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性范文10篇

摘要:恢复性司法是起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通过被害人、犯罪人和社区三方的共同努力，促使受害人和犯罪者形成对话关系，加害者承担责任，修复受损关系，直至恢复原有社区秩序的一种刑事和解司法制度。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适用较早。我国刑事诉讼法公诉程序当事人和解制度已是我国司法制度中的一大亮点，还有我国的“儒家”“仁礼”等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证明我国有着适用恢复性司法的理论条件和实践条件。

关键词:恢复性司法;正义价值;规范适用原则

一、恢复性司法在国际上的适用

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justice)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加拿大。它秉承着刑罚目的学说的思想，认为一个人的犯罪行为不仅仅有自身的原因，更多的是来自于社会和环境的原因，犯罪破坏的更多的是社会原有的正常关系和秩序。那么，仅仅对犯罪者施以刑罚，是无法达到恢复社会长治久安的终极目标。为了能够修复破损的社会关系，可以选取其中一些犯罪行为，采取让施害者和受害者达成自愿协议的方式来执行刑罚。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至今的四十年里，恢复性司法的实践应用从加拿大延伸至英国、美国、新西兰等多个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先行效仿，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之后开始迅速蔓延至整个世界。在加拿大，恢复性司法最早先在青少年犯罪领域展开摸索实践，实践成果比较理想。不仅保护了受害方的利益，也给了青少年犯罪者能够改过自新的更人道的选择方式，无疑是司法进步的体现。英国随之也将恢复性司法用于青少年矫正领域，英国警察采取的方法是，遇到青少年犯罪，会让青少年的监护人和青少年本人与受害者进行交谈，让青少年认识到自身犯下的罪行，产生实质性的愧疚状态，再与受害方商讨赔偿方案，以达到双方满意的结果。美国大量青少年犯罪和轻微的财产犯罪，绝大部分以恢复性司法方式结案。不仅是欧洲，恢复性司法在亚洲也被很好地借鉴和运用。日本不仅会要求犯罪实施者认罪和忏悔，还把获得被害人谅解设定为司法程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印度、韩国、我国的香港和澳门地区也都将恢复性司法应用到合适的案件中。甚至在许多非西方文化背景的国家，恢复性司法也得到了一定的适用，如新西兰、北美的一些土著民族等，他们非常重视家庭或社区的关系，所以恢复性司法很适合运用，“社区司法”、“家庭组会议”等刑事和解方式，就是他们常用的恢复性司法调解模式。

二、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适用价值

作为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方式，在仅仅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恢复性司法就迅速蔓延至世界多个国家，并且还在继续适用和寻求更先进更适合自己国家有效执行司法制度的方法，可见恢复性司法对一个国家在法制化管理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核心理论基础是“文明理论”，“社区主义理论”和“道德交流理论”，这三个理论与我国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有诸多相同之处，说明我国公诉程序中全面引入当事人和解这一适用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做法在我国是有根据的。［1］恢复性司法的核心价值在我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减轻司法负担的价值。我国是一个人口庞大的国家，虽然生产力不容忽视，早已跃居世界前列，但是消耗力也必须要客观面对。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面前，犯罪率的攀升代表着监狱关押犯人的各种成本压力。在国际上的很多国家，最初启用恢复性司法也是有节约行刑成本的目的在的，并且大量实际案例说明，恢复性司法首先呈现减轻司法负担的价值。(二)接近正义的价值。正义是恢复性司法必然追求的价值，也是恢复性司法体现出来的主要价值。正义也是各项刑事政策共同的价值，正如罗尔斯所说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更像真理是思想体系首要价值一样”。［2］恢复性司法与传统的刑事政策相比，在哪些地方更具有优势，更能彰显出人类为之追求正义价值是今天的司法学者所致力研究的方向。传统刑事政策是以刑罚作为主要手段的，为了预防犯罪和杜绝犯罪而科处刑罚。基于社会一般意识或者通存的报应观念与满足社会舆论和被害人情绪的需要，对犯罪行为人进行谴责，追究其刑事责任。在罪刑法定正义的要求下，科处刑罚主要体现的是报应主义。而恢复性司法主要体现的正义在自愿、恢复和和谐。正义是每个人心中的哈姆雷特，一千个人有一千个正义的角度和概念。犯罪行为的产生也不是单方面的原因，那解决也不应该只靠单方面的科处刑罚。犯罪行为破坏的不仅仅是受害方的利益，也彰显的是犯罪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和环境因素，破坏的是双方所生活的社区环境和谐的状态。正义应该是尽量代表着每个人的正义，而不是仅仅受害方或哪一方的利益。所以，恢复性司法的出现可以更加接近体现正义的价值。(三)构建更优的程序，恢复和谐安全社区的价值。丹尼尔•凡•奈斯认为，广义的恢复性司法，是由以正义为主导的定义所构成的，其强调的是恢复性司法结果和价值。由此体现出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旨在通过修补由某一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来实现正义的活动”;二是“恢复性司法措施的目的还在于促进民主价值，尤其是参与自由的价值，所珍视的价值还有改造、怜悯和宽恕”。一个罪犯的犯罪行为是社会、环境和个人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同样的，对罪犯的改造也会受社会、环境和个人主观等多方面因素所影响，每个犯罪人本身也存在个体的特殊性，其犯罪动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各不相同，惩罚、矫治的方式也应因人而异。恢复性司法要求尊重犯罪人的主体性，理解其处境，在宽恕的基础上允许其改正错误。对被害方提供物质或其需要的帮助，以改善被损坏的社会关系，真正做到恢复和谐安全社区的目的。恢复性司法认为，大多数罪犯实施犯罪行为背后是有原因的，犯罪行为已经发生，只用报复的理念或者惩罚的方式，并不能恢复受损的社会关系，科处刑罚关押了犯人，却无法做到每一例案件都能终止，犯人无论是服刑期间还是出狱后的社会关系也许都没有得到实际的改变。与其一味地沉浸在犯罪结果的发生里，让痛苦延续，不如让施害者真心悔过，通过亲情或者施害者在乎的人的真心劝导，再根据受害者的要求进行补偿和修复，这样的价值要大于仅仅进行惩罚犯罪者本身。

