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范文10篇

华人企业的快速成长和发展有多种条件和因素起作用，不能简单地用一句“儒家文化”或一部“孙子兵法”来解释。首先，我们应当注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后发优势。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劳动力成本较低，产品出口有竞争力；中国有潜力巨大的市场，特别对家用电器等商品的需求迫切；发达国家将劳动力密集的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不仅有大量的资本输入，同时也将一些已经成熟的应用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也将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传播到东方和其它地区。......总之，在历数我们多年的经济高速度发展时，还要保持头脑清醒，客观评价我们的优势和缺欠。

除了客观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华人企业的发展、华人企业家的成就与中华文化还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炎黄子孙的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虽然，中国历史上有诸子百家，但人们喜欢把其中影响最大的儒家学说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甚至称为“儒教”，又把以崇尚儒家伦理的企业家称为“儒商”。

决定企业竞争力的有许多层面，有资源优势、市场优势、技术优势、规模优势、组织管理优势，但文化层面上的优势不可忽视。儒家文化强调“仁”、“义”，注重“人格”，将“我”的责任定位于“齐家”、“治国”，处事讲究友情，经营顾及长远，为儿孙着想胜过自己，所谓“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因此，勤俭持家、艰苦创业的华人家族企业的奋斗精神令世人叫绝。一些世界上数得着的华人亿万富翁在功成名就后还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这正表明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和定力。

然而，儒家文化在知识经济社会遇到比较大的挑战。原因在于，知识经济的特点是创新的知识才具有价值，可以获得超额的利润。而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是儒家文化所缺乏的。人们说的“父母在，不远游”、“过犹不及”就是一种不求进取的哲学。

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华人企业家后代，接收了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思想的正规教育，又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企业竞争中可以灵活运用两刃剑，使中华古老文明得以在现代社会发扬光大。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华人企业家能处理好对儒家文化继承和扬弃的关系，练好企业的内外功力，去掉狭隘保守的心理和盲目崇外的心态，在新世纪里再创辉煌。

一、贸易先导型的概念

华人跨国公司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的主要领域，相关概念就不在这里重述。从不同的视角对华人跨国公司进行分类研究，以描述其历程与特征，进而分析其跨国成长因素和逻辑，则是本文的重点。

贸易先导型是从跨国经营起点视角对跨国公司所作的一类划分。当一家跨国公司从创办到初次海外直接投资之前，主要以国际贸易或当地市场批发／零售为经营业务时，我们称其为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这类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经营业务与其从事的贸易或零售业务，通常在产品种类和经营地域两个方面具有较大的相关性，也就是说，这类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所生产的产品种类与其贸易或零售业务所经营的产品种类相同或相近，海外直接投资的地域往往是其经营产品的生产地或出口地。

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是后发展型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主要模式之一。这类企业首先从事国际贸易业务或当地市场的批发／零售业务，在这个过程中，它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国际销售网络，尤其是产品生产地与销售地之间的国际商业网络。以积累而成的国际销售网络资源为基地，这类企业开始在产品生产地进行直接投资，在国际范围内开展后向一体化经营，以确保其产品来源充足，供货及时，质量稳定和成本降低。日本的综合商社是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的代表者，此外，在韩国、南非、土耳其的企业中，我们也发现了这类跨国公司。

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是海外华人跨国公司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先驱者是永安集团(康荣平、柯银斌2007)。1897年，澳大利亚华侨郭乐、郭顺兄弟在悉尼创办永乐果栏，从事水果批发业务兼营中国土特产品；1908年，郭氏兄弟在香港创办永安百货，经营高档日用品。到1918年，郭乐兄弟控制的永安系·企业集团形成，以永安百货为核心，经营业务涉及批发零售、金融、保险等，分支机构遍布香港、中国内地主要大城市；1918年，上海永安公司成立，主要从事百货和银行业务；1921年，郭乐兄弟投资建成上海永安纱厂；1934年，永安纺织印染公司成立，拥有纺织厂5个，印染厂1个，纱锭25万余枚，布机1500多台，资本额达到1800万元，职工人数达1.2万人，成为规模仅次于荣氏兄弟创办的申新纺织公司的中国第二大纺织企业。

