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补范文10篇

1中印贸易摩擦的现状分析

1.1立案数量多

中国历年来在全球遭遇的反倾销调查中，虽然美国和欧盟的涉案金额占大头，但是，印度的立案数位居第一。而在发展中国家当中，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无论是立案数和涉案金额，印度都是位居前列。自2003年以来，印度每年对我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至少在6起以上，2006年，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最为“粗暴”的国家——土耳其立案数不过5起，涉案金额5996万美元；东盟10国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总共4起，涉案金额1.4亿美元。而同年，印度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共有9起；2007年度截至8月31日印已对我发起7起反倾销调查。

1.2涉案产品范围和涉案金额都有所增长，且出现了涉案金额超亿美元的大案子

中印发生贸易摩擦的行业比较集中，以往主要是中医药化工产品，在所有案件中占了50%以上的比重。近年来，中国的纺织品和轻工产品也开始逐渐遭遇印度的反倾销调查。2005～2006年，中国丝绸在印度被提起反倾销调查，虽然经过了中方政府、行业协会和应诉企业的共同努力，最后的终裁限价平均大幅下调了30%，但这是中国在印度遭遇的最大的反倾销案，涉案金额近2亿美元。

1.3应诉案件的裁决结果大多令人满意

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为了深入贯彻州委五届五次全委会精神及全州工业经济工作会议精神。7月23日至26日，以县委书记茶忠旺为团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郭宏为副团长，县委副书记、县纪委书记李子霖，县人大主任梅汉光，县政协主席祁焕然，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常耀辉，县委常委、上街镇党委书记罗明栋，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李华荣以及全县11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和县级经济综合部门主要负责人共45人组成的漾濞县党政考察团赴祥云县、鹤庆县、剑川县、洱源县、大理市就工业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方面进行考察学习。所到之处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热情接待，并认真引领参观和详细介绍经验。起程考察前，考察团召开了考察团成员会议，要求考察团成员要带着县情、乡情和全县的工业经济发展现状“走出漾濞看漾濞”看他乡发展找自己差距，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进一步增强加快漾濞工业经济发展的信心和决心。23日上午，考察团首先深入在建漾洱电站工地、大理大钢有限责任公司漾濞轧钢厂、跃进化工厂进行考察，对全县的工业经济发展状况作进一步了解。县市历时4天的学习考察期间，考察团实地考察了祥云县的财富工业园区，鹤庆县的新华村”一中、三中，剑川县的上兰工业小区，洱源县的新希望云南邓川蝶泉乳业有限公司，大理市的嘉士伯集团（大理）啤酒集团有限公司等18个考察点。并分别与考察县市的县市领导、县市级综合经济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座谈、经验交流，探讨工业经济发展大计。通过考察交流学习，与考察县市增进了解，加深了友谊，实现了工业项目对接、产业项目对接、强强联手、优势互补，达成了合作意识，搭就了工业经济发展互助平台。考察学习活动中，大家充分感受到祥云、鹤庆、剑川、洱源、大理等地的工业经济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加快工业经济发展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实际实施过程中，立足自身实际，充分发挥资源优势，表现出了空前的大手笔、大气魄、大力度、大举措。具体表现在

一是这些地区的各级领导干部都牢固树立了“工业强县”“无工不快”的思想意识，“新型工业化强县、农业产业化富民、城镇特色化活商”深入人心，形成了想工业、议工业、抓工业，大办工业、加快工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二是这些地区的各级领导都高度重视工业经济发展，县、乡主要领导带头抓工业经济形成了制度；

三是“立足优势抓特色，立足创新抓效益”成为这些地区发展工业经济的理念，把优势发挥到极致，使优势变资源，资源变资本，实现招大商引巨资的突破成了他们发展工业经济的特色。如祥云等县，他们在招商引资活动中利用市场优势招大商、发挥城建优势招大商、打造信用招大商、强强联手招大商等方式实现了“你投资我发展”的双赢目的；又如鹤庆、大理等县市，他们在加快发展中始终紧紧围绕农业产业来发展工业、围绕资源优势来发展工业、围绕旅游产业来发展工业、围绕市场商机来发展工业，达到了依托资源优势招大引强的突破；

四是这些地区在加快发展中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努力营造环境抓优化成为典型，使政府真正成为工业经济运行过程的调节者，工业经济活动秩序的制定者和维护者，以及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者，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全力做好优质服务工作；五是这些地区都高度注重培植支柱抓龙头来发展壮大工业经济，“龙头兴则产业兴”，采取以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促进工业体系的建设，达到工业经济大发展的目的。

