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正义范文10篇

摘要：环境正义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黑人因为垃圾倾倒问题提出抗争，引发美国社会公众与学者的声援，进而提出了环境正义这个新的伦理概念。本文主要着眼美国“环境正义”的概念和美国环境正义运动，评价美国环境正义的内容和应用：我们对于环境正义诸多方面的了解还远远不够；环境正义给环境政策博弈中的每个参与主体带来变化；环境正义更关注和强调同时代在环境利益分配时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行为不正义现象及矫正；环境正义揭示了环境利益通常表现为强势群体的利益；环境正义关心不同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的群体所面临的环境胁迫及其解决之道；环境正义运用了平等原则解决环境权利和义务。恰当的环境正义理论有着极大的实践和指导意义，为有效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方法，对于构建中国环境正义理论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直接的指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环境正义；美国环境正义运动；正义论

Abstract:TheresearchofenvironmentaljusticebeganinUSAwhentheAmericanblackstruggledagainstthewastedumpissuesinthe1980s.Later,supportedbytheAmericanpublicandtheacademiccircle,thestruggleledtotheemergenceofanewethicalconcept,namelyenvironmentaljustice.ThispaperevaluatestheacademicandpracticalvaluesoftheenvironmentaljusticetheorybyanalyzingthisnewconceptandAmericanenvironmentaljusticemovement.Intheestablishmentofthetheoryframework,manyconceptsneedclarifying.Thetheoryhasbroughtchangestoparticipantsofenvironmentalpolicysystem.Moreattentionhasbeenpaidtotherightsoftheweakgroupratherthanthestronggroupinenvironmentalbenefitallocation.Environmentaljusticefocusesontheenvironmentalcrisisofsocialgroupswithdiversifiedeconomicandculturalbackground,andbesides,solutionsarestudiedbasedontheequalityprincipleinenvironmentalrightsandduties.ThetheoryofAmericanenvironmentaljusticepresentsgreattheoreticalandpracticalsignificanceinthedevelopmentofenvironmentalethicsandtheestablishmentofenvironmentalfriendlysocietyinChina.

Keywords:environmentaljustice;Americanenvironmentaljusticemovement;justicetheory

正义问题是当今社会一个普遍性问题，当代社会的每个具体领域均涉及正义问题，如经济、政治、法律、国际关系、教育和文化等。对“环境正义”给予特殊的关注，不外乎以下两点：第一，环境问题具有有限性的特征凸现了公平和正义的分量。[1]因为环境问题主要由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构成。地球的有限性无法改变就有必要对人口及经济发展进行控制。而限制谁的自由和发展则关乎正义问题。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凸现了分配的正义。第二，环境问题具有公共性，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人类共同的行动，而公平又是统一行动的前提。环境正义问题不仅进一步拓展了人与自然关系发展变化的新格局，也标志着对生态危机成因及其解决之道的认识或反思的深化。

一、“环境主义”概念

摘要：环境正义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黑人因为垃圾倾倒问题提出抗争，引发美国社会公众与学者的声援，进而提出了环境正义这个新的伦理概念。本文主要着眼美国“环境正义”的概念和美国环境正义运动，评价美国环境正义的内容和应用：我们对于环境正义诸多方面的了解还远远不够；环境正义给环境政策博弈中的每个参与主体带来变化；环境正义更关注和强调同时代在环境利益分配时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行为不正义现象及矫正；环境正义揭示了环境利益通常表现为强势群体的利益；环境正义关心不同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的群体所面临的环境胁迫及其解决之道；环境正义运用了平等原则解决环境权利和义务。恰当的环境正义理论有着极大的实践和指导意义，为有效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方法，对于构建中国环境正义理论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直接的指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环境正义；美国环境正义运动；正义论

Abstract:TheresearchofenvironmentaljusticebeganinUSAwhentheAmericanblackstruggledagainstthewastedumpissuesinthe1980s.Later,supportedbytheAmericanpublicandtheacademiccircle,thestruggleledtotheemergenceofanewethicalconcept,namelyenvironmentaljustice.ThispaperevaluatestheacademicandpracticalvaluesoftheenvironmentaljusticetheorybyanalyzingthisnewconceptandAmericanenvironmentaljusticemovement.Intheestablishmentofthetheoryframework,manyconceptsneedclarifying.Thetheoryhasbroughtchangestoparticipantsofenvironmentalpolicysystem.Moreattentionhasbeenpaidtotherightsoftheweakgroupratherthanthestronggroupinenvironmentalbenefitallocation.Environmentaljusticefocusesontheenvironmentalcrisisofsocialgroupswithdiversifiedeconomicandculturalbackground,andbesides,solutionsarestudiedbasedontheequalityprincipleinenvironmentalrightsandduties.ThetheoryofAmericanenvironmentaljusticepresentsgreattheoreticalandpracticalsignificanceinthedevelopmentofenvironmentalethicsandtheestablishmentofenvironmentalfriendlysocietyinChina.

Keywords:environmentaljustice;Americanenvironmentaljusticemovement;justicetheory

正义问题是当今社会一个普遍性问题，当代社会的每个具体领域均涉及正义问题，如经济、政治、法律、国际关系、教育和文化等。对“环境正义”给予特殊的关注，不外乎以下两点：第一，环境问题具有有限性的特征凸现了公平和正义的分量。[1]因为环境问题主要由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构成。地球的有限性无法改变就有必要对人口及经济发展进行控制。而限制谁的自由和发展则关乎正义问题。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凸现了分配的正义。第二，环境问题具有公共性，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人类共同的行动，而公平又是统一行动的前提。环境正义问题不仅进一步拓展了人与自然关系发展变化的新格局，也标志着对生态危机成因及其解决之道的认识或反思的深化。

一、“环境主义”概念

[摘要]正义的环境是关涉正义之所以必要和正义之如何可能的关键所在。它包括了正义从产生到实现的诸种因素和条件，是由正义环境的构成向度和构成条件组成的有机系统。不同思想家对正义环境的见解各有其偏重和优长，但也存在着明显缺憾和不足。马克思主义正义环境观建立在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深刻的现实洞见基础上，为我们认识和把握正义环境问题提供了跨越时空的正确导向。

