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犯罪范文10篇

刑法学上所揭示的贿赂犯罪是指各种形式的受贿罪、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的总称。而犯罪学上的贿赂犯罪不仅包括各种犯罪行为，还包括违法乱纪行为。即将贿赂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而他们为什么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去实施一系列犯罪行为或违法乱纪行为呢?究其原因有两个大的方面:

一、社会原因

(一)权利的失制，体制改革不配套

在新旧体制全面交替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不够配套，政治体制改革、司法改革及廉政建设相对滞后，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空隙和漏洞，从而给贿赂犯罪的蔓延以可乘之机。尽管我国设置了许多权利监督机构，但是由于体制没有理顺，致使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效能不高，某些地方的监督机构形同虚设。这些监督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预防贿赂犯罪的目的，但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

(二)收入分配的不合理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商业，随之而来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明显。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国家公务人员每月的工资是一千到三千不等，地区不同，工资有所差异，但地区间的工资高低幅度没有太大差别。而一个商人，如果瞅准商机，一次可赚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像房地产商，他们在投入资金搞建设的同时也抓住了现在房价在逐年增高的商机，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投入可能换回的是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回报。这些收入差距刺激越来越多的公职人员在外搞副业，他们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对周围人的影响力不断为自己的副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以最低的成本谋求更高的利润。近年来的即将离职或退休人员贿赂犯罪案件逐年增加，这些人在这种高额利润诱惑下，往往会产生错误的心理，凭什么我为国家、为人民辛苦一辈子，就要过这种紧衣缩食的日子，而那些人凭什么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阔绰的生活，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特别是有的公职人员利用自己在职期间的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副业拓宽门路，利用不正当的手段发财致富，这更刺激国家公职人员的心理天平。

[内容提要].贿赂犯罪是一个历史性、世界性的问题，它的存在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根据。尤其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政治体制改革时期，各种矛盾的存在是贿赂犯罪产生的国内原因。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西方腐朽文化的进入，特别是“金钱万能论”、“权钱交易”等唯利是图思想存在各种交易当中，这是贿赂犯罪产生的国外原因。当前，在我国贿赂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新的情况，特别是在建筑、信贷、证券等领域，商业贿赂现象严重，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建设。这也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先后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特别在修改《刑法》、《公务员法》等法律时，对贿赂犯罪做出专门的修改和制定，这在遏止贿赂犯罪起到一定的作用。本文从当前贿赂犯罪的现状、特点和危害，贿赂犯罪的成因，以及预防的方法等三个方面对当前贿赂犯罪进行了浅显的剖析，提出一些见解，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给人启示的作用。

关键词：贿赂犯罪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个有所作为的执政者，无不从清贪肃廉入手以图巩固和维护国家政权；几乎每一个衰败王朝，无不是在腐败官吏横行的苟苟营营中最终坍塌毁灭。横看世界，对贿赂犯罪的治理无不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新加坡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对于它长期以来政局的稳定，政策的连续以及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观南美等一些国家，正是由于贿赂盛行，政府不廉洁，导致政局动荡，经济长期处于徘徊停滞状态。

贿赂犯罪作为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犯罪形态之一，其运动与发展总是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现状具有不可分离或必然的联系。特别是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社会的经济体制、激励机制、经济成份、以及国家有关部门调控经济的职能手段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与此相关的犯罪形态的变化。其犯罪手段、犯罪目的、犯罪部位、犯罪比率和犯罪数额与以前相比有巨大的差异。如果说，10年前贿赂犯罪数额上万元，上百万元就足以引起社会的轰动效应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进入二十一世纪，受贿数额愈千万元，数千万元已经不是一件令人惊奇的新鲜事了。贿赂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本文旨在从整体上对当前贿赂犯罪作浅显的分析，并就抑制和减少此类犯罪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当前贿赂犯罪的现状、特点和危害性

