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范文10篇

一、海外华文文学经典研究的基础和特殊性

如果从1910年美国华工刻写在天使岛木屋墙壁上的汉语诗歌算起，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已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百年的文学历程中，无论是西方和东方，都出现过相当数量具有开拓性、令人瞩目的著名作家，当中有程抱一、陈舜臣等在历史上饮誉世界的文学大家，还有白先勇、王鼎钧、郑愁予、杨牧、洛夫、痖弦、於梨华、聂华苓、赵淑侠、余心乐、方北方、姚紫、吴岸、黄东平、司马攻、云鹤等一大批作家，他们中有的以其艺术的突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有的在其所在国华文文坛上率先创作出具有开拓性、标志性的文学作品，从而确立了自身在海外汉语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更有活跃在当今海外华文文学领域中具有独特个性和艺术影响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如严歌苓、张翎、虹影、陈河、抗凝（林达）、欧阳昱、陈大为、钟怡雯、黄锦树、林幸谦、黎紫书等。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华文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在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传播和扩大了华文文学的影响，参与这一领域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正是这些优秀作家作品的沉淀，为我们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和经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华文化外传以后，在世界各地开出的文学奇葩，是一种处于中外东西文化交汇点上的独特文学现象，各种不同“质”的文化艺术精神、思想元素在这样一个平台上错综交织，丰富性、多元性、复杂性是它的突出特征。面对这样的“文学场”，特别是其中的优秀作品，要对其解读、研究、阐释，如研究者不能以开放的思维，突破传统的“国族”界线，就难以把握这一领域文学的特殊性。从现在我们读到的许多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看，有三个明显的特点：①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隐含着他们离家去国之后“离散”生涯的生命体验，是一种有跨越性的独特精神历程的形象叙写；②因其创作主体是在“本土”以外，处在各种“异”文化包围的环境里，有多种文化的参照与介入，多数作品具有反思性和多元性；③这些作品淡化了中国历史传统主题的内容，更多的是“离散”华人在外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审美表达，在思维模式上，更加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在社会行为模式上，更重视现代价值的普适性和开放精神。这些只是我们在平时阅读中感受到的，今后要在学术的层面从整体上探讨这一领域的文学特质，认识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还有待于学界同仁的通力合作，从广度和深度上作研究，既要从百年长度梳理其兴起、发展的文脉，也要通过具体文本的阅读，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寻找、选择出那些具有路标式的文学经典，并对其进行系列的分析和阐释，从文化、文学上展示它们所蕴含的新的质素。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往学界对中国新文学传统和经典的研究，多从意识形态上看待问题，对其传统的形成和经典特色的论说，也多依附于革命历史的线索，因而在思维模式上不同程度存在“现代化革命大叙事”为主线的局限。在对新文学自身特质的寻找、分析中国新文学如何从古代文学蜕变过来的原因时，对其中的各种复杂因素，往往关注不够，少有从文学自身的发展去作更深入的追问，在一些经典著作的研究成果中，也少有从文学传统内在的变化和经典作家独特的人生解读展开其阐释空间。近十几年，一些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如黄曼君、陈思和、洪子诚等都曾在他们的著作中反思和论说过这些问题。黄曼君还特别倡导：要通过对经典著作的诞生、阐释和论述，揭示新文化特质与“诗性转向”的思、诗、史关系结构线索。也就是说，要从文化精神、审美诗性与史的定位，对文学经典的真正意义进行分析，通过对具体经典作品的阐释，进一步认识、展现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特质。他们所论的虽是针对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研究，但对我们今天开展海外华文文学传统和经典的研究，如何去突破那种原先可能有的思维定势和某种局限，也是很好的提醒和启示。经典作品是历史承传的标帜。文学经典既是文学传统的集中表现，也是建构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路标。任何文学经典都是以“诗性”为核心的思、诗、史的结晶。探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同样要通过经典化过程和经典文本研究，了解这一领域文学经典化复杂的历史变动，展示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思、诗、史不同组合形成的新文学经典特质；从文化和审美的视角，认识其从“本土”到“域外”文学传统的变化、延伸和重构，特别是其独具的审美内容，那种跨界超越的美学品格，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某种原创性，那种能够成为新的经典或新的文学经典性特征。

