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资源范文10篇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以下简称“环境资源犯罪”)主要是指在生产、生活活动中过量地向自然界索取资源或能量,导致生态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或有严重侵害,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主要包括环境污染犯罪和破坏资源犯罪,体现在我国《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有十几种犯罪。我国刑法为环境资源犯罪设置了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和罚金4个传统刑种。但从犯罪与刑罚关系来看,传统刑罚规制环境资源犯罪仍然存在一些弊端。如果将资格刑配置到此类犯罪的刑罚中,不仅可以实现刑罚的功能和目的,而且可以提高刑罚的制度效益。

一、环境资源犯罪刑罚设置的弊端

1.自由刑与环境资源犯罪特征和量度的对应性不足康德认为,应当以道德罪过为基准对犯罪人发动刑罚。犯罪应受的刑罚形式取决于犯罪人实施的犯罪的形式,而且刑罚应当与犯罪在量和形式上相均衡。“惩罚的方式和尺度是什么?公共的正义可以把它作为原则和标准,这就是平等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在公正公平上的指针就不会偏向一边。”[1]这意味着,刑罚在惩治犯罪时应与犯罪在特征和量度上相统一、相均衡。环境资源罪往往是以转嫁经济成本的方式,采取破坏性的开发、利用和排放的措施,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环境资源犯罪体现了追求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犯罪特征,其量度是所实现的犯罪收益的数额。道德报应主义认为,刑罚的设置理应从抑制犯罪人追求经济利益和实施经济压力、痛苦等方面来惩治犯罪。而我国刑法并没有针对环境资源犯罪的特征和量度设置与之相对应的刑罚措施,而是普遍借用适用于其他犯罪的传统刑罚措施。例如《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六节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都只规定了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和罚金4种刑罚种类。这种规定虽然可以对环境资源犯罪起到一定程度的威胁作用,但在预防环境资源犯罪方面,尤其是对破坏环境资源的补偿方面及有效利用环境资源方面的作用不大。因为,经济活动并不完全依靠经济主体自身行为来实现,所以破坏环境的经济行为与犯罪行为人是否享有人身自由的关联性不大。2.犯罪成本偏低环境资源犯罪往往是非法营利性犯罪,刑罚设置一般都包括了罚金刑。笔者认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犯罪人缴纳罚金可能如同缴纳资源税、环境税(如排污费)一样,视同于获取经济效益应当支付的成本之一。因此,在犯罪人那里,罚金极有可能被视为犯罪收益理所当然的成本支出,此时罚金刑的刑罚功能丧失殆尽,无刑罚价值和意义可谈。而且实施环境资源犯罪人承担罚金刑事责任以后,只要犯罪的基础利用、开发环境资源的资格仍然存在,犯罪行为人就极有可能将缴纳的罚金视为经营成本,依靠再次实施环境资源犯罪来分摊,致使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和危害性变大,不利于预防环境资源犯罪的发生。罚金刑作为附加刑,可以单独或者附加适用。目前我国刑法规定,一般情节的环境资源犯罪,都规定罚金刑与短期自由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选择适用。如果法院选择单处罚金,犯罪分子仅需要以支付财产的方式来承担刑事责任,这样就掩饰了犯罪的反社会性、反伦理性实质,淡化了环境资源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如果法院在判处犯罪分子短期自由刑的同时并处罚金刑,也往往会考虑自由刑与罚金刑之间的折算关系,尽量控制罚金的数额。这样一来,对犯罪分子来说,犯罪成本低于犯罪收益,可能再次刺激行为人实施环境资源犯罪,不利于此类犯罪的预防。3.处罚力度偏轻环境资源犯罪往往是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或排放,转嫁生产成本等方式来获取利益。如前所述,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对自然人实施环境资源犯罪的刑罚主要是自由刑和财产刑。其中,自由刑往往在10年以下,个别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大多数一般情节的环境资源犯罪的刑罚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而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宣告缓刑。这使得环境资源犯罪的犯罪成本从立法到司法的跨越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低,而环境资源犯罪给犯罪者带来的收益却是巨大的。尤其是单位犯罪时,单处的罚金刑的违法成本过低,与单位实施环境资源犯罪的收益相比,不足以遏制犯罪动机。