[关键词]正义环境；有机构成；马克思主义正义环境观

对于正义问题的探讨，无论是在德性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无论是关注个人正义或是社会正义，都绕不开正义的环境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正义之所以必要以及正义之如何可能的关键所在。它实际上涉及了正义从产生到实现的一系列条件问题。尽管在古代先贤的正义观里，亦不乏对正义环境的关注。但却是从休谟开始，才有了对正义环境的高度关切和明晰见解。然而直到今天，正义环境问题仍是一个在学理研究上相当薄弱，因而需要深入探究的重要话题。尤为值得重视的是，在当下中国正义问题的探讨中，存在着一种由于追求公正实现的“义愤”情绪过浓而导致的“泛现实化”现象，它使得正义问题的解决可能因为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而流于表层化和短暂性。鉴此，对正义环境的冷静思考和学理分析便突显了其必要性，而其中，对各种正义环境观——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正义环境观一的理论借鉴则显得十分重要和富有意义了。

一、正义环境的构成及其意义

所谓正义的环境，指的是正义现象缘何产生与发展，以及正义要求何以实现与保障的诸种因素和条件，其中包括了正义从产生到实现的各种相关条件。由于生活世界的纷繁复杂，正义的环境必然呈现为复杂多样的状态。因此，对于正义环境的构成状况，便需有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考量，只有这样，才能对我们孜孜以求的正义目标有一个充分的认知和理性的把握，也才能使我们的正义追求确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从学理分析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正义环境这样一种普遍而复杂的社会现象，看作是由不同向度、不同条件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它主要由以下两大部分构成：

