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范文10篇

弗洛伊德认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1〕创伤的理论性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美国，主要目的是为揭示创伤隐含的文化与伦理意义。凯西•卡鲁斯主编的《创伤:记忆的探询》和朱迪•思赫尔曼的《创伤与恢复》被视为创伤理论的经典著作。目前，创伤研究的重心已经从个人心理创伤的动因探寻与防治向文化研究层面转移，发展为涉及心理学、文学、历史学和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的跨学科研究。

一战前后崛起的现代主义小说见证了第一波创伤叙事的兴起。它不仅在主题上表现创伤，而且在形式上采用了意识流等全新手法潜入人物内心，书写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战争带来的创伤感。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涌现了新一波的创伤叙事，呈现出以下特征:(一)不遵循传统的叙事方法和技巧。因为创伤主体受暴力、难言的身体和精神苦痛折磨，无法用清晰的语言表述可怕的经历;(二)违反传统的情节设置模式。创伤叙事打破时间顺序，故事情节不连贯，支离破碎;(三)叙事主体受创伤困扰，陷入无力自拔、难以控制的重复讲述状态;(四)叙事中充斥了幻觉、鬼魂、暗示性梦幻、与死者的会见等内容。卡鲁斯本人强调了创伤叙事中对历史的间接指涉，创伤历史的指涉性与它在发生时被理解的程度相仿，一个创伤性历史事件在其发生之时并没有被理解和体验，而是被压抑到潜意识里面了。这种经历是在之后的不同时间和地点才被体验的，正是创伤的滞后性决定了创伤者历史体验的特殊时间结构。这种时间结构在创伤小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过去不断地侵袭现在，在这种侵袭中现在和过去的界限被模糊了。〔2〕创伤叙事小说，作为间接指涉历史的叙事作品，不仅能为读者抵达创伤历史和记忆提供途径，也能在重复创伤体验的历史叙事中帮助个人和整个族裔记忆创伤、消解创伤。

《骨》(1993)是美国当代华裔女作家伍慧明取材于个人亲身经历的一部处女作。在这部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作品中，创伤气息贯穿始终，不仅小说主题与人物塑造涉及创伤经历与记忆，而且作品的意识与结构也映射出创伤的节奏、过程与不确定性。小说从梁家长女莱拉的视角讲述了一个生活在旧金山唐人街上的美国华裔家庭的悲情故事。在作品中，作者不仅呈现了个人及家庭的种种“创伤”经历，还将个人、家庭与族群的历史用记忆连接起来，谱写出一部历史与现实相交织的创伤叙事。小说《骨》中没有完整的、连贯的叙述，许多分离散乱的细节以看似偶然或混乱的状态并置在一起。伍慧明通过这种断裂式的创伤叙事手法，突破了时间、空间、因果等逻辑关系的限制，使小说叙述者莱拉的意识可以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空中往返穿梭，将过去生活片段的回忆与当下家庭生活中破碎的现实有机融合，连成一体。通过莱拉对妹妹安娜自杀事件的回溯，小说向读者展现了一系列带有创伤记忆的家庭事件，使读者感受到了叙述者的强烈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在这些创伤性经历中，父母的婚姻不幸、洗衣店的生意失败以及安娜的自杀无疑是最为沉痛的创伤经历，它们贯穿小说家庭创伤叙事的整个过程。家庭作为个体成长的最初和最重要场所，其环境和氛围是影响一个人心理韧性的重要因素。小说中，利昂和妈妈达尔西的关系极不和谐，他们的婚姻生活充斥着争吵和矛盾。莱拉认为“他们的婚姻就像服苦役，是两个人一起服苦役”〔3〕。为了便利而非爱情所拼凑的家庭似乎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痛苦和创伤的种子。父亲利昂总是游离于家庭的中心，只是家庭生活中的陪衬角色，而母亲达尔西虽为女人却因丈夫时常漂泊在海上，成为了家庭的支柱，既要在血汗工厂没日没夜地工作，还要照顾家庭，养育三个女儿。因为生活的困顿和情感的空虚，妈妈达尔西曾一度投入雇主汤米•洪的怀抱。利昂出海归来，无法面对妻子的背叛，大发雷霆，搬进三藩公寓以逃避婚姻失败的现实。

利昂和达尔西婚姻的不幸给所有家庭成员都带来了难以磨灭的伤痛和创伤记忆，这也在不同程度上给三个女儿带来了心理阴影。大女儿莱拉夹在利昂与妈之间，总是感到很累，尤其是担心“妈孤零零一个人呆在这里，而梅森还在那里苦等着我”〔4〕。因为父母的不幸婚姻，莱拉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婚姻有排斥情绪。与莱拉和尼娜相比，二女儿安娜在父母的争吵和冲突中似乎感到最为痛苦。当父母激烈争吵时，莱拉会紧闭心门，任他们大喊大叫。尼娜则会对争吵的父母大喊大叫，然后离开。只有安娜总是会想方设法从中调停，维持父母的关系。在利昂发现妈的出轨而爆发的家庭危机中，年仅十岁的安娜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用她的耐心和爱心感化了离家出走的父亲利昂，使其放下心中的芥蒂，重返家庭。安娜在这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执着和勇气的确令人敬佩，但是她在扮演调停者角色过程中所经历的内心创痛与伤害也是可想而知的。小女儿尼娜虽是家中最我行我素的一个，但是她“没心没肺”的外表之下其实隐藏着一颗敏感脆弱的心。与姐姐在纽约享用大餐时，她问起父母近况，当莱拉直言父母因婴儿店的灯再起争执时，尼娜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表情”，她的双目“突然低垂下去，嘴巴像是吃到了什么味道很苦的东西一样扭曲起来”〔5〕。家庭不和使三个女儿的童年记忆充满苦涩，成年后她们都以自己的方式逃离这个创伤之家，希冀在新天地中寻得一份解脱，但家庭创痛显然是“逃避”无法消解的。如果说不幸的婚姻给梁家两代人带来了难以言喻的情感创伤和持续的心理压力，那么翁梁两家因洗衣店生意失败而睚眦相向、相互交恶则是梁家遭受的最为惨痛的经济打击和情感伤害，而且也是导致梁家无法挽回的家庭悲剧的导火索。利昂将自己的失望和挫败感化作怒气全部发泄到无辜的安娜身上，逼迫安娜与翁家的儿子奥斯瓦尔多分手，因此关系一向最为亲密的父女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两人愤怒的争吵不仅惊动了鲑鱼巷的左邻右舍，还使安娜不得不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而离家出走。在这场轩然大波之中，父女二人都伤痕累累，认为对方背叛了自己，留下了极大的心理创伤。一向乐观和聪慧的安娜自童年时期便在家中扮演着父母矛盾的调解人，她用自己对家人的热爱努力维系着自己珍视的创伤之家，然而在她的恋爱问题上，父母前后态度矛盾，完全不顾及她的感受和立场，这令一直忠诚于父母的安娜感到无尽的失望。年仅20岁的她变得更能隐藏自己，总是一个人闷着，把心里的秘密瞒着家人。过往的创痛使她产生了无法战胜的心理障碍和困忧，最终感到绝望的她选择了纵身一跃，逃离了她所厌倦的世界。创伤叙事是对创伤的抚慰和治疗，因为生命通过艺术而自救。小说《骨》中作者伍慧明通过“莱拉”这个人物对自身创伤记忆的叙述，使得那些被压抑进美国华裔后代潜意识的创伤体验重新浮现，使她们能够在痛处哀痛，以此释放那些影响着自己当下生命的过往感受，重新获得生命的自由。小说中的许多故事都来自于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其他华裔的真实生活，因此可以说这部小说也是伍慧明为自己以及其他华裔后代书写的创伤记忆。

