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立法范文10篇

本文作者：武东坡陈渊工作单位：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检察院

一是环境侵权立案少。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原告都必须与侵权行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并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但由于环境侵权情况的特殊性，其损害结果往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才会显现出来，还可能一个损害结果涉及多个污染源。因此，有不少环境侵权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复合型的环境侵权则使受害者难以准确找到侵害方。这便是为什么环境污染事件不少，却鲜有能成案进入司法程序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案件事实认定难。环境侵权诉讼虽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原告只需对存在污染事实和损害结果进行举证，但由于其损害所具有的长期性、隐蔽性和致害原因多重性等性质，加上原告一般都是缺乏环保专业知识、技术的自然人，要求其提供准确的财产性和非财产性损害情况实在有点勉为其难，提供出来的证据也往往难以得到法院的采信。加上有的污染物具有挥发特性，在污染发生到案件进入审理阶段之间可能就已灭失，鉴定机构自然无法就其因果关系作出符合事实的判断。

三是适用法律存在困惑。如，在环保案件原告资格、污染侵权构成要件、损害赔偿范围及民事责任形式等问题上，民事法律与环保法律的规定不尽一致。民法通则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是侵权构成要件，司法实践中许多污染被告人因此以不违反环保某项具体排放标准为由要求免责。

环保法则规定，只要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就有责任消除危害、赔偿损失。法律之间存在冲突。四是法律规定滞后于环保需求。环境被污染、资源遭破坏，惩罚犯罪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更重要的是使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得到修复。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没有针对涉生态环境犯罪的破坏性特点，设定恢复性刑罚种类。这一立法上的滞后，一方面使很多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没有得到及时治理和恢复，另一方面，还让保护生态环境急切、步子迈得快了些的地方，出现了超越法律规定范围的情况。如某基层法院在检察机关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下，对一些盗伐、滥伐林木等罪行较轻的案件，在判处罪犯刑罚时直接责令其补种树木，缺乏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家和省有关机构必须加强生态环境恢复、生态补偿等领域的立法研究，尽快启动环保相关法律的制定或修订，从立法层面上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依据。最关键的有二：文/武东坡陈渊一是要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社会成员，包括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的特别规定，在发现所处的环境已经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时，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避免生态资源受到破坏，针对有关民事主体的侵权行为或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

摘要:我国环境司法面临行政与司法的互动机制尚不健全、传统司法机制本身功能有限等诸多障碍,为有效克服这些障碍,应加强对政府决策行为的环境审查,准确把握国家作为自然资源所有者与自然资源管理者两种身份的差异,完善相关立法和制度设计,采取有效措施化解法官在处理环境问题方面专业性不足的难题。

关键词:环境问题;行政机制;司法救济

近年来,通过司法途径化解环境危机的议题备受社会关注。对此,学者们围绕强化环境问题的可诉性、完善传统诉讼规则、借鉴国外相关司法实践构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展开了热烈讨论,司法部门也作出了明确回应。2004年4月,大连市在基层人民法院成立了环保巡回法庭;2007年11月以来,贵阳市、无锡市、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相继成立了环境保护审判庭,南京市在基层人民法院成立了环保巡回法庭,北京、湖北等地也一直有人大代表建议成立环境保护审判庭。从这些现象来看,通过设置专门的环境法庭,将环境问题的解决纳入司法渠道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实际上,环境法庭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容乐观。“据统计,我国每年的环保纠纷案件有10万多件,但真正到法院进行诉讼的不足1%。”①笔者在基层国土资源部门调研所了解的情况是,非法采矿、以破坏性方法开采矿产资源等违法犯罪事件多数还是通过国土资源部门以行政处罚的方式处理的,将其纳入司法程序困难重重。关于环境案件难以进入司法程序的原因,多数学者围绕环境案件在因果关系认定、举证责任分配、损害范围界定、法律适用等方面的困境展开讨论。实际上,除了这些规则层面的因素外,环境司法的开展还面临一些更深层次的涉及我国环境问题发生的特殊性以及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与司法救济机制的功能方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对环境司法进行全面了解、准确定位和有效推动。

一、我国环境司法的外部障碍

1.“政府失灵”现象使我国环境司法收效不佳

“如存在市场失灵一样,也存在政府失灵:当政府行动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者当政府不公正地进行收入再分配时,政府失灵就会发生。”②“政府失灵”包括政府决策或行为的不当或失当。我国环境方面的“政府失灵”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政府部门对我国自然环境的整体认识存在偏差。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政府部门对我国资源环境的基本评价一直是“地大物博”,人均观念较为浅薄,过分夸大了自然环境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承载能力。这种认识偏颇在任何一个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都难以避免,它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影响了我国政府有关资源与环境的决策,与当今严峻的环境资源形势的形成不无关系。其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部门基于对“劳动价值论”的片面认识,认为自然资源具有使用价值是肯定的,但其能否成为价值体是有疑问的。由于缺乏价值来源,自然资源便无法成为商品,其市场供给就不可能实现,自然资源配置和供给的任务就只能由政府来完成。“资源无价,资源产品低价,工业制成品高价”的局面逐步形成,资源开发利用的低效率、无效率与环境污染共同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与退化。最后,我国传统政绩考评指标体系存在明显的不足。受多种因素影响,传统政绩考评指标过分偏重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相对忽视环境保护。在经济政绩观的导向下,一些地方政府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短期经济发展。实践中一些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甚至酿成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往往与地方政府部门环保执法不力甚至直接或间接地纵容企业环境违法有着直接的关系。“政府失灵”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环境问题进入司法救济程序。因为环境问题大多涉及政府的宏观决策或调控,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这些宏观决策或调控行为一般都是不可诉的,对之无法启动司法审查程序。以企业为被告的环境民事诉讼也经常受到政府公权力的影响,有时这类案件本身已不再重要,案件的最终结果取决于司法部门与政府的角力。在相关诉讼规则尚未完善、行政与司法的互动机制尚未健全之前,环境法庭只是在形式上为审理环境案件提供了一个专门平台,其不可能推动环境司法取得实质性进展。

