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刑法范文10篇

一、环境、刑法与经济之间的基本关系

刑法是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主要是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性质包括：内容特定性，制裁严厉性，法益保护广泛性，处罚范围不完整性，以及部门法律补充性和其他法律保障性。环境刑法，是指以法律界定环境犯罪行为，即具有社会危害性的重大环境不法行为以及法律效果之法规范。广义的环境刑法包括与环境相关之不法行为；狭义的环境刑法是指环境与传统核心刑法，以及环境法益与环境行政法。所谓经济，在各种论域中解释不同，就本文“经济发展”这一命题而言，此“经济”是指：国家或企业、个人的收支状况，如国民生产总值、社会总产值、企业的产量与效益、个人的收入与支出。

通过比较以上刑法与环境刑法的定义，可以看出，刑法因其部门法律的补充性和其他法律保障性此类属性而言，暂且抛开各家学说理论的争鸣不谈，但就刑法的本质功能和作用，是保证社会基本秩序的稳定。即以此为原点，可知任何领域内的刑法，对其领域的优良（又称优化、优势、优态）运行，不负任何形式或实质上的责任，仅止于保证其领域的基本运行秩序，乃至于保证此领域内个体行为不触及社会底线。如经济领域内，刑法的目的和作用不在于保证其规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或缩减），仅止于保证经济的基本运行秩序以及各个经济体的行为不触犯行为底线，不侵犯法益即可。

环境刑法不在于保障（或是保证）环境的不断优化，向着更适于人类生存（有益于人类健康）的方向发展，仅止于禁止有重大社会危害性的破坏环境的行为。因此环境刑法与经济发展之间，并无特别关切之联系，环境刑法在保证环境法益的基础上，限制由经济发展需要所带来的经济行为，保证此类经济行为未触及法益底线即可，并不需要亦无义务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此二者之间的博弈进行选择与统筹。在当今国内的大环境下，可以说前十年间我们所探讨的是“经济刑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即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的大前提下，探讨刑法的定位和作用。而现今既然命题为环境刑法与经济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在主次矛盾关系上，将环境保护列为主要矛盾即第一要务，在此基础上，兼顾经济发展，以下笔者就环境法律探讨两个问题。

二、风险社会语境下环境刑法与经济发展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德国学者U·贝克就指出，在发达的现代化社会（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

在世界范围内,真正意义上的环境领域的刑事立法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而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开始于1979年刑法典,以后不断地在非刑事法律中规定了一些环境刑事责任条款,1997年刑法典设立单章规定环境犯罪,以后又在《刑法修正案》中,修改和增设了一些环境犯罪罪名和环境刑法规范。可以看出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还处于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当中。这一过程一方面是保护环境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体现我国环境刑法的不断完善。在环境刑事立法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确定环境刑法应当保护什么?也就是环境刑法法益是什么?它制约着环境刑事立法的目的,进一步制约犯罪的性质、范围与种类,因此,环境刑法法益的确定对环境刑事立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环境刑法法益的确定应当遵循什么样的价值理念或标准呢?无疑环境伦理以及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为我们寻求判断环境刑法法益的价值理念或标准提供了去处。伦理的“属性及其合群、建构社会秩序、善待他者的正义取向,使它与实在法有天然的同构性、亲合关系,并为实在法提供判断标准和秩序依归的善的资源。”①

一、环境刑法法益与环境伦理的一般关系

所谓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其中由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就是刑法上的法益。”②由此可以说环境刑法法益就是刑法所保护的与环境有关的人的利益。环境伦理是指调整有关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与自然有关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伦理本质上是调整与自然有关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因为道德产生的目的就在于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只有当发生个人利益同整体利益的关系的时候,只有当人类意识到这种关系并需要加以调节的时候,才会出现道德。”③“刑法规范也是行为规范。……违反刑法规范的行为,就是侵犯法益的行为。”④既然伦理规范、刑法规范同属于社会中人的行为规范,而行为规范本身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的,环境刑法法益与环境伦理必然存在一定的关系。

“所谓法和伦理本来是互相关联的秩序,在本质上法只能是伦理性的东西的主张”。⑤从环境刑法法益与环境伦理的一致性来看,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环境刑法法益本身是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的利益的一部分。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与自然有关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十分广泛的,这些利益关系的调整是诉诸于社会舆论、习惯和人们内心的信念等非强制性方式来进行的。当公众或立法者认识到道德的手段不足于有效调整与环境有关的利益关系时,立法者就把部分的与环境有关的利益关系上升为法律所调整的利益关系,以期用强制性的调整手段达到有效的调整效果。因此,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的利益包含了环境刑法法益。其次,环境刑法法益以环境伦理价值判断为基础。伦理不仅仅是一种行为规范,其自身也蕴含着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价值判断标准。伦理价值观念构成了整个社会价值判断的基础或价值源泉。环境刑法法益能够成为刑法所保护的客体,首先必须属于依环境伦理判断为善或正义的部分。如果环境刑法法益违背社会上主流的环境伦理道德,那么环境刑法就丧失了合理性或合法性的基础。

