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责任范文10篇

一、环境责任保险概述

环境责任保险又称“绿色保险”或“生态保险”,是指企业以将来可能发生的污染事故对第三者人身和财产造成的损害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或者污染治理责任为保险标的而向保险公司投保的险种。环境责任保险是责任保险同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它首先应由保险公司经过仔细勘察设计后制定相关险种,然后由企业提出并同保险公司签订污染损害保险合同,如果发生污染事故,保险公司经确认后认为属于承保范围内的,就会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直接对受害人进行赔付。

环境责任保险具有分散风险的功能,它是企业经营者利用保险工具,运用市场机制来防范和处置环境污染事故,将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境风险有效地转移和分散出去。该保险机制一改过去“企业负责排污,政府负责治污”的环保模式,实现了环境侵权赔偿的社会化救济,符合受害人、企业、政府三方的共同利益。国内外经验也充分表明,环境责任保险是一种通过环境责任风险社会化来解决环境污染损害赔偿问题的有效手段,它既保证了经济的顺利发展,又有效地遏制了环境污染,无疑是一项经济和环境“双赢”的制度。

二、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SWOT分析

(一)我国环境责任保险优势分析

1.分散企业经营风险,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一方面,由于环境侵害具有范围广、受害人数多和复杂性等特点,一旦发生污染事故,企业所面临的赔偿金额往往是巨大的,这无疑会成为企业的不堪承受之负,甚至有些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还有可能面临破产的危险,因此,投保环境责任保险是企业将环境污染的风险转移出去的最好方法;另一方面,由于环境具有公共物品性,过去由企业引发的污染事故,都是政府负责治理,这显然不符合环境法“污染者自负”原则,较高的治理成本也必然会加大政府的财政负担。环境责任保险作为环境侵害的社会化救济方式,让社会承担赔偿或治理责任,自然就会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也使得受危机影响的政府在协调经济和环境中取得更多的调控措施。

摘要：环境问题已经是各国乃至全球社会都在普遍高度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国内外学者关于环境犯罪是否应该要求严格责任的问题存在分歧，环境犯罪是否应该适用严格责任的问题，牵涉到刑法的基本理论，关乎正义、功利的基本价值，而无论是从正义还是功利的角度上来看，环境犯罪不应该确立严格责任。

关键词：环境犯罪；严格责任；正义；功利

环境犯罪，是指自然人故意或过失、法人（包括特殊法人国家）故意、过失或无过失的污染、破坏环境及自然资源，造成或可能造成污染和其他后果的作为与不作为[1]。关于环境犯罪，学者们争论得最大的恐怕就是其是否适用严格责任的问题，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一番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一、理论界关于环境犯罪是否要求严格责任的争论

1.肯定说的主张

肯定说认为追究（部分）环境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无须证明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即不论行为人行为时的主观心态是什么，只要他造成了相应的损害，行为人就要负刑事责任。支持该学说的理由有：（1）环境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环境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和舒适程度，而且能够影响社会各方面未来的发展，但是环境对于污染的容量和自净能力是一定的、有限的，因而社会需要对环境加以特别的保护，以促进整个人类的不断发展。（2）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企业有权利去发展、壮大自己，去谋取经济利润的最大化，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企业的发展是以环境为代价的，与权利一致的应该是义务，鉴于环境的重要性与企业的求利性，企业应当承担特别的注意义务，以保证企业对环境的损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保证企业的活动不致损害公众利益。当其活动造成不必要的损害时，自应承担较为严格的责任。（3）企业生产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专业性，一旦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或公害事故，让司法机关去证明企业在行为时有过错，那将是非常困难的。若一味要求对犯罪人的犯罪心态进行证明，将使法律形同虚设。（4）在具有高度危险的行业中，由于多个法人共同的排污行为或共同的环境开发行为构成环境犯罪，认定各个法人主观上有故意或过失比证明犯罪本身更困难，引用严格责任可以使这一难题引刃而解[2]。严格责任则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讼成本，有效地打击环境犯罪，又能使潜在犯罪人减少侥幸心理，促使他们更好地预防犯罪。（5）有不少规定环境犯罪的立法例的出现。英国的《空气清洁法》、《水污染防治法》，美国的《资源保护和再生法》、《废料法》，新加坡的《海洋污染防治法》等都规定了环境犯罪的无过错责任原则[3]。（6）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目前也面临着西方世界在20世纪工业化时期所遇到的那种严重的环境问题，前车之鉴，不可不学，现在对环境犯罪规定严格责任有助于加强侵害者的责任感，以减少犯罪、减少环境污染。

