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权范文10篇

公民环境权与法人环境权、国家环境权相对应而存在。它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全球环境质量的不断恶化，及人类环境意识的不断增强而提出的。

关于公民环境权内容，有的学者认为：它包括实体权和程序权两方面内容。所谓实体权，是与公民自身利益相关的权利，具体有：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采光权、通风权、眺望权、优美环境享受权等。所谓程序权，主要指公民有环境知情权、环境事务参与权、环境监督权等。

公民环境权是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项新型公民权利，它独立于公民财产权，人身权而自成体系，应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同人身权、物权、债权和继承权并行写入民法，其价值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它顺应可持续性发展要求。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人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过程，环境的损害，常伴随着一时物质利益的出现而产生，这与人们日益追求舒适、健康、优美的生存空间相悖，也不利于后代的持续发展和权益公正。因此，加强公民环境权的法律地位是维护人类公平、正义的最集中体现之一。

其二，它有利于提高公民环境权利意识。当前，侵害公民环境权的现象比比皆是，而由于公民环境权意识普遍薄弱，侵权行为得不到应有制止或惩罚，权利所受侵害得不到或惩罚，权利所受侵害得不到应有恢复或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侵权势头，明确公民环境权，对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至关重要。

其三，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保证公民享有和追求高质量的生存空间。我国是成文法国家，立法状况直接决定着法制进程。当前，我国因无系统的公民环境法而使环境权的保护无法可依，加强公民环境权立法势在必行。

摘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权越来越受到全球各国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环境权纳入国法律乃至宪法中予以保障。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其文本中对环境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将对环境权保护法律体系的构筑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将从构筑环境权保护法律体系的视角来探究我国环境权入宪的必要性，进而对环境权的宪法保障现实价值予以解析。

关键词：环境权；法律体系；必要性；生态文明

一、环境权的产生与发展

人类的任何生产活动，都是利用资源、改造环境的过程，都在产生不同程度的环境问题。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彻底点燃了民众捍卫环境安全及生存权利斗争的怒火，人们为争取清洁、良好的生活环境而提出了公民环境权。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约瑟夫•萨克斯在1969年基于“公共信托”理论，率先提出公民享有环境权的观点。此后，环境权的理论和立法实践工作均取得了长足进步，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逐年为更多的国家宪法和法律所确立。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在1972年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该宣言被视为环境权在全球范围内被认可的基础。截至目前，全球的191个主权国家当中，已经有140个国家将环境保护的相关内容纳入宪法文本，有86个国家在本国宪法里已经明确规定环境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数字还将不断增加。

二、环境权的含义及性质

（一）环境权的含义。将环境权的本质含义界定清楚，是环境权纳入宪法的前提。国内诸多环境法研究者下过环境权的定义，有学者主张：“环境权是指公民享受良好的、适宜的自然环境的一种权利。”有学者认为：“环境权就是每个人都有权生活在健康的环境中，合理地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包括获得良好环境的权利以及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还有学者主张：“环境权即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可以享有在良好和适宜其健康的环境中生活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一项基本权利。”虽然学者们对“环境权”的概念认识有细微差别，但对环境权是客观存在的认识是一致的。笔者主张，环境权指的是公民享有的在适宜其健康的环境当中生存、适度合理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一项权利，以及负有使生态环境资源免受恶化的一项义务。环境权不应只是人的一项实有权利，它也应当是一项应有义务，人们在享用环境带来的利益的同时，势必应负担相应的环境保护层面的义务，这是环境权概念的应有之义。（二）环境权的性质。1.环境权是社会性权利。从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体系上分析，公民的权利类型大致分成四种：①经济性权利；②政治性权利；③文化性权利；④社会性权利。从环境权的概念上分析，把环境权归入社会性权利类型更为合适。社会性权利是指：“以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利益为核心的一项权利，它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其表征着社会全体成员的普遍性利益、共同的利益继而维护着整个社会的和谐。”对比其与环境权的定义我们可以很自然地看出，公民的环境权与宪法上社会性权利在归属上有着内在一致性。2.环境权是生态性权利。环境权发挥着保障环境的生态价值的作用，护卫公民对于生态性权益的享有本身是环境权概念里蕴含的内容，因而，环境权应作为一项生态性权利而且也应当是一项生态性类型的权利。再三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见，生态文明理念也要求我国的环境权不只是为保护经济利益，更要为生态利益而服务。3.环境权是复合性权利。环境权既是公民的一项应有权利，也是公民应当履行的一项重要义务，权利与义务的复合性是环境权的又一性质。如果过分强调公民享有的环境权利而对其负有的环境义务视而不见，必将导致环境权不能有效实施和实现的困窘。因而，环境权是一项集权利和义务于一身的权利类型。