二、环境资源犯罪配置资格刑的必要性

1.有效遏制环境资源犯罪资格刑不可或缺从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环境资源犯罪其实是犯罪主体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体现。经济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对其他人的福利产生经济成本以外的积极(有利)或消极(不利)影响。“这种有利影响带来的利益或不利影响带来的损失,都不是生产者或消费者本人所获得或承担的,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2]经济外部性又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前者是指某个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导致他人享受额外利益,但自己却不能因此得到补偿;后者是指某个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导致他人遭受额外损失,却不用去补偿损失。无论是经济的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都可能导致无法通过市场手段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经济的正外部性给社会带来收益却无法从社会获取补偿。经济的负外部性给社会带来损害却不需要承担赔偿成本。两者都会导致经济效益与经济成本在经济主体和社会之间的配置不够优化。由于经济正外部性的出现并不完全改变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所以一般不需要用制度的方式对其进行规制。尤其在强调公共福利的社会里,国家往往鼓励而不限制经济活动的正外部性行为。然而,经济负外部性的出现,使得应该由经济主体支付的经济成本转嫁给社会,而自己却享受低成本换取的高利润,严重违背了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环境资源犯罪在本质上是严重的侵权行为。根据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当客观伤害所产生的决定赔偿权利有效时,它是能够得到赔偿的。”[3]从目的性来看,经济学分析确定侵权责任的宗旨在于使侵权造成的社会损害成本最小化。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成本交易理论”认为:只有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法律的规定才无关紧要,因为交易者之间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可以就如何分配各自权利和赔偿问题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所以,根据科斯定律,只有把经济外部效应作为一种产权明确下来,才有可能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自愿交易实现外部成本内部消耗。因此,“明晰产权”是抑制经济负外部性的有效措施之一。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负外部性的产生是由于被侵害财产的产权不明确所致。例如,在环境污染犯罪方面,行为人之所以毫无顾忌地将未经处理的污染气体排于大气,主要是因为被侵害的大气产权不明,没有人向经营者提出损失补偿,经营者也不知道应该向什么人支付损害补偿。而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对大气环境作产权确认仍然有困难,因此污染环境犯罪也不太可能在短时期得到较好的控制。破坏矿产资源的犯罪也一样。在我国,尽管法律法规明确了矿产资源的产权属于国家所有,凡是侵害矿产资源或者破坏性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都是侵害国家产权的行为;但从产权理论来看,国有产权往往具有实际的模糊性,容易出现权力寻租,再加上对矿产资源监督链条过长、监管成本过高,导致监管失效。因此,在行为人追求高额利润的动机驱使下,任何强制性的制裁对制止和消除破坏矿产资源的行为都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当环境资源产权不明或产权结构效率较低时,运用传统自由刑和财产刑就难以有效控制环境资源犯罪,寻求可替代性刑罚是必然选择。资格刑理所当然地可以充当这种替代性刑罚。因为,资格刑以剥夺犯罪人某种资格为刑罚内容。对于破坏资源和环境的犯罪人适用自由刑和罚金刑,难以保证犯罪行为人不会再实施犯罪行为。而一旦剥夺或限制犯罪行为人从事经营活动的资格时,就彻底铲除了犯罪行为人实施环境资源犯罪的基础,从根本上消除了其再次从事环境资源犯罪的可能性。例如,《刑法》第343条规定的破坏性采矿罪,是指“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行为。我国《矿产资源法》规定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批准取得采矿权并办理登记,无论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只要剥夺其有偿获得的开采矿产资源的资格,就可以完全防止其破坏性采矿犯罪行为的再次发生。又如,《刑法》第338条规定的污染环境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当刑罚为之配置的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刑不能完全消除其再次发生污染环境的犯罪时,剥夺或限制其从事可能污染环境的经济活动,就可以彻底预防再次实施污染环境的犯罪发生。2.提高环境资源法律的制度效益资格刑优势明显环境资源法律的制度效益,是指国家为了实现保护和改善环境而设计的各种环境资源保护和开发的法律制度在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等各个环节中产生的全部物质和非物质效益。国家通过设立环境资源保护法律制度实现对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社会成员对环境资源,以及与环境有关的生产资料不断改进和改善,适度利用环境资源创造出更高的社会效益。环境资源法律制度可以控制和调整资本市场、原料和产品分配市场,维持快捷有序的市场秩序;还可以通过对产权的重新确认,使产权回归到最能优化产权和保护产权的经营者手中。这一切都会因为环境资源法律制度的适用而带来社会效益。制度效益不仅包括经济收益,还包括政治收益、社会收益、伦理收益等。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既表现为健康和安全的保障,也表现为收入、福利和就业的改善;既表现为经营自主权的落实、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利润的提高,也表现为社会经济秩序的好转,社会供需矛盾的解决;还表现为环境污染的减少及补偿的增加。刑法作为重要的制度保障,在调整和规范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也需要追求其法律收益。这就要求刑法在运用刑罚方法保护某种利益或者满足某种需要时,不仅以现实刑罚本身的价值为目的,还应当兼顾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利益和人类的需求,并在刑法可能涉及的不同价值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4]。在笔者看来,刑罚适用于环境资源犯罪时,其制度效益体现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方面。①从宏观层面来看,不同刑罚制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相同,产生的社会效益的差异不大。资格刑如同其他传统刑罚一样,在实现民主、文明和法治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要求从事与环境资源有关的经营性活动的主体要具有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资格或资质。虽然国家推行的是环境资源有偿开发和利用制度,但有偿开发和利用的前提仍然是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即以民主的方式向每一个社会成员开放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资格和资质,以法律规定的程序申请和许可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当拥有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社会主体实施了环境资源犯罪时,剥夺或限制其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资格或资质,正是对民主的保障和对法治的维护。②由于不同的刑罚方法对经济效益指标的优化利用和配置的保障作用不同,致使制度经济效益大小有别。我国刑罚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只规定了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等自由刑和罚金刑。