一、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及渊源

恢复性司法是以修复犯罪给被害人、社区以及犯罪者本人的创伤为目的，通过被害人与犯罪行为人之间和解、协商、多方参与的会谈，通过给被害人补偿、使罪犯参加社区劳动等，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与秩序的司法制度。目前国际上较为通行的恢复性司法的定义是：恢复性司法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关涉各方共同解决犯罪问题，处理犯罪的后果的过程及其对未来的意义。恢复性司法一词，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巴内特所提出的，而世界上第一个恢复性司法案例发生在1974年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据估计，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共出现了500多个恢复性司法计划，北美的恢复性司法计划也达300多个，世界范围内的恢复性司法则达1000多个。同时联合国也对恢复性司法也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并于1999年通过了《制定和实施刑事司法调解和恢复性司法措施》的决议。

二、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需要公平和正义的呼声，愈加强烈。尤其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战略任务，这正是实行恢复性司法的政策基础。想要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为达到此目的，必须探索和研究新的解决方式。恢复性司法符合我国刑事司法的改革方向，从对犯罪的惩罚和报复转向对犯罪的教化、改造，对受害人的抚慰、赔偿和社会关系的恢复，从而达到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所以说恢复性司法是司法部门追求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体现司法的人性化，适应现代社会司法理念的充分体现，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并没有严格的恢复性司法模式，只在刑事诉讼的部分程序和环节有间接的、近似性的表现，如刑事自诉案件的允许和解、撤诉，公诉案件轻微犯罪的不起诉、免于刑事处分以及缓刑判决等，但上述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恢复性司法模式。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我国越来越多地吸收了西方一些司法理念，恢复性司法在西方得到发展的同时，在我国也基本具备了理论运行的平台和实践操作的基础。

恢复性司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强调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并对被害人的损失加以赔偿。现今我国刑罚制度是单一的靠国家起诉为标志的现代刑事司法模式和以监禁刑为中心的现代刑罚结构，不能达到教育、挽救、改造犯罪人的社会目的，在某种情况下，犯罪人还容易产生消极思想，甚至会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显然并不利于建立和谐安定的社会。多年来，司法机关在监督执行刑罚实践中遇到过不少这种现象，有的罪犯因一时糊涂，违法犯罪，入监后，痛苦不已，后悔莫及；因触犯了刑法，等待的只有刑法处罚，结果给社会给家庭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受害方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物质和精神补偿，相反还会害怕犯罪人刑满出狱后的报复；社会效果往往不理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违于刑法改造罪犯的根本立法意愿。当然，一切危害社会的犯罪，除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坚决执行外，对于其他犯罪，处以刑罚的目的也必须是立足于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用刑罚来洗刷自己的犯罪。如果某些犯罪能用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犯罪处理方法来解决，这样犯罪人能有更好的悔罪表现，对受害方能得到精神和物质补偿，并能消除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仇视心理，有效避免重新犯罪，其社会效果更加明显。

三、我国实行恢复性司法的基本原则

近年来，许多国家都在积极探索恢复性司法程序，联合国有关机构对此也相当关注，2002年4月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11届会议在维也纳通过《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的决议草案，鼓励和会员国在制订和实施恢复性司法程序时利用该决议。根据这个文件，所谓恢复性司法程序，是指在调解人帮助下，受害人和罪犯及酌情包括受犯罪影响的任何其他个人或社会成员，共同积极参与解决由犯罪造成的问题的程序的总称。恢复性司法程序通常包括调解、调和、会商和共同确定责任。

本文拟对恢复性司法程序作一考察，并提出在我国构建该程序的初步设想，以期引起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

一、恢复性司法的内容、制度基础以及历史渊源

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运用恢复性司法方案于犯罪问题的基本原则》宣言草案，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justiceprogram)是指运用恢复性过程或目的实现恢复性结果的任何方案。所谓恢复性结果则是指作为恢复性过程的结果而达成的协议，如赔偿、社区服务和其他任何用来实现被害人和社会的恢复以及被害人和犯罪人关系重新整合的方案或反应。所谓恢复性过程则是指被害人、犯罪人和任何其他受犯罪影响的个人或社区成员积极参与解决犯罪产生的事务的任何过程，这个过程经常是在一个公正、不偏私的第三方的帮助下进行的，如调解等。决议要求在刑事司法过程的任何阶段，原则上都应当允许恢复性司法方案，其前提是各方当事人确实自愿，并且在恢复性司法过程中的任何时间当事人都可以撤销这样的同意。在不存在恢复性司法或恢复性司法的结果无法达成的时候，刑事司法官员应当尽其所能鼓励犯罪人对被害人和受影响的社区承担责任，重新整合被害人与犯罪人在社区的关系。[2]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决议草案也没有完全否定政治国家在恢复性司法中的作用。草案要求立法当局在认为必要的时候，应当制定指南和标准以规范恢复性司法方案的运用。这种指南和标准，应当包括诸如提议运用恢复性司法方案处理的案件的条件，恢复性过程中的案件的处理，协助人的资格、培训和评估，恢复性司法方案的管理，恢复性司法方案的运作必须遵守的可行性和伦理准则等。[3]

