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范文10篇

在＊＊治理商业贿赂工作联络员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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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5日）

同志们：

这次会议是我县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以来，召开的一次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会议。刚才县检察院党组书记＊＊同志就系统内治理商业贿赂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做了安排和部署，作为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的责任部门，达到了共同开展治理和预防的目的。下面我就我县治理商业贿赂工作讲几点意见。

[摘要]商业贿赂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商业贿赂出现以来，各国都采取措施加以禁止，世界各地的相关立法就足以鉴证各国当权政府对商业贿赂的重视。笔者在此，仅以个人观点，试着从商业贿赂的概念，特征及其构成要件入手，剖析商业贿赂的形成原因及其本质，阐述商业贿赂对经济秩序的破坏和带来的不良影响，并结合国情，从我国有关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立法情况，试着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为目的，就现行相关立法，浅析我个人的看法。

[关键词]概念特征要件原因危害形式立法

早在人类社会进入私有制的阶级社会以后，一些人为了达到政治、经济目的或谋取其他利益，就开始向国家官吏贿赂。我国古代奴隶社会的西周时期就有贪污贿赂的记载，《尚书·吕刑》中所谓“五过之疵”中的“惟货”，即指官吏接受贿赂。《汉书·刑法志》中也有“吏坐受赇枉法”的记载，《说文》解：“赇，以财物枉法相谢也。”可以说，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二十四史从另一个视野看实际是一部贪污贿赂史。

一、商业贿赂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商业贿赂是贿赂的一种形式，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经济现象。在当今世界各国，商业贿赂行为是普遍存在的，已成为最主要的一种贿赂形式，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量揭露出来的政治丑闻都与商业贿赂有关，如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向日本前首相田中支付160万美元，导致日本对田中提起刑事指控，而且牵连了三名国会议员，震动了日、美朝野内外，在拉美与东南亚经济发展中国家，商业贿赂现象也比较严重。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竞争日渐激烈。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拜金主义和“官本位”，“权本位”等腐朽文化思想的影响和管理法规的滞后等原因，曾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较长一段时间内几乎绝迹的商业贿赂行为又重新出现和泛滥，成为严重破坏竞争秩序，腐蚀干部队伍，侵蚀党的肌体，为广大人民群众切齿痛恨的社会公害，运用法律手段有效制裁商业贿赂行为，维护党的形象，保障经济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和迫切的。

（一）商业贿赂的概念

一、商业贿赂在实践中涉及的主体是多样化的。

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中的法律条款不难发现，如果是发生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商业贿赂主体只能是“经营者”，即从事商品经营或营业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它既可以是买方也可以是单位法人;既可以是任何从事商品经营或者是营业性服务的自然人，也可以是其他性质的法人及任何经济组织;既可以是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也可以是从事经营活动的国营企业、事业、机关、团体以及集体单位的工作人员。商业贿赂主体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商业贿赂主体所针对的具体对象一定是企业经营者。由于商业贿赂的对象，是企业经营者尝试与之进行市场交易关系的交易相对人及其负责人、雇员、合伙人、人和其他能对本次交易产生重大影响的相关人员。所以，商业贿赂的主体是多样化的。

二、根据我国刑法有关贿赂罪的规定，商业贿赂的手段具有多样性。

贿赂的范围在我国刑法中规定只能是财物而不包括财物以外的不正当利益，然而商业贿赂行为的手段包括了直接提供财物和其他不正当利益，是多种多样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商业贿赂手段分为财物和其他财物手段两类。各种商业贿赂手段在实际情况中名目各异，往往采用各种名义给予财务和利益，比如采用促销费、宣传费、赞助费、科研费、劳务费、咨询费、佣金等假借手段或者给予对方单位或个人现金或实券，工艺品、高档生活用品等各种礼品的报销费用。

三、商业贿赂行为由于是秘密进行的，非常具有隐蔽性，是一种暗中操作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其表现形式是秘密给付、收受财物或其他利益，即经营者在帐外暗中向对方给予或收受一定财物或其他报偿。由于商业贿赂大多是一对一，交易时往往没有第三方在场，因此十分隐蔽。而且在商业贿赂违法行为中，行贿方和受贿方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各自获得了的经济利益，双方为了追求共同的长期的经济利益，会订立竞争联盟，一般不会相互揭发，也不会将相互的约定交待出来。加上不健全的会计制度使商业贿赂掩盖得更隐蔽。通过虚开劳务费用发票或者购买使用假发票，销售成本的虚假增长，从而冲抵了收受的贿赂，折扣所消费的商业贿赂支出。