个人心理创伤与集体心理创伤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集体是由个体组成，集体的凝聚力是通过倾听个体讲述创伤故事来获得的。记忆的社会性使某一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关联，他们的集体记忆承载着本族群的历史。族群对历史的记忆具有相同性，而这意味着他们将共同分享、承受集体记忆，他们具有了共同的身份并共同面对未来。美国当代创伤研究的先驱朱迪丝•刘易斯•赫曼认为，“理解心理创伤始于重新发现历史”〔6〕。无论是承受创伤的个人还是共同体，都需要理解过去，这样才能面对现在和未来。伊•安•卡普兰教授坚信，文学叙事是转化并愈合创伤的有效途径，“创伤的痛楚如果呈开放式，那么苦痛可以通过艺术转化而愈合”〔7〕。尽管《骨》中的自传性故事看似简单，但它隐含的却是两性、家庭及民族的兴衰历史，实际上是一个“将个人、家庭及民族的历史与政治问题编织到一起的民族寓言”〔8〕。《骨》中的梁爷爷是第一代华人移民的代表和排华法案的牺牲品，是早期华裔移民在主流压抑下的集体失语与集体创伤的象征。从莱拉的追溯和回忆中可以看出，梁爷爷像早期华人劳工们一样，抱着发财致富的梦想来到美国，先是开采金矿，之后在西部农场干活，“当他步履蹒跚跟不上工作的时候”，搬回旧金山唐人街，最后孤独地死在单身老年公寓里。梁爷爷虽然经历了西部淘金和美国西部开发的英雄壮举，但其经历被湮没在美国官方历史中无人言说，和早期华裔劳工移民群体一起被主流社会压抑和排斥成为失语者，默默忍受着离散的创伤和辛酸寂寞的边缘生存状态。赛义德深刻地认识到移民的“离散”特性及其影响，他在《流亡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离散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9〕。在这个不被认同的社会，梁爷爷终生的愿望就是要求养子在自己死后将遗骨送回家乡，让自己的灵魂回归朝思暮想的“家园”。然而，利昂未能完成他的愿望，梁爷爷的遗骨最终还是散落在美国这片客乡的土地上，成为华裔后代心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和幽灵。莱拉在梁爷爷凄凉寂寞的葬礼上通过一连串的假设和想象，勾勒出梁爷爷的正常家庭生活图景。一方面不动声色地批判了美国种族和文化的双重歧视与排斥造成的华人悲惨命运和屈辱历史;另一方面，巧妙地呈现出美国华裔祖辈所经历的历史创伤以及华裔后代所不得不继承和面对的族裔集体创伤。与汤婷婷塑造《金山勇士》(又译《中国佬》)掀开被美国主流社会严密掩盖的史实，把“失语”的华工英雄形象从历史的裂缝处显现出来不同，伍慧明有意模糊梁爷爷的生平经历，隐喻梁爷爷这批早期华人劳工在美国官方历史中的“销声匿迹”，借此表达对美国传统历史的质疑，从而揭露早期华人移民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及其引起的集体心理创伤。

种族主义和主流社会对华裔历史的“阉割”给华裔群体造成的“集体心理创伤”，主要“症状”表现在利昂身上的自我身份意识的丧失。利昂15岁时以五千美金买得“契纸儿子”身份进入美国，取得美国公民身份。但因为使用了假身份，利昂的一生都建立在“谎言”之上。利昂的红色手提箱里装满各种文件和信件，对一个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冒名顶替来美的契纸儿子来说，“纸张就是血液”〔10〕。利昂的假身份在隐喻层面上否定了华裔男性的整体存在意义，使华裔男性在美国社会中失去了自我身份意识。正因为这种难以言喻的自我丧失，利昂选择游离于社会和家庭之外，长期在海上漂泊，以此逃避集体创伤记忆的折磨。总之，在以白人为中心的种族主义权力话语下，华人作为弱势族裔，在白人主导文化中承受着历史失语症，成为一个充满创伤记忆和断裂历史的民族。对于这个突然的历史断裂，莱拉姐妹这些华裔后代必须揭开被隐没在无意识的黑暗中的记忆，直面集体创伤历史，从而斩断苦难在家族中的传递，避免陷入已在重复的族裔苦难命运。

一、异质文化的内涵

所谓异质文化，是指不同种族在不同的生活背景和社会经历中长期积累形成的不同社会习性以及精神文明的状态，它是最能体现不同民族的表达方式、心理意图、个性魅力以及文化差异性的部分。在全球化背景的今天，不同种类的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必然会不断地相互碰撞和产生冲突，而这种文化的异质性在当代华裔美国文学中尤显突出。