在本次海外华人跨国公司调研中，我们发现了较多的这类企业，它们大多数集中在欧美国家，是在近20年内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并且与中国市场拥有密切的关系。本文从其中选取8家较为典型的企业为案例加以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华人传播人际传播家庭本位传播模型“仁”推己及人

[摘要]：本文检视儒家思想中「仁」的核心概念及其对华人社会人际沟通的影响。「“人”与“个性”只可透过群体来实现」这观念对华人的日常生活与人际关系影响甚大。「仁」的观念突显华人的沟通模式跟西方强调透过个人努力得到解放与成长的模式，有很大差异。本文重点讨论「仁」的观念对华人传播的影响及其意义，并提出「家庭本位」的沟通模型，用以解释华人传播的现象。

Abstract:Thispaperexaminestheideaof"Ren"(Benevolence)anditseffectson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ofChineseSociety.Sincetheideaof"Ren"(Benevolence)exertshugeinfluencesonChinesedailylife,theChinesecommunicationmodelemphasizedoncollectiveinterests,havegreatdifferencesfromthemodelofwesternsocietywhichisemphasizedonindividualefforts.Themeaningof"Ren"(Benevolence)andthe“Family-based”communicationmodelarealsodiscussedinthispaper,sinceitcanexplainlotsofphenomenaofChinesecommunication.

Keywords:

Chinesecommunication;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Family-based”communicationmodel;"Ren"(Benevolence);Putoneselfinanother''''sposition

〔导言〕此文目的在探讨华人文化中，「仁」的观念对人际交往及传播行为的影响。文章首先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的观念，然后探讨它对人际关系及社会规范的影响。最后，文章提出「家庭本位」的沟通模型，用以解释华人在互相交往时出现的一些现象。

在美国的华人怎么过情人节？《多维时报》记者采访了五位各行各业的人，看看他们都怎样过情人节。

孙先生：情人节里坠入爱河

年轻小伙子孙先生是一位刚上班才三年的电脑程序员。他告诉多维记者他的情人节是等了好几年才过上的。那是前年的情人节，他刚刚上班不到两年，自己心仪的女同学找工作到了外地，音信两茫茫的他把女孩子的名字写了满满的一面墙。

后来终于在同学收到的贺卡那里得知了她的下落，刚好休息的他觉得自己疯狂的想见到她，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开车去了那个不太远的城市。想不到的是那个女同学也到了他所在的宾州找他，两个人彼此的倾慕就此“露馅”，热恋从两个人分别所在对方的城市打过去的电话开始，他说正是在那个情人节，自己疯狂的坠入了爱河，而搞电脑的她其实一直都是中规中矩，浪漫的事情就是那么不期然的在自己身上发生。他说难忘那个情人节电话听筒中传来的那声温暖的问候。现在已经“每天都能吃上已经是老婆的她做的饭了。”

王先生：在花和礼物之间

今年情人节正好赶上周末，王先生说“当然得出去逛逛了。”住在新泽西的王先生去年在欣欣花坊专门为女友定了一束花，特别的造型和匠心让女伴非常喜欢。问他今年有什么打算，他说：“哎，买花是好看，但是不实惠，连女友也让我换点别的什么买，我这回想给她挑件礼物，是什么还没想好呢，得摸清楚人家喜欢什么啊？”不过说实话，买礼物可真是件头疼的事情，尤其是在这么温情脉脉的节日给女人买东西，关系近的还好，关系远的不好表达，处在模棱两可的又怕表现过火，又盼着讨到女伴欢心，实在不好把握分寸。不过据说美国人是挨个送巧克力的，只是中国人那么敏感，这种洋节的火候还拿捏不好，有的时候也享受不了。