最后,环境伦理的变化将改变环境刑法法益的范围。环境伦理的变化常常伴随着道德关怀对象范围以及人们对某一对象价值属性基本观念的变化。当人们的道德关怀对象范围扩大或缩小,特别是人们对某一道德对象是否善恶、正义与非正义及其程度的价值观念产生变化的时候,整个社会的伦理将产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最终将导致法律调整范围的变化。现今,当人类把道德关怀的对象超越人类自身而扩展至在地球上生存的所有生物甚至整个自然界,当人们视环境污染或灭绝物种的行为为日趋严重的危害行为时,环境刑事立法所保护的环境刑法法益的范围越来越大,其表现就是环境犯罪种类和罪名也越来越多,甚至作为强制制裁方式的刑罚也越来越重。环境刑法法益与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首先环境刑法法益都是人类重大的利益。

“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社会道德生活领域的广泛性,以及人们精神生活的差别性,决定了道德规范体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⑥这决定了环境伦理所调整的利益的重要性程度有很大的不同,立法者不可能将所有的环境伦理所调整的利益纳入环境刑法保护的范围,只能选择一些重要的环境刑法法益加以保护,否则,将导致刑罚的滥用,公民的权利或自由反而会受到侵害。同时,由于环境刑罚制裁的严厉性,把一些次要的环境利益当作环境刑法法益加以保护,其本身也是不正义的。其次,环境刑法法益的利益诉求具有普遍性。在社会现实中,环境伦理的价值观念、原则和规范是纷繁复杂、层次众多的,社会中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利益团体通过环境伦理所反映的利益诉求是不同的,因而,某一具体社会阶层、群体或利益团体的利益诉求可能不具有普遍性。而环境刑法法益必须是全社会普遍的共同利益诉求,这是由法律的普遍性所决定的。

本文作者：易细华工作单位：湘潭大学

环境刑法是惩治和预防环境犯罪的法律，环境刑法学则是以研究保护环境刑法法益的理论与立法为主要任务的法学分支学科。在环境刑法学中，环境刑法法益居于最为重要的地位，是环境刑法理论研究、立法及司法实践的中心课题。

一、环境刑法法益之争及其评析

法益是指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和价值，它是西方刑法学者在探究犯罪本质的过程中提出的。环境刑法法益是指环境刑法规范所保护的而为环境犯罪所侵害的人们共同享有的利益。但对环境刑法法益的具体含义在学界却没有统一的认识，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环境保护制度说该学说认为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本身所固有的特点来看，该类犯罪的客体或者法益应当是国家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制度。该学说表明了刑法介入环境保护是为了配合环境法惩罚侵害环境行为，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但笔者认为，该学说将制度作为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并不恰当，国家设置制度还有更深层的保护法益存在。

(二)公共安全说该学说认为环境犯罪侵犯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该学说体现了强势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看到了环境犯罪与人身、财产法益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但笔者认为，该学说将环境犯罪归类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也是不妥当的。

197刑法典的进步方面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同时我国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于是打击环境犯罪，加强环境刑法保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原有的《刑法》。1997刑法典中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设制，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明确了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处罚，标志着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迈出了一大步。

笔者通过比较，总结出97刑法典以下几点显著的进步：

1.1体系更科学97刑法典设专章专节集中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作了系统而科学的规定。这一修订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这使得我国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体系更科学更完善。

1.2拓展了环境犯罪的外延97刑法典将环境犯罪分为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自然资源保护罪两类。对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这一变化扩大了环境犯罪的范围，更为全面和科学。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公务员之家（）

1.3改变对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加强了打击力度97刑法典提高了部分破坏环境和资源的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同时对原属行政制裁的违反环境资源保护法的行为做了修改，将其纳入刑法惩治范围。

由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办、北京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首届“和谐社会语境下的环境刑法学术研讨会”2009年4月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国内实务部门和科研院校的著名刑法学者、环境法学者、法官、检察官、政府官员以及韩国青州大学法学院的知名刑事法学者等一百余人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本次环境刑法学术研讨会共收到国内外学者撰写的论文六十余篇。研讨会共分四个单元，与会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环境刑法的科学定位”、“环境刑法的立法与政策”、“环境刑法的基础理论”、“具体环境犯罪研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因为研讨会发言人较多且思想丰富，这里仅将主要代表性观点综述如下：

关于环境刑法的科学定位

关于环境刑法的定位问题，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之雄从环境问题的五个特点出发，归纳出环境刑法的特质：规范刑法系统自身之外的高度依赖型。具体体现为高度的科技性、高度的政策依赖性、高度的行政从属性。

关于环境刑法学学科构建的根本性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付立忠提出构建环境刑法学将会发挥以下积极作用：滋养和促进新学科的孕育与形成；有利于提升科研开拓创新的几率；有利于有效地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环境刑法学具有以下三项学科功能：第一，直接引导人们生活健康发展的功能；第二，间接调和人与自然和谐有序演进的功能；第三，最终遏制人类社会迈向自毁之路的功能。

关于刑法在生态安全保护方面的拓展空间问题，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副教授颜九红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刑法在生态安全保护方面，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提出应当从司法解释入手，降低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犯罪的定量数额，同时从立法上降低环境犯罪的入罪门槛。