论文关键词：环境权实体性权利生态性权利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的品质，而在经济日益腾飞的今天，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凸显，也逐渐成为了威胁人类生活健康的一大因素。在面临环境问题的情况之下，人们希望诉诸法律得以保障自己的权利，可却因为法院的不予受理被拒之门外。这种矛盾激起了人们对司法制度的批评，同样也促使人们对公民环境权作进一步的思考。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工商业的急剧发展，人类对环境野蛮的、掠夺式的开发和利用，致使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日益泛滥。面对逐渐减少的能源，不断恶劣的生存环境，人们开始清醒地认识到，具有不可再生性和有限性的环境资源，一经破坏便不可恢复。如何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避免人类因自己的错误行为而使整个地球遭受覆灭的劫难，环境保护的问题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而在现代社会权利法定原则下，环境权的法律化是使环境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条件，也是国家担当环境管理职责的法律依据。因此，对于环境权这一概念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公民环境权的由来

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形下，人们关注的仅仅是生存的问题；而现在，当人们在具备相当能力满足温饱的情况下，大家关注的焦点逐渐转移到生活的质量方面。而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环境权的提出绝非偶然。

1960年，原西德一位医生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认为向北海倾倒放射性废物的行为违反了《欧洲人权条约》中关于清洁卫生的环境的规定，从而引发了是否要把环境权追加到欧洲人权清单的大讨论。在联合国大会组织下，西方国家展开了关于公民要求保护环境，要求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的法律依据的大讨论，引起世界瞩目。1966年，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公开讨论关于人类生存环境问题，在各成员过充分发表意见之后，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专门的会议研讨关于环境保护的会议，这便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由来。

一、环境侵权的动因

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环境侵权的动因。企业在“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指导下，时刻都在进行成本一收益分析，期望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高的收益。而环境侵权是为实现其终极目标所附带产生的一种副(负)产品。作为一个排污企业，它会尽可能地把治污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以减少生产的总成本。因为大部分治污成本对企业来说属于外部成本，企业不会主动支付这部分成本。而未加治理的污染，会侵害他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环境权益，从而产生环境侵权。按照传统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于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是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环境经济学者揭示了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是外部性问题。环境权益的冲突，是竞争性环境功能在环境资源稀缺性条件下发生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它的经济学理论形态就是人们所熟悉的“环境外部不经济性”。“外部不经济性”理论由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于1910年提出。1920年马歇尔的学生庇古(Pigou)在发展福利经济学理论时指出，外部性是指厂商或者某项经济活动所引起的与本活动的成本与收益没有直接联系，从而未计入本经济活动之内的外部的经济影响，它是相对于本项活动财务上所付出的费用及取得的效益出发考虑的。环境侵权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性行为。

明知要赔偿还是进行污染，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因为污染是有效率的，其所受到的损失要低于防止污染所需花费的成本。行为人从不法行为中获利，其获利数额越大，行为人就越可能宁可选择污染后进行赔偿也不事先采取预防措施。其实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事故的发生，任何人也都会愿意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但问题在于当事人究竟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来避免事故的发生。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要对促使潜在的加害人采取预防措施产生有效的激励，其先决条件是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赔偿必须等于或者大于事故成本；也就是说，赔偿必须是完全的。