刑法学上所揭示的贿赂犯罪是指各种形式的受贿罪、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的总称。而犯罪学上的贿赂犯罪不仅包括各种犯罪行为，还包括违法乱纪行为。即将贿赂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而他们为什么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去实施一系列犯罪行为或违法乱纪行为呢?究其原因有两个大的方面:

一、社会原因

(一)权利的失制，体制改革不配套

在新旧体制全面交替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不够配套，政治体制改革、司法改革及廉政建设相对滞后，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空隙和漏洞，从而给贿赂犯罪的蔓延以可乘之机。尽管我国设置了许多权利监督机构，但是由于体制没有理顺，致使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效能不高，某些地方的监督机构形同虚设。这些监督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预防贿赂犯罪的目的，但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

(二)收入分配的不合理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商业，随之而来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明显。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国家公务人员每月的工资是一千到三千不等，地区不同，工资有所差异，但地区间的工资高低幅度没有太大差别。而一个商人，如果瞅准商机，一次可赚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像房地产商，他们在投入资金搞建设的同时也抓住了现在房价在逐年增高的商机，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投入可能换回的是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回报。这些收入差距刺激越来越多的公职人员在外搞副业，他们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对周围人的影响力不断为自己的副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以最低的成本谋求更高的利润。近年来的即将离职或退休人员贿赂犯罪案件逐年增加，这些人在这种高额利润诱惑下，往往会产生错误的心理，凭什么我为国家、为人民辛苦一辈子，就要过这种紧衣缩食的日子，而那些人凭什么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阔绰的生活，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特别是有的公职人员利用自己在职期间的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副业拓宽门路，利用不正当的手段发财致富，这更刺激国家公职人员的心理天平。

商业贿赂整改措施

治理商业贿赂论文:浅析商业贿赂的危害及治理措施

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商业贿赂破坏市场秩序和交易规则，侵害群众利益，诱发腐败行为和经济犯罪，毒化社会风气，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已成为影响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突出出问题。因此，治理商业贿赂势在必行，对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显得尤其重要。笔者在本文就商业贿赂的危害及治理商业贿赂的有效措施谈几点肤浅的看法。

一、商业贿赂的危害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它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一是商业贿赂从根本上背离了市场经济对公平交易的要求，践踏了正常的市场规则和交易秩序，使诚实守信者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二是商业贿赂已成为滋生经济犯罪的温床，任由商业贿赂的“潜规则”形成气候，必将滋生出大批利用职务和工作之便收受贿赂、损公肥私的官员和企业经营人员。三是商业贿赂破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假冒伪劣产品打开了方便之门，最终损害群众利益。四是商业贿赂造成价格偏高，使企业经营成本增加，同时也会导致国家和地方税收的大量流失。五是商业贿赂严重破坏国家廉政制度建设，也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

二、治理商业贿赂的有效措施

[摘要]商业贿赂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商业贿赂出现以来，各国都采取措施加以禁止，世界各地的相关立法就足以鉴证各国当权政府对商业贿赂的重视。笔者在此，仅以个人观点，试着从商业贿赂的概念，特征及其构成要件入手，剖析商业贿赂的形成原因及其本质，阐述商业贿赂对经济秩序的破坏和带来的不良影响，并结合国情，从我国有关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立法情况，试着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为目的，就现行相关立法，浅析我个人的看法。

[关键词]概念特征要件原因危害形式立法

早在人类社会进入私有制的阶级社会以后，一些人为了达到政治、经济目的或谋取其他利益，就开始向国家官吏贿赂。我国古代奴隶社会的西周时期就有贪污贿赂的记载，《尚书·吕刑》中所谓“五过之疵”中的“惟货”，即指官吏接受贿赂。《汉书·刑法志》中也有“吏坐受赇枉法”的记载，《说文》解：“赇，以财物枉法相谢也。”可以说，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二十四史从另一个视野看实际是一部贪污贿赂史。

