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关系范文10篇

一、选题背景:研究美国崛起与国际法的现实意义

之所以确立这个选题角度，是建立在对以事物间的相关关系作为分析的着眼点更符合认识规律，以期透过美国崛起的近100年，即19世纪70年代至冷战结束的这一时代下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国际法的创制、变动、遵守和违反等等现象，深化对美国崛起与国际法关系的认识，辅助相关研究。理论上，建立在国际法定位和功能上对美国参与创制并利用，解释国际法及其原则的理解，有助于清楚认识到国际法为大国崛起提供合法性和施展政治影响的空间，而大国对国际法的利用同样要受到国际法的牵制，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无法作为当代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单方面避免国际义务或者滥用权利的理由和借口，如果国家这样做，那么就有失去合法性，甚至失去国际社会支持而被孤立的风险。因此“对于崛起大国而言，认真对待与合理应用国际法，不仅是一种低成本的明智选择，而且是保证其顺利崛起的必由之路。”［1］实践上，基于美国从主张建立国联的构想(十四点和平纲领)、战后主持建立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并以此为平台输出本国的政治文明，主导战后国际秩序、推行单边主义、以人权旗号干涉主权等国际法实践的事实，中国也应当提出本国语境下的国际法原则，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出“中国将继续做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率，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因此，以崛起中的大国形象合理处理与现有强权的关系，提出新时代的国际法原则，是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创新国际法的实践，为建立和维护合理的、互利的新型国际秩序作出应有贡献所势在必行的。这正是研究美国崛起与国际法这一主体的现实意义所在。

二、崛起中的美国参与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

在这部分我将分两条线展开论述，一条写美国参与国际法的理论;另一条线写美国参与国际法的实践。通过两条线的论述分别得出这一时期美国参与国际法的理论特征和现实特征，并作出总结。(一)从理论上看这一阶段美国的国际法参与。美国的国际法思想实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息息相关，体现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美国早期的外交活动或多或少体现出了多边外交的思想，只不过大多体现在区域性的活动或组织中，如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的处理美洲国家之间关系的“门罗主义”［3］;一战后，美国明显开始向国际主义外交思想转变，试图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这表现为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和平纲领”［4］。但是作为思想主导者的美国最终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国际联盟没有实现创建者所期待的作用。二战期间，美国在对国际联盟的失败加以反思的基础上，主导创建联合国来维护世界和与安全，“联合国”这一名称即是接受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建议。［5］在上述的阶段，美国的国际法理念从孤立主义转向国际主义，参与并主导建立为美国外交政策、国家利益服务的国际秩序的思想;二战后则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控制联合国而直接为美国全球霸权服务，体现美国把国际法看做自己实现霸权的工具主义思想;第二个阶段是回到实用主义思想，对国际条约“有利的加入，不利的退出”。在理论层面上可以把美国崛起与国际法的关系概述为:美国基于国力消长，以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交替的态度对待国际法的策略与国际法的创设、执行从美国的国际法参与中吸取影响;同时国际法赋予美国崛起以合法性，也通过战后国际秩序的保障机制限制美国的单边主义的双向互动关系。(二)美国参与国际法的实践。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分界，自19世纪70年代到二战是第一个阶段。这是美国实力快速崛起但尚未成为国际事务决定力量的时期，这一时期美国主要是作为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建议者的形象出现;二战后期到冷战结束是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美国的国际法实践表现为以联合国为框架的国际法规则制定与执行。以时间为线索，第一阶段，即19世纪70年代到二战前，美国主要进行了建立国际联盟为核心内容，试图以此掌握国际话语权，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如学者张蕾蕾所言，“国际联盟作为威尔逊试图主导国际秩序的载体自然是“十四点计划”的核心体现……构建美国领导的新的集体安全式的国际秩序”［6］，这一阶段美国参与国际法最重要的实践就是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纲领和在这一纲领下试图建立的国际联盟。其中，最关键的是第14条，建立国际联盟。但这时期美国的国力远未到达可以主导国际秩序的地步，因此国联的失败是毫无意外的。直到二战结束，美国国际地位空前上升，成为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主导建立世界新秩序以及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意图也愈发明确，但实践的效果有好有坏。二战爆发后不久，在美国的倡导下，《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包括大国一致、主权至上、民族自决原则等。例如在“集体安全”原则思想下，美国主导了联合国安理会机制的运行，主持了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等审判;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美国试图建立“在联合国授权外擅自采取集体行动(多为军事行动)的国家联合体———意愿联盟”［7］，这破坏了它自己倡导的集体安全和大国一致原则，大大影响了美国的国际形象，是失败的国际法实践。正如学者所言“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具有的两面性矛盾，体现在两个方面:有时依据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主张对国际法不参加、不批准甚至置之不理的态度，而有时又依据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主张对他国横加干涉。”［8］综上述观点和内容，美国在崛起过程中，从理论引领出发，基于本国的实际国力和战略需要进行国际法实践，成为国际法变革的先导;国际法的变化发展反映了美国的影响，通过合法性赋予、国际权力与义务分担机制的创设回应了美国的国际法实践，二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是互动的，用互动关系概括美国崛起与国际法是恰如其分的。