一、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解读

（一）环境保护法益的行政性。在《刑法》第2条诠释刑法的任务以及刑法第13条对犯罪的界定这两个条文中，对于客体的保护没有出现环境、生存、生态等相关字眼。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客体是一种间接保护，只有在其他法益被侵犯的前提下，环境犯罪才能被追究。环境犯罪后果的隐蔽性、对象的不特定性等导致现实中其往往没有专门的被害对象，刑法对此法益的保护只能在兜底条款（侵犯其他权利）中得以体现。结合环境犯罪的条文框架设置（环境犯罪放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章节中）来看，除针对特定人身、财产的环境有关犯罪之外，环境犯罪主要是作为一类维护行政管理秩序而设立的罪名。再者，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同下文《解释》）来看，环境犯罪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包括侵犯人的权利（例如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侵犯财产权利（例如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侵犯其他权利（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这些法律后果的标准均需通过不同的法律（除刑法以外的法律）、行政法规加以规定，这导致环境犯罪所要保护的法益具有混合性，而没有明确的定性。刑法对于环境犯罪保护的法益需要参照行政法规的规定。无论从刑法条文的表述还是对条文的解释上看，环境保护的法益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在环境犯罪数量和危害呈几何级数式膨胀的趋势下，法益所表现的行政性对于环境犯罪的打击显然存在一定的局限。（二）刑法条文设置的行政参照性。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主要分布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六节的“破坏环境保护罪”之中。《刑法》第338条至346条对于环境犯罪的规定无一例外地体现了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在从属方式上，它采取的是空白罪状的方式，空白罪状为“刑法分则性条文中基本罪状的一种，是立法者对行为要件应参照相关规范或制度予以确定的具体犯罪构成的类型化表述”［5］。笔者认为此规定方式值得商榷。（1）《刑法》第340条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第342条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的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大量毁坏，处……”等条文，一方面，对于环境犯罪的对象范围规定过于狭窄。现今环境污染猖獗，导致土地硬化、水土流失等问题层出不穷，不应该局限于特定区域、特定时期，而此两种犯罪情形在适用的过程中均需借助行政法规。另一方面“情节严重”、“大量毁坏”，不仅刑法条文本身，甚至就连2013年、2016年出台的《解释》均没有对它们进行解释，对于后果的认定仍然需要借助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2）《刑法》第338条对污染环境罪的规定表述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虽然该法条明确了污染环境罪的行为方式、对象等内容，同时，2016年的《解释》对污染环境罪的后果进行了补充，但是前置法对污染环境内容的细化导致该罪的行为类型被分解为更为细致的若干类型，《解释》并未确定分类标准原则，而是以混合式的方式确立严重污染的标准。（3）《刑法》第341条对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规定为“非法猎杀、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动物的，……”但是对于何种动物为珍贵动物、何种为濒危野生动物的划分，同样需要借助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三）环境犯罪与环境行政不法定性模糊。绝大多数环境犯罪就是环境行政违法的加重情形，即以“行政违法+加重要素”为构造的犯罪，这意味着定量才是区分环境犯罪和环境行政违法的根本标准［6］。这也说明环境犯罪的定性需要从行政法规中去寻找。从法理的角度讲，既然一个行为刑法没有把它认定为犯罪行为，那么刑法为什么有理由去处罚这个行为？环境犯罪属于犯罪行为，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而环境行政违法只是一般违法，其在性质上虽已构成违法且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却不具备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不具有刑事可罚性。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看，环境犯罪与环境行政违法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1）主观方面的要求不同。我国刑法理论认为，主观罪过是包括环境犯罪在内的各种犯罪成立的必备要件。根据刑法的规定，有些环境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如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等。在一些环境犯罪中，行为人的行为只有具备某种主观目的才构成犯罪，反之则只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对环境行政违法，法律只要求行为人的行为是受其主观意志支配的行为（即只需有主观上的过错）即可，并不像刑法那样要对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作严格的界定和区分。一般来说，主观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并不影响到环境行政违法的构成，如对于破坏性采矿的行为，只要行为人没有采取合理的开采程序开采即可认定为违法，不需要查明其主观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2）客观方面要求不同。对客观行为的要求也是区分环境犯罪与环境行政违法行为必不可少的标准。行为是否发生在特定时空或者是否使用了刑法禁止的特定方法，可以成为区分环境犯罪与环境行政违法行为的标准。例如，依《刑法》第340条的规定，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前提必须是在禁渔区、禁渔期或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如果行为不是发生在上述特定时空或没有使用刑法禁止的方式进行的，就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仅应按照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行政违法行为处理。有时候，环境犯罪与环境行政违法行为还以行为是否侵犯了某种特定对象作为区分标准，这主要是因为对象的自我保护能力、价值大小以及重要程度存在着不同，同样一个行为，实施于不同的对象时，其产生的侵害性可能是迥异的。例如，根据《刑法》第341条的规定，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客观行为的对象必须是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猎杀非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即使属于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由于不属于本罪的行为对象而只能是环境行政违法行为。主客观不同能将环境行政不法与环境犯罪加以区别，而环境行政不法和环境犯罪的模糊性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对于环境犯罪的预防和打击都是不利的。