其中,自由刑是针对自然人人身自由而设置的刑罚措施,除了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实现刑罚报应功能之外,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自然人再次实施环境资源犯罪,但自由刑却难以实现环境资源的最优化利益。因为,一般情况下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都是有偿取得的,例如采矿权,属于犯罪人财产权的一部分。如果行为人实施了环境资源犯罪,法律不能剥夺其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仅限制犯罪人的人身自由,那么其所拥有的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被暂时“搁置”起来,就影响了其他社会成员从事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致使环境和资源应有的经济效益得不到充分发挥。尽管罚金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环境资源犯罪带来的经济损失,但罚金刑只能在国家与犯罪人之间实现经济利益的平衡,无法使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许可权在社会成员(犯罪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进行重新优化配置,从而阻碍了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其经济效益的持续发挥。可见,在遏制环境资源犯罪方面,自由刑和罚金刑明显增加了刑罚的机会成本。如果对环境资源犯罪配置资格刑的话,上述问题就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因为资格刑对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分子适用以后,就可以将剥夺犯罪人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资格或资质再次分配给其他社会成员,使得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经营行为得以延续,从而实现资格或资质持续性的经济效益。可见,与其他刑罚相比,资格刑可以降低刑罚的机会成本,增加经济效益,从而提高环境资源法律的制度效益。3.防范环境资源风险犯罪资格刑措施适当预防犯罪的方法有直接方法和间接方法两种形式。其中直接预防方法是指对已经出现犯罪预兆或者即将发生危害结果的犯罪行为所采取的预防方法;间接预防方法是指根据犯罪发生前表现的各种预兆和迹象,运用各种社会对策手段,提高人们的守法意识和知识,实现自我约束,达到服从法律、防止犯罪发生的目的。在两种预防形式当中,直接预防需要依靠外部强制力与犯罪进行对抗,其中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动用刑罚来预防犯罪,是“事后预防”的做法。间接预防则是刑罚提前介入的“防恶于前”的犯罪预防方式。边沁指出:“几乎没有什么刑罚手段更甚于饥饿;没有什么手段能显示出发放救济那么大的效果。制止贫困所引起的犯罪的唯一有效方法,在于向需要生存条件的人提供必需品。”[5]基于边沁“防恶于前”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风险刑法”正是突破了传统刑法的归责模式,改变了传统刑法对犯罪规制滞后的做法。所谓“风险刑法”,是指规制某些因违反规范而可能导致社会风险的行为,用刑罚方法提前对潜在的犯罪行为进行处罚,以避免影响人们生活安全的社会风险行为发生,进而为实现刑罚的积极的一般性防止目的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刑法制度。现代社会,人们对风险的规避及对安全保障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因此,针对一些影响人类生存安全的风险性行为,刑法制度不应该只是被动地评价和否定,而应当提前介入防范。刑罚的目的应当从事后的惩罚、矫正转向事前的预防和控制。为了应对风险、保障社会的安全与秩序,刑法理论和立法实践开始改变传统刑法的规制方式,即在类似于环境犯罪、计算机犯罪、食品药品犯罪、基因医学犯罪等特定领域,“刑法已经从传统的后卫地带走向了前沿地带,通过惩治行为人行为所带来的风险来实现对法益更为前置的保护”[6]。随着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安全诉求意识的不断提高,运用刑法规范对类似于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影响到人类生活和健康的风险行为的防范理念也有所改变。刑法以保护法益为目的,随着人们价值观的变迁,刑法法益的内涵由个人法益向国家法益和社会法益蔓延,法益的范畴也由生活物质利益领域向精神利益领域扩张。因此,在笔者看来,当人们面临环境资源犯罪引发的难以防范的巨大安全风险,根据以往的认知和经验而形成的风险防范模式无法应对时,对环境法益保护的需求就不只局限于对被侵害法益的恢复和补救,而更加注重环境法益可能被潜在行为侵害的防卫对策。也就是说,对环境资源犯罪还应当运用刑罚方法来处罚“危险犯”,从而避免环境遭受破坏的社会风险发生。这在国外环境刑法立法中处处可见。例如,韩国1991年颁布的《关于环境犯罪处罚的特别处置法》第3条规定:“如果一个企业或单位造成严重污染,实际上发生的是威胁公众生命和人体危害的行为,但排放污染物质的行为与其后果之间存在相当的盖然性,法院应当推定其后果是由排放污染物质的企业造成,应该处理该案件。”《日本矿产资源法》第193条规定:“对于不携带或不出示有关书面证明者、不提交有关报告或提交假报告者以及拒绝、回避有关检查者,处3万元以下罚金。”美国《资源保护和回收法》也规定:任何人故意运输或导致运输该法列举的危险废物到没有许可证的设施的行为,则构成环境犯罪行为。也就是说,行为人只要实施了违反保护环境法律的犯罪行为,不管是否造成实际损害,都可以认定为环境犯罪行为。可见,为预防犯罪的需要,国外立法突破了传统实害犯的理论束缚,肯定了环境资源犯罪的行为犯和危险犯。传统刑罚虽然也有预防犯罪的功能,但须严格遵循“罪责原则”,只有当犯罪行为造成了严重环境污染以后,才能运用刑罚手段进行制裁。因为,在“罪责原则”要求下,传统刑罚(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等)是不可能适用于没有发生现实社会危害性的侵害行为的,即使这种侵害行为是引发社会风险的推动力之一。只有当某种法益现实受到了侵害,才可以对此行为进行刑法评价并适用刑罚。例如,“雾霾”给人们的健康安全带来极其巨大的风险,但刑法只能对此置之不理。原因在于“雾霾”的危害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社会成员引发的,而是人们社会经济行为和自然气象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7]。特定环境侵害人(企业或个人)对“雾霾”这种群体风险“贡献”作用并不大,其侵害行为对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不足,刑法当然就不能要求特定主体(企业或个人)承担传统的刑罚责任,即不能因为“雾霾”的环境风险而判处特定主体某种刑罚。然而,风险刑法对环境资源犯罪的刑罚规制是提前对潜在犯罪进行处罚,而不是等到犯罪行为对环境安全造成现实危害以后才适用刑罚措施。显然,运用“风险刑法”理论来防范环境资源犯罪,也是对“罪责原则”的突破。为解决对犯罪“事前预防”的刑事责任问题,边沁在他的“防恶于前”的犯罪直接预防理论中设定了不同于传统刑罚的预防方法,主要有:告诫;训诫;强制离开某地;要求提供保证人或保证金;部分放逐;给处于危险境地的人或物设置警戒或对守卫人员予以保护;查获用于犯罪预备的武器。在这里,虽然边沁没有明确提出剥夺资格的预防方法,但根据他的思路,完全可以推断以适用剥夺资格为内容的资格刑也能起到直接预防犯罪的作用。尤其针对侵害环境资源可能引发环境风险的行为,当无法适用传统刑罚方法要求侵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时,资格刑可以很好地迎合“风险刑法”理论,从而解决破坏环境的风险危害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因为,资格刑是以剥夺某种法定资格或权利为内容的刑罚,而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一般是通过法律程序获得从事资源开采和排污资质的,而这些资质又与犯罪行为有一定的关联性;因此,为防范可能引发侵害环境的风险侵害,完全可以通过法定的程序剥夺这种资质,从而对实施了可能引发环境风险且没有造成严重危害的环境侵害行为进行刑罚规制,以避免更大环境风险的发生。例如,《刑法》第343条第2款规定了“破坏性采矿罪”的处理方法:“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根据该条规定,只有行为人实施了破坏性采矿行为且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时,才可以对其适用自由刑和罚金刑等传统刑罚。如果实施了破坏性采矿行为,但没有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时,传统刑法理论不认为成立破坏性采矿罪,也就不会对侵害资源的行为适用自由刑或财产刑。但为了避免自然资源破坏性开采的风险,完全可以对实施了破坏性采矿且没有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行为适用资格刑进行处罚,限制或剥夺矿产开采权,从而最大可能地避免自然资源破坏风险的产生。