恢复性司法具体包括：(1)见面(Encounter)：为有意愿的被害人、犯罪人和社区成员创造见面的机会，讨论犯罪及其所造成的后果；(2)赔偿(Amends)：期待犯罪人采取步骤修复所造成的损害；(3)重新整合(Reintegration)：寻求使被害人与犯罪人重新整合为完整的社会成员；(4)内容(Inclusion)：为特定犯罪的各方当事人提供确定的机会参与犯罪问题的解决方案。[4]一般认为，恢复性司法程序的特征有四：第一，程序的非职业化，即该程序并非由职业法官所决定；第二，程序的非正式性，即该程序并不适用正式程序的严格规则；第三，经协商结案，即当事人在调解人的协助下自愿达成协议；第四，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实施地点为社区或者当地。

可见，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关注被害人遭受的损失的恢复程序、强调犯罪人对其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重建社区和平的犯罪反应方式。构成恢复性司法基础的基本原则，是正义要求恢复被损害者的权利。直接卷入犯罪和被犯罪影响的人如果愿意，应当有机会全面参与对犯罪的反应。在这个程序中，政府的作用限于维护正义的公共秩序，社区的作用则是建设和保持公正的和平。

一、恢复性司法的内涵

关于恢复性司法的涵义，目前并没有一个能够让人们普遍接受的概念，但在长期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讨中，世界各国关于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问题的认识逐渐清晰。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的恢复性司法涵义是:指运用恢复性过程或目的实现恢复性结果的任何方案。所谓恢复性结果是指通过犯罪人的道歉，赔偿以及通过犯罪人服务社区等方式，使被害人因犯罪受到的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修补因犯罪人犯罪造成的被害人的生活恢复常态，通过犯罪人积极而负责的态度修复被害人和社区所受到的伤害，而使被害人和社区得到谅解，重新使犯罪人融入社会。

二、恢复性司法的理论基础

恢复性司法的兴起是随着被害人诉讼地位的提升，通过对传统刑事司法的反思而确立以被害人为导向的刑事政策思潮的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西方哲学的后现论兴起于欧洲大陆，经历了激进性后现论和建设性后现论的发展过程，而恢复性司法正是随着后现论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激进性后现论认为对传统刑事司法应该进行摧毁、解构并进行否定，采取的是一种激进的方式，而建设性后现论虽然对哲学也基本持否定态度，但并不主张对现代哲学进行摧毁似的破坏，而是对其进行批判似的反思，并进行改造，实现对现代哲学超越，采取的是一种提取精华、去其糟粕的方式。而恢复性司法正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反映。恢复性司法主张文化多元，反对单一文化，对各种文化采取的一种宽容理解的态度，反对占主流文化所确定的传统刑事司法政策，而特别注重不占主流文化对刑事司法政策的作用，认为非主流文化具有主流文化所不具有的在刑事司法方面的独特作用。恢复性司法认为传统的报应性司法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和对法律的违反，并且存在诸多弊端。而恢复性司法改造了传统刑事司法的模式，认为被害人和犯罪人应当占主导作用，而不是国家和犯罪人占主导作用，而被害人却处于诉讼主体之外。

恢复性司法的产生另一个原因就是市民社会理念的复兴，国家与社会的良性发展使得恢复性司法得以蓬勃发展。从国家产生以来，国家与社会都处于博弈状态，当国家的权力处于主导地位时，社会必定混乱，而当社会处于主导地位时，国家的权力就处于弱势，必将导致无政府主义。而随着国家的发展，国家的权力不断膨胀，干涉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严重干涉了居民的私有空间，进而影响着市民社会的发展。但国家与社会之间是互相影响的，随着人们福利观念的增强，国家也意识到如果建立全能主义的国家，就必须注重人的发展，进而达到国家和社会的良性关系。而国家公权力天然就具有扩张性，从而使社会依附于它，并且会使阶级对立，导致其他阶级被压制。恢复性司法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而产生的，恢复性司法认为国家管理居民，应当采取一种柔性态度，不应当采取暴力态度，尽量修复由于国家权力行使所破坏的社会关系，达到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和谐发展。博登海默在《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指出“正义有一张普罗休斯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传统的刑事司法政策认为犯罪并不是对被害人和社区的侵害，而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犯罪人只要犯罪，国家便通过国家机器进行干预，对犯罪人进行惩罚，实现国家所谓的正义，对犯罪人进行报复，进而满足受害人情感需要和社会舆论。而恢复性司法认为，犯罪人通过犯罪侵害被害人的利益，使被害人物质和精神受到损害，而不是对国家利益造成侵害，犯罪人犯罪侵害的也仅仅是被害人利益和社区的正常生活状态，恢复性司法的目的就是修复这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并使之恢复到犯罪前的美好状态。犯罪人通过道歉、赔偿等方式，满足被害人需求，并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行为。恢复性司法也受到西方民主理念的影响，主张恢复性司法学者认为，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认为犯罪是对国家的侵害，国家进而通过其国家司法机关进行干预，而被害人和被告人却被排除在司法活动之外，他们的诉求往往对审判起不了多大作用，并不可能对审判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因而，处理犯罪问题应当把社区成员、被害人以及家庭成员、犯罪人都吸纳到犯罪的处理中来，这样才有利于犯罪问题妥善解决。

三、结论

［摘要］生态恢复性司法符合当今刑法的轻缓化发展方向，已经成为环境司法改革的一股清流。福建省作为“生态文明先行省”已在生态恢复性司法探索方面取得较大成就，在实践中创新了生态恢复性司法的审判方式、责任形式、专家参与及衔接互动机制，可为我国生态恢复性司法中存在的法律依据不明、专业化水平不高、适用范围较窄、标准体系缺乏等问题提供解决思路，应从完善立法，充实专业知识和人才，拓展适用范围，建立责任保障机制等方面完善我国环境恢复性司法制度。