1.环境责任保险的产生和现状

环境污染具有缓慢性、间接性、复杂性等特点，环境侵权鉴定极其困难。随着环境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环境侵权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有利于受害人求偿的变化，如起诉资格的放宽、被告扩大、无过失责任原则、举证责任倒置、因果关系推定、巨额赔偿等等。但是企业排污难免，因此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甚至面临破产、倒闭。为了促使企业进行绿色生产，促进经济循环发展，同时及时有效救济受害人，迫切需要将如此大的环境侵权责任风险转嫁出去，实现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也就应运而生。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正日趋成熟和完善。国外有以下三种环境责任保险的立法模式：第一种，以德国为代表，即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相结合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该国《环境责任法》第19条规定：“为了保证某些特别危险设备的经营人能够承担本法规定的赔偿责任，设备经营人必须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约定一旦发生特定的损害，保险公司即予以赔偿”；第二种，以美国为代表，即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为原则的制度。美国针对有毒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处置可能引起的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第三种，以法国为代表，即采取任意责任保险为主，强制责任保险为辅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环境责任保险已成为了责任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呈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促进了生态经济的发展。

目前，我国责任保险占产险的比例还不到3%，环境责任保险所占比例更是微乎其微。构建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实现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是发展循环经济亟待解决的问题。

2.环境责任保险的特征

(1)环境责任保险本质上并非纯正的第三者责任保险。环境责任保险是一种责任保险，理所当然具有传统责任保险的特性，即具有第三者责任险的性质。

在现代社会，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责任社会化虽然在解决环境污染损害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并非解决环境污染损害的唯一途径。因此，在强化环境保护法的预防功能的同时，还应注重不可或缺的侵权法的二次规范作用。[1]可喜的是，《侵权责任法》第8章对“环境污染侵权”作出了专门规范，其中第65条是关于环境污染责任适用范围的规定，即“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于《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较为简略且内容含糊，因此给人们理解和适用该条规定带来了困难。鉴此，笔者拟结合环境保护法和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对《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规定作些阐释，以便为环境污染责任的司法适用提供参考。

一、环境污染范围界定

由于侵权责任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其损害补偿功能，即对受到损害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给予某种适当的补偿，使其尽可能回复到受损害前的状态，因此侵权责任的认定均以损害为构成要件，无损害即无责任。[2]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由于环境污染是导致损害结果的原因，因此界定环境污染的范围对认定环境污染责任至关重要。

从人与环境的关系看，环境损害可以分为“生活环境的损害”与“生态环境的损害”。“生活环境的损害”是以环境为媒介给他人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精神损害或纯经济损失等；“生态环境的损害”是指对土壤、水、空气、气候和景观以及生存于其中的动植物和它们相互作用的损害，是对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和凝载在生态环境上的社会公共利益(生态利益)人为的显著损伤。[3]“生活环境的损害”属于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的范围在学术界没有争议，但“生态环境的损害”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的范围在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有学者认为，生态损害不宜由侵权责任法调整，而应由环境保护法本身来解决。[4]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侵权责任法(草案)》第1、2次审议稿均将生态损害排斥在外。虽然《侵权责任法(草案)》第3次征求意见稿第65条将生态损害纳入其中，即“因污染生活、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规定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依照其规定”，但在《侵权责任法》正式颁布时，关于生态损害的规定又被删除，从而使环境污染的范围是否包含“生态环境的损害”仍然没有能够在立法上加以解决。

