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政策范文10篇

今年，环境问题可以说是我国社会生活的焦点话题。有人说，环境污染是任何一个致力于现代化的国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有人说，环境保护是一个后现代的命题，即富裕国度、富裕民众“吃饱了”以后提出的更高需求。但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如果学西方那种“吃法”，中国还没“吃饱”就要提前为生态环境付账。因为我国的人均资源少、环境容量小，走不成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发展的路子；因为那些发达国家早已制订好了有利于他们的各项国际规则，使我们的污染成本不能像他们当初那样转移出去，只能自己“硬扛”；因为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更非帝国主义道路，不能搞生态殖民主义。我们不仅要对自己的人民负责，也要对世界人民负责。因此，我们只能在人均3000美元时提前解决环境问题。

一、什么是环境经济政策

国家环保总局四年来进行了四次环评执法，靠的全是行政手段。这些手段虽然在短时间内立竿见影，但长期效果却十分有限。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除了环境指标的考核问责制度未到位外，还缺乏一套激励各级政府和企业长期有效配置环境资源的机制。总理指出，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实现“历史性转变”，即“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必要的行政办法”指的便是“区域限批”这类手段，而经济手段则指的是全新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环境经济政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它以内化环境行为的外部性为原则，对各类市场主体进行基于环境资源利益的调整，从而建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与传统行政手段的“外部约束”相比，环境经济政策是一种“内在约束”力量，具有促进环保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降低环境治理成本与行政监控成本等优点。

根据控制对象的不同，环境经济政策包括控制污染的经济政策，如排污收费；用于环境基础设施的政策，如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如生态补偿和区域公平。根据政策类型的不同，环境经济政策又包括市场创建手段，如排污交易；环境税费政策，如环境税、排污收费、使用者付费；金融和资本市场手段，如绿色信贷、绿色保险；财政激励手段，如对环保技术开发和使用给予财政补贴；当然还有以生态补偿为目的的财政转移支付手段等等。

二、环境经济政策在国外的实践

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土地荒漠化、臭氧层破坏、水资源紧张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范围广，并且遍及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化和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各国的政治、经济、科技甚至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以来，气候变化、水环境危机、贸易与环境等方面折射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各国和各利益集团之间矛盾与冲突。生态环境问题已经由一般的环境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并成为各利益集团和国家间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外交实力的较量的焦点。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和严重化这一趋势，而作出的环境外交政策将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1996年4月9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与2l世纪全球环境的挑战》的讲话。全面阐述环境与美国全球政策的关系，认为：“美国全球政策目标同美国如何处理地球的自然资源问题方面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1997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度环境外交报告，报告中宣称环境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个长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环境问题开始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本文将对生态环境问题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理学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土地荒漠化、臭氧层破坏、水资源紧张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范围广，并且遍及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化和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各国的政治、经济、科技甚至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以来，气候变化、水环境危机、贸易与环境等方面折射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各国和各利益集团之间矛盾与冲突。生态环境问题已经由一般的环境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并成为各利益集团和国家间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外交实力的较量的焦点。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和严重化这一趋势，而作出的环境外交政策将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1996年4月9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与2l世纪全球环境的挑战》的讲话。全面阐述环境与美国全球政策的关系，认为：“美国全球政策目标同美国如何处理地球的自然资源问题方面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1997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度环境外交报告，报告中宣称环境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个长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环境问题开始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本文将对生态环境问题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理学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为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形势，经常项目司顺应改革，加强管理，经过认真调研论证，出台了多项政策，为中国入世后的经贸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外汇政策环境。

第一，根据WT0国民待遇原则，修改完善了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管理规定，统一了中，外资企业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管理政策。

外汇账户管理是我国外汇管理和结售汇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改善我国外汇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随着外汇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外汇账户管理政策将逐步从强制结汇向意愿结汇过渡，并朝着便利企业经营的方向逐步调整。