［关键词］生态恢复性司法；补种复绿；巡回审判；专家陪审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生态破坏和环境犯罪问题的解决越来越紧迫，而传统报应性司法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却日渐捉襟见肘。为应对这一形势，各地法院开始创造性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模式，其中以采用“补种复绿”“管护林木”“增殖放流”等方式的生态恢复性司法“福建样本”最为亮眼。生态恢复性司法因其坚持生态环境本位，契合绿色发展理念，在惩罚罪犯的同时注重修复生态损害和改造犯罪人的特点，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理念上看，生态恢复性司法所针对的环境犯罪与其他刑事犯罪不同，应秉持“有损害必修复”“重惩罚更重修复”的观念有效地管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的发生[1](p168)。从性质上看，无论恢复性司法程序的意图如何仁慈，其目标与惩罚性程序的目标如何不同，它仍然是一种刑事司法程序[2](p40)。从目的上看，恢复性司法以广泛的社会修复为目标，因此在其实践中需以新报应主义刑罚观内含的“具体正义”“均衡”要素，完成对传统报应性刑罚观的修正，以解决各方主体之间不同需求的利益冲突和多元价值的选择困境[3](p94)。从形式上看，人民法院创新性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理念，判决被告人对自己犯罪行为破坏的生态环境权益进行修复是针对人身权、财产权的恢复原状[4](p136)。从效果上看，作为一种犯罪控制模式，生态恢复性司法在涉生态犯罪案件中的具体法律适用中，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较为明晰的针对性，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明显[5](p112)。从发展上看，在环境犯罪中，生态恢复性司法可以采取包括犯罪人与国家或集体之间的协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犯罪人的积极赔偿、犯罪人的义务劳动等形式，广泛适用于行为犯、危险犯和结果犯，符合轻刑化趋势[6](p99)。概言之，生态恢复性司法模式使生态环境犯罪人在真诚悔过的前提下，积极承担生态损害修复责任，力求达到实现刑罚功能、挽救犯罪人、修复生态环境这样“一判三赢”的效果，预防出现进一步的伤害后果，试图达到一种“无害的正义”来促进社会生态文明和谐。目前我国生态恢复性司法正处于各地法院自行探索阶段，以“福建样本”为代表的生态恢复性司法实践一方面取得了很多值得总结的有益经验，另一方面尚未形成统一机制，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二、生态恢复性司法实践面临的困境

当前我国处理环境犯罪主要采用的手段仍然是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依靠刑罚惩治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环境犯罪依然频繁发生，生态环境依然遭到破坏，犯罪人回归社会依然难度较大，在刑罚“双刃剑”下只能获得“有害的正义”。因此积极探索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模式成为我们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理想选择，但这种选择仍然处于摸索阶段而具有局限性，在生态司法实践难免会遇到诸多问题。（一）生态恢复性司法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生态恢复性司法在适用时往往因其超前性而无法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从性质上看，“补种复绿”“管护林木”“增殖放流”等常用的生态恢复性司法措施应该属于非刑罚处罚措施，但在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的非刑罚措施却并没有将其列入其中，致使这些措施在适用中难以获得具体法律规定的支持。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有从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到《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数量庞大各个单行法，都极其少有涉及环境恢复性司法的规定，致使生态恢复性司法实践面临“于法无据”的局面。如在运用“复绿补植”中签发的“补植令”没有明确其具体性质，在审判阶段，法院的发出“补植令”并不属于具有强制执行力、确定力、既判力的判决书的一部分，而在侦查阶段和判决前签发的“补植令”性质便更为模糊，也不属于“决定”或“裁定”，其强制执行的效力何来？这样导致司法实践的恢复性责任承担方式无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不同地方的司法机关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的标准也不同，使得生态恢复性司法在实践中处于“尴尬”境地。在此情况下，一些地方法院由于从现行刑法中无法找到相关的法律依据，只好为此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出台规范性文件。如福建寿宁县公、检、法及有关部门联合就“补种复绿”司法措施出台的《意见》实施过程中，因其效力层级较低，就被质疑为自行“立法”供自己执法，甚至被认为是办案人员“放纵犯罪”的掩护和托辞[7](p12)。（二）生态恢复性司法专业化水平仍待提高。恢复性司法在我国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而生态恢复性司法更是正处于探索阶段，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存在着许多的问题。首先，生态恢复性司法需要更多的专业审判人员。运用生态恢复性司法审判模式需要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实地考察，制定相应的恢复性责任承担方式，与被告人达成一致意见；最为关键的是事后监督阶段，对被告人的完成和维护情况进行评估、验收是一个较为繁琐的过程，需要较多的工作人员来完成。而近几年环境犯罪案件在逐年增多，我国司法资源本就稀缺，尤其基层的司法工作人员工作更为沉重，在“人少案多”的情况下只想尽快结案，显然没有运用环境恢复性司法手段的积极性。其次，生态恢复性司法涉及更多的专业知识。解决环境污染不仅需要法学专业知识，还涉及经林业、农业、海洋、水利、环保等专业知识对如何进行环境修复提供技术支持。一方面我国司法系统缺乏这类人才，检察院与法院的工作人员大都是法学专业毕业，即使是法院里生态庭的法官也缺乏相关的知识，对于许多生态环境方面的知识了解较少；另一方面我国缺乏对生态恢复性司法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相关实践缺乏理论支撑。司法资源的短缺与专业知识的匮乏直接影响我国生态恢复性司法的顺利推行。最后，损害结果的认定缺乏统一的专业标准。适用环境恢复性司法必定要涉及环境损害结果的认定，因而制定统一专业的裁量标准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损害结果的认定通常需要由专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评估，而我国鉴定机构从整体看有资质的鉴定评估机构数量较少，地区分布不均，且各地区裁量标准不一，评估范围具有局限性；而评估、鉴定、验收等环节的环境要素较多，涉及土壤、植被、大气、水源、生物等诸多问题，相应更加大了难度[8](p56)。缺乏专业、统一的鉴定容易导致判决缺乏公正性，使得同类案件在不同地区所受判决处罚结果可能存在着巨大差异，影响了生态恢复性司法裁判的公信力。（三）生态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界定不甚明晰。由于生态恢复性现阶段仍处于实践探索阶段，其适用范围仍显不甚明晰。从适用的地域范围来看，目前对生态恢复性司法进行探索实践的主要有福建省、黑龙江省、四川省、江苏省、贵州省等，这些省份多为山林丰富与农用地广阔的省份，我国还有许多省、区都还未推行环境恢复性司法的实践；从适用的环境要素范围来看，生态恢复性司法实践多集中在盗伐、滥伐林木这类涉林刑事案件中，其它如水体、土壤、大气、野生动植物等环境要素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的情况并不多见。从适用的裁判尺度范围来看，尽管各地将被告人修复受损生态环境作为从轻量刑情节，但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大，从轻幅度各异，有违法律适用的公平性和统一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同案不同判”现象。从适用的主体范围来看，现行的法律并未对满足何种条件的主体才能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作出明确规定，不同法官在审理同类案件时会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自由裁量，难免会带来判决上的差异甚至迥然不同的结果，从而容易引发“同罪异罚”的质疑，适用主体范围的确定也就成了生态恢复性司法实践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9](p77)。从适用的生态修复形式来看，多为采用“复绿补植”“委托修复”“替代修复”等少数几种，手段也过于简单，同时在各地实践中也未形成统一的适用标准和运行机制。生态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明确规范，给司法人员带来很大的困难，无法明确何类案件适用生态恢复性法律责任承担的方式，便可能导致同类案件出现不同判决的结果。（四）生态恢复性法律责任实现保障尚需加强。生态恢复性司法中的法律责任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才能保证其实现。首先，生态恢复性司法的衔接不紧。生态恢复本身是一个涉及广、类型多、难度大、专业强的过程，需要生态环境相关职能部门的相互合作、密切配合、无缝衔接，如修复方式的选取需要生态行政部门的技术指导；缓刑考验期内修复责任的履行需要司法部门和相关行政部门的监管。但环境执法和司法各方在生态恢复性司法的认识并未达成一致，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生态恢复机制，工作配合的默契度不高，致使生态恢复性司法运行过程工作开展不顺。其次，生态恢复性司法的资金不足。生态恢复性司法涉及的生态环境恢复必然会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需要足够多的资金来支持，但我国在生态恢复方面的财政支持缺乏力度。而当事人缴纳的生态修复费用管理模式不一，有的是法院管理，有的是林业行政部门管理；有的进入生态公益资金专户，有的上交地方财政。这种情况一方面造成了管理上混乱，另一方面管理的部门出于财务负担增加、核算名目缺乏的考虑不愿管理，而设立专项基金的复杂程序和不易协调则成为管理利用生态修复费用面临的另一个难题。第三，生态恢复性司法的监督不力。生态环境的恢复往往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未明确事后进行监管的部门，导致实践中的监管常常流于形式，被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一部分罪犯就很有可能心存“侥幸”心理，不积极执行恢复与维护的任务，这部分人便“逃过一劫”，因此也没有达到修复生态环境的目的。