一、商业贿赂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商业贿赂是贿赂的一种形式，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经济现象。在当今世界各国，商业贿赂行为是普遍存在的，已成为最主要的一种贿赂形式，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量揭露出来的政治丑闻都与商业贿赂有关，如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向日本前首相田中支付160万美元，导致日本对田中提起刑事指控，而且牵连了三名国会议员，震动了日、美朝野内外，在拉美与东南亚经济发展中国家，商业贿赂现象也比较严重。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竞争日渐激烈。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拜金主义和“官本位”，“权本位”等腐朽文化思想的影响和管理法规的滞后等原因，曾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较长一段时间内几乎绝迹的商业贿赂行为又重新出现和泛滥，成为严重破坏竞争秩序，腐蚀干部队伍，侵蚀党的肌体，为广大人民群众切齿痛恨的社会公害，运用法律手段有效制裁商业贿赂行为，维护党的形象，保障经济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和迫切的。

（一）商业贿赂的概念

治理商业贿赂如何才干治标又治本呢？认为最主要的要侦破几件有典型代表的案件，那么。首先起到真正的震慑作用。让人们改变习惯，不再敬畏“潜规则”而是相信法律。治理商业贿赂，仅靠宣传是远远不够的也就是说，不只要让人们通过媒体知道有人因商业贿赂受到处分，更要让群众通过执法执纪机关查办案件，看到身边的人因搞商业贿赂受到处分。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改变观念，树立信心。当然，治理商业贿赂工作，最根本的还是要建立长效机制。不可否认，国现有的专门打击商业贿赂的规范性文件明显缺乏，立法层次太低且规定滞后，无法满足打击和惩治商业贿赂的需要。因此，更是有必要把自查自纠、专项检查、查办案件的效果落到制度建设上，完善立法。另外，平安企业内部建立和完善监督、约束机制也是有必要的首先，财务工作人员自身就有着对企业资金运用的各个环节的敏感性和监督的职责，因此财务人员对防止企业资产的流失和浪费，起着自觉依法办事，依法经营的管理、监督作用；其次，平安企业要完善员工的职业规范和行为准则，推行反商业贿赂的许诺。

商业贿赂在国已达到很严重的水平，目前。几乎存在于每个行业、泛滥于市场的各个角落，甚至成了很多领域做生意的潜规则”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由此而派生出大量的官员腐败案件，也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廉洁性和公信力。所以，不管是从经济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考虑，都必需对商业贿赂进行严厉打击。想，这是中央决定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主要原因。

并以中介机构作为专项治理的重点，此次保监会下达的关于平安业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明确表示要把车险、银行安全、团体平安以及此前较少提到甚至有点忽视的大型商业平安项目作为专项检查。以自查自纠和专项检查作为这次治理行动的主要方式。要认识到此次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是对平安业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的一个重要机会。过去，习惯上，人们把商业贿赂只看成是不正当竞争，不当成腐败，而事实上，商业贿赂就是贿赂的一种表现形态，从根本上扭曲了公平竞争的规则，不只阻碍了平安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还增加了公司的经营本钱，造成资产流失，也令诚信经营的企业沦为受害者，同时也损害了广大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最终损坏了社会风气，腐蚀了党员干部和平安员工队伍。这就是有必要重新审视商业贿赂在腐败滋生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原因。

同志们：

今天，我们召开国家粮食局机关及直属联系单位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动员大会，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部署国家粮食局机关及直属联系单位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提高认识，增强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责任感

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深入推进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重大决策，是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党中央、国务院对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高度重视。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从政治和战略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健康发展的重大意义，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点，提出了明确要求。总理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了商业贿赂给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与发展带来的严重危害，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今年政府机关反腐倡廉的重点，采取有力的措施，切实抓出成效。吴官正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工作报告中，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认真抓好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今年2月28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对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做了全面部署。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重大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做好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近年来，商业贿赂在一些行业和领域蔓延，造成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滋生腐败行为和经济犯罪，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行风和社会风气，直接危害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直接危害构建和谐社会。有效治理和防范商业贿赂，对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是加强廉政建设，实施依法行政的需要。商业贿赂虽然发生在经营者的交易活动中，但与一些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有密切关系。一些部门和单位在生产审批、出口配额许可、物资采购中发生的严重违法犯罪问题，说明商业贿赂也直接涉及到政府部门。一些不法经营者与政府工作人员内外勾结，行贿受贿，危害甚大。商业贿赂腐蚀了一批党员干部，成为腐败行为和经济犯罪的温床，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以推进依法行政为切入点，不断增强对权力运用中的控制、监督、规范，使政府工作人员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才能有效遏制商业贿赂滋生蔓延，防止权力滥用。

