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艺术范文10篇

公共艺术（PublicArt）是自西方引入中国的概念。随着现代城市生活发展，以及现代人公共意识和审美水平的提高，公共艺术近年来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诸多学者在讨论公共艺术概念时，或强调视觉的共享性，或强调思想共识下的开放性，或强调公共空间和公共场域的权力话语方式，不一而足。其中，顾丞峰将艺术的公共性归结为“公众对艺术的平等参与”和“公众对艺术的互动理解”两层含义。（顾丞峰《艺术公共性与公共性的误区》，《文艺研究》2004年第5期，第114页）而公共艺术强调公共性，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形态拓展和观念介入。本文将从以上两个层次出发讨论公共艺术的发展模式。

一、以在地性为起点的公共项目模式

城市是现代民众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城市的聚居特性使得民众除自己私人生活的空间外，也和他人及社会的活动空间出现叠合，从而为公共性的讨论提供了前提。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研究指出，“公共”概念是基于近代市民社会兴起后的产物，公共性的提出和讨论都离不开社会的民主和开放，是在公众的自由交流、相互讨论、可参与的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建立在艺术公共性基础上的公共艺术，离不开多方的参与，也必须尊重各方参与者的权利。公共艺术的创作主体是艺术家，面对的受众主体是市民，而政府或者商家或作为组织参与者或管理实施者，各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评判标准。政府作为城市的公共管理者，首先要统合公共项目各参与方的利益诉求，并在此基础上觅得一个开放的平台平衡各方的诉求形成合力。这其中，政府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参与深度。但总的说来，大型公共艺术项目几乎都离不开政府的参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会居于主导性地位，因此，“平等参与”的各方需要在一个可以保证各自权利的协调人下进行有益、有效的互动，达成共识，共同完成在艺术领域的公共话语表达。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执政时就动用政府权力和资源以国家赞助的形式支持公共艺术发展，从而推动了美国艺术发展。在获取社会各方共识上，从在地性出发的思维方式显然有优势。在地性（Site-specific）是基于项目所在地的时空背景联系，在特定历史人文状态下的地域空间中形成具有问题针对性的思路和方法。与全球化带有普适性的解决方式不同，在地性需要根植当地文化、现场空间、居民期待等现实而具体的因素，并在交融和博弈中形成新的共识。这一共识不是被预设和强加的，是在对话中不断被建构和整固而形成的。这种“接地气”的对话方式使得各方可以在同一层面进行交流，除去不切实际的想象，因而更加容易在一致性目标下推动认识，各方利益诉求也具备了“平等”表达的可能。2018年西安美术学院公共艺术系受邀参与西安高新区的双创园公共艺术改造项目。在这个与城市共同生长的公共艺术实践项目中，创作小组将对公共艺术的创作性思维融入城市日常，公共艺术的在地性、功能性和视觉重塑成为了这个项目在构思和执行过程中的重要指标。创作小组在实地考察和调研之后分别对应双创园不同的地块提出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方案，罗列出人造景观、物派、消失、重组、渐隐、按年龄、可翻转、二次元、视错觉、再布局等关键词对应园区在景观设计和公共家具方面多重焦点、多种视觉形象堆叠和拼合造成的杂乱和拥挤感，同时提出了对应之道。如同《艺术走向公众》的作者布特纳（laudiaBüttner）所说，“项目不再是一种计划、设计，而是一个艺术的概念，它是为了某个特定情况、某个特定地点和时间所设计和上演的。”公共艺术作为一个内涵广大、形式多样的艺术方式，使艺术通过活动和事件介入到公共空间，“社会参与性”和“介入型”正在成为艺术与公众、艺术与城市、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有效通路。

二、在社会介入中发生的公共艺术

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在强调公共与私人概念的对立性基础上，构建起由人的言行互动形成场域的公共领域概念。这种场域构成在个人之间搭接起一个交流互通平台，艺术于是具有了在各种关系之间相互介入的可能。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提出“场”（field）的概念，对行动者在社会中的地位涉及多维社会空间关系与作用进行阐述。与行动者文化知识背景有关的习性因素和与经济状态有关的资本因素综合作用，形成具有半自主性的地位场，场内部与各场之间的作用也影响到行动者所处地位。习性被指向为在文化定向性中产生的即兴创作能力，也是各个场相互转换的动力因素。故在场域关系的构成中，艺术因为这种对规定性的改变能力显示出其重要的价值。公共艺术在这方面的作用尤其显著。与以往艺术形式拘泥于美术馆或博物馆内部空间的展示方式不同，公共艺术一开始就将公共空间纳为自己的创作元素，不限于本体化的语言呈现，而更多从公共关系中建构艺术语言。它可以是雕塑、绘画等传统架上形式，也可以是装置、行为、影像等更具行动性的当代艺术形式。公共艺术与公共雕塑区别开来，在越来越多的公共艺术项目实践中，公共艺术的概念边界和形态创造在不断拓展，民众对公共艺术的认知和接受能力也在不断扩展。如克里斯托夫妇（ChristoandJeanne-Claude）在1995年实施的《包裹德国国会大厦》，成为当时一项轰动的公共事件和一件重要的公共环境景观，柏林政府专门为此向两位艺术家致谢，当地民众和舆论反响热烈。对公共空间的视觉关系和权力关系隐喻的改变是这件作品最引人瞩目之处，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接口，使得民众可以“平等自由”进入公共话题的谈论与思考中，并通过公共领域的互动交流使个人的意见得以表达。因此，公共艺术提供的介入方式为公共话题的发现和延展以及公共意识的形成和推动做出贡献。不仅是城市这个公共领域有艺术发挥的空间，在现代社会中逐渐被边缘化的乡村同样需要新的文化建构力量。乡村不只是都市人精神放牧的田园，也不是等待社会改造的落后对象，而是具有独立文化形态的社会空间。区别于政府推动的“美丽乡村”计划或者资本参与的“乡村旅游”项目，艺术家希望用公共艺术的介入方式使乡村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建构文化力量。毕业于西安美院的艺术家靳勒在家乡甘肃天水市的石节子村建立了石节子美术馆，通过个人的艺术实践带动整个村的乡亲们加入到用艺术改变生活的活动中去。经过多年努力，村民们跟随靳勒走出大山，参与全国多地的艺术活动，也引来许多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关注和参与。与其他乡村艺术计划相比，它的特色在于出自本土去到他地接受教育后返回乡土的艺术家主持者。靳勒身上所具的对本乡本土的感情和在地性思维与其他外来“念经和尚”截然不同，故而他愿意持续性地、局部性地、渐进式地实施这项非功利性计划，保证了艺术自然生长，也使得艺术起到了其他行政和资本方式无法达到的公共空间与文化力量建构的作用。由此可见，公共艺术的社会介入前提仍然是对各参与者的平等尊重和建立起良好的互动理解。