摘要：“恢复性司法”是近年来流行于西方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一项新制度，是对长久以来多数国家所奉行的以国家追诉为标志的刑事司法模式和以监禁刑为中心的刑罚结构的突破。那么，究竟这种制度的存在有多大的现实合理性？是否有引入我国的必要？文章对此进行阐述。

关键词：恢复性司法；刑事司法模式；监禁刑

一、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及渊源

恢复性司法是以修复犯罪给被害人、社区以及犯罪者本人的创伤为目的，通过被害人与犯罪行为人之间和解、协商、多方参与的会谈，通过给被害人补偿、使罪犯参加社区劳动等，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与秩序的司法制度。目前国际上较为通行的恢复性司法的定义是：恢复性司法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关涉各方共同解决犯罪问题，处理犯罪的后果的过程及其对未来的意义。恢复性司法一词，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巴内特所提出的，而世界上第一个恢复性司法案例发生在1974年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据估计，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共出现了500多个恢复性司法计划，北美的恢复性司法计划也达300多个，世界范围内的恢复性司法则达1000多个。同时联合国也对恢复性司法也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并于1999年通过了《制定和实施刑事司法调解和恢复性司法措施》的决议。

二、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需要公平和正义的呼声，愈加强烈。尤其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战略任务，这正是实行恢复性司法的政策基础。想要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为达到此目的，必须探索和研究新的解决方式。恢复性司法符合我国刑事司法的改革方向，从对犯罪的惩罚和报复转向对犯罪的教化、改造，对受害人的抚慰、赔偿和社会关系的恢复，从而达到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所以说恢复性司法是司法部门追求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体现司法的人性化，适应现代社会司法理念的充分体现，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并没有严格的恢复性司法模式，只在刑事诉讼的部分程序和环节有间接的、近似性的表现，如刑事自诉案件的允许和解、撤诉，公诉案件轻微犯罪的不起诉、免于刑事处分以及缓刑判决等，但上述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恢复性司法模式。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我国越来越多地吸收了西方一些司法理念，恢复性司法在西方得到发展的同时，在我国也基本具备了理论运行的平台和实践操作的基础。