环境立法与生俱来的政策性与二元目的等特点①，决定了对其立法方法论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和重要价值。立法方法论是探讨各主体间达成价值共识的方式方法，该价值共识由立法过程中体现的各类伦理、政治意志转化而来。立法方法论也着重关注立法价值是否在各类意识要素的融合转化过程中被考虑和实现。简言之，立法方法论最终解答“如何正确获得法律”的问题。［1］回顾我国的环境立法历史进程，与其他领域的立法相比较，在价值共识、创制方法、价值安排和实现程序这四个基本问题上，环境立法争论的深度与持久都更为明显，也正是在立法方法论的这些碰撞中，产生了推进环境法成长的动力。总结和分析环境立法过程，对于我国环境法制的建设、发展和瓶颈突破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立法方法论的核心问题是法律创制的方法，其中包含法律的价值安排与价值的实现程序。”［1］在我国环境立法的发展过程中，有关价值共识转化过程的典型问题集中体现在基本国策与法制化的关系;有关环境法的创制方法的典型问题集中体现在其基础性法律定位;有关环境法的价值安排的典型问题集中体现在可持续发展强与弱的关系;有关环境法的价值实现程序的典型问题则集中体现在环境立法最严格与精细化关系。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是对环境立法过程中重要问题的不完全列举，这些问题彼此有所交叉。总体来说，上述问题在环境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较具典型意义，且对今后环境立法的发展也具有较为持久的影响力。“立法方法论是立法法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增进立法过程的合理性程度、提高立法质量为目标。”［2］作为立法方法论的基础，法学方法论的内容体系可以有四大组成部分:哲学论(哲学先设性)关注目的论之法律观;现象论(存在衍化性)关注法学方法论在历史上的发展进化;技术论(科学技术性)关注法律的经济分析及超前立法的利与弊;实践论(实践功能性)关注法之功能的考察及法之价值之实践。以下五个实证问题分析也将基本围绕这个四大部分组成的体系展开。

一、环境保护国家意志转化为法律价值共识———基本国策与法制化的关系

世界上产生较早且较具影响力的环境立法如1969年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与之前其他立法有所不同的是，该法特别强调环境问题“应当在最高层次的政策与立法层面解决，即由国家政策、国家计划、国家立法作出规定”，“环境问题的处理，必须借由全面的、整体性的方法。”［3］无独有偶，我国环境保护从立法之初也强调其“基本国策”的属性。我国以“基本国策”作为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准则、基本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七个实然标准下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对外开放，节约资源(保护资源)，十分珍惜、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男女平等，水土保持。［4］近年来，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资源、人口、环境三大问题常常被同时提及，列为一组基本国策。②“国策”一说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文献《管子•乘马数》篇中，原文为“田策相圆，此国策之持也”，意思是征收的租税必须与所授耕地的质量相应，这是国家必须坚持的政策。由中国法家先驱管仲提出的这一重要政策，甫一问世并未获得朝野内外的理解和支持，但最终借助君主的权力强制推行、坚持实施并取得成功。管仲对国策的表述蕴含“坚持”和“借助强权推行”的意思。由此可知，中国历史上“国策”一词至少包含两层原义:其一，国策直接关注的是资源、人口和安全等问题的国家发展大计;其二，国策并不必然经由立法程序而被制定为法律，但其强制力等同甚至高于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国策可能暂不被多数人所认同和支持，而是基于少数决策者的意志强制推行。有学者形容，“为最高决策者所重视”和“存在制度外因素”是国策形成和实施制度的两个显著特征。在我国，决策的参与者由政治权威、技术官僚和社会贤达三方组成，其中政治权威占主导地位，使得决策的形成具有显著的人治特征。［4］应当说，国策与纯粹意义上的立法是有一定距离的。国策的这种属性，使得在环境保护事业的初期阶段制定和推行环境保护相关国策更具必要性和可行性。然而从立法方法论的要求来看，这种政治意识应当尽快转化为全体共识的法律规范。1979年彭真同志主持制订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这是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立法。针对当时对这部法律的一些议论(如不成熟、不重要、不好操作等)，彭真同志表示，“环境保护法有就比没有好”③。这句话表明了彭真同志对我国环境保护立法的方法论思想。彭真同志的环境保护立法方法论思想对环境立法的超前性和启蒙性具有敏锐的预见。首先，环境立法具有超前性。法律是上层建筑中较为保守的领域，立法往往比意识形态、社会舆论、文化教育等领域更为滞后，立法也往往针对已经存在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加以调整。然而，对于环境关系的法律调整，相对于其他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而言，必须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即环境保护要以预防为主。其次，环境立法也具有启蒙性，能够通过立法引导公众重视和参与环境保护。如果环境立法等待环境问题爆发后才起步，必然是重复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老路，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为避免这种后果的发生，彭真同志提出“有就比没有好”的加速立法主张，力排众议，保证我国环境立法的及时出台。实践表明，这一决策产生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它将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方法运用到了立法工作当中。再次，这一环境保护立法方法论思想也为环境立法保留了成长的空间。当时不少人对环境立法的成熟度存在怀疑和担忧，希望等时机成熟再颁布。此外，也有人认为环境法是个小法，按照一般的立法经验和逻辑，应该是等它完全成熟后公布，且一经公布就长期不变。环境法与刑法、民法等领域法的重要区别是，环境法是与科学技术联系更为紧密。科学的认知往往是要经历一个长期争论到逐步统一的过程，环境立法不能消极地等待这个过程的终结，而应当允许在不成熟时出台，并在出台后适时地拓展领域和完善内容。当时一些发达国家就是采取此种做法，即使在今天，一些重要的国际环境保护立法也是在科学争论未统一、立法论证不成熟的状态下形成的，典型案例就是气候变化国际公约。该项公约也为环境立法确立了“风险预防”这一特殊的原则。彭真同志对当时我国环境立法的价值定位，实际上表明了这部立法还有许多方面有待发展和完善。这种定位为后续各专项立法和地方立法保留了充分的空间，使我国环境立法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速度和数量都较为显著的立法领域。这是一种尊重科学规律的立法方法论思想。立法方法论首先强调的是各类伦理、政治意志转化为价值共识，而且重视以事实认定为前提和基础，这在我国尤为重要。首先是因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起源于计划经济年代，自始以行政管理为主导，欠缺建立以公众利益为核心的法律价值共识的法治基础;其次是因为环境保护超前性很可能造成公众认知的不足，致使立法难度增加而使法制化进程受阻。彭真同志关于“环保法有就比没有好”的认知，充分体现了科学的立法方法论的本质与智慧，不仅在当时推动了我国的环境立法，还对于当前和今后我国环境法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持续影响。