三、对美国崛起与国际法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

在这个部分，我主要从“互动关系”模式和其他认识之间的异同出发，比较对这一问题的几种不同认识，并提出我的观点:美国与国际法的关系是互动的，但有别于单纯基于权力政治和秩序构建的互动观。就这一关系，学界有不同主张。彭何利认为，“我们并不是完全生活在赤裸裸权力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也没有生活在完全受国际法规范调整下有序的生活当中，而是生活在权力、国际法、语言、等诸多因素交织影响的纷繁复杂的国际社会”［9］，即他主张探讨美国崛起与国际法的关系要把权力这个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变量纳入进来，这是一种基于权力流变而发展变化的关系;何志鹏提出，“美国等大国在其崛起的进程中都曾借助于国际法;而且其崛起的质量和水平与对国际法的认知和利用息息相关。……有助于国家确立和强化其合法性，减轻其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阻力，拓展其在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支持度。”［10］而本文的“互动关系”理论脱胎于彭何利教授的《论大国兴衰与国际法的互动关系———以美国的历史经验为例》，他这样阐述，“纵观美国的大国成长史，其中既有对国际法的有效利用，也有对国际法的扭曲与践踏。……认清权力政治与国际法相互依赖的现实关系;另一方面需要超越权力政治，积极参与国际法律秩序的构建。”本文正是试图为做到超越权力政治，参与国际法律秩序构建提供参照。我认为，从这种互动模式所未能考察到的理念和合法性角度看，不论是在理想主义还是实用主义(或者说是工具主义)指导下，美国崛起与国际法的关系也是互动的，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美国崛起中对国际法的影响的制度表现来源于它的政治理论和利益需要，这种影响表现在国际法上有合理性也有自相矛盾的，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也因此受到承认或挑战。可以说，美国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影响了国际法的原则和理念，而国际法的原则与制度反映了美国的这种理念影响力，对美国的影响进行了反馈。综上所述，不论从国际权力转移的角度，还是从理论和合法性角度看，美国崛起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都应当是互动的，这样的“互动模式”是全面的，可以更全面，准确反映出美国崛起与国际法的联系。

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则是整个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作为政治民主发展的现实路径，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路线。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与此同时，作为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基层人民民主的发展则与党内民主相互联系、互相推进。近年来，我国基层民主与基层党建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统一性、关联性和互动性

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具有内在统一性、关联性和互动性。两者的统一性表现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民主，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两者都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共同的目标。两者的关联性表现在：党是民主政治体系的主导，人民是民主实践的主体；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发展的政治前提，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高形态和根本目标；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践。两者的互动性表现在：一方面，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直接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党员的政治参与意识、热情和能力直接影响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水平，党内民主生活状况决定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和实现程度，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决定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作为执掌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才能在全社会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能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转化为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人民民主的发展也对党内民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人民民主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实施监督的力度也将随之加大，这将有效地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