二、环境侵权的责任比较

环境侵权案件中，侵权人和受害者之间的经济实力、信息掌控能力相差悬殊，这种不平衡使得在实践中环境污染案件受害者败多胜少；即便胜诉，受害人也仅仅只能获得因为身体或财产受到损害而给予的赔偿。单纯的同质赔偿常常使受害人感觉得不偿失，认为自己为诉讼付出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很多，而实际获得赔偿较少，导致污染受害者面对司法救济时态度消极。这使得加害人对于环境的谨慎程度会大大降低，从而造成环境侵权现象泛滥，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公平价值。仅仅赔偿有形损失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在现实的环境侵权案件中未能有效地阻止侵权甚至还有激励侵权的嫌疑。当侵权人在衡量其预防侵权的成本大于赔偿侵权损失的成本时，他宁可侵权，还有可能采取策略或利用机会主义因素逃避被追究的责任；受害人没有正确的激励采取积极的行动寻求损害赔偿，还有可能得不到救济。这样持续的结果便是，环境侵权行为依旧大量发生，社会上的公民仍要为企业的生产获益付出沉重的代价，社会的总体效益下降。

一般性的等价于受害人所受损失的赔偿不足以控制环境侵权，一种更为严厉的惩罚性赔偿在我国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上自法学专家下至普通民众，都在呼吁将其尽快引入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之中，以弥补现行环境侵权救济制度的缺陷。作为在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等国家中广泛适用的一项原则，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环境侵权救济方面正发挥着日益积极的作用。它是在同质赔偿的基础上通过对加害人课以高过受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金的形式，对受害人因诉讼而付出的诉讼费、律师费、诉讼过程中的鉴定费以及在诉讼过程中所遭受的心里创痛和消耗的精力给予一定程度的补偿；它在有效救济原告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可以加大加害人的违法成本，并能有效地剥夺加害人原本所预计的在补偿性赔偿之外依然可以获得的额外利益，可以对环境侵权加害企业产生实实在在的威慑力。此外，惩罚性赔偿还能够激励受害人提起诉讼，对加害企业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进行监督、抑制，防止环境侵权现象的泛滥，从而使法律得到充分的实现。可见，惩罚性赔偿不仅具有填补损害的功能，还同时具有制裁及预防和激励的功能。

摘要:近年来，由于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使得我国的自然环境遭到了破坏。人们意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因此，在环境保护法的建立中，政府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其中公民环境权利，主要是作为公民的自然权利，该权利能够起到环境监督的作用。目前，在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当中，对于公民环境权利并未有明确的规定，为了使公民们能够拥有良好的生存环境，本文对环境保护法当中的公民环境权利进行分析。

关键词:环境保护法;公民;环境权利

所谓的公民环境权利，指的就是公民在生存当中，所拥有的享受良好的环境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是在新时代的发展中新兴的一种权利，主要是围绕公民们个体的生存健康为核心，近年来，公民环境权利已经得到人们的重视。为了不断地完善环境法律制度，需要对公民环境权利进行分析和研究，希望能够促进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改进。