二、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的问题

（一）环境法益的行政性不利于环境保护。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数千年前就提出：“许多人公有的东西总是被关心得最少，因为所有人对自己东西的关心都大于对其他人共同拥有的东西的关心。”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导致环境权益是一种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制度的次要客体（主要客体为社会管理秩序），这在无形之中也就降低了公众、媒体、机关等对于环境犯罪的关注度。把保护社会管理制度作为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打击目的可能会造成以下后果：1.环境法益的行政性不利于提高公众意识。环境权益作为一种公众的权利，涉及绝大多数人的权益。有学者称，除少数案件会使公共财产、私人人身财产权利被侵犯外，在大多数的环境犯罪案件中，环境犯罪的受害者并不总能意识到他们已经受害的事实。只有环境犯罪已经危及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等特定的权益时，公民才会主动报案。如此，环境权益在不涉及特定受害人群的情况下往往被公众所忽视。当公众意识到环境权涉及每个人自身的利益之时，环境犯罪才会逐渐引起公众关注。2.环境法益的行政性导致企业唯利益运营。企业的目的就是利润最大化，有一些企业在做预算时，就把环境罚款列入了预算。罚款对于违法企业来说根本构不成压力，甚至连耻辱都感觉不到。在违反环境法规法律的犯罪低成本（罚款与收入差异太大，罚款仅占收入的一小部分，这对于企业的其他方面不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和带来的高收益的诱惑下，公司或者个人往往会冒着违反法律的危险实施违法行为，而且行政法规对于公司主要负责人也没有设置相应的处罚。（二）行政从属存在诸多法律适用问题。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的规定所表现出的行政从属性导致在法律适用上产生一定的障碍。1.环境犯罪在刑法上的立法形式单一。我国《刑法》第338条至346条有关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的犯罪，基本上都采用交叉式的立法模式①。环境犯罪的定性要援引行政法规。环境犯罪行为的成立必须要求违反行政法规的规定，否则就难以对环境犯罪进行判定。但实践中的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单一的立法形式给实践带来了适用性上的问题。比如，一些达到了刑法所规定的环境犯罪危害程度的行为，由于行政法规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在目前就不能被刑法所追究。2.环境犯罪的行为类型设定简单。环境的危害具有累积效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而一旦危害显现出来，其后果就是巨大而不可逆转的。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行为类型基本设定为结果犯，特别是《刑法》第338条关于污染环境罪的规定和2016年《解释》②对于造成的何种危害产生何种后果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这表明环境被破坏必须在达到法定的危害人身或财物的后果时，刑法才能适用。（三）环境犯罪的定性模糊为司法实践带来困扰。环境犯罪的定性大部分要援引相关的行政规定，区别环境犯罪与行政不法也主要是通过定量完成的。在环保部门的依附性、行政单位的绩效影响等多方面因素的驱动下，环境犯罪行为危害程度往往被弱化，行为定性往往行政化。事实也证明③，环境犯罪被行政化处理不能有效地防止环境不法行为的发生。1.行政从属导致处断行政化。赋予环境犯罪行政从属性，将环境犯罪视为从属依附于环境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的观点在实践中容易造成环境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的强势地位。行政机关会盲目自信地认为依靠自身的行动能够处理好，这就易导致环境行政管理和执法主体自视过高、权力过大的风气。首先，环境犯罪的定性本身就来自行政法规，对于量的把控过于模糊，有些案件可能达到了刑法定罪的标准，但由于地方行政权力专断，行为人可能通过各种不法途径（如行贿）降低自己行为的量，而构成犯罪的行为就直接在行政阶段被消化，如此反复，环境犯罪行为将陷入恶性循环。另外，行政行为与地方绩效分不开。很多行政单位可能会为了自己的绩效评比，滋生更多的不正当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助长行政权排斥司法权的风气，并催生环境刑事手段被架空的危险。2.国际环境污染问题适用不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环境污染并不仅限于国内，环境犯罪也越来越国际化，跨国、跨境等环境犯罪甚至国际环境犯罪等问题层出不穷，此类犯罪的规模更大，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①。但对于国际环境犯罪的打击热情往往被一个事实所阻碍，那就是双重犯罪原则②。如我国《刑法》第339条关于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的对象仅限于单向进口行为，不包括出口行为。当我国对于环境犯罪的立法不能与国际规定接轨时，我国对于国际司法协助和参与国际环境治理的正当性就会产生严重的阻碍。