三、环境资源犯罪资格刑之完善

一、环境资源基本法

我国尚未建立环境资源基本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日趋增多和复杂的环境生态问题，其处理方式和解决手段也需要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对策措施，在需要建立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时，“实践中各国认识到必须先确定一个统一的综合性政策目标，这种综合性的政策目标在整体上转变为国家意志时就是现在的所谓基本法。”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苏联、日本、美国、瑞士、罗马尼亚、凶牙利等国都制订了综合性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我国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环境资源基本法，法学界多将与此类似的内容称为“综合性环境基本法”，相关表述有：“我国1979年试行并于1989年修订重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目前环境保护的一部综合性的基本法，该法对环境保护的所有新问题作出全面的规定。”“综合性环境保护基本法中的环境保护规范，环境保护法律系中这一层次的法律规范，是适应环境要素的相关性、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环境保护对策的综合性而出现的，是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原则、制度和措施所作的基本规定，其特点是原则性和综合性的法律规范。”故在我国一般将《环境保护法》视为基本法范畴，但实际上作为基本法其一般只对该部门法的基本和重大问题作些原则性的规定，不是也不应该是具体的实施法，综观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不难发现，由于历史的原因《环境保护法》在规定综合性目标的同时，还规定了相当多的具体法律措施，远远超出了作为基本法的内容界限，实际上基于此法制定的背景而更突显了污染防治法之浓厚色彩。

为此，作为一部完整的环境资源基本法，应将其中具体的操作性规范删去，保留原有的原则性规定，并相应地增加立法宗旨，相关概念界定，环境资源法主体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及有关机关对环境资源的管理体制；有关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等等，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及国际上有关国家的环境基本法的内容，我国《环境资源基本法》的体系应包括：1、立法宗旨：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2、环境与资源法的保护范围。包括环境要素、资源要素、生态要素、地区要素中的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自然和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农村的环境和自然生态的保护；3、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包括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原则；资源开发和环境综合治理相结合原则；开发者保护、污染者治理、获利者付费原则；群众参与原则等；4、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制度。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保护许可制度、环境标准制度、排污收费制度、举报、监督制度、环境保护奖励与处罚制度等5、自然资源开发者开发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权利和义务。环境污染者治理污染的义务；6、环境资源保护的管理体制。包括中央和地方环境资源管理机构的设置，环境资源管理的权限划分，环境资源管理机构的权责，环境资源管理的监督；6、生态保护的特别规定；7、环境资源主体对环境资源保护的权利和义务。8、涉外环境资源保护的特别规定。包括参加国际环境资源保护的公约、条约和协定、与国际上环境资源保护国家和组织的合作，组织和参与国际环境资源保护活动和交流；9、违反环境资源法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等。

二、环境污染及公害防治法

一、有代表性立法例之举示

我国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即属于典型的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罪。

德国于1980年3月28日公布修正了《环境犯罪防制法》。在此之前，附属环境刑法犯罪繁多，如联邦污染防制法、水务管理法、化学物品法及营业法、空运法、植物保护法、DDT葡虫防治法、动物保育法、药剂法等均有刑事制裁的法律规定。该法公布后，在刑法典中增订第28章“破坏环境之犯罪行为”有关环境刑法条文。90年代初，德国又开始了“环境刑法的基本改革”。1994年11月1日生效的第二部反环境犯罪法，即第31部刑法修改法，进一步加强了刑法对环境的有效保护。1998年11月13日公布、1999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刑法典第29章为针对环境的犯罪行为，其中水域污染罪等条款都有过失犯的规定。现行《俄罗斯刑法典》第26章规定了“生态犯罪”，其中包括了相当于中国刑法分则第7章第5节的一些条文，比如第248条违反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制剂或毒素的安全处理规则罪、第249条违反兽医规则和植物病虫害防止规则罪。该法典其他的罪名则属于环境犯罪的范畴，其中，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规定，因实施这些行为而过失致人死亡的，应当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但这些规定基本上属于加重责任要件，并非典型的过失犯罪条款。

日本1970年《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3条(过失犯)规定：“工厂或事业所，因其事业活动殆于为业务上必要之注意，排出有害国民健康之物质，致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以危险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二百万元以下罚金。犯前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三百万元以下罚金”。该法还规定了法人犯罪的两罚制以及推定的因果关系。

