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学范文10篇

一、海外华文文学经典研究的基础和特殊性

如果从1910年美国华工刻写在天使岛木屋墙壁上的汉语诗歌算起，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已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百年的文学历程中，无论是西方和东方，都出现过相当数量具有开拓性、令人瞩目的著名作家，当中有程抱一、陈舜臣等在历史上饮誉世界的文学大家，还有白先勇、王鼎钧、郑愁予、杨牧、洛夫、痖弦、於梨华、聂华苓、赵淑侠、余心乐、方北方、姚紫、吴岸、黄东平、司马攻、云鹤等一大批作家，他们中有的以其艺术的突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有的在其所在国华文文坛上率先创作出具有开拓性、标志性的文学作品，从而确立了自身在海外汉语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更有活跃在当今海外华文文学领域中具有独特个性和艺术影响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如严歌苓、张翎、虹影、陈河、抗凝（林达）、欧阳昱、陈大为、钟怡雯、黄锦树、林幸谦、黎紫书等。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华文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在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传播和扩大了华文文学的影响，参与这一领域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正是这些优秀作家作品的沉淀，为我们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和经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华文化外传以后，在世界各地开出的文学奇葩，是一种处于中外东西文化交汇点上的独特文学现象，各种不同“质”的文化艺术精神、思想元素在这样一个平台上错综交织，丰富性、多元性、复杂性是它的突出特征。面对这样的“文学场”，特别是其中的优秀作品，要对其解读、研究、阐释，如研究者不能以开放的思维，突破传统的“国族”界线，就难以把握这一领域文学的特殊性。从现在我们读到的许多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看，有三个明显的特点：①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隐含着他们离家去国之后“离散”生涯的生命体验，是一种有跨越性的独特精神历程的形象叙写；②因其创作主体是在“本土”以外，处在各种“异”文化包围的环境里，有多种文化的参照与介入，多数作品具有反思性和多元性；③这些作品淡化了中国历史传统主题的内容，更多的是“离散”华人在外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审美表达，在思维模式上，更加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在社会行为模式上，更重视现代价值的普适性和开放精神。这些只是我们在平时阅读中感受到的，今后要在学术的层面从整体上探讨这一领域的文学特质，认识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还有待于学界同仁的通力合作，从广度和深度上作研究，既要从百年长度梳理其兴起、发展的文脉，也要通过具体文本的阅读，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寻找、选择出那些具有路标式的文学经典，并对其进行系列的分析和阐释，从文化、文学上展示它们所蕴含的新的质素。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往学界对中国新文学传统和经典的研究，多从意识形态上看待问题，对其传统的形成和经典特色的论说，也多依附于革命历史的线索，因而在思维模式上不同程度存在“现代化革命大叙事”为主线的局限。在对新文学自身特质的寻找、分析中国新文学如何从古代文学蜕变过来的原因时，对其中的各种复杂因素，往往关注不够，少有从文学自身的发展去作更深入的追问，在一些经典著作的研究成果中，也少有从文学传统内在的变化和经典作家独特的人生解读展开其阐释空间。近十几年，一些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如黄曼君、陈思和、洪子诚等都曾在他们的著作中反思和论说过这些问题。黄曼君还特别倡导：要通过对经典著作的诞生、阐释和论述，揭示新文化特质与“诗性转向”的思、诗、史关系结构线索。也就是说，要从文化精神、审美诗性与史的定位，对文学经典的真正意义进行分析，通过对具体经典作品的阐释，进一步认识、展现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特质。他们所论的虽是针对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研究，但对我们今天开展海外华文文学传统和经典的研究，如何去突破那种原先可能有的思维定势和某种局限，也是很好的提醒和启示。经典作品是历史承传的标帜。文学经典既是文学传统的集中表现，也是建构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路标。任何文学经典都是以“诗性”为核心的思、诗、史的结晶。探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同样要通过经典化过程和经典文本研究，了解这一领域文学经典化复杂的历史变动，展示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思、诗、史不同组合形成的新文学经典特质；从文化和审美的视角，认识其从“本土”到“域外”文学传统的变化、延伸和重构，特别是其独具的审美内容，那种跨界超越的美学品格，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某种原创性，那种能够成为新的经典或新的文学经典性特征。