一、环境正义的目标

在西方资本的驱动下工业文明快速发展并促发了经济全球化浪潮，但伴随人类繁荣的确是环境危机的日益加重，生态问题不仅引发了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多层次矛盾，使人类在存在意义上与自然生态产生了紧张关系，而且直接导致了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其深层关涉的是人类社会内部（代内和代际）的正义问题。能否、如何统合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双重难题，环境正义理应对此可能性进行探讨。从理论上讲，首先，环境正义研究将深化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在环境正义视域内，环境问题既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关系的失衡，也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失调。环境破坏不仅有世界观价值观扭曲的原因，也有社会关系结构异化的原因。虽然和平与发展早已成为世界的主题，可不能否认的是当今人类社会依然存在根深蒂固的特权等级与支配操纵的生产结构，在其中一些人享有特权并支配另一些人，与之相应合的是支配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一切的思维定势和生活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与劳动、人与人相异化。所以在认识环境问题上，环境正义主张既要揭示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问题，也要追溯造成人－自然－社会失调的生产关系结构的问题。其次，环境正义研究将拓展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内容。环境伦理学是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对象、以论证人类应当把道德关怀拓展至自然生态为基础、以建构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价值原则和伦理规范为核心的学说。从整体的研究内容的角度来看，它主要包括：自然权利问题、环境正义问题和社会变革问题。自然权利问题是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的理论性论证，其直指最彻底的环境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正义问题是探讨环境保护、环境合作和环境施政的伦理依据，其强调环境保护要“以人为本”；社会变革问题是环境合作和环境政策得以贯彻的保障，也是环境伦理实现的途径，其主张环境保护和环境正义最终要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社会要素的联动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从实践上讲，环境正义研究将直面人类当前生存困境，紧密结合人类生存前景和文明形态转型对环境问题予以深度反思，疏导、拓展环境伦理学通向人类生活世界的通道，证成、探求解决环境保护和社会正义双重难题的伦理模型和实践路径。环境正义将力图与循环低碳经济、生态政治、环境安全、环境教育等社会要素、结构、实践结合起来，在经济发展方略制定、生态政治决策执行、环境责任义务确立、国际环境合作、环境正义德性塑造和生态人格培育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随着科学发展战略的制定实施和生态文明建设转型，环境正义必将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创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精神动力和理论指导。虽然上述的现实缘由促发了环境正义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可环境正义应当建立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之上，其价值准则又应当如何确立？这就需要我们回溯西方正义思想史考察典型的正义诸理论———目的论、权利论和功利论、综合论，看看它们能否应对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双重难题从而成为环境正义的理论基础。目的论模式的典型代表人物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首先根据形而上学的目的论确立了自己的中道伦理观，他认为，伦理学的目的就是使人获得“善”，即人作为人的功能的完满实现，也就是灵魂的理性部分的德性具有，包括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而“德性就是中道，作为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瑏瑡然后亚里士多德从中道之德的伦理学基本原理出发，认为政治正义同样要遵循毋过毋不及的中道原则。他认为，伦理学是研究个人的善，而政治学是研究城邦的善，国家政治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公民的最高善德。他由中道之德延伸至中道之则，由个体德性过渡到城邦法律，由个体正义扩展到城邦正义，实现了德性与规范、道德与法律、个体与城邦三方面的统一。目的论德性正义观到了现展成为社群主义（共同体主义），相对于自由主义。德性正义论的共同体主义指出了自由主义的缺陷———没有个体德性，正义规则形同虚设。但这并不意味着共同体主义的主张可以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困境。德性固然是普遍正义规则发挥效力的主体基础，但是如果没有普遍正义规则的约束与引导，德性很可能成为主体的任意选择。并且正义德性本身并不是主体自然生成的，普遍正义规则与主体自身修养的结合才能塑造正义德性。所以，即使德性正义有助于环境正义实践，但正义德性本身并不能成为环境正义的理论基础。权利论模式的典型代表人物是诺齐克。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以批判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论姿态出现，全书从头至尾以“权利”为主题，自始至终强调天赋权利的不可侵犯，坚决捍卫合法财富的持有。首先，他通过对自然权利的康德式义务论阐释，论证了个人权利的至上性，确立了行为的道德边际约束：肯定与维护个人权利就是正义的，干涉与侵犯个人权利就是非正义的。然后，通过对模式化的分配正义原则的批判构建起一种立足于权利资格基础之上的持有的正义。最后，通过对国家起源的“看不见手的解释”主张“最弱意义的国家”。权利论正义论重视个人权利，认为个人在达成一项集体协议之前拥有否决权，不得到他的同意就不能产生义务。这一观点的局限特别表现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由于后代人尚未出场，因此，也就无法参与对正义原则的选择。即使本代人因考虑自身的延续对尚未出场的后代人的权利进行一次集体的确认，那么问题的关键是：谁是后代人的权利人？此种人的合法性如何证明？特别在生态问题往往是跨越民族国界的。事实上，享有权利与行使权利并不是一回事。权利论正义认为一些基本权利如生存权、自由权是不可剥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权利的行使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这里的限制指的是遵循关涉人类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生态平衡。瑏瑢功利论正义模式是相对于权利论正义模式来说的，其代表人物是密尔。密尔通过对自然权利论的批判，建立了功利与权利、目的与义务相对统一的功利主义正义思想体系。密尔承认正义的主旨是对权利的道德辩护与制度维护，但又不认同权利论者对权利的直觉主义或康德式义务论的解释，而是对权利做了功利论的证明，在密尔看来，功利是第一位的，权利从属于功利，而权利论者承认权利的绝对性，由于这种差异使我们并没有因为密尔承认权利而把他的正义论证划入权利论模式。在西方，功利主义的利益至上精神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其负面效用也是明显的。首先，功利主义承认不公平的分配，也就承认环境的非正义。而且由于环境资源的特殊性决定了环境的破坏是无法用金钱或其他物质来补偿的。其次，只顾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忽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第三，只重视物质享受，轻视精神价值，导致人与自身相异化。功利主义认为，功利是行为、制度的唯一价值标准，这样就必然产生一种倾向———以物质效用的最大化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客观上导致了人类自身的畸型发展———重物质文明，轻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最后，只讲行为效果，忽视行为动机，导致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功利性追求虽然也具有道德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是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天然地缺少价值理性的考量，即功利性追求可能置人类可持续发展这一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于不顾，从而缺少一种更高价值的评估与规约，像脱了缰的野马般越其限度直接造成自然的生态危机并引发人类的生存危机。综合论模式的代表人物是罗尔斯。他认为，在排除了一切具体性和偶然性的原初状态中，人们在“无知之幕”下遵循契约论方法，达成了“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自由平等原则、机会公平原则及其补充———差别原则。罗尔斯通过原初状态的理想设计与契约论和道德建构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论证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的道德合理性，因而应当依据作为最高的伦理原则的正义原则去建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应当具备“正义”这一首要美德。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体现了启蒙以来自由主义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论，统一了自由、平等、博爱，综合了权利与功利，从而对自由主义做了符合战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诠释。这种新自由主义在应对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双重难题方面也存在着不足。首先，罗尔斯撇开生产从而撇开生产的第一个前提———自然来谈分配正义。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自然作为人类生产力的物质与生态前提，从根本的意义上决定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限度与人类分配方式。如果分配正义把自然生态作为不证自明的“探囊之物”，而缺少了自然这一客观前提，那么分配到最后的结果将是无东西可分。瑏瑣其次，罗尔斯陷入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主要表现为“占有性主体”、“功利的消费者”，这种人“在反对和破除封建神权观念统治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历史的作用，但它在人与生态自然关系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性却助长了人类无限度地掠夺生态自然，破坏生态环境的盲目倾向，从而造成了种种的生态灾难”瑏瑤。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爆发正是人类有史以来自由、权利、功利等主体意识不断膨胀以及过分强调社会内部对自然资源的分配生成的恶果。个体、企业、国家都把自己当做占有主体，既导致了人类内部的分裂，也最终使自然界走向了退化甚至毁灭，使得人类生存面临空前危机。因此，建立在西方个人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正义诸理论都不可能成为化解人类生存危机的理论基础。为了使人类文明得以持续下去，人类必须转向一种新的正义观，这就是追求人－自然－社会关系和谐、实现占有性主体向类主体转变的环境正义。