一、环境保护法中公民环境权利的重要性分析

(一)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保护法的目的和实现手段。现如今，我国的自然环境由于各种因素而遭到了破坏，这其中包含人为因素的影响。在国家的环境保护法中，公民的环境权利，和国家的任何权利一样，皆来源于人民群众自身。国家在相关法律制度的规定中，主要是经受人民群众的推崇，才能够具备各种至高无上的权利。但法律制度中规定，仍旧以主权在民为构建法律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公民们所享有的个体权利，是国家领导权利的来源和基础，国家自身的权利，主要是为了保护公民们的权利而诞生和规定的。所以，环境保护法的目的和手段，在于公民们的环境权利是否实现。(二)公民环境权利，是群众们参与环境保护合法性基础。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展，人们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而且，有更多的公民们从自身行为表现中，可以体现出来对环境的保护，可以在一些地区见到由公民们自发组成的环境保护小组，以及公民们采取一定的手段和方式，来减少环境的污染力度等等［1］。尽管这种行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却没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之间的法律关系，使得这些行为在产生的同时，可能会给其他的合法权益带来伤害，对维护社会的稳定性有着不利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明确地规定公民们的环境权利，使得公民们能够在正常的法律路径中，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三)提倡和落实公民环境权利，可以起到对公权利的制约作用。在环境保护法当中，政府在实行对环境的监督和保护中，也会对一些环境保护的行为进行分析，同样会考虑到一些利益因素，使得政府的环境保护行为中会存在一定的徇私舞弊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提倡和落实公民环境权利。当公民为了保护环境把自身的权利交付给政府的同时，还必须要在一定制度中，对政府的公共权力起到制约的作用。也就是说，需要借助公民们自身的环境权利，来对政府的环境保护权利起到约束。有时候，政府会为了完成一定的环境保护工作，会对周围的其他环境进行破坏，这种现象并不能够促进社会的进展，还会破坏到公民们的环境权利，而且会给自然资源带来严重的污染。那么，在公民们借助环境权利的基础上，就能够基于自身生活环境为考量，对政府的一些不正当的环境保护行为实行监管，加强对环境的整体保护作用，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

二、建立我国公民环境权利的策略研究

摘要: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的问题，环境权的保护和对环境污染行为的声讨的声音愈发高涨，人类的环境保护和自身发展成为热门话题。本文将以环境权和人权为主要探究的对象，分析环境权的相关理论基础，进行环境保护相关措施的分析。

关键词:人权;环境权保护

一、环境权的相关理论探析

(一)环境权之信托关系

1960年，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名医生就北海倾倒放射性废物的行为进行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这名医生认为倾倒废物的行为违反了《欧洲人权条约》，对于公民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生活予以破坏，其属于对于环境法保护的具体主张的提出。1970年左右，美国政府的环境管理中存在着公众参与率较低且主体资格受到限制的问题。美国教授萨克斯在其基础上提出更加完备的环境法理论。主要的内容可以归纳为，国家政府主要承担受托人职责，对环境资源等具有公共性质的资源进行管理。依环境资源本身的性质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公众能对这些资源实现其应当享有的权益。①此类环境保护理论给与环境法学界的相关的学者进行思维的开拓，国家政府对于水、空气、矿产等环境公共资源应当科学管理，应当视为全公民所有的财产，国家政府仅仅作为受托人进行公民委托事物的履行。

(二)20世纪的代际公平理论

［摘要］环境问题的国际化以及与国家主权的实际交集，引发了人们对环境法领域环境权与国家主权关系的思考。环境权是伴随着人类环境危机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权利概念或社会主张，是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全面深刻的反省之后形成的新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观。从我国提出“人类运共同体”理念范畴考量，环境权和国家主权关系之间应是互趋并重并相互合作的关系。

［关键词］环境权;国家主权;相互影响

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间的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不论人们身处何国，实际上已经处在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中。面对世界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在国际社会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家主权和环境权也构成“命运共同体”中基本要素，关乎到国家生存大计。