[摘要]《万国公报》是晚清时期一份颇具影响的刊物。它的出名，既与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密不可分，又与供职于其间的华人编辑息息相关。文章详细论述了这一群体，并分析了这批华人编辑在供职《万国公报》时期的活动和言论。

[关键词]《万国公报》；华人编辑；贡献；基督教；思想转变

《万国公报》是美国监理会寓华传教士林乐知创办并主持的一份刊物，以内容多、时间长、影响大而彰名于晚清时期。近年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万国公报》在西学东渐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近代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愈益受到中外史学界的重视。不过，一般研究《万国公报》的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万国公报》的创办人与主持人林乐知身上，而很少关注甚至忽视了这份刊物不同时期“襄理笔政”的几位华人知识分子。诚然，林乐知的名字是与《万国公报》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林乐知也就没有《万国公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林乐知藉《万国公报》而获得的赫赫声誉，以及《万国公报》在晚清时期产生的轰动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批华人知识分子的默默辛劳。因此，探讨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的关系，分析并评论他们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有助于对《万国公报》研究的拓展，另一方面也可为如下几个问题的考察提供有价值的借鉴：第一，西方社会福音派(或称自由派)传教士在华兴办文化事业时如何依靠华人知识分子；第二，华人知识分子在晚清西学东渐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三，晚清时期，一批处于“边际人”地位的华人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与冲突的过程中如何重塑他们的价值理念和信仰。

《万国公报》的前身是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的《教会新报》。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在出满第300卷后，改名为《万国公报》。1883年7月28日，因林乐知忙于监理会在华的教会事务及创建中西书院，《万国公报》暂时休刊。1889年2月，《万国公报》作为广学会的喉舌和机关报得以复刊，直至1907年12月停刊。在《万国公报》刊行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批华人知识分子曾先后应林乐知或广学会之聘，襄理《万国公报》的笔政，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沈毓桂、蔡尔康、任廷旭以及范祎等人。

沈毓桂(1807—1907)，字寿康，号赘翁、匏隐氏、平江赘叟、古吴困学居士等，江苏吴江人。他“少负才名，壮年走马金台，宦游滇省”。1859年为避战乱，到了上海，起初以课授生徒、卖文卖字为生，曾在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馆任教，又曾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等人翻译西书。大约在1860年，结识了刚到中国不久的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并于1867年接受林乐知的“奉币致聘”，出任林氏的“记室”，协助林乐知办理《教会新报》，自此开始了充当华人编辑的生涯，直至1894年辞去《万国公报》的“主笔”之职。在长达二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沈毓桂协助林乐知、陆佩、慕维廉、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共编辑《万国公报》450卷又61册，成为在《万国公报》馆任职时间最长、编辑《万国公报》卷数最多的一名华人编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办理《万国公报》已使其“心血久竭”。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名华人编辑，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地位前后有所变化。在自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更名为《万国公报》至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的一段时间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仅是一名普通的华人编辑，其主要职责在于处理《万国公报》的文字事务，并对林乐知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此即其所谓的“襄理报牍”时期。自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至1883年7月28日《万国公报》的暂时休刊，沈毓桂已由一般的编辑一变而成为《万国公报》的“主笔”，开始全面负责《万国公报》的组稿、选稿、编辑和主持评论等工作。此即其所谓的“主张《公报》”时期。1889年2月《万国公报》复刊后，由于林乐知的主要职责在于“专司拟题乞文”及“收卷、编辑”工作，故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主笔”地位仍然没有变化，直至1894年2月。此即其所谓的“仍主报务”时期。也就是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充当一般华人编辑的生涯只有四年多，而出任《万国公报》的“主笔”则长达十余年。由此可以概见沈毓桂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现存的默片《娇花溅血》（BrokenBlossoms）（格里菲斯[D.W.Griffith]执导，1919）算起，美国电影塑造华人形象已有八十五年的历史。本文选择六部不同时期的美国电影，历史地分析、解读华人形象如何成为美国大众文化中种族、性别与政治冲突的体现。在二十世纪初，华人曾一度被塑造为热爱和平、与人为善的形象，如《娇花溅血》，但由于美国十九世纪末驱赶华人劳工后，「黄祸」意识的延续，好莱坞更热衷于将华人想象为对白人构成威胁的「野蛮的」他者，如《阎将军的苦茶》（TheBitterTeaofGeneralYen）（卡普拉[FrankR.Capra]执导，1933）。到了中国抗战及欧美二战时期，美国宗教救世话语影响下的好莱坞及时推出了《大地》（TheGoodEarth）（富兰克林[SidneyFranklin]执导，1937）之类的影片，赞扬中国妇女的勤劳勇敢及对土地的「原始情感」。而冷战时期持续不衰的东方主义想象又投射出一批如《苏丝黄的世界》（TheWorldofSuzieWong）（奎因[RichardQuine]执导，1960）宣扬西方「白马王子」超俗爱情、东方女子感恩献身的神话故事。美国国内60年代起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也使华人一时凸显成「模范少数族群」，「自愿」同化于美国主流白人文化，在银幕上演出了歌舞升平的轻喜剧，如《花鼓歌舞》（FlowerDrumSong）（罗杰斯[RichardRodgers]执导，1961）。作为难得一见反思西方中心的神话影片，《蝴蝶君》（M.Butterfly）（克罗嫩贝格[DavidCronenberg]执导，1993）布下性别迷阵，揭露了西方男人的情感和身份危机，精彩地颠覆了西方冷战话语及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可以作种种解读。按学者马凯蒂（GinaMarchetti）所论1：