二、环境正义的实质

我们在现实层面提出环境正义，基于以下三点原因。第一，生态危机到来，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不管自觉不自觉，生存危机实实在在就在眼前。第二，生态危机之下，人与人之间受环境危害的状况不同，相对应人与人之间享有环境权益的状况也不同，不管生态危机多么严重，在环境权益分配上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公。第三，应对生态危机，各国利益立场不同，致使在环境责任具体划分、环境政策总体制定、环境保护有效举措上难以达成共识，全球治理、一致行动沦为空谈。第一点的实质就是人与自然不和谐，第二点的实质就是人与人环境权益分配不公平，第三点的实质就是环境权益与环境责任义务不对称。针对这些现实的矛盾关系环境正义表达了自己的理论旨趣，“一是它那特殊的平等正义，即人和自然物的平等以及所有人类群体的平等；二是人类均衡正义，即在真实的或想象的权利分配方面向人类自然生存环境和人类共同体内的“地位不利者”倾斜；三是它不同于绝大多数侧重于权利的现代伦理，而是侧重于义务———所有国家、民族、个人对全人类的义务，以及全人类对大自然的义务”瑏瑦。诸如“人类群体”、“人类共同体”、“全人类”都彰显了环境正义的伦理倾向———平等正义、均衡正义、责任义务均是以人类整体为价值取向的，有别于以个体的权利、占有基础上的功利为价值取向的传统正义理论的伦理倾向，可称为“类正义”，环境正义的实质是“类正义”。人类社会是“资源”与“价值”的“共有社会”，“资源”代表着自然，“价值”代表着人类，环境正义体现的是“自然界的优先地位”瑏瑧下的人类关系，社会正义体现的是价值创造中的人类关系，两者前提、侧重点不同，但实质是同归的：人类正义是“类的存在上”的“价值共有”，具有“不可分性”。那么，“类”是什么呢？“类正义”又是什么？“类”是一种思维，我们称之为类逻辑。种逻辑以提取共性普遍的方法认识人类，类逻辑以“自身包含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瑏瑨的方法认识人类。种逻辑从某种人的始源存在去理解人从而形成追溯始基或本原的本体化的解释性思维方式，类逻辑则从人自由自觉的劳动去理解人从而形成追求人性的历史性生成与完善的改造化的实践性思维方式。种逻辑把“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抑或感性或抑理性当作人的本质，从中导出权利论、功利正义论或义务论、德性正义论，类逻辑把自然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的辩证的历史的统一置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认识人的本质，由此论证了全面的、整体的类正义。从种逻辑到类逻辑，就是从形式逻辑到辩证逻辑，就是从形而上学到辩证法，就是把握事物的认识规律，用列宁的话就是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三者是一致的。在正义问题上，只有树立类逻辑，才可能摆脱形而上的思维方式，避免权利、功利正义规则利益效用的狭隘性，限制义务、德性正义规则忽略效用的僵化教条，理解正义的全面性和整体性。“类”还是一种实存，我们称之为类存在。类存在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共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的存在。马克思始终强调在物质实践活动中人、自然、社会三者是统一的，社会是人与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就是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在其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得到解决，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矛盾也得到解决。在正义问题上，只有着眼于类存在，才可能超越群体、个体存在方式的局限，消除群体存在方式对个体权利的压制，扬弃个体存在方式过度追求权利而造成的自然与人的异化，推进必然走向自由、个体走向类，确立正义的终极价值依据。基于以上类逻辑和类存在，类正义应当把正义问题置于关系、历史、实践、生活世界的中来审视，立足于人－自然－社会历史的本质统一的人的存在方式来确立正义准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类正义规定的是关系的整体性统一，在人与自然的历史上，类正义主张的是“价值时空”瑏瑩的持续性超越，在人与自然的活动上，类正义体现的是实践中的合理性创造，在人的生活上，类正义追求的是丰富个性基础上的和谐。所以，我们说类正义是立足于类性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全面关系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正义模型，它为我们的行动提供了一种规则：类原则。首先，从价值观来说，传统伦理学的正义准则置重个体、国家，他们的利益就是价值圭臬。而类原则要求更加重视人类的整体利益，追求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全人类应当薪薪相传、生生不息，既是代内的也是代际的，既是人本身也是自然的。西方典型的价值观是通过文艺复兴人性摆脱了神性才形成的，它更倾向于个体权利、民族国家，这种价值观认为道德的轴心只能是个体的利益，至多也就包括民族国家的利益。类原则是在经济一体化及其带来的全球化挑战中产生的，它主张人应立足于类存在去超越个体、民族国家的狭隘，把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作为最高利益，这种价值观认为道德的边界应当拓展至自然，坚持“以人为本”和“与自然为伙伴”，个体的生存、民族国家的发展建立在生态平衡和人类整体利益实现的基础上。其次，从道德责任来说，传统伦理学的正义准则强调对个体或国家的利益负责，而对他人和他国的利益很少顾及，甚至有的个体、国家把自身的发展建立在损害他人、他国利益基础上，破坏和谐世界的建立。类原则要求既要关注自身的利益，更要关注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我们共同的福祉，个体、国家对全人类的持续生存与发展都负有责任义务。国家不分制度、大小、贫富等都享有合理利用生态环境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任何人、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没有否定甚至侵害他人、他国发展的特权。在处理人与人、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应本着类原则互相尊重、互不侵害，实现平等互利、共同繁荣。最后，从正义模型来说，传统伦理学的正义准则注重在主体之间分配利益，而对利益的关联性、整体性和共建性缺乏认识不足，对类利益的先在性、根本性和长远性更是缺乏自觉。这导致正义准则的碎片性、片面性和狭隘性。而类原则不否认在不同主体之间分配利益的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是以利益的类性和可持续性为前提，利益分配的公正性要以类利益为根本依据和终极标准，主张人与自然、代内之间、代际之间的和谐才是人类正义的具体标准与秩序。

本文作者：张斌工作单位：河南中医学院

[摘要]生态补偿是对在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修复生态环境的整体功能、预防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中发生的成本费用的经济补偿的总称。生态系统的可恢复性和生态资源的稀缺性是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依据，生态正义和环境均衡是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目标，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是我们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的原则，效率是我们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的标准。

[关键词]生态补偿机制生态经济学

在生态学上，生态补偿分为生态系统的内部补偿机制和外部补偿机制。其中，生态系统的内部补偿机制是指自然生态系统由于外界活动而遭干扰、破坏后的自我调节、自我恢复。生态系统的外部补偿机制是人类为了推进和加速生态系统的内部自我补偿机制，恢复与重建生态系统，所进行的生态建设活动的总称。从生态“经济人”的角度讲，生态补偿给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人带来一定的成本费用，表现为劳务和物质的付出，它的实质是实现经济价值补偿生态价值的过程。从“法律人”的角度讲，既保护环境污染者和破坏者应该承担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也包括污染者、破坏者支付恢复和重建费用,以及生态环境的受益者向生态建设者支付一定费用的义务，这一过程在法学上表现为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法学和生态经济学中所研究的生态补偿是生态系统的外部补偿机制。

一、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生态经济学根据

1.生态系统是可恢复的

在自然界的一定空间内，由生物群体和无生命物质构成了具有一定物质和能量循环功能和自净功能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因子如气候因子、土壤因子、水因子、生物因子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不断演进，并在一定的时期内形成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但是，来自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的干扰，会使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并导致失衡。如森林砍伐、草原开垦等都会使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导致生态系统受损。在人类的参与下，生态系统也可以从自然干扰和人为干扰所产生的失衡状态中得到恢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得以逐步协调。生态补偿就是根据生态学原理，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通过自然和人工的结合，通过人类向生态系统的投入来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生态建设活动。因此，生态系统的可恢复原理，为我们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提供了生态学依据。