两者互动的现实可能性

从理论上看，民主观念不仅是一种政治理念，即政治共同体的公共权力掌握在人民手里，目的是保护大多数公民的共同安全和利益；更表现为一种生活方式，即公民关注、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随着现代社会政治日益回归日常社会生活，政治逐步趋向社会化，基层社会的民主实践日益表现为基层人民民主的发展，而这一民主形式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党内民主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人民民主，本质上都是一种政治民主，但其生命力来自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一方面，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途径。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和领域，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都可以在不同的党员群体当中得到体现，通过扩大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等制度，可以使人民群众参与政策的决策、实施、反馈、监督过程，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实现最大程度的人民民主。在这个过程中，党必须深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以党员和民众政治生活的选择民主化作为推动政治民主的关键内容。

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则是整个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作为政治民主发展的现实路径，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路线。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与此同时，作为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基层人民民主的发展则与党内民主相互联系、互相推进。近年来，我国基层民主与基层党建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统一性、关联性和互动性

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具有内在统一性、关联性和互动性。两者的统一性表现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民主，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两者都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共同的目标。两者的关联性表现在：党是民主政治体系的主导，人民是民主实践的主体；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发展的政治前提，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高形态和根本目标；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践。两者的互动性表现在：一方面，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直接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党员的政治参与意识、热情和能力直接影响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水平，党内民主生活状况决定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和实现程度，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决定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作为执掌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才能在全社会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能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转化为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人民民主的发展也对党内民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人民民主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实施监督的力度也将随之加大，这将有效地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

两者互动的现实可能性

从理论上看，民主观念不仅是一种政治理念，即政治共同体的公共权力掌握在人民手里，目的是保护大多数公民的共同安全和利益；更表现为一种生活方式，即公民关注、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随着现代社会政治日益回归日常社会生活，政治逐步趋向社会化，基层社会的民主实践日益表现为基层人民民主的发展，而这一民主形式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党内民主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人民民主，本质上都是一种政治民主，但其生命力来自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一方面，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途径。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和领域，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都可以在不同的党员群体当中得到体现，通过扩大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等制度，可以使人民群众参与政策的决策、实施、反馈、监督过程，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实现最大程度的人民民主。在这个过程中，党必须深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以党员和民众政治生活的选择民主化作为推动政治民主的关键内容。

新课程改革以来，在初中教学中，将传统的单向传授性的学习范式逐步改变成了师生动态多向的交往互动模式。这些年的教学过程中，笔者也在尽力跟上这种改革步伐，想在教学中很好地体现师生互动，营造一个积极、主动、活跃的课堂氛围。但极少去思考课堂中的互动到底应该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看过一些有关灵动课堂的资料以后，才开始去试着想我们常提的课堂中的互动和这灵动有什么关系呢？课堂教学中师生互动是教学中的基本要求，但怎么样才算是达到一种互动的积极结果了呢，好象少了衡量的标准。有了灵动课堂之后，突然觉得灵动恰是互动课堂中应该达到的一种积极效果。它可以让教师“教”的主导地位得到加强，同时，学生“学”的主体地位也得到充分的发展，很好地体现师生之间形成的一种主体间性关系。

1课堂中的互动和灵动

笔者认为，互动就是以社会学理论中的互动理论为基础的，就是将课堂做为一个舞台，教师和学生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用语言构成这种特定的交往情境，强调这种交往中突出一种双方的主主关系，也就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互动教学就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与学生进行交往、沟通，在动态的教学中中形成教与学统一的交互影响和交互活动过程，在这此过程中，通过优化“教学互动”的方式，可以调节师生关系形成良好和谐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良好现象，在此过程中可以强化师生与环境的教师影响，以产生教学共振，达到提高教学效果，从而促进教学活动有条不紊的进行。