二、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和经典文本研究

文学经典是经典化过程的结晶。开展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研究，首先是要对这一领域的经典化过程进行考察和研究。考察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可以有多种角度，而其中的重要视角是文化上的从“一元”到“多元”。海外华文文学作为“离散”华人在域外生命体验的审美表达，是中外文化交汇的艺术成果，尤其是当中的一批有才情和智慧的优秀作家的作品，这种多元文化、互识互补的特色就更为突出，具有新的文学经典性的特征：从精神意蕴看，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一种多元文化跨界认同的开放品格，在文化和美学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原创性；从艺术审美看，它们涵纳了多个地区移民作家复杂多彩的心灵世界和“离散”生涯独特精神历程的叙写，为读者提供了与中国本土文学不同的审美经验，有新的“诗学”内涵；从文学史的层面看，它们为世界文学史翻开了新的篇章。本世纪以来，国际学界不断质疑现有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认为当中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印记，因而提出了重构新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问题，其问题的内核正是：文化上应从“一元”到“多元”。而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兴起、发展起来的具有世界性的华文文学领域，具有着从“一元”到“多元”的“跨界”文化、文学特质，作为世界近百年发展中出现的新的文学元素，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开展此领域的经典化问题和经典文本研究，既是“海外华文文学及其研究深入发展的关键”，也将为20世纪新的世界文学史的重构提供一个新的版块。因为这个新的汉语文学领域，有多种“跨界”的文化特质，早就突破了中国文学“国族”的范围，是新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重构中不可忽略的内容。正如许多论者所言，文学经典的生成与确立，本质上是立足于审美接受的群体。而其之所以拥有审美接受的群体，前提是它自身是一个极其优秀的文本，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已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平台，能在各个时代的读者中产生特殊的影响。用卡尔维诺的话说：“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因此，笔者认为，在开展此项研究之初，必须着重关注和回答下列这些问题：①百年来这一领域已经出版的众多文学作品中，有哪些可称为经典？②这些经典是怎样诞生的？有何独特的人生解读和阐释空间？③在其存在的历史长度，审美群体对它的阅读、接受、传播和评价如何？④作品自身形成了怎样的跨文化超越的形态与模式？在审美方面有何原创性的贡献？而要回答上述这些问题，首先是要从这一领域大量的资料工作做起。饶宗颐先生在《文学与神明》一书中，曾具体谈到掌握材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说：“不论做什么题目，都要材料，这是基础。”还特别指出：对经典材料，更要反复地下功夫。“第一次或者了解不深、不透，第二、三次继续了解。有时需要十次，或者十次以上。”他认为“只有掌握了材料，才有立足之地”。我们进行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研究，同样要以材料为基础。其次是要“直面作品”，在文本的阅读上下功夫。通过对各种文学作品及其相关材料的阅读、比较、筛选，突出文学性，从中选择出更具有心灵感动、更具有审美内容，为社会、受众公认的有代表性的名著。“直面作品”，不是孤立地面对文本，而是将文本和历史结合起来（包括文学史、批评史、接受史和传播史），与这一领域的文学历史“对话”。因为同一作品，不同时代的人理解可能不一样，即使是同一时代、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就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作品，在不同时间、不同语境，理解也可能会有差异。所以，在这个过程，研究者就要去面对历史上这种种的差异，既要了解人们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对同一部作品的不同评价，以及他们解读文本时不同的态度和方法，联系他们不同的“文化身份”（一般读者、批评家、专业研究者）、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分析其差异的原因；还要关注本领域特殊的文化、文学问题（如流散者的生存、生活问题等），把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特殊文学现象，思考、研究“经典”的选择和确立的依据，阐明其在怎样意义上成为经典。由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在文化上有多种中外混溶的世界性文学领域，因而还有一个如何从国际化角度看待经典的问题。任何经典都是思想和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所以此一领域中的中外文化、文学传统的交融、对接（如古今传承、中外交接），以及因不同地区、国家历史时空的差异而衍生的多重文化观照结果等，也将是我们经典研究的“焦点”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还要从世界文学的角度，通过本领域文学经典化问题的追问和文学经典研究，展示其作为这一特殊汉语文学领域经典著作独特的思想内涵、精神意蕴和审美品格，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原创性与新锐性、丰富性与超越性。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问题的研究，是关于这一领域文学经典形成过程的研究。而经典的确立，是基于艺术的本体，也就是作品所达到的一种新的艺术高度。所以解读和阐释经典文本，展现其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审美价值，是本课题研究最具意义的工作。西方著名学者纳博科夫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和审美价值，“最终要看它能不能兼备诗道的精微与科学的直觉”。“因为这样的作品才能给人一种既是感知的、又是理智的快感。”可见，作品的艺术本体和读者的审美接受，是文学经典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中西方学者均有共识。由于海外华文文学是近百年新兴的文学领域，因而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新的文学经典研究，所以我们的工作是要去开发一个新的“矿藏”，这就需要从最基础的“入门”工作做起，除上面所说的搜集资料、探清“史路”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各种文学文本的阅读、解读，特别是对其中的优秀文本的细读、精读和不断地重读，展示这一领域的优秀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如何运用语言、结构、文体等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组成不平凡的故事、情节和细节，使作品具有真正的艺术生命，怎样令人读了能产生情感的火花，引起了心灵的震颤。并通过各方面的比较，选择出其中的经典名作，将其拆开、窥探，研究其风格、意象、体裁，从作品的艺术设计和构造，深入到作品内里最具创意和精美的部分，揭示其文学和美学上的不寻常价值，阐明那些经典名作为何得以成为经典，以及它们是如何生成的。艺术的魅力存在于作品形象的骨骼和思想的精髓里，任何经典著作都是一个独特的“新天地”。我们要真正地了解和阐释它，就必须“进入”到这一个个的“新天地”当中去。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经典著作的研究者，在艺术上我们要“进入”的是一块以往人们尚未涉足或涉足不深的“天地”，除了对其历史进程、文化交汇应有所了解外，还应该具有想象力和艺术感，也就是艺术感觉。因为有了艺术感觉，我们才会在阅读和研究时在自己和作者的心灵之间形成一种和谐关系，甚至随着不断重读和研究日深还成了艺术上的“知己”。记得纳博科夫在讲解经典著作时，曾用一段形象的描述，来说明优秀读者和优秀作家的那种难以言喻的共鸣感。他说：“在那无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艺术大师，只是他登上山顶，当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地拥抱起来了。如果这本书永垂不朽，他们就永不分离。”笔者认为，这种发自内心对艺术之美的共鸣感，对于文学经典的研究者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文本是历史的，历史是文本的。”我们要从世纪长度探讨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及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