三、优化环境刑法的构建设想

本节对于环境刑法的构建试从环境权引入、刑法的设置优化以及环境犯罪的明确定性三个角度进行阐述。（一）环境权理念。③的引入把环境权规定为国家和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各国宪法、环境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一种发展趋势［7］。现今我国环境权的研究陷入一个瓶颈阶段［8］，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权并不重要，相反，越是不能暴露问题，就说明环境权在我国的问题越大，因为我们不可以否认环境犯罪现象的多发化与复杂化。为了提高公众的环境权意识、提高社会各界对于环境犯罪的重视，其手段不应局限于绿色宣传、政府号召。在法治进程中，环境权更需渗透于条文的设定上。1.环境权应贯彻于刑法总则的表述中。《宪法》第9条第2款对于环境权有明确的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环境。”但是，刑法作为环境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却没有类似的表述，或者说在刑法的条文中难以让司法人员、社会公众等感受到刑法对于环境的保护。环境权作为一种广义上的权利［7］，在刑法第2条关于刑法的任务表述部分以及第13条犯罪定义部分都应该有所涉及。如此一来，也能引起对于环境权的重视，弥补环境权益保护的不足。2.刑法在分则的设定上应对环境权充分提起重视。刑法分则中环境犯罪的位置处于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在环境犯罪多发的阶段如此设定已经呈现出很多弊端。环境保护的条文需要整合，在关于环境保护的类型达到一定的体量的时候，在刑法有必要对于环境保护进行补充规定的趋势下，应将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六节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从第六章中分离出来单独形成一章［9］。根据法益保护的重要程度，其应位于现行第六章之前。但这并不意味着刑法中所有有关环境的犯罪都应纳入此章。如故意毁损名胜古迹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等，这些罪名确实涉及环境部分，但它们主要与历史文化、与社会意识沉淀相关，其主权益是否为环境权，还需理性对待。（二）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的设置优化。环境犯罪的立法模式决定着条文在司法实践中实施的效果，分散式的规定在环境犯罪率高、类型新的情形下对于预防环境犯罪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加之低效能的惩罚措施，分散式的规定会进一步导致对环境犯罪的打击不力。刑法对于这两方面应有所反思。1.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应采取刑法典的模式。当今世界各国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刑法典模式，即在刑法典中设立环境犯罪的专门章节，如德国刑法典分则第29章的危害环境罪，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分则第26章的生态犯罪。二是单行刑法模式，即在刑法典之外制定专门的单行环境刑法来规定环境犯罪，如日本的《公害罪法》。三是附属刑法模式，即通过行政法中的附属刑法条款来惩治环境犯罪，如英国、美国等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10］。我国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的规制主要是一种分散式的规定方式。由于对于环境犯罪规制未成体系，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环境犯罪的定性不得不依赖行政法规的规定。2016年出台的《解释》确实是刑法完善的一个合理的途径，但是刑法的问题并不在解释的不完善或者漏洞，而是刑法关于环境犯罪条文本身已经不适应现今环境犯罪多样化以及严重化的发展。所以，立法和司法机关在对环境法律进行考虑的时候，需重新考虑环境法律的本源逻辑问题，而非单纯考虑填补漏洞。我国宜采取刑法典的模式，在保证刑法体系完整性的同时，对于破坏环境保护罪的补充做进一步的考虑。2.刑罚的构建应多样化，增加主刑的适用。对于环境犯罪的处罚需要有实效性的打击。贝卡利亚认为所有的犯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他在选取犯罪行为时会权衡犯罪成本与犯罪收益。这一点在环境犯罪中尤其明显，当冒着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定的风险成本所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不法分子就会采取不法行为。但是，主刑的适用是不能用经济来衡量的，在当前社会观念下，主刑所造成的这个污点会伴随一个人的一生，使其在生活、工作的诸方面都会遇到麻烦。所以，对于环境犯罪的处罚需要增加主刑的适用率，让刑法对于环境犯罪有更具实效性的打击。同时，强调适用主刑并不是为了加大刑罚的力度，而是为了避免以罚代刑的处理结果。1998年欧洲理事会通过的《保护环境的刑法公约》规定了没收财产、罚款、恢复环境原状等处罚措施。对于环境犯罪的刑罚应更多样，以适应不同情形。（三）刑法对环境犯罪应明确定性。环境权是一项基本权利，侵犯环境权的行为构成犯罪只能由刑法进行规定。违反行政法规或其他法律的行为只能是一般违法行为。如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阐述，环境犯罪行为与行政不法行为有着定性方面的差异，环境犯罪的定性应当由刑法进行，否则，环境犯罪行为就与行政不法行为混同，这对于环境犯罪的打击是不利的。1.环境犯罪的定性应由刑法严格控制。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是具有实质内容的，各个要件从不同角度分别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这些要件的总和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11］。很多行政法规对于破坏环境的表述和刑法的表述是一致的，由此看来行政违法行为也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但其总和不能反映这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司法机关在区分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时，切不可仅从形式上理解法律的规定，尤其是当其他法律对一般违法行为的表述与刑法对犯罪行为的表述相似甚至相同时，更应把握它们各自不同的实质内容。2.环境犯罪定性应与国际接轨。国际刑法学协会的第十五届代表大会对于危害环境罪的预防原则、犯罪构成、司法管辖等问题有着明确的规定，决议指出最低限度要件有两个：一个是主观上要具有故意或者过失，另一个是应具有违反已规定的环境标准，以致对环境造成实际的或者紧迫的危险，即包括实害犯和危险犯［12］。此决议被世界各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同时，《保护环境的刑法公约》规定了环境犯罪的构成和处罚的最低标准，强调对法人及相关负责人的处罚等，这对于打破国与国的认定障碍能起到一定效果。国际对于环境的保护已经注意到以罚代刑的行政性，以及一国立法的片面性。在此大趋势下，我国有关环境刑法立法应从单一考虑本国需求转向国际化，采用国际化的标准。

一、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现状

自我国建国以来，共颁布了两部刑法，分别是1979年和1997年修订并实施的，相对于1979年刑法典，我国在1997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就对危害环境的犯罪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即在分则第六章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六节中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条文中关于环境犯罪的行为分为了两类：第一类是污染环境的行为，第二类是破坏环境主要是自然资源的行为，这些规定在加强惩治环境犯罪的可操作性和系统性，拓展危害环境犯罪的范围，增加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明确环境犯罪的刑事处罚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标志着我国环境刑事立法正逐步走向完善。但是，从刑法修订到目前，在实践中频频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正不断地暴露着我国环境保护措施的诸多缺陷，许多惨痛的教训也警示着我们要不断地发现问题、改进问题，以期更有效地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二、环境刑事立法规定上的缺陷

（一）环境犯罪立法体系的缺陷

我国现行《刑法》是在1979年旧刑法典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它抛弃了原有的“立法推理”模式，模仿俄、德等国在刑法中设立专章专节的模式，将环境犯罪从以前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提出来，将其改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并作为专节来规定。这样编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是我国刑法保持稳定性，但却也存在着许多难以适应现实刑事制裁需要方面的不足：

1.不能凸显环境犯罪的重要地位。修改后的刑法将环境犯罪以节的形式编排并还将一些罪名夹杂在其他章节中，使环境犯罪显得杂乱无章，缺乏统一性和严谨性，不利于预防犯罪、惩治犯罪。