灵动是在互动的过程中，教师要时时注意师生中这种主体间性的关系，要设法把学生带入自己的教学中来，让他们能身临其境，和教师平等对话，积极主动思考问题，对所讲内容大胆发表自己的看法，而这样的氛围中学生也学到了知识，课堂也因为有了学生的主动参与而有了活力与灵性。

2课堂中互动和灵动的关系

笔者认为二者相互联系，不可截然分开。互动是灵动的前提，灵动是互动要达到的积极效果。只有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互动起来，才可以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灵感。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学生通过解剖自己，找出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优势和劣势，从而得到不断的进步。在此过程中教师通过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让学生走出误区，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灵感，课堂产生灵动的效果。

一、美国爵士乐的诞生与繁荣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时候，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变革开始，而这一历史性发展直接导致了美国国内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曾经在美国南部种植园生活的黑人奴隶大量迁移至北部的城市谋生———形成了著名的美国黑人移民现象。那些从南部迁移到北部城市工业区的黑人们，在给当地的城市工业化带来了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积淀了百年的美国黑人文化，这其中便包括黑人音乐，而这正是美国历史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凸显了美国历史研究中人们并不是很在意、但却十分重要的音乐元素。自世界存在奴隶贸易制度以来，黑人奴隶所到之处，都会被带入悠久的非洲特色文化，黑人音乐所表达的理念、内涵及态度，与欧洲截然不同。非洲音乐拥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浓厚的地域特色。众所周知，音乐的产生，是伴随着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工作而衍生出来的，而黑人的日常生活，与其世世代代的文化传承，都离不开具有非洲音乐特色的独特表达方式。黑人民族表达音乐的乐器常常就地取材，歌唱的形式也常以应答为主，这种具有强烈特色的非洲音乐文化，因黑人奴隶而在美国南部种植园中流传下来，并且随着历史发展与传承，不断地被改造和创作。大多学者认为，美国爵士舞蹈诞生的时间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然而事实上，爵士乐则是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在酝酿。虽然爵士音乐与很多同时期的非洲裔音乐风格极为相似，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爵士音乐是在布鲁斯音乐的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爵士音乐的诞生，条件更为复杂。大量学者认为，各种不同的文化对爵士乐所需要的音乐因素和社会因素起到了促进作用，黑人音乐家把它们完美和谐地捏合在一起。我们也可以说，爵士音乐的诞生，是源于受压迫的黑人面对不利的创作条件下爆发出来的。美国学者认为，在黑人音乐种族传统的因素中，也存在着其他因素的影响。美国内战（1861年4月12日—1865年4月9日）前出现的游吟音乐即为其中一种因素。这种音乐形式既增添了非裔音乐的娱乐气质，也在某种程度上大大改变了非裔音乐的表达方式。正是由于这种并非刻意地增补，从而促成了爵士音乐在音乐表达与表达目的的转变，爵士乐也因此成为了美国民族音乐并得以不断发展。最初的爵士乐，诞生在19世纪末的新奥尔良地区。爵士乐可以在新奥尔良地区诞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必然。新奥尔良地区有能够创造和发展爵士乐的充足条件，并使爵士乐根植于美国南方。爵士乐的诞生，离不开非裔音乐在美洲大陆发展的日渐成熟。在非裔音乐中，灵歌（gospel）是布鲁斯（blues）音乐产生的基础。而布鲁斯音乐的产生是非裔音乐走向音乐现代化的重要一步———它开始从黑人表达情感的方式，走向黑人以外的世界。布鲁斯音乐的产生略早于爵士乐，在爵士乐的形成过程中，布鲁斯音乐也就对爵士乐的音乐基础与传播方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人们的生活从紧迫中慢慢恢复过来。战争的开始没有彻底解决困扰已久的冲突，加重了各国的负担，也埋下了诸多隐患。20世纪20年代，爵士乐的流行使美国社会从紧张的氛围中得到了缓解，1917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了新的爵士乐地区，而之后的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诞生了极具舞蹈性的爵士乐，也把爵士乐推向了全盛时期，1941年美国卷入内战，娱乐业不景气，同时战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导致了一场爵士乐革命的诞生。1950年之后美国结束了二战开始了经济的恢复，人民的物质生活开始极大富足，逐渐开始不接受当时较为烦躁的爵士乐，新的温柔的形式的爵士乐应运而生。