二、创制方法———环境法的基础性法律定位

全国人大法工委在解读2014年新环保法时指出“环保法作为一个基础性的法律，规定了基本的制度。”④［5］这一法律定位经因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环境法是否具有基础性法律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法方法论上的法律创制方法。我国《立法法》第七条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其他法律。此处根据法律创制机关的不同，对国家法律进行了“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划分。按照前述规定，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而我国1979年《环保法》(试行)是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制定的，即为了保证及时出台，选择相对于全国人大立法而言较为简单和迅捷的人大常委会立法程序，但也因此被后来的立法法定位为“其他法律”。2011年，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上谈及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七大部分，总体与《立法法》规定的“基本法律”相对应，包括《宪法》、《民法》、《刑法》等，而《环保法》没有被作为独立的部门法提及，也就同样未被纳入基本法律的范畴。在这种法律体系格局下，环境法体系中的污染防治法被纳入行政法，而自然资源法则纳入经济法。不论是在制定、修改程序上还是在调整手段上，环境法都失去了基本法律所具备的一体化特征。这势必导致以下问题:首先是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人为分割调整。将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的社会关系人为地进行割裂、划归不同部门法分别加以调整的做法，在当今世界上并不多见。这种做法存在的弊病主要在于:一方面，不符合现代环境法发展趋势。现代环境法发展趋势与现代环境保护的理念和技术路线呈高度的一致性，提倡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的一体化，强调各种机制的协调与配合。反观切割环境法的法律体系格局，无疑与这一大趋势不符。另一方面，分割调整导致环境法的综合调整手段的运用受到部门法的限制。例如，市场机制、第三方治理、多元共治在污染防治法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恰恰是行政法的短板;又如，水污染防治和水(资源)法分别立法并分属行政法和经济法两个部门法，导致多头管理，各自为政，水污染与水资源短缺问题同步严峻与恶化长期不能有效解决。事实证明，分割调整环境资源问题并非良策，近年来浙江等省份实施的“五水共治”其成功之处恰恰在于水污染防治与水资源保护的统一;而综合立法也已有诸多先例:循环经济法、国际海洋法公约及我国对应国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海岛法以及其他一些国际公约，在功能和内容上均全盘考虑特定领域存在的污染防治和自然资源保护问题，均综合运用手段对特定领域的污染防治和自然资源保护进行一体化调整。其次是可能造成计划经济环境法旧体制的回归。把自然资源保护返还给经济法，意味着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回归，有悖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事实上，就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保护相关制度架构来看，将自然资源保护归并于经济法，已是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例如，在自然资源权属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上，作为法律关系客体的自然资源的财产属性已为民法物权法所确认，而自然资源除具有财产属性以外，其主要功能便只有生态功能，此种功能的发挥和保护应属于环境保护特别法的调整范畴，而经济法并不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再次是必然导致环境法价值的迷失与崩溃。各部门法并非基于传统的部门法学说而产生和相对独立地运作，而是基于各自回应某一部分客观社会需求的独特价值，这本是立法方法论达成价值共识目标的结果。环境法的价值不能纯粹地归为行政法、经济法或某一其他部门法的价值，它是以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的法，是以人与自然相协调为目标，承载着当代法律不可或缺的崭新价值，超脱了某一种传统部门法所追求的价值体系。例如，为国际环境公约和世界各国环境法所普遍确认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所强调的代际公平原则，在传统的部门法中难觅其踪，也难以容身。一旦否认环境法的基础性地位，必将导致环境法独有价值的迷失甚至崩溃，危及我国环境保护事业与可持续发展。2014年新环保法颁布以后，我国对于《环保法》明确赋予了基础性法律的提法，但对于这种提法有不同的理解。国外的环保立法例对于环境法有以下几种定位:第一，《国家环境政策法》是美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因其涉及国家安全等重要事项，是由联邦层面立法。这是最接近宪法意义上的环保法。美国的环境政策法主要是规范政府行为的，虽然其他国家中效仿美国将环境法列为基本法的做法并不多见，但这部法律在环保法中以规范政府行为为立法重要目标的做法已被较多国家所认可和采用。第二，日本的环境基本法。日本环境基本法的第一重含义在于，相对于部门法来说，基本法是国家一致行动的法律，在全国范围内，不管是政府部门、企业、公众，都在法律里规定了职责、权利和义务，这和调整某一领域的其他部门法不同。我国新环保法也体现了这种性质。日本环境基本法的第二重含义在于，它是在环境保护方面(包括各领域法中环境资源保护的一切规范)占据统领性地位的法律，也统领其他专项环境法律法规。我国将《环保法》称为环境保护基本法，主要是按照日本环境法的第二重含义来理解的。日本环境基本法蕴含的第三重含义在于，其相对于其他环境法律法规而言具有更高的效力，其他任何一部环境法律法规不得与之相冲突。韩国的环境法在基本法的含义上与日本的环境法相近似。我国虽然在环境立法上借鉴日本经验较多，但并未借鉴其基本法律的创制方法。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法制体系百废俱兴，法治建设任务艰巨。经过精心选择，确立了13部要优先立法的法律，其中就包括环保法。将环境保护立法放在优先地位上加以考虑，表明我国当时非常重视环境保护。这些优先立法的法律，事实上具有了国家法律体系中基础性法律的属性。环境保护当中所包含的需要为法律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单纯通过某一种传统部门法是难以作出充分安排的。事实证明，一国无法避开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单提环境保护，也不能期待仅靠环保部门解决所有的问题。1969年，美国制定的环境政策法做了二元论的设计，既要保护环境又要保证经济发展，这一设计起到了保障人民生活的作用。该法的制定思路为不少其他国家所效仿，例如我国1979年环境保护法的制定中就融入了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二者相协调的二元论思想。为实现此二元目的，环境法既要授予环保部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还要使举国上下各个领域都受到该部法律的约束。但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只做了“让环保与经济建设相结合”的原则性规定，并没有作出如何实现这一原则的具体规定;我国环境保护法长期停留在行政管理法层面，其应该具有的基本法功能并未得到发挥。这种状况直到2014年颁布新环保法才有所改变。针对上述问题，根据立法方法论的要求，最根本的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通过保持环境法体系的完整性来坚守环境法独有的理念和价值，坚持环境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相统一，坚持在总结我国环境资源保护过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前行，不断完善我国的环境资源法律体系。