一、环境权与国家主权的交集

环境权是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全面深刻的反省之后形成的新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观。在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中，环境权作为一项新的基本人权为世界所接受，该《宣言》也成为人权发展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环境权现已成为当代人权的核心内容之一。对于环境权的讨论和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1960年，原西德一位医生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认为向北海倾倒放射性废物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欧洲人权条约》中关于保障清洁卫生的环境的规定。由此引发要不要把环境权追加为欧洲人权的讨论。在美国，与此同时也掀起一场万众瞩目的争论，即公民要求保护环境，要求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的宪法根据是什么?因为按传统的宪法及民法理论，公民无权对与自己无关的财产主张权利，所以公民对作为无主物的空气、水、阳光等环境要素是不能提出权利要求的。其中，密执安大学的萨克斯教授提出的“环境公共财产论”和“环境公共委托论”倍受推崇。此理论认为，空气、水、阳光等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环境要素，在当今受到严重污染和破坏，以至威胁到人类正常生活的情况下，不应再被视为“自由财产”而成为所有权的客体，环境资源就其自然属性和对人类社会的极端重要性来说，它应该是全体国民的“共享资源”，是全体国民的“公共财产”，任何人不能任意对其占有、支配和损害。为了合理支配和保护“共有财产”，共有人委托国家来管理。国家对环境的管理是受共有人的委托行使管理权的，因而不能滥用委托权。随其理论备受瞩目，有人便在“公共财产论”和“公共委托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权的观点，认为每一个公民都有在良好环境下生活的权利，公民的环境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应该在法律上受到确认并受法律的保护。之后，美、日两国开始了环境权的立法实践。1969年美国颁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对国家公民在保护环境方面的权利与义务作了具体的规定。日本同年也在《东京都公害防止条例》序言中规定:“所有市民都有过健康、安全以及舒适的生活的权利，这种权利不能因公害遭受侵害。”这些立法实践对于环境权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在此之后，1970年3月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关于公害问题的国际座谈会所发表的《东京宣言》第52页中提出:“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的健康和福利等不受侵害的环境权和当代人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同年9月召开的日本律师联合大会第13届人权拥护大会上，仁藤一、池尾隆良两位律师作了题为《“环境权”的法理》报告。该报告倡议将各种有关环境的权利称为“环境权”，并指出:“为了保护环境不受破坏，我们有支配环境和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基于此项权利，对于那些污染环境、妨害或将要妨害我们的舒适生活的作为，我们享有请求排除妨害以及请求预防此种妨害的权利。”而欧洲人权会议历经10年的讨论和研究，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接受了环境权的观点。1973年在维也纳召开的欧洲环境部长会议上制定的《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将环境权作为一项新的人权加以肯定，同时还认为应将其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补充。以上关于环境权的研究讨论和立法实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972年联合国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113个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1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普遍接受了环境权的观点，并在会议所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中加以明确确认，“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有按照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资源的主权，并有责任保证在各自管辖和控制之内的活动，不该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或本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国家主权，它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是国家固有的在国内的最高权力和在国际法上的独立权力。在对内方面，每个国家都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对自己领土内的人和物行使排他的管辖权，对本国的资源和财富享有永久主权;在对外方面，每个国家都是相互平等的，有权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的对内对外事务，并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国家不论大小，都拥有自己的主权，也自然包括拥有自己的环境主权，即对于本国范围内的环境保护问题拥有在国内的最高处分权和国际的独立自主性。当前我们强调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对于开展国际环境保护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家主权原则是整个国际法的基础，它当然也是国际环境法的基础和核心，它在国际环境法上的表现形式为国家环境资源主权原则。在国际环境法领域，尊重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在一系列的国际文件中都有所体现。《斯德哥尔摩宣言》第21条表述了国际环境法的一条基本原则，即: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享有根据它们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其资源的主权权利，各国也有义务使其管辖范围内或控制下的活动不对其他国家的环境和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区造成损害。在联合国通过的决议体现的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里，就包括了一国的活动不得损害他国环境和各国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和尊重国家主权原则。国家享有公法意义上的环境资源管理权。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享有对环境资源的所有权和管理权。

二、环境权对国家主权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环境权;法律关系主体;人权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环境问题越来越受人们的关注，最近几十年"环境权"的出现扩大了环境法的范围，然而关于环境权法律关系主体范围问题存在争议，文章试图通过对环境权的解读来从理论上论证环境权的人权属性，从而在理论上否定动物、植物成为主体的可能性。

一、环境权解读

蔡守秋教授将环境权界定为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就其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承担的基本义务，即：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有享有适宜环境的权利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1]周训芳教授认为环境权是人人有在适宜于人类健康的环境中生活以及合理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2]

环境权理论为世界所普遍接受体现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中，该宣言庄严宣布："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实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在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再次重申了环境权："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3]