二、早期美国爵士乐的音乐特点

从20世纪初期的爵士乐萌芽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爵士乐大发展，再到30年代走向繁荣，爵士乐的发展经历了30多年的沉淀与积累。到了20世纪30年代，爵士乐的风格逐渐成熟，大乐队的表演形式也逐渐形成。在美国经济转折变化的30年代，爵士乐文化既包含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同时也充分展现了黑人的音乐智慧。爵士乐大乐队的表演经历了从20世纪20年代的辉煌到30年代的落寞，在30年代中后期逐渐步入正轨。20世纪30年代受到经济复苏的影响，爵士乐团略显惨淡的境况得到了改善，演出逐渐得到了恢复。经济危机之后“禁酒令”的解除促使爵士乐成为人们寻求自我释放与快乐的较为适合的娱乐方式。第一种元素：拉格泰姆（Ragtime），最初是一种钢琴音乐，大量地流行于克里奥尔人中，带有欧洲古典音乐特色，同时具有黑人音乐的节奏和即兴，但是却很少使用小调式，和进行曲一样。在初期时盛行于新奥尔良，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爵士乐的雏形。第二种元素：布鲁斯（Blues），极具特点的布鲁斯音阶以及十二小节的曲式结构再加上具有摇摆特征的“Shuffle”节奏，为爵士乐提供了丰富的变化。第三种元素：铜管乐队，为爵士乐提供了最具体的表演方式，包括成为日后爵士乐中最热门乐器的小号等，代表性的铜管乐成为爵士乐的一大亮点。王珉的《美国音乐史》中写到“爵士乐是美国的古典音乐，它是民族大融合通过乐队组合形式表现的一种音乐语言”。美国早期的民族融合在移民过程中进行，美国的文化大多带有很浓郁的融合性。爵士乐丰富的音乐特征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爵士乐中鲜明的黑人文化、潜在的欧洲古典音乐、深刻的美国社会影响，构成了丰富而缤纷的爵士乐文化。

三、美国爵士乐与社会互动思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爵士乐在一战后的美国社会经济动荡阶段形成了一种文化表现，成为美国文化中的种族差异、文化冲突等问题的一种排遣方式。爵士乐是这一时期反映美国社会的文化符号，这一时期爵士乐能够更好地理解当时的美国社会文化。爵士乐是对战前美国的一种过渡，经过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发展，美国国内问题愈加严重。解放非洲裔奴隶后，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黑人的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面对生存环境的改变带来的新的生存问题，需要黑人自己去改变。爵士乐是一种促进美国发展的因素，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萧条，在美国经济波动的过程中，爵士乐成为稳定美国经济状态的一个元素，爵士乐参与了美国经济的过渡。美国能够在经济危机中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式，并在危机过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联盟的中坚力量，与爵士乐有着一定的关联。某些程度上，爵士乐成为美国不断向前的一种力量。爵士乐在美国产生的基石是黑人文化在美国的融入，欧洲古典音乐对于美国文化的影响在爵士乐的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爵士乐在二三十年代的发展过程中既继承了黑人音乐，同时也承袭了白人古典音乐，在美国的融合的社会状态中顺利发展。早期爵士乐的发展，浸透着美国黑人文化历史的沉淀和发展，爵士乐是美国黑人杰出的文化代表，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价值。

