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司法范文10篇

本文作者：甘细龙周献军夏旺春工作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咸宁市中心支行

司法环境是影响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调查显示,部分县域地区仍然存在司法不公和司法干预的现象,严重阻碍了当地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亚待引起高度关注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

一、司法现状:司法不公与司法干预同时并存

1.金融案件的执行效率低下。金融胜诉案件执行难是金融生态环境难以改善的重要因素。2001一2005年,某县金融机构已审结胜诉案件713件,金额4984万元,其中执行38件,执行金额527万元,执结率分别只有5.4%和10.5%。2005年,某县仅有建设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两家金融机构起诉案件,起诉案件58件,审结47件,仅执行14件,金额57万元,执行案件件数和金额分别为2001年的16.7%和40.9%。2.司法干预影响了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2005年,某县法院对该县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开展检查6次,累计罚款28万元。被处罚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金融机构与司法部门在核销、剥离不良贷款时存在认识上的偏差造成的。司法部门对金融机构频繁的检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3.司法费用开支较大,对金融机构的利益造成影响。司法部门在审判或执行金融案件时,不仅要收取高额的诉讼费用,而且每年还要花费一些名目不清的费用,以增强司法干警审判或执行的积极性,对金融机构的利益造成影响。4.时金融机构的债权维护不够。在执行标的上重收回资金轻财产保全。一些县级法院总是以企业只有财产物品为借口,不愿对企业实行强制执行,且案件执行时间长、程序复杂,造成担保物价值降低,影响金融机构的债权回收。

二、原因解读:法律缺陷与信用缺失的交互作用

1.法律缺陷。一是银行贷款业务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除《贷款通则》外,没有颁布出台规范贷款管理的专门法律,信贷维权缺乏特别的法律保障,如《担保法》中,没有明确行政管理部门的财产不得抵押的条款,若该部门财产涉及抵押时,往往影响金融机构贷款抵押权的实现。二是金融债权维护的法律规范不具体。如《公司法》中,没有对企业改制、重组、退出市场等行为设定具体涉及金融债权的法律约束条款,造成对企业逃废或悬空银行贷款的行为无法进行有效的制裁。三是对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不够。如《刑法》中,对诈骗银行贷款的故意行为,“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对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银行贷款巨额损失的过错行为,没有涉及,造成了大额国家资财的损失和浪费。

本文作者：武东坡陈渊工作单位：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检察院

一是环境侵权立案少。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原告都必须与侵权行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并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但由于环境侵权情况的特殊性，其损害结果往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才会显现出来，还可能一个损害结果涉及多个污染源。因此，有不少环境侵权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复合型的环境侵权则使受害者难以准确找到侵害方。这便是为什么环境污染事件不少，却鲜有能成案进入司法程序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案件事实认定难。环境侵权诉讼虽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原告只需对存在污染事实和损害结果进行举证，但由于其损害所具有的长期性、隐蔽性和致害原因多重性等性质，加上原告一般都是缺乏环保专业知识、技术的自然人，要求其提供准确的财产性和非财产性损害情况实在有点勉为其难，提供出来的证据也往往难以得到法院的采信。加上有的污染物具有挥发特性，在污染发生到案件进入审理阶段之间可能就已灭失，鉴定机构自然无法就其因果关系作出符合事实的判断。

三是适用法律存在困惑。如，在环保案件原告资格、污染侵权构成要件、损害赔偿范围及民事责任形式等问题上，民事法律与环保法律的规定不尽一致。民法通则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是侵权构成要件，司法实践中许多污染被告人因此以不违反环保某项具体排放标准为由要求免责。

环保法则规定，只要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就有责任消除危害、赔偿损失。法律之间存在冲突。四是法律规定滞后于环保需求。环境被污染、资源遭破坏，惩罚犯罪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更重要的是使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得到修复。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没有针对涉生态环境犯罪的破坏性特点，设定恢复性刑罚种类。这一立法上的滞后，一方面使很多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没有得到及时治理和恢复，另一方面，还让保护生态环境急切、步子迈得快了些的地方，出现了超越法律规定范围的情况。如某基层法院在检察机关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下，对一些盗伐、滥伐林木等罪行较轻的案件，在判处罪犯刑罚时直接责令其补种树木，缺乏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家和省有关机构必须加强生态环境恢复、生态补偿等领域的立法研究，尽快启动环保相关法律的制定或修订，从立法层面上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依据。最关键的有二：文/武东坡陈渊一是要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社会成员，包括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的特别规定，在发现所处的环境已经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时，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避免生态资源受到破坏，针对有关民事主体的侵权行为或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

本文作者：夏江工作单位：中国人民银行荆州市中心支行

自去年以来，由民间借贷纠纷引发的企业关闭停产事件共300多起。金融纠纷案件高发不仅导致当地部分中小企业发展受阻甚至倒闭，还直接影响了当地金融秩序的稳定。当前民间借贷纠纷案频发也暴露出我国相关领域司法制度建设仍存在亟待完善的问题。据悉，温州等地正在筹建“金融法庭”，负责审理涉及信用证、票据、证券、期货、保险、典当、信托以及包括民间借贷在内的各类借款合同纠纷。笔者认为此措施对加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改善金融法制环境，推进金融司法环境改善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金融司法环境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从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民间借贷金融纠纷案件中存在以下几个特点：1.金融纠纷案件当事人以自然人为主，但企业或业主及家庭涉足民间借贷进而引发纠纷状况的现象十分突出。在个别地区，融资中介机构从业人员深度介入民间借贷。以温州为例，温州企业以低、小、散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融资模式多为债务融资，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现象并未得到缓解，企业起步之初几乎都离不开民间借贷，企业———个人———金融机构形成一个完整的利益链条。2.金融纠纷案件都涉及金融机构，且较为集中。金融机构在民间借贷环节中往往扮演着最后债权人的角色。信贷资金流入民间借贷，进一步恶化了当前脆弱的民间借贷利益链条所面临的风险。由于利益链条断裂，金融机构、企业、个人、中介机构之间更加互相不信任，金融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急需司法介入。另外，今年以来，金融机构业务不断创新，推出理财、保险等产品，但是由于手续、程序不完善，欠缺制式合规合同，未履行免责条款及明确说明义务等原因，金融机构与很多客户之间存在金融纠纷。3.近年受理金融纠纷案件数量有暴增趋势，标的额逐年上升。一些地方出现了逃避债务的行为，民间借贷演变为非法集资，容易造成社会动荡；另外，证劵市场信息泄露严重，存在披露信息不真实的现象。新型的金融犯罪标的大，危害大。