我国台湾现行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主要以美国、日本为参照，基本上采用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将惩治环境犯罪的法则定位于行政管制法之内的附属刑法中。对于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一直到1991年5月6日水污染防治法、1992年1月16日空气污染防制法修正后，才建立环境刑法的核心。然而早在1972年，因为过失污染水体的案件，在法庭上曾以公共危险罪，首度被刑事不法加以制裁。台湾环境刑事立法尚未进入成熟阶段，缺乏固定模式，在行为人罪过形态方面很难找到可供评释的规定，但多数学者认为环境犯罪应包括故意和过失。(注：参见赵秉志、王秀梅：《海峡两岸环境犯罪之比较研究》，载《刑事法杂志》第43卷第2期，台湾刑事法杂志社编印，第22～23页。)

香港的污染管理条例，包括《水污染管制条例》、《噪声管制条例》、《保护臭氧层条例》，以及《环境影响评估条例》，都是环境刑事法律。(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香港环境刑事责任主要建基于严格责任，即犯罪者无论是否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触犯污染管制条例导致环境污染，都要负刑事责任。除对少部分的违法行为以明文采取犯意原则外，规定故意犯罪方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有关条款没有此规定的，则属于严格责任犯罪，因过失违反污染管制条例而导致污染也须承担刑事责任。(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

摘要：市政工程中生活污水处理对环境资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应不断提升生活污水处理水平，通过构建现代化污水处理系统，达到净化水资源二次使用，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同时，生活污水得到有效处理，不会对环境产生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建设保护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对当前市政工程中生活污水处理现状分析，并提出相关改进措施，对当前市政工程中生活污水处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市政工程；生活污水；污水处理；环境资源

1市政工程中生活污水处理对环境资源影响分析

1.1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节约水资源。当前，城市生产生活中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城市淡水资源应用面临着较为困难的现状，尤其是许多一二线城市由于水资源利用量大、水资源严重浪费，导致储存水量和可利用水量在不断减少。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中人口不断增多、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总量不断提升，对水资源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大。面对水资源需求量不断增大而处理设备老化、处理能力低下等现状，切实需要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节约水资源，为今后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市政工程建设是整个城市系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节约水资源目标基础上，引入高科技手段，不断提升市政工程生活污水处理水平和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环境资源保护工作中，生活污水处理，可以通过污水处理系统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用于城市绿地和公园浇灌工作中，可以实现水资源的二次利用。通过水资源的循环应用，降低因水资源缺乏而对环境资源产生的负荷，从水资源利用率提升层面上可以实现保护环境，实现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目标[1]。1.2降低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保护环境资源。通过有效处理，保证水资源对环境无毒无害、无污染，排放不会影响环境资源中的草地资源、林地资源、土壤资源、动植物等资源。从根本上讲，由于水资源在环境资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生活污水无污染排放是环境资源保护的关键工作。当前，强化当前市政工程中生活污水处理，将每天排放大量的生活污水集中处理，通过运用现代化、自动化、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系统，降低污水随意排放对生态环境产生的污染，实现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效应。综上所述，当前市政工程生活污水处理对环境资源有着非常重要影响，可节约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从环境资源“量”的层面上实现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而避免污水随意排放对环境资源产生污染，是从“质”的层面上实现环境资源的稳定、高效利用，共同促进城市系统的健康、稳定发展。

2当前市政工程中生活污水处理问题分析

2.1污水处理排放系统有待完善。市政工程生活污水处理工作中，污水处理排放系统有待完善。随着城市建设和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生活污水量在不断增大，而污水处理排放系统却无法随之更新和完善，排放系统简单，无法针对城市的水资源和径流面源进行分类控制和处理。如，雨水需要进行处理，否则雨水直接排放，会对城市中的水资源产生污染。污水处理工作不到位，缺乏相应的科学技术及处理方法，污水分类处理设备老化，处理能力低下，从根本上影响了污水处理效果[2]。2.2污水处理系统缺乏科学规划，处理效率低下。市政工程中生活污水处理工作中，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是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缺乏详细规划，未能有效结合城市发展过程中生活污水产生现状和用水规模等设定城市用水指标和污水处理参考标准、规范。当前，在生活污水处理参考指标中，普遍运用回归外推的方法对长期生活污水处理数据进行分析，此种方法虽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已无法适应当前的生活污水处理工作。污水处理缺乏系统化的规划，配套设施不完善，无法集中提高整个生活污水处理效率。2.3生活污水处理系统提升改进缺乏强有力资金支撑。当前，许多城市意识到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升级改进是一项非常紧迫的工作。但在市政工程污水处理系统建设中，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在升级改进过程中由于缺乏强有力资金支撑，导致系统创新工作一直无法有效落实，大大落后于实际市政工程生活污水处理现状。通过资金的规划使用，积极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应用在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工作中，提高生活污水处理效率，为环境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发挥积极作用。

摘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国内各个地区的环境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各类污染环境的事件更是屡禁不止，环境资源保护已经成为当下刻不容缓的重任，故而迫切需要运用法律来保护环境。环境资源之所以会遭到破坏，究其原因大都是因为生产过度。对于此类现象，单凭行政方面的法律往往难以禁止，反而会使许多企业觉得破坏环境无关痛痒。只有运用刑法对他们进行震慑，才会让他们明白破坏环境也是犯罪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刑法最具有权威性，因此运用刑法来保护环境已经成为必然。