对环境污染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例如，从作为规制环境污染基本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该法对环境的界定不限于生活环境，而是包括生态环境。因此，将《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污染”理解为包括生态环境才不至于与《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发生冲突，同时也与逐步扩大保护客体的侵权责任法的发展趋势相吻合。[5]此外，环境保护法的规范并不足以应对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并且《环境保护法》也不能取代《侵权责任法》在规制环境污染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将生态损害纳入《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的“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的范围是必要且合理的，[6]再说这一观念已经为我国立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所认识并接受。[7]

二、环境污染责任解析

本文作者：赵美珍郭华茹工作单位：江西九江学院

2011年12月20日在京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提出：“基本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必须确保的公共服务”，这一观点再次明确了保护环境是各级地方政府重要职责。作为公共物品的良好生态环境，各级政府理应成为第一生产者、提供者和分配者，有权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利用行为进行监督、管理，预防环境违法事件的产生，处理环境违法行为。面对我国严峻的环境形势，必须强调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管职责，地方政府在环境监管中处于主导地位。事实证明，依靠企业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固然重要，但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监管更为关键。地方政府作为所辖区域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者，拥有支配社会各方资源的权力，可以运用政府公权力，通过制定政策、引导产业、分配资源、培育市场、经济刺激、提供服务等监管方式，协调本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2］可以建立引导环境政策和社会行动的基础数据系统、建设和管理无法通过市场提供的环境基础设施，对企业等经济主体进行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禁止不利于环境质量的行为，纠正市场失灵；［3］还可以依据法律授权，制定法规或规章、设定许可、实施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对社会经济个体利用环境的行为进行直接控制。“我国已将环境保护定为一项关系到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把加强政府环境监管作为有效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手段，即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设定环境质量指标、立法、行政等刚性手段对环境问题进行直接干预”。［4］尽管保护地方环境不被污染和破坏是各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但从不断发生的重大环境事故来看，有些地方政府没有履行法定监管职责，频频充当违法企业的保护伞。主要表现为四方面：第一，一些地方政府在“把企业当财神”、“GDP高于一切”思想指导下，无视国家上位环境法律法规，通过制定地方法规降低环保准入门槛、限制监督污染企业，阻碍国家环境法律的实施。第二，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在短期内取得政绩，出台各种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甚至对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进行挂牌保护。一些被“挂牌保护”的企业，对正当的环境执法检查、监督，不配合、拒绝甚至抵制，有恃无恐地违法排污。第三，有的地方政府领导为了追求经济发展的政绩，盲目上项目引投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引进了大批发达地区落后淘汰的、污染严重的项目，为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大开方便之门。第四，有的地方政府在环境执法中不作为、乱作为，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该查不查、该报不报、该测不测、该罚不罚、该责令整改关停不责令、该公开处理不公开处理、环境行政处罚不按规定办理，包庇、纵容环境违法企业。上述情形下，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形同虚设，相关人员严重失职，导致辖区或相邻地区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可见，尽管立法赋予了地方政府环境监管职责，客观上地方政府有能力、有优势履行辖区内环境监管职责，但事实上有些地方环境监管效果并不如人意，地方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环境监管失职导致生态环境遭受严重损害现象不容忽视。