（二）目前金融司法环境存在的困境1.市场主体法律观念淡薄。一是存在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部分债务人企业已停产，营业执照已被吊销，无力偿还债务；部分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者找不到可执行财产；有些债务人恶意规避法律，通过脱壳经营、转移优良资产重新注册公司等形式恶意逃债。二是债权人法律意识淡薄。如贷款没有担保或者保证人没有履行能力；担保物存在瑕疵难以变现，或者债权人对担保财产处置不力而丧失部分优先受偿权；对企业经营缺少监控，案件起诉后债务人已经无履行能力或者金融债权与企业职工生存利益严重冲突；财产保全线索提供不及时，造成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者财产被另案查封而不能执行。2.市场交易中必要的预防性工作流于形式，金融纠纷的风险自始存在。如金融机构对外放贷之前，大多未按法定程序严格审查与评估，对资金投向的可行性报告也敷衍了事，信贷资金一开始就面临较大的风险性。“私贷公用”的现象也大量存在，致使许多贷款难以收回。有些信贷人员在发放贷款时，对保证人是否具有实际代偿能力和担保能力不加以严格审查，债务人互相担保，借款人和担保人重复担保的情况严重存在。3.金融纠纷案件胜诉率较高，但执行困难。有的在经营过程中，企业经营不善造成了无还款能力，致使许多案件到了执行阶段之后面临着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尴尬局面，有的即使有抵押的，也有一部分存在着抵押财产无法变现的问题。如许多金融贷款案件的被执行人为企业，常常是以厂房、设备作抵押，处理不当就会造成企业职工下岗，致使案件迟迟无法执结。4.金融纠纷案交易环节多，案情复杂，且涉及银行专业业务，往往审理困难。金融纠纷案件有两个特点，一是金额巨大，证券市场上涉及金额动辄数以百万计、几千万，甚至数以亿计的案例比比皆是。二是案情复杂。特别是涉嫌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的案件，证据的确定比较难，即使在发达国家，审判类似案件时也面临困难。证券案件立、审难，既有审理人员缺乏金融、证券等方面知识的原因，同时也有诉讼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地方政府不当干预等这些原因。

二、优化金融司法环境的措施

摘要: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重要的多元复合转型战略机遇期，生态环境为经济发展让路的旧观念早已不符合现代人的发展需求，但是曾经一味追求经济发展而破坏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人类的永续生存和发展，不完善的环境司法救济机制也使得正在受侵害的环境法益无法得到及时的司法救济，作为推行法治化建设的法治国家，我们必须对环境问题作出司法回应，环境司法专门化似乎成为这一司法回应的主旋律。

关键词:环境司法;司法专门化;祁连山

林区法院健康的生态环境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和永续发展的基础，即使是我们一味追求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做依托的，所以为脆弱的正在遭受侵害的生态环境权益提供健全有效的司法救济机制，为环境资源提供法治保护对于法治社会的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都显得尤为重要，是我们必须进行的司法实践探究。但是环境侵权案件因其本身的特殊性，例如权益侵害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专业性强等特点给现存的司法审判机关带来司法审判困境。环保法庭对于环境侵权案件的审判能够带来短期的司法效益，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但从长远来看，因其本身层级低、区域性明显、管辖权有限等局限导致我国大范围的生态环境问题依旧无法得到彻底的解决，2017年甘肃省祁连山地区发生的系列环境资源类破坏犯罪案件表明环境司法专门不能仅满足于区域性环保法庭的设立，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进路需要进一步的探究和完善。

一、司法专门化和环境司法专门化

1994年苏力教授在《法律活动专门化的法律社会学思考》一文中就讲道:“司法专门化与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紧密相连，是社会分工和演化的必然结果。”①传统意义上的司法是指司法审判机关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不受外界干扰的独立审理案件的司法审判活动的总称，而司法专门化则是指司法活动为了应对多元复杂的社会纠纷而出现的一种专门化趋势，使不同类型的社会纠纷得到高效、专业的司法审判。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专门化是什么呢?2006年夏锦文教授在《法律职业化:一种怎样的法律职业形式———以司法现代化为视角的考察》一文中指出:“司法专门化有三点不可或缺，即专业的机构、人员及运作方式。专业的人员就是专职法官，专业的机构就是法院或法庭，同时司法运作时要保证司法独立性。”②在谈环境司法专门化之前，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是我国的环境司法因为地方保护、司法技能不足等种种原因在频发的环境侵权案件中一直处于失位状态。作为环境法治体系核心部分的环境司法，一直未能有效发挥保护环境、救济私权、追究责任和定纷止争的作用，司法“缺位”和“怯场”问题突出③。因此为了解决这种困境，进行司法专门化建设尤为需要。关于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定义，2011年6月10日举办的首届“环境司法论坛”上指出:环境司法专门化是指在国家设置专门的审判机关或审判机构、组织对环境案件进行专项审理。针对环境案件本身所具有的不同于普通民事侵权案件的特性，探索针对环境案件专门化的审判方式是实现环境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

二、祁连山林区法院对于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实践探索

本文作者：马贵翔工作单位：杭州商学院

伴随着三大诉讼法的不同程度的修改,我国的司法程序改革已经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但与此密切相关的司法组织制度、司法独立、司法投入以及社会法治意识的培养等司法环境问题的改革虽已取得一定进步但相对滞后。本文在尽可能准确界定司法公正、司法程序的自治性以及司法环境的概念的基础上,探索我国司法环境制度构建的战略与措施。