为了适应加入WTO后涉外经济主体不断增加和对外经贸往来日益频繁的形势，创造中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今年10月份，我们出台了《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管理实施细则》，进一步放宽开户标准，主要内容是：第一，规定有涉外经营权或有经常性外汇收入的境内机构，包括中资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其他境内机构，都可向外汇局申请开立经常项目外汇账户，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统一了中外资企业开户条件。第二，合并了账户种类。以前经常项目外汇账户按照功能划分，分两大类20多种账户，这些账户收支范围、限额各不相同，造成企业资金分散，使用不便，银行操作复杂。这次政策调整，将经常项目结算账户、专用账户合并为“经常项目外汇账户”；把原来由于管理需要分设的账户，改由企业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主动申请开户。这样，减少了企业管理成本，方便了企业经营，提高了企业竞争力。第三，对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实行统一的限额管理。这次政策调整，统一了中外资企业账户限额的管理：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的限额，按照上年度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20％核定；捐赠、援助、国际邮政汇兑等特殊来源和指定用途的外汇账户，其限额按照上述特殊来源外汇收入的100％核定；符合规定条件，但上年度无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境内机构开立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外汇局可以为其核定初始限额，原则上不超过10万美元。这样，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在外汇局核定的外汇账户限额内，可以卖给银行，也可以保留现汇，但超出限额则必须结汇。第四，推进外汇账户管理信息系统的使用。为保证此次外汇账户改革的顺利实施，我们在全国逐步启用外汇账户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外汇局账户审批与银行开户电子信息的核对，外汇局可通过这个系统及时监控开户情况、账户余额以及收支明细数据及信息，增强了外汇局监管水平，为外汇账户政策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第二，推广了境内居民个人购汇管理系统。调整了居民个人购汇管理政策，统一了中外资银行办理居民个人购汇业务的管理政策。

一直以来，银行办理居民个人售汇业务都是手工操作，手工统计。为防止重复购汇，外汇局一直指定中国银行独家办理居民个人售汇业务。这种管理方式，虽然对维护国际收支平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新形势下既不符合WTO国民待遇原则，也不利于银行间的公平竞争。为此，我们设计开发了“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外汇局和银行的信息共享和实时监管。

摘要：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河北省要想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深入开展放管服改革，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本文从河北省开展放管服改革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出发，设计一套切实可行的评价指标，应用数据分析对2017年河北省11个市行政许可、简政放权的成效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对优化河北省营商环境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营商环境统计政策

1放管服改革及营商环境的科学内涵

所谓放管服，“放”即中央政府下放行政权，减少没有法律依据和法律授权的行政权；理清多个部门重复管理的行政权。“管”即政府部门要创新和加强监管职能，利用新技术新体制加强监管体制创新。“服”即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将市场的事推向市场来决定，减少对市场主体过多的行政审批等行为，降低市场主体的市场运行的行政成本，促进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新能力。所谓营商环境是指企业在开设、生产经营、贸易活动、纳税、破产注销及执行合约等方面遵循政策法规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等条件的总和，是一个地区企业经商环境优劣的综合评价。营商环境好坏，直接影响着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的效率，也直接影响到招商引资的成效，并最终决定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就业、民生改善等状况。