本文作者：张光君工作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一、环境刑法的合法性危机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5人类环境宣言6中明确宣称: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以环境刑法惩处严重危害环境行为的进步观点,也在这次大会上得以提出。从此,各国纷纷运用科技、经济、行政、法律等多种措施应对环境危机,世界范围内的环保运动拉开了序幕。但是,如火如荼的环保运动仍然不能阻止我们时代的环境问题整体上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而25年联合国发表的全球有史以来有关生态环境问题最全面和最深入的调查报告5千年生态环境评估报告6则再次揭示了这一趋势的严重性。环境问题实际上是以危机的面目出现在我们时代的,既是人类环境的危机,也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发展的危机。环境危机已然成为我们时代所不得不面临的空前严峻而又异常紧迫的问题,而要解决环境危机也必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环境危机的严峻形势迫使人们不得不进行全面的反思。当环境日益成为一个根本性问题之时,人们马上面临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就是:人类前工业文明时期特别是工业文明时期形成的经济学和法学知识体系都必然面临环境的重新审视。因为环境已然构成了经济建设和法治建设的当然背景,而且是一个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忽略的背景,而所有这些问题都以此背景为当然前提,而在环境根本不成为问题的时代,人类知识是缺少环境这一问题意识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以前的经济学和法学知识体系是在对环境的无知无识或者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建构起来的,多少都有几分不合时宜。例如,在经济学方面,很长时间以来,主流经济学从其本质而言乃是忽视自然环境的。2世纪6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国际生态经济学的创始人鲍尔丁所著的5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6在反思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指出,传统经济学忽略了人类经济活动所赖以进行的基础生态环境,结果将人类的经济活动引向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正是在这种批判性思维的指引下,鲍尔丁首次提出了生态经济的概念。他提出的宇宙飞船经济理论也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受其影响,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科学家便将过去时代的经济称之为牧童经济,意指人类对地球资源的开发无所顾忌,就像牧童在广阔的草原上放牧一样,对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无知无识,而现在人类开始意识到经济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时,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又如,在法理学方面,风靡中国的西方法理学思想就是一个忽视环境问题的典型。我国学者汪劲曾经指出:虽然学界一般都认为,有关西方法律的思想学说主要起源于亚理土多德的正义论,它通过几千年的发展和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法学理论,并指导着部门立法。但是,现在看来,在对当代西方法理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亚理土多德的伦理道德观中存在着严重的忽视自然的缺陷,其正义观是建立在人本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是造成今天部门法在对待环境问题所表现出局限性的法理学思想的根源[1]。由于环境这一背景从来没有像我们时代这样切实而紧迫地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可以预言的是,所有这些问题都必然随着背景的变换而变换外在的存在状态,甚至变换内在的属性、发展的方向,甚至可以说,人类以往关于经济与法律的经验和智慧都需要重新寻找合法性根据。追根溯源,环境是人类文明的支撑,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前工业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是在对环境这一背景存在错误认识的情况下,高举人类中心主义的大旗,通过对环境的掠夺性开发和破坏性利用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当环境问题以环境危机的方式进入当代人类的知识视野后,必然会相应地引发经济学和法学知识体系的合法性危机。长期以来,经济法学通常被视为是经济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而环境法学又往往被视为是经济法学的分支学科。传统环境法学包括其中的环境刑法学的知识体系其实是在一种错误的观念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因为其所凭借的传统经济学和法学知识都是缺少合法性的。申言之,环境刑法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环境法作为人类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是随着环境问题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和人类对环境问题认识的逐步提高而不断发展的,其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化解环境危机。