一、司法程序的自治性及其环境介入

从概念上讲,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概念。实体公正也叫实质真实或实体真实,是指法官在解决社会纠纷时要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法官审理的典型意义首先是对证据进行分析、评判以推导事实是否清楚,然后在事实确信清楚的基础上进行法律分析。法律分析具体说来包括先依据法律规定评判事实的性质,也就是给行为定性,以明确事实是何种性质的侵权,然后对事实的严重程度进行界定,这是一种量的估价;最后依法确定纠纷双方(当然实践中多表现为确定被告的责任)的责任分担的界限。可见审理是一种理性的逻辑推导过程,也是审理者形成内心确信的过程,在实际意义上对案件的解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判决只不过是对审理者对在审理过程中形成的内心确信的一种最终表达。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可能作出不正确的判决,而且,从哲学意义上讲,绝对的正确是不可能的,因而,法官作出正确判决或者说实现实体公正无疑是一种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社会或当事人的期望应当是尽最大可能达成实体公正。那么,尽最大可能达成实体公正的最佳方法是什么?所谓程序公正就是在此种意义上形成其概念的。程序公正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讲是指法官接受和审理案件的方法是公正的。法官审理案件发生错误从法官本身来讲缘于两种情形,一是判断上的失误;二是有意犯错,即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显然,如何防止这两种情形是程序公正的主要功能所在。一旦公正的程序确立起来即意味着,案件的处理只要坚持程序就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自然实现实体公正,用不着刻意追求实体公正。可见,程序公正相对于实体公正是手段,相对于当事人、法官和社会则又是目的。也可以说实体公正是最终目的,程序公正是直接目的。程序公正的这种定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¹罗尔斯认为,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含义是/即便法律被仔细地遵循,过程被公正、恰当地引导,还是有可能达到错误的结果。一个无罪的人可能被判有罪,一个有罪的人却可能逍遥法外。在这类案件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误判:不正义并非来自人的过错,而是因为某些情况的偶然结合挫败了法律规范的目的。0见罗尔斯:5正义论6,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司法程序的自治性是排斥环境影响的司法公正的基本防线。程序具有自治性,只要程序设计严密,处置得当,就可以确保案件得到公正处理,至于罗尔斯所讲的/不完善的程序正义0¹是一种可以容忍的必然缺陷,它对整个程序的影响不大。程序的这种/自治性0表现为这样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的司法程序结构保证了法官能真正全面地听取案件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使司法程序结构系统对信息的处理更加准确,以使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做到恰如其分。某些法官可能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责任心强,不循私情,始终有一颗公正之心。但若没有科学的诉讼结构作保障,有可能不自觉地出现先入为主或偏听偏信的情况。二是司法程序结构正确协调了诉讼主体之间的关系。比如控、辩、审三方关系和他们各自的内部关系,使诉讼主体职责分明、相互制约,从而有效地防止了诉讼主体的人情和恣意对诉讼过程产生的干扰,从而在保证程序公正的基础上维护判决的正确性和权威性。某些法官可能与案情有各种各样的情感联系甚至利害关系,或者受到案外人情的拉拢、腐蚀,可能有意使判决走向不公正,但司法程序结构中控、辩、审三方有效制约的程序/闭合性0(包括陪审官和法官的有效制约,控、辩双方的申请回避权)、公开审判的程序/开放性0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这种弊端。程序的这种/闭合性0与/开放性0功能,其实际效用是真实存在的,比如由临时组成的并受到全封闭管理的陪审团在遵循公正程序和公开审判的条件下审判案件,就可以达到公正的效果。程序的这种/自治性0导致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在纯粹理性的意义上讲,所谓司法公正是不存在什么环境问题的。环境问题只能作为一种实践理性而存在。司法程序的自治性虽是排斥环境影响的司法公正的基本防线,但此防线并非是天衣无缝、万无一失的。司法程序自治性的天然缺陷具体表现为:其一,陪审团是一种豪华型的审判,耗资巨大,只能适用于少数重大案件,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案件的审判需要由单个法官或少数法官进行。而单个法官或少数法官一方面难以形成陪审团会议那种相互制约的氛围,另一方面对几乎每天都要审理案件的众多职业法官实行全封闭管理,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这就是说,由单个法官或少数法官进行的审判过程的自治程度要低于陪审团审判,那就是抵抗外界干扰的能力要弱。既然抗干扰能力弱,就要强调环境的塑造。其二,陪审团在实际操作时,往往是和法官分工负责的,即陪审团判事实,法官负责适用法律,英美法系国家采取的就是此种模式。此种情形下,法官适用法律的过程抗外界干扰的能力较之陪审团判事实的过程要弱,环境的作用也得以显示。其三,退一步说,即使实行陪审团全部审判的形式,主持审判的法官总是不可缺少的,而主持审判的法官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易影响到陪审团的裁决,比如在审判过程中对控辩双方出示证据进行不适当的引导与限制,在总结提示时进行一定程度的误导等等,此种现象的存在使得实际的审判过程总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易受外界影响的可能性。从上述三种情形可以发现一种普遍性的现象,即在实际的程序运作过程中,单个或少数法官的审判过程总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单个或少数法官的审判过程,在程序/闭合性0和/开放性0影响下其自治性仍然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受环境影响的可能性或危险性是程度不同地永远存在的。上述分析是立足于程序公正前提下对程序制度的自治性和抗干扰能力所作的估价。如果程序本身是不公正的,那么,程序制度的自治性和抗干扰能力将受到根本性的损害,包括哪怕是实行完全的陪审团审判的情形,维系那一点点所剩无几的自治性的东西就只剩下法官素质了。