在大的方面，一是要梳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历程，明“史实”；二是要对体现其历史变化发展的文学经典进行阐释，立“标帜”。前者，学界已有若干或详或略的文学史问世；后者是近期才提出和被关注的问题。但从探讨此领域所形成的新文学传统的角度，这两者都十分重要，而且它们之间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联系。记得陈思和说过：“所谓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的关系，大约类似天上的星星和天空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就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就像夜幕降临，星星闪烁，其实每个星球彼此都隔得很远很远，但是它们之间互相吸引，互相关照，构成天幕下一幅极为壮丽的星空图，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文学史”。事实上，任何一个文学的“天空”，都离不开那些“星星闪烁”似的文学作品，它们是“史”的基础，“论”的依据，各种优秀文学传统的生命之“光”，没有它们的“灿烂”，我们就很难观赏到壮丽的文学“夜空”。所以我们在探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存在、发展意义及其形成的新传统时，就不能不关注这一领域那些类似“明星”的文学名著，因为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观赏到这一特定“天空”夜幕中的深邃神秘。

一

近年来，学者们习惯借用生态学（Ecology）的基本概念来研究新闻传播现象。笔者深以为然。因为解决好资源开发与环境系统的相互关系，是包括媒体在内的任何一个领域平衡发展重要前提。在此笔者还将引用生态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种群（Population），借以探讨近年华人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华文媒体生存环境和未来发展的影响。

按照生态学的界定，种群是指栖息在同一地域中同种个体组成的复合体。1在自然界，种群是物种存在、进化和表达种内关系的基本单位，是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引申到人类社会，种群可以界定为：在同一地域中有着相同的语言文字、文化归属、价值取向以及目标诉求的个体组成的复合体。也许这个界定容易使人联想到较为熟悉的“族群”(Ethnicgroup)的概念，客观地说，华人人口分布情况也可以用“族群”一词描述之。为什么笔者舍“族群”而用“种群”呢？

首先，本文探讨的是华人人口的世界性分布问题，而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学者对“族群”的解读和诠释各不相同。在台湾，族群是指人口构成的状态（如将岛内2300万人口分为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四大族群），而在大陆地区，“族群”一词则是与“民族”、“家族”等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自“族群”一词出现以来，有关它的界定林林总总，但迄今为止尚无一个确定的、没有争议的定义。第三，“族群”一词虽然可以用来解释一国之内不同裔群之间的差别，却难以解释同为华裔族群的大陆移民与港台移民之间的差异。

鉴于此，笔者宁可采用为读者所不熟悉却也毫无歧义的“种群”一词，并赋予它引申含义。按照前述界定，从“种群”的角度出发，可以将海外华人的构成大体上分为三类：早期移民、港台移民和大陆新移民。

AStudyon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

HuangMingfen,XiamenUniversity

Goingalongwiththeunchangeabletrendofglobalization,itisworthnotingthatthe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hasflourishedpromptly.TheInternetprovidesmuchmoreopportunitiesforoverseasChinesetowriteandpublishliteraryworksinChineselanguage,promotesactivecommunicationsbetweenoverseasChinesewritersandtheircompanionsinChina.Toagreatdegree,thefutureof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dependsontheinteractionbetweenChineseandotherlanguages,between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andothercultures,anddependsontheintegrationoftechnologyandliterature.

Keywords:InternetLiterature,ChineseLiterature,globalization

提要：网络华文文学的兴起与全球化存在密切关系。因特网为海外华人用汉语创作与发表文学作品提供了远较过去为多的机会，并促进了海内外华文作家之间的交流。网络华文文学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语与汉语、中华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科技与文学之间的互动。

关键词：网络文学华文文学全球化

AStudyon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

HuangMingfen,XiamenUniversity

Goingalongwiththeunchangeabletrendofglobalization,itisworthnotingthatthe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hasflourishedpromptly.TheInternetprovidesmuchmoreopportunitiesforoverseasChinesetowriteandpublishliteraryworksinChineselanguage,promotesactivecommunicationsbetweenoverseasChinesewritersandtheircompanionsinChina.Toagreatdegree,thefutureof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dependsontheinteractionbetweenChineseandotherlanguages,between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andothercultures,anddependsontheintegrationoftechnologyandliterature.