地方政府承担环境监管法律责任的理论依据

根据权责统一原则，法律赋予地方政府环境监管的义务和责任，地方政府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和行动依法履行其职责，擅自放弃、不履行其法定职责或违法、不当行使其职权，均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地方政府承担环境监管法律责任的理论依据包括：1、委托理论委托理论由罗斯于20世纪70年代初首创，后经詹姆斯•米尔利斯等人的发展逐步完善。“在现代社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共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和认可,政府理所当然地应为人民的利益而负责任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人民与政府之间的这种授权与被授权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委托关系。委托理论认为,人民与政府的委托关系，存在着使政府失责的可能。由于委托人和人之间关于人行为的信息不对称,人在最大程度上增加自身效用的同时会做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5］正因为在委托授权之后,政府不但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执行者,是享有权力的政府,而且也应该是责任政府,应该更好地履行人民交给的权力,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了有效地促使政府尽职尽责,在运行中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对人给予激励和约束,当人违背委托人的利益而谋求自己的利益时,就应当受到法律制约与制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的概念是由休谟最早（1739）提出并由萨缪尔逊（1954）加以规范的。萨缪尔逊认为公共物品是指每个人对某种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判断一个物品是否是公共物品，一个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看其是否严格满足公共物品的基本属性，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环境产品和环境服务由于具有“供给的普遍性”与“消费的非排他性”特点，使其成为典型的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只能是政府，因为私人对公共物品存在不愿提供、不能提供和提供成本过高等情况。“作为地方利益总代表的地方政府，既要严格依法对自然资源和社会利益进行权威性、公正性的分配，以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精髓———公平、正义，［6］也要对环境这种“公共物品”的使用进行监督管理，避免“公地的悲剧”发生，保证辖区内的环境质量。地方政府作为良好生态环境的第一生产者、提供者、分配者和监管者，当出现监管失职时，应该承担相应的环境法律责任。3、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并于50、60年代形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其领袖人物詹姆斯•布坎南提出的经济人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活动。政府以及政府官员在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过程中同样也反映出“经济人”理性的特征。“政府及其公务人员也具有自身的利益目标，其中不但包括政府本身应当追求的公共利益，也包括政府内部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此外还有以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为代表的小集团利益等等。政府部门及其人也存在追求自身权益最大化的问题。当政府利益与包括环境资源保护在内的公共利益内容相悖或者冲突时，政府就有可能为谋求其自身利益而忽略甚至侵犯公共利益，背离政府行为的最初目标”。［7］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导致各种责任缺失问题的出现。尽管地方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实现本地区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在某些经济利益上存在一致性，地方政府限制企业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就意味着自身利益的减少，［8］如果不能对监管者进行有效的制约和制裁，监管者就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制定出一些不合理的政策，行使一些不公正的监管。只有强化政府的环境监管法律责任，才能遏制政府及主要官员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忽略环境保护的原动力。4、环境法治理论环境法治是法治在环境领域的具体体现。英国学者莱兹认为法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治指一切人都应服从法律并受法律统治，狭义的法治表示政府应由法律来统治并服从法律。莱兹的狭义法治实际上指出了法治的根本主旨就是要控制政府行为，使政府服从并接受法律的统治。我国著名学者郭道晖教授认为法治(RuleofLaw)是指法的统治，即法居于国家和社会之上的统治地位，而不只是国家用法来治(RulebyLaw)，更不能说国家用法制来统治社会与人民。法治作为与人治相对的范畴，其首先就是为了通过法律遏制政府权力而不是为了通过法律管治普通民众而提出来的。政府是法治的客体而非主体。环境法治就是将环境的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纳入环境法律规范的统治。“环境法治的主旨是把政府作为环境法治客体，使政府行为接受环境法律规范的约束。环境法治之所以要约束政府影响环境的行为，原因在于环境质量的不断退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进一步加剧、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激化、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受到的严重环境挑战，其根本责任在于政府”。［9］当地方环境监管失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环境法律责任。从政府权力的来源、环境公共物品的特性、地方政府的利益、环境法治的主旨可以看出，其所关联的委托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环境法治理论，逐一递进地成为地方政府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的理论依据。