二、影响司法公正的环境要素及其作用评估

所谓环境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人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司法公正指的是实体公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程序公正也属于/环境0问题,至少在广义上是这样的。但我们理解司法公正的环境问题的本意是指程序制度以外的、影响到实体公正实现程度的各种外围要素。这样一来,在实体公正和环境之间存在一个程序中介。研究环境的影响作用,显然不能忽视程序本身的科学性问题。程序科学、严密将在不同程度上减少环境的影响作用;反之则增大环境的影响作用。在这里,程序可以比喻为/一堵挡风的墙0。至于前面笔者作出的结论,即实际的审判过程总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易受外界影响的可能性以及在实际的程序运作过程中,单个或少数法官的审判过程总是不可避免的,可以比喻为/没有不透风的墙0。外界的种种对实现实体公正的干扰,可以比喻为/风0,而环境塑造则可以比喻为/减少风力0。司法程序是实体公正和环境之间的中介,在理论上的程序自治性的背景下,影响司法公正的环境要素首推法官素质,其它重大的司法环境问题包括司法独立、司法投入和社会法治意识的培养等。首先,法官素质是影响司法公正的首要环境要素。影响司法公正的首要环境要素是什么?人们容易想到的有所谓司法管理体制的提法。首先,司法管理体制的提法不是一个法学用语,与此相关的法学概念是司法独立和审级制度;其次,笔者在前文中实际上已经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从理论上讲司法程序的自治性在很大程度上阻挡了司法独立和审级制度这些类似于所谓司法管理体制的制度性构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而程序自治性本身是程序而不是环境。这样,在程序自治性之内影响司法公正的环境要素最直接的当然首推法官素质了。第三,如果司法管理体制的提法是指司法行政管理,那么它对司法公正的影响作用甚至要低于司法独立和审级制度。法官在诉讼结构中需要对控辩双方提出的材料和意见进行分析、鉴别,并作出决定诉讼命运的判决,加之法官不承担举证责任,其职责只是判断案件,社会对法官数量的需求相对于检察官和律师要少,这就为法官的精英化创设了必要性。在司法制度设计时,对法官素质提出比检察官、律师更高的要求自是顺理成章的。所谓公正的司法程序,在其创设时,是立足于控辩双方的人和法官的素质达到司法程序所必需的最低要求。由此引出以下命题:其一,如果司法程序是公正的,控辩双方的人和法官的素质达到司法程序所必需的最低要求,司法程序在防止恣意方面将达到良好的效果,此效果是理论上所应达到的最低效果,但它又是良好的。所谓良好意味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单靠程序就可以有效防止恣意,法官的抗干扰能力在公正的司法程序的/帮助0下,将达到较为理想的程度。所谓程序的/隔音空间效应0能较好地体现出来。所谓良好当然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它的含义是罗尔斯所讲的/不完善的程序正义0必然存在的一种现象。其二,法官的素质越高,越有利于增强单个或少数法官的审判过程的抗干扰能力。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程序的作用仍然是最基本的,没有程序保障,再好的法官也难以抵挡外界的种种诱惑。所以,有人说,一个好的程序可以将坏人变成好人,而一个坏的程序却可以将好人变成坏人。此话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有道理的。其三,如果法官的素质低于公正的司法程序所要求的最低限度,那么,低素质的法官将反过来减损程序本身的自治性,素质越低,程序的制约作用越小,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可以说,一个公正的程序对于那些素质非常低下的法官来说简直相当于/对牛弹琴0。总之,法官素质对司法公正影响的基本评价是,不管程序公正与否,提高法官素质总是一件好事情。其次,司法独立是影响司法的第二要素。司法独立的根本价值是强调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应享有独立分析案情并独立作出判断的权力,其实质也就是自由心证。自由心证最大的好处是给法官一个广泛的判断案情的空间,以便尽可能探求案件的真相并作出正确的判决;其最大的坏处是法官可能以此为借口故意歪曲案件的真相而恣意妄为。正是为防止这种恣意妄为,立法者设计了审判程序予以约束,即依靠程序形成的氛围对法官的判断形成一定的遏制或心理控制,在这种程序空间里,法官会受到审判渲染出的气氛较强烈的影响。但是,正如前面已论及的,在实际的程序运作过程中,单个或少数法官的审判过程总是不可避免的,实际的审判过程总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易受外界影响的可能性,为尽可能减少这种影响,即前面所讲的/减少风力0,除了提高法官素质增强抗干扰能力外,司法制度的设计者专门设计了一整套在程序之外确保法官不受干扰地进行自由心证的制度,这就是司法独立制度。司法独立是围绕自由心证层层展开的,第一层次是法官不受案外人或公众的影响,由此产生了新闻监督司法的限制制度;第二层次是法官判案不受本法院领导的影响,由此产生了法院内部管理的非行政化设置;第三层次是法官不受更高一级法院或其领导的影响,由此产生了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相互独立的关系设置;第四层次是法官不受行政长官、议会的影响,由此产生了法院独立于行政与立法机关的权力配置。这是司法独立最具代表性的制度,也是最重要的制度。它与三权分立的思想不谋而合。为确保此制度的实现,立法者设置了法院经费与人事的独立运作、法官的长期任职制或职务终身制等制度。从上述论述可以知道,司法独立制度的设置是在程序公正和法官具备较高素质的基础上考虑的,只有这样才能较好体现司法独立的应有价值,才能最终有利于实现司法的实体公正。如果在程序不公正但法官具备较高素质的情形下实行司法独立,意味着对司法过程的人治认可;如果在程序不公正且法官素质低的情形下实行司法独立,意味着对无法无天的鼓励。¹张国卫、季美君:5俄罗斯的司法改革6,5海外司法改革的走向6,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58-159页。第三,司法投入是确保司法运转的经济前提。至少从现象上来看,司法程序结构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在奴隶制时代,经济发展水平低,国家无力为追究犯罪承担过多的经济支出,与此相适应的是控告式诉讼程序。这种诉讼程序几乎把所有的纠纷都看作是私人纠纷,不带有公诉意义,与现代意义上的刑事司法相去甚远。在封建制时代,随着封建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东、西方广泛实行纠问式诉讼制度。这种诉讼制度虽然忽视甚至取消了辩护制度,但纠举犯罪实行国家追诉的形式,在这一点上则是一个重大进步。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在法国产生了国王人,罪案不由被害人起诉,而由人起诉,近似现代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到十四世纪腓力四世在位时,正式设立了检察官。在我国汉代开始设立御史台,其部分工作近似现代检察机关。这些事实表明,封建国家已能够为追究犯罪承担较多的财政支出。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和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为典型代表的现代意义上的司法程序结构被确认下来,并逐步加以完善。总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司法程序结构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从理论上讲,经济发展水平必然制约着国家对司法制度的经济投入。司法程序与司法制度的科学化本身并不能保证它的正常运作,除了传统文化、政治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外,必要的经济投入是前提,经济投入还应具有稳定性。消减必要的开支或不能保护必要的投入,将形成司法程序和司法制度的/贫血0,并严重妨碍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实现。俄罗斯司法改革的得与失在这方面体现的十分明显。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已经转向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这为俄罗斯推行西方式的司法制度创造了政治前提。1991年10月24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了5俄罗斯司法改革构想6,此构想采取了/一步到位0的方法推行司法改革,包括:一是把个体权利的保护放在所有价值的首位;二是确立了在/三权分立0基础上的司法独立;三是确立了现代法治的一系列原则。此后经过数年努力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司法独立和一系列司法程序制度不仅得到确立,而且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实行。然而,存在的问题也是十分突出的,主要表现为司法投入的不足对司法制度运作造成的严重影响。/宪法和法律虽对法院和法官的地位作了明确规定,并且在人事制度、物质保障上也作了明确规定,但因为联邦收入匮乏,相当部分法官的办公用房、住房、审判技术设备和交通工具的添置费用乃至工资发放等都得不到保证,,有的地方法院不得不向地方行政机关伸手要钱,使法院沦落到从属于地方行政机关的境地,,使法院和法官的崇高地位受到严重削弱,,人们对司法独立产生动摇和怀疑,。陪审团制度的重建,犹如-老牛拉破车.,进程缓慢,经费非常紧缺,难以支持陪审员的工资和各项补贴,公民参加陪审团的热情并不象立法者希望那么高涨0。¹第四,法治意识是影响司法公正的潜在因素。传统意义上的法律意识的含义是指公民对法律的感知、认知,其目的主要追求公民守法;法治意识则是指包括政府与公民在内的全社会对法律的信仰,并以政府守法为先。由于法治的本质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因而,法治意识的提出和培养更符合现代法治的发展要求。虽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乃至人口素质(含文化水平)在根本上影响着法治意识的发展水平,但是政府、公民的法治意识提高反过来推动法治的发展。这是因为法律的本质是依靠政府与公民自觉遵守的规则体系,强制只是例外。法治意识对司法公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政府法治意识强有利于政府减少对司法的行政干预并积极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从而最终有利于法院作出正确的判决;公民法治意识强有利于公民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调查案件,查明案件真相,实现实体公正,比如证人法治意识强有利于如实向司法机关提供证言;当事人法治意识强有利于减少诉讼纠缠,进而有利于案件得到迅速、公正的解决。二是政府与公民法治意识强有利于自觉执行法院判决,不仅有利于最终解决纠纷,更有利于维护法院权威,弘扬法律至上理念。