二、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和经典文本研究

文学经典是经典化过程的结晶。开展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研究，首先是要对这一领域的经典化过程进行考察和研究。考察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可以有多种角度，而其中的重要视角是文化上的从“一元”到“多元”。海外华文文学作为“离散”华人在域外生命体验的审美表达，是中外文化交汇的艺术成果，尤其是当中的一批有才情和智慧的优秀作家的作品，这种多元文化、互识互补的特色就更为突出，具有新的文学经典性的特征：从精神意蕴看，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一种多元文化跨界认同的开放品格，在文化和美学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原创性；从艺术审美看，它们涵纳了多个地区移民作家复杂多彩的心灵世界和“离散”生涯独特精神历程的叙写，为读者提供了与中国本土文学不同的审美经验，有新的“诗学”内涵；从文学史的层面看，它们为世界文学史翻开了新的篇章。本世纪以来，国际学界不断质疑现有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认为当中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印记，因而提出了重构新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问题，其问题的内核正是：文化上应从“一元”到“多元”。而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兴起、发展起来的具有世界性的华文文学领域，具有着从“一元”到“多元”的“跨界”文化、文学特质，作为世界近百年发展中出现的新的文学元素，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开展此领域的经典化问题和经典文本研究，既是“海外华文文学及其研究深入发展的关键”，也将为20世纪新的世界文学史的重构提供一个新的版块。因为这个新的汉语文学领域，有多种“跨界”的文化特质，早就突破了中国文学“国族”的范围，是新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重构中不可忽略的内容。正如许多论者所言，文学经典的生成与确立，本质上是立足于审美接受的群体。而其之所以拥有审美接受的群体，前提是它自身是一个极其优秀的文本，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已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平台，能在各个时代的读者中产生特殊的影响。用卡尔维诺的话说：“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因此，笔者认为，在开展此项研究之初，必须着重关注和回答下列这些问题：①百年来这一领域已经出版的众多文学作品中，有哪些可称为经典？②这些经典是怎样诞生的？有何独特的人生解读和阐释空间？③在其存在的历史长度，审美群体对它的阅读、接受、传播和评价如何？④作品自身形成了怎样的跨文化超越的形态与模式？在审美方面有何原创性的贡献？而要回答上述这些问题，首先是要从这一领域大量的资料工作做起。饶宗颐先生在《文学与神明》一书中，曾具体谈到掌握材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说：“不论做什么题目，都要材料，这是基础。”还特别指出：对经典材料，更要反复地下功夫。“第一次或者了解不深、不透，第二、三次继续了解。有时需要十次，或者十次以上。”他认为“只有掌握了材料，才有立足之地”。我们进行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研究，同样要以材料为基础。其次是要“直面作品”，在文本的阅读上下功夫。通过对各种文学作品及其相关材料的阅读、比较、筛选，突出文学性，从中选择出更具有心灵感动、更具有审美内容，为社会、受众公认的有代表性的名著。“直面作品”，不是孤立地面对文本，而是将文本和历史结合起来（包括文学史、批评史、接受史和传播史），与这一领域的文学历史“对话”。因为同一作品，不同时代的人理解可能不一样，即使是同一时代、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就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作品，在不同时间、不同语境，理解也可能会有差异。所以，在这个过程，研究者就要去面对历史上这种种的差异，既要了解人们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对同一部作品的不同评价，以及他们解读文本时不同的态度和方法，联系他们不同的“文化身份”（一般读者、批评家、专业研究者）、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分析其差异的原因；还要关注本领域特殊的文化、文学问题（如流散者的生存、生活问题等），把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特殊文学现象，思考、研究“经典”的选择和确立的依据，阐明其在怎样意义上成为经典。由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在文化上有多种中外混溶的世界性文学领域，因而还有一个如何从国际化角度看待经典的问题。任何经典都是思想和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所以此一领域中的中外文化、文学传统的交融、对接（如古今传承、中外交接），以及因不同地区、国家历史时空的差异而衍生的多重文化观照结果等，也将是我们经典研究的“焦点”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还要从世界文学的角度，通过本领域文学经典化问题的追问和文学经典研究，展示其作为这一特殊汉语文学领域经典著作独特的思想内涵、精神意蕴和审美品格，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原创性与新锐性、丰富性与超越性。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问题的研究，是关于这一领域文学经典形成过程的研究。而经典的确立，是基于艺术的本体，也就是作品所达到的一种新的艺术高度。所以解读和阐释经典文本，展现其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审美价值，是本课题研究最具意义的工作。西方著名学者纳博科夫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和审美价值，“最终要看它能不能兼备诗道的精微与科学的直觉”。“因为这样的作品才能给人一种既是感知的、又是理智的快感。”可见，作品的艺术本体和读者的审美接受，是文学经典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中西方学者均有共识。由于海外华文文学是近百年新兴的文学领域，因而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新的文学经典研究，所以我们的工作是要去开发一个新的“矿藏”，这就需要从最基础的“入门”工作做起，除上面所说的搜集资料、探清“史路”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各种文学文本的阅读、解读，特别是对其中的优秀文本的细读、精读和不断地重读，展示这一领域的优秀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如何运用语言、结构、文体等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组成不平凡的故事、情节和细节，使作品具有真正的艺术生命，怎样令人读了能产生情感的火花，引起了心灵的震颤。并通过各方面的比较，选择出其中的经典名作，将其拆开、窥探，研究其风格、意象、体裁，从作品的艺术设计和构造，深入到作品内里最具创意和精美的部分，揭示其文学和美学上的不寻常价值，阐明那些经典名作为何得以成为经典，以及它们是如何生成的。艺术的魅力存在于作品形象的骨骼和思想的精髓里，任何经典著作都是一个独特的“新天地”。我们要真正地了解和阐释它，就必须“进入”到这一个个的“新天地”当中去。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经典著作的研究者，在艺术上我们要“进入”的是一块以往人们尚未涉足或涉足不深的“天地”，除了对其历史进程、文化交汇应有所了解外，还应该具有想象力和艺术感，也就是艺术感觉。因为有了艺术感觉，我们才会在阅读和研究时在自己和作者的心灵之间形成一种和谐关系，甚至随着不断重读和研究日深还成了艺术上的“知己”。记得纳博科夫在讲解经典著作时，曾用一段形象的描述，来说明优秀读者和优秀作家的那种难以言喻的共鸣感。他说：“在那无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艺术大师，只是他登上山顶，当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地拥抱起来了。如果这本书永垂不朽，他们就永不分离。”笔者认为，这种发自内心对艺术之美的共鸣感，对于文学经典的研究者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文本是历史的，历史是文本的。”我们要从世纪长度探讨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及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

在大的方面，一是要梳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历程，明“史实”；二是要对体现其历史变化发展的文学经典进行阐释，立“标帜”。前者，学界已有若干或详或略的文学史问世；后者是近期才提出和被关注的问题。但从探讨此领域所形成的新文学传统的角度，这两者都十分重要，而且它们之间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联系。记得陈思和说过：“所谓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的关系，大约类似天上的星星和天空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就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就像夜幕降临，星星闪烁，其实每个星球彼此都隔得很远很远，但是它们之间互相吸引，互相关照，构成天幕下一幅极为壮丽的星空图，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文学史”。事实上，任何一个文学的“天空”，都离不开那些“星星闪烁”似的文学作品，它们是“史”的基础，“论”的依据，各种优秀文学传统的生命之“光”，没有它们的“灿烂”，我们就很难观赏到壮丽的文学“夜空”。所以我们在探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存在、发展意义及其形成的新传统时，就不能不关注这一领域那些类似“明星”的文学名著，因为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观赏到这一特定“天空”夜幕中的深邃神秘。

AStudyon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

HuangMingfen,XiamenUniversity

Goingalongwiththeunchangeabletrendofglobalization,itisworthnotingthatthe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hasflourishedpromptly.TheInternetprovidesmuchmoreopportunitiesforoverseasChinesetowriteandpublishliteraryworksinChineselanguage,promotesactivecommunicationsbetweenoverseasChinesewritersandtheircompanionsinChina.Toagreatdegree,thefutureof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dependsontheinteractionbetweenChineseandotherlanguages,between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andothercultures,anddependsontheintegrationoftechnologyandliterature.

Keywords:InternetLiterature,ChineseLiterature,globalization

提要：网络华文文学的兴起与全球化存在密切关系。因特网为海外华人用汉语创作与发表文学作品提供了远较过去为多的机会，并促进了海内外华文作家之间的交流。网络华文文学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语与汉语、中华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科技与文学之间的互动。

关键词：网络文学华文文学全球化

AStudyon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

HuangMingfen,XiamenUniversity

Goingalongwiththeunchangeabletrendofglobalization,itisworthnotingthatthe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hasflourishedpromptly.TheInternetprovidesmuchmoreopportunitiesforoverseasChinesetowriteandpublishliteraryworksinChineselanguage,promotesactivecommunicationsbetweenoverseasChinesewritersandtheircompanionsinChina.Toagreatdegree,thefutureof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dependsontheinteractionbetweenChineseandotherlanguages,between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andothercultures,anddependsontheintegrationoftechnologyandliterature.

Keywords:InternetLiterature,ChineseLiterature,globalization

提要：网络华文文学的兴起与全球化存在密切关系。因特网为海外华人用汉语创作与发表文学作品提供了远较过去为多的机会，并促进了海内外华文作家之间的交流。网络华文文学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语与汉语、中华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科技与文学之间的互动。