2放管服对营商环境影响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自放管服改革开展以来，河北省围绕商事主体登记改革、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信用监管体系完善，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创新活力。2.1优化营商环境急需解决的问题。第一，选人用人的体制机制不够灵活，科技创新支撑能力不足。本省选人用人的政策环境与京津等地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导致本地的人才留不住，外边的人才难进来，一些专业技术人才少，领军人才缺乏，特别是经济发展急需的适用型、效益型科技人才短缺。截至2017年，全省专业技术人才191.5万人，两院院士(包括中直单位)仅有15人，国家“千人计划”仅有31人。与北京、天津、山东、河南等周边省市相比，本省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机构在数量规模、创新能力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还不突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偏低。以企业技术中心为例，京津冀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共142家，本省38家，仅占26.7%，比全国排名第一位的山东省相差124家，与河南省相差一半。第二，金融服务体系作用发挥不够，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突出。2017年本省社会融资规模4764亿元，其中债券融资517亿元，股票融资205亿元，占比仅为10.8%和4.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近9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本省A股上市公司52家，仅占全国上市公司总量的1.76%，居全国第15位；上市公司总市值7869.6亿元，仅占全国的1.65%，居全国第14位。省内各类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证券、信托、期货等，各自分口管理经营，横向之间沟通联系不够紧密，没有形成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金融合力。第三，开发区功能建设滞后，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聚集新兴产业、引领科技创新、率先改革开放的作用。发展规模偏小，是本省开发区建设的现状。本省开发区GDP和财政收入占全省的比重仅为40%左右，而江苏、山东、浙江都达到50%以上，有的地方最高达到70%以上。功能定位不清晰，是本省开发区建设的先天不足。大多数开发区缺乏清晰明确的产业定位，有的工业园区传统产业项目占据了主流，基本没有发挥出聚集新兴产业、引领科技创新、率先改革开放的作用。考核指标体系设计不科学，往往把开发区等同一般县(市、区)来对待，没有很好地突出“体制创新先行、科技进步先导、高端产业聚集”的发展理念，公开招聘、竞争上岗、末位淘汰的激励机制还没有有效形成。2.2评价指标选取。本着全面性、综合性、数字化、易收集、精简性等原则，并在借鉴上相关省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综合测度指标设计的基础上，结合河北省放管服改革应有之义，本课题构建了一个包含工商企业、税务登记、不动产登记、卫生事业、公共交通等六类，包含部门审批和相关企业服务的承诺时间、实际时间、办理成本和申请材料件数等12个具体指标体系，来测度河北省放管服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同志们：

环境政策法制是推进历史性转变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正处于历史性转变的关键时期，加强这项工作尤为重要。今天召开全国环境政策法制工作会议，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前一阶段总局组织的专题调研中各地反映的问题，研究提出对策措施，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环境政策法制工作的重要意义

早在19*年，*同志就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邓小平同志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他十分重视环境法制建设，19*年就提出环境保护也要立法。同志在党的*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和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加强环境法制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并为环保部门严格执法撑腰”。同志强调，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越是繁重，越要增强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越要注重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在20*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发挥政策的杠杆作用，加强对重要资源供求的宏观调控”，“坚持依法办事，把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纳入法制轨道”。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上强调，“强化法治是治理污染、保护生态最有效的手段，要把环境保护真正纳入法治化轨道。加强环境立法，健全和完善环境法律体系。建立完备的环境执法监督体系，坚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厉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和案件”，“决不允许违法排污的行为长期进行下去，决不允许严重危害群众利益的环境违法者逍遥法外。”这些重要指示为加强环境政策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加强环境政策法制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这项工作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

第一，加强环境政策法制工作，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牺牲环境换取的，这样的发展必然是难以持续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这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障。*世纪*年代，美国和日本在实施限制汽车尾气排放的法规方面，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美国以尾气排放管制损失大于效益为借口，暂缓执行了19*年通过的“马斯基法”。日本果断实行了限制汽车尾气排放的政策，不仅促进了环境技术的重大突破，而且迅速提高了日本汽车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这是环境政策法规优化经济增长的真实写照。国内外的实践反复证明，加强环境政策法制工作，能够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推进产业布局合理有序，推动科学技术不断创新。

摘要：加强环境管制是21世纪世界各国环保实践的一个重要趋势。反思我国的环境管制政策，其主要存在弊端为：实施及执行成本高昂、收费率太低、管制监督不力、违法成本低廉。因此，建议通过树立管制新理念、加强环境管制政策效率分析、加大管制力度并尝试推行自愿性环境协议等措施，加强管制政策的环境保护功能，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目标。

关键词：环境管制；管制政策；成本—收益分析

一、我国的环境管制政策

环境管制是社会管制的一项重要内容，目的在于达到保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协调。传统的环境管制政策工具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命令控制型措施；二是经济激励型措施，主要包括收取污染税、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制度；三是社会公众的自我控制型措施。目前，环境管制进入第三代，一方面政府在不断提升现有环境管制的质量、简化管制程序、减少管制成本，另一方面则是寻求更好的政策工具，将各种措施结合起来。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环境管制主要体现为命令控制政策和排污收费制度。