三、价值安排———可持续发展的强与弱关系

本文作者：陈戈工作单位：上海法学院

德国环境法典之殇

众所周知，德国拥有成文法典母国之美誉，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德国更加致力于环境法制统一化，堪为各国楷模。此种努力，肇始于原西德联邦政府1976年的一份环境报告。该报告当时即已提出了简化并最终统一环境行政执法的构想。此后，在联邦环境部与联邦环境局的双层治理模式下，又启动了“一般环境行政法制精义”研究计划，在法学专家的主导参与下，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第一部环境法典草案(又称“教授草案”)，从此奠定环境法典体系之基础②。该草案暗合德国行政法学经典二分法理论，包含一般环境行政法与特别环境行政法两部。其中第一部1990年即已完成，包括一般原则、环境许可实体与程序制度、环境信息制度与一般环境责任法等。而1994年完成的第二部草案则系特别环境法，调整对象包括自然生态与风景保护、水资源管理、土地保护、能源与放射性物质、危险性物质与废物经济等内容。1997年，由联邦环境部成立的独立委员会在对该草案进一步修缮的基础上，将两部草案合并为一部统一的环境法典(即“委员会草案”)。在此基础上，联邦环境部于1999年修订了该草案，并就此广泛向各界人士征求意见。由于当时联邦立法权限的局限，该草案最终夭折。联邦宪制改革后，统一环境法典草案起草工作再度重启并数易其稿，可谓集各方意见之成果。2009年最终提交联邦议会表决的草案，即是在2007年草案的基础上形成，并于2008年经历了决定性的修改后交付各州、企业界及其他有关人士参阅并提出意见的。该草案包含五个部分:总则、水资源管理、自然风景保护、非离子放射防护、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此外，提交表决的草案还包括《环境法典行政计划条例》、《环境专员条例》与《环境法典执行法》。德国环境法典草案的最终失败，可谓是十月怀胎，一朝功败。比起之前的诸番努力，这次失败显得迅速而突然。2008年提交草案之初，尚有各州纷纷支持，及至岁末，风云突变。先是环境问题专家委员会的一纸公开信代表有关企业界对环境法典的制定提出质疑。而后在联邦议会十六次立法会议届临前夕，联邦政府草案工作却迟迟不得进展。至2009年初，巴伐利亚州政府终于传出不和谐音调。联邦环境部长的短暂斡旋亦无果而终，期间各界争执竟似有达白热化之迹象。在此情势下，联邦环境部长与巴州州长遂萌生放弃草案之意，其对联邦各州偏离性立法权的内涵表述也显得模棱两可。至此，环境法典草案已是岌岌可危。环境法典草案的夭折确有不少令人惋惜之处。迄今为止，德国环境行政均由单行专项立法予以调整，盖因空气、水、土地和自然生态等不同的环境特质各自需要受到特别的法律保护。而环境法典草案所遵循的理念是整合各类现有的法律资源。首先，环境法典草案总则部分即为整部法典确立了核心法律原则与统一环境政策的目标，并提出统一实体法规与简化现行程序的要求。据此，一部统一的环境法典首先应整合立法资源。德国联邦与各州之间在环境立法问题上各行其是的支离化趋势早已不符合设立统一环境政策的目标，因此，草案总则着重致力于降低立法调控的密度与去官僚化。其次，环境法典草案还可整合行政资源，即针对某项环境物质采取行政行为时，必须兼顾其他环境领域。此种法律理念符合将环境作为综合性生态结构进行整体保护的专业意识。实现此种目标的主要法律工具即整合各类行政许可审批程序，将其统一于综合性行政许可程序之下。再次，一部统一环境法典的出台，还将缓解将欧盟环境法转化为内国法的繁杂而冗长的法律程序，从而大大降低法律适用的成本。因此，草案的失败，似乎意味着上述构想的落空。在德国环境法领域，尚无任何改革计划像环境法典这般受到万众瞩目，原因即在于环境法作为一个上位概念，牵扯诸多法律领域并存在于繁杂的单行法律法规之中。而此类法律法规多有重复累赘、结构模糊、甚至前后矛盾之处。许多人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办法似乎便是出台一部类似于德国民法典一般具有“潘德克吞”体系的统一环境法典，以提纲挈领式的总则规定统率各个特殊环境部门法，从而形成一种和谐的规范互动。不过，德国环境法典草案最终并未能通过立法程序予以颁布，之前关于法典将产生各种积极影响的说法也许有些一厢情愿①。第一，关于普遍认为环境法典可以将各类复杂的专业立法进行统一的说法是存在漏洞的:大量的专业性环境立法如土地保护、危险物质防护、废弃物处理及生物基因等均未纳入环境法典草案之中。即使草案获得通过，这些环境对象仍将由庞杂的各类环境立法分别予以调整。第二，统一的主导性立法固然可以替代现有的庞杂多样的各类法规，并使此类程序立法的数量大大减少，但环境立法所固有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使得环境法典草案的可读性和可适用性仍然不高，比起之前单行法规林立的局面也并无多大改善。第三，所谓引入新的环境许可程序机制之说也很难站住脚。实际上，统一的环境许可程序来源于1996年的欧盟指令，环境法典草案只是将其转化为内国法并予以整合而已。第四，关于环境法典出台后将大大简化现行环境法的结构之说过于夸张。不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语言上，环境法典草案的复杂程度比之百余年前制定的德国民法典而言，均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五，环境法典草案的目的之一是要加强创新进程，而这一点似乎只是停留在口号层面上。企业界似乎对此并不感冒:对于是否和如何加强企业内部的创新，法典草案并无明确的信号。相反，这部环境法典草案如果出台，对企业、社会及司法界的实际操作者而言，可能意味着更大的运作成本。