三、公共话语的建构

语言艺术与个人的文化修养、整体素质有密切关系，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医护人员的语言艺术对自身形象及患者疾病的康复关系密切。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有利于医疗事业的发展，有效地传播医疗信息，可以加强与患者的联系，可以准确地协调医患之间的关系;从医护者本身来说，有利于完善美好的理想人格。以人为本，救死扶伤，诚实守信，为民服务，宽厚豁达，乐以助人……今天不太成熟地归纳了几点体会与大家切磋一下，权当抛砖引玉吧。

1有益的启发

一位年老体弱有冠心病和糖尿病的患者到一家医院就诊，一护理人员对他说:“你的病不好治，要住院，先回去多准备一些住院费。”患者听后心情非常沉重，没有拿药就走了。后来他又到了另一家医院，这家医院的一位医护人员和蔼地对他说:“老人家，您别害怕，冠心病和糖尿病都是慢性病，只要坚持正规的治疗，合理饮食休息，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您这病一定会见好的，请相信我们医院的实力。”一席话打动了患者，他很快办理了住院手续，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病情一天天好转。足以说明，由于医护人员讲话艺术不同，在同一病人身上，却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事虽不大，但却令人深思借鉴。

2讲话的艺术性及其特点

医护工作者讲话艺术是一种综合艺术，它是从内容到技巧具有一定美感的有声语言的表达，其特点是:

2.1主动性医护人员要积极主动地与患者进行交流，尽快了解他们的病情病史、性格爱好，从而增强对医护人员的信任感和依赖感。

一、回归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中国视角”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马森（MaryMason）在《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WesternConceptsofChinaandtheChinese，1938年）一书中曾对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艺术作过总结：“从整体上说，西方人并不欣赏中国人的艺术作品。西方的评论家们用欧洲人的艺术原则作为一种标准来衡量中国人的艺术作品。把符合这一标准的中国作品称之为好作品。”①时时处处以西方艺术为衡量标准，“中国艺术”未能得到客观理性的认识与评价。即便是西方大学象牙塔内的学术研究，也无法克服此种偏见与误读，这一问题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均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柯律格分析到：“更确切地说，是强调中国与‘西方艺术传统’的差异，而在中国实践领域里跨时空的差异性显得不是那么重要。”②中西美术差异性的过多强调，代表着一种拒绝的姿态。此时的西方学者不愿意或者无法站在中国美术史独立自足的立场上展开研究。在中西美术初次邂逅之时，这种状况是不可避免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美术传统，尚未建立平等理性的对话平台。“中国视角”的探索正是西方汉学中国美术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图像（Image）、材质（Material）、功能（Function）、类型（Type）、风格（Style）等方面的差异，使西方美术史的现成理论与研究模式难以贴切地运用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之中。从中西美术的共性出发，或许能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西方美术史以雕塑与绘画为中心的“艺术”（Fineart）观念是行不通的，势必要扩大视域，采用一个中西美术兼容的艺术定义。柯律格将“自觉的审美意识”认定为艺术的本质特征，并以此作为中国美术筛选、品鉴的标准。然而，必须明确指出的是，柯律格充分认识到了“自觉的审美意识”的复杂性，并没有依此僵化地确定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对象与发展脉络。一方面，对于任何民族的美术史而言，审美意识均有一个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美术史写作应该清晰地还原这一演变过程。要不然，以青铜礼器与墓葬为主的先秦两汉艺术就有可能被美术史研究拒之门外。因此，柯律格所讲述的中国美术史的起点是萨满观念所驱动的原始艺术，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另一方面，“自觉的审美意识”并非仅对专业艺术家而言。新一代的美术史学者抛弃了高雅艺术优越至上的傲慢，对日常生活中的美术进行了更多系统化的研究。柯律格对宗教艺术、礼制艺术、宫廷艺术、民间艺术、艺术市场等诸多艺术领域均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就是要弥合精英与大众、职业与业余的艺术鸿沟。在重新定义“中国艺术”的基础上，柯律格超越了以艺术类型为标准的划分原则，而是根据艺术功能与使用环境的差异，将中国美术分为五大系列，分别是墓室艺术、宫廷艺术、寺观艺术、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它们进而构成了《中国艺术》叙事框架的五大部分。全新的分类原则，实际上是全新研究视角的建立，学者们开始对功能相似的若干艺术门类进行综合研究，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开辟出了一条新路。例如，在讨论文人艺术的过程中，柯律格是将书法与文人画结合起来的，二者不仅在主题与风格上呈现出共同的美学特征，而且同为文人士大夫自我表达的工具。美国华裔美术史研究者方闻在《心印》一书中更加印证了书画综合研究的必要性。他指出：“对于文人艺术家来说，书法是比绘画更为天然的媒体。早在公元3世纪初，从汉代末年开始，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就已经完成了自身发展的全部历程，远在山水画之前就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形式。以后几个时期里，山水画艺术的兴起得益于艺术家的书法经验和书法知识。”③先行发展起来的书法对文人画的美学风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方闻甚至提出了“书法性山水画风格”的说法，并以此来描述“元四家”的画法与风格。其结论是否经得起推敲暂且不论，但至少看到了书画综合研究的学术潜力。然而，“自觉的审美意识”也存在着致命的学理缺陷。首先，美术的视觉特征有被忽视或湮没的倾向。审美意识是所有艺术门类的共同特征，因此“自觉的审美意识”对美术而言是一个大而无当的概括。同时，柯律格的中国美术研究也频繁地使用了“图像”（Picture）这一术语，其著作《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PicturesandVisuali－tyinEarlyModernChina，1997年)就是以图像研究为中心的。但是，“图像”也比美术更加宽泛。对此问题，巫鸿论到：“新一代学者们并没有退入被重新定义后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缩小范围，而是把更大量‘非美术’的视觉材料纳入以往美术史的神圣场所，其结果是任何与形象（Image）有关的现象———甚至是日常服饰和商业广告———都可以成为美术史研究的对象。”④美术价值的描述与评判，是美术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当大量非美术的作品涌入进来，美术史的基本特色、发展轨迹与总体规律就会变得混乱不清。巫鸿、柯律格等学者虽然有学科反思，但在具体学术研究中却无法轻而易举地转向。其次，古今美术观念并未有效协调。审美意识是时移世易的，因此中国美术史写作存在着古代与现代两种视角。古代视角强调的是对中国美术史本来面貌的还原，而现代视角则表达了对中国美术史的重新评价，两者都是美术史研究的学术诉求。柯律格的《中国艺术》确实同时建构了古代与现代两个评价角度，但是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没有将两者有条不紊地呈现出了，留给读者的是混乱不清的印象。另外，《中国艺术》并未涉及中国古代建筑艺术，这也是一大缺憾。在古代文人的观念里，建筑仅是工艺而已。正如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所论的：“建筑在我国素称匠学，非士大夫之事，盖建筑之术，已臻繁复，非受实际训练、毕生役其事者，无能为力，非若其他文艺，为士人子弟茶余酒后所得而兼也。”⑤西方美术观念传入之后，国人已把建筑当作重要的艺术类型之一，因此有必要在中国美术史给建筑艺术留一席之地。