二、华裔美国文学的兴起

在以白人主流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文学界，由有色人种构成的少数族裔文学长期以来都被视为是处于异质文化中的“边缘文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作为从不同文化背景迁徙过来的群体以及他们的后裔，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在直面母体文化与生活中异质文化的冲突之后，不断在其小说的创作中引入不同背景文化间的碰撞与摩擦，深刻地展示了异质文化间由矛盾冲突到相互融合的特色，逐渐被西方主流文学所关注。华裔美国文学作为美国当代文学中的一支新生力量，受到世界各地文学评论家的一致肯定。尤其是华裔小说作品不仅在美国华裔界反响强烈，同时也深受众多美国本土读者的喜爱。此类小说作品大都描述了在经历了艰辛磨难迁徙到美国的第一代华裔移民及出生在美国从小饱受西方文化思潮影响的第二代子女们之间的异质文化意识的碰撞，着重分析了华裔后代们对西方文化的主观认同但总是被客观排斥、抵制本族传统文化却又始终无法与之剥离的矛盾心理，展现了其不断探索自己身份、寻求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立足点的心路历程。华裔美国文学的兴起首先是以妇女作家的创作为标志的，她们的创作灵感往往来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中美文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美国华裔小说家汤亭亭于1976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女勇士》，标志着华裔文学进入美国主流文学的开始，而谭恩美的《喜福会》更成为华裔美国文学的杰出代表。下面就以这两部小说为例，来探讨华裔美国文学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

三、华裔美国文学的开篇之作———汤亭亭之《女勇士》

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MaxineHongKingston），出生于美国加州，可谓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其父母都是典型的中国移民，一直以来都以开洗衣店来维持生计。一方面，她同许多其他华裔后代一样，经常听大人们讲述着远在中国老家的简陋的故居，先辈们一代代传下来的家族经历，以及包含有狐狸精、吊死鬼和英雄侠女等的传奇故事……这些离奇的神话故事所折射出来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成为她日后参加反战运动、主张妇女寻求独立和解放的最主要的力量源泉；另一方面，由于从小就生活在美国的文化背景下，接受着西方思想的熏陶，她在主观上又绝对认可自己的美国人身份。汤亭亭的处女作《女勇士》一经面世，即在美国文坛引起了轰动效应，此书不但荣膺美国“全国图书奖”，还成为当时人们竞相传阅的为数不多的优秀华裔作品之一。此书形象地揭示了第二代美国华裔女性奋力冲破中国传统文化对她们思想的禁锢与束缚以及在美国西方文化的种种排斥之下，最终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中寻找到真实自我、勇敢地融入到美国西方文化的艰难历程。此小说的出版发行，一举奠定了汤亭亭本人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在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摘要:汤亭亭是华裔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她的作品在表现不同文化传统，华裔生活还是叙事形式等都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汤亭亭作品的叙事特点，即“讲故事”，多种文体和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

关键词:讲故事;文体;传统叙事;文化身份

汤婷婷无疑是自70年代后期以来华裔美国作家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位。她的《女勇士》、《中国佬》和《孙行者》荣获美国各类文学大奖,使其在美国作家中享有盛誉。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她通过运用多种文体、讲故事、中国传统叙事手法，将现代西方叙事策略和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手法兼收并蓄，将寓言故事与通俗故事揉为一体，互为言说，自由转换，并在中美文化传统的大背景下使之象征化、寓言化，使得小说更具文化内涵和艺术张力。

一传统中国小说的叙述结构

虽然生长在美国，汤亭亭不可能摆脱从父母那里承继来的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传统。她对中国的了解和体验，建立在母亲给她讲的中国故事传说之上。此外，汤亭亭还曾读过英语版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中国神话故事、李白、杜甫诗选等。因此，在她的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汤亭亭在作品中也借用了传统中国小说的结构形式来描述华裔在美国的生活，抒写华人的英雄业绩,重建华裔历史,追寻美国华裔的身份和位置。

《中国佬》巧妙地戏仿中国小说的特殊结构模式,质疑和颠覆了貌似客观的官方历史的权威,从而实现了对华裔历史的重构。此书共有六个主体故事，每个故事都有一个小标题1,“中国来的父亲”;2,“檀香山的曾祖父”;3,“内华达山脉中的祖父”;4,“造就更多的美国人”;5,“美国父亲”;6“在越南的弟弟”。在这六个主体故事之间,还穿插了十二个轶闻插曲式的小故事。有的来自中西文学作品,有的是神话传说,有的是新闻报道,有的是史实,也有作者自撰的故事。她有意将典故、历史、轶事、新闻等传说故事与主体部分的现实故事并置在一起,书写出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代又一代华裔移民的事迹。她巧妙地运用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叙事结构，把情节不相联系的几个故事排列在一起，在叙述中颠覆华裔男性在美国主流社会的负面形象，重塑美国华裔历史，重拾美国华裔破

[论文摘要]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初期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其文学性的诉求，与国外研究发展相比。国内研究相对滞后，作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与族裔性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帮分，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我们的研究应从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揭示作品所蕴含的复杂内涵，彰显作品的艺术魅力。

[论文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文学性；族裔性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的族裔文学，现已成为美国亚裔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部分作品被选人美国主要文学选集之中，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华裔文学不仅引起了美国读者以及学界的关注，也引起了我国学者和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反响。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话语不断地在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摆动。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冒现(emerging)的文学，早期研究更多地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对文学性的诉求，可以说，华裔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批评话语的多元，而批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又能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思考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转向的原因，本文旨在反思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存在的不足，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一、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产生为华裔文学的“冒现”奠定了基础，而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成为学术建制的组成部分，应归于华裔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批评文本，而没有早期批评家的努力，美国华裔文学也许还要沉默更长时间，正是由于赵健秀等人的挖掘、整理，才让美国华裔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到读者面前。因此，回顾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梳理批评的轨迹。从时间上看，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较少，形式多为口头文学，歌谣，故事等，代表作品包括《吃一碗茶》、《华女阿五》等，这些著作引起渎者关注的往往是其写实特点，对于早期移民生活的描写突出了作品的族裔特色，作品的文学性相对较弱；从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视为转折期，该时期的作品仍保留了较强的族裔性特征，但有所弱化，作品的文学性明显增强，汤亭亭与谭恩美两位女性华裔作家的创作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美国华裔文学进入繁荣阶段，作家及其创作均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作品不论从体裁还是题材上较以往更加丰富多样，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方面，族裔性的弱化。汤亭亭、谭恩美的新作明显淡化了作品的族裔性，如《第五和平书》、《拯救落水之鱼》等；同时，新一代作家不断涌现，以任碧莲、雷祖威等人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则有意模糊作品主人公的华裔身份，他们的目标是要创作出“一批文学作品——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作品，而是作为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家看来，似乎只有消解了作品的族裔性才能增强作品的文学性，这一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哈金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异军突起，然而他们的创作没有讲述“移民的生活和经历”，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国华裔文学。还有研究者把哈金的创作称为“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新移民文学给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轨迹。在美国，许多研究者把华裔作品中的文化想象当作族裔研究(EthnicStudies)或者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的内容，美国学界曾硬性地把《中国佬》划归为少数民族研究的范畴，使之接近于历史文本，突出了文学的政治功用，淡化了文本的文学性，对于《女勇士》，学术界往往简单的把它归类为女性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作品文学性的探究。以赵健秀为代表的研究者则根据“亚裔感性”判定华裔作家的“真”“伪”，他们编著的《唉咿!》和《大唉咿!》在突出族裔性方面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随着以任碧莲为代表的新一代华裔作家的崛起，美国的亚裔文学批评开始向“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1)”视角的转换，研究者对于族裔性的关注随之弱化，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以及流散批评取代了单一族裔身份研究。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作品的形式研究，这无疑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可是，对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难道一定要以消解族裔性为前提吗?没有了华裔族性的文本还属于美国华裔文学吗?