德国联邦宪制改革视野下的环境立法体制

德国环境法典草案的失败，酝酿着德国环境行政法领域的新变局。在德国，环境行政隶属传统公法调整领域，而德国基本法框架下的联邦宪24德国新环境行政法之立法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①关于法典可能带来的诸多优势，2008年的专家草案中均一一列举。制改革自然是主导此次变局的决定性法律因素①。在德国宪法体制下，存在着联邦立法机构与州立法机构的双层立法体制。联邦立法机构通常拥有两类立法权限:一类是联邦独占性立法权;另一类是与各州共享的竞合性立法权。此外，修宪前尚有所谓联邦框架性立法权。而州级立法机构除竞合立法之外，经联邦法律明确规定，还可对联邦独占立法事项进行立法。除上述情形外，凡联邦未立法之事项，各州均得立法调整之。2006年联邦宪制改革对上述结构做出了重大调整。原基本法第七十五条的联邦框架性立法被废止，联邦立法权限进行了重新划分。另外，新设定了州级偏离性立法权以及与之相应的分期立法制。这样，原属联邦框架性立法的内容实际已分离成两个子系统:一部分进入州级偏离性立法体制;另一部分则直接划入联邦竞合性立法权限范围内。鉴于联邦宪改后的立法体制对未来的德国环境行政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下乃对联邦宪制改革之后联邦与各州有关环境的立法权体系做一梳理。1．联邦环境立法权限统一环境政策的实施需要由联邦立法机构统一协调的立法予以引导。在联邦宪制改革前，联邦立法机构在水法与自然保护法领域的立法权限比较有限，具体细则均由联邦各州规定。始于2006年的联邦宪制改革一个重要目的即在于为统一的联邦环境法典扫清法理障碍。不过，即使在改革之后，联邦立法机构所拥有的环境立法权亦并不宽泛。就法理而言，倘若联邦机构要对某个环境领域进行单独的立法活动，则该单行法的所有条款均必须符合基本法所罗列的各项关于联邦立法权限的规定。因此，联邦立法机构必须对有关专门的单行法中每个条款均做出相应的立法说明，以证明其立法举措的合宪性。联邦宪制改革的目的之一，即是对之前的联邦立法权限进行相应的扩充，以迎合环境政策调整的需要。联邦宪制改革之后，联邦宪法机构环境立法权的宪法基础主要来源于德国基本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下的有关竞合性立法权。与此相关的联邦立法活动的范围主要包括水资源产权、海岸保护与农业、土地权与建筑管理、大气保护、自然资源与风景保护、空间管理、水资源管理等方面。2．州级偏离性立法权下的环境立法联邦宪制改革对立法体制所做的重大调整还包括明确增设州级偏离性立法制度。在德国宪法二级竞合立法体制的背景下，各州所享有的偏离性立法权实际来源于竞合性立法。此次明确的偏离性立法将在环境行政法未来的新格局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联邦宪制改革对基本法原第七十二条第三款进行了重要修订。据此，各州就有关环境事项通过设定州内法律对联邦法律做出偏离性(不同)规定，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自然与风景保护(除自然保护的一般原则、物种保护或海洋自然资源保护之外)与水资源管理(除与水资源或设备相关的规定外)。也就是说，在涉及上述环境行政的事项时，联邦与各州的法律之间的关系可适用“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然而，不论从法律效力还是规范内容来看，偏离性立法权均不意味着各州可任意启动偏离性立法以代替联邦法律。就法律效力而言，“后法优于前法”只适用于联邦法律与州级法律可能产生冲突的情形，其针对的只是何者效力优位的问题，并不影响法律本身的效力。在州级偏离性立法产生之前业已生效的联邦法律不会丧失其法律效力，且在州法律不得适用的情形下，仍应适用联邦法律。因此，这是一种“法律适用优位”，其约束的主要是具体的州内行政机关。就规范内容而言，立法范围和技术均可产生偏离。在立法范围上，各州仅能针对上述法定事项进行偏离性立法。除此之外，联邦的具体环境法律以及将与环境有关的欧盟指令转化为内国法的法规均应得到严格执行。在立法技术上，首先要明确的是任何州级偏离性立法均不应偏离联邦环境法的核心原则。在此意义上，所谓的偏离立法实则是一种发端于联邦环境法律政策，但需要通过州级立法权限来产生的法律规范，故其必须符合联邦法律的内在精神，而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是否与联邦法一致则过问较少。此种内在精神或原则即为环境立法中不得偏离的内核元素。联邦宪制改革就此虽着墨不多，但一般而言，州级偏离性环境立法不得偏离的法律基础包括宪法、有关联邦法律、欧盟法及基本法第七十二条第三款括号内罗列的除外事项。实际上，各州所拥有的偏离性立法空间也并不大。3．分期立法制下的环境立法与此同时，联邦宪制改革在基本法第一百二十五b条第二款设置了“分期立法制”，以临时限制各州行使偏离性立法权，从而保障环境法典或联邦的新环境法律顺利出台。据此，在2010年之前，各州不得就修订前的联邦水资源法及自然资源法行使偏离性立法权，除非在此期间出台新的联邦环境法。分期立法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保障联邦立法机构能够拥有暂时的独占立法权，从而在2009年底之前对企业界及其他相关行业的环境行为进行统一协调的立法，以规范环境许可程序。当然，联邦议会也可在制定相应环境程序法时明确规定各州不得再进行偏离性立法。不过，根据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此类规定须获得联邦参议院的批准。这一系列联邦宪制改革的安排，均是为了通过一部统一的环境法典来消除环境许可立法版图上这块“布满补丁的地毯”。