好莱坞利用亚洲人、美籍华人及南太平洋人作为种族的他者，其目的是避免黑人和白人之间更直接的种族冲突，或逃避白人对美国本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人所持悔罪及仇恨交加的复杂心情。

马凯蒂认为好莱坞电影的叙事运作方式是神话般的，利用多种故事模式迷惑观众，如：强奸模式、俘虏模式、诱惑模式、救世模式、牺牲模式、悲剧爱情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及同化模式等。本文所分析的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这些好莱坞电影模式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揭示了这些模式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话语运作方式，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好莱坞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一《娇花溅血》：种族危机与性别体现

《娇花溅血》讲述一位简称「黄人」（亦称「程环」）的中国人离乡背井到伦敦谋生，暗恋一位屡遭父亲蹂躏的英国少女的悲剧爱情故事。影片开头即明确表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黄人到中国佛寺进香，祈求远赴他乡后的平安，但他一出寺庙，就遇上西洋水兵聚众闹事街头。东方的和平和西方的暴力一方面揭示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种族的性别定型。踏上异域后，黄人的行为与价值取向一直呈女性化，从而与爱尔兰拳击手巴罗所体现的西方男性化形成二元对立：前者为文弱、温雅的店铺伙记，后者为粗暴、强壮的酗酒工人；前者为浪漫的梦想家，沉溺鸦片，醉心审美，后者为施虐的父亲，折磨女儿露西而得快感。露西为黄人店中的东方精美物品而陶醉，黄人热心献出丝绸衣料，让露西得到前所未有的「家」的温暖。这一跨种族的恋情，威胁了西方父权中心的秩序，巴罗一怒之下鞭打露西致死。赶来营救的黄人与巴罗对峙，一枪击毙巴罗，将露西的遗体抱回店中，放于牀上，烧香超度，然后用匕首刺心自杀而亡。