地方政府环境监管法律责任的立法不足与完善建议

目前我国立法虽然规定了地方政府对本辖区内的环境质量负责，但具体到如何负责、负责到何种程度、因监管失职导致环境质量损坏后地方政府及其监管部门、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领导人应承担何种责任并没有明文规定。为此，笔者认为应当从环境行政责任、环境民事责任、环境刑事责任三方面来完善地方政府环境监管法律责任。（一）提高立法层次，明确地方政府的环境行政责任《环境保护法》对环境行政主体的环境行政责任定位于各级政府的环保部门和其他部门而非各级政府，导致地方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在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决策面前出现“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此消彼涨。政府的环境行政责任，是指环境监管机关及其公务员因违反环境法律规范所赋予的环境保护监管职责而由相关国家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分和其他不利的处理，这是政府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的最主要形式。当前，对环境保护享有职权承担职责的各级政府、各级政府所属机构及公务员的环境监管违法行为追究行政责任的法律依据是《公务员法》、《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等，但前者针对性不强，后者法律位阶不高，应通过修改完善《环境保护法》，规范、制约地方政府在环境监管中的不作为、迟延作为或者不当作为，主动防范地方政府滥用环境监管职权或懈怠环境监管职责，遏制环境监管失职行为的发生，对在环境监管中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行政官员直接追究行政责任。此外，从过去许多性质非常严重的环境案件处理结果看，最后受到责任追究的多是基层环保部门的领导，充其量不过是地方政府分管环保的领导，而作为地方环境质量第一责任人的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追究。事实上，从地方政府首长负责制的角度看，地方政府环境立法、环境决策、环境执法中的监管失职行为多半与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密切相关。为此，应当明确地方环境质量第一责任人的相应行政责任。（二）更新观念，确立地方政府的侵权赔偿责任学术界对政府能否承担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存在争议。民法理论界将国家权力引起的侵权赔偿界定为民事责任，行政法论者又将其界定为公法责任，行政侵权责任是在公法领域中发生的私法责任，是行政机关基于其实施的具有侵权行为性质的违法行政行为，造成了行政相对人的民事权利损害，构成了对私权利的侵害，依照私法的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10］法律规定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意味着政府承担环境安全保障义务。政府违反该义务，不仅应承担行政责任而且应承担民事责任①，民事责任类型包括直接责任和补充责任。若因政府决策失误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导致环境污染与破坏发生或加剧时，政府应该与排污者一起对受害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若因政府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致使排污者造成公民人身或财产损害的，政府应当承担补充责任，即排污者无力承担或者找不到责任人时由政府承担赔偿责任，之后政府则享有对排污者的追偿权。若因本辖区的环境质量不达标而造成邻近地区的居民遭受损失的，当地政府作为环境质量责任主体，更应该对受害者承担赔偿责任［11］。目前《侵权责任法》没有涉及行政侵权赔偿问题，而《国家赔偿法》对行政不作为侵权赔偿也没有相应的规定。因此，需要尽快修订《环境保护法》，对此做出明确的规定。（三）通过司法解释，扩大环境监管失职罪主体范围根据环境法及刑法的有关规定，地方政府公务人员在环境方面的刑事责任主要是渎职犯罪，包括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环境监管失职罪等。［12］其中对环境污染和破坏最有针对性和关联度的罪名是环境监管失职罪，其主体是特殊主体，即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要包括在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从事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等工作的人员。从司法实践看，被判处环境监管失职罪的基本是具体职能部门的相关人员，而对地方环境质量负责的地方政府领导，因决策失误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或严重干扰正常环境执法，包庇、纵容、放任环境违法行为导致辖区环境恶化的行为却逃避了严肃的刑事追究。笔者认为，凡有环境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不负责任，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事件发生，都是环境监管失职，失职行为引起重大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事故，达到刑法规定的“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就构成监管失职罪。因此，应通过司法解释，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纳入环境监管失职罪主体承担刑责。理由至少有两点：第一，法律法规有相应规定。《环境保护法》第45条规定：“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干部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法规，擅自批准建设未经环境影响评价的项目，凡违反规定的，必须追究有关审批机关和审批人员的责任”。该规定虽然没有明确具体责任形式，但从犯罪本质上看，因环境监管失职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第二，社会现实有相应需求。为避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悲剧不断上演，只有严厉追究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的环境刑事责任，才能遏止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为追求本地区短期经济利益甚至是个别领导人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忽视乃至牺牲长远环境利益的行为，才能杜绝一些领导干部即使因环境监管失职造成严重后果受到行政处分乃至被免职，等风头过后照样可以复职甚至升迁的现象发生。