摘要: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与自然真正发生关系的开始，人们生产什么和怎么样生产都会对自然界造成相应的影响。但当前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中国，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生产不正义的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从根源上影响着全球的生态环境。而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是其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是揭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秘钥。因此，我们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从生产正义视角出发寻求缓和及解决生态环境破坏的途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生产正义;生态环境

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活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实践活动，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一切生存、发展和进步都源于最普通最基本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活动。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活动也就不会出现人类与自然相分离与相统一的问题，也就无所谓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当前全球面临着严重的生态问题，甚至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已经从经济危机转向生态危机，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找到缓和及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源和途径。近年来很多学者从分配、消费等角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探究，但从根源上的生产角度并未有充分深入的研究。本文试从生产正义视角分析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对生态环境的构建。

一、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真正发生关系的开始，也就是说生产实践活动是人作用于自然界并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的关键，是人与自然发生矛盾的根本所在。人类社会在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及更高级社会形态逐步进化的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逐渐从畏惧自然、顺应自然的历史转化成为自然的“主人”，试图控制自然，主宰自然，从而造成今天人与自然尖锐的冲突，出现严峻的生态问题。因此，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面前，我们必须深刻反思我们最基本的生产实践活动是否符合正义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从过程上来看包括生产过程、交换过程、分配过程、消费过程四个环节，生产过程是起点，且生产过程决定交换过程、分配过程及消费过程，而消费过程对生产过程具有反作用，因此，生产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基础和具有决定性因素的环节。在生产环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构成的生产方式体现着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界之间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表现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基本范畴，生产关系主要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方式三部分内容，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最基本，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容。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诉求，但正义不单单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有着深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根源，这种物质基础和经济根源就来源于最基本的生产实践活动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到:“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1］，因此，正义是根植于生产实践中的。生产正义就是正义在生产领域的体现，是指生产活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正当性主要是指生产行为是否规范合法，比如生产的手段、产品是否符合人之正当需求，是否不危害自然环境。合理性主要是指生产活动是否符合人之真实需求，而不是为追求最大利润或物质的极大丰富而盲目的无限生产。从上可知，生产对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影响。当生产能够符合正义原则时，那么生产活动就有可能在与自然的动态平衡状态中运行。动态平衡是指生产活动与生态环境不是处于一个永远静止状态的平衡，而是一个宏观状态的平衡，这个平衡既不能阻碍生产的发展，也不能突破生态环境的红线，而是在生产与生态的相互作用中保持上下波动的进步趋势。当生产违背正义原则时，也就意味着生产活动是无规则、无约束、盲目自发的生产，这样必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因此，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紧密相联的，生产对生态环境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影响。探究并实现生产正义对保证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生产理论及其正义性危机