Keywords:InternetLiterature,ChineseLiterature,globalization

提要：网络华文文学的兴起与全球化存在密切关系。因特网为海外华人用汉语创作与发表文学作品提供了远较过去为多的机会，并促进了海内外华文作家之间的交流。网络华文文学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语与汉语、中华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科技与文学之间的互动。

关键词：网络文学华文文学全球化

一、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回顾与分析

海外华文文学主要指中国本土之外作家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包括双语写作的华人作家用非汉语写作又被翻译成汉语的作品)。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则指上世纪初以来发生在海外各国的汉语文学，目前分布于70多个国家，大致可分为东南亚、东北亚、北美、欧洲、大洋洲等不同“板块”，近年来南美华文文学也有所兴起。近30年来，包括大陆、台湾、港澳在内的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取得很大进展，而百年中国文学除在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在内的本土取得成就外，也在海外有了丰富的延伸和重要的影响。一是中国作家旅居海外的创作;二是华侨、华人在东南亚、东亚、北美、欧洲、大洋洲等地创作形成的居住国华文文学，这种华文文学属于居住国文学，但其以第一代移民和华侨身份创作的文学，与中国文学仍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尤其是香港、台湾的公民身份政策和欧美等国的移民政策，使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与中国也仍有密切关系;三是各国汉学家对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也可包括非华人用华文创作的作品，但数量很少)，这虽不是华侨、华人所写，但反映出百年中华民族新文学的世界性影响，也构成对民族新文学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其中用中文写作的内容。这三种形态在不同层面上反映了中华文化传统在世界的传播，构成海外华文文学的主要内容，也与百年中国文学构成密切的互动关系，其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雅与俗等重大问题上的实践及其经验已产生世界性影响，并使得汉语文学成为世界性语种文学，推动着世界各语种文学多元共生秩序的形成。而其本身已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借鉴，也是世界文化格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海外华文文学在近百年中生存强韧、发展强劲，1980年代以来遍及的国家更多，创作更丰富，提出的课题更多样，而其分布广，个人性文学活动多，显得散零、边缘的文学现象中有更深层的内在联系。面对这样的文学存在，展开整体性研究显得格外重要，即在20世纪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背景上，打通不同板块、国别的华文文学，探寻其内在联系，展开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研究，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写作、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课题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有文学创作就会有相应的文学研究，但有较自觉的学术意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则大致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的方修等对马华文学(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史的研究及相关文学史著述的出版，台湾旅美学者对美国华文文学的研究及相关研究著作的问世，可以视作东、西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自觉展开。40年过去，海外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依旧构成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翼。尽管其研究大多出于华文教育和华人社会生存的需要，注重本国华文文学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但也不断提出整体性的问题。

一是会从本国华文文学的现实境遇中产生出富有挑战性的话题，这些话题往往事关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例如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界提出的马华文学“经典缺席”等问题，新加坡华文文学界提出的“双重传统”等问题，美国华文文学界提出的“流动”文学史观等问题，其实都涉及了海外华文文学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二是在海外现代文学理论资源的直接影响下，会产生出一些文学的前沿性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深化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例如东南亚华文文学学者所作的“越界”研究，北美华文文学学者侧重的“离散”研究等，都有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特色，深入到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价值等层面，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都起了推动作用。台湾、香港与海外华人华侨的关系在1950年代后显得格外密切，从华侨华人史研究中逐步独立出来的华文文学研究，其重点除了香港、台湾移居海外的作家研究外，更多的是中华文化传统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传播等。香港在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对峙的年代扮演了在海外延续、传播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角色，而台湾国民党当局也以“文化中国”的正统代表来聚集人心。这种情况使得台湾、香港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较多地从传统在“离散”中的延续和丰富的角度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的命运。尤其是香港，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自觉打开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窗口，充分发挥了其沟通东西方华文文学的桥梁作用，很多刊物、出版社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创办27年、出版发行了300余期的《香港文学》是全世界刊出海外华文文学专栏和作品最多的刊物，涉及的国家、地区和作家也最多。中国大陆的研究是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港文学研究扩展到八、九十年代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框架中进行。它的提出，与“大中国文学观”、“文化中国”等观念的倡导有密切关联，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关系密切也就不言而喻，而海外华文文学强调的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也产生了影响;由于其“跨文化性”和“世界性”，也被比较文学学科关注，甚至已成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它本身包含的“离散性”、“本土异质性”、“中心与边缘”、“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民族与世界”、“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本土与外来”、“身份”批评等课题等也为文艺学所关注。这种研究“领域”的跨学科性如果得到深入沟通，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也会得到深化。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就其成果而言，大致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海外国别、地区华文文学的研究，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文学史尤其较早得到研究，欧洲、北美等的国别、地区华文文学史研究则显得薄弱。例如陈贤茂主编的4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1999年版)，东南亚华文文学占了近3/4的篇幅。之后，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国的华文文学史也得以出版，《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等也都分国别展开华文文学史的叙述。这些国别华文文学史在国别华文文学研究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尚未有历史的整合，有的在历史的叙述上有较多缺漏，或缺乏史料的提炼，在作家、作品的“入史”上较粗疏，缺乏“经典化”，欧洲、北美等的国别华文文学史研究空白较多。倒是其中一些取专门的研究视角的国别、地区华文文学研究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内部”和“外部”研究上都有深入。二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专题研究，这些专题一般都关注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并展开了相关理论的探讨，如2000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作为世界性语种文学的华文文学之研究”，2003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从华人文学到华人族裔文学的当代转型”，2004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身份理论与世界华人华文文学”等，海外华文文学的“语种性”、“双重传统”、“越界视野”、“多重身份”、“离散写作”等问题得到探讨。