考察结束，大家一致认为，这次学习考察活动，触动很大，收获不小，体会深刻，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学到了经验，都感到前所未有的强烈震撼和压力，进一步增强了加快漾濞发展的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和信心、决心。并展开了“学先进、转观念、思发展”的大讨论，大家纷纷表示要学先进、找差距、转观念、树雄心、争突破，立足县域资源优势，强力推进漾濞工业经济大发展。

一、中国与亚洲经济体之间的区域投资合作具有坚实基础

在新的经济发展环境下，中国与亚洲经济体之间逐渐形成区域内新的国际分工，在加强经济合作的前提下，各自发挥自身的竞争优势，促进共同发展。考察中国与亚洲经济体之间外贸与投资往来的状况，可以看到，中国与亚洲地区的经济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

（一）中国与亚洲经济体之间的区域贸易合作关系密切

中国与亚洲地区的贸易关系一向十分紧密，中国和亚洲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在90年代年平均增长16%，已经增长到2001年的296亿美元。从1999年到2000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地区分布情况可以看到，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亚洲经济体。1999年和2000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中与亚洲经济体之间进行部分分别占56.6%和57.7%，而与欧洲和北美洲之间进行的部分均低于20%；中国出口总额中50%以上的目的地是亚洲，而进口总额中60%以上来自亚洲（表1）。尽管世纪之交世界经济仍不够景气，但中国对亚洲的贸易额在2001年比前一年增加144亿美元，已达到288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6%。2002年1月至2月，中国从亚洲国家进口额达218亿美元，同比增长6%。（注：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孙振宇2002年4月12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发言。）

（二）中国在亚洲吸引外资地位突出并与亚洲地区域投资合作关系密切

世纪之交，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国际资本的跨国流动日益活跃，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发展成为主要形式。90年代亚洲地区FDI的流入额几乎均占发展中国家的60%左右，只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的1998年和1999年有所下降。2000年亚洲地区从金融危机中复苏，仍然是FDI的投资重点地区，其FDI的流动突破记录，吸引外资1435亿美元，比1999年提高了44%，占发展中国家份额重新达到近60%。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组建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2010年正式启动，双方的市场互补性和贸易稳定性都得到了提高。农业的发展与我国的国民经济息息相关，因此农产品贸易在中国与东盟贸易之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本文通过对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找出影响其发展的因素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及措施建议。

关键词：东盟;农产品贸易;经济全球化

1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互补性的影响因素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国际贸易日益呈现自由化趋势并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对于我国来说，对外贸易也慢慢开始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一种重要手段。我国和东盟的经济贸易历史悠久，农产品贸易是双方十分重视的合作项目，如今也还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我国经济处于飞速发展的时期，对于农产品的需求由此大大增加，因为纬度不同，许多热带水果、热带蔬菜等我国都会从东盟国家进口，而东盟国家从我国进口一些温带水产品、温带水果等。因此可以看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农产品这一方面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互补性使得双方拥有很好的合作前景，推动双方的自由贸易发展。要想使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健康的发展并长期持续下去，就要重视影响贸易互补性的各种因素，加强对现阶段贸易情况的研究，深刻透彻的分析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为扩大贸易贡献出具有针对性的有效措施及对策。