关键词:环境资源;破坏环境;环境保护;刑法

一、刑法运用于环境资源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刑法运用比例过低。在对公开资料进行分析后可知:自从我国开始推行新刑法以来，有关环境破坏方面的刑法定罪仍然少之又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缺少破坏环境资源的案例。很多破坏环境的案例都是运用行政法律进行判决的。由此可见，关于环境保护我国的司法结构明显失衡:其一，尽管刑法也对环境破坏的行为作出了明文规定，但实际上很少运用刑法对此类案件作出判决。其二，运用行政法律及民事法律判决的环境资源破坏罪数量众多。由此可见对于此类案件，相比于行政司法与民事司法刑事司法明显失衡。其三，对于涉及环境保护的案件，刑事司法的力度明显不足。(二)刑法介入滞后性。在评价某些环境资源破坏行为时，评判标准通常不是依据此类行为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程度，而是对国家以及个人带来的危害，因此刑法通常都是在环境保护行为发生之后才会介入，明显具有延迟性。(三)刑法条规不够完善。对于一些特殊的情况，刑法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以湿地资源为例，刑法并未将其列为保护对象，再比如现代社会中随处可见的噪音，也不属于刑法保护的范畴。(四)立法模式不严谨。新刑法中对环境犯罪虽然进行了描述，但都是基于人身财产遭到破坏的情况下，才对犯罪行作出判决。而其中提到的环境，所涉及的面都较为狭窄，只有与人类生存关系密切者才属于保护的目标与对象。但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环境在整个大环境中毕竟只是少部分，其他生命体所处的环境却不包括在内。如果刑法条例所保护的对象只限于与人类相关的环境，则在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惩处时就会显得十分被动，并不能完全杜绝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

二、个人思考与建议

(一)当扩大保护范围。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开发环境资源的力度也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个时代。但当前刑法对环境权益保护的力度明显不足。社会发展速度加快导致大量环境问题发生，而刑法所惩处的范围，仅限于造成重大事故的行为，对于一些破坏环境但却并未导致事故的行为，还未列为刑法惩处的对象，有待补充完善。(二)完善刑法罪名规定。比如水体破坏罪，我国刑法并未专门作出规定，而是将其与破坏大气及土壤的罪名相并列，定为污染环境罪。但就具体实施的情况来看，需要将不同罪名划分类别，针对不同的行为规定专门的罪名。(三)多种处罚方式并行。国外很多地区都已经成立了专门的法院，用于判决和处理与环境破坏相关的刑法案件。此外他们在惩处此类行为时，不仅使用了监禁、管制等手段，同时还采用了罚款等方式。我国也可以适当借鉴上述做法，结合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成立专门的法院，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对此类行为进行惩罚。(四)细化环境资源的违法尺度。就现阶段破坏环境的行为来看，有属于刑事性质的，同时也有属于行政性质的，所以需要进一步明确违法的具体尺度，进而确定犯罪行为的罪名。第一，要判断破坏环境行为的违法程度。第二，如果行政违法标准和刑事违法标准之间出现矛盾，必须针对这一问题作出详细的规定。(五)司法机关与环境保护机构有机合作。对于环境违法案件，我国的处理之所以难有成效，重点在于技术过于落后。环境违法案例具有特殊性，对其进行调查需要专门的技术和专业的人员，但是我国目前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明显缺乏专业性，不仅需要支付高昂费用，同时调查也存在较大的难度。就另一个角度而言，环境保护机构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的技术，同时还需要配备专业的设备和人员，才能比较轻松地对此类案件展开调查，但如果环境保护机构并不具备相应的权力，在调查办理案件时很多工作就无法开展。针对这一不足之处，我国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让司法机关与环境保护机构相互合作，共同展开调查，特别是一些专业性的领域，司法机关需要借助环境机构的支持与协助。除此之外还可以参考德国及我国台湾等地区的经验，创建专门的警察队伍，专门负责保护环境，对警察人员进行专业的培训，让他们不仅熟悉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同时也具备法律所赋予的权力。无论是哪种方式，其目的都是为了将技术与权力相结合，避免出现有技术无权力，有权力却缺少专业技术的情况。

摘要：指出了随着海洋开发广度和深度的拓展，海洋生态环境的负荷越来越重，只有坚持“绿色发展”海洋观，注重海洋开发与海洋环境保护并行，才能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对海洋环境资源价值核算的内涵、指导思想、原则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滨海湿地面积、海域污染面积等17个指标构成的海洋环境资源价值核算指标体系，以全面推进海洋环境资源价值的核算，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

1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出台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掀起了新一轮海洋开发的热潮。依靠当地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经济在短期内得以快速发展，成为了沿海地区发展的战略重点，但与此同时，由于对海洋资源的无序、无偿使用，导致海洋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海洋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只有将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环境保护密切结合，合理确认海洋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海洋环境水平和海洋资源损耗情况，修正完善现有海洋经济核算指标，对海洋经济活动的结果进行真实客观的评价，才能促使海洋经济在快速、健康、可持续的轨道上发展。为此，急需建立起海洋环境资源价值核算的指标体系，以便及时地开展海洋环境资源价值核算，引领海洋开发活动朝谋求长远利益的方向发展，并最终促进海洋环境保护与海洋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

2海洋环境资源及海洋环境成本的涵义

海洋环境主要包括海洋水体、溶解及悬浮着的物质、存活在海洋中的生物，以及与海洋关联紧密，且会被海洋影响的沿海及河口地区。长期以来，海洋环境一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之一。海洋资源则指那些存在于海洋环境中，和人类社会进步存在密切关系，受海洋天然影响产生的，分散于海洋地域中的，同时可以被人类开采及使用，产生使用价值的海洋天然条件及天然物质。海洋资源不仅包含海洋天然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以及在海洋环境中存有的自然属性，还包含能够对人们生产、生活等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属性。海洋资源成本即海洋资源的耗减成本，是指在海洋经济运行过程中，因为利用、耗减海洋资源而产生的成本，通常也可以用因为海洋经济运行而导致海洋存量资源缩减的价值来表示，主要包括海洋环境退化成本和海洋污染治理成本两个方面。海洋环境成本即通常意义上的海洋环境退化成本，指在海洋经济运行过程中，利用环境提供服务所产生的成本，亦即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服务而导致的海洋功能耗损的价值。包含海洋环境退化成本、海洋污染治理成本两个方面。海洋污染治理成本则包括实际海洋污染治理成本和预计海洋污染治理成本两方面含义，实际海洋污染治理成本指当前为止已经产生的治理成本，预计海洋污染治理成本则指到目前为止，处置海洋环境里已经产生的全部污染物所必须耗费的所有成本。