贿赂犯罪实质是一种权钱交易，是政治权力和金钱利益的结合。这个结合体流向哪里，权钱交易—贿赂犯罪也就跟向哪里。

近些年来中国腐败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不敢腐”的状况初步形成，但也必须理性注意到，“消极治理主义”的腐败治理观在腐败治理中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消极治理主义并非意味着国家在腐败治理上的不作为，相反，对于加强对腐败者或腐败行为的刑事惩罚而言，国家立法具有高涨的积极性，但却懈怠于加强对腐败诱因的控制与预防，在刑法上“无意”于通过犯罪化减少腐败的制度性诱因，是“消极性”的重要体现。消极治理主义虽然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取得治腐成果，但因其非以腐败诱因为规制对象，腐败治理具有浅表性，无法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是导致目前腐败治理出现“立法规制范围扩张与规制能力不足”、“‘系统性’腐败行为治理效果不彰”、“‘系统性’腐败难降”的关键原因。因此，合理借鉴其他国家反腐刑事立法改革的重要经验，以积极治理主义为导向，化解刑法供给与优化腐败治理能力需求之间的矛盾，全面提升刑法参与腐败行为治理的能力，成为完善我国反腐败立法的关键。

现代国家贿赂犯罪立法抉择：积极治理主义的探寻

积极治理强调以环境治理为核心的“间接整治”，针对现代公共权力架构，积极扩展预防措施的作用场域，深化预防措施的作用效果，形成以预防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受积极治理主义的影响，现代国家贿赂犯罪治理原理及立法得以更新，具体表现如下：（一）犯罪化根据：从结果本位向诱因本位转向。犯罪化根据是对违法行为是否有必要加以刑事处罚之价值判断标准。消极治理主义以贿赂交易的实际发生作为犯罪化根据的判断标准，导致刑法介入停滞于贿赂的后端场域，无法形成对诱发贿赂行为的前置性评价，难以满足贿赂犯罪治理之现实要求。积极治理主义将腐败视为一种“危险”，重视贿赂诱因的社会危害性，要求以清除贿赂诱因为目标，确立“诱因本位”的犯罪化根据，推动刑法立法的革新发展。在立法上具体表现为：（1）利益冲突行为的犯罪化。积极治理主义拓展了贿赂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根据，通过将利益冲突行为犯罪化扩大了刑法规制的范围，刑法预防功能得以增强。利益冲突原理发端于19世纪后期的美国，后逐步成为美国公职履行和公务员管理中的核心制度，并被引入刑事立法之中。美国《政府道德法》较为全面地规定了“利益冲突型”腐败犯罪（《美国法典》第18主题第11章）。此外，法国、西班牙、瑞士、意大利、芬兰、俄罗斯、古巴等不同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也纷纷就特定类型的利益冲突予以犯罪化。（2）犯罪构成设计的开放性。积极治理主义认为，刑法对轻微腐败行为的长期容忍具有风险性，不仅会使得行为人对腐败产生“无罪感”，造成犯罪发生率提高，还会导致社会对腐败容忍度的恶性扩张，忽视、容忍或原谅中小型腐败将使得对腐败的判断标准变得模糊，最终导致社会腐败文化形成的阻力，因此，作为对不法行为最为严厉的谴责方式，刑法应确立开放性的刑事可罚标准，将犯罪控制在初级阶段。对此，较为清廉的国家坚决在刑事立法中贯彻“零容忍”政策：一是犯罪构成中无数额要求，即使是数额极低的贿赂也会构成犯罪。二是贿赂犯罪以非法利益为标准，包括性贿赂等灰色领域内的非法利益，犯罪对象广泛。三是构成要件无冗余要素，只要因职务关系或职务行为等而索取、接受或者约定利益即属犯罪，就应受到刑罚制裁。四是减弱或删除特定情形下的主观要素，规定证据采信的推定规则。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8条“作为犯罪要素的明知、故意或者目的”规定，“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所需具备的明知、故意或者目的等要素，可以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予以推定。”