一、造成华裔文学回译特殊性的原因

华裔美国文学的回译之所以特殊关键在于华裔美国文学作家的双重文化身份背景。华裔美国文学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19世纪华人到达美洲大陆后的产物。华裔美国文学作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出生在中国，后移居美国的华人。他们直接地接触中美两国文化，对于两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之处有着最切身的体会。《花鼓戏》的作者黎锦扬，《等待》的作者哈金皆属于这一类作家。第二类是生于美国长于美国的华人。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接触并不那么直接，大多是通过其父辈的讲述，受其父辈们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家庭生活所影响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类作家包括汤亭亭、谭恩美、赵健秀、黄哲伦等。相对于第一类而言，第二类华裔美国文学作家的成就更为显著，受到的关注也更加广泛。不论是第一类作家还是第二类作家其拥有的双重文化身份都对文本本身，尤其是对其翻译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近十几年来，我国翻译事业蓬勃发展，有人甚至将其称为第四次翻译高潮。然而，对于这种边界文化或流散文学的翻译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华裔美国文学作家本身是两种文化的结合体，也是两种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最佳表现者，这也就使得他们的作品与在一般单一文化中成长的作者的作品，在风格与表达方式上大相径庭。这样一种具有双重文化底蕴的作品也给翻译带来了另一种挑战，也就造就了其回译的特殊性。

二、华裔美国文学回译的特殊性

1、原文的隐形为什么这里原文是隐形的呢？原文文本不就是好好的摆放放在那的英文文本吗？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回译的问题。回译是指将已译成特定语言的文本译回原语的过程。如果按上述问题的逻辑来思考，那么华裔美国文学是不存在回译现象的。一般文本的回译会拥有三个文本，即原文文本、译入语文本、回译后的原文文本。然而，华裔美国文学只有两个文本，即英语文本与汉语文本。我们之所以说华裔美国文学存在回译问题是因为还有一个最初的原文文本并不是实际存在的，而是客观存在于华裔作家脑中的文本。下面我们要将单一文化作家与华裔作家进行对比：单一文化作家（以美国本土作家为例）华裔作家头脑创作中英文中文/英文写作英文英文从上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创作过程中两种作家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从华裔作家的作品中看出其中文的思维轨迹。绝大多数华裔美国文学作品所体现的都是中美两国文化的碰撞，他们都是双语的习得者，我们先撇开其遇见美国文化时用英语创作不说，在预先思维中遇到中国文化时，他们是不可避免会用到中文思维逻辑的。在《喜福会》中就有很明显的例子，妈妈们在一些情况下会说中文，在英语文本中的体现便是那支离破碎的英语句子。作者在这样的情况下脑海中所想到的必定是中文句式。这也就是华裔美国文学回译特殊的存在形式。在回译的过程中我们参照的是一个对作者脑中原文的主观臆测，而非客观存在。所以我们说其原文是隐形的。

2、文化的独特性在华裔美国文学作家的笔下，其作品往往是具有中美两国双重文化特色的。不论这两种文化是冲突还是融合，都为作品增加了其独特的视角与品味。在吴冰教授所编写的《华裔美国作家研究》一书中曾指出：前一个时期，国内曾有评论试图或“争取”把华裔美国文学，尤其是其中的华文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我认为华裔美国文学作家无论是用英文或是华文写作的华人在美经历的作品，都不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她指出华裔美国文学是美国文学的分支，并告诫读者不应以中国文化视角来评论华裔美国文学译介的不足。我认为华裔美国文学既不可以完全地从中国文化视角来鉴赏，同样也不能够片面的以美国文化视角来评论。所以这里我们必须要看到的是一种具有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相互杂糅的特定历史所产生的华裔文化。吴冰教授说：“华裔美国作家笔下的中国文化便是他们的再创作，他们传达的就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按照这样的推演关系，我们是否也可以认为受其中国文化的影响，其所体现的美国文化也不是完全本土化的。因为华裔美国作家不仅改写了中国故事，同时也对外国故事进行了改写。在面对华裔美国文学回译的问题时，译者仅仅拥有中、美两国的文化知识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要掌握特定的华裔文化知识。译者对这种夹缝中生存的文化了解程度也决定了在回译过程中文化传播的准确程度。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华裔文化虽然是中美两国文化相互结合，是中美两国历史相互作用的产物。但是华裔文化绝不等于美国文化或是中国文化。所以在回译时，我们应将文本置于相对独立的位置，有利的转换三种文化在回译过程中的作用力。

三、结论

俗话说“新年头、旧年尾”，意思是说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就是“除夕”与“春节”，所以过年时言行要特别谨慎，中国人希望一年的开始能够事事顺利，有个好预兆。

广东和福建是纽约华埠新老移民的两大故乡。虽然在美国人眼中，他们都是黄皮肤的一家人，但是文化习俗的差异，仍然在社区里演绎着戏剧性的冲突。特别是婚嫁习俗的不同，令喜庆业者不得不诚惶诚恐、小心翼翼。

华埠知音婚纱影城董事长林学文指出，在为粤籍和闽籍新人筹备婚礼的过程中，光是婚姻菜谱就差异明显。例如，粤籍家庭一定会点一道炸子鸡，但是闽籍家庭基本上就不会点任何与鸡肉有关的菜肴，而是选择鸭肉或鸽肉。