2农业企业

中国是农业大国，因此在我国农业企业数不胜数，至今也还在不断地兴起，但是这些农业企业绝大部分都还处于发展初期和孕育期，对于农产品的出口贸易还不够成熟。这些农业企业自身的农产品竞争不足，同时还存在着资金匮乏、生产技术低端、销售渠道狭隘等问题，使其很难将农产品打入东盟国家的市场，而东盟国家大力推广竞争了较强的农产品，快速占领市场，因此限制了我国农业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由于我国农业企业受到了压制，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互补性也就难以体现出来。2.1自然因素。农产品的生长过程中，自然因素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对于农产品的国际贸易也具有着重要影响。我国对东盟国家出口的主要是温带农产物，而东盟国家出口给我国的是热带农产品，这都是由于地理及环境的因素得到的结果，因此自然因素对于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互补性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自然因素还决定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对其的未来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2.2交通运输。由于是国际贸易，故需要考虑交通运输方面的影响。通常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采取的交通运输方式是公路运输，部分农产品采用海上运输以及内河运输的方式，这样可以公路运输的压力，使得农产品贸易能顺利高效的完成。但对于一些新鲜且保质期较短的农产品来说，目前的航运水平难以使其在农产品最合适的使用期内到达目标市场，因此造成一定的损失。随着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不断变化与发展，现有的交通运输条件逐渐满足不了其要求，对其互补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2.3品牌效应。品牌效应在国际贸易中是一个很好的销售手段，通过增加知名度加大销售量从而提高出口竞争力。东盟国家的农产品进入我国市场，能够补充我国农产品市场上缺乏的品种，而我国的农产品进入东盟国家的农产品市场，将会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加知名度。但目前国际市场上，中国的农产品名优品牌比较少，若是名优品牌比较多的话，我国就能利用品牌效应更有效的补充东盟各国农产品市场上缺乏的品种，从而促进双方的农产品贸易互补性。2.4贸易政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以来，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使得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农产品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区的有利条件，充分补充双方农产品市场上缺乏的具备互补性优势的农产品。通过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的方法，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贸易互补性不断增强，因此大力推进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发展。然而，现在依旧存在着贸易壁垒，因此还需要重视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交流，加强各国的深入合作，不断完善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政策。

摘要：经济互补性是实现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前提。从中蒙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要素禀赋等方面看，两国具有较强的经济互补性，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将有利于提升两国的福利。

关键词：中蒙；经济互补性；经济结构；要素

禀赋经济的互补性是实现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基础。国家间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要素禀赋的差异性和互补性越强，双方实现自由贸易能够获得的经济效应往往也就越大。反之，倘若两国经济结构相似，竞争性大于互补性，那么两国形成自由贸易区所产生的经济效果往往不会特别显著，因而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也就越小。本文将从中蒙两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货物贸易等方面分析两国经济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探讨中蒙实现自由贸易的基础条件是否充分。

1中蒙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互补性

中蒙两国虽然都不属于发达经济体，但两国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还是存在较大差距，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一点可以通过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经济发展环境和模式等方面的分析得出。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中蒙两国之间存在互补性。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宣布实施改革开放，开启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总体上保持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态势，2018年，中国实现GDP总额13.6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较之199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0.9倍，年均增长13.9%，这么快速的经济发展对于一个大型经济体来讲实属罕见。从1992到2018年，中国人均收入也取得了较快增长，1992年人均GDP仅为390美元，201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9470美元，26年间共增长了23.3倍，年均增长12.7%。20世纪80年代，蒙古国经济发展态势总体平稳，人均GDP维持在1300-1600美元左右，但随着冷战的结束，由于苏联的解体和经互会的解散，蒙古国失去了苏联和经互会强有力的外部援助，蒙古国经济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国内生产总值迅速下滑，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较低水平。从1993年开始，随着蒙古国中央政府逐步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发展止跌回升，1993年蒙古GDP增长率为2.1%，但人均GDP始终不足1000美元，直至1996年，蒙古国GDP也仅及1989年的53.1%。［1］2006年，蒙古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亿美元，接近1989年水平，但受到随后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蒙古经济再次陷入衰退，增长率为负。随着金融危机影响效应的减弱，2010年，蒙古国经济实现复苏，2011年蒙古国GDP实现104亿美元，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2018年，蒙古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30.1亿美元，人均3580美元。中蒙两国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差距在两国经贸合作和国际分工方面可以形成互补性。

2中蒙产业结构互补性

摘要：目前对长江三峡旅游资源的研究一般集中在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可开发性等方面，本文试从旅游资源的互补性着手，对区域性旅游资源进行共享多赢方面的进行基础性探索，为跨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思路。

关键词：旅游资源互补性长江三峡金三角

旅游资源是构成旅游活动的三大要素之一，是旅游系统中最根本的要素。科学的对旅游资源展开研究是一个地区进行旅游规划和旅游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一个区域制定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和发展旅游业的基础。

一、旅游资源互补性研究的意义

1.形成对旅游资源的再认识

旅游资源是有限的，很多是不可再生的，科学的利用好现有资源有重要的意义。通过不同思路的研究，我们总能找到其令人惊喜的价值，从而谋划出新的旅游产品和线路。旅游资源的互补性研究就是从不同尺度的地域范围、不同的角度以互补性进行分析和研究现有资源，重新评价和定位现有的旅游资源，挖掘更多的资源优势。