一、语种性、族裔性——华文文学

罗兰•巴尔特曾在论及语言时，把语言的地位提高至文学生命的高度，认为语言是文学生存的世界。以华文文学命名的作家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引起了研究热潮。从概念上讲，华文文学专指“中国内地以外的用汉语言创作的文学，也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Ell3不言而喻的是，划归至此种概念的文本必须符合二个基本条件：一是创作者是非内地人，二是写作语言是汉语、汉字。汉语作为华夏民族的民族共同语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不断发展推进的过程。随着国家的统一与安定，由普通话组成的现代汉语语系才得以建立，实际上在不少地方还存在着以当地方言作为书写语言的现象。汉字的发展也有由繁到简的变化。因此我们简单的以汉语、汉字来作为定义“华文”的依据就显得以偏概全。同时，我们考察先于：‘华文文学”概念确立并为推广的“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后不难发现，后者的概念明显带有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色彩，“统治”、“阶级”、“殖民”占据了中心词汇中较大的比重，国家意识高于民族意识。这类“语种的华文文学的概念”仅仅满足了海外华裔作家作品研究的表面，批评界为了将研究深入，在“语种的华文文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的华文文学”。从“语种”到“文化”，语言的表音功能不再是唯一因素；相反，表意性占据了重要位置。“文化的华文文学”认为“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这即意味着，它出现、存在、发展乃至最终在其一区域内的消亡，其根据完全在华文文学本身。”¨与“语种的华文文学”不同，“文化的华文文学”，更加强调“海外华人生活的以生命之自由本性为最后依据的自我表达。”…从留学生时期的“落叶归根”到新移民时期的“落叶生根”，远离家国后的思乡情切与寄居异域的孤独、寂寞都化身为作家不断地适应生活，打磨自我的生命书写。在此意义基础上，批评界进一步提出了“世界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概念。这两个概念出现的原因之一在于早先一类的台港澳文学被纳入了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华文文学”这一概念无论是语种还是文化上都已经不能适应作家作品的新需要。“世界华文文学”整合了海内外华文文学写作，在世界性语种的基础上，研究“华文母语地区的中国文学(内地和台港澳)和中国以外各个国家和地区使用华文创作”的作家作品J3。“世界华文文学”在时间上的模糊性导致的无限延展，使我们无法对于内地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套用王德威先生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中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时问上的划分，中国现代文学应从清末起，这一点在语言上就造成了文言文、白话文相容并驱，“华文”的概念再一次受到挑战。“海外华文文学”缩小了“华文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范畴，主要指“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地区用汉语工作的文学，是中华文化外传以后，与世界各族民族文化相遇、交汇开出的文学奇葩”。这一概念对作家作品有了更加明确的限定：作家写作时的所在地必须是海外而非中国(包括台港澳)、作家的创作语言必须是汉语，可贵的是它关注到了民族文化间的互相影响，不再单纯地将中华民族文化作为标准线，容许中华文化在经受异域土壤滋润之后，出现变种、分化、多元现象。总的说来，“语种”思想从始至终贯穿在华文文学概念发展上，作家作品的归属主要强调其创作语言的汉语化，由此引发出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再书写；同时，它也呈现出了排他的族裔性特征。很明显，其概念背后是隐藏有一定的“盲区”的。如严歌苓、张翎等作家，他们只是后天移居他国，思想主要的形成场域还是在母国，移民前后的作品无论是主题还是艺术手法都难免有所不同，对于这类作家我们无法将其作品划一归之。同时，对于如谭恩美、汤亭亭等，以英语写作具有中国文化的作品、作家，我们更无法用“华文文学”的概念将此归类。故此，笔者将华文文学概念定义为“语言的文学”。