关键词：网络文学华文文学全球化

一、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回顾与分析

海外华文文学主要指中国本土之外作家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包括双语写作的华人作家用非汉语写作又被翻译成汉语的作品)。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则指上世纪初以来发生在海外各国的汉语文学，目前分布于70多个国家，大致可分为东南亚、东北亚、北美、欧洲、大洋洲等不同“板块”，近年来南美华文文学也有所兴起。近30年来，包括大陆、台湾、港澳在内的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取得很大进展，而百年中国文学除在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在内的本土取得成就外，也在海外有了丰富的延伸和重要的影响。一是中国作家旅居海外的创作;二是华侨、华人在东南亚、东亚、北美、欧洲、大洋洲等地创作形成的居住国华文文学，这种华文文学属于居住国文学，但其以第一代移民和华侨身份创作的文学，与中国文学仍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尤其是香港、台湾的公民身份政策和欧美等国的移民政策，使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与中国也仍有密切关系;三是各国汉学家对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也可包括非华人用华文创作的作品，但数量很少)，这虽不是华侨、华人所写，但反映出百年中华民族新文学的世界性影响，也构成对民族新文学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其中用中文写作的内容。这三种形态在不同层面上反映了中华文化传统在世界的传播，构成海外华文文学的主要内容，也与百年中国文学构成密切的互动关系，其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雅与俗等重大问题上的实践及其经验已产生世界性影响，并使得汉语文学成为世界性语种文学，推动着世界各语种文学多元共生秩序的形成。而其本身已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借鉴，也是世界文化格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海外华文文学在近百年中生存强韧、发展强劲，1980年代以来遍及的国家更多，创作更丰富，提出的课题更多样，而其分布广，个人性文学活动多，显得散零、边缘的文学现象中有更深层的内在联系。面对这样的文学存在，展开整体性研究显得格外重要，即在20世纪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背景上，打通不同板块、国别的华文文学，探寻其内在联系，展开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研究，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写作、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课题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有文学创作就会有相应的文学研究，但有较自觉的学术意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则大致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的方修等对马华文学(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史的研究及相关文学史著述的出版，台湾旅美学者对美国华文文学的研究及相关研究著作的问世，可以视作东、西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自觉展开。40年过去，海外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依旧构成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翼。尽管其研究大多出于华文教育和华人社会生存的需要，注重本国华文文学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但也不断提出整体性的问题。

一是会从本国华文文学的现实境遇中产生出富有挑战性的话题，这些话题往往事关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例如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界提出的马华文学“经典缺席”等问题，新加坡华文文学界提出的“双重传统”等问题，美国华文文学界提出的“流动”文学史观等问题，其实都涉及了海外华文文学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二是在海外现代文学理论资源的直接影响下，会产生出一些文学的前沿性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深化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例如东南亚华文文学学者所作的“越界”研究，北美华文文学学者侧重的“离散”研究等，都有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特色，深入到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价值等层面，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都起了推动作用。台湾、香港与海外华人华侨的关系在1950年代后显得格外密切，从华侨华人史研究中逐步独立出来的华文文学研究，其重点除了香港、台湾移居海外的作家研究外，更多的是中华文化传统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传播等。香港在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对峙的年代扮演了在海外延续、传播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角色，而台湾国民党当局也以“文化中国”的正统代表来聚集人心。这种情况使得台湾、香港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较多地从传统在“离散”中的延续和丰富的角度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的命运。尤其是香港，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自觉打开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窗口，充分发挥了其沟通东西方华文文学的桥梁作用，很多刊物、出版社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创办27年、出版发行了300余期的《香港文学》是全世界刊出海外华文文学专栏和作品最多的刊物，涉及的国家、地区和作家也最多。中国大陆的研究是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港文学研究扩展到八、九十年代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框架中进行。它的提出，与“大中国文学观”、“文化中国”等观念的倡导有密切关联，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关系密切也就不言而喻，而海外华文文学强调的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也产生了影响;由于其“跨文化性”和“世界性”，也被比较文学学科关注，甚至已成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它本身包含的“离散性”、“本土异质性”、“中心与边缘”、“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民族与世界”、“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本土与外来”、“身份”批评等课题等也为文艺学所关注。这种研究“领域”的跨学科性如果得到深入沟通，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也会得到深化。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就其成果而言，大致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海外国别、地区华文文学的研究，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文学史尤其较早得到研究，欧洲、北美等的国别、地区华文文学史研究则显得薄弱。例如陈贤茂主编的4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1999年版)，东南亚华文文学占了近3/4的篇幅。之后，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国的华文文学史也得以出版，《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等也都分国别展开华文文学史的叙述。这些国别华文文学史在国别华文文学研究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尚未有历史的整合，有的在历史的叙述上有较多缺漏，或缺乏史料的提炼，在作家、作品的“入史”上较粗疏，缺乏“经典化”，欧洲、北美等的国别华文文学史研究空白较多。倒是其中一些取专门的研究视角的国别、地区华文文学研究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内部”和“外部”研究上都有深入。二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专题研究，这些专题一般都关注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并展开了相关理论的探讨，如2000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作为世界性语种文学的华文文学之研究”，2003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从华人文学到华人族裔文学的当代转型”，2004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身份理论与世界华人华文文学”等，海外华文文学的“语种性”、“双重传统”、“越界视野”、“多重身份”、“离散写作”等问题得到探讨。

形象学的探讨有深入，“异”的形象尤为受到关注，但也受视野所囿，问题的探讨与文学史结合不够。三是从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关系的角度展开的研究，或是将海外华文文学置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格局中予以考察的研究，这些研究沟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双向内在联系，不过，这方面的探讨还较为表层。近年来，《中国与海外:20世纪汉语文学史论》(2004)、《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2007)、《汉语新文学通史》(2010)等著作相继出版，则反映了学界在中华民族文学的背景上对海外华文文学资源的关注，并从“汉语文学”这一角度作了开掘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刚刚开始，无论是海外华文文学资源的开掘和提炼，还是相关文学史观的调整和深化，或是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关系的把握等等，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关系的研究有深入，文化母题在异域环境中的嬗变尤为受到关注，杨匡汉的《中华文化母题和海外华文文学》对此作了很好的研究。四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方面的研究，其中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尤为受到关注，新世纪以来的海外华文文学也得到相应研究，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建设性意见，但还是显得较为零散，同时由于受到一些非文学因素的制约，一些重要作家、作品仍被遮蔽，影响了整体上对“新移民”创作的评价。五是关于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学理论、批评建树和海外汉学的相关研究，近年也有拓展，以往较被忽略的国家的汉学研究开始得到重视，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文学批评理论由于对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产生的“冲击”而被关注，对其研究也随之展开。这些研究大半正在进行中，也还不足以覆盖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学理论、批评建树和海外汉学的相关重要内容，尤其是两者的“连接”点，如海外华人学者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对海外汉学的影响等尚未受到充分关注。海外华文诗学研究，即在海外华文文学的批评实践中建立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研究的诗学范畴和方法，虽已提出多年，但尚缺乏深入。所有这些研究基础和发展方向其实都指向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

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整体观

展开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理解历史总体性的方法论和具有文学的生命整体意识是重要的。历史总体性的方法论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即人类社会最终走向自由，人自身最终实现解放，而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总体趋势有着辩证的联系和互动，总体化的历史进程有着极其丰富的差异性，甚至以差异性作为前提，从而呈现开放性的格局。“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启的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文学”表现出文学对于人的认识的深化和人性的全面解放的追求，反映了文学的历史总体趋势。现代中华民族文学的种种现象都是这一文学总体历史进程中不同(特定)阶段的表现，都会在“人的文学”的历史进程中自我扬弃，直至走向“人的文学”的终极完善;而同时，文学的现实阶段和众多领域，在其复杂多样的存在中，克服着理论与实践、创作与现实之间的割裂，努力突围出文学的异化、物化，使文学最终走向真正合乎人性的境界。这成为现代中华民族文学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文学之间的根本性贯通，也是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在呼应。这里，强调“历史总体性”并非遮蔽差异性，而要接纳、揭示差异性是重要的。文学的生命整体意识则是指不同板块、不同地区、不同层面的汉语文学尤其有着密不可分性，缺了任何一点点，民族新文学的血肉就少了一块;对任何一种文学的伤害，都是对自己文学生命的致命伤害。而将各地区的汉语文学视为一个生命整体，就把握到了不同时期民族新文学的血脉走向，自然也能更好地审视海外华文文学。对包括东南亚、东亚、欧洲、北美、大洋洲、南美等地区各国在内的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展开整体研究，其历史整合就要打通“国界、洲别”，避免现有“海外华文文学史”罗列各国华文文学历史，缺乏整体把握和有机联系的情况。为此，除了文学史料要翔实，要对其进行很好的学术梳理和提炼，尤其要对目前还被忽视的一些海外华文文学重要资源进行深入开掘，既避免重要遗漏，又防止庞杂琐碎外，还要在充分关注不同地区、国别海外文学的相异和不平衡性的基础上把握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一体性、文学整体性和丰富差异性，探讨切合海外华文文学状况的文学史框架。如何完成这种历史的“整合”，有多个方面是需要关注的。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的体例既要体现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观，揭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在20世纪人类进程和世界格局背景下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基本线索、形态，又要充分关注不同地区、国度(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华政策不同影响下形成的华文文学丰富的差异性、不平衡性及其独特价值。