德国新环境行政法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环境保护税种，只是在一些税种的规定中直接或间接地含有环保因素。下面拟就环境税立法中的主要问题谈谈我们的几点思考。

一、“环境税”的征税客体和法定名称问题

环境税是旨在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国家税收，环境税应该是我国整个税种体系中一个独立的税种，其法律地位是与流转税、所得税等税种等同的。在环境税法定名称的寻找上，可否作如下考虑：

1.“环境税”：它是以环境中的物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环境税”的内容广泛，可看作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下面还可分为污染物税、环境能源税、环境资源税、环境关税等。而且，每一个名称下面还可再分，如污染物税可分为噪声税、垃圾税、二氧化碳税、硫税、有毒化学品税等。上面提及的环境资源税，也可称为生态环境税。

2.“环境污染税”：它以特定行为为征税对象，任何单位和个人造成环境污染和公害的行为，可以确定为征税客体。这些环境污染行为包括向环境排放废水、废气、废热、固体废物、噪声、放射性物质等行为。环境污染税的计税依据是所排放污染物的浓度或总量。这个名称还可以有另外的叫法，如称为环境保护税，不过这是从狭义上来解释的，它的课税客体不包括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

3.“环境消费税”：以消耗某种环境资源为征税对象，如美国对消耗臭氧的化学制品征税等。我国现行消费税虽然将鞭炮、焰火、汽油、摩托车和小汽车等污染环境的消费品纳入课征范围，而且对小汽车按照排气量大小确定差别税率，这在控制污染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未能对含铅和无铅汽油、是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的车辆加以区别，降低了税收对控制污染行为的作用。笔者提议的环境消费税，消耗的环境资源不仅仅包括汽油，还应包括天然气、煤、焦炭、重油、臭氧等等。具体范围可由税法确定。环境消费税在环境资源的生产和消费环节征收。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快速工业化、城镇化推进过程，经济社会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生态文明格局稳步形成，生态环境立法逐步加强，我国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立法作为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的有益补充，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和经验借鉴。文章以山西为例，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立法的发展历程和特点,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多维辨识，并提出了完善建议和立法展望。

关键词：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地方立法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破坏，成为当前及未来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在此过程中，资源型地区基于资源禀赋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基于产业结构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更为突出。资源型地区要摆脱路径依赖，需要借助外力助推产业转型和升级。在此过程中，依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理念，需要通过地方立法助力资源型地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40年间，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不可避免地会扰动和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伴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从弱到强、从被动治污到主动治理，从要素管理到系统保护，生态环境法治理念不断加强，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生态环境理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发生着深刻变化，并不断契合着改革和发展的步伐。随着国家立法权限的进一步下放，2015年后全国设区的市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在特定领域逐步享有了地方立法权。这对资源型地区推进地方生态文明建设来说，无疑赋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常态、国家力行“三去一降一补”的大背景下，资源型省份转型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更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分析和研究资源型省份生态环境领域地方立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与建议，对资源型省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依法行政、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有着重要的参考和法制支撑作用。山西省作为典型的已处在成熟期向资源衰竭期过渡的资源型省份，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发展历程是全国资源型省份过去及未来发展的缩影，其生态环境领域的地方立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资源型省份的特点,未来的地方立法趋势也将展现出转型发展的特点，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改革开放40年间，山西作为典型的资源型省份，省内地方生态环境立法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健全法规体系到突出地方特色，大致经历了启动阶段、发展阶段、完善阶段和理念强化阶段，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一核四级多领域”、层次内容丰富的生态环境地方法规体系。截至2018年1月1日，山西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地方性法规291件，其中现行有效190件，废止101件。现行地方法规中，生态环境资源保护领域省级地方立法53件，占省级地方立法的28%，覆盖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修复、自然资源保护、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生态环境管理等领域。可预见的未来，山西省设区的市将会集中出台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开启生态环境保护地方立法的新阶段。未雨绸缪，资源型地区地方立法也需要提前规划，做好顶层设计，避免出现偏差，影响地方立法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