林学文解释说，炸子鸡虽然在广东家庭中有“当红”、“暴富”的意味，但在福州人眼中，意境再深远，也难抵味蕾的麻木。福州新移民普遍从事外卖中餐馆业，鸡肉是最主要的原料，成天与炸鸡翅、炸鸡腿、芥兰鸡打交道，往往闻到鸡肉的味道就想呕吐。鸡肉做得再美味，也提不起福州人的胃口，只好敬而远之。

广东人虽然在婚宴中会点一道鸡肉菜肴，但不会点白切鸡。华埠喜万年大酒楼董事长苏焕光表示，结婚是红喜事，白切鸡的肉是白色的，没有一丝血色，许多广东人觉得不够吉利，因此愿意点炸子鸡等象征富贵发达的菜肴，为新人添个好彩头。

华埠喜来登娱乐演出公司董事长林瑞清说，华人家庭最常见的海味螃蟹，福州人和广东人在婚宴上的解读也大为不同。在福州人眼中，螃蟹是一种可口的海鲜，在婚宴上必不可少。然而在许多广东人眼中，却是避之唯恐不及，因为“蟹”字发“嗨”字音，听起来像是叹气的声音。

族裔追寻不同于以往的种族身份时期，族裔追寻期是华裔美国人的族裔身份已经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而华裔的文化身份却未曾建立。美国华裔作家通过描写华裔美国人追寻族裔内外的身份，来凸显身份建构的矛盾性和模糊性，试图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瓦解以往的文化身份，实现身份的自我转型和再转型，突破中国性和美国性的二元对立模式而建构一种新型文化身份。这种追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梦的追寻、双重身份的困惑和优越及身份建构之矛盾、身份追寻的新建构。

一、实现美国梦中的文化身份建构

美国梦一直是华裔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大都描写华裔在追逐美国梦的过程中如何从华裔转变为真正的美国人，拥有真正的“美国性”是大多数华裔的渴望。“美国人”这一概念“不仅使生长在美利坚合众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也使这片土地之外的人民困惑不已”[1]。不同族裔由于其所处文化母基因的不同，对美国梦的阐释也不同。美国人对美国梦的阐释为开发自我、实现自我，而华裔由于受到母体文化的影响则把美国梦阐释为在多大程度上对家庭、国家做出了贡献。因此，不同的文化阐释就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身份建构观，不同的建构观就决定了其在文化适应期如何处理由于文化冲突所带来的心理冲突。任碧莲的《典型美国佬》就以描述主人公拉尔夫?张的美国梦来实现文化身份建构。“通过描绘主人公对美国梦的盲目追寻到传统价值观的失落到再觉醒，作家表现了新一代移民在美国这片大陆上重新寻找并定位自我身份、重新调整价值观念的过程。”[2]主人公张一峰怀着美好的梦想，成为一个工程学博士，然后学成回国。在这种美国梦中融汇着浓厚的中国文化精神。但在实现美国梦的过程中，他遭受了巨大的文化冲击，美国的生活渐渐地改变着他那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他逐渐被美国文化同化，也不断地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重建。每一次文化身份建构都是对族裔身份的超越，但在无意识中总会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如主人公在每次受挫后，总是不自觉地想起一些中国典故，如东山再起、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并用这些成语和典故来激励自己。“这样，这些经典的语句无论是在美国读者或是中国读者的头脑中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仿佛读者也身临其境地在主人公的双重语言、双重文化和双重思想的旅程中前进。”[3]但随着梦想的改变，拉尔夫开始用西方式的精神来鼓励自己，比如他放弃大学职位后，办公桌上放满了《成为你自己的老板》、《赚大钱》等书，他还把葛洛夫所总结的成功三部曲“去祈祷、去联想、去实现”视为成功的至理名言。同时他对葛洛夫的挥霍无度崇拜到迷信的地步，坚信敢冒险是男人的信条。在其后追寻美国梦的过程中，金钱的诱惑使他从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投机商人，所有传统中国学者的德行都被其抛到九霄云外。美国梦的诱惑使他的价值观发生了极大的转折，传统的中国价值观被其抛弃，他甚至内化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固定化偏见“有钱，就是一切；没钱，就是中国人”。可见其自我心理认同和信心的增长日益美国化。但在其美国梦遭受巨大挫折之时，“只有在梦想幻灭时，他们才感觉到家庭的重要”[4]。“对于拉尔夫而言，只有重新认识自己，找到自己在这夹缝中的位置，才能走出失落的低谷，重新建构幸福的生活。盲目地模仿主流社会的一切观念和思想，而摒弃自身文化价值中的精华，是注定会碰壁的。”[5]这则暗示了“在多元的文化景观中，不同民族与文化身份的人应该‘互为主体’，以便破除偏见，反省自我，丰富自我，从批评战场走向建设性途径”[6]。对华裔而言，在美国这片新大陆上不但要重新寻找并定位自我身份，进行文化身份建构，而且这种建构必须是在不断的冲突和交融中进行动态的平衡式的多层次建构。也即是通过对美国梦的追寻，主人公加深了对典型的美国人文化身份的认识以及对本民族潜在的文化基因和其隐蔽的文化历史达到一种新认识：“在塑造文化身份中的作用，认为文化身份既是一种存在，又是一种变化，它在联系中存在着差异，而在差异中又伴随着连续性持续的存在。”