二、跨文化性、跨区域性、跨时间性——华人文学

现在人们把狭义的“文学语言”称为文学语言。文学语言是塑造艺术形象的物质手段，文学语言具有描写、叙事、抒情和议论等综合性艺术功能l3。综合来说，文学的语言最本质上的特征是艺术性、审美性，即使作品中记录的是日常生活的语言场景，但是其言语本身也是经过了作家的再加工、再塑造，目的在获得最广泛人群的接受力与传播力。语言作为文学艺术的助动力，在文学中的作用在于利用尽量恰当的语辞表明作者的写作目的、传达出作者的情感。“华人文学”概念的提出即是打破了文化、区域、时问等的范畴限制，实现跨越性。“华人用获得语——主要是英语、法语，但是也有荷兰语、瑞典语等——写作，也应当在本学科(华人文学)的讨论范围之内。””赵毅衡先生提出“华人文学”的概念，认为“有助于综合研究华人的华文文学与外文小说，因为它们之间有不少的共同点。”“华人文学”概念从命名上只限定于作者是华人，此处的华人主要指华裔(无论是后天移居的还是出生即在异域的)。概念上的包容性，得以将华人华文写作、华裔双语写作以及华裔英语写作纳入其中，作家来源地不局限于海外或是中国大陆等某一区域，不要求作家写作时必须身在海外或是中国大陆；并且，华人文学延续了“海外华文文学”概念中对于文化意识的界定，不限制作品中传达的是母国关照还是异域想象，最大层面上对华人写作有了一个理论性的定义。“华人文学”的跨时间性意义，主要是相对于“新移民文学”、“新海外文学”、“新华人文学”而言。后三者在概念上都强调了“新”，与此相对的必然是“旧”。以“新移民文学”为例，概念的提出意在区别于20世纪初期的“西学东渐”浪潮下的出走和20世纪50年代白先勇等留学生文学，“新移民”主要是20世纪80、90年代，自身在母国已经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作家，因为政治、经济、学术等方面原因移居他国，在海外他们树立起来的是新一代华人的美好形象。所以，“新移民文学”概念特指20世纪后期，书写移民前后的对于“双重隔离”的伤痛。这一概念无法包括作家移民前的作品，在作家作品思想的梳理上难免会出现“断裂带”的现象。在限定时间域的同时，“新移民文学”概念也将作家人群身份限定在“新移民”上，由早期移民潮产生的第二代或是第三代作家作品就无法合理定位了。如果说“新移民作家”作品中难以掩藏的失落感来自于对故土的思念与对他国的陌生，那么“香蕉人”作家他们笔下的中国则是西方视角下的缩影。由于接受的文化熏陶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在对待同一问题上，两者的答案都有可能不同，叙述的视角也有可能相异。“新华人文学”概念并不是针对于“华人文学”提出(实际上“新华人文学”早于“华人文学”提出)，“新华人”主要是为了区别澳大利亚地区，早期由第一代华人移民和来自台港等地的非大陆籍移民构成的华人群落，特指1989年前后滞留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群。很明显，它只是在人群上作了特定的划分，没有实现文化性的跨越。“华人文学”较好地规避了“新移民文学”、“新海外文学”、“新华人文学”在文化、时间、区域上的不足，提出的是“文化中国”的文学。文学这一形式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其特定族群的形成不在于区域，不在于语言，不在于时间，而在于情感上的认同。“华人文学”这一概念就是将华人群落中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文化趋向作为标杆，消除由于语言差异带来的认识偏差，重视作品主题本身的文学性、文艺美。“文学”与“语言”本来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借用“语言的文学”与“文学的语言”两个概念，意在说明“华文文学”概念突出语言的“华文”色彩，“华人文学”概念强调的是文学的功效，语言在其中扮演着一个助动力的角色。

华人用外语写作并不是这一两年才兴起的，早在林语堂时期就有呈现，但是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上将此类文本划归在“翻译文学”中研究。随着近年来对华裔作家群中出现的“双语”写作以及英语写作现象的重视，这一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目前的文学史教材也无法按照既有方法对其进行归类。笔者在此将两者进行对比后发现，“华人文学”概念最大程度地弥补了这项在文学史上的“留白”，对于华裔文学的世界性定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摘要]《万国公报》是晚清时期一份颇具影响的刊物。它的出名，既与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密不可分，又与供职于其间的华人编辑息息相关。文章详细论述了这一群体，并分析了这批华人编辑在供职《万国公报》时期的活动和言论。