摘要:我国环境司法面临行政与司法的互动机制尚不健全、传统司法机制本身功能有限等诸多障碍,为有效克服这些障碍,应加强对政府决策行为的环境审查,准确把握国家作为自然资源所有者与自然资源管理者两种身份的差异,完善相关立法和制度设计,采取有效措施化解法官在处理环境问题方面专业性不足的难题。

关键词:环境问题;行政机制;司法救济

近年来,通过司法途径化解环境危机的议题备受社会关注。对此,学者们围绕强化环境问题的可诉性、完善传统诉讼规则、借鉴国外相关司法实践构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展开了热烈讨论,司法部门也作出了明确回应。2004年4月,大连市在基层人民法院成立了环保巡回法庭;2007年11月以来,贵阳市、无锡市、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相继成立了环境保护审判庭,南京市在基层人民法院成立了环保巡回法庭,北京、湖北等地也一直有人大代表建议成立环境保护审判庭。从这些现象来看,通过设置专门的环境法庭,将环境问题的解决纳入司法渠道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实际上,环境法庭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容乐观。“据统计,我国每年的环保纠纷案件有10万多件,但真正到法院进行诉讼的不足1%。”①笔者在基层国土资源部门调研所了解的情况是,非法采矿、以破坏性方法开采矿产资源等违法犯罪事件多数还是通过国土资源部门以行政处罚的方式处理的,将其纳入司法程序困难重重。关于环境案件难以进入司法程序的原因,多数学者围绕环境案件在因果关系认定、举证责任分配、损害范围界定、法律适用等方面的困境展开讨论。实际上,除了这些规则层面的因素外,环境司法的开展还面临一些更深层次的涉及我国环境问题发生的特殊性以及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与司法救济机制的功能方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对环境司法进行全面了解、准确定位和有效推动。

一、我国环境司法的外部障碍

1.“政府失灵”现象使我国环境司法收效不佳

“如存在市场失灵一样,也存在政府失灵:当政府行动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者当政府不公正地进行收入再分配时,政府失灵就会发生。”②“政府失灵”包括政府决策或行为的不当或失当。我国环境方面的“政府失灵”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政府部门对我国自然环境的整体认识存在偏差。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政府部门对我国资源环境的基本评价一直是“地大物博”,人均观念较为浅薄,过分夸大了自然环境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承载能力。这种认识偏颇在任何一个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都难以避免,它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影响了我国政府有关资源与环境的决策,与当今严峻的环境资源形势的形成不无关系。其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部门基于对“劳动价值论”的片面认识,认为自然资源具有使用价值是肯定的,但其能否成为价值体是有疑问的。由于缺乏价值来源,自然资源便无法成为商品,其市场供给就不可能实现,自然资源配置和供给的任务就只能由政府来完成。“资源无价,资源产品低价,工业制成品高价”的局面逐步形成,资源开发利用的低效率、无效率与环境污染共同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与退化。最后,我国传统政绩考评指标体系存在明显的不足。受多种因素影响,传统政绩考评指标过分偏重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相对忽视环境保护。在经济政绩观的导向下,一些地方政府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短期经济发展。实践中一些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甚至酿成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往往与地方政府部门环保执法不力甚至直接或间接地纵容企业环境违法有着直接的关系。“政府失灵”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环境问题进入司法救济程序。因为环境问题大多涉及政府的宏观决策或调控,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这些宏观决策或调控行为一般都是不可诉的,对之无法启动司法审查程序。以企业为被告的环境民事诉讼也经常受到政府公权力的影响,有时这类案件本身已不再重要,案件的最终结果取决于司法部门与政府的角力。在相关诉讼规则尚未完善、行政与司法的互动机制尚未健全之前,环境法庭只是在形式上为审理环境案件提供了一个专门平台,其不可能推动环境司法取得实质性进展。

摘要：为遏制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的趋势，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加大了对污染环境罪的惩治力度。司法实践中，惩治污染环境犯罪仍处于立案处罚难、取证难、鉴定难、因果关系认定难等现实困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有案不移，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程序不畅；污染环境犯罪案件的取证工作有其现实困难；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司法鉴定体系尚未建立；污染环境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本身具有特殊性。应当通过完善“两法”衔接机制、提升侦查取证能力、构建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体系以及合理运用因果关系推定方法等措施走出司法困境。