形象学的探讨有深入，“异”的形象尤为受到关注，但也受视野所囿，问题的探讨与文学史结合不够。三是从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关系的角度展开的研究，或是将海外华文文学置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格局中予以考察的研究，这些研究沟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双向内在联系，不过，这方面的探讨还较为表层。近年来，《中国与海外:20世纪汉语文学史论》(2004)、《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2007)、《汉语新文学通史》(2010)等著作相继出版，则反映了学界在中华民族文学的背景上对海外华文文学资源的关注，并从“汉语文学”这一角度作了开掘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刚刚开始，无论是海外华文文学资源的开掘和提炼，还是相关文学史观的调整和深化，或是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关系的把握等等，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关系的研究有深入，文化母题在异域环境中的嬗变尤为受到关注，杨匡汉的《中华文化母题和海外华文文学》对此作了很好的研究。四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方面的研究，其中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尤为受到关注，新世纪以来的海外华文文学也得到相应研究，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建设性意见，但还是显得较为零散，同时由于受到一些非文学因素的制约，一些重要作家、作品仍被遮蔽，影响了整体上对“新移民”创作的评价。五是关于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学理论、批评建树和海外汉学的相关研究，近年也有拓展，以往较被忽略的国家的汉学研究开始得到重视，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文学批评理论由于对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产生的“冲击”而被关注，对其研究也随之展开。这些研究大半正在进行中，也还不足以覆盖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学理论、批评建树和海外汉学的相关重要内容，尤其是两者的“连接”点，如海外华人学者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对海外汉学的影响等尚未受到充分关注。海外华文诗学研究，即在海外华文文学的批评实践中建立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研究的诗学范畴和方法，虽已提出多年，但尚缺乏深入。所有这些研究基础和发展方向其实都指向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

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整体观

展开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理解历史总体性的方法论和具有文学的生命整体意识是重要的。历史总体性的方法论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即人类社会最终走向自由，人自身最终实现解放，而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总体趋势有着辩证的联系和互动，总体化的历史进程有着极其丰富的差异性，甚至以差异性作为前提，从而呈现开放性的格局。“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启的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文学”表现出文学对于人的认识的深化和人性的全面解放的追求，反映了文学的历史总体趋势。现代中华民族文学的种种现象都是这一文学总体历史进程中不同(特定)阶段的表现，都会在“人的文学”的历史进程中自我扬弃，直至走向“人的文学”的终极完善;而同时，文学的现实阶段和众多领域，在其复杂多样的存在中，克服着理论与实践、创作与现实之间的割裂，努力突围出文学的异化、物化，使文学最终走向真正合乎人性的境界。这成为现代中华民族文学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文学之间的根本性贯通，也是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在呼应。这里，强调“历史总体性”并非遮蔽差异性，而要接纳、揭示差异性是重要的。文学的生命整体意识则是指不同板块、不同地区、不同层面的汉语文学尤其有着密不可分性，缺了任何一点点，民族新文学的血肉就少了一块;对任何一种文学的伤害，都是对自己文学生命的致命伤害。而将各地区的汉语文学视为一个生命整体，就把握到了不同时期民族新文学的血脉走向，自然也能更好地审视海外华文文学。对包括东南亚、东亚、欧洲、北美、大洋洲、南美等地区各国在内的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展开整体研究，其历史整合就要打通“国界、洲别”，避免现有“海外华文文学史”罗列各国华文文学历史，缺乏整体把握和有机联系的情况。为此，除了文学史料要翔实，要对其进行很好的学术梳理和提炼，尤其要对目前还被忽视的一些海外华文文学重要资源进行深入开掘，既避免重要遗漏，又防止庞杂琐碎外，还要在充分关注不同地区、国别海外文学的相异和不平衡性的基础上把握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一体性、文学整体性和丰富差异性，探讨切合海外华文文学状况的文学史框架。如何完成这种历史的“整合”，有多个方面是需要关注的。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的体例既要体现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观，揭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在20世纪人类进程和世界格局背景下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基本线索、形态，又要充分关注不同地区、国度(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华政策不同影响下形成的华文文学丰富的差异性、不平衡性及其独特价值。