世界环境日

国旗下讲话--保护环境—不容推御的责任

人类自诞生起，一切衣食往行及生产，生活，无不依赖于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星球，地球上的大气、森林，海洋、河流、土襄、草原、野生动植物等，组成了错综复杂而关系密切的自然生态系统，这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环境，长期以来，人类把文明的进程一直滞留在对自然的征服掠夺上，似乎从未想到对哺育人类的地球给予保护和回报，在取得辉煌的文明成果的同时，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却使得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星球满目疮疤，人口的增长和生产活动的增多，也对环境造成冲击，给环境带来压力。

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酸雨，有毒废弃物，野生生物灭绝，以及大气、水污染等，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连串全球环境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但我们现在还只是学生，不可能为全人类的环境作出特别大的贡献，但我们可以从身边的环境做起，从保护学校的环境做起，例如：遵守有关禁止乱扔各种废弃物的规定，把废弃物扔到指定的地点或容器中，避免使用一次性的饮料杯、饭盒、塑料袋，用纸盒等代替，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垃圾，减轻垃圾处理工作的压力，爱护花草树木，少赠送贺年卡，保持校园清洁等。

以上这些虽是小事，但是，只要大家动手，一起努力，从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着手，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就能为保护地球做出一份贡献。

摘要：近年来，全国雾霾天气肆虐，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十八大会议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行低碳经济变得刻不容缓。本文通过分析企业环境责任成本存在的问题，探讨在低碳经济下降低企业环境责任成本的策略，使环境效益、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关键词：低碳经济;环境责任;成本控制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GDP的增长速度有目共睹，一方面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形势良好，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经济发展背后环境付出的沉重代价。目前，企业环境责任成本的投入逐步加大，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凸显出企业经济利益与环境矛盾的日益加剧。“十二五”规划和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必须向“低碳经济”转型，同时也给企业再次敲响了警钟。因此，如何在低碳经济下降低企业的环境责任成本，成为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和谐发展的根本所在。

一、理论基础

（一）企业环境责任成本

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前提，因消耗自然和生态资源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付出的责任成本。主要包括：一是环境责任预防成本，也是事前控制成本。企业任何生产活动的开展，都要预先考虑该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为了避免因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巨额成本，企业必须估算环境责任的预防成本，如购置环保设备的成本、对生产工艺和环保产品设计的成本、环保宣传成本等。二是环境责任检测成本，也是事中控制成本。企业虽然在开展生产活动前做出了切实可行的环境责任预防方案，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对环境必定造成一定影响，而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这势必加大环境责任的检测成本，如对周围大气、水、土壤等资源的检测成本、残余物质对环境影响的检测成本等。三是环境责任治理成本，也是事后控制。如果企业对环境的污染已经造成，企业就要支付资金治理环境污染。这部分资金包括环境治理成本即治理的技术费、人工费、材料费等，也包括因环境污染产生的赔偿成本，如破坏耕地造成的水土流失、污染当地的水资源造成粮食减产、影响周边居民身体健康等的责任成本。

【摘要】在当前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形势下，如何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成为中国企业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而开展环境审计可有力地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文章简析了环境审计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联系，环境审计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义。以及开展环境审计的关注点，以期加快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和推进环境审计。

【关键词】环境审计；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已经与科学发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密切相关。所以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必须关注获取利润的方式，承担社会责任。