[内容提要].贿赂犯罪是一个历史性、世界性的问题，它的存在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根据。尤其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政治体制改革时期，各种矛盾的存在是贿赂犯罪产生的国内原因。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西方腐朽文化的进入，特别是“金钱万能论”、“权钱交易”等唯利是图思想存在各种交易当中，这是贿赂犯罪产生的国外原因。当前，在我国贿赂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新的情况，特别是在建筑、信贷、证券等领域，商业贿赂现象严重，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建设。这也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先后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特别在修改《刑法》、《公务员法》等法律时，对贿赂犯罪做出专门的修改和制定，这在遏止贿赂犯罪起到一定的作用。本文从当前贿赂犯罪的现状、特点和危害，贿赂犯罪的成因，以及预防的方法等三个方面对当前贿赂犯罪进行了浅显的剖析，提出一些见解，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给人启示的作用。

关键词：贿赂犯罪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个有所作为的执政者，无不从清贪肃廉入手以图巩固和维护国家政权；几乎每一个衰败王朝，无不是在腐败官吏横行的苟苟营营中最终坍塌毁灭。横看世界，对贿赂犯罪的治理无不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新加坡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对于它长期以来政局的稳定，政策的连续以及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观南美等一些国家，正是由于贿赂盛行，政府不廉洁，导致政局动荡，经济长期处于徘徊停滞状态。

贿赂犯罪作为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犯罪形态之一，其运动与发展总是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现状具有不可分离或必然的联系。特别是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社会的经济体制、激励机制、经济成份、以及国家有关部门调控经济的职能手段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与此相关的犯罪形态的变化。其犯罪手段、犯罪目的、犯罪部位、犯罪比率和犯罪数额与以前相比有巨大的差异。如果说，10年前贿赂犯罪数额上万元，上百万元就足以引起社会的轰动效应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进入二十一世纪，受贿数额愈千万元，数千万元已经不是一件令人惊奇的新鲜事了。贿赂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本文旨在从整体上对当前贿赂犯罪作浅显的分析，并就抑制和减少此类犯罪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当前贿赂犯罪的现状、特点和危害性

贿赂犯罪实质是一种权钱交易，是政治权力和金钱利益的结合。这个结合体流向哪里，权钱交易—贿赂犯罪也就跟向哪里。

近些年来中国腐败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不敢腐”的状况初步形成，但也必须理性注意到，“消极治理主义”的腐败治理观在腐败治理中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消极治理主义并非意味着国家在腐败治理上的不作为，相反，对于加强对腐败者或腐败行为的刑事惩罚而言，国家立法具有高涨的积极性，但却懈怠于加强对腐败诱因的控制与预防，在刑法上“无意”于通过犯罪化减少腐败的制度性诱因，是“消极性”的重要体现。消极治理主义虽然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取得治腐成果，但因其非以腐败诱因为规制对象，腐败治理具有浅表性，无法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是导致目前腐败治理出现“立法规制范围扩张与规制能力不足”、“‘系统性’腐败行为治理效果不彰”、“‘系统性’腐败难降”的关键原因。因此，合理借鉴其他国家反腐刑事立法改革的重要经验，以积极治理主义为导向，化解刑法供给与优化腐败治理能力需求之间的矛盾，全面提升刑法参与腐败行为治理的能力，成为完善我国反腐败立法的关键。