[摘要]本文以最终消费、国内生产总值为内生变量，以固定投资为工具变量，建立联立方程组，通过估计分析揭示了我国最终消费需求和收入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这能够对我国改变过去的增长局面、转向实施扩大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提供一个有力的经验支持。

[关键词]最终消费收入增长结构方程

一、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储蓄过多、消费过少,包括公共和居民消费在内的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率即最终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大约20个百分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自20世纪下半期以来,美国的最终消费率一直在80%以上,日本为85％，世界平均的消费率水平在76%～79%之间。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收入增长的“三驾马车”，尤其消费需求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也是一国发展经济的最终归宿。但是，在最终消费率偏低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却更多依赖于投资和外贸,远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因此，扩大最终消费需求，改善经济增长的结构、质量和效益，关系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经济安全，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的国际社会环境的要求，是我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那么，我国最终消费与收入增长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尤其消费对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和影响程度如何？

本文采用1980年～2007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以最终消费、国内生产总值为系统的内生变量，选择固定投资为外生变量和工具变量，建立了一个以结构方程组式的系统模型，考察了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和收入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内容摘要】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与制造业关系密切。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制造业也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现代的制造业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了生产性服务业要素。基于地区差异，各国学者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界定以及与制造业的关系研究也是各不相同，本文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和评述。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产业协作互动

一、引言

生产性服务业在发展之初基本都是以制造业为服务对象的。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生产性服务业能够带来产品附加值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整合优化程度也对一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和产业水平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引起社会及学者的广泛关注。各国的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定义、范围界定、与制造业的关系、产业布局、区域产业调整等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较为繁杂，本文就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进行综合评述。

二、生产性服务业的界定

(一)生产性服务业的定义。生产性服务业，也称为生产者服务业，是伴随着制造业发展起来的，本质上还是一种服务业。诸如金融、猎头、培训、研发、设计、咨询、生产管理、市场营销等行业，涵盖企业的产品设计、流通、生产组织、销售等一系列环节。格鲁伯、沃克(1993)对生产性服务业定义为那些被其它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行业。［1］李江帆、毕斗斗(2004)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并非面向最终消费和个人消费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制造企业、商业企业的中间需求的行业。也有学者试图通过服务资本品率大于50%这一具体数值来界定生产性服务业，比如江静、刘志彪等。还有学者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存在产业内化和产业外化两种形态，内化是企业相关专职部门，外化是从事具有专业化生产性服务业的集合，但不管形态如何，本质上都是为生产或商业而服务的。根据学者对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作用具备了如下特征:成为现代制造业的润滑剂;制造业的成本表现;成为现代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而最新的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已经从传统的辅助与补充转变为提升产业价值的间接投入，从润滑剂作用转变为催化剂的功能，成为类似某种资源禀赋的投入，尤其是知识的投入。所以，不管对生产性服务业定义如何具有差异，但核心内容基本形成，具备中间特性，具备知识特性，具备服务特性。

［摘要］公司治理作为一种组织制度安排，对促进公司的良性长远发展、维护各利益相关者利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会计信息披露向社会展示了经济信息，其质量高低决定着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鉴于二者间的良性互动对公司运营乃至全社会的资源分配的重大意义，文章主要以紫鑫药业为例，就公司治理的各个方面与会计信息披露的几个评价指标及其互动社会进行研究，并结合我国现状探讨如何促进这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公司治理；会计信息披露；互动关系

这些年以来，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事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13家公司因为财务造假收到由证监会发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因A股欺诈发行退市的第一家是欣泰电气，做出借壳行为的有康华农业，还有九好集团，它通过虚增收入和虚构银行存款等各种手段虚增服务费收入2．6亿元，这还只是2013年度到2015年度的，它还在2015年虚构银行存款3亿元。2016年中国证监会发出的139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有13份处罚涉及公司财务造假问题。这13家企业中除了欣泰电气被罚款达到了八百多万元，其余公司的罚款全都低于60万元。这些涉事企业财务舞弊方式五花八门。这些财务造假问题无一不和公司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和会计信息披露的合理性及其互动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公司治理体系是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一种组织制度安排，对促进公司的良性长远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会计信息披露向社会展示了经济信息，其质量高低决定着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鉴于二者间的良性互动对公司运营乃至全社会的资源分配的重大意义，本文主要就公司治理的各个方面与会计信息披露的几个评价指标及其互动关系进行研究。