本文作者：潘昊工作单位：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一正义的呼唤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1]在现代法治社会，任何法律机制的背后都隐含着对正义的价值追求。“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他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1]正义是人类恒久的价值祈求，也是古老而常新的哲学命题。抽象层面的正义往往表现为合乎公意或者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价值理念，现实层面的正义则总是与利益的分配或占有直接相关。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因为古今中外诸多法律思想家都对法律的正义性表示了莫大的关注，致使对正义的理解一直都是“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在具体分析某种法律机制的时候，仍需要根据研究的内容来界定正义概念。本文中所要探讨的正义是指环境正义，即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所追求的法律价值是环境正义。环境正义是指在环境资源的使用和保护上所有主体一律平等，享有同等的权利，负有同等的义务，从事对环境有影响的活动时，负有防止对环境的损害并尽力改善环境的责任；除有法定和约定的情形，任何主体不能被人加给环境费用和环境负担；任何主体的环境权利都有可靠保障，受到侵害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对任何主体违反环境义务的行为予以及时有效的纠正和处罚。环境正义要求在广大的时空范围内公平地配置环境资源，从而充分地开发人力资源，使同时代的人不分种族、民族、阶级、性别、财产多少等情况，得到全面的发展。广义的环境正义包括三条伦理原则——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原则（或称种际正义原则），社会及经济平等原则（或称代内正义原则），以及对后代负责的原则（或称代际正义原则）。这三项中第一项原则——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原则限制了人类只能在生态系统可承受的范围内来满足其所有的需求，包括现存的和将来的，从这个意义来说，第一项原则包含且高于其余两个原则。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原则要求我们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必须不损害生态系统本身的完整性，并对那些为生态保护做出贡献者、在生态破坏中的受损者和对减少生态破坏者给以补偿。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原则范畴中所体现的环境正义实际上是一种环境公平观，也就是本文中所要讨论的狭义上的环境正义。只有保持公平才能维护和保证其所应享有的合法权利和自身利益，调动和维持可持续发展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失去了公平，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环境正义还应体现罗尔斯提出的差别原则。差别原则所追求的结果是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即一方利益的增进，处境的改善并不导致他人的利益减少和处境变坏，这与功利主义所追求的利益总额的最大化是存在明显区别的。形式上的正义意味着机会平等，而实质上的正义是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种结果上的公平。法律的角度来说，环境正义不仅仅只追求形式上的正义，还要求实质上的正义。因此，环境正义所追求的是承认主体差异的前提下，均衡各方利益而求得实质的正义。环境正义注重的是人的环境利益，一方面表现为人们是否享有平等地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是否公平地分担保护环境的责任和生态危机所造成的灾难。简而言之，环境正义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公平地在人与人之间分配自然资源或分摊环境责任。生态环境的直接经济价值为相应环境要素的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享受，它是益，但是生态环境产生的间接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却是公共利益。由于其存在直接经济价值，其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有权利利用这一价值。如果维护生态环境的间接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则会影响经济价值的获得，即生态环境要素的经济价值所有者要支付机会成本。另外，维护这些价值还要付出管理成本。从这角度讲，生态利益也不是纯公共物品，因为付费者和受益者并不一致。这就涉及到了在生态利益供给和享受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平衡。环境利益从来就不是平衡的，不同的地理区域和不同的社会群体，得到的环境利益截然不同。这种环境利益配置的不均衡，基本是治理的结果，也是说，环境质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投资而政府投资往往不是均衡的，这集中体现在大都市环境建设中，良好的生活环境基本由富人享受，而穷人的居住环境则无人问津，还往往成为垃圾和危险废物的倾倒、处理场所。美国1960年代开始的环境正义运动，与民权运动一道，反对向有色人种和贫民生活区转嫁污染，这是对经济弱势群体环境利益的剥夺，同时，政府投资带来的环境利益则为富裕阶层独占。几乎在世界所有的大城市，由于经济压力，贫困阶层居住区域的环境状况，都比中产阶级享受的环境利益要差很多。这种共所周知的事实，并非因为经济状况的不同，而是政府投资的不均衡，是一种劫贫济富的环境政策。这使环境利益的分配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今社会的主流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人的因素在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如若失去了人与人的关怀、信任、和谐，那么整个社会系统就缺少了和谐的支点，从而失去了稳固的根基与繁荣的未来。和谐的首要条件是正义，如上升到伦理层次，和谐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友好相待、和平共处。正义应当成为是否实现和谐社会目标的评判标准。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诸多方面之上的一个系统工程，它要求系统内部纵横之间应保持和谐的发展。历史上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多次经济危机已足以证明社会对个体效益的盲目倡导只能导致竞争的无序、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公共产品的匮乏、基础产业的薄弱、生态环境的恶化、产业结构的失调等社会的不和谐。而环境正义的价值观就是树立社会的发展与环境、人口、资源等各方面相协调，社会发展必须建立在生存与经济持续发展能力、社会公正与人民积极参与决策基础之上的价值观念。环境正义要求我们，要确立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观，以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与自然环境、人与自由及自身价值等优化与可持续发展。环境正义是促进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真正实现环境正义，我们才有可能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但是，现实中在我国环境正义却恰恰是严重缺失的。最典型就是体现在区域之间的不公平。西部是我国大江大河的源头和生态环境的天然屏障，长期以来开发森林和矿产，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长期以来，西部始终“苦为他人做嫁衣裳”，保护环境的成果主要被发达地区无偿享用。近年来的南水北调、森林禁伐、西部地区退耕还林，最直接的受益者都是发达地区，“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也根本没有得到落实。而这些无偿生态建设作贡献的地方恰恰多是少数民族地区，居住着相当比例的贫困人口。他们受贫穷困扰急于摆脱贫困、改善生存条件的种种努力，又往往直接构成对脆弱生态环境的破坏加重当地生态破坏的压力。当他们没有更好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可供选择时，要求他们安于贫困、要求他们抑制发展经济的愿望，接受诸多限制是不公平的，也违背了自然法则。环境正义包括了人们在保护环境的过程中利益上的平等，也就是说不能打着环境保护的旗号去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要实现正义就离不开法律的保障作用，环境正义的实现也不例外。对于由于地理位置和国家政策、资源配置等多方面的影响，会造成地区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即产生贫富不均的现象，法律应当作出某种补偿或纠正，以保障获利最少者取得必要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建立就是环境正义的具体化。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建立，能够消除不合理的差别，确保每个公民的平等的环境权，并维护各地区、各行业之间利益的动态平衡，最终达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目的。