为此,它把国家环境管理的行政活动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并积极推进经济活动的理性化,试图以此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而刑法作为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当然要对纳入环境法的社会关系进行第二层次的调整,即将其中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犯罪化,并不得已地动用对国家而言成本极其高昂、对行为人而言代价极其沉重的环境刑罚。这种不得已性说明,环境刑法的介入是人类应对环境危机的无奈选择,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之中的机械范式和线性思维作用于环境刑法的有力例证。环境法律即使不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也是人类环境利益的体系化表达。但是,人类环境利益的整体性呼唤不出世界国家,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一旦在环境法律中生根发芽,其所开之花,所结之果都只能是局部利益的体制性分配。与其说是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如说是具体的个体中心主义、群体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抑或国家中心主义,而又只有发达国家和超级富人才可能在自己取得先发优势之后一边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污染和资本一边呼吁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可以更进一步说它实际上是富人中心主义、强群中心主义、强族中心主义、富国中心主义。于是,受这种格局制约的环境法律、包括同时期的环境刑法不仅而且主要不是为保护环境,却是而且主要是为人们安全、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征服自然提供的制度保障。作为人类进行环境管治的最严厉措施和应对环境危机的最后手段,环境刑法在没有决裂人类中心主义的情况下被仓促使用,与其说是暴露了人类应对环境危机黔驴技穷的尴尬,毋宁说是暴露了人类认识到环境问题严重性后病急乱投医的窘迫[2]。而在司法实践中环境刑法之所以难以摆脱防不胜防、罚不胜罚的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知识体系不管在表面上有多少环境权、环境法益、环境管理制度之类的华丽辞藻,但究其实质而言始终是轻视甚至忽略环境的内在价值的,它终究不过是一种建构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和价值论基础之上的、缺少合法性背景的知识体系。由于行政从属性的存在,使得环境犯罪成为典型的法定犯罪,环境刑法也成为典型的行政刑法。但这却人为地割裂了环境犯罪与环境伦理的密切关系,使得二者成了互不搭界的两个领域,进一步促使人们将生态环境的先天性和独立性抛在脑后、将环境本身的利益和价值排除在外,结果就出现了我们时代颇具讽刺意味的图景:一边是环境伦理学不厌其烦地坐而论道,另一边却是污染企业英雄般地实施危害环境的行为。这本质上是纵容行政管理机关与污染者合谋对环境实施侵害与破坏,因而是一种道德上的误导,极端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观念普及和行动展开。随着环境危机的加剧和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不仅人与人的关系,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应当被纳入道德关怀的范围,人类的道德关怀应当拓展到整个自然界,这绝不是一种恩赐怜悯的道德,而主要是人类的一种道德义务。至少,已经得到较多人认可的浅生态学也主张,人类对有感觉能力的生命的尊重,不使他们产生不必要与不合理的痛苦,就成了生态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原则。[3]而深生态学并不以感受苦乐的能力为限来划定道德主体的范围,道德的适用范围包括整个生态系统。在一个所有存在物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共同体中,环境伦理学是约束那个最强有力的成员(即人类)的一种机制。[4]实际上,在环境大生态系统之中,既然各个事物都具有自己的适合生态位,那么就应当承认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具有价值,因而都具有存在和适度发展的权利。而且,就人类道德权利的拓展轨迹来看,最初是君权神授,而后是天赋人权,那么天赋自然权也是符合逻辑的。由此,对于严重违背不害环境这一底线伦理的危害环境行为予以道德谴责和刑法规制就不会底气不足,而会理所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固守环境犯罪是法定犯罪本身不具有反社会性的深层次目的是为社会开脱责任,也是为了求得我们自己心灵的虚假解脱,以为把它们圈定在法定犯罪之内,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打击我们认为的某些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了而我们多数人却仍然在实施危害环境的行为,只不过由于环境行政法的阻隔与过滤,我们就刑事豁免了,就可以合法排污了,社会就可以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了。这表面上看是五十步笑百步的闹剧,实际上是一种双重道德标准,将其应用于环境刑法就是非常不公正的[5],也就必然使环境刑法进一步陷入合法性危机之中。从环境大生态观出发,危害环境的行为本身就应当被视为是不道德的,是一种自体恶的行为。随着人们环境观念的提升,环境犯罪本身的性质也必然要向它的本质回归,这种回归的过程也是一个为环境刑法寻求合法性根基的过程。我国学者陈兴良已经指出: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是相对的,互相之间是可以转化的。在社会伦理道德演变过程中,环境犯罪等法定犯越来越具有自然犯的色彩,这就是法定犯的所谓自然犯罪化。[6]而固守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法律观,固守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弱化危害环境行为在道德上的可谴责性显然会人为地阻挡环境犯罪罪质的转化和环境犯罪观的革新,亦无法破解环境刑法的合法性危机。