我国的命令控制政策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一是政府对污染水平实行管制，制定有关环境标准，包括污染排放的种类、数量、方式等污染指标，并以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其被执行。对于不达标者，政府可采取强令关闭、限产限量及罚款等处罚，以便将其排出的污染物限制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二是政府直接管制生产过程，对企业所使用的原料、燃料等做出具体规定，要求其必须达到某种质量要求；或强令企业安装废物废水的回收或处理设备，以尽可能减少污染物排放量。违反者同样将受到相应的制裁。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根据“污染者负担原则(PPP)”提出并实施排污收费制度，主要是向排放“三废”的企业收取排污费，包括超标排污费和排污费两项内容。排污费是就所有排污行为收取费用，而并不考虑所排污物是否超标。超标排污费则是向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环境标准的企事业单位征收，这是目前最广泛开征的排污费，开征项目已包括污水、废气、固体废物、嘈声、放射性废物等五类共70多项。

1引言

2研究生态环境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对于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实现南京市生态环境高质量，建设强富美高新南京具有重要意义。

2南京市生态环境政策制度的历史演变

近年来，南京生态环境变化经历了环境质量相对恶化期、环境问题集中涌现期以及环境污染治理提速期等阶段，生态环境的政策制度也逐步实现了从“初步建立”到“发展完善”的过渡，开始综合利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解决环境问题。工业污染主导型环境质量相对恶化期和环境保护政策制度建设期(1978-2000年)：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南京市经济发展由此驶上高速增长的轨道，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随着环保机构的建立，水气声三部法规形成，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的建立，南京市的制度政策体系开始逐渐形成。工业与生活污染导致的环境问题集中涌现期和环境政策制度发展期(2001-2010年)：新世纪以来，南京城市建设速度加快，人均GDP首次突破8000美元。南京成功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制定了建设生态市的战略决策，确立了污染减排目标，全面落实环保优先方针，扎实推进生态市建设。推进实施了城市污水处理与收集系统建设、河湖整治、能源结构调整、污染物总量削减等十大工程,在这些措施的力促下，环境政策制度的作用不断显现,经济与环境之间高度失衡的状态得到了初步遏制。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环境污染治理提速期和环境政策制度健全期(2011年至今)：随着经济社会向工业化后期的快速推进，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矛盾趋向缓和。在此期间，南京市全面实施蓝天清水等十大行动计划、“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263”行动计划；印发《南京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13〜2020)》等重要文件，全方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定并实施《南京市水环境保护条例》《南京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等环保法律法规;将改善环境质量放在首位，环保法制建设实现新跨越,环境政策制度不断健全完善，环境污染治理进入提速期。

3南京市生态环境政策制度存在问题

3.1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体系不完善。南京市环保立法在放射性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化学品污染防治、电子产品污染防治、重点污染行业的污染防治、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尚有欠缺。3.2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制度约束性不强。南京市环保工作责任还需进一步压实压紧，落实到基层党委、政府。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已经展开试点，但还未全面展开。此外，环境保护工作监督考核力度不足，公众对环境的监督作用不大，对环境的满意率有待提高。3.3生态红线管理制度还未巩固2014年，南京市在省内率先出台了《南京市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南京市生态红线区域保护监督管理和考核暂行规定》《南京市省级生态红线区域优化调整工作方案》。虽然在政策制定上已经逐步完善，然而实践上南京市在生态红线保护区域内违法建设的现象仍然存在，生态红线刚性保护有待继续巩固和强化。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还需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进一步对接整合，实现“多规合一”。此外，生态红线监管和生态补偿等措施还需要进一步巩固发展,形成长效化管理机制，将生态红线管理制度真正落到实处。3.4排污权交易制度等环境经济政策尚未健全。南京首次排污权交易于2015年12月开始实行，实行排污权交易的主要污染物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等4项。南京市目前已初步形成排污权初始分配、有偿使用和交易机制等政策制度。但南京市目前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排污权交易二级市场不够活跃，现在主要都是在政府主导的一级市场，还需要经历一个命令控制型转向基于市场污染控制型的过程；另外，还需要将挥发性有机物、臭氧等纳入到排污权交易中，并进一步扩大排污权交易的范围。此外，与污染物排放总量挂钩的财政政策、差别化电价、水价政策、环境责任险、以奖代补等环境经济政策对污染减排的激励作用还不明显，环保投融资平台还未建立。3.5环境监管执法、司法机制还有待加强。目前，南京生态环境监管执法保障能力普遍低弱，生态环境监管执法能力与污染情况呈现“倒金字塔”特征，基层面对污染严重需要更多的执法力量闪，但是监管执法专业设备和人员配备不足，而层级越往上执法能力越强。执法手段落后、执法装备不足、环境执法信息化水平低的状况已成为制约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的瓶颈。环境司法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诸多问题，如审判机构人员专业性不足，专家队伍尚未建立，公益诉讼中原告的诉讼资格还有待扩大，环保和司法机构联动不足等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但与此同时,环境问题却变得日益严峻。诸多迹象表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己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因素。近年来,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己经受到中国政府和公众的极大关注,环境保护己经被列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环境保护问题涉及面很广,需要加以综合治理。