关键词：污染环境罪；司法困境；应对策略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环境保护，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十七大报告首提推动“生态文明”，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报告提出要“推进绿色发展”，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至今，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无一不围绕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绿色发展进程中，用法律手段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和资源意义十分重大。目前来看，我国污染治理的环境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司法力度不断加强。刑事治理层面，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2013年6月和201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污染环境犯罪实施中的问题先后两次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2013年解释》和《2016年解释》），明确了污染环境罪定罪量刑的标准，严密了环境刑事治污的法网。《2013年解释》和《2016年解释》实施以来，我国司法机关对污染环境罪的惩治力度不断加大，效果非常明显。但是，由于污染环境行为本身具有因果复杂性、后果出现迟滞性等特征，加之司法工作机制不健全，污染环境罪惩治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何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机制，走出污染环境罪惩治的司法困境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历年来我国惩治污染环境犯罪取得的成绩

自1997年刑法第388条规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以来，我国对污染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已有20年的历程。基于立法，司法机关对污染环境犯罪的惩治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7年10月至2011年5月。1997年刑法典颁布实施前，我国刑法没有将污染环境行为犯罪化，当时治理污染的手段主要是行政执法。1997年刑法第338条将污染环境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设置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开启了运用刑事手段治理污染的先河。1997年至2011年，刑事司法启动了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制裁，但数量不多，环境刑事司法的保护效能并未得到应有的发挥。根据《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公布的数字，1997年刑法典颁布以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每年针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生效刑事判决是个位数[1]。2002年至2011年，我国审结的环境刑事案件总数为81435件，其中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案件仅为109件[2]。第二阶段为2011年至今。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定罪标准。2011年5月对污染环境罪进行惩罚以来，环保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环境污染犯罪的数量急剧增长。尤其是《2013年解释》将“严重污染环境”的标准明确以后，惩治环境污染犯罪的效果更为明显。据统计，《2013年解释》“出台以来不到半年的时间，环保部门就向公安机关移送了近300起涉嫌污染环境犯罪案件，数量超过之前5年的总和。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247起此类案件，移送检察机关起诉145起，达到历史新高。”[3]2013年，各级环保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706件，数量超过以往10年的总和[4]，2014年地方各级环保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污染环境犯罪案件2180件，超过2013年的3倍。[5]2015年是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的第一年，污染环境犯罪的数量更是急剧上升。截至2015年11月底，环保部门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共1478件①，仅广东一个省环保机关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就达到312宗，较2014年同比增长26.8%[6]。2015年，公安机关开展“清水蓝天”专项行动，共破获各类污染环境犯罪案件603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万余人，分别比2014年增长16%和42%。②2016年，环保机关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1963件，较上年上升16%。③审判层面，污染环境类犯罪审判的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2012年至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受理环境刑事案件42127件，其中污染环境案件达1124件。[7]2015年,全国各级法院一审判决的污染环境罪案件高达1322件。[8]2016年，全国法院共受理环境污染犯罪案件2072件，审结1847件，生效判决人数2944人。[9]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近些年惩治污染环境犯罪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第一，刑事制裁污染环境罪的数量与过去年均几十件的案件量相比快速增长，且呈不断上升趋势。第二，司法解释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完善，对刑事司法的指导效果非常显著。应该说《2013年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诠释明确具体，实施效果也非常好。但是，近年来污染环境罪又出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如危险废物犯罪产业化、伪造自动监测数据问题突出，大气污染难以取证等。针对这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出台了《2016年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定罪标准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可以预测的是，随着《2016年解释》的实施，我国对污染环境罪的惩治效果会更加明显。第三，刑事制裁污染的手段启用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对于强化环境司法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我国污染环境罪惩治的司法困境

本文作者：傅学良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环境刑法是指规定环境犯罪、环境犯罪刑事责任和环境犯罪刑罚的法律。但是,环境刑法并不是我国现行刑法中的一个概念,就如同经济刑法0一样,仅仅特指在破坏特定社会关系上具有共性的刑法规范群。目前,关于环境刑法范围的界定有多种观点,但是从基本分类来看可以认定存在狭义与广义的区别。狭义的环境刑法是指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破坏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情节严重的行为,[1]在我国,是指5刑法6分则第六章第六节5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6规定的犯罪行为。广义的环境刑法则认为,不论何种性质的法律法规,只要规定了环境犯罪、环境犯罪刑事责任和环境犯罪处罚的内容,都是环境刑法的组成部分。[2]广义的环境犯罪是指除上述狭义的环境犯罪外,还包括诸如环境保护法规中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0的条文,以及5刑法6分则其他章节规定的走私危害环境罪和渎职危害环境罪。为了强调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针对性和特殊性,本文所研究的环境刑法的范围仅涵盖狭义的环境刑法。我国5刑法6分则第六章第六节的狭义环境刑法规定了污染环境罪、危害生态罪、破坏资源罪三类环境犯罪,共包括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狩猎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等15个罪名。由于我国的犯罪概念坚持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统一,定性和定量的统一,所以在环境刑法条文中分别规定重大损失0、严重后果0、情节严重0、数量较大0等犯罪构成要件,而对于上述构成要件,一般都是由最高司法机关根据已发案件的具体情况,通过司法解释加以明确。实践证明,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在我国环境的刑法保护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受到解释主体所秉持的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立场,以及对相关构成要件认识深度的影响,这些解释中还存在缺陷,限制了环境刑法的适用,影响了打击环境犯罪的效果。因此,有必要正确认识我国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现状,探讨其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意见,以期有利于加强环境的刑法保护。

一、现行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内容及作用

自1997年刑法单独设立5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6一章以来,我国最高司法机关颁布的环境刑法司法解释共有7件,包括:1.200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5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2.200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5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3.200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5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4.2003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5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5.200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5关于审理破坏林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6.200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5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7.2008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所作出的5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6。此外,除上述1997年刑法修订以后的环境刑法司法解释外,1987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5关于办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解释6的通知也依然有效。正如台湾刑法学者蔡墩铭所言:刑法之解释不啻予刑法以生命,无解释则刑法等于死文,毫不发生作用。[3]上述环境刑法司法解释几乎涉及到全部的环境犯罪条文,司法解释使得抽象的环境刑法条文蕴含了更加具体丰富的内容,也使得环境刑法条文开始勃发出适用于实践的生机和活力。现行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内容及作用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