［摘要］来华留学生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媒介，搭建了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的平台，推动了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融通。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华文化有着其他主体无法比拟的优势，但也有着自身的劣势，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为了进一步加快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华文化，需要不断健全民间组织传播中华文化政策、发展留学生教育事业，扩大留学生规模、深化教育改革，扩大中华文化教育比重、提高来华留学生文化自觉，从而为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传播提供制度、主体、智力和动力的保障。

［关键词］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文化传播

文化是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具有稳定性、变动性、民族性的观念形态。传播是文化的生命力，是其核心的基因，而文化传播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化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中华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历史上掀起四次文化传播热潮，塑造了东方文化，构建了东亚文化圈。进入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其对外传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文化传播主体过于单一，主要以中国政府、中国文化机构和中国民众为主，较少借助于他国民众，制约了文化传播的效果。因此，拓展新的文化传播主体，借助他国民众传播文化，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面临的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华文化应运而生。

一、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华文化的优势分析

文化对外传播是指主体基于一定的目的，运用相关媒介，将民族文化传播到其他民族的过程，包含主体、客体、中介、内容与效果五要素。来华留学生相比较其他主体在与客体关系、运用媒介和传播内容等方面都具有比较优势。当前，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主体主要以政府和文化机构为主，运用电子媒介和纸质媒介，依据国家需要向其他国家传播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受众的需要，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文化传播，制约了文化传播的效果。来华留学生了解本国民众，能够结合本国民众特点采用适合的媒介与方式传播中华文化，能够极大程度上克服不同文化之间的排斥，推动中华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而构建各民族文化共同体，促进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传播的优势具体如下:1．从主体角度，来华留学生以本国居民身份出现，更易被本国居民接受，他们的立场、观点被认为更加的客观和公正，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削减了因为主体身份造成的文化传播障碍。2．从客体角度，来华留学生社会交往面较大，影响的群体较多，能够契合国外民众的诉求，拓展中华文化传播的覆盖面。同时，也能推动中华文化传播客体均衡性，实现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由精英阶层向普通民众转移，不断扩大直接受众，将中华文化直接呈现给各国民众。3．从传播媒介角度，来华留学生既可以采取官方的形式展示中华文化，也可以著书立说，访谈、学术讲座等民间方式传播中华文化，将大众传媒和民间媒介有机结合，实现官方和民间的有机结合。4．从传播内容角度，来华留学生与文化传播客体之间具有相似思维方式，能够以外国民众的思维方式审视中华文化，从细微之处展示中华文化的精髓。同时，也能从不同角度，正反两方面分析中华文化，而这被认为是客观的，实现中华文化在传播内容上的平衡。

二、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传播的劣势

（一）教学目的

基础知识：

夏商时期我国历法的形成。夏朝时我国最早记录了流星雨和日食。商周时我国已有了医学分科。甲骨文和金文。我国古代青铜艺术的特点及在中外文化史上的地位。夏、商、周时期我国音乐、舞蹈的发展。

思想认识：

1．通过讲述使学生认识到甲骨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商朝开始。

2．我国的青铜艺术，在我国和世界艺术史上历史悠久，占有重要地位。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新一波的“中国热”也随之兴起。

上个世纪以来，世界性的“中国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新中国的诞生，震惊了世界，在西方国家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大辩论中，在“黄祸论”的鼓噪声中，对中国的封锁、围堵、遏制与打击也全面展开。第二次“中国热”出现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后。这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由“围堵”中国转而打开“竹幕”的一个战略性的步骤。这次“中国热”，更多地表现为西方世界对中国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东方文明古国历史文化的探究，其结果是中国的长城、故宫、兵马俑以及中国的医药、针灸、功夫等为西方媒体津津乐道，成为颇受瞩目的话题。第三次“中国热”始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并呈现出逐步升温的势头。在这一次“中国热”中，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003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明显增多；2004年下半年到现在，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密集度也大为增加。例如在英国的主要报纸、杂志、出版物上，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中国的新闻和相关报道。今年5月22日，美国大报《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中，首次使用中文标题“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美国著名记者及中国通纪思道评论说：“如果你看不懂上面的中文标题，你最好开始学中文，因为它是未来的语言”。无论这篇报道的内容如何，世界性的英文大报向西方读者如此推介汉语的做法，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世界关注中国是一件好事，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确在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也的确在扩大。但是在世界性的“中国热”不断升温的同时，我们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必要的“冷思考”。

首先我们注意到，虽然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变化正在引起世界的关注，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全面，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思维定格中，对它的偏见与误解也普遍存在，比如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曲解，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令人遗憾的是，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及中国国力进行夸大式报道的同时，一些华文媒体也失去了应有的理性，对中国经济、华人经济以及大中华经济圈做了不恰当的报道，客观上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某种注脚。由此可见，在当今这个西方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舞台上，如何向世界展示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负责任的、和平发展的中国，改变世界舆论对它的误解与偏见，已经成为包括中国本土和海外华文媒体在内的世界华文传媒的共同课题。