二权利和义务对等性的要求

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内容，也是法学的基本范畴。权利义务的对立统一首先表现在权利义务的相互对应、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过程中。任何一项权利都伴随着一个或几个保证其实现的义务，而不管这个义务是权利人自己的还是他人的。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要承担义务，义务人在一定条件下要享受权利。法律关系中的同一人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2]如果说从正义角度来分析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法理基础比较抽象，那么以权利的视角来看问题就具体得多了。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设立在于平衡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以及协调权利之间的冲突。法律机制区别于其他社会调控手段的重要标志之一，正是其特殊的调整方式，即非常简约地通过设置“权利、义务、责任”实现对人的行为的调控。在这种“权利、义务、责任”模式中，权利是一切逻辑的起点，义务和责任都是行使权利的有力保障。任何一项权利都伴随着一个或几个保证其实现的义务，而不管这个义务是权利人自己的还是他人的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要承担义务，义务人在一定条件下要享受权利。法律关系中的同一人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从这一角度来看，实施生态保护措施，生态功能区所属的地区或部门履行了其所承担的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的义务但同时也被剥夺了其发展自身经济、摆脱贫困的权利。而环境保护的受益主体在享受生态保护的高质量的生存环境的同时却没有承担其所应该承担的义务，违背了权利义务对等性的法理学原理，不利于主体利益的协调与保护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因此，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法律机制，赋予生态保护主体补偿权从而平衡生态保护主体和生态受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生态补偿保证生态保护主体在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过程中经济利益的实现和满足。权利观念的第一个要旨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这里就显示出权利和利益之间的区别了。权利的核心首先是人格的尊严不是一般的经济利益或物质利益。它首先是一种资格而不是具体的利益，有了资格和做人的尊严才谈得上利益。在没有尊严的前提下即使得到些微的物质利益也不意味着得到人的基本权利。虽然利益不能等同于权利，但是利益追求经常是权利产生的促因。正当利益的结果在法律上表现为权利，权利的实质就是正当利益的法律化或制度化。然而即使是正当利益之间也会存在冲突的可能，这种利益冲突导致了法律上的权利冲突。为了解决正当利益之间的冲突，法律或是赋予某一种权利优先性，或是创设一种新的权利优先于相互冲突的权利，但是这两种途径都是单纯的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第三种途径就是补偿，前提是承认美国法律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权利相互性”理论。科斯在分析公害施放者对其引起的公害对他人的侵权行为时说，“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也就是说，表面看来，是被告的行为侵犯原告的权利，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并且不预先假定哪一方的权利更为重要，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们满足原告的请求，就侵犯了或要求限制被告的权利。因此，无论法院的最终决定如何，只要它保护一种权利的时候，实际上必然侵犯另一种权利。这就是权利的相互性。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地区居民为了生存他们必须砍伐树木，这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影响了森林资源生态效益的发挥，侵害了公民的环境权；而如果禁止他们伐木则是侵害了当地居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因为森林资源是他们的唯一生活来源。在环境法学上，学者们对环境权的研究已颇有深度，对环境权的法律属性，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一种看法是将环境权视作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具有法律权利上的属性，并有学者更进一步提出，环境权属于私权的范畴环境权的主体具有私权性，为保护当代人的环境利益，应将抽象性的环境权具体化，使之纳入民事权利体系加以保护[3]；与上述认为环境权是私权的主张不同，有一部分学者主张环境权是一种公益权。认为环境权保护的是公共利益，具有公益性。[4]笔者以为环境权是一种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基础上的新型人权，环境权是公民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及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环境权的有无，关系到权利主体的生存基础。生存权是指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在不同的权利诉求的冲撞中，求得生存是人的本能，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人首先得活着，才能谈有尊严的活着，然而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就是物质条件中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等；而发展权是从基于满足人类物质和非物资需要之上的发展政策中获益并且参与发展过程的个人权利，又是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建立一种国际经济新秩序，亦即清除妨碍它们发展的现代国际经济关系中固有的结构障碍的集体权利。发展权是生存权的必然要求，同样也是基本人权。如何解决生存权、发展权与环境权之间的冲突问题，是世界各国都必须面对的棘手课题，这里有一个严正的利益衡量问题，各国的价值取舍也不尽相同，西方发达国家更多地强调环境权的保护，而发展中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则更多地关注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在法治社会中，环境权的剥夺和丧失必然意味着权利主体不能继续生存或健康发展，谁侵犯这种权利都应当受到法律的约束。正因为环境权对社会与个人都具有如此重大的价值，按照权利的相互性原理，人们是否可以更进一步地接受这样的观念：在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受到侵害时，考虑维护环境权的社会利益更加重大，而予以忍受，并以获得一定的补偿为满意呢？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建立与发展，从其内在的价值取向而言，主要是协调环境权与生存权、发展权之间的冲突。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可以作为一种极其有效的调和剂，使人类的生存权、发展权与环境权并行不悖。一方面，国家充分保障公民的环境权；另一方面，因为保障大多数人环境权的实现而使自身生存权和发展权受损的人可以通过各种生态补偿途径得到生存和发展的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协调和解决环境权与生存权、发展权之间的冲突。因此，协调和解决环境权与生存权、发展权之间的冲突乃是生态补偿法律机制产生与发展的价值动因，也是其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法理依据之所在。

三外部性校正理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各方面进行努力，而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其重要基础。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这为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指明了方向。

公平正义在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

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前提与基础。社会和谐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从多方面创造条件。一个缺乏基本公平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是和谐的社会。没有正义理念和正义保障的社会，也不可能建立起良好、和谐的秩序。只有公平得以实现、正义得到伸张，社会和谐才有基本条件。

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特征与标志。社会和谐不是抽象的，而必须有具体的标志。从社会和谐的实质和要义来看，在诸多要素中，公平正义构成了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处于和谐社会重要标志的地位。社会的和谐程度，与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密切相关。

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尺度与标准。社会是否和谐以及和谐的程度，是可以用一定标准来衡量的，而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是一个重要衡量标准。用公平正义来衡量和判断社会和谐状况，就是要看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是否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是否得到正确处理。

加强制度建设对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根本保证作用

[摘要]生态补偿是对在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修复生态环境的整体功能、预防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中发生的成本费用的经济补偿的总称。生态系统的可恢复性和生态资源的稀缺性是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依据，生态正义和环境均衡是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目标，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是我们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的原则，效率是我们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的标准。

[关键词]生态补偿机制生态经济学

在生态学上，生态补偿分为生态系统的内部补偿机制和外部补偿机制。其中，生态系统的内部补偿机制是指自然生态系统由于外界活动而遭干扰、破坏后的自我调节、自我恢复。生态系统的外部补偿机制是人类为了推进和加速生态系统的内部自我补偿机制，恢复与重建生态系统，所进行的生态建设活动的总称。从生态“经济人”的角度讲，生态补偿给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人带来一定的成本费用，表现为劳务和物质的付出，它的实质是实现经济价值补偿生态价值的过程。从“法律人”的角度讲，既保护环境污染者和破坏者应该承担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也包括污染者、破坏者支付恢复和重建费用,以及生态环境的受益者向生态建设者支付一定费用的义务，这一过程在法学上表现为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法学和生态经济学中所研究的生态补偿是生态系统的外部补偿机制。

一、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生态经济学根据

1.生态系统是可恢复的

在自然界的一定空间内，由生物群体和无生命物质构成了具有一定物质和能量循环功能和自净功能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因子如气候因子、土壤因子、水因子、生物因子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不断演进，并在一定的时期内形成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但是，来自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的干扰，会使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并导致失衡。如森林砍伐、草原开垦等都会使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导致生态系统受损。在人类的参与下，生态系统也可以从自然干扰和人为干扰所产生的失衡状态中得到恢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得以逐步协调。生态补偿就是根据生态学原理，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通过自然和人工的结合，通过人类向生态系统的投入来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生态建设活动。因此，生态系统的可恢复原理，为我们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提供了生态学依据。