由于环境保护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它是一种为社会提供集体利益的公共产品与劳务,它往往是集体给予免费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因此,环境保护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是难以进行的,需要政府制定法律、法规强制社会和企业对环境进行保护,并利用经济手段诱导经济主体对污染进行治理。在此过程中,财政政策是其中必不可少、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政策措施之一。

1、国外研究情况；

国外的研究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再到税收实践，己形成基本框架。

1910年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首次提出外部性问题，为环境保护财税收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准备，但没有给出一个将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有效方法。在马歇尔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福利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先分析了私人净产出与社会净产出之间的差异，指出污染者需要负担与其污染排放量相当的税收，后人称之为庇古税。“庇古税”理论成为后人通过税收手段解决外部性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这种传统价格理论的缺陷是没有考虑产权因素，环境资源产权合一，是“庇古税”理论的前提条件。所以污染者付费并不是在所有条件下最优，税收方案的选择最终要取决于方案实施的成本。由于边际成本难以计量，“庇古税”存在忽略代际公平、不具有操作性等缺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引起了更多的经济学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保莫和欧兹提出环境与价格标准程序法(1971)，巴罗提出了逐步控制法(1979)。在税收方面，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制度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构建我国环境税法律制度的政策性基础；我国环境税费制度的问题分析；环境税法律制度之构建等进行讲述，包括了我国现行的税制中,涉及环境保护内容的措施散见于某些税种的规定中、除了含有环保内容的相关税制外,我国还将收取排污费作为控制污染的主要经济调节手段等。具体资料请见：

论文关键词:环境税法律制度环境保护

论文摘要:环境税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一种重要的经济手段。我国现行环境税费制度存在诸多弊端,未体现资源环境的稀缺性和价值性,难以达到预防污染、保护资源的目的。为有效发挥环境税的调节作用,需要以生态理念为基础,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以环境友好的方式来设计我国的环境税法律制度,依法确定环境税税种、税率、纳税人、征收征管规程和优惠政策等。

当前,人类环境正遭受日益严重的破坏和威胁———气候变暖、大气污染、资源枯竭等。从经济学上讲,环境污染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外部不经济的典型表现,为了克服这一市场机制的缺陷,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求助于环境税,希望通过税收手段达到保护环境资源的目的。现代法治社会中,我国已明确规定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环境税作为集政策性、技术性、经济性以及法律性于一体的强制性手段,也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目前专家学者们从经济角度对环境税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如何通过法律来构建和保障环境税收体系却研究甚少。本文将对环境税法律制度作以粗浅的探讨。

一、构建我国环境税法律制度的政策性基础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曾呼吁:“各国应制定关于污染和其他环境损害的责任和赔偿受害者的国家法律”,“考虑到污染者原则上应承担污染费用的观点,国家当局应该努力促使内部负担环境费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据此先后建立起有关防止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专门性税法[2]。我国在《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中指出:“各级政府应当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中国21世纪议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运用经济手段,促进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战略中指出:“按照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国家将着手研究制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补偿收费政策和环境税收政策。”虽然我国还没有专门的环境税,但是,根据这些政策性要求,已在相关税种中规定了一定的环保税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