摘要：环境资源可以分为自然环境资源和人工环境资源两种类型，对于这两种类型的环境资源，我国现行的会计核算方法存在严重的缺陷。本文从三个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加强环境资源会计核算工作的重要意义，以此为基础设立了环境资源会计核算的账户体系，并运用实例详细探讨了环境资源会计的核算方法。

关键词：环境资源会计核算核算方法

一、环境资源的重新认识

所谓环境，是指对某项活动或计划产生影响或作用的各种内外要素的总和，这是对环境的最为一般的定义。毫无疑问，这里的内外要素既包含了自然环境要素，也包含了社会环境要素，即通常所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问题。在本文中，我们所谈的环境是专指的自然环境，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保障。因为环境与人类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相互作用与依存关系，因此，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特别是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设想的提出，环境保护与环境资源的节约以及可持续性利用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般认为，环境资源是指人类所处的生活空间中客观存在的对人类具有现时或潜在使用价值的各种自然要素的集合，这些要素包括空气、土壤、林地、草场、矿藏等。以上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认识，客观地说还是比较科学和完善的。但是，从资源的来源和取得方式上，我们可以将环境资源分为自然环境资源和人工环境资源。自然环境资源，简称自然资源，是指人类并没有对其进行相关的人力、物力或财力的刻意投入，而是在自然界中本身就客观存在的环境资源，比如矿藏、空气、自然湖泊等等；而与之相对应的一种环境资源就是人工环境资源，简称人工资源，如人造森林、人造草场、人工湖泊等，这种类型的资源在形成前，特别是被确认为资产前，人们对其进行了相应的生产要素的投入。在以往人们对环境资源的关注过程中，涉及到环境保护时更多地把目光投向自然环境资源，因为一方面，自然环境资源的存量远大于人工环境资源，它是环境资源的主体部分；另一方面，自然环境资源更易受到破坏。而当涉及到会计核算时，人们更多地关注的又是人工环境资源，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工环境资源形成过程中的投入情况的历史数据更易获得。正因为这样，目前我国环境资源会计核算工作很不科学，主要表现在核算不完整和核算口径混乱两个方面。

二、加强环境资源核算工作的重要意义

1环境资源的会计核算理论

1.1利用传统会计理论无法对环境资源进行有效的会计核算

(1)传统的会计核算方法未将环境资源作为一项资产进行核算。因此，反映企业经济增长的指标无法真实反映企业的经济发展速度，企业的生产成本只计算利用自然资源成果的“人工改造成本”，未反映在利用自然资源成果的同时，对自然资源整体环境的破坏，既忽视了“环境成本”(主要指环境保护成本、环境损耗成本、环境污染消除费用、环境事务成本)，又造成企业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污染，在忽视环境质量的背景下，虚增以破坏环境资源为代价的企业报表利润。(2)传统会计理论的核算对象是那些具有商业实质，能够确认并且能用价格计量的，以及用价格交换的对象，忽视了环境资源对象，如森林、水资源、空气、海洋等公共资源，以及土地维持动物生活的能力等不能以价格反映的对象。根据会计学原理，收入减去成本等于利润，这里的“成本”是指经济成本，而没有包含环境成本。

1.2绿色会计理论完善了对环境资源的会计核算

绿色会计理论的观点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水、土地等环境资源，是维持人类及动植物生存能力的，都是全世界各个国家以及子子孙孙得以繁衍发展的、共有的“特定财产”。这些财产中，如矿藏资源、石油资源等不具有再生性，如水资源等一些资源具有再生性。即使这些环境资源可以再生或替代，但对其损耗的补偿，也要花费一定甚至巨大的代价。由于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因此，这些环境资源就具有一定的价值量。在绿色会计核算体系中，将环境资源价值计入企业的会计核算体系，对环境资源价值进行合理的确认和计量，从而反映和监督社会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恰当列报和披露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关活动对环境资源的影响以及企业应该履行的环境责任。1.2.1环境资源会计核算科目的设置(1)作为会计核算主体的企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应增加有关环境资源的资产类一级科目“环境资产”，并根据具体核算对象，下设矿产、森林、土地、水权、排污权、放射性源等二级资产明细科目进行会计核算。(2)设立环境资源的负债类一级科目“环境负债”，并根据具体核算对象，下设矿产、森林、土地、水权、排污权、放射性源等二级负债明细科目进行会计核算。(3)增加“绿色商誉”资产科目“、预计环境负债”负债科目及“绿色资本金”所有者权益科目等一级会计科目。通过相关账簿设置相关会计账户的期初数、本期增加、本期减少、期末数四栏，从而对环境资源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相关项目的增减变化进行反映。1.2.2环境资源会计核算的特点(1)对环境资源资产的实物量和价值量分别核算。对环境资源的价值量采取估算价值的方法进行计量。(2)环境资源会计核算基础应依据环境审计监督核实后的数量、金额数据。(3)环境资源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具有特殊性。第一，在资产方应增加并列明相关的“环境资源资产”，包括土地资产、矿产资产、森林资产和水资产等类别“。土地资产”又可以按照用途分为建设用地和农用地等子项“；矿产资产”则可以按种类分为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子项“；森林资产”和“水资产”也可以按照种类或用途等做进一步细分如防护林资产、地下水资产等。第二，在负债方应增加并列明“环境资源负债”，既反映相关项目已经造成的环境资源损害，还包括对可预计的未来将造成的损失，还有进行环境治理或环境恢复而预计承担的代价。1.2.3环境资源会计核算的内容环境资源会计核算的内容，是指对纳入环境资源的相关环境业务活动及经济事项，在相关的会计期间或时点，在特定的区域环境下进行确认和计量，以及列报和披露的相关资产、负债的存量及其变动情况，包括对各种原料、能源、水、生物多样性、废气污水和废物的形成、开发、配置、运用、储存、保护、综合利用和再生等各个环节的情况进行反映和监督。环境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环境成本。自然资源，是自然界给人类提供的可供开发利用的各种自然资源，包括矿产、森林、土地、水权、排污权、放射性源等。环境成本应包括环境保护成本、环境损耗成本、环境污染消除费用、环境事务成本。1.2.4环境资源会计核算的主体环境资源会计核算的主体，包括政府、公用事业、大型制造业、小型制造业、零售业、交通业和其他服务业。1.2.5环境资源会计核算的对象环境资源会计的核算对象是环境资源的价值运动，即从环境资源的获取，到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及治理的整个过程中，相关环境资源的价值、耗费、损失、经营开发收入、绿色收入和绿色利润等。(1)对环境资源的价值核算及生态补偿进行确认和计量。第一，研究绿色会计相关业务活动及经济事项的会计确认和计量，是将涉及环境资源的经济事项与相关会计要素确认对应；第二，建立绿色会计核算原则、核算方法及核算体系，全面反映核算对象的相关经济事项及业务活动；第三，通过财务报表列报并揭示相关绿色会计信息。(2)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治理形成的环境收益和环境成本进行计量和报告。以人民币为价值计量单位，以有关法律、法规、原则为确认和计量依据，对环境资源开发形成的环境收益进行核算。确认、计量并记录和报告相关环境收益和环境成本。环境成本包括环境开发、环境污染、环境维护和防治的成本费用。