二、“原境”重构与中国美术史的学术转型

“中国艺术”在内涵上的重新调整也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学术理念的启发，从而全方位改变了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以滕固、李朴园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美术史研究者，接受了温克尔曼（JohanWinkelmann）、海因里希·沃夫林（HeinrichWolfflin）等西方学者所创建之风格理论（StyleTheories）的影响，形成了以“风格”为核心的分析架构。在《艺术史的基本原理》（PrinciplesofArtHistory,1915年）一书中，沃夫林认为以视觉图形为基础的“风格”是艺术史研究的核心任务，而“风格”的发展变化主要受到民族、时代与个人三大要素的制约。其中，随着文化时期而不断演变的时代风格是艺术史理应关注的焦点。⑥风格理论超越了以具体艺术家、艺术品为中心的微观的印象式艺术批评，提供了更为宏观而理性的研究模式。这正是滕固等美术史家引入风格理论的初衷。在《唐宋绘画史》中，滕固首先批评了中国古典绘画史的研究方法，它未能“广泛地从各时代的作品抽引结论”，未能出现“较可人意的绘画史”，只“屑屑于随笔品藻”，然后倡导由“风格”统领的艺术史研究模式，“绘画的———不是只绘画，以至艺术的历史，在乎着眼作品本身之‘风格发展’”。⑦在图像分析与文化史的辅助下，滕固对“风格”的起源、发展、繁荣、衰落与转向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描绘与阐释，并以此确立了中国美术史的分析视角与叙事线索。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风格理论成为了现代中国美术史学科的通行研究模式之一，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步伐，大量高品质的著作与论文已经清晰完整地勾勒出了中国传统美术的发展历程与演进轨迹。尽管如此，在后现代主义解构思潮的语境之中，以“经典”（Classics）为重心的风格理论及其研究模式，受到了新一代美术史家越来越多的质疑。实际上，英美汉学界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引领了这一次学科反思。巫鸿概括到：“新一代的艺术史家试图摆脱以艺术家和作品为中心的传统思维方式，而把艺术品放在社会、经济、思想史的大环境中去观察，或在理论层次上把哲学、语言学、心理学及文学批评中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用以分析和解释艺术的形象和表述。”⑧美术史不仅是按照自身逻辑发展演变的独立自足体，而且是不断与政治、宗教、哲学等外部要素交流互动的开放体。跨学科的审美维度因此对美术史研究而言是绝对必要的。巫鸿认为，美术史要注重艺术品“原境”（Context）的重构，要发掘“历史物质性”（HistoricalMateriality）与艺术品视觉属性的互动关系。⑨柯律格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和巫鸿有同样的研究思路。柯律格所主张的“借脉络来定位之术”（ArtofContextual－ization)⑩，实际上和巫鸿的“原境”重构是如出一辙的。对“原境”的关注与研究，使中国美术史研究顿时视野大开。首先，艺术活动的整个链条与诸种要素得到了全方位的观照。美国文艺批评家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镜与灯》（TheMirrorandLamp，1953年）中认为艺术具有四大要素，分别是作品、艺术家、世界与欣赏者，并以此确立了艺术批评的坐标体系。輯輥訛若依照同样的思路，我们就会看到，完整的美术批评应该综合四大要素对艺术进行全面的考察。但传统的美术史研究偏重于艺术品与艺术家，而忽略了世界与欣赏者这两大要素。此种缺漏在英美汉学界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得到了弥补。比如，高居翰所著的《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ThePainter’sPractice:HowArtistslivedandWorkedinTraditionalChina，1994年）通过四大要素的交叉分析，具体而微地还原了中国传统画家的真实生活状态。高居翰解释到：“晚期世纪的中国收藏家和绘画爱好者常常以颇脱离作品原始情境的方式去欣赏绘画作品，以及写文章评述它们。这一中国绘画传统的审美化和非情境化，使得我们现在许多时候，均难以还原作品的本意和功能。”輥輰訛高居翰对中国传统收藏家与鉴赏家的艺术批评是不满意的，它们侧重于艺术品的感性分析，对艺术品的创造与流传有所忽略，因而显得过于主观随意。画家生涯的学术目标就是要还原传统书画的创作环境与传播状态。古典绘画的存在状态与传统画论所宣扬的“美学理想”是不尽符合的，事实真相要远为复杂多样。柯律格也有类似的文人画研究思路。在《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ElegantDebts:TheSocialArtofWenZhengming,1997年）一书中，他发掘出了文人画作为“社交性艺术”（SocialArt)的面向。文人画既是士大夫抒情言志的独立审美空间，又是世俗社会中应酬交际的礼物或者养家糊口的商品。艺术家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处境，以及文人画可能具有的商品性，在传统画论与鉴赏之中是被隐没的。这些先期的理论与观念最终汇聚到了《中国艺术》之中，柯律格专门辟出“文人生活中的艺术”与“艺术市场”两章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生产与消费进行了详细解说。其次，“原境”的还原呈现出了艺术功能的多样性，拓宽了美术史的研究范围。柯律格在《中国艺术》一书的导言中对其艺术史研究理念进行了清晰的解释：“它站在自己的出发点利用背景材料，即创造和使用这些艺术品的社会与物质环境。关于这点的争议之一是，在中国艺术的研究中这一方面此前很少受到关注。事实上，在中国和西方的知识传统中，‘艺术’和功能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有了相互独立的范畴。”輱訛輥传统的美术史研究是以“艺术性”为中心的。然而，除了审美价值，艺术品同时也具有宗教、哲学、日常生活等多层维度的实用价值。艺术与其诞生、传播的时代自始至终处于互动关系之中。20世纪50年代起在国内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也着力于这一互动关系的研究。但是，它展现的仅是呆板、肤浅而模糊的互动表象。在跨学科的视野中，英美汉学家们将视觉形式的分析与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将时代与艺术的深层联系揭示出来了。葛兆光曾高度肯定文物、书画对于思想史研究的价值：“视觉上的问题常常也是观念性的问题，图像的布局、设色、主题中不仅有审美的趣味也有生活的趣味，甚至思想史的内容。”輲輥訛严密而审慎的图形分析，既解释了艺术品美感的生成方式，又再现了一种被历史尘埃所湮没无闻的“历史”或“思想”。