（二）可责性根据：从个人责任向组织责任的进化。工业社会以来，工业灾害的发生与新型风险的出现，使得传统刑法的“个人责任”向“组织责任”扩张。组织责任是生产经营活动中监督者、管理者的义务负担，包括：一是企业或组织的监督责任；二是公职人员的公务监督责任。组织责任原理的兴起，目的是为了有效控制社会风险而要求监督者、管理者分担风险责任。在积极治理主义之下，腐败被定位为社会系统性风险，腐败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个人意志的自由选择，而是来自于纵容权力滋生与滥用的系统环境。环境型、系统性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组织监督者或管理者具有保护廉洁法益及避免腐败危险的义务，但却躲避了责任负担和追究。为此，需将组织责任原理引入反腐理论之中，加强组织监督者的保证人责任。刑法立法体现为：（1）行为模式的“二元化”。消极治理主义仅评价与权力交易直接相关的非法利益收受、承诺收受等“作为”，排除交易行为之外可能影响贿赂实施的“不作为”。然而，积极治理主义则要求从腐败预防角度引入监督者的监督义务和保证人责任原理，将公职人员定位为维护权力廉洁运行的保证人，施加监督体制内腐败的积极义务，进而突破了传统贿赂犯罪立法的作为犯模式，确立以作为为主、不作为为辅的“二元化”行为模式。如，2008年《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第9条规定：“国家和自治地方的工作人员有报告腐败违法倾向行为的义务”，不履行报告义务的会被追究法律责任。（2）责任模式的复合性。积极治理主义认为，现代贿赂衍生已经不再是权力支配者的个人独立行为，而与组织结构内部权力运行、监督不均衡有关，后者对于贿赂行为的鼓励、放纵、默许或监督不足，是导致贿赂泛滥的重要原因。对此，有必要将权力结构个体责任原理修正为权力组织结构理论，将针对实行行为的封闭式治理转化为针对组织管理的开放式治理，实现贿赂犯罪立法防卫基点由行为环节向监管环节的前置化革新。英国2010年《贿赂法》第7条创新性地规定了“商业组织预防贿赂失职罪”，规定商业组织对于疏于构建行贿预防机制而导致行贿行为发生承担必要的刑事责任。（三）刑罚配置：从泛身份化向身份加重模式的转变。消极治理主义将贿赂犯罪等同于普通犯罪，刑罚配置具有泛身份化特征，无论公职人员职阶高低或何种职权类型，立法对行为违法性和有责性的评价标准完全相同，也未能考虑针对贿赂犯罪规定特殊刑罚或矫正手段。积极治理主义重视发挥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强调身份类型是刑罚梯度设置的重要考量因素，在立法上具体体现为：（1）“权责制”的身份责任立场。积极治理主义坚持对特殊公职人员规定了更为严厉的刑事责任。如，司法人员贿赂行为直接损害到法的公正性与国民对法的信赖情感，较之普通贿赂更为严重，挪威刑法典（第114条）、荷兰刑法典（第364条）、希腊刑法典（第237条）等均在普通贿赂犯罪之外单独规定了司法贿赂罪；匈牙利刑法典则规定普通公职人员受贿的法定基本刑为1—5年监禁刑，高级公职人员受贿的法定刑为2—8年监禁刑。（2）以犯罪“高成本”为导向的刑罚配置。与消极治理主义重视犯罪的自由成本所不同，积极治理主义认为，贿赂犯罪属于“图利型”犯罪，加大犯罪的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远比加大自由成本更具预防效果。职业资格剥夺和加倍经济处罚，成为提高贿赂犯罪成本的重要措施。西班牙、捷克、意大利、挪威、芬兰等国刑法典规定了剥夺贿赂犯罪主体从事职业或担任公职的资格。俄罗斯在2011年“关于修改俄罗斯联邦刑法和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在公共管理领域与改善反腐败相关的条款”中将贿赂加倍处罚引入刑法第204条商业贿赂罪之中，规定贿赂加倍处罚将达到行贿者50倍和受贿者70倍的数额。根据刑法第290条，受贿官员在免于刑事处罚前提下将被判罚贪污数额80倍的罚款，接受刑事处罚的将被判贪污数额50倍的罚款。