我个人认为周训芳教授的定义比较具体，从精神和物质的角度对环境权进行界定，且与国际会议的宣言表述存在相通之处。他的定义是与环境权的内容密切相关的，更强调了其个性，个人比较倾向于这种表述。下文我们将结合环境权的内容、特征等结合来进行理解。

公民的环境权利(或称为公民环境权)是指公民拥有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通常包括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它区别于:(1)公民、集体或国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权；(2)国家在环境保护过程中拥有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3)私法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所有权、人身权和相邻权；(4)传统人权理论中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当今国际社会，公民的环境权利作为一项新兴的基本人权而受到广泛关注。本文试图说明，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律体制存在倚重行政环境权力而轻视公民环境权利的弊端；为实现我国环境的有效保护，我国法律应当具体确认公民的环境权利；法律确认进路应两路并行: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结合和与传统私权利融合。

1环境保护中公民环境权利问题的提出

立法出于技术考虑，并不必然在法律规则中既对要素(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做出规定又对所要保护的权利内容进行宣称。如我国《民法通则》(文中涉及的法律法规均为简称)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该规则就并未对国家、集体和公民享有财产权及其内容进行表述。一般地，这样简洁的表述在司法实践中并不会产生理解上的困难，因为这样的表述不言自明或者是在另外的法律条文中对所要保护的权利及其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在这些法律规则的背后，存在着一张清晰的权利谱系。然而在权利规定比较模糊的时候，法律规则实现对权利的保护则无疑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我国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我国从1978年首次在宪法中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以来，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形成了包括宪法、环境保护基本法、环境资源法、环境保护专项法、环境保护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规章、环境标准、国际环境保护公约以及刑法、民法相关规定在内的庞大灼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并从“国家保护环境”出发，衍生出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一系列行政权力和义务。在我国实行的是各级政府对当地环境质量负责，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各有关部门依照法律规定实施监督管理的环境管理体制。环境保护方式呈现出了以政府管制为主的特征。在政府管制的模式下，政府对于环境保护享有广泛的权力，宏观上包括制定和完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制定环境保护的规划、目标和计划，制定环境保护的标准并监督执行，进行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协调等。微观领域包括环境行政许可权，环境行政处罚权等等。政府通过行使环境权力，对环境违法主体科以相应义务，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此外，国家公权力还通过刑事手段介人环境保护，我国97刑法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罪”的规定就是重要的体现。

在政府控制的模式下，相对于国家的环境权力而言，我国公民环境权利的规定则显得薄弱并且模糊不清。政府权力介人环保领域，并没有明确以保护环境权利为目的。如《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业化建设的发展”(第1条)。这里的“保护环境”和“保护环境权利”虽然密切相关但是并不相同，前者从实用主义出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而后者以价值目标为导向，事实上是环境保护的基础，也是目的和手段。我国从宪法到具体的行政法规，没有专门对环境实体权利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有学者认为我国对于公民环境实体权利的规定是“隐形规定”。对于程序性权利，除了受到环境侵害的诉权以外，我国《环境保护法》还规定有检举控告权，《环境影响评价法》和《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在一定条件下享有知情权和建议权④，但都并不完善。此外，尽管有一些权利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并在实践中发挥着保护环境的作用，如所有权、人身权及相邻权等的正面规定，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权利，因为其主旨并不是保护环境法益。传统民事权利制度对于环境保护力不从心，尽管现代民法理论中的财产权、人格权及侵权理论都在发展，但它们离环境保护的要求相去甚远。如北京市某建筑工程公司在施工中因产生大量噪声、震动和粉尘，严重影响了周边四户村民的正常生活，四户村民向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但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以“不属民事审判范围”为由，驳回了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