现代国家贿赂犯罪立法抉择：积极治理主义的探寻

积极治理强调以环境治理为核心的“间接整治”，针对现代公共权力架构，积极扩展预防措施的作用场域，深化预防措施的作用效果，形成以预防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受积极治理主义的影响，现代国家贿赂犯罪治理原理及立法得以更新，具体表现如下：（一）犯罪化根据：从结果本位向诱因本位转向。犯罪化根据是对违法行为是否有必要加以刑事处罚之价值判断标准。消极治理主义以贿赂交易的实际发生作为犯罪化根据的判断标准，导致刑法介入停滞于贿赂的后端场域，无法形成对诱发贿赂行为的前置性评价，难以满足贿赂犯罪治理之现实要求。积极治理主义将腐败视为一种“危险”，重视贿赂诱因的社会危害性，要求以清除贿赂诱因为目标，确立“诱因本位”的犯罪化根据，推动刑法立法的革新发展。在立法上具体表现为：（1）利益冲突行为的犯罪化。积极治理主义拓展了贿赂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根据，通过将利益冲突行为犯罪化扩大了刑法规制的范围，刑法预防功能得以增强。利益冲突原理发端于19世纪后期的美国，后逐步成为美国公职履行和公务员管理中的核心制度，并被引入刑事立法之中。美国《政府道德法》较为全面地规定了“利益冲突型”腐败犯罪（《美国法典》第18主题第11章）。此外，法国、西班牙、瑞士、意大利、芬兰、俄罗斯、古巴等不同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也纷纷就特定类型的利益冲突予以犯罪化。（2）犯罪构成设计的开放性。积极治理主义认为，刑法对轻微腐败行为的长期容忍具有风险性，不仅会使得行为人对腐败产生“无罪感”，造成犯罪发生率提高，还会导致社会对腐败容忍度的恶性扩张，忽视、容忍或原谅中小型腐败将使得对腐败的判断标准变得模糊，最终导致社会腐败文化形成的阻力，因此，作为对不法行为最为严厉的谴责方式，刑法应确立开放性的刑事可罚标准，将犯罪控制在初级阶段。对此，较为清廉的国家坚决在刑事立法中贯彻“零容忍”政策：一是犯罪构成中无数额要求，即使是数额极低的贿赂也会构成犯罪。二是贿赂犯罪以非法利益为标准，包括性贿赂等灰色领域内的非法利益，犯罪对象广泛。三是构成要件无冗余要素，只要因职务关系或职务行为等而索取、接受或者约定利益即属犯罪，就应受到刑罚制裁。四是减弱或删除特定情形下的主观要素，规定证据采信的推定规则。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8条“作为犯罪要素的明知、故意或者目的”规定，“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所需具备的明知、故意或者目的等要素，可以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予以推定。”（二）可责性根据：从个人责任向组织责任的进化。工业社会以来，工业灾害的发生与新型风险的出现，使得传统刑法的“个人责任”向“组织责任”扩张。组织责任是生产经营活动中监督者、管理者的义务负担，包括：一是企业或组织的监督责任；二是公职人员的公务监督责任。组织责任原理的兴起，目的是为了有效控制社会风险而要求监督者、管理者分担风险责任。在积极治理主义之下，腐败被定位为社会系统性风险，腐败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个人意志的自由选择，而是来自于纵容权力滋生与滥用的系统环境。