二、环境刑法犯罪观的革新

在犯罪概念的多元论看来,神学意义的犯罪概念代表着人类对犯罪概念的早期认识[7]。由于这往往被视为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的反科学的认识,所以也就难免被视为是最低级的认识。现在生产力水平已经大幅度提高,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人可以自己跟自己生孩子的水平,足以毁灭地球毁灭人类自身的核武器也早已被人类制造出来,那么我们的犯罪观是否也发展到了更高程度?在前工业文明时期,人们认为只有恶劣的环境对人犯罪的可能,岂有人对环境犯罪之理?现代人在享用工业文明的美餐之时,居然还会谈论有同类对环境犯了罪而且居然在人权保障的世界潮流面前将这类新型犯罪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看来这无论如何也算是犯罪观的一大进步。可是,我们真的进步了吗?古罗马有一句著名的法谚,叫做社会不可能犯罪(impossibilisestquodsocietasdelinquat),这一直是刑法学的金科玉律,也一直被犯罪学奉为至理名言。它的言外之意至少有两点:第一是只有坏蛋、倒霉蛋才可能犯罪。社会是一个抽象的集合体,社会永远都具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和正确性,它怎么可能犯罪呢?由此引申,就树立了犯罪学和刑法学的一个基本观念:犯罪是反社会的行为,而社会是不会自己反自己的。第二是法不责众。社会是人与人的联合体,如果大家都从事某种行为,鼓励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予以道德谴责甚至予以刑事制裁呢?但是,社会不可能犯罪是一个武断的结论,在逻辑上并不成立。按照犯罪学的经典定义,犯罪乃是严重危害社会的应受制裁的行为,[8]所以,个人严重危害社会就是犯罪,个人严重危害自己可能就不是犯罪,但社会严重危害自己也不可能是犯罪吗?即使局限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来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社会毕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集合体,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对于当下社会而言,就不仅仅是一个自杀自害的问题,更是一个谋杀谋害(下代人生存与发展条件)的问题,难道这也不应受制裁吗?事实上,人类自身的创造性生产活动所伴随的巨大破坏、污染环境的行为,使得刑法失去应有的威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一基石原理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9]按照环境大生态观看来,严重危害环境这类行为谋害的是生态环境,应当属于严重危害环境大生态、具有严重环境危害性的行为,这类行为也不应受制裁吗?但是人们却不假思索地认为:社会是一个抽象的集合体,社会不可能犯罪,不可能自己制裁自己。这就把应不应的问题与能不能的问题混为一谈。从逻辑上看,社会能不能犯罪的问题绝不能等同于能不能对社会进行处罚的问题。从本质上看,社会不过是一个集合体,它可能有两个人,可能有两百个人,也可能有两亿人甚至更多,而问题的要害恰恰在于:就只因为我们是多数人或者全体人,我们的一切行为就都正当了吗?这个世界最需要反思的就是法不责众,与其说它是法律的无奈与无聊,不如说它是人类的无赖与无能。法人犯罪抑或单位犯罪的概念最先不是被口诛笔伐吗?而现在有谁还会喋喋不休、骂个不停呢?社会不过是放大的单位,即是由人类社会和非人类社会共同组成的生存单位,人类社会的抽象性也是以具象性为基础的,它也可能犯罪,它的刑事责任照样可以像单位犯罪一样通过某些特殊的方式现实化。环境犯罪本质上是唯发展主义的原罪,它是人类生存竞争和发展竞争的产物,是由发展本身的必要性、阶段性和必然相伴随的破坏性所引发的环境大生态系统的紊乱所无法避免的,因而除了局部性、个别性之外,还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普遍性的特征,人类社会也因此而可能成为环境犯罪的适格主体。按照环境大生态观的理论进路,其实可以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视为严重危害社会生态系统的行为,可以与严重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行为一起,整合进入严重危害环境大生态系统的行为,从而建立起环境大生态理论视野下的犯罪观,即大生态学的犯罪观。而在环境问题上,凡是严重危害环境大生态系统,牺牲环境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一切行为,都是环境犯罪,而不管这些行为是打着怎样的旗号,以怎样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实施的。按照原罪的观念,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在大自然面前,我们也都是罪人。前者是神学的犯罪观念,后者是生态学的犯罪观念。对于前者,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说这种人皆有罪的观念是人类茹毛饮血时期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的产物而付诸一笑。对于后者,我们还笑得出来吗?它倒恰恰是人类无休无止的贪欲和科学技术水平高涨的产物工业革命带给我们狂飙猛进的科学技术进步,使我们更加有能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影响、破坏地球生态系统;而工业文明刺激起来的无限膨胀的人欲,则是推动这种破坏的直接动力之一。联合国的5千年生态环境评估报告6报告再清楚不过地指出:在过去五十年里,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快速和广泛;而且以目前世界科技应用于生产的水平预测,未来5年内,科技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将进一步加剧;报告还指出,如果所有的地球居民都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生活消费水平,地球的生态环境是不可能持续承载的[1]。人类对生态环境实际上是在寅吃卯粮,透支子孙后代的财富。人类自限于危机之中!在发展欲望的驱使下,环境利益只能够被象征性地予以考虑,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毁灭性的方式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系统必然导致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系统失衡,从而必然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即使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作为周围事物的生态环境若不复存在,所谓的人类中心又从何谈起?这恰恰暴露了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和以之为基础的发展观和法律观的荒谬。当今时代人类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无一不与科学技术的滥用、人类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欲有关,因此,从大生态学的环境犯罪观出发,凡是导致这些危机的行为无一不应被视为是环境犯罪,而对这些行为予以纵容则无一不是更大的犯罪。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有罪的,犹如在上帝面前人类是罪恶的一样。人类殚精竭虑的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当然不愿意回到人皆有罪的起点。但是,人类社会难道不应当对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承担一定的责任?笔者真诚地希望,人类至少应该具有一种责任意识和罪孽感,以某些特殊的方式承担起应负的责任,让自己无愧于环境大生态之中最具责任能力和主观能动性的一员的使命。

三、环境刑法的使命与立场

本文作者：林芳惠苏祖鹏工作单位：漳州师范学院经济学系

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顺应世界潮流，在环境保护中逐步扩大刑事法律手段的运用，其对遏制环境犯罪、促进环保事业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97《刑法》对环境犯罪规定的发展，更是直接体现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要求，对打击环境犯罪、保护环境和资源、保障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是我国环境刑事立法日臻完善的表现。但是，从目前国内外环境状况和环境犯罪理论来看，我国环境犯罪刑法控制理论在犯罪客体、客观要件、因果关系认定以及归责原则等方面尚存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环境犯罪刑法控制面临的理论困境

（一）困境一：犯罪客体有待商榷

根据我国传统刑法理论，犯罪客体是指为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危害的社会关系。我国通说认为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保护制度说。但是，不难发现，此种理论不足之处在于规定范围过窄，忽略或者遗漏了人身权、财产权和环境权等内容，尤与国内外倡导的“环境权”观点不相协调，有悖于刑法介入环境保护是为了配合环境法惩处危害环境的行为，进而达到保护环境之目的。况且，从广义层面上的环境犯罪看,仅凭我国刑法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规定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之中,就由此认为其立法意旨就表明环境犯罪主体侵害的客体是环境管理制度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颇。[1]

（二）困境二：客观要件要求过严

197刑法典的进步方面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同时我国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于是打击环境犯罪，加强环境刑法保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原有的《刑法》。1997刑法典中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设制，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明确了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处罚，标志着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迈出了一大步。

笔者通过比较，总结出97刑法典以下几点显著的进步：

1.1体系更科学97刑法典设专章专节集中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作了系统而科学的规定。这一修订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这使得我国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体系更科学更完善。

1.2拓展了环境犯罪的外延97刑法典将环境犯罪分为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自然资源保护罪两类。对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这一变化扩大了环境犯罪的范围，更为全面和科学。

1.3改变对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加强了打击力度97刑法典提高了部分破坏环境和资源的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同时对原属行政制裁的违反环境资源保护法的行为做了修改，将其纳入刑法惩治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