一、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

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展现了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背景与社会价值观，通过英美文学的学习，能够对异域文化有更广泛的了解，以此来培养学生的文化精神，对异域文化有更强的宽容度。因为英美文学作品内容及形式都丰富多彩，如果在实际教学中进行英美文学的阅读与欣赏，不仅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而且能够使他们真正融入到文学世界中，共同体验文学作品中丰富的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英语水平，对于英美文化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此外，他们还可以通过作品的阅读对作者有更多的认知，比如对作者的创作背景，写作技巧等，都能够有所掌握，这样就能够在文学作品的理解与把握上，思维也更加开阔，逐渐打破局限，最终上升为审美的层面，有效地提高文学的审美价值。华文文学是指以汉语言文字作为母语的文学作品。其中主要包括了内地、香港、台湾等文学。华文文学的提升能够有效地加强世界华人之间的关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大格局下，华文文学的发展也越来越活跃，在世界范围内的华人也形成了华文文学的共同体。他们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精神，也创造了共同的成就。随着华文文学不断地宣传与推广，华文文学已经成为了一门新兴的学科，成为了重要的研究课题。在许多大学中，华文文学作为一门重要课程出现，并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华文文学的队伍在不断地壮大。华文文学的发展也随着其不断的发展形成了极具地域性的特点，华文文学也曾被分为不同的门类。今天的华文文学，已经在多种文化的不断融合与发展中，变得更具有其独特的艺术性与价值体系。民族主义成为了华文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对于华语这一概念来说，与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都无关，仅仅是一种对于客观事实的描述。所以，华文文学的研究具有其客观性与整体性。当然，华文文学有着民族主义特性，但却不是狭隘的，因为无论是哪一种华文文学，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因素。比如海外华文文学就具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因素，这也使其构成了极具特色的文化元素，这与它所居住的地域及文化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如果仅仅强调华文文学的传统因素，那么是不恰当的，也对华文文学的发展与传承是不利的。同样，把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化美学特性看作民族主义文化传统也并不妥。对于海外华文文学来说，既要拒绝狭隘的民族主义，也要对文化开放的意识加以肯定。海外华人的存在是现实，所以，华文文学所展现的正是这种事实的存在，它以其特有的描写方式参与其中，展现了这一群族的思想情感与内涵。对于这种群族性的内涵意义，在过去的华文文学中很少涉及，而仅仅是对文学本身的一种关注与审美，而并没有真正进入到社会层面去理解和展现华人的文化及生活处境。一些文化研究者将海外华文文学看作是中华文学的一个支流，并就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联方面进行了研究，这其实只是一个文学的研究角度，相比之下，对于华文文学的研究视角的另一个角度是如何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与其自身存在的背景的关系，二者之间是如何认同，又是如何调整的。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往往被忽视，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来说是虚浮的，浅显的。所以，如果以华文文学作为一个语种概念来说仍然是平面化的，是对其横向的研究，而没有真正深入到纵向分析研究。如果仅仅对华文文学中的语言、意境等内容来进行分析研究，只能获得表面的研究结果，而无法真正深入到华文文学的内心世界，也无法体现其积极而深远的文化价值。相比海外华文文学，华人学研究则更为成熟和深刻。如果海外华文文学能够多向华人学学习和借鉴，就能够对自身的研究有更多益处，使其存在的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

二、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意识流语言的关联

意识流小说是一种以展现人们意识流动及内心世界的小说。它的特点在于其自由的内心独白与暗示的创作方法。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英美等国家形成了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对于这一创作理论有了积极的研究与展现。在英美文学中的意识流小说中，强调了一种内心的潜意识的体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内在真实的东西揭示出来。这种创作风格也同时显现了一些弊端，比如使创作的逻辑性混知己，语言也变得扭曲破碎。因此，意识流小说最显著的特点正是在于其语言的变异。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纯粹的意识流小说在四十年代之后已经销声匿迹，但意识流小说对西方文学的发展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发展与变革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新时期小说的发展，小说的内容从对客观事物的描述逐渐转变为对人物内心的挖掘与展现，使小说的核心真正走向了以人为主体的创作。西方的意识流小说也将人作为体现的主要核心，并取得了成功。因此，中国新时期小说也将意识流意识吸纳进来，在中国的小说中加以运用。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中，其中中国文化的展现是最为突出的，也是最自然的。在今天的小说创作中，作家的创作具有极大的自由度，所以，对意识流的研究与探讨，能够对小说的创作有所助益，能够丰富和提升创作。英美文学中的意识流小说中，作家也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他们从中感受到内心世界的复杂，所以他们也期望可以将这种最真实、最无序的活动展现出来，正是这种最直接的方式才是最真实的存在。如果一旦经过加工，那就曲解了真实，无法还原本来面目。意识流小说作家主张以一种直白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内心的思想与感悟，正因为这种思想没有经过整理，所以是十分混乱，不符合逻辑的，这也使语言等内容出现了变异，也形成了意识流小说的主要特点。意识流小说家常常颠倒时间与空间的顺序，彼此之间相互交叉融合，并同时并列出现，而且他们经常有感而发，所以，无论是句子还是语言都体现了一种凌知的特点。有时为了展现某一个人物形象的特点以及内心的活动，他们还故意造成文学无法表达的效果，以此来展现人物的特殊之处。其中，语义的变异是意识流小说所最常用的一种创作手段。虽然并不是意识流小说创作所独有的，但是，却在意识流小说运用中最为明显。人们在运用语言进行交流沟通时，需要注意其语言的文体色彩，也就是要选择适当的词语表达其意思内涵。可是，如果不同的文体色彩语言混同使用，就会使内容一片混乱，使人模糊。在意识流小说中，这一方式却经常被运用其中，不仅在人物的形象与心理活动刻画中加以运用，而且还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效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流派是“黑色幽默”，这也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流派之一。随着“黑色幽默”声势逐渐弱下来，仍然出现了一些作品，对美国文学发展起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黑色幽默”小说家描写的人物及故事更多的展现了一种被压迫的无奈与嘲讽，表达了人与环境之间的难以协调，作者将这种社会的不和谐现象无限放大，最终变得扭曲，看上去十分可笑，可又令人感到无比沉重。所以，在“黑色幽默”中，一些人物可笑的言行与社会现实形成巨大反差，也折射出了社会的现实问题。作家往往打破了传统的创作方式，一些故事情节缺少逻辑关系，现实与幻想结合起来，显现出混乱的效果。“黑色幽默”的产生与发展与美国当时动荡的社会背景有着极大的关系，而小说中所描述的事物并不是作家凭空制造的，而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展现。小说既揭示了社会的价值观及阶级矛盾，同时也流露出了悲观的情绪。