我国贿赂犯罪刑法立法之革新

借鉴现代国家贿赂犯罪治理经验，实现从消极治理主义到积极治理主义的立法理念转变，是中国贿赂犯罪立法革新的应然选择。（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贿赂犯罪立法理念更新。腐败治理的科学化与有效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也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法律制度。”刑法作为腐败治理立法体系中“不敢腐”立法的支柱，面临着转化腐败治理理念和策略的时代抉择。面对消极治理主义的根深蒂固及其伴随的治理困局，中国贿赂犯罪治理应当确立积极治理主义的立法理念，构建具有遏制腐败诱因发生功能的罪刑规范，提升贿赂犯罪立法的规制能力和效果。（二）积极治理主义导向下贿赂犯罪立法的修正。针对贿赂犯罪立法规制能力不足的问题，学理界在废止“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要素、增设资格刑等修正意见基本达成了一致，对此，笔者不再赘述。在积极治理主义导向下，贿赂犯罪立法修正应当在充分考虑贿赂犯罪体系协调性的基础上，以腐败诱因控制为导向，修正普通贿赂犯罪，并增设“贿赂诱因控制型”贿赂犯罪。1.修正普通贿赂犯罪的立法（1）行贿罪的对称性修正。腐败“围猎”现象的大量出现，表明在贿赂对价交易中，出价人已经从受贿人转向了行贿人，行贿普遍性地成为受贿的上游行为。对此，应当贯彻“对称性治理”的积极治理策略，在立法上体现为：一是基于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对向关系，对行贿犯罪构成要件要素进行对应性调整，在删除受贿犯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的前提下，删除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的“谋取不正当利益”要素；二是提升单位行贿罪的刑罚厉度，等于或大致接近于行贿罪的法定刑，以确保对行贿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普遍性评价；三是建立“双边型”的特别自首制度，取消行贿罪中“因被勒索给与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之规定，而将此种情况作为行贿罪的法定减轻情节；对于特定条件下的受贿犯罪设立特别自首制度，严格行贿人特别自首的适用条件。（2）身份责任情节的增设。身份是责任的体现，身份类型属于责任情节而应由立法加以规定。基于“权责制”的身份责任原理，应当将身份类型作为刑罚梯度划分的标准，将涉及司法工作人员、厅局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高阶公职人员）的贿赂规定为贿赂犯罪的法定加重情节。2.增设“贿赂诱因控制型”犯罪刑法学界关于贿赂犯罪的修正建议，主要围绕构成要件要素的删减，如提出废除“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上便利”乃至数额要素。这些建议源自对贿赂犯罪立法规制能力不足的反思，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仅就贿赂犯罪本体罪刑规范进行修正，依然存在两个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是依然维系了结果本位（交易关系的产生）的治理格局，无法形成“诱因控制本位”的规范体系，刑法立法的规制能力难以显见提高；二是在“党内规范-国家法”二元反腐体系下，难以与利益冲突的纪律处分形成充分衔接，贿赂犯罪治理的“一体化”模式难以。据此，立法应考虑将贿赂诱因的前置行为予以犯罪化，具体设想为：（1）增设“利益冲突型”犯罪。“防止利益冲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是党的十八大报告的重要精神。利益冲突本身不是贿赂，但却是引发贿赂的重要原因，在刑事领域引入利益冲突的禁止规则，形成与党内规范、普通贿赂犯罪的无缝衔接，是积极治理主义的重要体现。2016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章“对违反廉洁纪律行为的处分”规定了16种违纪行为及其处分，涵盖了从非法收受礼金、权权交易、纵容利害关系人谋取利益、非法从事营利活动、旋转门规则等利益冲突的主要方面。从规范的衔接性角度，目前可以考虑将以下两种利益冲突行为予以犯罪化。一是非法收受财物罪，规定“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职务要求，收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本罪”。“违反职务要求”是指违反《公务员法》规定的“清正廉洁”义务，该义务要求公职人员不得收受公职报酬以外且无任何法律依据的财物。公职人员获取报酬或财物必须基于法律规定，否则将产生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引发腐败的风险。与普通受贿罪相比，非法收受财物罪不以交易性作为基础，无需考虑是否利用职务上便利或为他人谋取利益，只要收受财物具有引发贿赂实施的高度风险，即构成犯罪，从而彻底解决普通贿赂犯罪因构成要素限制而形成的法网疏漏问题。二是非法从事营利活动罪，规定“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其职权相关的营利性活动的，情节严重的，构成本罪”。该罪包含“旋转门”禁止规则，其第二款进一步规定为，“公职人员离职或退（离）休后，不满5年，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经济组织的聘任，或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活动，或在相关公司企业投资参股，情节严重的，按照本罪处理”。在刑罚配置上，“利益冲突型”犯罪定位为微罪。从犯罪分层上看，微罪就是可处拘役或以下之刑的罪。微罪行为的危害性和行为主体的主观恶性在刑法评价的等级上都是最低微的。然而，微罪具有预防性的刑事政策功能，即，通过从严入罪，严密法网，预防更为严重的犯罪发生。具体刑罚类型应以拘役、管制、罚金刑为主，并增设资格刑，同时辅以非刑罚的处罚措施，对于情节较轻的，可以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纪律处分。（2）增设单位预防行贿失职罪。反腐实践已经证明，市场经济中大量行贿行为并非是行贿人单纯的自发行为，而与单位利益密切相关，行贿往往由单位同意、默认或追认。行贿人个人利益与单位利益的复杂交织，不仅导致组织体内部系统性腐败的循环发生，也使得处罚较轻的单位贿赂罪往往成为贿赂罪辩护中首选的替代罪名，进而导致行贿人的刑事责任被不当减轻。从积极治理主义角度，单位组织内部管理不善，是引发行贿的重要诱因，因此，应当引入组织责任原理，在明确单位管理人员对于组织内部廉洁具有监督责任的基础上，将怠于履行义务的消极不作为予以犯罪化。据此，建议增设单位预防行贿失职罪，规定因疏于构建单位内部行贿预防制度而导致单位成员为单位利益向他人行贿的，单位及其主管人员承担监督过失的刑事责任。该罪为单位犯罪，同时处罚直接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虽然上述罪名均不以交易性作为其行为方式，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贿赂犯罪，但其作用在于使得刑法能够发挥对贿赂诱因的评价功能，进而达到预防和控制贿赂犯罪实际发生的目的，属于贿赂犯罪的前置性罪名，因此，从贿赂犯罪立法体系角度，仍属于广义上的贿赂犯罪类型，在立法上均可以规定在受贿罪、单位受贿罪的罪名体系之下。