三、中国美术史撰述模式的探索

和其他历史类学科一样，美术史最终呈现为一种叙事文体。美术史的撰述方式，鲜明生动地表现了研究者的美术史观。后现代主义叙事理论拆穿了“历史叙事”客观公正的假面具。所有的“历史叙事”都带有某种程度上的主观性，撰史者若不依照特定标准对原本庞杂纷乱的历史事实进行筛选、梳理与重构，一部清晰完整的“历史”是绝对完不成的。恰如菲利普·史密斯（PhilipsSmith)所论及的：“为了理解世界，人们和机构会创造出关于世界的故事。这一类分析的目的，是详细描述这些故事的特点，用理论对其进行归纳，并考察它们的言外之意。”輥輳訛美术史便是一个拥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的故事，对其叙事结构的深入考察，修史者的美术史观就会浮出水面。单从目录上看，就立马可见柯律格的《中国艺术》在叙事方式上的别出心裁。“组合”（Com－position)和“聚合”（Aggregation）是叙事框架的两大构成方法。前者是叙事单元内部诸多要素的历时性排列，而后者是若干独立叙事单元的共时性排列。美术史的通常写法是先“组合”、后“聚合”，即首先以时代为序将中国美术史划分为若干阶段，然后在某个阶段内则并列地对诸种艺术类型进行逐一解释说明。而《中国艺术》则独辟蹊径地采用了先“聚合”、后“组合”的叙事策略。本书五大部分的相互关系是“聚合”式的，墓室艺术、宫廷艺术、寺观艺术、文人艺术与商业艺术是依照艺术功能而区分形成的类型。而在某种功能类型内部，它遵循了“组合”的叙事原则，按照中国历史的朝代更迭对其发展演变史展开论述。美术史的传统写法着重考察时代与风格两大要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美术，因此社会历史的变迁往往带来美术史的跃进或转型。这一研究思路受到了19世纪法国学者丹纳（Taine）文艺发展“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理论的影响。随着丹纳的艺术哲学遭遇了越来越多的诟病，传统的美术史写法也变得问题多多了。陈平在《西方美术史学史》中论到：“丹纳单纯用种族、环境和时代来解释历史与艺术，易于导致循环论证和错误的结论，因为他所谓的‘三要素’，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需要作进一步分析和解释，并不是终极原因。”輴輥訛换言之，时代的文化特征如何影响、表现于美术作品的视觉形式，始终是“三要素”理论没有完满解答的问题。相比之下，功能类型（TypeofFunction）是柯律格美术史研究思路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对功能类型的分析，详尽地再现了艺术品生产与消费的全过程，因此艺术品、艺术家、欣赏者与社会历史这四大要素全部囊括在这一分析架构中了。由此可见，柯律格以功能类型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要比丹纳“三要素”理论更为严密周全。在具体描述特定艺术功能类型之发展史的同时，柯律格间接地表达了颇有见地的中国美术史观。每一个叙事单元时间点的划定，都潜含着对中国美术史“延续”与“断裂”的独特判断。首先，为什么墓室艺术的历史只讲述到650年，唐、宋、明、清诸代的墓葬艺术却根本没有提及？柯律格并未着力于中国古代墓葬的研究，其相关论述大量地借鉴了巫鸿等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但是二者的关注点与结论是略有不同的。巫鸿在《黄泉下的美术》（TheArtoftheYellowSpring,2007年）等著作中对中国古代墓葬展开了共时性研究，其聚焦点位于墓葬艺术的观念性。他论到：“墓葬艺术千年不衰的一个原因在于它吸纳不同信仰和实践以丰富自身的能力。受到绵绵不绝的祖先崇拜和孝道的支持，它在中国古人的社会活动和艺术创造中保持了一个核心位置，在黄泉世界造就了变化无穷的建筑结构、图像程序和器物陈设。”輵訛輥基于墓葬艺术物质性、视觉性、叙事性三大层面的综合分析，巫鸿在思想史的视角上展现了中国文化“彼岸世界”的构建方式与思想支撑。而柯律格则历时性地重点考察了墓葬艺术的美学特质。在陈述完“昭陵六骏”的美学价值之后，他论到：“墓室是居住空间的观念现在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并且被视为个人的居住空间，个人的趣味在此之后将持续发展。”輶訛輥在先秦两汉，墓葬艺术风格的主导因素是宗教信仰，而到唐代，这已经转变为个人趣味了。其次，宋代在《中国艺术》的叙事框架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间点，柯律格将宫廷艺术、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繁荣发展的起点确立为宋代。稍显遗憾的是，柯律格并没有把这一趋势明确地概括出来。由唐入宋，中国历史发生了质的变化。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巨擘内藤湖南指出，宋代社会结构呈现出一个自由而多元的格局，君主独裁政治更加巩固了中央皇权，科举制和文人政治赋予了文人阶层在政治与文化上的优越地位，平民的力量随着农业与商业的巨大发展而日益增长。輷訛輥力量逐步壮大的三大社会阶层，成为艺术品的潜在消费者。社会地位与理想价值的差别，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审美趣味，宫廷艺术、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便是其具体表现。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美术史意识也表现在微观层面的叙事方式之中。柯律格既然采纳了更为宽泛的“中国美术”定义与以功能类型为核心的分类原则，就必然在具体的论述中使用与传统美术史有所不同的撰述方式。不论西方读者，还是中国读者，在阅读完《中国艺术》之后都会有一个疑惑：到底哪些艺术家与艺术品在中国美术史中是一流的？这种状况一点也不难解释。因为柯律格完全舍弃了由“经典”排列而成的论述模式，将关注点投放在最能说明功能类型相关信息与特征的艺术家与艺术品之上。他更加重视的是对中国美术史艺术现象与规律的分析总结，而不是“经典”的展示，事实上后一方面的工作已经被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完成了。功能类型是受制于艺术赞助模式的，柯律格对具体艺术品的鉴赏便充分地考虑了这一点。在西方美术史中，艺术赞助（SponsorshipoftheArts）是推动艺术创作的重要因素，尽管面对着赞助人对题材与风格的设定，艺术家不得不牺牲一些创作个性。那么，中国美术史有没有类似的艺术赞助制度呢？越是忠实地还原艺术品的生成环境，就越是能清晰地看到中国式的艺术赞助方式，它才是刺激诸种功能类型逐步走向成熟的关键因素。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艺术》虽然观念性很强，但依然是一部饶有兴味的著作，因为它善于“讲故事”。英美汉学界的美术史研究擅长于原境分析（ContextualAnaly－sis），柯律格亦不例外。他尽其所能地以讲故事的方式去描绘艺术品的视觉图形与存在环境。栩栩如生的原境再现，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到了中国古典美术创作与流传的原始语境。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与学术理念是使中国美术史研究思路大开的关键，而对新理论的敏感与探索，恰恰是英美汉学界的优势所在。对英美汉学界学术成果的译介与分析，势必会极大地推动国内学界的中国美术史研究。然而，跨学科挪用而来的新理论与艺术理论并不是“亲密无间”的，能否客观而理性地对中国美术史的现象与规律作出解释，依然存在着诸多疑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马东单位：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陈集中学