三、结语

世界文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意识流文学是其中一个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发展以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与渗透，一直是学者们所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就历史发展来看，意识流小说成就了西方文学的辉煌与发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借鉴过程中，也要认可其存在的合理性。如何真正认识和理解意识流文学的内涵，对我国的文学发展与进步有着积极现实的意义。

一、语种性、族裔性——华文文学

罗兰•巴尔特曾在论及语言时，把语言的地位提高至文学生命的高度，认为语言是文学生存的世界。以华文文学命名的作家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引起了研究热潮。从概念上讲，华文文学专指“中国内地以外的用汉语言创作的文学，也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Ell3不言而喻的是，划归至此种概念的文本必须符合二个基本条件：一是创作者是非内地人，二是写作语言是汉语、汉字。汉语作为华夏民族的民族共同语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不断发展推进的过程。随着国家的统一与安定，由普通话组成的现代汉语语系才得以建立，实际上在不少地方还存在着以当地方言作为书写语言的现象。汉字的发展也有由繁到简的变化。因此我们简单的以汉语、汉字来作为定义“华文”的依据就显得以偏概全。同时，我们考察先于：‘华文文学”概念确立并为推广的“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后不难发现，后者的概念明显带有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色彩，“统治”、“阶级”、“殖民”占据了中心词汇中较大的比重，国家意识高于民族意识。这类“语种的华文文学的概念”仅仅满足了海外华裔作家作品研究的表面，批评界为了将研究深入，在“语种的华文文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的华文文学”。从“语种”到“文化”，语言的表音功能不再是唯一因素；相反，表意性占据了重要位置。“文化的华文文学”认为“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这即意味着，它出现、存在、发展乃至最终在其一区域内的消亡，其根据完全在华文文学本身。”¨与“语种的华文文学”不同，“文化的华文文学”，更加强调“海外华人生活的以生命之自由本性为最后依据的自我表达。”…从留学生时期的“落叶归根”到新移民时期的“落叶生根”，远离家国后的思乡情切与寄居异域的孤独、寂寞都化身为作家不断地适应生活，打磨自我的生命书写。在此意义基础上，批评界进一步提出了“世界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概念。这两个概念出现的原因之一在于早先一类的台港澳文学被纳入了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华文文学”这一概念无论是语种还是文化上都已经不能适应作家作品的新需要。“世界华文文学”整合了海内外华文文学写作，在世界性语种的基础上，研究“华文母语地区的中国文学(内地和台港澳)和中国以外各个国家和地区使用华文创作”的作家作品J3。“世界华文文学”在时间上的模糊性导致的无限延展，使我们无法对于内地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套用王德威先生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中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时问上的划分，中国现代文学应从清末起，这一点在语言上就造成了文言文、白话文相容并驱，“华文”的概念再一次受到挑战。“海外华文文学”缩小了“华文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范畴，主要指“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地区用汉语工作的文学，是中华文化外传以后，与世界各族民族文化相遇、交汇开出的文学奇葩”。这一概念对作家作品有了更加明确的限定：作家写作时的所在地必须是海外而非中国(包括台港澳)、作家的创作语言必须是汉语，可贵的是它关注到了民族文化间的互相影响，不再单纯地将中华民族文化作为标准线，容许中华文化在经受异域土壤滋润之后，出现变种、分化、多元现象。总的说来，“语种”思想从始至终贯穿在华文文学概念发展上，作家作品的归属主要强调其创作语言的汉语化，由此引发出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再书写；同时，它也呈现出了排他的族裔性特征。很明显，其概念背后是隐藏有一定的“盲区”的。如严歌苓、张翎等作家，他们只是后天移居他国，思想主要的形成场域还是在母国，移民前后的作品无论是主题还是艺术手法都难免有所不同，对于这类作家我们无法将其作品划一归之。同时，对于如谭恩美、汤亭亭等，以英语写作具有中国文化的作品、作家，我们更无法用“华文文学”的概念将此归类。故此，笔者将华文文学概念定义为“语言的文学”。

二、跨文化性、跨区域性、跨时间性——华人文学

现在人们把狭义的“文学语言”称为文学语言。文学语言是塑造艺术形象的物质手段，文学语言具有描写、叙事、抒情和议论等综合性艺术功能l3。综合来说，文学的语言最本质上的特征是艺术性、审美性，即使作品中记录的是日常生活的语言场景，但是其言语本身也是经过了作家的再加工、再塑造，目的在获得最广泛人群的接受力与传播力。语言作为文学艺术的助动力，在文学中的作用在于利用尽量恰当的语辞表明作者的写作目的、传达出作者的情感。“华人文学”概念的提出即是打破了文化、区域、时问等的范畴限制，实现跨越性。“华人用获得语——主要是英语、法语，但是也有荷兰语、瑞典语等——写作，也应当在本学科(华人文学)的讨论范围之内。””赵毅衡先生提出“华人文学”的概念，认为“有助于综合研究华人的华文文学与外文小说，因为它们之间有不少的共同点。”“华人文学”概念从命名上只限定于作者是华人，此处的华人主要指华裔(无论是后天移居的还是出生即在异域的)。概念上的包容性，得以将华人华文写作、华裔双语写作以及华裔英语写作纳入其中，作家来源地不局限于海外或是中国大陆等某一区域，不要求作家写作时必须身在海外或是中国大陆；并且，华人文学延续了“海外华文文学”概念中对于文化意识的界定，不限制作品中传达的是母国关照还是异域想象，最大层面上对华人写作有了一个理论性的定义。“华人文学”的跨时间性意义，主要是相对于“新移民文学”、“新海外文学”、“新华人文学”而言。后三者在概念上都强调了“新”，与此相对的必然是“旧”。以“新移民文学”为例，概念的提出意在区别于20世纪初期的“西学东渐”浪潮下的出走和20世纪50年代白先勇等留学生文学，“新移民”主要是20世纪80、90年代，自身在母国已经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作家，因为政治、经济、学术等方面原因移居他国，在海外他们树立起来的是新一代华人的美好形象。所以，“新移民文学”概念特指20世纪后期，书写移民前后的对于“双重隔离”的伤痛。这一概念无法包括作家移民前的作品，在作家作品思想的梳理上难免会出现“断裂带”的现象。在限定时间域的同时，“新移民文学”概念也将作家人群身份限定在“新移民”上，由早期移民潮产生的第二代或是第三代作家作品就无法合理定位了。如果说“新移民作家”作品中难以掩藏的失落感来自于对故土的思念与对他国的陌生，那么“香蕉人”作家他们笔下的中国则是西方视角下的缩影。由于接受的文化熏陶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在对待同一问题上，两者的答案都有可能不同，叙述的视角也有可能相异。“新华人文学”概念并不是针对于“华人文学”提出(实际上“新华人文学”早于“华人文学”提出)，“新华人”主要是为了区别澳大利亚地区，早期由第一代华人移民和来自台港等地的非大陆籍移民构成的华人群落，特指1989年前后滞留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群。很明显，它只是在人群上作了特定的划分，没有实现文化性的跨越。“华人文学”较好地规避了“新移民文学”、“新海外文学”、“新华人文学”在文化、时间、区域上的不足，提出的是“文化中国”的文学。文学这一形式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其特定族群的形成不在于区域，不在于语言，不在于时间，而在于情感上的认同。“华人文学”这一概念就是将华人群落中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文化趋向作为标杆，消除由于语言差异带来的认识偏差，重视作品主题本身的文学性、文艺美。“文学”与“语言”本来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借用“语言的文学”与“文学的语言”两个概念，意在说明“华文文学”概念突出语言的“华文”色彩，“华人文学”概念强调的是文学的功效，语言在其中扮演着一个助动力的角色。