一、恢复性司法概述

（一）恢复性司法的概念。恢复性司法在国际官方的定义为：“恢复性程序系指通常在调解人帮助下，受害人和罪犯及酌情包括受犯罪影响的任何其他个人或社区成员，共同积极参与解决由犯罪造成的问题的程序①。”可见，恢复性司法是一种主张恢复、修补因犯罪被破坏的社会关系，通过一定的救济手段对被侵害一方的利益进行补偿，以达到利益平衡之目的，从而化解双方的矛盾，最大限度的恢复到犯罪破坏之前的社会关系的初始阶段的一种救济措施。（二）恢复性司法的理论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当前人民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也越来越严峻。从顶层设计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改革任务和法律任务，制定完善生态补偿的法律法规，这为加快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立法基础。中央已经从立法层面肯定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价值，在生态环境保护上更加注重对已破坏的生态环境的修复，修复生态刑事案件中被破坏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将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运用到办理生态刑事案件中更加有利于实现生态保护的意义。将恢复性司法理念运用到生态刑事司法领域从修复关系上来说是对被破坏的生态的本体的修复，也是对人与自然恢复平衡关系的修复，这种运用形式与当前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和提倡刑法的谦抑性具有高度的契合。恢复性司法理念与传统的刑罚体制和重刑主义不同，它更加注重对人权的保障和社会关系、自然关系的恢复。报告指出要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恢复性司法中正好具有赔偿司法中的物质损害补偿又兼具矫正司法中的非物质损害补偿，加之更加追求社会平等、生态平衡，而这种平等和平衡是人类与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平等的，人类在破坏环境的同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人类一定的报复。恢复性司法运用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所破坏的生态环境权的修复需求，对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嫌疑人来说他们的行为并非初衷在于破坏生态环境，而是大部分出于经济利益的驱使极少部分在于生活的需要，客观表现在追求自身利益而不顾公共利益的自私行为。因此损害生态环境的事实往往是依附于行为人追求经济收益的基础上的附属结果，福附属性就成为生态刑事案件的显著特点之一。生态刑事案件行为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形成现实结果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是长久的，甚至会有漫长时间的后遗症和损害表现，因此隐蔽性也凸显得非常强烈，这就给发现和认知以及收集相关证据等法律活动造成了极大的难度。案件发生以后对于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要有责任性地进行恢复，这符合人类应当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及时恢复的历史责任和道义责任，但是恢复的代价可能比破坏的获得要大的很多。但是为了代际公平和自然正义等因素的要求，人类必须对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否则被自然报复的长久性可能越来越大，最终会导致人类存亡的考验，所以在当前阶段将恢复性司法引入到生态刑事司法进行考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三）恢复性司法运用价值。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运用到生态环境刑事司法领域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1.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运用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结合南昌市检察机关运用恢复性司法理念所办理的生态环境刑事司法案件来分析，如:南昌市某县检察院办理的龚某某等人滥伐林木案中，犯罪嫌疑人林业法律法规知识匮乏，超伐了林木，如对其一判了之，则仍有较大的再犯可能，后办案人员遂对他们积极引导，他们事后也是认识到错误，并表示愿意进行补种，在被砍伐的山场上补种了3000余棵松树苗，恢复了生态。这个案子成功办理在于运用恢复性司法成为手段，恢复了山场的经济价值，降低了山场的经济损失，使得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修复。2.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运用具有一定的政策价值恢复性司法理念更是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要求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犯罪，其最大的表现在于突出对行为人的认罪认罚给予一定的宽大处理，既要惩办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又要对行为人认罪认罚的态度给予刑罚上的从轻，贯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的全过程。这一政策也体现出更多的和更严厉的惩罚并不能减少犯罪，这一结论已经是大部分犯罪学家的共识，也受到很多种证据的支持。同样的，打击破坏生态环境领域犯罪案件不应再仅仅靠传统的“报应刑”观念进行重罪重刑，而应结合案件情况进行特殊预防，降低再犯罪。3.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运用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长期以来，“重打击、轻保护”的错误观念影响着司法办案活动，具体到生态环境刑事司法中表现为“重打击、轻修复”这与当前提倡的治理生态环境必须加强法治思维的理念背道而驰。通过运用恢复性司法，统一环境案件办理理念，可以促使被损害的环境得到尽快恢复，从而实现惩罚犯罪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双重目的，社会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二、恢复性司法在生态环境刑事司法运用中的现状