一、公平正义的思想理念

长期以来，公平和正义是整个人类社会所共同寻求的价值理念和目标，也是人类自古以来所追寻的理想生活境界，更是人类社会在其发展历程中的不懈追求与理想。公平、正义的概念源自古希腊，由古希腊的哲学家毕达格拉斯首次提出，其将法律视作此种正义理念的集中展现，遵守公平的法律即为遵守正义。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则提出公平即是和谐，正义更是位于“四主德”中的首位，所谓“正义”即为履行自身的义务，将正义视作社会与个体的“善德”。亚里士多德则表示公正主要存在两种类型:普通的公正和特殊的公正。伊壁鸠鲁则是社会契约学说的创始人，其认为公平和正义属于人类相互协定所形成的事物。随后，诸如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著名近代启蒙思想家也从各个层面分析和讨论了公平正义。空想社会主义论的代表人物傅立叶、欧文和圣西门等则将公平和正义视作理想社会的主要目标之一。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阐述了正义的两大原则：“其一，秉承平等的理念，分配各项基础的权利与义务，即公民自由平等的原则；其二，在财富与权力失衡的条件下，为了彰显正义，必须补偿收益最少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即差别原则。”综上所述，公平和正义既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所公认的价值理念。

二、生态文明中的公平正义

生态文明中的公平正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代内、代际、种际公平正义。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紧密。（一）代内公平正义。代内公平正义，即为代内全体成员所具有的权利是公平的，不论其国籍、性别、种族、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均享有开发自然资源，共享洁净、美好环境的权利。代内公平也是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之一。从历史和现状来看，代内不平等的情况非常严重。发达国家将发展中国家视为转嫁污染的“垃圾场”，他们的大部分财富源自于抢夺和侵占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自身忽视生态环境而一心寻求迅速地发展，通常加剧了自身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而威胁到全人类的长远生存和发展。代内公平则要求一个国家在开采和使用本国生态资源的过程中，必须顾及别国的需要，同时必须思考国家彼此间应该怎样分配生态保护的职责义务。此种公平是相对于以往和现状而言的一种公平，而相对而言，另一种公平，即倡导所有国家无差别地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实际上才是有失公平。联合国在其于1992年举行的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则将代内公平原则视作会议的一大核心，赢得众多全球性公约和文件的认同。要想真正实现代内公平是一个充满政治、经济、社会困难的长远过程，必须重新调整各国利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伙伴关系。（二）代际公平正义。代际公平正义学说则由美国国际法专家爱迪•B•维丝首次提出。重点阐述了当代人及其后代在开发自然资源、满足个人需求、寻求生存和发展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换而言之，当代人应该为其后代的长远发展，预留必须的生态和环境资源，属于可持续发展观的一大基本原则。“托管”则是代际公平学说的一大基本理念，其指出当代人是其后代人的受托者，受其后代的委托，当代人必须保护自然环境，为后代留下完好的地球。代际公平主要包含了三大核心原则：其一，“保存选择原则”，即为当代人必须为其后代，留下多元化的生态和文化资源，不得制约后代的权利，确保后代能够同当代人一样，享有便于选择的多样性；其二，“保存质量原则”，即为现代人必须确保环境品质，从而为后人提供更为优质的自然环境，换而言之，当代人并未破坏自然环境；其三，“保存接触和利用原则”，当代人享有公平接触和利用前人遗产的权利，同时也具有为其后代留存接触和利用的义务，换而言之，当代人享有利用和获益前人留存的资源的权利，但同时必须予以保留，确保后代同样可以获得其留存的资源。代际公平学说身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国际法界赢得了普遍的认同，并且直接或间接获得了众多全球性公约的承认。（三）种际公平正义。种际公平正义，即为地球上的各个物种与人类相同，享有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享有开发和利用生态资源的权利，寻求共同的生存和发展是其最为根本的需求。美国学者AlaoLeopold主张应将人“从大地这一共同体的征服者转变为这一共同体的平凡的一员”，皮特•欣格则进一步宣扬“所有的动物是平等的。”这些主张都是要我们对生命物种的价值和生存权利予以重视，不再从纯粹经济主义的角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我们要尊重自然界其他形式的生命，保护生命类型的多样化；其二，必须遵守自然规律，确保各种生物均能够获得生存的条件；其三，营造优质的自然环境，为地球的所有物种构建和谐共处的家园；其四，必须同自然环境间维持和平共存、彼此促进，共同发展的状态。

三、生态文明中的不公平

长期以来，人们在环境保护领域获得了诸多的成效，然而当代生态方面仍旧出现了诸多有失公平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仍大量存在对自然资源涸泽而渔式的开发和利用，资源枯竭、生态恶化进一步向下一代延递。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障碍之一即是公平观念的缺位和生态治理机制的不公。（一）环境污染转移。目前，环境污染转移大部分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一些发达国家利用全球投资、进出口贸易等方式，将大批的污染较为严重的产业搬迁到第三世界及发展中国家，以免本国的生态环境免遭到破坏。表面上看，发展中国家借由发达国家的高消耗、高污染企业产业转移谋求经济的迅速繁荣，看似是一种互惠共利的局面，然而站在环境保护的层面来说，却侵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数年间，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高科技电子垃圾在世界各国间的转移现象也越发的普遍和频繁。（二）资源利用和生态责任担负不公。在工业化进程中，发达国家耗费了地球上的大量生态资源，形成了大量的污染物。古往至今，发达国家均是地球环境污染的重要责任人，然而众多的发达国家却否认了此种论点，反过来将破坏自然环境的责任归结到发展中国家身上；又或者在认同此论点后却使出各种手段躲避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义务，拒绝上调其在环境治理方面的经费标准。倘若发达国家不断地过度利用地球上的生态资源，不断地转移污染，则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则为了寻求自身的生存，而被迫不断地采用损害环境的消极手段实施生产活动，由此便出现了恶性循环，最终对地球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工作带来巨大的阻力。（三）贸易绿色壁垒滥用。从客观上看，在国际贸易中采用环保标准，是当前应对环境问题，加快环境治理的主要方式，同时有效地组织了非环保产业的全球转移。然而实际上，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两者在科技、经济和环保等方面均存在着尤为明显的差距，倘若在国际贸易中执行无差别的标准，势必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侵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其一，发达国家占据了大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同时将大量的污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其二，发达国家利用绿色贸易壁垒，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进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由此巩固其在全球多边贸易中的主导权，显然属于一种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