摘要：目前对长江三峡旅游资源的研究一般集中在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可开发性等方面，本文试从旅游资源的互补性着手，对区域性旅游资源进行共享多赢方面的进行基础性探索，为跨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思路。

关键词：旅游资源互补性长江三峡金三角

旅游资源是构成旅游活动的三大要素之一，是旅游系统中最根本的要素。科学的对旅游资源展开研究是一个地区进行旅游规划和旅游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一个区域制定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和发展旅游业的基础。

一、旅游资源互补性研究的意义

1.形成对旅游资源的再认识

旅游资源是有限的，很多是不可再生的，科学的利用好现有资源有重要的意义。通过不同思路的研究，我们总能找到其令人惊喜的价值，从而谋划出新的旅游产品和线路。旅游资源的互补性研究就是从不同尺度的地域范围、不同的角度以互补性进行分析和研究现有资源，重新评价和定位现有的旅游资源，挖掘更多的资源优势。

摘要：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我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既有中印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相似性、贸易保护主义等外在因素,也有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不均衡、地理方向集中等内在因素。面对新的复杂多变的贸易摩擦,我们应该理性分析,从不同角度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关键词：贸易摩擦;现状;原因;政策选择

1中印贸易摩擦的现状分析

1.1立案数量多

中国历年来在全球遭遇的反倾销调查中，虽然美国和欧盟的涉案金额占大头，但是，印度的立案数位居第一。而在发展中国家当中，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无论是立案数和涉案金额，印度都是位居前列。自2003年以来，印度每年对我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至少在6起以上，2006年，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最为“粗暴”的国家——土耳其立案数不过5起，涉案金额5996万美元；东盟10国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总共4起，涉案金额1.4亿美元。而同年，印度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共有9起；2007年度截至8月31日印已对我发起7起反倾销调查。

1.2涉案产品范围和涉案金额都有所增长，且出现了涉案金额超亿美元的大案子

由于中西方在地域特征、历史背景，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因此，中西方美学自发端之处就有着明显的差异，并形成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毫无共通之外。美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本文通过比较中西方美学史上几位美学大师对艺术功能论的见解，探寻中西文明史中人类在文艺思维模式上的某种相互认同感，以期揭示二者的理论互补性特征，进行中西文化对话。

在时间维度上，从世界文论发展历程来看，孔子在文艺方面的见解是中国文艺理论的发端，贺拉斯则是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古代文论的先声之一。孔子和贺拉斯虽然处于不同的国度，但他们对诗歌功能的见解却有不谋而合之处，二者都从社会伦理角度强调了诗歌的教育和审美功能。“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诗的功能的系统总结，也是孔子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语：“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这句话可以看做是孔子对诗之内涵的高度概括。“兴”即“感发意志”［2］；“可以兴”说明诗歌可以感动人、鼓舞人，具有艺术感染作用。“观”即“观风俗之盛衰”［3］；“可以观”说明作者通过作品可真实客观地帮助读者了解和认识风俗的盛衰和历史风貌的本质。这说明诗歌具有既能用审美情感陶冶人们的心灵又能启示人们去认识社会的作用。“群”即“群居相切磋”［3］，诗歌能帮助人们互相切磋砥砺，提高思想修养，使心灵得到沟通和净化。“怨”即“怨刺上政”［3］，“可以怨”说明诗歌可用来疏散怨愤，表达民间疾苦，对时事政治发表批评意见。显然，这里的“兴观群怨”不是单一着重于诗的某个侧面，而是高屋建瓴，从整体上把握诗的特征，要求诗歌在给人美感的过程中实现其教育目的。在文艺的功能问题上，贺拉斯提出了著名的“寓教于乐”说。他认为，艺术有着不可忽视的教育作用。艺术是一种美，它能给人带来美感享受，但是，美感享受中必须包含进步的、有益的思想内容，这是艺术的更深刻、更本质的价值所在。贺拉斯给予作品的思想内容高度的重视，并认为诗可以从道德伦理上启迪人的文明与智慧。他还指出诗歌在古希腊时期的作用是在整天劳动结束后给人们带来欢乐。因此，“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4］。诗既要给人快感和乐趣，又要对生活有所帮助，二者缺一不可。贺拉斯明确地认识到，文艺作品具有“教”与“乐”两种功能，其关系是“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4］，即艺术的审美作用与道德教育作用的有机统一。贺拉斯的这种看法影响是很大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在使人获得审美快感的同时，必然也会潜移默化地使人受到启发和教育。“寓教于乐”理论就从社会伦理角度揭示了文学艺术的审美作用与认识教育作用之间相互统一的关系。对比可见，“兴观群怨”和“寓教于乐”都揭示了诗的本质：诗中所包含的具有普遍性的真、善、美必须通过明晰的个性化，转化为个体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也就是说，诗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美的统一，即诗的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是相辅相成的。在中国，梁启超在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具体而精辟地分析了小说感染人、产生阅读效果的四个心理体验过程，即“熏浸刺提”说。