二、双重身份和族裔身份建构之矛盾

华裔在进行文化身份建构时，常常面临着一种否定：对自己的族裔身份采取文化疏离的方法来否定自我，试图清空头脑中固有的文化母基因；对自己的族裔身份进行否定，崇拜美国，渴望成为美国人，为自己的族裔身份而感到深深地自卑，渴望在美国的大熔炉中被同化。如谭恩美在其小说《喜福会》中就生动地描绘了四个女儿否定自我族裔身份，试图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经历。她们一方面自我歧视，一方面对有相同族裔身份的团体进行歧视。但是当她们面对美国主流社会的歧视和偏见之时，她们则处于两难的矛盾境地、边缘化境地，只能在两种文化之间痛苦挣扎。如任碧莲在《典型的美国人》中描写了华裔第二代努力融美国教育和中国传统于一体的挣扎情形。拉尔夫张、海伦和丽莎接受了他们所鄙夷的美国价值观和文化，他们所面对的文化双重性以及心理上的骚动不安。作品超越了单纯的族裔描写，解释了族裔人群在面对两种文化、两种语言间的成对张力冲突。因此作家笔下的华裔美国人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既不是本土居民，也不是外来移民。他们始终处于一种新旧世界之间的矛盾冲突之中。而在《应许之地的梦娜》中作者又把这种矛盾的双重性延伸到多重性的深层矛盾，如拉尔夫的女儿梦娜皈依犹太教。一方面他们要跨越两种文化，另一方面还要面对现实，正视自己的族裔文化。在三方合力的作用下，主人公经历着文化心理冲突的煎熬。不论是作品中的主人公还是华裔作家，他们必须把历史和现状协调起来，把两种文化进行杂糅，平衡好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开启一条超越自身族裔文化、居住国文化的新道路。正如杜波依斯在《黑人的灵魂》所认为的美国黑人与美国人的身份冲突中，既将美国身份意识内化，同时又透过它来辨认自己的黑人身份，捕捉非洲文化的旧影残疾。“他既是美国人，又是非洲人。统一黑人身体内存在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股相互冲突的力量，两种矛盾的理想”[8]。这一说法同样也适合于华裔。这两种相互冲突的思想和力量形成了华裔美国文学的独特特点：“一个有着矛盾情结的文化身份和将自己和谐融入美国文化的困难形成了作品在美国神话中别具一格的特征”[9]。这一矛盾情结是指文化身份建构的双重性，是超越民族学的文化继承的双重性和族裔影子映照下所构成的建构张力。由矛盾情结所形成的文化建构张力在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突显为美国华裔作家作品中所描绘的文化冲突，如谭恩美、任碧莲和黄玉雪等作家。他们在创作中一方面要凸破狭隘地描写族裔生活经历的写作压力，成为一个能超越族裔主题的作家；另一方面，还要凸显作为本族裔群体在文化身份建构时所具备的基本特征。因此，文本写作中所体现的文化身份建构不断地在分离、冲突、张力、矛盾等形式下，以显在的方式呈现出来。小说里不断地把两种文化的不同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进行比较，但又对这种比较感到失望，最终得不到一个明确的观点，找不到真正的自我，而她又不断地寻找自我，试图建构一个确定的文化身份，减少跨文化生活中的心理焦虑感和不确定性因素。因此其文化身份的建构具有一种双重性和矛盾性，这种双重性体现为华裔的美国生活遭遇了中国情结。新崛起的美国华裔作家努力在文本表达中撒播这种双重性，如任碧莲在《地道的美国人》中，试图把第二代华裔的中国传统和美国教育进行融合。文本中的地道美国人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既不是本土居民，也不是外来移民。他们的文化身份建构必须超越族裔身份，却又通过族裔影子返照自我，将族裔性投射到文化身份建构中，特别是自己的族裔被压抑和否认时，被压抑和否认的族裔自我变成了疯狂的确是一种自尊的反抗。

三、身份新追寻中的新建构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的是后殖民语境下研究华裔英语文学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后殖民的视角来审视当前的华裔英语文学研究，可以凸现华裔作家对于再现政治的关注，更好地理解华裔文学作品对“中国性”的建构和协商，同时使读者对诸如多元文化、本质论的陷阱有所警惕。

论文关键词：华裔英语文学；后殖民性；后殖民文学批评方法；再现；中国性

华裔英语文学是主要在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它以华裔美国文学作为主导，迅速在英、美、加等国形成一个极具特色的文学现象，并构成当代世界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但是华裔英语文学很难准确地界定，宽泛地说，它指的是由西方，主要是英美华人后裔作家用英语创作的各种作品。虽说北美的华裔文学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半叶，其在美国文学中的脱颖而出还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以后，彷佛雨后春笋般“冒现”而出，因此又被称作是“冒现的文学”。在英国，以毛翔青(TimothyMo)为代表的华裔英语文学虽然还难以与主流文学抗衡，甚至也无法与其他弱势族裔的文学，如印裔英国文学相提并论，作为当代英国文学的一个个性鲜明的组成部分，它的重要性却不容小觑。华裔英语文学作品涉及的题材丰富多样，与主流文学相比，它们在叙事方式、主题关注、修辞手法等方面都表现出独特性，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因而也呈现出多角度、多层面的特点。

1．0后殖民理论与华裔英语文学研究

华裔英语文学创作虽然已有多年的历史，且种类繁多，对华裔英语文学的建制化研究，则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单德兴，2006：187)，至今方兴未艾。华裔文学最初得到评论界较为广泛的关注是在美国文坛，随着汤亭亭的《女勇士》(TheWomanWar-rior)(1976)的出版和获奖，美国华裔文学开始在美国当代文坛占据一席之地。这时的评论者大多可分成两类，一是自己本身是华裔，他们多从作品的社会意义上来关注这些作品，如，多把《女勇士》看作是书写华裔移民生活经历的尝试，侧重其再现历史的真确性；另一类则可泛称为西方评论家，经常沿袭传统的东方主义视角来关注作品的“异国情调”(exoti—cism)，聚焦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和碰撞。后来，随着华裔英语文学的迅速发展，评论家开始更加认真地看待这一文学现象，有的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解读华裔文学，或是从解构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华裔文本，还有论者从文学修辞研究入手，探讨这些作品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以及对当代西方文学所做的贡献。近年来，华裔英语文学研究更有纳入文化研究脉络的倾向，突出华裔文本的历史、社会和政治意义。

后殖民主义理论，作为当代最新理论思潮之一的批评理论，也是华裔英语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视角。但是，虽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华裔英语文学的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后殖民理论与华裔英语文学的关系还是鲜有人进行过深入、系统的探讨。主要原因是，作为当代英美弱势族裔文学的一个分支，华裔英语文学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后殖民文学范畴。简单地说，后殖民文学是指前殖民地国家的人们所创作的作品。不管是北美的还是英国的华裔移民，都很难说直接受到过殖民统治，他们甚至可以说是居住在“第一世界”的中心，享受着第一世界的优越和特权。然而，这些人却并不为主流社会所接纳、认可，他们与殖民地人民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如他们相对于主流社会的边缘地位，族裔历史的湮没、文化认同的危机、重写历史、再现“过去”的必要等等。西方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排斥和压迫，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殖民，也就是说，他们是被西方为中心的话语所宰制，成为被殖民者，而西方作为一个整体自然成为此意义上的殖民者。换言之，这些华裔移民同其他身处西方的少数族裔一样，被内在殖民化了(intemallycolonized)。在西方中心主义霸权话语前，华裔移民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文学实践可称作是发出自己族裔声音的渴望的表达，而他们反抗、揭露文化殖民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加拿大华裔作者Laiwan，在其代表性诗歌《殖民化了的文化》(TheImperialismofSyntax)中，清楚地表达了对西方通过语言来统治华裔移民的愤怒和苦涩：