[关键词]《万国公报》；华人编辑；贡献；基督教；思想转变

《万国公报》是美国监理会寓华传教士林乐知创办并主持的一份刊物，以内容多、时间长、影响大而彰名于晚清时期。近年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万国公报》在西学东渐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近代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愈益受到中外史学界的重视。不过，一般研究《万国公报》的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万国公报》的创办人与主持人林乐知身上，而很少关注甚至忽视了这份刊物不同时期“襄理笔政”的几位华人知识分子。诚然，林乐知的名字是与《万国公报》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林乐知也就没有《万国公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林乐知藉《万国公报》而获得的赫赫声誉，以及《万国公报》在晚清时期产生的轰动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批华人知识分子的默默辛劳。因此，探讨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的关系，分析并评论他们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有助于对《万国公报》研究的拓展，另一方面也可为如下几个问题的考察提供有价值的借鉴：第一，西方社会福音派(或称自由派)传教士在华兴办文化事业时如何依靠华人知识分子；第二，华人知识分子在晚清西学东渐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三，晚清时期，一批处于“边际人”地位的华人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与冲突的过程中如何重塑他们的价值理念和信仰。

《万国公报》的前身是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的《教会新报》。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在出满第300卷后，改名为《万国公报》。1883年7月28日，因林乐知忙于监理会在华的教会事务及创建中西书院，《万国公报》暂时休刊。1889年2月，《万国公报》作为广学会的喉舌和机关报得以复刊，直至1907年12月停刊。在《万国公报》刊行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批华人知识分子曾先后应林乐知或广学会之聘，襄理《万国公报》的笔政，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沈毓桂、蔡尔康、任廷旭以及范祎等人。

沈毓桂(1807—1907)，字寿康，号赘翁、匏隐氏、平江赘叟、古吴困学居士等，江苏吴江人。他“少负才名，壮年走马金台，宦游滇省”。1859年为避战乱，到了上海，起初以课授生徒、卖文卖字为生，曾在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馆任教，又曾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等人翻译西书。大约在1860年，结识了刚到中国不久的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并于1867年接受林乐知的“奉币致聘”，出任林氏的“记室”，协助林乐知办理《教会新报》，自此开始了充当华人编辑的生涯，直至1894年辞去《万国公报》的“主笔”之职。在长达二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沈毓桂协助林乐知、陆佩、慕维廉、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共编辑《万国公报》450卷又61册，成为在《万国公报》馆任职时间最长、编辑《万国公报》卷数最多的一名华人编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办理《万国公报》已使其“心血久竭”。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名华人编辑，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地位前后有所变化。在自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更名为《万国公报》至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的一段时间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仅是一名普通的华人编辑，其主要职责在于处理《万国公报》的文字事务，并对林乐知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此即其所谓的“襄理报牍”时期。自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至1883年7月28日《万国公报》的暂时休刊，沈毓桂已由一般的编辑一变而成为《万国公报》的“主笔”，开始全面负责《万国公报》的组稿、选稿、编辑和主持评论等工作。此即其所谓的“主张《公报》”时期。1889年2月《万国公报》复刊后，由于林乐知的主要职责在于“专司拟题乞文”及“收卷、编辑”工作，故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主笔”地位仍然没有变化，直至1894年2月。此即其所谓的“仍主报务”时期。也就是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充当一般华人编辑的生涯只有四年多，而出任《万国公报》的“主笔”则长达十余年。由此可以概见沈毓桂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黄皮肤的种族面具