国内在生态环境领域开创恢复性司法模式先河的是林业大省黑龙江。1988年，尚志苇河林区法院在审理一起盗伐林木案件时，鉴于被告人张某犯罪情节较轻，且家中没有其他劳动力，决定对其判处缓刑，并判令其补植5亩“赔偿林”。当年春节，张某补植了6亩，并经过3年的抚育、管护，林木成活率达95%。[1]目前从各地生态检察开展情况来看，恢复性司法理念引入生态环境刑事司法中的实践的案件已经办理了多起，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传统刑事司法范式主张被害人与加害者之间的对抗关系，强调施加严厉刑罚以威慑或者预防。[2]但是生态环境刑事司法案件有其特殊的特点，生态环境刑事司法案件没有被害人存在，被害的对象是被破坏的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并没有对抗关系，要恢复这种被破坏的生态关系就必须通过相关的救济措施来修复，所以除了对加害者进行刑事处罚外，更重要的应该是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所以引入恢复性司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恢复性司法在生态环境刑事司法贯彻运用中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以恢复为核心要素，以多元化的恢复方式进行救济，从南昌市检察机关所办理的生态环境刑事司法案件中，笔者总结出四种表现类型：（一）以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为表现形式。以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为表现形式是运用恢复性司法的主要目的和本质要求，在南昌市在承办破坏生态环境刑事案件中，通过督促行为人通过达成赔偿协议，采用开展劳动、支付赔偿款、亲属代替修复等方法恢复生态原貌，将生态损失降至最低程度。如，在办理的赵某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中，赵某因帮助村里修建自来水管道，将其村山上的3棵香樟树，以600元每株的价格卖掉并进行采挖移植到他处，案发后投案自首，因考虑到其属为村小组利益而进行出售，且在归案后主动交代树木的去处，及时挽回了损失；并且该县检察院要求赵某对采伐的树木进行了五倍补种，弥补了对森林资源造成的破坏，遂作出了相对不起诉处理。（二）以案促进生态保护机制建立为表现形式。南昌市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机关的相关职能，督促相关生态保护职能机构完善生态保护制度。如，南昌市某县检察院在办理犯罪嫌疑人龚某某等人涉嫌滥伐林木一案中，该院发现林业局在颁发采伐许可证的过程中，没有按照森林法的有关规定，正确表明采伐方式，导致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加重，属于没有明确采伐解释制度的行为，致使森林资源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坏。遂发出检察建议并督促该县林业局制定了具体的采伐解释制度以保护森林资源不再被破坏。这种以案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设也是恢复性司法的应有内容。（三）以恢复管理生态环境公权力的主动作为为表现形式。南昌检察机关在办理一般性破坏生态环境刑事案件的同时更加注重对懈怠行使管理生态环境公权力关系的恢复。如，南昌市某区检察院在办理裘某某非法占用农地案中发现村干部对预防、制止、查处违法建设及侵占土地的责任人不作为的情况。其失职行为导致了农用地被村民非法占用于其他途径使用，村干部黄某某没有正确行使保护农用地的权力，导致裘某某在未办理供地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将村集体土地58.34亩出租给他人使用，擅自同意他人毁田修路，造成合法建筑物被依法没收、基本农田15.27亩重度损毁严重后果。最后该院在打击犯罪的同时通过要求村委会及时行使职权和要求当事人赔偿损失，挽救了当地生态环境免于破坏。这使得恢复公权力的积极作为成为恢复性司法理念的重要运用路径。（四）以共防共治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合力为表现形式。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运用不仅表现在恢复上更表现在预防和治理上，南昌市检察机关通过源头预防、督促涉案行政机关履职推动共防共治，将恢复性司法理念贯彻其中，全市预防部门与55家环境保护密切相关单位和部门建立了预防共建计划和联系协调制度。南昌市检察院深入鄱阳湖南矶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预防职务犯罪专项工作，青云谱区检察院和八大山人梅湖景区管委会联合制定了预防职务犯罪活动方案，每季度召开预防分析会，帮助筑牢环保执法防火墙。此外深入各行政执法机关查询案件1000余件，督促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犯罪线索63件。在预防和治理上形成了合力，这也成为恢复性司法的表现形式。

三、当前恢复性司法在生态环境刑事司法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恢复性司法在开展生态检察工作以来被广泛运用于涉及生态环境司法案件的办理中，但是分析总结办理的这些案件来看，笔者发现各地使用恢复性司法的方式都各有不同，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并且在法律依据上我国当前的刑事法律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法律依据方面。我国恢复性司法在生态环境刑事司法案件中的立法和司法解释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是目前生态恢复性司法的最大法律困境，刑法、民法乃至诉讼法条文都只能算作是恢复性司法在生态环境领域适用的间接法律依据。《民法通则》规定，损坏国家、集体或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森林法》第39条规定：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林木，拒不补种林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主管部门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森林法》第44条也有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第40条、第42条明确提出处理轻微刑事案件要贯彻调解原则，通过谅解、化解矛盾，修复破坏的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和谐。上述法律、司法解释的出台为生态检察适用恢复性司法提供了翔实的法律依据及操作指南。[3]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国内学界对其作出了积极评价，实务部门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积极进行尝试。然而，由于目前我国刑事政策中的国家本位价值观与重刑主义传统根深蒂固，恢复性司法理念非是刑事立法的主流或者通说，相关制度构建集中于未成年人领域，其他领域的法律法规太少，不成体系。[4]（二）适用范围方面。当前从南昌市检察机关办理的恢复性司法运用案例来看，在司法实践中生态刑事案件涉及破坏林业的案件居多，而司法机关将恢复性司法运用到的案件仅在盗伐、滥伐林木案、失火案、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等轻罪涉林涉地案件，因为上述案件对行为人破坏的林木、土地的数量均可以确定，可以要求行为人对破坏的林木进行补植复绿，而且这种可行性的操作大，通过造林甚至成几何倍数的造林来弥补对被破坏的植被的破坏。但是生态环境资源除了森林资源，还包括诸如大气、水、矿产等资源，这些领域当前在运用恢复性司法手段恢复的司法判例中还没有更多的涉及，对这类资源的案件倒是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但是如何适用生态恢复性机制缺乏有效的研究。（三）恢复程序方面。虽然南昌市检察机关结合本地实际，联合有关部门制定出台相应的工作制度和机制，但是各基层院在补植复绿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条件、操作规程等方面的规定不尽相同，容易让人产生“政出多门”，工作不规范、不严肃的感觉。比如，有的县区院只是通过文件形式上规定了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运用，但是没有具体的实施方式；有的县区院对于补植复绿的地点，多数地方规定在被毁原地补种树木，也有的地方，通过缴纳补种补偿金，或是通过争取县财政支持建立林木资金对被破坏的林木进行统一补植复绿，虽然这些不同的措施和政策利于成片植被恢复及林木管护，但是也会出现补植地点是否能及时有效恢复的问题。（四）量刑规范方面。对于恢复性司法在生态环境刑事司法的运用上当事人通过补偿、补植对生态环境进行了恢复，是否就能在量刑上进行从轻？在前文所述的案件中，法院的判决均对当事人的恢复性行为进行了量刑考虑，但是这种量刑考虑是否应当划归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呢？笔者认为对于恢复生态的行为作为量刑考量是有必要的，但是需要分情形进行区分，不能简单的判定只要进行了恢复生态的行为就判处非羁押刑，应当注意区别对待可逆转的恢复和不可逆转的恢复环境两种情形，对量刑规范上有待进一步规范。

恢复性司法是相对于传统的报应型司法模式而出现的一种崭新的刑罚思潮,指与特定犯罪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共同参与犯罪处理活动的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恢复性司法已在数十个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目前除了美国和英国外,恢复性司法也相继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爱尔兰、新加坡、南非等国家兴起。2002年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的决议草案,也倡导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可见,恢复性司法已成为近年来国际上广泛采用的一项刑事司法模式,对现行的刑事司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恢复性司法的概念