体育教学语言要科学、条理

语言是表达思维的工具，教学语言必须符合逻辑性规律。如果一个教师的语言表达极富科学条理性，那么这个教师的思维过程也一定十分清晰严密，所讲解的技术动作就连贯规范，组织的教学过程就比较科学合理。因此，加强体育语言表达的科学性和条理性，关键在于锤炼思维的逻辑性。以“原地双手头上掷实心球”易犯四种错误为例：①实心球出手无力，或未完成掷球动作，实心球就离手。②向下掷实心球，几乎不存在抛物线。③实心球出手角度太大，高而不远。④开始掷球时，先屈肘将球降至脑后下方再掷球，用不上以胸带臂的力量。

针对上述四种情况，教师在讲解时语言就要科学有条理，形体语言的展示就要规范连贯，使学生一听就懂，一做就会。这样就加深了学生对新知的理解，锻炼了学生的体育思维能力，也让学生体验到了体育语言的魅力。

体育教学语言要启发、激励

德国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惠指出：“一个坏的教师是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是叫人发现真理。”这也是体育语言启发性的真谛。课堂上教师要通过语言来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发现问题，并善于解决问题。如在教学“篮球的双手胸前传接球”时，根据学生接球时普遍等球，不会主动伸臂迎球的错误接法，笔者有意进行形体语言教学，模仿学生错误的接球手型进行示范，结果造成球接不住或打在自己的胸部上，引得学生哄堂大笑。大笑之后，部分同学就说：“老师，我也好几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真害怕，怕被球打到。怎样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时，笔者引导他们给老师这个错误动作找原因。经过学生的仔细观察和体会，最后统一认识：接球时，双手不能等球，应主动伸臂迎球而后缓冲。错误找准了，同学们再进行练习，基本避免了这种错误动作的出现，很快地掌握了双手胸前传接球技术。由于“错误”来自学生，而毛病让学生自己找，教师加以指点，教学效果自然要比直截了当地传授方法好。

作者：柳世能单位：铁岭市教师进修学院

教学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是靠教师的语言艺术吸引而产生的。学生学习的本能和核心在于学生自身的学习动机。而提高学生学习动机的核心，在于教师在语言上的吸引、诱导和导向作用。我们只有把学生本能的学习动机开发出来，把学生的学习动机，本能的转化为更高层的主动学习、“自我”学习，那么学生在任何时候学习都会收到良好效果。因此，体育教师的课堂语言在课堂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语言艺术的要求

1、纯朴明了。教师的语言要有风格，纯朴明了是教师语言表达的一种方式，更是语言表达的一种风格。这体现在：朴实的话语、丰富得体、自然大方、简单明了、语速适中、立意创新。

2、变序创新。教师的工作是复杂动态创新的，所以要求教师在语言表达上必须具有创新性。教师必须真实有效地对学生进行指点和启迪，必须依据学生的心理、年龄特点安排设计语言表达的顺序先后，让学生欣然接受。

3、反复强调。在教学中，关键问题教师必须反复强调提醒强调。学生在上体育课时学习动机主要体现在“玩”上，这就需要教师反复多次地提醒、矫正、督促，引起学生的注意力，加深学生理解和掌握。

作者：胡加茹单位：云南省楚雄州广通医院妇产科’

护士语言的基本要求

1文明礼貌

中国自古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孔子要求学生掌握的“六艺”中礼就为其首。约翰逊（美）这样形容礼貌的作用：礼貌像只气垫，尽管里面什么都没有，但却能奇妙的减少颠簸。对他人的礼貌，是对对方的尊重，同时也留给对方以亲切、可信赖的感觉，能在有限时间内迅速拉近护患之间的距离，有利于进一步的沟通交流。对患者的礼貌，最基本的就是遵循优质护理服务礼仪中的“七有声”，即患者入院有迎声，治疗时有称呼声，与患者合作有谢声，操作失败有道歉声，患者咨询有解答声，接听电话有问候声，患者出院有送声；另外，牢记患者的名字，并根据年龄或职业使用尊称，也是礼仪的基本要求，切忌以床号或简单的代号称呼患者。

2真诚

真诚是有效沟通的前提，态度决定结果，真诚的态度能美化语言效应。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落实“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要换位思考，学会用患者的眼光去看问题，用患者的心去感受问题，言语中体现对患者的理解和包容。真正履行“七不讲”，即不讲不耐烦的语言，不讲训斥对方的语言，不讲为难对方的语言，不讲挖苦对方的语言，不讲侮辱对方的语言，不讲庸俗的语言，不与患者发生争执。注重细节，无论事情大小，及时解决患者的难题，对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一定不能敷衍了事，应取得患者的谅解后请求相关人员协助解决。