摘要：电影《千年敬祈》通过美国华人家庭中父女之间的对话交流及日常生活细节，以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父亲与受美国主流文化和中国文化双重影响的女儿之间的关系为线索，讲述了受到中美文化影响的平民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反映出当代美国社会华人家庭关系主题，揭示了现代社会人们内心的孤独、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等，以及由文化差异造成的沟通问题，提出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重要性。

关键词：《千年敬祈》，家庭关系，文化差异，沟通

电影《千年敬祈》（AThousandYearsofGoodPrayers）改编自著名华裔女作家李翊云于2005年出版的同名短篇小说集，讲述的是中国人在美国的故事。原著一经出版受到广大读者和学界的关注与喜爱，并获得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怀丁作家奖和美国笔会海明威奖等多个文学奖项。2007年曾拍摄过《喜福会》《雪花秘扇》等影片的著名华裔导演王颖（WayneWang）将其拍摄成同名电影搬上荧幕，由亨利·欧和俞飞鸿主演，于2008年9月在美国上映。导演王颖善于用简单平淡的画面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其电影多是关于中国人的故事。《千年敬祈》在国内外上映后获得观众和媒体的广泛称赞，并在第55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影片”金贝壳大奖、“最佳男演员”银贝壳奖等影视大奖。影片由史老先生从中国北京来到美国看望刚离婚不久的女儿即影片主人公华人宜兰开始。电影一开始的画面就预示了影片的整个基调以及父女之间的关系。已经等候在机场的女儿宜兰见到父亲后，他们没有热烈的拥抱，只有平淡的几句客套问候以及之后在车内长时间的沉默，这让观众感到诧异。父女之间关系生疏，而且影片中父女在一起的整个氛围也让观众颇感压抑。

一、“疏离”的父女关系

影片中主人公宜兰虽然生活在美国，但仍然摆脱不了那个时代很多人普遍隐忍的个性特点，她从小沉默寡言，父女之间交流不多，一方面是由史先生职业的保密性所决定，另一方面则是父女之间都不善于交流沟通。史先生几乎不懂英语，在美国也很难与其他人进行交流，而影片中多次出现的父女一起吃饭场景，两人也几乎是无话可说，虽然父亲做了很多中国菜，但女儿食之无味，她经常借口外出参加聚会或是独自去电影院也不愿意留给父亲同自己交流的机会。宜兰在美国工作生活多年，她努力融入美国生活，接受美国主流文化，学会用流利的英语自如地同人交流。宜兰同父亲阔别已有十二年，表面看来她完全接受了美国主流文化，已经习惯了美国的饮食，她吃西餐、喝冰水，父亲做的中国菜对她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另外，影片中宜兰说到自己没有学会用母语表达自己，无法用中文同人交流，当然也包括自己的父亲。宜兰从小就沉默寡言，在父母寡言少语的影响下，她没有学会也不知道怎么用中文同别人尤其是自己的丈夫进行情感交流，导致她婚姻的失败。“如果你从来没有用伴随你成长的语言来表达过自己的感受的话，那么，学会一门新的语言，用它来说更多的话反而会简单一些，这会让你成为一个新的人。”于是她学会用一门新的语言来与人交流，也善于用流利的英文同美国朋友或是影片中出现的俄罗斯裔男人交谈，这一切也让父亲史先生感到惊讶与不解。同时，由于宜兰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非常在意自己的隐私空间，认为父亲来美国的目的更多的是打探自己的隐私，特别是当父亲看到俄罗斯裔男人送女儿回来后的不断追问，他们之间的冲突终于爆发。虽然女儿同自己的父亲多年未见，即便父亲远道而来，她对父亲的态度也很冷淡，几乎不与父亲深入交流，彼此之间感到生疏。通过影片中父亲与女儿之间的日常生活细节，可以看出中国人表现出的情感多是含蓄的，在感情方面他们大都不太善于表达自己，正如导演王颖在接受访谈时说道：“东方家庭里很多话都不讲明，就算讲出来，也会有不同的讲法。”由于父女之间的沟通障碍，父亲在单位被误认为是“作风有问题”而被降职之事给女儿的心理带来阴影，直到影片结尾父亲才在女儿的逼问下说出了事实的真相，最后，影片的镜头聚焦在父女二人坐在河边的长椅上，女儿第一次面对父亲露出释然的微笑。影片中父女二人都是孤独的，因沟通障碍对彼此的误解和不理解而一度无法深入交流，父母的沉默及家庭氛围都对女儿宜兰造成不小的伤害。但最终女儿与父亲之间因为彼此坦诚交流而解开心结达成和解，疏离的关系得到改善，父亲最终听从女儿的建议去环游美国，父女之间也因坦诚交流后才达到彼此心灵的默契。

二、传统的婚恋观

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后殖民理论思潮又焕发了新的活力,不同国家或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渗透也日趋频繁,每个国家或民族甚至个体都会面临着文化认同的危机。而以黄玉雪、汤婷婷、赵健秀、谭恩美、任碧莲等为主的美国华裔作家,在塑造中美两国文化、书写美国华裔的族裔身份及文化认同方面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推动了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关于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王光林运用后殖民翻译理论对几位华裔作家的作品进行了分析,指出其文本中的文化翻译具有自我殖民的意味,并倡导华裔作家们在再现第三世界文化时应尊重其区别于第一世界的文化差异,在翻译中构建自己杂合的文化身份。[1](P148)陈爱敏从文化身份、文化语境和文化原型三方面分析探讨了美国华裔文学与文化间的关系。刘芳称则汤婷婷、谭恩美等在作品中对中国文化的表述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翻译,既像西方的人种志那样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描述,在此过程中又涉及音译、直译等具体翻译方法的运用,此外,这种文化翻译融传统意义上的翻译与写作于一体,反映了来自弱势文化的移民在美国所经受的文化震荡。[3](Piii)……,而形象学(法文imagologie)是近些年在欧洲发展迅速的一门新兴学科,“现已成为比较文学中极具扩张能力的前沿性学术研究领域”。[4](P110)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家巴柔在《形象》中将形象学定义为:“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5](P154)狄泽林克指出“比较文学形象学”主要研究文学作品、文学史及文学评论中有关民族亦即国家的“他形象”(heteroimage)和“自我形象”(autoimage)。[6](P153)关于文学形象,赵炎秋教授在其著作《文学形象新论》中将其定义为:“形象,就是形式化了的生活。文学形象,就是通过语言形式化了的生活。”[7](P167)本文拟以黄玉雪(JadeSnowWong)的《华女阿五》(FifthChineseDaughter)[8]、汤亭亭(MaxineHongKingston)的《女勇士》(TheWomanWarrior)[9]和谭恩美(AmyTan)的《喜福会》(TheJoyLuckClub)[10]为例,从形象学的角度探讨在后殖民语境下美国华裔作家如何塑造中美文化、中美文化塑造所产生的影响及美国华裔作家还应做出的努力。