(一)现行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内容

1.对环境刑法中的专业术语进行具体化环境刑法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尤其是生态基本规律和环境要素的总体演化规律作为自己的立法基础之一,因而在环境刑法中含有大量的反映环境要素称谓和环境犯罪行为的专业术语。这些专业术语或者是比较生僻,并不被普通人所了解;或者部分概念虽然被日常生活所用,但含义模糊不易确定;或者是部分术语在实践中容易发生歧义。因此,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对环境刑法中的专业术语进行具体化,以明确内涵和外延达到便于操作适用的目的。首先,现行的司法解释对环境刑法中的犯罪对象进行了界定。例如,将珍贵树木0解释为:包括由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确定的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科学研究价值或者年代久远的古树名木,国家禁止、限制出口的珍贵树木以及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树木;将珍贵、濒危野生动物0解释为: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5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6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其次,现行的司法解释对环境刑法中的主观心态和客观行为进行了定义说明。将非法收购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0中的明知0定义为: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将收购0定义为:包括以营利、自用等为目的的购买行为;将运输0定义为:包括采用携带、邮寄、利用他人、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进行运送的行为;将出售0定义为: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第三,对环境刑法中的犯罪结果术语进行详细阐述。例如将环境污染中的公私财产损失0明确规定为:包括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为防止污染扩大以及消除污染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发生的费用。2.对环境刑法中的定罪量刑情节进行标准化在环境刑法中定罪量刑的情节主要是指情节严重0、情节特别严重0、数量较大0、致使国家或者集体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0、造成矿产资源破坏0、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0、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0、严重危害人体健康0、后果特别严重0等。定罪量刑情节的程度高低直接决定着行为人罪与非罪的界限和所适用的刑罚幅度。如果在环境刑法中仅仅对定罪量刑进行定性的描述,难以避免由于司法人员的不同而导致环境刑事司法不统一,所以通过司法解释对环境刑法中的定罪量刑情节进行标准化就成为必然。现行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标准化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首先,通过货币价格进行标准化,例如规定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价值在10万元以上的,或者非法获利5万元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0。其次,通过侵害对象数量进行标准化,例如规定盗伐林木数量较大0,以2m3-5m3或者幼树100-200株为起点;盗伐林木数量巨大0,以20m3-50m3或者幼树1000-2000株为起点;盗伐林木数量特别巨大0,以100m3-200m3或者幼树0.5万-1万株为起点。最后,将货币价格和侵害对象数量同时作为可供选择标准,例如规定致使公私财产损失30万元以上的;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5亩以上,其他农用地10亩以上,其他土地20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50m3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2500株以上的,属于刑法第338条、第339条和第408条规定的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0。定罪量刑情节的标准化可以帮助司法机构有效地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以后如何适用刑罚。3.对环境刑法中的罪数形态进行准确界定由于环境犯罪的复杂性,实践中存在行为人介于一罪与数罪之间的情形,导致在司法中区分罪数的困难。因此,现行的司法解释对环境犯罪人不同的行为模式进行了罪数的界定,以有利于准确的定罪。首先,认定多次重复行为属于徐行犯或者连续犯,应该对数量、数额进行累计计算。如规定多次实施非法占用农用地的行为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一年内多次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的数量、数额处罚;规定多次非法采矿或者破坏性采矿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一年内多次非法采矿或破坏性采矿未经处理的,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数额累计计算。其次,认定单一犯罪行为一般为想象竞合犯,并遵循从重处罚的原则。如规定使用爆炸、投毒、设置电网等危险方法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或者非法狩猎罪,同时构成刑法第114条或者第115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最后,认定行为人在构成环境犯罪行为的同时,也实施其他犯罪的要进行数罪并罚。如实施刑法第341条规定的犯罪,又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查处,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又如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颁发的野生动物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特许猎捕证、狩猎证、驯养繁殖许可证等公文、证件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280条第1款的规定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定罪处罚。这样,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行为人实施环境犯罪行为时,手段行为和结果行为不属于牵连犯罪的以一重罪论处0,而是应该属于数罪并罚,这也无疑强调了打击环境犯罪的重要性。

本文作者：胡志斌工作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任何系统都是在一定环境下产生、运行和演化的，不存在没有环境的系统，司法作为一个系统同样有其产生、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并且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环境对系统的特性、状态、行为、功能有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进行司法制度的构建不能不考虑环境因素，尤其是社会环境因素，因为司法既是一项法律活动，也是一项社会活动。农村是落后的地区，农业是弱质的产业，农民是弱势的群体。与城市人相比，农村人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明显偏低，农村司法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司法制度在农村地区应当有所变通，否则，统一的刚性司法制度难以在该地区发挥应有的功效。“这是许多中国职业法律人或法学人往往看不到或不愿承认的，因为这似乎违反了我们接受的关于普世法治和司法职业化的一系列齐整的命题和理念。尽管农村社会有了重大的发展和转型，对司法有着重大需求，但中国农村对司法的需求与城市地区对司法的需求有着性质上的不同”[1]。因此，我们应当立足城乡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中国，在坚持统一的司法原则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针对农村司法环境的特殊性，在具体司法制度的设计上应当有所侧重和例外。就法官的素质而言，我们应当区别不同层级法院的功能，有针对性地设计不同审级法院的法官素质标准。对于身处广大农村地区的基层人民法庭法官而言，我们应当更多地考虑如何培养他们涉农司法素质，使其在农村司法环境下能够创造性地将国家法律与风俗民情、法理与情理、硬性司法与柔性消解、公正与效率等完美地结合起来，将民生司法真正地落实到家家户户、田间地头，用灵活多样的司法手段实现公正、效率和权威的共性司法目标。为此，在基层人民法庭法官素质的要求上，不能一味地强调法官高学历、专业化以及坐堂公审、硬性裁判等过于现代化、城市化的司法素质，而应当立足于法治环境落后的农村，积极培育基层法官司法服务农民的政治素质、通晓风俗人情的人文素质、精通民事法律的专业素质、擅长调解和巡回审判的业务素质等。