在塑造艺术审美形象的过程中，演员的选用尤为关键。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由于美国国内的《排华法案》与反华情绪，美剧中大部分的华人都是由白种人出演的，出现过白种人演员梳着清朝大辫子的不伦不类的华人形象——傅满楚。这些白种人饰演的华人形象成为特殊历史时代背景下的产物，随着政治局势的改变与文化的变迁，美剧中的华人形象逐渐迈入由黄种人演员出演的时代。当今美剧中出演华人形象的演员有的是华裔或中国人，比如中国安徽人NanZhang(张楠)、移民至美国的华裔后代LucyLiu(刘玉玲)与JamesHong(吴汉章)等，还有一些非华裔的亚裔演员，比如新加坡演员兼模特NgChinhan(黄经汉)、越美混血儿MaggieQ(李美琪)、越南华裔ArchieDavidKao(高圣远)、菲律宾裔ReggieLee(雷吉•李)、新加坡华裔的GwendolineYeo(杨时贤)等。所以，美剧塑造华人形象时所选用的演员血统比较复杂，与亚洲国家有着不同方式的关联。“美国人在学校里学到的关于亚洲的知识大部分与中国有关。如果这些美国人心目中‘东方人’的形象只是被经常提起的‘不可思议的东方人’的话，或许这个东方人的衣着打扮和长相就会像一个中国人。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中国几乎可以被视为整个亚洲。”[2]从美剧华人形象的演员选用上也可以看出，在美国人眼中，亚洲面孔等同于中国面孔，两者具有无差别的种族特征，可以在塑造华人形象上达到相同的荧屏效果。

二、民族风的服装风格

美剧中的大多数华人形象台词和戏份并不多，为了快速精准表现人物形象的中国性，华人角色大多身着中国传统服装及其它有中国文化特点的饰品。近代唐装结合了中国清代满族马褂和西式立领等剪裁方式，是“唐人街”的重要文化符码。《识骨寻踪》S02E16(S代表“季”，E代表“集”)里，配角中国老太太与出现在照片中的中国女子均身穿女式唐装；《妙警贼探》S01E06里，赌场白发中国男子身着黑色男式唐装上衣，唐装上有灰色汉字毛笔书法的图案。除此之外，他的左手腕上还带着黄色木珠链，刻画出一位颇有中国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中山装是中国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融合中西式男装样式设计而成的。《妙警贼探》S01E06里，中山装塑造出唐人街赌场华人老板Lao亦正亦邪的形象。旗袍是中国女子的传统服装，是“最为当今世人所认可和推崇的中国服饰之代表”。[3]在《妙警贼探》S01E06，一位女性华人形象(本集主角，国际刑警)在本集中共穿过四件旗袍，第一件是半镂空刺绣黄色旗袍，第二件是深蓝色刺绣旗袍，第三件是立领刺绣肉色旗袍，第四件是灰色刺绣旗袍配披肩。这四件旗袍均有中国服装制作工艺——刺绣的运用，让这位女性华人形象更加精致与美艳。《灵指神探》S02E05中，餐馆中的女服务员不仅身着红色旗袍，而且用扇子作头饰。除了民族风的服装样式，美剧中通过服装的民族文化符码元素来塑造华人形象。如《生活大爆炸》S01E09，一位中国男子穿着“红中”汉字的T恤。“红中”T恤是1981年到1983年出品的美剧《TheGreatestAmericanHero》(《飞天红中侠》)里华人形象李立的经典服装，属于电视剧衍生服装类型。通过这件服装，刻画了一位对美国电视剧、美国文化无限热爱的宅男形象。

三、古典美的妆容特色

中国古代白发、白须、白眉代表丰富的人生阅历，后与功夫元素一起被演绎为智慧、神秘与邪恶的象征。在《妙警贼探》S01E06，赌桌华人男子的造型为白发、白须，展现他在赌场上的潇洒风姿与高深莫测；在《福尔摩斯：基本演绎法》S01E09，拥有一小撮白胡子的华人年长男子显得神秘又怪异；《明星伙伴》S02E06中，本集结尾“戏中戏”片段里充当打手的龙套角色们身着西装却头戴长长的白色假发，他们挥舞着兵器充当打斗场面的“背景板”。此外，《女人帮》S01E01，华人角色Mia的发型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女人的复古发型。卷发发型由西方传入上海，成为海派时尚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复古卷发再现了旧上海的时尚女人形象，是“西方”观看“东方”、“男性”观看“女性”的双重表意下，将东方女性化的例证。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根据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

目录

序言

第一章总纲

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三章国家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