一、中国文化在美国华裔文学中的塑造

周宁指出,“中国形象”是流行于社会的一整套关于“中国”的“表现”或“表述”系统,其中同时包含知识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的内容,具有话语的知识与权力两方面的功能。从知识与想象方面看,中国形象包含着三层意义:一是西方对现实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的认知与想象,二是西方对中西关系的自我体认、焦虑与期望,三是对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性表达。[11](P7)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大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化传统。中国的风俗习惯和传统观念等在第一代华裔脑海中根深蒂固。对于第二代华裔,胡勇指出“……对于他们来说,中国只能在父辈的故事中和文字记载里塑造。他们对中国的体认既是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还包含着更多的理性反思,他们所能体认的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她们笔下的文化中国形象,其所包含的儒家价值伦理与外延的社会交往礼仪和风俗习惯,散发着浓重的苦涩味。”[12](P20)诸如黄玉雪、汤婷婷、谭恩美等美国华裔作家都属于第二代华裔,她们从小就对父母所固守的中国传统文化耳濡目染,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想象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翻译到美国主流社会,塑造出心目中的中国文化形象:

1•“封建专制的落后国度”的中国形象美国华裔作家在其作品中塑造的中华民族深受儒家学说影响,追求中庸和谐、“忠”“孝”“礼”“义”等,提倡以父权为主的封建家长制度,主张女人“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落后思想。《华女阿五》中,玉雪的父亲坚信一个人可以没有才能,但必须有道德,教育孩子们做人要诚实、要尊敬师长、不能动手打人、要勤俭节约、辛勤耕耘等;父亲在家庭中占绝对地位,父母家教极严,坚信“严厉的鞭打是培养孝女才子的最有效方法”[8](P53),他们要的是对孩子绝对的控制权;在黄家女孩终究不能与男孩相提并论———父亲不顾玉雪想完成高等教育的要求直言家里的财政状况只能优先让可以传宗接代、延续黄家香火的儿子继续接受教育。汤亭亭的《女勇士》中,中国被描述成一个男尊女卑的女性炼狱:其中有大量如“女娃好比饭里蛆”、“宁养呆鹅不养女仔”[9](P39)等歧视女孩儿的民间谚语,女性丧失了应有的独立人格和婚姻自主权。而在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中,母亲们脑海中始终保留着中国式的“孝”———忍耐、孝顺、遵从父母的意愿,这就是为何许安梅的母亲虽然被自己母亲辱骂并残酷地赶出家门,但当母亲病危时,她仍旧义无反顾地赶回到母亲身边,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不惜割下自己身上的肉给母亲做药引。

2•“怪诞诡异的古老国家”的中国形象美国华裔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为了表现了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的“异国情调”,展现了大量中国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以满足美国读者的猎奇心理,但同时也展现了中国文化怪诞诡异的一面。黄玉雪在《华女阿五》中有大量庆祝传统节日、结婚、生孩子、殡葬仪式等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文化的描写,如玉雪小时候受惊吓生病后,外婆买来白矾为其举行趋惊仪式;唐人街的葬礼要请法师为死者超度灵魂,要撒纸钱等。汤亭亭的《女勇士》中塑造的中国文化更是充满迷信色彩:母亲勇兰在医院求学时得与形形色色的鬼作斗争;当社区医院弄错地址将别人家的药送到家里时,母亲坚持要女儿去药店所要一些糖果作为赔偿以驱走被送药的晦气。汤亭亭在小说中还详尽地描述了母亲烧的许多奇怪的菜肴,如黄鼠狼、乌龟、熊掌、浣熊等,让女儿心神不宁,发出“宁愿吃塑料也不愿吃这些”[9](P83)的感叹,这些在重视和保护自然生态的西方人眼里简直怪异恐怖至极。谭恩美在《喜福会》中用中国传统文化要素———五行理论将华人性格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如安梅天生缺木,所以容易优柔寡断;精美的父亲火元素太多,所以脾气很大等。小说中还描述了中国人对魂灵的敬畏———安梅的母亲选择在除夕夜自杀,只为第二任丈夫一家能因害怕其灵魂烦扰而好好对待安梅,这些都弥漫着怪诞诡异的色彩。

3•“神秘奇特的东方大国”的中国形象中国有着几千年连续发展的悠久文化,其对华夏儿女的影响也极为深远,美国华裔作家在其作品中也继续传承着中国神秘奇特东方大国形象。黄玉雪的《华女阿五》中用大量篇幅描写中国饮食文化,介绍了大量中国菜的独特做法,从炊具、配料到火候、调味汁,这些都充满了神秘奇异的色彩。汤亭亭的《女勇士》中还有大量中国民俗故事和神话传说,如蟾蜍吃月的故事以及最具魅力的女英雄“花木兰”上山习武、建功立业等的传奇故事,这些也都增添了中国独特神秘的文化形象。谭恩美的《喜福会》中,素云向女儿描述自己曾在中国拥有的一张麻将桌时说那是用一种贵重的叫做“hongmu”(红木)的木材做成的,在英语里没有对应的译词,其实不然,而素云说红木在英文里没有对应的单词是因为在她的心目中认为自己的故国中国始终是独特、无可比拟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就曾描述过中国繁荣仓盛的景象,中国的陶瓷、丝绸等都曾引起西方各族的觊觎,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神秘奇特的古老东方大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