在西方美学史上，与梁启超这一思想遥相呼应，康德的美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把审美的根源推进到人的心理深层，从鉴赏判断的角度对审美过程中各种不同心理能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空前深入的探讨和分析，认为美感是知性与想象的和谐运动。康德的这一观点也从艺术功能论角度揭示了美感的心理机制。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指出读者的情感发生与情绪转换，是由作品所内含的情感力与读者的心灵心理的感应所引发的。实际上，梁启超所揭示的正是西方现代美学所提出的“移情”现象。他把审美心理的这种移情功能称为“移人”，并且把艺术情感的这种“移人之力”具体分解为“熏”、“浸”、“刺”、“提”四种，即美感的心理过程有这四个过程。“熏”、“浸”、“刺”的共同特点是“自外而灌之使入”，但三者间又有差别。“熏”之力为“烘染”。”“浸”之力为“俱化”“熏”与“浸”都是审美过程中的渐变，强调潜移默化。“刺”之力是“骤觉”，与“熏”、“浸”之力的作用原理在于“渐”不同，“刺”之力在于“顿”。因此，刺激力愈大，思维愈敏锐，“刺”的作用就愈强。“熏”、“浸”、“刺”三力各有特点，但它们对接受者的影响都是被动的自外向内。“提”之力则是审美之最高境界，是“自内而脱之使出”。在“提”中，接受主体进入非常自由的审美想象空间，成为积极能动的审美主体，他完全融入对象之中，化身为对象而达到全新体验。“提”是梁启超最推崇的审美境界，也是其对审美主体的全面改造。［5］康德美学围绕人的主观世界探索人的内心，巧妙地从判断力入手来解答美学问题，把审美的根源推进到了人的心灵。在审美活动中，人们依据自己的反思性判断力来作出审美判断。正如康德所说：“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的愉快或不悦而对一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一个这样的愉快的对象就叫作美。”［6］康德美学通过判断力把探寻美的根源的触角深入到人的内心，与主体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相联系，从人的心理深层与外部世界的和谐相契层面上寻找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和谐关系。他认为鉴赏判断是人的内心诸能力的一种和谐一致或游戏状态。审美中的这种和谐关系并不涉及感官的欲求，也不与任何利害结合，所以它超脱了功利，显现出自由和谐的特征。反过来说，如果主体能够进入到审美状态，那么他的心理就会达到一种十分自由和谐的状态，从而能够避免由于各种心理能力的不协调而导致的一系列心理问题。梁启超的“熏浸刺提”四力说描述了艺术作用于人的基本心理过程与特点，揭示了审美心理在艺术活动过程中的特点与奥秘。美感的这一由浅入深的心理过程与康德“美感的心理机制”形成超越时空的互补性，恰好契合了康德美学的心理和谐思想。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与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说从伦理角度阐释了中西美学功能论在美感内涵与美感特点上的互补性；梁启超的“熏浸刺提”四力说和康德美学的心理和谐思想则从审美心理角度使中西美学功能论达到了某种默契；那么，如果使社会伦理与审美心理两个角度相结合，中西美学功能论是不是仍然存在某种互补性呢？有心的读者只要稍微留意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诗”理论［1］与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说［4］，问题的答案便不言自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追求的道德规范，成为仁人君子所指出的美育的途径。这句话不仅体现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积极用世思想，还表明了孔子的艺术功用观。孔子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十分重视“兴于诗”。在此阶段，人格建立刚刚启动，在感性形象的感染、激励下，思想情感逐渐形成对善的肯定，对真的追寻。“立于礼”是从对礼的尊崇中接近“仁”的过程，该阶段是于“兴于诗”之后过渡到的理性阶段，意在使“礼”的准则内化于心。“成”是完成的意思，比“立”更高一层。在孔子看来，人格的完成不但要在理性上认同，而且要在感情上融合。音乐是人的感情的表露，最适宜于表现人的情感，最易于打动人的心灵。音乐使人达到如醉如迷、乐而忘返的境界，正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精神最高境界，即“仁”的境界。孔子将艺术与人格建构、审美与人生相联系，努力通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美育理论追寻一种充满自由的人生境界，让我们认识到艺术使人性完善，同时使人性得到自觉的显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悲剧的功能提出“卡塔西斯”，对catharsis一词，向来研究者看法不同，比较贴切的有罗念生的“陶冶说”和朱光潜的“宣泄说”。“陶冶说”认为悲剧通过怜悯和恐惧养成人自身控制怜悯和恐惧之情的忍耐力。“宣泄”的要义在于通过音乐或其他艺术，使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因宣泄而达到平静，因此，有利于恢复和保持心理的健康。悲剧“卡塔西斯”之“宣泄”，从过程看，通过宣泄强烈的情感而获得随之而来的痛快感，因此悲剧是一种真正的痛快。