2002年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草案将恢复性司法定义为:恢复性司法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后果的非正式犯罪处理方法。所谓恢复性程序,是指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协商,并经过以专业人员或社区志愿者充当的中立的第三者的调解,促进当事人双方的沟通与交流,并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所谓恢复性结果,是指通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受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同时,也使犯罪人通过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重新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谅解,并使犯罪人重新融入社区。

二、恢复性司法的特点与传统的报应型司法模式相比,恢复性司法具有以下特点:

(一)参与主体广泛从现实的角度考察,犯罪影响的是被害人、犯罪人及其家庭以及其他社区成员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犯罪的处理过程和处理结果,与他们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因此,在恢复性司法中,被害人、犯罪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社会成员等,都应有权利参与进来。

(二)处理方式灵活恢复性司法要求犯罪人承担的责任形式有调解、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等,尽可能降低了实现正义的成本,以更符合社会各方利益的方式处理犯罪案件。

今年4月20日，法治日报以《司法所调查结论将做量刑参考，社区矫正调查制度在京首度引入刑案审理》为题，报道了北京丰台区法院在受理王某故意伤害案之后，针对王某因朋友去歌厅丢了手机，怀疑万某而发生打斗致人损伤，事后王深悔其过，已赔偿被害人巨额损失获得谅解的情况，探索性地将“社会调查制度”引入刑事案件，委托王居住地的司法所对其进行社会调查，并将调查收集的王某工作单位、居委会及其家人邻里对王的平时道德评价，写成调查报告，在法庭当庭审读，建议法庭对王某从轻判处。该调查报告被法庭采纳，对王某作了从轻判处。①北京法院系统将社会调查制度引入刑事审判的首例之作，一时引起理论界和司法界诸多议论。笔者也曾发表掘作趁了一番热闹。②说心里话，我比较赞成对初犯、偶犯、未成年犯者启用“社会调查制度”，使法庭量刑时参考其平时的一贯表现，决定恰如其分的刑罚。实现刑罚“改造人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根本目的。

时隔5个月之久的9月，重庆市高级法院出台《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工作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对社会调查的概念及原则、社会调查的组织、社会调查的开展、社会调查的方式以及社会调查报告的庭审核实与运用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要求社会调查报告不但应作为对未成年人量刑的酌定情节，而且应作为法庭教育、判后帮教措施的依据之一。于是，在重庆地区，“社会调查制度”获得司法确认，已经“名正言顺”了。③

说到社会调查制度，不禁使笔者想到国外关于“恢复性司法”的有关理论。在国外，“恢复性司法”具有一系列内在的理论依据支撑其在刑事领域中的地位。所谓“恢复性司法”，是加害人、被害人和社区的共同参与和平对话、协商为解决纠纷的基本方式，以恢复被犯罪人破坏的社会关系为基本目标，并达到补偿被害人，改造被告人之效果的一种替代性刑事司法制度。④很多学者研究表明，恢复性司法能充分发挥犯罪人的复合性羞耻感，能够明显提高遵纪守法率，克服庭审司法的漏洞与缺失。⑤“复合性羞耻”是相对于烙印性耻辱与容忍性谅解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复合性羞耻”强调高度遣责、高度复合，即必须对犯罪人的行为严加遗责，但遗责之目的必须是为了使犯罪人与被害人、社会复合如初；“烙印性耻辱”则强调高度遣责、低度复合，即强调必须对犯罪人严加遣责，不注重犯罪人与被害人、社会的复合问题；而“容忍性谅解”则强调低度遣责、高度复合，即强调对犯罪人予以容忍宽容，高度重视犯罪人与被害人、社会的复合问题。

国外研究成果表明，放任主义的教育模式和惩罚主义的强权模式都已难以遇制日益猖獗的未成年人犯罪，但是当父母换之以道德主义的说理模式，则犯罪率会明显下降。也就是说，在应对犯罪的问题上，如果重视道德论理的方式代替国家惩罚的方式，司法体制可能会发挥更好的功效。以此而论，以道德教育为出发点的社会调查制度，如果正确引入审判机关的刑事审判，将以“道德量刑”的助推方式，正确评价犯罪人的人格，唤起道德良知，感化犯罪的人痛改前非、告别昨天，在珍惜今天和幢景明天的生活中增添力量和勇气。应当说，社会调查制度比较契合于“恢复性司法”之理论，不失为一种良好的道德感化形式，关键在于该制度的合理运用与正确贯彻。

关键词:社区矫正/社区服务令/教育令/恢复性司法

内容提要:荷兰的社区矫正与恢复性司法实践活动，类型多样，效果显著。而社区矫正与恢复性司法的结合，对保障社会安全很有助益，将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一、荷兰社区矫正的法律框架

“社区矫正”是指处以具有非拘禁性质的处罚措施，在英美法系国家，包括缓刑令、社区服务令、附条件不起诉以及附条件不执行监禁刑判决。犯罪人留在社会上，受一定期限的监督，并有义务遵守判决所附条件。判处犯罪人遵守一定条件，往往是为了治疗和矫正犯罪人的缺陷，如药物或酒精成瘾、无家可归、没有工作等。在荷兰刑事司法制度中，社区矫正既可对成年人判处，也可对未成年人判处。

（一）对成年人的社区矫正

2001年以来，对成年人可以判处的社区矫正有两种类型：为社区提供无偿劳动与教育刑。“为社区提供无偿劳动”，即社区服务令；教育刑始用于未成年人，后出现主要为成年人设计的教育刑项目，如“酒后驾驶课程”。但对成年人判处的社区矫正类型主要还是社区服务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