2公民环境权利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外部性与环境税；科斯定理与污染权交易；环境税与污染权交易之间的现实选择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影响”、环境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与不公平、征收污染税是目前被各国政府采纳的一种最普遍的控制环境污染措施、外部性的存在导致了市场机制的失败、政府应允许他们以高于污染者的出价来购买这些权利、用污染权交易来代替环境税可以说缺乏现实基础、污染主体相对集中或较容易分辨、污染物可以被有效计量、污染物的治理成本较易测算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环境税作为一种有效的环境经济手段．在发达国家已实施几十年，并且具有良好的环境效果。但是，在一些国家，一直存在这样一个争论，即用污染排放权利交易作为环境税的替代办法。污染权交易的概念是，政府可以设置一个可接受的污染排放水平，出售给相关企业以排放一定的污染物，并且允许企业之间进行这种权利的交易。那些削减排放成本较低的排放者可以将其权利卖给那些缺乏削减能力的企业，由此，总的排放成本将减至最小。对两种手段如何进行评价，关系到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本文从这两种环境经济手段的理论与现实出发对其进行比较分析。

一、外部性与环境税

简单地说，外部性就是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消费者或生产者产生的超越活动主体范围的利害影响。按照传统福利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影响”，是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影响有好的也有坏的作用。好的作用成为外部经济性或正的外部性，坏的作用成为外部不经济性或负的外部性。由环境问题带来的负的外部性是外部性的一个主要方面。从配置资源的角度分析，外部性是表示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费用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低效率现象，其表现有两个方面：其一，决策者的效用或生产函数包含其他决策者的所选择确定变量数值的一些实际变量；其二，决策者主体并不对受影响者进行补偿或收费，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费用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

由于环境污染这种负的外部性的存在，造成了环境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与不公平，这促使人们去设计一种制度规则来校正这种外部性，使外部性内部化。庇古在研究外部性的过程中，也提出来解决外部性的税收方法，即征收庇古税。按照庇古的思想，应使用税收的方法迫使厂商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当一个厂商施加一种外部社会成本时，应该对它施加一种税收，该税收恰好等于边际损害成本。即污染者必须对每单位的污染活动支付税收，税额等于负的外部性活动对其他经济行为者造成的边际外部成本，即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私人成本的差额。通过征收这样一种税收，污染者便将负的外部性内部化，从而恢复帕累托最优。显然，庇古税是一种基于社会和私人纯产品差异的分析，并从责任角度来矫正负的外部性影响的解决方案。他通过工厂烟囱污染户外晾衣的例子，引出来庇古税概念：1918年，在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其空气污染监督委员会与附近的干净城市Harrogate相比较，将燃料的额外成本和洗衣材料计算在内，不考虑劳动力因素，整个城市的总损失为一年29万镑。那么，庇古税就要求促使行为人承受其行为成本，即庇古税也应达到29万镑，并且由造成污染的制造企业来缴纳，其目的旨在影响企业改变技术或减少产出，甚至终止经营。

这就是庇古对外部性的著名修正性税收方案，由于庇古税的基本原则与现行有关国际组织、政府和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认同并倡导的污染者付费原则是一致的，因而，征收污染税是目前被各国政府采纳的一种最普遍的控制环境污染措施。污染者付费原则(thePol—luterPaysPrinciple)是在1972年OECD环境委员会首次提出的，该原则明确表达了这样一个意图：即制造污染者应承担治理污染的成本，这种措施由公共机构决定并能保持环境处于一种“可接受状态”。这一原则在，OECD、欧盟等发达国家得到了认同。此原则从经济学角度解释即为，如果环境损害成本没在价格中得到适当反映，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市场都低估了商品价格．因而带来过多的生产和消费。通过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实施，就可以比较合理地解决排污者与那些环境改善中受益者之问环境保护的费用分配问题。学者们大多数是认同环境税的若干优点：即环境税具有与污染者承担环境污染责任；通过提高价格，使外部性内部化，限制了对环境有损害的活动，纠正了市场失灵：与其它环境政策相比，能以成本一有效方式达到一定的环境目标。此外，一些学者还提出，环境税不仅具有上述优点，而且还存在更多的潜在得益，环境税不但改善了环境质量而且减少了税收的额外负担，环境税不仅会改善环境质量而且还会对经济福利如效率增加产生正面影响，或者将会为实现其他政策目标如就业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换句话说，环境税具有“双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