华人用外语写作并不是这一两年才兴起的，早在林语堂时期就有呈现，但是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上将此类文本划归在“翻译文学”中研究。随着近年来对华裔作家群中出现的“双语”写作以及英语写作现象的重视，这一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目前的文学史教材也无法按照既有方法对其进行归类。笔者在此将两者进行对比后发现，“华人文学”概念最大程度地弥补了这项在文学史上的“留白”，对于华裔文学的世界性定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Studyon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

HuangMingfen,XiamenUniversity

Goingalongwiththeunchangeabletrendofglobalization,itisworthnotingthatthe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hasflourishedpromptly.TheInternetprovidesmuchmoreopportunitiesforoverseasChinesetowriteandpublishliteraryworksinChineselanguage,promotesactivecommunicationsbetweenoverseasChinesewritersandtheircompanionsinChina.Toagreatdegree,thefutureof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dependsontheinteractionbetweenChineseandotherlanguages,between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andothercultures,anddependsontheintegrationoftechnologyandliterature.

Keywords:InternetLiterature,ChineseLiterature,globalization

提要：网络华文文学的兴起与全球化存在密切关系。因特网为海外华人用汉语创作与发表文学作品提供了远较过去为多的机会，并促进了海内外华文作家之间的交流。网络华文文学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语与汉语、中华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科技与文学之间的互动。

关键词：网络文学华文文学全球化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学科命名至今存在争议，但作为流散在中国之外的汉语文学的总称，其有效性的论证与呈现过程也正是其成为一种引发关注的文学现象乃至一门新兴学科的过程。从1970年代末期至今，中国内地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9至1988年间为作家作品评介期，以作品鉴赏和文本批评为主，整体意识和理论意识都较为缺乏;1989到1997年间为整体研究和诗学建构初期，出现不少文学史著述及有关命名合法性的论证文章，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但不少论述仍失之粗糙平面;1998年后至今为方法更新和理论突围期，研究者一面深入反思以往的研究局限，一面努力吸纳新的话语资源与理论方法，以求建立稳固的学术研究根基，扩大学术影响力度，进入文学研究前沿。正是在这一动向之下，世纪之交，受到国内日益兴盛的“传媒研究”的影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也相应地出现了“媒介转向”(在这里媒介特指文学传媒，而非广义上的包括语言本身的媒介概念)。那么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传媒”研究究竟获得了怎样的新经验?从这一问题出发，我们能否以此为起点建立起一种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话语与研究范式?能否找到解决当前研究与创作困境的可能途径?

一重写文学史的可能性

正如陈平原在《现代文学与大众传媒》中指出的那样，中国学界业有的学术传统非常重视考据与材料的工夫，而熟读细寻文学传媒上承载的文学作品与文学事件，应该说是一条最基本与最重要的获取材料和考据考证的途径。通过整理、挖掘、阐释，一系列曾被遗忘或疏漏的传媒事实与文学文本被还原聚焦，最终完成建构或重写文学历史的宏大任务。因此，这种本着还原历史真实、重建文学现场的史料性研究试图将充满矛盾与断裂的传媒文本转叙成更为连贯清晰的历史事实。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1980年代以前的学术研究者，就是凭着这种实录精神，以文学史家的毅力和使命感，将深埋在地底下，面临毁绝的大批史料整理出来，呈现出可观可感的文学历史概貌。在这个意义上，方修所编著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及《马华新文学大系》功过千秋。这位深谙传媒之道的南洋报界老前辈，用最原始的和最辛苦的抄录方式在早期的华文报刊上成功地抢救出了新马地区的大批作家作品资料，新马地区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得以立此存照。同样，国内学者陈贤茂等在写作《海外华文文学史》这本作为学科确立标志的文学史著述时，也非常重视文学传媒的作用。在此书中，文学传媒不仅是作品的来源与平台，更是文学史重点梳理与研究的对象。同时，在写作文学史的过程中，为了获取足够充实的史料，陈先生等还创办了《华文文学》这一刊物，把传媒运作与文学史写作融为一体，刊物也成为海外华文文学史的潜文本。方修和陈贤茂等的研究实践，无疑正是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著述高度依赖传媒的鲜活例证。应该说，资料的拓展和视野的开阔，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来说仍是首要的和基础的，海外各国已成历史或正在运作的华文传媒正等待我们潜心整理与关注，史料性研究仍有不可取代的地位。然而，上述学者固然重视传媒，也非常清楚传媒与文学历史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对传媒的看法并没有超越媒介工具论。对于这一代学者而言，传媒始终是研究者接近文学事实的平台和桥梁，他们所关注的焦点仍然是作家作品，并非传媒本身。但是，“传播不是中介”的现代传播学理念已经粉碎了这种美好的工具论。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传播媒介与传播过程影响的不止是文学功能的纬度，也建构出不同的文学存在。媒介性是文学的内在因素之一，传媒本身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目标与对象，研究传媒就是研究文学的存在方式与特性。因此，自1990年代以来，一种新的传媒研究思维出现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场域。借鉴从传播学与社会学角度业已获取的海外华文报刊研究成果，一些文学研究者对境外华文传媒的研究初见成效。如陈嵩杰的《独立前马来西亚报章对文化与文学本土化建设的贡献》、李志的《海外华文报刊对滥觞期海外华文文学建设的贡献》［2］和《境外的新文学园地———五四时期南洋地区文艺副刊〈新国民杂志〉研究》。［3］其中，李志对《新国民杂志》的研究是颇有启迪意义的研究范例，他通过这一传媒文本把摸到了新马地区新文学生长的特点以及现代文学在东南亚的影响方式，可谓以大观小、深入浅出之举。因此，带着问题意识进入文学传媒的整理与重读之中，作为有关海外华文文学传媒研究的新路径，确实具有诱人的前景。如果说李志的研究不过隐现海外华文文学与传媒这一命题的话，那么王列耀等人则在研究之始就非常自觉地确立了“传媒制造”的理论制高点。他重视传媒现场所呈现的历史细节的意义，但更关注的是传媒的具体运作，即传媒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到海外华文文学生产与历史之中。如新近的网络传媒与传统的纸质传媒、影视传媒有着怎样的功能差异，具体的传媒事件怎样进入文学历史之中等都进入了其研究视野。王所在的暨大“汉语传媒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自2007年成立以来，已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或可将“海外华文文学与传媒”的命题系统化、理论化。①上述研究都可谓著述文学史的冲动与实践。在这里，文学传媒作为充满了暗流与偶然性的文学现场，成为文学史家自我言说的资源库。研究者们不但精心挑选也重新阐释，使文学历史和文学史观的重建成为可能。当前已有的各种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区域或总体文学史所引发的彼此轻视与责难，不止出现在大陆学者和海外华裔学者之间，也出现在新马等地的代际话语中，除了各自把握的文学史料有所差异之外，更在于各自坚持的史料阐释原则的差异。因此，如果将来重写一部海外华文文学史或者世界华文文学史的话，应该以文学传媒作为文学历史的第一现场，考察不同地区国家华文传媒所形成的传媒场之复杂性，着力于呈现“传播与交流”的过程及结果，如分析特定作家作品跨文化传播时的意义迁移与文化影响、分析某种文学思潮在汉语文学界的旅行经历等。这可谓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媒介”研究的第一种走向，也是当前成效最大的一种研究方向。