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保证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幸福生活的基础，也是维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这关乎老百姓的身心健康和根本利益，也关乎企业的健康发展和长远利益。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是资源的利用者，也是污染物的产生者和排放者。切实保护环境和推行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政府承担的责任，更是企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

企业环境审计是促进企业承担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社会责任的有力手段，可以引导企业更好、更有效地履行社会责任。开展环境审计既是评价、监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自身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在要求。要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就必须引入环境审计；要全面评价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就必须引入环境审计。

一、企业环境审计的内涵

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内涵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作为一种新兴险种，有一些区别于其他险种的显著特点。第一，虽然近因原则在其他险种中运用比较广泛，但是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实际运营中除了推定因果关系具有一定职能之外，近因原则并不是特别适用。第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参与。因为此险种有很高的经营风险，政府的作用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运营中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其余商业保险中是不多见的。第三，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内容通常是特定的。因为环境污染问题相对比较复杂，致使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存在不确定性并且不容易预测，所以确定保险利益存在一定困难。在衡量或者检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利益时，要将环境侵权责任制度纳入考虑。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与一般责任保险的条款有一定差异性，保险费率不能实行统一费率，应该单独进行确定，发生保险事故后进行环境污染补救时，要考虑到施救的经济支出与所获得的经济效益、法律规定的公平性与合理性以及由事故引起的生命、健康和环境权利问题等多方面因素。在享受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成果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承受着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绿色”也逐渐成为主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出现进一步提高了企业和公民的环保意识，并且对事故发生后的赔偿责任提供了经济保障，从多方面来说都对环境保护的贡献颇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当发生污染事故并且企业因无法承担后果而侵害到公民利益时，该险种会在维持企业稳定经营的同时保证受害人得到补偿，降低环境纠纷的交易成本。而且出于自身利益，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会采取各种措施来减少环境污染事故。与此同时，该险种还可以深化保险企业的内部改革，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并进一步推进完善市场经济，从而可以有效保护社会公众利益，有助于维护社会安定。

二、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现状及营销环境分析

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起步较晚，首个试点是由环保部门和人保财险于1991年在大连成立的，在其联合推出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后，该险种在我国的第一张保单诞生。由于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件”的发生，人保财险推出了高新技术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是我国首款专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原国家环保总局于2007年12月颁发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昆明、湖南、江苏、湖北、宁波、沈阳、上海、重庆、深圳等省市被确定为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新一轮试点地区，我国有意要将商业保险引入环境污染风险管理，从而更有效地明确环境污染责任并推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更大范围试点的建立标志着这一探索有了很大进步。当前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缓慢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前景还是比较可观的，中国保监会和环保部已经正式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未来的发展方向制定了明确计划，目标是在“十一五”期间，“初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到2015年基本完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基本健全风险评估、损失评估、责任认定、事故处理和资金理赔等各项机制。”下文采用了SWOT分析法对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营销环境作出了全面分析，以期更为准确地拟定出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路线。

2.1优势分析

2.1.1提倡低碳的经济环境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提供了需求保证

摘要

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指因人(公民、法人)的活动，致使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受到污染，从而损害一定区域人们的生活权益、环境权益或其他权益的行为人所应承受的民事上的法律后果。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属于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在我国古代就有萌芽，国外许多国家法律中都有详细规定。本文通过比较中外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提出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应坚持“二要件说”，即“行为违法性”不作为构成要件之一。指出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弊端，建议完善无过失责任原则。针对我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提出制定《公害防治法》，明确规定举证责任转移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另外，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作为《公害防治法》的几种主要民事责任方式，并提出对污染受害者进行救济的几种途径。旨在预防和防止环境污染，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无过失责任原则；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前言

环境问题己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大问题，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与环境污染行政责任，环境污染刑事责任并称为当代三大环境法律责任体制，其中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最薄弱的体制。研究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立法目的、归责原则、构成要件、责任方式、救济途径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比较中外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指出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中存在的缺陷，本文将对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抗辩事由、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等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1.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