1公司治理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

1．1内部治理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

第一，股权结构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投资人对公司进行投资，获得股票，同时也按照自己所持股票的份额对公司享有相应的监督管理权。股权过于集中在个别人手中会使得这些人对公司事务形成绝对控制，使得他们有可能为了个人利益干涉会计信息披露；相反股权太过分散难免会造成人心不齐、各自为政的局面，决策效率可能会因此降低，从而影响了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可见股权结构和集中度必然会对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产生作用。第二，董事会特征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公司平时的治理主要仰仗董事会，同时它还管理生产活动，也需要对股东大会负责。董事会拥有公司的决策权，在监督管理上都对公司有着莫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它对公司的各项事务都有着巨大的影响，财务信息的公开自然也不例外。尤其是独立董事，若是不能保持其独立性，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公司的各项披露及时提出建议，则会纵容公司信息披露的失真。第三，监事会职能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它是维护公司、员工、股东以及管理层各方利益的重要机构，故而减少公司内部的违纪违法行为的产生，它可以通过健全和维护监事会的职能达到，还可以使信息更透明，因为监事会可以对董事会及高管甚至还有公司的日常管理、生产等情况监督管理。然而，在我国，大多公司都会或多或少地忽视监事会的作用，使得监事会往往得不到如对人事任命和公司营运等的建议监督等它应有的职权，不能够像国家制定法律的初衷那样履职，自然也就起不到本该有的作用。

摘要：文章基于2006—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合成普惠金融指数的基础上，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将普惠金融、创业和经济增长纳入同一个框架，检验三个变量之间动态相互作用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普惠金融、创业和经济增长三个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Granger因果关系。（2）普惠金融、创业及经济增长之间均存在正向动态互动关系，且以短期影响为主。其中，普惠金融和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持续时间较长，且短期内的促进作用有限。（3）从长期来看，三个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了部分融合，但其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创业较经济增长对普惠金融的影响大，普惠金融较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大，而普惠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对创业的影响非常有限。

关键词：普惠金融；创业；经济增长；PVAR

普惠金融在2005年联合国的“小额信贷年”首次被提出，并迅速得到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以及国内外学者的重点关注。在普惠金融相关的诸多问题研究中，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议题，大量实证研究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看，部分研究者认为普惠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周斌等（2017）[1]、刘金全和毕振豫（2019）[2]分别利用面板数据的PVAR法和GMM模型等方法对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均发现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部分研究者指出普惠金融发展抑制经济增长。李涛等（2016）[3]认为其负面作用与银行等金融中介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所占比重密切相关，以间接金融为主、过度依赖银行提供流动性的金融体系，由于追逐高利润、“惜贷”、金融风险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增长。李梦雨（2019）[4]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表明，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经济的增长，特别是金融服务地理渗透性维度的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与此同时，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也得到一些关注。金融是影响创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小企业融资的创业活动直接受到金融机构是否愿意贷款影响[5]，不仅如此，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对创业企业的友好程度会影响该国的创业活跃度和创业的性质。不少文献对居民创业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和讨论，发现居民创业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足够的资金，而发展普惠金融有效地缓解这一约束，从而推动居民创业[6]。普惠金融还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激发创新创业精神[7,8]，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创业。部分学者进一步分析了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的异质性，发现包容性金融可有效降低家庭创业融资风险，提高创业率，促进居民创业，特别是对城市家庭、高收入家庭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的创业决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9]。从现有文献分析发现两个问题：其一，目前关于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形式和方向仍存在争议。其二，已有文献主要关注普惠金融、创业和经济增长的两两之间单向关系，忽略了三个变量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及相互作用的时滞性与持续时间。鉴于此，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合成普惠金融指数，将普惠金融、创业和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研究框架，采用PVAR模型探索三者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及作用机制。