作者：顾晓丹单位：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讲师

19世纪意大利学派杰出的声乐教育家弗•兰佩尔蒂曾说过“一个歌唱者身上即使集中了为取得高度艺术成就所必须的天赋资质，但他若没有掌握正确的咬字技巧，他仍会感到自己无活动能力，而且永远不可能达到完美的境地。”①民族风格或民族化问题虽然包括很多内容，但它的中心问题仍是语言问题。而语言问题的基础就是声乐语言的学习和训练。

准确地说“台词”也好，“声乐语言”也罢都是语言艺术，但是侧重不同。“台词”最终要塑造鲜活的人物，“声乐语言”要字字珠玑，腔圆字正，充分表达歌曲的意境。每每提及声乐，人们往往想到的都是演唱一首首艺术歌曲，其实作为专业的艺术院校应当教会学生树立更远大的目标，也就是说能演唱单曲并将单曲唱好是必须的，作为一名歌唱演员最终还是要走向歌剧舞台，具备通过歌唱的方式塑造人物的能力。一个民族声乐演员必须具备全面完整的表现舞台艺术语言的技能与技巧，具有丰富的舞台艺术语言的修养。把声乐语言基础课仅仅局限在一般的“正音”范围显然是片面的。

在声乐语言教学中应当重视呼吸训练

(一)声乐语言教学中呼吸训练的重要性

提起语言课的训练手段，大家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绕口令。而对于声乐学习，我认为在基础阶段必需要使学生清楚人体的发声结构，并要扎实呼吸训练。正确的呼吸也是歌唱发声的动力和基础，是歌唱艺术表现的重要手段之一。发声的准确与否、音质的优劣以及歌曲情感的表达是否准确到位，也都是与呼吸紧密相连的。

作者：谭青单位：吉首大学师范学院

语言艺术需要针对性

做政治思想工作，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场合，要有不同的方法。所以说，语言艺术要有针对性。语言有针对性必须要求教师做到因材施教、因人制宜，看清对象，因时制宜。切忌信口开河、言不得体、无的放矢。在做学生思想工作中，应根据学生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等，去选择交谈方式和交谈内容。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学生性别不同、思想觉悟不同、性格不同，其接受理解语言能力不尽相同。老师必须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有选择性地确定语言的内容和形式。例如我们老师在做学生思想工作或批评犯了错误的学生时，对外向型性格的学生来说，教师过重的语言对其来说无所谓，但对于内向型性格的学生就不同了，学生会觉得受不了，所以，对于内向型性格的学生只能点到为止。同女生交谈时，有时需要“迂回曲折”，对男生则可以“平铺直入”。教师的交谈必须讲究艺术，特别讲究语言艺术，因为语言的交流还受交流场合的影响与制约，教师要求语言内容和表达形式同所在场合的气氛相协调，就不可随心所欲，不看场合，信口开河。因为众所周知，在谈话时，不同的环境和气氛会产生不同的心理，这些都会影响到谈话的效果。比如牵涉到个人私隐的，或比较严重的问题的等，都应在办公室或室内交谈，不应在人多或比较嘈杂、复杂的地方交谈。当然，对于个别学生的思想工作还可选择室外交谈，如校园散步，或在僻静的地方交谈等等。做学生思想工作，与学生谈话，教师需要选择谈话时机，如发现有的学生思想政治上要求进步，或遇到问题或困难时心情烦躁、情绪低落，或发现学生情绪波动很大，处在十分矛盾之中，并且犹豫不决、无所适从，或受批评或受到处分后思想不通，受到表扬或奖励后骄傲自满，或与别人发生矛盾时情绪激动等等，此时就是谈话的最好时机，必须在事情发生之后立即进行，丝毫不能耽误，否则，时过境迁，就失去交谈的良机，效果就不理想了。

语言艺术需要幽默感

哲学家曾说过，幽默是人们哲理和情感的统一，是人们才学、知识、灵感、智慧等结晶，同时也是语言交流的润滑剂和调味品，它能使人们在愉快的笑声中消除紧张、愉悦情怀、沟通感情、领悟哲理。不难看出，幽默在与学生交谈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幽默的语言在与学生交谈中能融洽现场气氛，使老师与学生都感到轻松愉快。在做学生思想工作时，语言交谈特别是在气氛紧张的场合，恰到好处地使用幽默语言，往往可以使紧张、窘迫局面在笑语中变得轻松、活跃起来。一般情况，当学生犯错误时，有的学生情绪上显得比较紧张，语无伦次。在这种情况下，老师的幽默语言可能迅速打破过于拘谨的谈话气氛。幽默的语言也能缩短教师与学生彼此之间心理距离，更有利于沟通师生感情。老师要有驾驭谈话主题的艺术，能控制混乱的场面。幽默的语言，可以帮助老师驾驭谈话主题，而且谈话主题更生动含蓄并富有哲理，比直话直说更具启发性，更有说服力。平时，一句幽默的语言，一句诙谐的俗语，能把深邃的见解、智慧的语义表达得淋漓尽致。

语言艺术需要逻辑性

作者：陆燕单位：江苏省启东市东海中学

解析化学，特殊理会

巧妙地采用特殊化的记忆方式去理解化学，让充满激情的学生体验化学课堂教学的快乐，这不仅能给化学课堂教学注入超出寻常的活力，也极大地鼓舞了学生学习化学的满腔热情．例:二氧化碳气体的密度1．977g/L，可记忆为“要点酒吃吃”;地壳中列前三位元素O、Si、Al可记忆为“养闺女”;再例:学生常常很难记住一些人体必要的微量元素．教师则帮助它们重新排列:铁、铬、锰、钼、铜、硒、氟、锌、钴(铁哥们，摸点东西不辛苦)，学生听了往往觉得非常有趣，一下就容易记住了．