作者:钱小平 单位:东南大学

贿赂犯罪是一种权钱交易的刑事犯罪活动。尽管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和对经济犯罪分子打击力度的进一步加强，贿赂犯罪活动受到一定遏制，但是犯罪分子作案手段却也日趋隐蔽，贿赂双方一般都是在“一对一”的情况下进行权钱交易，案件证据的“一对一”也就长期困扰着司法工作，笔者试着从贿赂犯罪的证据特点入手，探讨建立贿赂犯罪的一些证据规则，提出实践中运用证据的意见。

一、贿赂犯罪的证据特点

贿赂犯罪证据与其他犯罪证据一样，也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等特征，本文不再论及，下面就该罪证据的其他特性作些阐述：

（一）单一性。

该特点又称“一对一”性，也就是从贿赂犯罪实施过程来看，是行贿人和受贿人一对一的形式，是钱款与无形权力的交易，因这种犯罪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像大多数犯罪，都有两种以上证据相互印证、形成锁链。实践中，定案的依据往往只有被告人的供述和行贿人的证言，证据较为单一。

（二）互证性。

[内容提要].贿赂犯罪是一个历史性、世界性的问题，它的存在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根据。尤其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政治体制改革时期，各种矛盾的存在是贿赂犯罪产生的国内原因。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西方腐朽文化的进入，特别是“金钱万能论”、“权钱交易”等唯利是图思想存在各种交易当中，这是贿赂犯罪产生的国外原因。当前，在我国贿赂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新的情况，特别是在建筑、信贷、证券等领域，商业贿赂现象严重，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建设。这也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先后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特别在修改《刑法》、《公务员法》等法律时，对贿赂犯罪做出专门的修改和制定，这在遏止贿赂犯罪起到一定的作用。本文从当前贿赂犯罪的现状、特点和危害，贿赂犯罪的成因，以及预防的方法等三个方面对当前贿赂犯罪进行了浅显的剖析，提出一些见解，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给人启示的作用。

关键词：贿赂犯罪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个有所作为的执政者，无不从清贪肃廉入手以图巩固和维护国家政权；几乎每一个衰败王朝，无不是在腐败官吏横行的苟苟营营中最终坍塌毁灭。横看世界，对贿赂犯罪的治理无不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新加坡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对于它长期以来政局的稳定，政策的连续以及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观南美等一些国家，正是由于贿赂盛行，政府不廉洁，导致政局动荡，经济长期处于徘徊停滞状态。

贿赂犯罪作为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犯罪形态之一，其运动与发展总是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现状具有不可分离或必然的联系。特别是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社会的经济体制、激励机制、经济成份、以及国家有关部门调控经济的职能手段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与此相关的犯罪形态的变化。其犯罪手段、犯罪目的、犯罪部位、犯罪比率和犯罪数额与以前相比有巨大的差异。如果说，10年前贿赂犯罪数额上万元，上百万元就足以引起社会的轰动效应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进入二十一世纪，受贿数额愈千万元，数千万元已经不是一件令人惊奇的新鲜事了。贿赂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本文旨在从整体上对当前贿赂犯罪作浅显的分析，并就抑制和减少此类犯罪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当前贿赂犯罪的现状、特点和危害性