一、政治素质要求：一心服务农民

“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既是我国司法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是人民司法的政治目标，因此，法官首先应当具备司法为民的政治素质，司法为民的“民”在农村司法环境中具体就是指农民。由于基层人民法庭处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第一线，处于化解和调处民间矛盾纠纷的前沿，所以，在农村司法环境下，我们应当促进基层法官司法服务农民的政治素质的养成。在农村司法环境下，由于农民当事人法律知识欠缺、诉讼能力不足，因而，他们对司法人员的依赖性很强。为此，基层人民法庭的法官不应当强调司法的被动性和中立性，而应当主动做好以下工作，以培养其司法服务农民的政治素质：首先，应做好立案环节的便民、利民工作。第一，在立案过程中，法官应向当事人发放诉讼风险告知书、权利义务书等，使群众打官司打得清楚明白，尽可能地避免诉讼风险，减少不必要的诉讼损失；第二，法官应积极行使释明权，向法律知识欠缺的当事人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防止当事人因法律知识的不足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使其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维护；第三，要在法庭设置告示牌，公告《诉讼费用缴纳办法》，使当事人享有知情权，并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积极提供法律援助；其次，在审判工作中，法官要切实落实司法服务农民的工作。根据基层人民法庭司法辖区地处农村的实际，法官要积极开展巡回审判，妥善解决矛盾纠纷，把司法服务的触角最大限度地延伸到群众身边，尽可能地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减少当事人讼累。同时，基层人民法庭的法官在“巡回审判、审务进村”等活动中，要耐心解答群众的法律问题，方便群众诉讼，用真情赢得群众的信任，力争将矛盾化解在纠纷现场，切实体现基层人民法庭司法为民的政治本色。

二、人文素质要求：懂民俗通情理

人文素质是指人们应具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人文精神。法官作为社会矛盾纠纷的裁判者，应具有宽厚的人文素养，否则，便不能产生人格魅力，无法得到社会公众的尊重和信赖，司法公信力也将随之受到影响[2]。笔者认为，对于基层人民法庭的法官来说，他们应当具备的重要人文素质就是通晓当地的风俗民情、村规民约等，并能够灵活地将这些人文知识有机地融入到实际的审判工作中，力求在适用法律与尊重民俗之间找到平衡点，实现法理与情理的有机结合，从而提高涉农司法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受礼法交融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很多纯朴憨厚的农村人把公正与“良心”、“情理”、“伦理道德”等混为一谈，老百姓认理不认法的现象在农村较为普遍，其结果导致一些当事人的情感诉求在现代司法面前总是遭遇无情的法律挑战，使得司法陷入情理与法理难全的困境。在这样的司法环境下，我们强调基层人民法庭的法官要具有懂民俗、通情理的人文素质，其目的就是在于希望基层法官在处理充满乡土气息和风俗人情的纠纷案件中，能够及时有效地定纷止争，促进当事人息讼服判。因为，在特定的民间社会中，民风民俗往往具有普遍的规范性。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大多并不懂得什么是法律，法律对于他们来说充满了不可知性，在很多人的观念中，风俗人情才是判断是非曲直的权威标准。在一些民事案件中，与法律手段相比，用风俗人情作为解决纠纷的规范，往往具有“药到病除”的特效。因此，基层人民法庭的法官要积极地培养风俗人情方面的人文素质，促使法律与民俗在解决纠纷的功能上达到契合。具体而言，在司法审判中，法官要善于对法定的制度和程序进行变通操作，以绕过法律与情理相互冲突而形成的司法障碍，尽可能地做到既处理案件，又防止矛盾激化。或许这些变通与法律规定不完全吻合，并产生“模糊的法律产品”，但是，这样做却能够满足农村当事人对情理的要求，也使法官的判决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可，从而实现司法的社会效果。

[论文关键词]法治；司法；司法公正

[论文摘要]司法是法治的维护者，司法的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法治得到维护和实现的程度。目前，影响司法公正的主要是立法、审判和管理等制度方面的因素。要促进和实现司法公正，应完善立法，逐步实现司法独立、确立司法权威，完善司法监督体系。

一、法治与司法公正的内涵

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后，理论界对法治的理论研究颇多。一般认为法治应具有如下内涵：①有普遍的法律；②法律为公众知晓；③法律可预期；④法律明确；⑤法律无内在矛盾；⑥法律可循；⑦法律稳定；⑧法律高于政府；⑨司法具有权威；⑩司法公正。从此内涵来看，法治应是指一种社会秩序状态。在这种秩序下，社会秩序由法律创设，创设该秩序的法律具有普遍性、公众知晓、可预期、明确性、无内在矛盾、可循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主体(包括政府、社团、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自觉服从法律所创设的秩序，并以法律作为其行为的最高准则。即法治就是一种社会各主体自觉服从法律所创设的秩序，并以法律作为最高行为准则的社会秩序状态。司法之于法治的作用，在于对法律的公正性、各主体是否遵守法律秩序作出评判，并对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作出必要的制裁。司法对法律公正性的评判，目的在于促进法律秩序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旨在促进各主体对法律秩序的遵守，防止法律秩序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而重蹈人治的覆辙。归根结底，司法是法治的维护者。公正即“公平正直”、“公平正义”。司法公正作为公正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则是对司法行为是否“公平正直”，司法结果、司法过程是否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的评价。从法律评价角度看，司法公正与否主要有两项标准：一是程序合法；二是实体上适用法律正确。符合这两项标准，则作为个案的司法过程就是公正的。

总的来说，司法是法治的维护者，司法的公正程度直接关系到法治得到维护和实现的程度。从这个意义来说，司法公正是法治的根本保障和核心内容。正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的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能够惩恶扬善，化解纠纷，同时也是对人们遵纪守法的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的诚信合法交易进行规制。而司法的不公正。枉法裁判，不仅侵害了涉案当事人合法权益，使他们产生对法律和规则的怀疑，同时也会影响民众对法律的遵守和对法治的信仰，导致民众规则意识的淡漠和法律虚无主义观念的滋生，最终会损害法治的存在基础。

二、当前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