其次我们应当看到，虽然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虽然伴随着“中国热”，汉语热也在不断升温——据2005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世界汉语大会透露，目前海外约有100个国家的2500余所大学教授中文，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3000万。尽管如此，汉语却不能算是强势语言，它的国际化程度仍然比较低。目前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不多，汉语在国际社会重要交际领域（如外交、贸易、科技、教育等）中的使用也十分有限；联合国虽然将汉语列为其工作语言之一，但是地区性或国际性的组织、会议正式使用汉语的尚不多见。在这方面，汉语自然不如英语、法语，甚至不如日语。

［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关系格局出现重大变化，有必要立足全球传播和国际传播的战略性高度，重新审视海外华文传媒的性质、特征及其作用。海外华文传媒是国内传媒在海外的延伸；它可能成为促进祖国统一的推动力量；它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随着世界经济发展重心的东移及海外华人经济的进一步扩展，未来海外华文传媒呈现集团化发展、多种媒体共存共依、向全球拓展、海内外媒体及受众相互融合等趋势。

［关键词］海外华文传媒战略思考

Abstract:Since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ngegreatlyinthe21stcentury,itisverynecessarytoreconsiderthecharacteristicsandfunctionsofoverseasChinesemediafromtheperspectiveofglobalor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strategy.OverseasChinesemediaistheextensionofChinesedomesticmediaandcanbeadrivingforceforChina''''sunification.InviewofthedevelopmentofoverseasChineseeconomicsandChina''''seconomics,itisfavorableforoverseasChinesemediatomergewithChinadomesticmedia.

Keywords:OverseasChinesemedia；Developmentstrategy

据统计，目前世界华侨华人已近3000万，他们分布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既与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保持着血缘亲情，又融入当地社会，为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着贡献。而为数众多的华侨华人媒体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于马来半岛的马六甲）的1815年算起，到这个世纪之交，海外华文传媒已经有了180多年的历史。这期间，海外共有52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过华文、华文与其他文字合刊的报刊，累计总数约4000种。20世纪30年代，华语广播电台出现，60年代以后又开办了华语电视台。它们挟新科技手段后来居上，形成了蓬勃的发展势头。90年代中期，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和互联网的兴起，海外华文传媒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一大批华文报纸进入网络，出版传统媒体的电子版，从而使海外华文传媒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关键词：菲化语言环境教育理念市场需求中国论文职称论文

摘要:菲律宾华文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政府“菲化”的教育制度、多元化的语言环境、模糊的教育理念,是造成华文教育现状主要因素。华文教育发展的前景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取决于华文人才的市场需求以及华文教师素质的提高。以事物发展的结果来评价事物发展的过程,并由此推想它的发展前景,是人们习惯的思维方式。如何评价菲律宾华文教育的现状以及如何展望她的前景,自然也有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在菲律宾,中学毕业以后还不能开口说华语的学生绝对不在少数,父母子女之间,祖孙之间,坚持用华语交际的人越来越少,华人子孙中连一句闽南语也不能讲的越来越多,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在菲律宾华人社会,谈起华文教育的现状与前景,莫不忧心忡忡。《易传1蹇卦》曰:“蹇,难也,险在前也。”①这是我的学员在学习中国文化时用《周易》预测法为菲律宾华文教育前途所卜的卦,虽然不足为凭,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的心中深深的隐忧。的确,菲律宾华文教育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人们面临着诸如学生厌学,师资匮乏,教材不统一,教学方法不统一,教学效果不佳等等一系列共性的问题。我们必须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摸清它的来龙去脉,才可以有一个冷静的清醒的认识,最终推动我们为之奋斗的华文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归纳起来,造成华文教育现状的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教育制度的问题当然是首当其冲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菲律宾政府对全国各侨校开始正式执行菲化政策,中学学制由过去的六年改为四年,华文课时不能超过两小时,从而使华文教育失去了时间上的保障;其次是考试制度,上大学不必考华文,从而使学生失去了学习华文的基本动力。事实证明,菲律宾的教育制度对华文教育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极大地限制了华文教育的发展。语言环境的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菲律宾土生土长的年轻一代的华人已经基本失去或正在失去华语环境,也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老一代华人的父辈祖辈由于多处于艰难创业阶段,出于经济的原因而不得不亲自抚养子女。另一方面也由于业务规模较小而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子女相处,从而不自觉营造了一个大菲语环境中的小华语环境。随着业务规模的逐渐扩大,华人的经济实力也逐渐雄厚,多数华人已少有时间与家人子女团聚交流,小孩由于交给菲人保姆抚养而使菲语成为小孩的第一语言。父母为了迁就子女的语言习惯也被迫使用菲语与子女交流,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菲语的母语地位,给华文教育带来先天的不足。在以上两个问题的大背景条件下,华文教育就产生了是第一语言教学还是第二语言教学的问题。对以何种语言教学的定位牵涉到培养目标,教材编写,教学方法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这是一个教育理念的问题。这个教育理论到现在也还不能有一个被大家共同接受的定位。随之而来的各行其是给华文教育带来一定程度的困惑和阻碍。师资问题也是比较严峻的。菲律宾的华文教师绝大多数为女性,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

