿民事责任方式的适用范围大大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