二、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地方立法问题辨识

摘要:环保问题严重关切民生，目前已成为全民话题，纵观各类环境犯罪，其往往与相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履行监管职责有关。环境监管失职罪是1997年刑法增设的罪名，在罪状描述与法定刑设置等方面已不能满足当前复杂的社会形势的需要，需要加以完善。

关键词:环境监管失职罪;立法缺陷;完善

根据我国《刑法》第408条的规定，环境监管失职罪是指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环境监管失职罪是1997年刑法典规定的罪名，用以规范相关的环境监管行为。近年来，相关的犯罪行为屡有发生，并有着逐年加剧的趋势，这些行为还经常会同污染环境罪以及贪污贿赂犯罪有交集，对我国的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伴随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向前推进，刑法中规定的环境监管失职罪也面临着立法不足的问题，不利于对环境污染、破坏事件的及时控制和有效解决，亟需予以完善。

一、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立法缺陷

（一）罪状描述不全

在当下的刑法中，本罪的罪状描述为：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对此，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法律对该罪行的描述上面出现了一些逻辑误导，在他们看来，造成该罪行的发生是有其条件的。第一，行为一定要构成对环境的严重污染；第二，行为使社会的公共财产遭受了巨大破坏，或者引发了相关人员的伤亡后果，不然就不能算是违法。但是，一般出现环境被严重破坏的时候都会伴随着公共财产与人员伤亡的后果，这样如果再要求导致社会公共财产蒙受巨大损失，甚至引发人员伤亡的重大问题的规定就是多此一举。也有人表示，该罪行在构成过失方面的描述同一般的过失罪是不一致的，因为在一般的过失罪上面，我们所预测的后果跟理应规避的结果是相同的，在罪犯由于自身的过失罪行发生过程中，如果罪犯只能预测到环境污染的重大后果，而未预测到公共财产或者人员的损害，而罪犯者又要对这两种后果进行规避，那就造成了预测结果与真实结果的差异性，无法真正体现法律的公正性。法律理应在该罪行的描述中关于导致社会公共财产蒙受巨大损失，甚至引发人员伤亡的重大问题中，添加相应的情节加重规范。由以上结果可以得知，存在两种意见，其一，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包括人身伤亡事故和公私财产损失，将其作为一个本罪判定点，其二，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与人身伤亡事故和公私财产损失不同，是两个不同的本罪判定点，需要单独作为本罪的基本量刑情节和加重量刑情节。在我国刑法中，都是以造成某种严重后果为前提定义过失犯罪。从两高先后出台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来看，本罪的严重结果是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如果要确定是否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就必须通过对人身伤亡事故和公私财产损失情况进行认定。只是阐述“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是不严谨的。即使行为人的行为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也不能认定构成环境失职罪。可以看出，本罪的认定关键在于结果，只有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的后果达到了法定界限，才能认定构成本罪。当前的相关条例在界内还未达成共识，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和发展。此外，在刑法判定中，加重处罚的量刑情节常用“情节特别严重”作为量刑情节。从立法者的角度出发，既要面对不同具体的犯罪事实，又要面对不可能描述所有犯罪事实的情况，便有了“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情节。不能由于“情节特别严重”有一定抽象性，就说明立法规定是粗疏的。往往法律条例越是具体，越是具有更多的问题。因此，“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规定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的。很多时候本罪都是由于玩忽职守所造成的，现行刑法用“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档次对其作了规定，本罪也可借鉴。

「内容提要」西部开发，生态先行；西部开发，环境立法更要先行。由于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存在巨大差异，因而西部开发必须重视地方环境立法。各地应在坚持全国法制统一的条件下，根据本地具体生态环境情况，有针对性地对本地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规定具体的防范与治理措施，从而有效保障西部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西部开发、地方、环境立法

今天，不仅在亚洲，而且可以说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人们谈论中国的西部开发问题。其实，我国的西部开发，并不是出于招商引资的需要作出的造势、宣传，而是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的战略步骤提出来的，是一项一经提出就准备立即付诸实施的战略决策。正是因它是一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自觉决策，所以，它在提出来的短短两年内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同样，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项战略决策的实施对于各个方面的影响，都会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甚至人们的生存命运问题。作为一项战略性的决策，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现在，对西部开发这项战略决策的研究，在理论的层面上，应当属于政策分析的范畴；对于实践来说，则是出于完善这项伟大决策的需要，以求切实把西部开发战略落到实处，使它得到成功的实施。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从环境立法的角度，提出对西部开发问题的思考。我们的观点在于提出地方立法的建议。应当说，当前关于西部开发的问题，已经有了大量的思索和探讨。但是，如果不提出对地方立法的重视，是很难为我国的西部开发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保证的。

一、西部开发应走开发与保护并行之路

我国的西部开发，是一个有着重大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的时代课题，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中，西部开发都是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要揭开的一页。在20世纪90年代末，或者，在新世纪的曙光即将展现的时候，中国奏起了西部开发的序曲，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因为，它是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恰恰是在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谋求新的启动杠杆的时候提出来的.有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中国对于西部的开发就具备了自主的条件；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外商外资才会对中国的西部开发保持信任的态度。但是，对于一项适时的工作，也不能够成为激起盲目热情的理由，特别是对于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长久大计的战略性决策来说，充分的理性和科学的构思是必要的。所以说，在西部开发的问题上，根据西部的现实条件，我们认为，这种开发是包含着双重含义的，那就是“开发”与“保护”的并行，开发中包含着保护。在某种意义上，开发是以保护为前提的。