1研究假设

作为传统金融的有力补充，普惠金融具有金融服务可得性、成本可负担性及全面性三个主要特征，这决定了普惠金融对创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第一，金融服务可得性要求不断完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从而缓解农村等偏远地区受到的地理排斥，以及贫困群体和中小微企业受到的成本排斥和信贷约束[10]，为潜在创业者提供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第二，普惠金融强调金融成本的可负担，且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金融服务的信息成本及交易成本，因此，创业者的创业承受能力得到提高。第三，普惠金融强调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全面性即多样性[11]，使得创业者可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合适的产品和服务。由于金融机构是理性经济的，在缩小城乡差距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会主动往农村地区延伸，从而缓解了农村地区面临大量的金融排斥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普惠金融水平。此外，普惠金融在短期内通过资金支持、服务可得性缓解制约创业的资金约束和服务约束，从而促进创业。然而，创业的成功率和持续性主要受创业者的主管经营和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同样，普惠金融发展主要在于顶层设计及金融机构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情况，因而创业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作用时间较短。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普惠金融发展与创业之间在短期内具有明显的互相促进作用。根据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资金配置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无疑能推动经济增长。然而，这种方式具有时滞性，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在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也可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依据“需求遵从”理论假说，随着经济不断增长，人们对投融资、保险、信贷等各种金融的服务需求也不断增加，从而拉动金融发展。同时，由于金融机构出于安全性和营利性的考虑，在提供贷款等金融服务时歧视没有资产担保和固定收入来源的中小企业及弱势群体，因此，普惠金融发展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而经济增长直接为普惠金融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后盾支持。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持续地促进经济增长，但在短期内的促进作用有限，经济增长在短期内显著地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创业能够通过知识溢出、创新激发及就业渠道增加促进经济增长。创业是促进新知识突破知识“过滤器”的重要途径，创业通过知识外溢对技术进步产生重大推动作用[12]。与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相比，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还非常有限[13]。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创业。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是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重要动力[14]，经济增长不仅促进居民财富水平的增加，还能促进国家在支持居民创业上的财政支出增加，从而为创业者提供良好的自身和外部创业条件，进一步促进居民创业。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创业持续地促进经济增长，但短期内促进效果非常有限，而经济增长能够在短中期显著地促进创业。

2研究设计

摘要：在西方宪政制度确立的历史过程中财政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而当今世界各国的宪法中，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财政关系也是具有根本地位的内容之一，这些现象无一不在昭示着宪法与财政法之间密切的关系。本文通过分析宪法理论对于财政法的理念价值的影响和财政法对宪政民主制度确立的核心作用，试图说明宪法与财政法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以及妥善处理这种关系对于中国完成向“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这一深刻转变的根本作用。

关键词：宪政；财政法；公民财产权；财政权；财政立宪

一、财政与宪政——历史解读

西方宪政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宪政的发明或者说发现，是人类理性与实践探索的结晶。宪政制度最先在英国产生，随后传播到美国和法国，直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财政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财政权问题，正是宪政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英国封建社会时期，频繁而长期的战争使得国家的国库紧张，国王必须要像臣民征税来获得财力支持，往往通过开会来讨论由贵族、地主和商人提供资金的问题。因此，在理查一世时代（1189—1199）“不得人民同意则不课税”的原则已略有雏形。⑵

英国是宪政制度最初的实践者。人民（一开始以地主和贵族为主，后来以商人和新兴地主为主）对约束政府征税权的宪政制度的需求和国王因税收需要而对宪政制度的供给，一起推动了英国宪政制度的发展。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