贿赂犯罪实质是一种权钱交易，是政治权力和金钱利益的结合。这个结合体流向哪里，权钱交易—贿赂犯罪也就跟向哪里。

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有单位在商业活动领域中利用职权实施的受贿犯罪，以及相关行贿、介绍贿赂犯罪。它同发生在人事权、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等领域的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有所区别，但其本质仍属于贿赂罪范畴。商业贿赂活动大量发生，会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公平竞争，败坏商业道德，严重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第一年，总书记**年12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强调：“坚持执法为民，坚持司法公正，把维护好人民权益作为政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和法律服务。”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中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结合我市检察机关**年以来查办的271件284人商业贿赂犯罪进行调查分析，以期掌握此类案件的特点和规律，有针对地制定治理措施。

一、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滋生的成因

商业贿赂犯罪是经济转型时期各种利益交互冲突的必然结果，是我国经济领域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它将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长期存在。现阶段我国商业贿赂犯罪滋生的主要成因是：

1、依法经营的商业意识和诚实守信的商业文化还没有在全社会得到普遍遵循，不健康的奸商文化仍被少数人奉行，合法竞争与不正当竞争两种利益的冲突滋生了商业贿赂。在商业活动十分繁荣的现代社会，一些市场主体为争夺商业资源，获取高额利润，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领域采取串通、合谋等不正当竞争手段乃至向国家公职人员贿赂，以谋取非法利益。商业贿赂使行为者采用非正常手段获得了交易机会，这使得合法经营的市场主体失去了应得的市场份额。商业贿赂中的暗箱操作，还使得其他经营者对市场信息了解不够充分，这是对资源配置机制有效发生作用前提的信息公开和对称的破坏，结果导致正常的竞争秩序无法形成。

2、经济领域公共权力的普遍存在，私权和公权的冲突滋生了商业贿赂。由市场占主导的经济领域，主要靠竞争来约束和激励，达到经济福利最大化和资源配制最佳化的目标。公共权力的跨权越界，对经济领域的干预，民主监督机制尚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在商业活动领域利用职务便利进行权钱交易、收受贿赂。

【内容提要】《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贿赂犯罪的罪名体系、构成要件、反腐败中的特殊侦查、污点证人等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而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制度与之相比尚有一定差别。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我们应建立相应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更加完善的贿赂犯罪罪名体系、构成要件，在刑事诉讼中引入特殊侦查、污点证人等手段完善打击贿赂犯罪的法律机制。

【摘要题】专题研讨2：联合国反腐公约

【英文摘要】UNAnti-corruptionConventionhasprescribedindetailstheissuesofaccusalsystem,constitutiverequirements,specialinvestigationandtaintwitness.ThecurrentcriminallawsysteminChinaisdifferentfromUNAnti-corruptionConvention.Weshallestablishamoresuitableanti-corruptionlawsystemaccordingtotherealsituationsinChinabycombiningwithUNanti-corruptionConvention.

【关键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贿赂/特殊侦查/污点证人

UNAnti-corruptionConvention/bribery/specialinvestigation/taintwitness

【正文】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不断发展,贿赂犯罪呈现新的增长趋势,贿赂犯罪不仅侵犯了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而且严重的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廉洁性。本文拟从国家公职人员自身和社会这两个方面对其实施犯罪的原因进行分析,以期对当前所存在的国家公职人员的犯罪的治理有所帮助。

关键词贿赂犯罪权利失制心理防卫失当

刑法学上所揭示的贿赂犯罪是指各种形式的受贿罪、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的总称。而犯罪学上的贿赂犯罪不仅包括各种犯罪行为,还包括违法乱纪行为。即将贿赂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而他们为什么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去实施一系列犯罪行为或违法乱纪行为呢?究其原因有两个大的方面:

一、社会原因

(一)权利的失制,体制改革不配套

在新旧体制全面交替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不够配套,政治体制改革、司法改革及廉政建设相对滞后,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空隙和漏洞,从而给贿赂犯罪的蔓延以可乘之机。尽管我国设置了许多权利监督机构,但是由于体制没有理顺,致使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效能不高,某些地方的监督机构形同虚设。这些监督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预防贿赂犯罪的目的,但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经济将更加开放，并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这既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挑战。挑战的不仅是我国经济的竞争能力，而且还包括政府对经济秩序的监管能力。由于入世后经济活动的增加，市场交易环节的增多，少数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政府对涉外经济活动监管的漏洞进行贪污受贿犯罪将会有所增加。为此，及时研究入世后贪污贿赂犯罪发展趋势及遏制对策，未雨绸缪，十分必要。

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开始，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有望呈现大幅增长态势。

为保障对外经贸活动健康有序发展、防范可能发生的职务犯罪，我们对近几年发生在涉外活动中的一些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进行了调查，认为入世后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有可能增加。为迎接入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把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有关部门应未雨绸缪，积极作好应对准备。

一、贪污贿赂犯罪易发部位

（一）对外经贸部门将是职务犯罪的高发部位

加入WTO后，我国对外贸易体制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贸易主体多元化格局将逐步形成。但是由于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对外贸易的主体仍将以国有外贸公司为主。随着外贸业务量的增加，涉外贸易队伍急速扩张，鱼龙混杂，如监督不力，以下环节易发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

摘要：性贿赂因其独有特征,成为贿赂犯罪中一种新犯罪方式,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将性贿赂犯罪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十分必要。

关键词：性贿赂犯罪立法争论立法构想

贿赂犯罪是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急需有效治理的问题[1]，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把贿赂罪作为职务犯罪重点予以打击。但是贿赂的范围问题在各国的刑法理论中及立法体制上有很大差别。在刑法学界，有三种主要观点：1．财物说，认为贿赂仅指金钱和财物。2．物质利益说，认为贿赂通常指金钱和物品，但在特定场合，贿赂可指财产性利益。3．需要说，认为“贿赂应包括一切能满足人们需要或欲望的有形无形利益在内”[2]。我国刑法规定行贿罪受贿罪目的物限定为财物。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贿赂犯罪出现新形式:权色交易。有学者统计，发生在上世纪末十年上千例腐败犯罪案件中竟有九成以上夹杂各种形式权色交易。权色交易正成为和权钱交易不分伯仲的腐败交易方式。[2]性贿赂危害性不亚于财物贿赂，但因法无明文，使此种贿赂犯罪成法律死角,此立法形势不利于反腐倡廉和对贿赂犯罪的打击预防。

一、关于性贿赂罪的立法争论

在我国，对“性贿赂罪“立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和公民对“性贿赂罪”立法持反对态度，也有一部分学者和大部分公民持支持态度。持反对态度的人至少有四种理由：其一，“性贿赂”与“有感情”难界定。其二，“性贿赂”定性取证难。性行为具有隐蔽性强的特点,故所收集的证据形式往往只是犯罪嫌疑人供述,很难取得其他形式证据,即形成“孤证”。因此,对“性贿赂”定罪的证据采集,法律上就形成瓶颈。[3]其三，“性贿赂”定罪量刑难。此观点认为，从现行刑法来看，贿赂行为罪与非罪，贿赂的量刑轻重都视贿赂财产数额多少而定，而“性”无法量化，所以“性贿赂”定罪量刑依据就成问题。其四，“性贿赂”立法有违刑法谦抑性。“刑罚与其严厉不如缓和”[4]若将“性贿赂”纳入犯罪体系,会扩大刑法“杀伤面”,破坏刑罚均衡性。持支持态度的学者认为：其一，性贿赂一旦既遂，具有多次为行贿者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危害社会特征。性贿赂成为法律空白与死角，不利于反腐倡廉。其二，“性贿赂”犯罪有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它调整己不足以抑制其危害的发展,必须用刑法加以约束。这也完全符合刑法谦抑性要求的条件,即其一,危害行为必须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其二,作为对危害行为的反应,刑罚应当具有无可避免性。[5]其三，从功利角度而言，性贿赂实不能量化，但不能为追求量刑便利而排除贿赂犯罪的现实性、危险性，忽略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其四，从犯罪构成上说，在本质特征及其目的上，性贿赂均属于贿赂犯罪形式，都反映了贿赂犯罪实质—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笔者赞同此观点，利用性为贿赂标的物，具有诱使受贿者滥用权力为己谋利的社会危害性。从立法角度看，对此行为进行规制非常必要。

二、性贿赂的刑法学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