二研究范式更新的可能性

如果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媒介转向只止于文学史重写这一目标的话，它还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它尚未引发海外华文文学自身及其研究特殊矛盾的显现与解决，而是停留在中国现当代乃至古代文学研究所持媒介视角的同一层面。那么，“传媒”问题如何将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引入新的场域呢?在我看来，它首先让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意识到了自己所面临的理论绝境，开始重审自身的研究前提与研究基础。传媒制造意味着我们所命名和圈定的所谓“海外华文文学”也可能是一种想象与建构，我们的研究有可能不过在传播意识形态设置的篱笆之内徘徊。如果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内地传播媒介及其传播意识形态的产物，是我们和文学传媒共谋制造了它，那么我们怎样面对这样一种动荡不安的幻觉呢?如何理性评价我们已有的研究思路与成果呢?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反复强调海外华文文学的本质特征与独特诗学话语这样的命题呢?由此，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提出媒介问题，其实是提供了一种自我批判和反思的可能性。它将引发的是一种研究思维的突破与创新，我们不再执著于它的诗学本质，而开始思考它的建构过程、方式及意义，即从是什么到怎么样和为什么?化文学文本诗学建构为文化语境和文学生态研究。海外学界对大陆学者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早有质疑之声:但来自外部围追的功效远远不如自我怀疑的威力。事实上，上述自海德格尔以来认识论的转向，已经深深影响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或者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自我怀疑与批判之声本身就是这一转向的体现与产物。当解构与自我否定的精神成为新一代学者的主要学术思维方式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自省就开始了。早在本世纪之初，吴奕锜等青年学者借助《文学报》的威力，树起了反思的大旗，尽管他们的口号也有不当之感，但“文化的华文文学，独立自足的华文文学”［4］的提出却说明他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内地被建构的程度。显然，任何时空都不可能存在“独立自足的华文文学”，它总是被语境化，也就是被文化塑造的华文文学。而“文化的华文文学”这一命题本身尽管颇受争议，但从文化角度来理解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特性却深入人心。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刘登翰先生从方法论的高度提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突围”问题时，就非常重视对业已辉煌的华人学知识与方法的借鉴，呼吁建立起有关海外华人的文化诗学。①然而纯粹的文化转向是否可能改变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困境呢?事实上，鉴于一种海外华文文学缺乏审美性的潜在偏见，从文化角度去解读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不是少了而是太多。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诗学话语与理论资源便高度依赖华人学，王庚武对华族整体性神话的解构可谓最时尚的理论话语，由此文学文本也往往变成演绎华族身份理论与事实的佐证材料。但是，如果文学文本仅仅作为同类问题的有效例证，这种研究的意义又在哪里?也就是说，如果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仅仅反刍已经形成有关海外华人文化的历史社会结论，这种研究就是重复无效的。此外，在汹涌而来的文化研究潮流中，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化转向也可能是迷失自我的表征与选择。传媒时代信息传播的广度与速度，使一向惟我独尊的学术空间也变成了一场时尚秀，不断变化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话语使业有的研究范式不断被质疑与刷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与当下学术走向的一致性虽在情理之中，但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往往忙于追随也止于追随，从离散、空间诗学到传媒研究，直接挪用并未产生新的智慧，我们的研究瓶颈并未得以突破。或许，饶芃子先生对跨文化与海外华文诗学的建构与探索以及朱崇科近来提出的华文比较文学之概念，［5］应是解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困境的有益构想。饶先生早在1990年代中期便倡导将“跨文化和比较方法”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②这是符合海外华文文学生产的实际情况的，但如何落实和具体运作却仍需要更多成功的研究实践。朱的华语比较文学概念无疑是王德威的整体观，王润华的跨界整合等理论资源的具体化，但他在强调新马华文文学本土性前提之下对汉语文学内部差异性与权力关系的解剖，可谓另类的研究思路。上述理论尝试不妨将之定位为走向比较文化诗学(跨文化诗学)范式的探索之路。尽管各自的理论设想与研究尝试并不完美，却是新研究范式出现的强有力的前奏。因为其理论基点都已从理论预想回到文学现场，强调海外华文文学彼时彼刻、此时此刻的具体性和复杂性。这一研究思路应意味着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真正启始。正是在这一思路之下，传媒问题的意义显现出来。首先，文学传媒作为文学与社会交汇的一个动态场所，它本身就构成了复杂流变的文学现场，保留了更多富有阐释意义的历史细节，为我们把握文学的内部肌理提供了可能。其次，在全球文化交流中，传媒空间作为呈现精神冲突和文化对话的接触地带，可以呈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华文文学的差异性及其根源，为比较搭建了平台。由此，传媒研究的意义不但可以在重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范式的认识高度上得以确认，也可以在如何将研究范式具体化的操作性、可行性层面来确认。具体做法如不仅在文学文本研究中建立起行之可素的诗学话语，更着重考察诗学话语在不同语境下建构与传播的原因、变异及影响。如此，诸如中国性与世界性、华文后殖民文学，离散叙事，边缘与中心、父子冲突与家园主题等诗学话语就有了重新探究的可能性。

三创作的意义清理与突围

一

一个学科的史料建设，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个学科当前理论研究的水平和预示着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作为近二十年才逐渐兴起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料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上，香港作家梅子曾呼吁重视“资料搜集”工作，“千方百计设立资料中心”(注：梅子：《参加首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印象与建议》，见《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265页。)。2002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饶péng＠①子会长展望学科未来前景，再次强调“大力加强这一领域的史料学建设”。因此，有组织、有计划，全面而系统的史料建设(包括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研究等专题性史料，作家辞典、文学大事记、报刊目录索引等工具性史料，创作回忆录、作家访谈等叙事性史料，文学大系和选集、作家全集和文集等作品史料，作家自传、日记、书信等传记性史料，文学活动实物、作家影音录像等文献性史料以及考辨性史料等)，已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文学是由语言文字组建而成的，它与语言文字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关系；这种语言文字的艺术往往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以不同的体裁表现人类的内心世界和再现一定时期与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可以这么说，文学作品是作家们寄托思想感情和意志的肌体。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当中国南方人民为了改善生存条件而大批南渡来到东南亚时，他们同时带来了中华语言文字、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审美追求和文学创作的原始愿望，这些便是世界华文文学生发的基因。这种血脉相通的文化理念，奠定了世界华文文学脱胎自中国文学的精神底蕴。