2环境资源会计的估价方法

摘要：关于我国环境资源法的体系，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实际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环境资源法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如何构建我国环境资源法体系是一个热点问题，本文试图从我国目前的环境与资源法现状、环境资源法学术理论发展的角度，并借鉴国外的环境法的体系，构建我国环境资源法的体系，我国环境法的体系主要由环境资源基本法、环境污染及公害防治法、自然资源法、生态环境保护法、涉外环境资源法五大部分构成。

关键词：环境与资源、环境资源法、环境资源法体系

按马克思法哲学的观点，法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总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基础（更确切、通俗地说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变化必然要导致法的变化。“‘法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法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经常摧毁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说明和谐法体系建立后，一旦出现新的法律关系，必然要求建立新的法律部门。环境资源法是从经济法分离出来的一个新的部门法。

环境资源法作为一门新兴法律部门，其涵盖内容之变化亦源自社会环境与资源问题的不断增现和变化。一如日本环境法的发展历史，由最初于1967年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基于二战后严重的公害事件在日本各地的发生和1972年《自然环境保全法》来保护自然环境，到1977年考虑由于发展经济而继续大规模地开发土地，环境破坏加剧之事实而颁布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再到九十年代不仅是防止工厂公害和保护珍贵的自然问题，而且扩大到从汽车公害、城市乱排水问题、废弃物处理，到地球温暖化、沙漠化、热带雨林破坏等影响到地球环境问题，并且公害的质也发生了变化，故制定了《环境基本法》以完善其环境法律体系；而迄1997年因焚烧废弃物设备释放毒气引起强烈的社会不安，遂于短期内制定了如《有机氯化合物剧毒气类对策特别措施法》等相关环境标准，并于2000年1月施行.可见环境法内容、体系的变化跟经济发展、社会环境问题及人们的认识是休戚相关的，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吸收、借鉴国内外环境法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认识，确立我国环境资源法的体系主要应由环境资源基本法、污染及公害防治法、自然资源法、生态环境保护法和涉外环境资源法五大部分构成。

一、环境资源基本法

我国尚未建立环境资源基本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日趋增多和复杂的环境生态问题，其处理方式和解决手段也需要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对策措施，在需要建立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时，“实践中各国认识到必须先确定一个统一的综合性政策目标，这种综合性的政策目标在整体上转变为国家意志时就是现在的所谓基本法。”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苏联、日本、美国、瑞士、罗马尼亚、凶牙利等国都制订了综合性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一、中国环境现状及问题

我国目前的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增加日益严重，农村环境形势严峻，地方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环境问题引发的贸易争端日益上升，温室气体减排面临困难压力。

（一）日益严峻的大气污染。2006我国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588.8万吨。全国酸雨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3，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占了16个。以2005年GDP总量计算，中国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失高达5470-12760亿元；在11个特大城市中每年因大气粉尘造成疾病而死亡的人数达50万，40万人患慢性支气管炎。

（二）水污染突出。2006年全国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量为537亿吨，全国地表水总体水质属于中度污染，四类以下水质占60%以上。目前全国90%以上的城市水域受到污染，有7亿人在饮用大肠杆菌含量超标的水，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仅达42%。

（三）生活垃圾、工业废弃物和危险废弃物呈持续增长势头。目前我国城市人均年产生的生活垃圾约440公斤。2002年全国660个建制市产生生产垃圾1.36亿吨，集中处理率为54%，2004年全国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1941万吨，其中有3000吨的危险废弃物未经任何处置排入环境。

（四）农村环境形势极端严峻。目前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土壤污染日趋严重，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我国平均每公顷施肥量400多公斤，高于发达国家认定的225公斤的安全上限，我国农药年使用量约130万吨，有机磷农药中70%是高毒和高残留品种，只有约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力产生的工业污染迅速蔓延，污染灌溉面积占全国灌溉面积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