活化化学，表述灵动

常言道:教学有法无定法，关键在得法．运用到化学课堂教学中再恰当也不过了．化学教师谈吐得体，用词新颖，表情丰富，富有激情的教学手法，都来自于自身长期积累的教学功底．它不仅要求教师要把化学知识讲授得通俗易懂，出神入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置身课堂，心旷神怡，兴趣盎然，把学习化学当成了一种快乐的享受．例:CO还原CuO，此反应化学方程式既不属于化合反应和分解反应，也不属于置换反应和复分解反应．为了帮助学生记住，可以标出“#”符号，可以理解为“四不象”，不属于基本反应类型中的一类，学生看了这个字，忍俊不禁，岂会再错．再例:用CO和H2“早出晚归”，而酒精灯“迟到早退”比喻CO和H2还原氧化铜的实验时，玻璃管内黑色CuO粉末变为光亮红色的Cu，可理喻为CO和H2使CuO从“黑暗走向了光明”;实验结束时，先停止通CO和H2最后停止加热，则防止生成的铜再度被氧化变成了氧化铜可谓之“涛声依旧”．

亮丽化学，多变新异

作者：刘曼单位：长春工程学院外语学院

直观化的语言艺术

海明威小说中语言的直观是指作者在表达内容时并没有进行隐晦的设计和复杂的表述，而是尽可能通过语言来真实再现当时的场景和主人公的活动。当作者读到这些文字时，能够第一时间在脑海中浮现出作者所要表达的场景，并且自己就化身为小说中的文字，亲自去经历小说中的坎坷，亲自去感受小说中的情感。直观化的语言给了读者更多体验的空间，也给了读者更多思考的空间。如在海明威的代表作《老人与海》中，主人公桑提亚哥回忆从前和一位黑人掰手腕掰了一宿的情景时写道：“整整一天一夜，他们把手肘放在桌子上一条由粉笔画成的线上双手紧紧相握胳膊被拉直向上……他和黑人的指甲缝里渗出血来却仍然直勾勾地盯着对方的眼睛以至于忽略了屋子进进出出来观战的赌徒。”整个句子一气呵成，中间没有一句标点符号，当读者一口气地读完这些文字时，其中的紧张、刺激甚至疲惫都能感同身受，直观化的语言省掉了作者描写比赛气氛、选手心理等文字，而更加突出了读者的思考与体验。直观化的语言并非一定要使用长句子，如《老人与海》中描写老人捕到的大马林鱼拖着自己和小船游了一天一夜时写道：“他一次又一次想把它拉回来，但每次都失败，也许这一次能成功，拉呀，手不听使唤了，勉强站稳后，继续坚持。腿啊，为了我继续坚持下去吧，头啊，为了我继续坚持下去吧，你从没晕倒过，这一次我一定要把鱼抓过来。”简短精炼的句子真实地再现了老人与大鱼搏斗一昼夜后，筋疲力尽却坚忍不拔的情境。读者读完这段文字后无不激动得手心出汗，因为直观化的语言使读者如同和老人一样，经历了一昼夜的战斗。再如上文提到的《白象似的群山》在描写姑娘为了让男青年不要再说的时候竟然接连用了7个“求求你”，姑娘的忐忑和厌烦跃然纸上，比任何修饰都起作用。海明威通过直观化的语言，将复杂的心理变化处理得清晰、细致，在提高了小说的可读性的同时，也为自己独特的语言艺术添了浓重的一笔。

口语化的语言艺术

毫无疑问，从语言的发展角度来看，先有口语，然后才出现了书面语，后经过发展形成了各自的语言系统。虽然书面语在行文上更加规范、规律，但正是由于其统一性和规范性，使得读者在读了一段时间后会产生思想的僵化，失去兴趣。而口语由于更加贴近人们思维表达的方式，所以更能刺激大脑中的语言细胞，使人更易兴奋。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看一本学术著作比看电视更容易疲倦和困乏的现象。海明威的小说对美国口语进行了加工，形成了其独具一格的语言艺术。在海明威的小说中，我们很难看到类似一个学问家的长篇大论、旁征博引，而是以清新、简洁、具有人物性格特点的口语来完成对故事的真实再现。这一则因为海明威小说中的主人公多为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口语化的语言更贴近人物的真实生活；二则在海明威眼中，清晰、直接的口语比繁琐冗长的书面语更能贴近人们的思想。所以，在海明威的小说中我们一方面能够看到如上文所述的通过单词“and”所连接的长句，另一方面便是不受拘束地使用一些人们口语中常用的粗话。如在他的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中，当妻子偷情回来后，麦康伯问妻子去哪里了，妻子欺骗他说去外面透透气时，麦康伯脱口而出“你干的好事，真该死”。一句简单的口语将男主人公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让读者在体会到男主人公的愤怒和暴躁之后能够发出会心的一笑，写得太贴近生活了，太亲切了。这就是口语的魅力。在表现人们说话的感情力量时，口语的优势是书面语无法企及的。类似这种口语化的表达在海明威的小说中随处可见，本文在此不再一一举例。

可视化的语言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