老一辈教师国学功底较好,却是年龄偏大。近几年来菲的新侨加入华教队伍,部分缓解了华文师资的紧缺状态,却又多数缺少正规完整的师范教育的熏陶。总体来看,师资队伍可选择性少,青黄不接,学识素养都不很理想。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出路何在?前景如何?这是许多人都迫切关心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教育制度的问题,不是我们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教育制度还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制度只是一种形式,只是一种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还得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所以,决定教育成败的主要因素还是市场。也就是说,市场的需求才是华文教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教育的终极目的还是适应社会的需求,为社会的发展培养各种类型的人才。黄端铭先生曾经提出:“要把华裔学生培养成具有中华文化气质的菲律宾公民。”②这个“中华文化气质”自然就是基于市场的需求、基于未来社会发展的需求而提出来的,决不是简单的“中华情结”,或是文化上的“反同化”的问题。那么,决定华文教育发展的市场前景如何呢?笔者认为这又主要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地区或世界经济的走向,也取决于菲律宾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和前景。目前来看,中国经济已经维持了多年的高速发展,最近召开的中共十六大确立了建立小康社会的务实的目标。有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在2020年将达到目前日本的经济发达水平。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是一片光明。朱基总理在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在十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十国涵盖十七亿人口,将成为全球第三大市场,势必带动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届时将需要大量的中英文人才。经济发展带来的市场需求不是区区一个菲化制度可以限制和阻碍的。随着世界性的学习华文热潮的兴起,菲律宾华文教育也终将走出低迷的谷底,走上蓬勃发展的康庄大道。语言环境是社会在潜移默化中自然形成的,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并不是朝夕之间用人力可以改变的。

但是我们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的,我们可以“守”,即守住现有华语教学课的阵地,利用这短短的两个小时,尽量营造一个纯粹的华语环境,尽量减少英语或是菲语的侵入,尽快丢掉英语或闽南语的“拐杖”,过河要“拆桥”。如果连这块阵地都不能坚守,在课堂上放任学生使用英语或菲语回答问题,此消彼长,那就真的是很危殆了。一个正确的教育理念的形成,应该是建立在对客观实际的充分认识、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菲律宾的语言环境是一个多元化的环境,社会环境以菲语为主导,学校教育则以英语为主导,华语闽南语流行于侨社和部分家庭的交际之中,处于从属地位。把华文教育等同于母语教育,融语言教学、文学熏陶于一炉的方法显然是不妥当的,一个连语言交际尚且存在困难的学生,又怎能谈得上文学素养的提升?但是,如果把华文教育定位于第二语言教育,完全等同于“教外国人学汉语”的模式,是否就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方式方法呢?笔者认为,这种定位也并不是完全合乎客观实际的。因为汉语在菲律宾的地位,并不就等同于英语之在中国,或是汉语之在韩国日本。汉语在菲律宾虽然处于从属地位,但由于历史的积淀,菲华社会相对独立的交际场合,华语新闻媒体的长期浸染,加上大量来自中国的新侨民的加入,华语还是具有一定的市场,占有一定空间的。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如果简单执行第二语言的教学模式,大量的听说读写之外,完全忽略教材的文学文化色彩,忽略非理性的语感的培养,忽略艺术感染力,是不是也会造成教学的枯燥乏味,从而影响到教学的效果,从而最终也难以达到“把华裔学生培养成具有中华文化气质的菲律宾公民”的目标呢?

在第一语言教学和第二语言教学之外,还可不可以有一个既非第一也非第二的语言教学模式呢?师资自然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但师资也主要是取决于市场。目前菲华社会已经为师资格训做了许多工作,包括举办长期教师进修班,选送有志于从事华教工作的中学毕业生到中国长期培训,举办各种类型的讲习会等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些不懈的努力,自然总会有一定的成果,但是这些依然不是一个“治本”方法。解决师资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哪里?笔者认为,一是要在现有的教师队伍中引进竞争机制,奖勤罚懒,奖优罚劣,优胜劣汰,宁缺勿滥。二是引进人才,中国大陆已积聚了相当数量的师范教育人才,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刚毕业的青年学生,花费不是太大,为什么不可以到内地引进一批这样的人才呢?当然引进也还是取决于市场,菲律宾的教育产业收入并不低于中国,只要有决心,培训和引进相结合,双管齐下,师资问题不难解决。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能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能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能为天下谷。”③探索菲律宾华文教育的现状,就是要“知”,要深入了解,要准确把握,了解和把握华文教育的优势和弱势所在;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展望华文教育的前景,就是要“守”,守住弱势的地位,守住自己的阵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努力做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最终“万物将自化”,④相信菲律宾华文教育的春天终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