悲剧“卡塔西斯”之“陶冶”，即从结果看，经过多次情感操练，最终控制怜悯与恐惧之情的忍耐力。由此可见，悲剧的功能是宣泄与陶冶的统一，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美育理论是一种积极用世的艺术功用观的体现，而亚里士多德“卡塔西斯”的落脚点则是人的心理（即文艺的审美效益）。审美教育的实现是寓伦理性于审美体验之中的，而从“宣泄”到“陶冶”的过程，也就是心理到伦理的过程。可见，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使艺术功能论在中西方美学的发端处就具有了互补色彩。

中国文学的主体是诗歌、散文，中国绘画又以题画诗———诗词题跋形式进入画内。《历代题画诗类》专集中有关山水题画诗约计2732首，诗人画家的文学修养和审美趣味，使得中国文人与画家的创作选择具有结构后果上的趋同，造成了创作主体文化心理结构的一致性。对中国文学与绘画审美形式互补形态的主、客观因素的研究与探讨，也是对其进行系统的、整体的对照过程，以促进文学与绘画的创作。

一、文化心理结构的一致性

(一)题材选择结构后果的趋同

中国古代，视人为自然之子，“天人合一”即是古人与自然之间通畅、和谐、完满、契合的态度和对生命精神的自由体验状态。春秋战国后，儒家典型代表人物孔子有“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汉代刘向的《说苑》中也记载了一段以水比君子之德的论述。其中元代画家倪瓒的《六君子图》画上有黄公望等人的题诗“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物立无偏颇”，就表现了“比德”的审美观以及对自然伦理的追求。在张扬个性的魏晋玄学的推化下又发展为“畅神”的自然审美观。“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招隐诗二首》)左太冲所言的“山水清音”不仅触发了士人纵情山水、经日忘归，也使其探寻生命意蕴的旨趣发散到文艺领域的各个角落。于是乎文道画艺，山水诗文无不以追求动人的生命节奏为上。唐代文学家王维在《山水论》中将山水之神称为“气象”，其诗《山居秋瞑》:“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孟浩然的《宿建德江》:“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等往往皆是“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1］242。使得情景交融，物我两忘。宋代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画意、境界时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为何山有如此之“意态”，那是因为“看此画令人生此心……此画之意外妙也”。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大部分以山水为题材的诗和画，都表现了“畅神”的审美观。

(二)常规意念上的融通

由于中国艺术精神的自觉，主要表现在文学与绘画两方面，使得这两种艺术相辅相成而成为千载史实。画家涵蕴着的思想感情，每因题诗而得到倾诉，构成了文学与绘画在创作主体常规意念上的融通。古人刘勰也讲:“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2］朱熹在《楚辞集注》中就提到“托物兴词”，后代则有“观物有感焉，则有兴”［1］187。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文人画梅、兰、竹、菊“四君子”等植物，借物抒情、托物言志，具有“诗人感兴，不必定理、定情，景逐意生，境由心造”先言他物的意念上的融通。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常规的心理状态和艺术意念，也形成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互补性人生趋向。如宋亡后的爱国诗人兼画家郑所南所画的一幅“寒菊”上题有:“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诗句。由此可看出，文学创作主体乃是缘心感物的过程，同时也就不难理解诗人张鹤野为石涛所画《渔翁垂钓册页》所题绝句:“寒夜灯昏酒盏空，关山偶见图画中，可怜大地鱼虾尽，犹有垂竿老钓翁。”经此一题，石涛那种国破家亡的心情便跃然纸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