我们知道，西部地区包括西北和西南两个大区，共有12个省、市、自治区。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矿藏，是西部开发的重要物质基础。西部地区土地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的57%；总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4.西部地区的水资源占全国的51%；森林面积占全国的36%；草原面积占全国的56%；矿藏资源储量丰富，已探明矿产量130种，其中天然气、钾、盐等20多种矿藏储量占全国绝对优势，“西电东送”、“西汽东输”说明西部还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能源。这些资源将成为西部发展的重要保障。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西部地区是我国生态环境形势最为严峻的地区，其中，江河、湖泊水生态平衡失调、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严重，林草植被覆盖率低等问题尤为严重，许多地区已经成为不毛之地，不少地方失去生产、生存的基本条件。在西部特殊的自然和经济条件下，如何开发西部，使西部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良性互动，是关系西部地区开发全局的重点问题之一。

摘要：绿色产业是21世纪的新兴产业，是以传统生产方式与资源有限性矛盾为背景提出的新的发展方式和新的产业模式。要使新产业得到发展，制度供给是最基本的因素。环境法在绿色产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完善环境法的相关制度也就有了积极的意义。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探讨。

关键词：绿色产业；完善；环境法

绿色产业是能够充分运用生态学原理、系统工程等方法，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并借助现代科技管理手段，把环境作为一种宝贵的资源要素来利用的一种高效生态经济形式。其主旨是实现“零资源废弃”，以促进资源利用和经济发展。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绿色产业也不再是传统的环保与生态建设，而是一项具有系统性与前瞻性的工程，使环境与经济不再是相互制约而是在发展中相互促进。绿色产业是能够提供绿色产品与服务并能创造经济价值的朝阳产业。其核心的是把环境作为生产要素，是全新的发展理念。我国在经济发展中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应以生态经济学为基础，在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中走出一条“平扁”的环境库滋涅茨（Kuzners）曲线⒈。

一、绿色产业产生的背景分析

随着全球环境的持续恶化，各国环境保护意识迅速增强，环保技术的持续进步，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商品正在迅速失去消费者的认可，一些没有取得环保认证的商品,市场空间迅速丧失。而绿色产品获得了消费者的普遍青睐，购买和使用绿色产品已成为风靡全球的一种消费时尚。资料显示：77%的美国人认为，企业的绿色形象会影响他们的购买欲，94%的德国人愿意购买绿色产品，67%的中国消费者在超市购物时会考虑环保认证。在商品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条件下，绿色产品以其高品质、高附加值而成为21世纪的市场新宠。

绿色产业是一种融合了人类的现代文明，以高新技术为支撑，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市场化和生态化有机结合的经济，也是一种充分体现自然资源价值和生态价值的产业。它是一种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有机结合的良性发展模式，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产物。绿色是地球上生命的最终源泉，是大自然的本色，把它运用于经济领域，象征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所谓产业结构的绿化，是指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投入资源能量少，各种资源利用率高，产出的产品或服务多，废物最少，甚至无污染，使产业经济的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因此，产业结构绿化是组织生态化的生产物质生产过程或服务过程，使整个社会生产技术过程和经营管理过程生态化，即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在生产各环节生态化过程，这是21世纪产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演变的总趋势，是历史趋势，也是现实追求目标。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各类产业的产品与服务在生产与消费中对生态与环境和人体健康的负效应最小化乃至无害化，实现生态经济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为此，必须实现生态环境发展的产业经济化。产业结构绿化的本质是产业经济的生态化与生态的产业经济一体化。它不仅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全部产业经济及整个国民经济中这类绿色产业的比重将不断加强，非绿色产业的比重也随之下降，而且是21世纪最典型的新兴产业，并逐步成为主导产业。传统的第一、二、三产业和知识产业的绿化趋势也将加强，用生态改造全部产业经济及其整个国民经济。绿色产业的关键是提供绿色产品，是对产品“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绿化过程。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引导生产厂家生产符合生态环境要求标准的绿色产品，导致生产领域的彻底革命。据美国际环保商业公司的统计，1990年新产品中有5%的绿色产品，到1997年这一比重已经高达80%，增长速度很快。因此，可以预言，未来市场将是绿色产品占据优势，非绿色将处于劣势，世界市场将全部进入绿色产品时代。

【摘要】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对环境的严重污染与破坏日益突出，环境保护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显然，仅有民事手段和行政处罚手段是不够的。理论与实务界也日益重视刑法在保护环境中的作用。我国1997年修订的刑法完善了刑事法律对环境的保护，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有诸多不足和应予以完善的地方。本文结合我国环境保护刑事法律的规定进行分析，指出了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进步与不足，提出增设环境犯罪新罪名并主张在我国刑法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和有条件实行严格责任原则，增加对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

【关键词】环境犯罪；因果关系；严格责任危险犯

【正文】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民事和行政的法律手段已不足以对其进行有效地防治和解决，许多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刑事手段来惩治危害环境的行为，以弥补其他法律手段的不足。当前，我国的环境犯罪现象十分突出，如何运用刑法的手段来保护环境，杜绝环境污染，进而使生态免遭破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我国1997年3月颁布的《刑法》在第六章第六节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标志着我国依法治理、保护环境的工作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也还存在很多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有关环境犯罪规定的现状

（一）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规定的进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