无论社会的巨轮如何前进，作为传统文化最源头方式之一的文学，尤其是作为最能表达人类灵魂的母族文学，始终在时代的推进与嬗变中保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不仅中国文学几千年来的情况如此，自中国文学中孕育诞生的世界华文文学近百年来的情况亦是如此。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一个重要的板块，新加坡华文文学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一样滥觞于1919年“五四”运动影响无远弗届的年代。不只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以白话文写作而又贯穿着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新文学作品，迅速取代旧文学而占据了文学的主流地位。南洋得风气之先，很快也出现了白话文学作品，从而开创了海外华文新文学的历史”，①即便是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学者作家，也认同新加坡华文文学是在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大师辈出的时代里，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摇篮。②语言文字是文化认同与族徽的最基本表征，本文尝试抹去历史的尘埃，梳理自1981年以来便存在着的新加坡伤痕文学的成因及分期。

“新加坡伤痕文学”的界定与正名中国在1970年代中后期“”垮台后涌现了不少环绕着十年动乱而书写的“伤痕文学”，而自1981年至2007年新加坡华文文学意义上的伤痕文学则有别于中国的伤痕文学。由新加坡资深作家和中生代作家执笔创作的新加坡伤痕文学作品，可从下列的内容思想和艺术表现特质来加以界定：在内容思想上，它们的悲情元素主要源自1980年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停办和1987年新加坡传统华校的消失，新加坡华社陷入前所未有的文化虚脱状态，华文知识分子因精神家园成为贫瘠荒原而涌起无限感伤并执笔为文。凡是在这个期间内容触及新加坡华文教育或文化式微问题的文学创作，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相声，无论它们的精神基调是悲凉的或激越的，都属于新加坡伤痕文学的范畴。这些包含着华文情结和文化乡愁的叙述母题的作品，都深深地烙上了作家的生活经验，带有浓厚的文化危机感、使命感和沧桑感；它们是作家受伤灵魂的慰藉，也是作家反思和批判的基点。纵然作家们有着满腔情感等待宣泄，但是，在表现手法上，为了避开政治敏感和照顾到现实生态，他们也不得不在作品中委婉陈词。诗人们在伤痕诗歌中充分应用现代派的抽象语言展现内心的荒凉，微型小说家们则在作品中实验象征主义和后现作形式，对这种新兴文体的表现手法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将新华文坛转变成一个曲笔的实验场，在为新华文学的文化情感增色添彩的同时，也把它提升到一个艺术高峰，使它在世界华文文学的领域中独秀一方。“伤痕文学”这个名词与新华文学缝合在一起并出现在新华作家的视野内，最早可追溯至1992年，当时新加坡作家林高率先在《似梦非梦———读〈十梦录〉杂记》一文中指出：“教育与文化的演变，都是大家十分关心的，张挥也不例外，在他的笔下，却总带着深沉的忧伤，叫人反思。有人把他的这些作品叫做‘伤痕文学’。”

同一年，张挥也在《“鸟说人话，人说鸟话”的荒谬———读谢清的〈都是那鸟惹的祸〉》一文中说：“从80年代开始，不少小说作者以讽刺、魔幻、荒谬的手法进行创作，这些作品（当然也包括诗歌和散文），虽然不是什么划时代的巨作，却是颇具特色的变奏曲，是一种一点儿都不荒谬的‘伤痕文学’。”④1996年，新华女作家孙爱玲客观地比较了中国伤痕文学与新加坡伤痕文学的不同之处：如果说中国的当代文学史里，经这段时期，产生了所谓的伤痕文学，那么作为新加坡当代文学的作品，尤其是小说，也表现了社会体制改变底下，人物所受的创伤，所不同的是前者写的多数是作者的经历，后者是周遭人物的命运。⑤2001年，新加坡学者瑶岗（欧清池，又署风沙雁）建议把1980年代以来涌现于新加坡华文文坛的反映华族语文与文化危机的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定名为“伤痕文学”；他从这些文学作品的共同主题中总结出一个创作上的规律，那就是作家们在反映语文和教育等敏感问题时顾忌难免，只好诉诸曲笔，这无形中为新华伤痕文学的荒诞写实的艺术特征提供了铺垫。⑥2002年9月，中国文艺评论家石鸣在一个检视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发展的座谈会上，点明了新加坡伤痕文学的深化原因：在1990年代新加坡微型小说创作的蓬勃期间，由于一些主流作家对文化的式微有着切身的感受，所以产生了强烈的再建文化的使命感，不仅自身投入其中，更期望使更多对文化式微无知无觉的人惊醒过来，所以在作品中以批判、反思的方式将文化伤口呈现出来，试图痛醒一些人，这就形成了那一时期的伤痕文学。⑦2002年12月，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了《伍木短诗选》，这本诗选中的一首诗《文化靠岸》的副题“读新加坡伤痕文学选集《点滴》Droplets”也点出了“伤痕文学”一词。2003年2月，中国学者刘海涛在新加坡召开的“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在瑶岗和石鸣的论述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新加坡伤痕文学”的称谓，认同前者把新加坡作家所创作的以“华文情结”和“文化乡愁”为叙述母题的充满伤感情怀的作品归类为“伤痕文学”，同时悲观地认为这个长久的叙述母题至今仍未停息。⑧2006年5月，新华资深作家黄孟文认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新加坡华文文坛的“伤痕微型小说”与杂文扯上了关系，同时指出过去30年来“新加坡微型小说与伤痕文学、诗意、杂文、语言、文化、教学、寓言、讽刺、人生、禅、佛等有密切的关系”。⑨中国的伤痕文学不仅是一个文学名词，它还不可避免地内嵌着一定的政治意涵，而且在1978年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面世后，这个名称基本上已经确定。然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加坡的伤痕文学只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与政治无关的文学关键词。从1992年至2007年，经过15年的酝酿、发酵与沉淀，“新加坡伤痕文学”的称谓应该可以确定下来。据笔者所掌握的不完全统计数字显示，新加坡伤痕诗歌的数目高居榜首，共428首，伤痕散文241篇，伤痕微型小说174篇，伤痕小说37篇。笔者认为有必要梳理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并加以分期，以便对这个时期的新加坡伤痕文学作品有一个框架性的认识。新加坡伤痕文学的成因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的发轫与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变革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新加坡华文教育在本土上的扎根与变革史，基本上也是中国海外华文教育变迁史的一个缩影。

中国文化评论家马相武认为，乡愁在无数作家那里成为回返母语文化的一个途径，乡愁是地理的，又是历史的，还是文化的、心理的、精神的，当然也是血缘的、生命的。⑩马相武的见解不只适合描述美国华文女作家的文化特质，也适合形容新加坡华文作家的文化心理。由于母语学习的水平江河日下，华族文化被边缘化，华族优良价值观被扭曲的危机感也就越明显。对于怀抱文化使命的华社族群来说，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是个人与整个社群不可推诿的天职；对于执笔从事文学创作的有识之士而言，面对文化断层的冲击却一筹莫展的挫折感就更加强烈了。

发扬优良传统价值观是华文文学作品中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而抒发前所未有的文化伤痛，则成了这个特定时空下新加坡华文作家们共同的创作母题。如果从教育改革与文化层面的角度来分析，新加坡华文文学在1980年之后呈现文化伤痕的成因可以归纳为下列几个：一、骤变的语文教育制度；二、华族子弟在母语学习上的自我放弃；三、华文作家们的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