环境型、系统性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组织监督者或管理者具有保护廉洁法益及避免腐败危险的义务，但却躲避了责任负担和追究。为此，需将组织责任原理引入反腐理论之中，加强组织监督者的保证人责任。刑法立法体现为：（1）行为模式的“二元化”。消极治理主义仅评价与权力交易直接相关的非法利益收受、承诺收受等“作为”，排除交易行为之外可能影响贿赂实施的“不作为”。然而，积极治理主义则要求从腐败预防角度引入监督者的监督义务和保证人责任原理，将公职人员定位为维护权力廉洁运行的保证人，施加监督体制内腐败的积极义务，进而突破了传统贿赂犯罪立法的作为犯模式，确立以作为为主、不作为为辅的“二元化”行为模式。如，2008年《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第9条规定：“国家和自治地方的工作人员有报告腐败违法倾向行为的义务”，不履行报告义务的会被追究法律责任。（2）责任模式的复合性。积极治理主义认为，现代贿赂衍生已经不再是权力支配者的个人独立行为，而与组织结构内部权力运行、监督不均衡有关，后者对于贿赂行为的鼓励、放纵、默许或监督不足，是导致贿赂泛滥的重要原因。对此，有必要将权力结构个体责任原理修正为权力组织结构理论，将针对实行行为的封闭式治理转化为针对组织管理的开放式治理，实现贿赂犯罪立法防卫基点由行为环节向监管环节的前置化革新。英国2010年《贿赂法》第7条创新性地规定了“商业组织预防贿赂失职罪”，规定商业组织对于疏于构建行贿预防机制而导致行贿行为发生承担必要的刑事责任。（三）刑罚配置：从泛身份化向身份加重模式的转变。消极治理主义将贿赂犯罪等同于普通犯罪，刑罚配置具有泛身份化特征，无论公职人员职阶高低或何种职权类型，立法对行为违法性和有责性的评价标准完全相同，也未能考虑针对贿赂犯罪规定特殊刑罚或矫正手段。积极治理主义重视发挥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强调身份类型是刑罚梯度设置的重要考量因素，在立法上具体体现为：（1）“权责制”的身份责任立场。积极治理主义坚持对特殊公职人员规定了更为严厉的刑事责任。如，司法人员贿赂行为直接损害到法的公正性与国民对法的信赖情感，较之普通贿赂更为严重，挪威刑法典（第114条）、荷兰刑法典（第364条）、希腊刑法典（第237条）等均在普通贿赂犯罪之外单独规定了司法贿赂罪；匈牙利刑法典则规定普通公职人员受贿的法定基本刑为1—5年监禁刑，高级公职人员受贿的法定刑为2—8年监禁刑。（2）以犯罪“高成本”为导向的刑罚配置。与消极治理主义重视犯罪的自由成本所不同，积极治理主义认为，贿赂犯罪属于“图利型”犯罪，加大犯罪的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远比加大自由成本更具预防效果。职业资格剥夺和加倍经济处罚，成为提高贿赂犯罪成本的重要措施。西班牙、捷克、意大利、挪威、芬兰等国刑法典规定了剥夺贿赂犯罪主体从事职业或担任公职的资格。俄罗斯在2011年“关于修改俄罗斯联邦刑法和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在公共管理领域与改善反腐败相关的条款”中将贿赂加倍处罚引入刑法第204条商业贿赂罪之中，规定贿赂加倍处罚将达到行贿者50倍和受贿者70倍的数额。根据刑法第290条，受贿官员在免于刑事处罚前提下将被判罚贪污数额80倍的罚款，接受刑事处罚的将被判贪污数额50倍的罚款。

我国贿赂犯罪刑法立法之革新

借鉴现代国家贿赂犯罪治理经验，实现从消极治理主义到积极治理主义的立法理念转变，是中国贿赂犯罪立法革新的应然选择。（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贿赂犯罪立法理念更新。腐败治理的科学化与有效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也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法律制度。”刑法作为腐败治理立法体系中“不敢腐”立法的支柱，面临着转化腐败治理理念和策略的时代抉择。面对消极治理主义的根深蒂固及其伴随的治理困局，中国贿赂犯罪治理应当确立积极治理主义的立法理念，构建具有遏制腐败诱因发生功能的罪刑规范，提升贿赂犯罪立法的规制能力和效果。（二）积极治理主义导向下贿赂犯罪立法的修正。针对贿赂犯罪立法规制能力不足的问题，学理界在废止“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要素、增设资格刑等修正意见基本达成了一致，对此，笔者不再赘述。在积极治理主义导向下，贿赂犯罪立法修正应当在充分考虑贿赂犯罪体系协调性的基础上，以腐败诱因控制为导向，修正普通贿赂犯罪，并增设“贿赂诱因控制型”贿赂犯罪。1.修正普通贿赂犯罪的立法（1）行贿罪的对称性修正。腐败“围猎”现象的大量出现，表明在贿赂对价交易中，出价人已经从受贿人转向了行贿人，行贿普遍性地成为受贿的上游行为。对此，应当贯彻“对称性治理”的积极治理策略，在立法上体现为：一是基于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对向关系，对行贿犯罪构成要件要素进行对应性调整，在删除受贿犯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的前提下，删除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的“谋取不正当利益”要素；二是提升单位行贿罪的刑罚厉度，等于或大致接近于行贿罪的法定刑，以确保对行贿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普遍性评价；三是建立“双边型”的特别自首制度，取消行贿罪中“因被勒索给与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之规定，而将此种情况作为行贿罪的法定减轻情节；对于特定条件下的受贿犯罪设立特别自首制度，严格行贿人特别自首的适用条件。（2）身份责任情节的增设。身份是责任的体现，身份类型属于责任情节而应由立法加以规定。基于“权责制”的身份责任原理，应当将身份类型作为刑罚梯度划分的标准，将涉及司法工作人员、厅局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高阶公职人员）的贿赂规定为贿赂犯罪的法定加重情节。2.增设“贿赂诱因控制型”犯罪刑法学界关于贿赂犯罪的修正建议，主要围绕构成要件要素的删减，如提出废除“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上便利”乃至数额要素。这些建议源自对贿赂犯罪立法规制能力不足的反思，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仅就贿赂犯罪本体罪刑规范进行修正，依然存在两个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是依然维系了结果本位（交易关系的产生）的治理格局，无法形成“诱因控制本位”的规范体系，刑法立法的规制能力难以显见提高；二是在“党内规范-国家法”二元反腐体系下，难以与利益冲突的纪律处分形成充分衔接，贿赂犯罪治理的“一体化”模式难以。据此，立法应考虑将贿赂诱因的前置行为予以犯罪化，具体设想为：（1）增设“利益冲突型”犯罪。“防止利益冲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是党的十八大报告的重要精神。利益冲突本身不是贿赂，但却是引发贿赂的重要原因，在刑事领域引入利益冲突的禁止规则，形成与党内规范、普通贿赂犯罪的无缝衔接，是积极治理主义的重要体现。2016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章“对违反廉洁纪律行为的处分”规定了16种违纪行为及其处分，涵盖了从非法收受礼金、权权交易、纵容利害关系人谋取利益、非法从事营利活动、旋转门规则等利益冲突的主要方面。从规范的衔接性角度，目前可以考虑将以下两种利益冲突行为予以犯罪化。一是非法收受财物罪，规定“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职务要求，收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本罪”。“违反职务要求”是指违反《公务员法》规定的“清正廉洁”义务，该义务要求公职人员不得收受公职报酬以外且无任何法律依据的财物。公职人员获取报酬或财物必须基于法律规定，否则将产生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引发腐败的风险。与普通受贿罪相比，非法收受财物罪不以交易性作为基础，无需考虑是否利用职务上便利或为他人谋取利益，只要收受财物具有引发贿赂实施的高度风险，即构成犯罪，从而彻底解决普通贿赂犯罪因构成要素限制而形成的法网疏漏问题。二是非法从事营利活动罪，规定“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其职权相关的营利性活动的，情节严重的，构成本罪”。该罪包含“旋转门”禁止规则，其第二款进一步规定为，“公职人员离职或退（离）休后，不满5年，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经济组织的聘任，或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活动，或在相关公司企业投资参股，情节严重的，按照本罪处理”。在刑罚配置上，“利益冲突型”犯罪定位为微罪。从犯罪分层上看，微罪就是可处拘役或以下之刑的罪。微罪行为的危害性和行为主体的主观恶性在刑法评价的等级上都是最低微的。然而，微罪具有预防性的刑事政策功能，即，通过从严入罪，严密法网，预防更为严重的犯罪发生。具体刑罚类型应以拘役、管制、罚金刑为主，并增设资格刑，同时辅以非刑罚的处罚措施，对于情节较轻的，可以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纪律处分。（2）增设单位预防行贿失职罪。反腐实践已经证明，市场经济中大量行贿行为并非是行贿人单纯的自发行为，而与单位利益密切相关，行贿往往由单位同意、默认或追认。行贿人个人利益与单位利益的复杂交织，不仅导致组织体内部系统性腐败的循环发生，也使得处罚较轻的单位贿赂罪往往成为贿赂罪辩护中首选的替代罪名，进而导致行贿人的刑事责任被不当减轻。从积极治理主义角度，单位组织内部管理不善，是引发行贿的重要诱因，因此，应当引入组织责任原理，在明确单位管理人员对于组织内部廉洁具有监督责任的基础上，将怠于履行义务的消极不作为予以犯罪化。据此，建议增设单位预防行贿失职罪，规定因疏于构建单位内部行贿预防制度而导致单位成员为单位利益向他人行贿的，单位及其主管人员承担监督过失的刑事责任。该罪为单位犯罪，同时处罚直接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虽然上述罪名均不以交易性作为其行为方式，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贿赂犯罪，但其作用在于使得刑法能够发挥对贿赂诱因的评价功能，进而达到预防和控制贿赂犯罪实际发生的目的，属于贿赂犯罪的前置性罪名，因此，从贿赂犯罪立法体系角度，仍属于广义上的贿赂犯罪类型，在立法上均可以规定在受贿罪、单位受贿罪的罪名体系之下。

作者:钱小平 单位:东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