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范文10篇

一、问题的提出

国际分工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和与之密切相关的产业理论的核心。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主流地位的国际分工理论主要有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这些理论为我们分析和研究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问题提供了经典的理论框架。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理论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由于它们产生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国家的背景之下，并没有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问题，故大都存在着单纯追求短期的、狭义的比较经济利益而忽略了长期的、广义的社会环境效益，特别是生态环境效益的重大缺陷。如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在要素禀赋理论中，劳动虽然不再是唯一的投入，考察的要素扩大为自然资源，但也没有把环境资源作为一种独立的要素禀赋加以考虑。按照他们的理论，表面上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取得了所谓的比较经济利益，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往往要为此付出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显然这些代价是远非既得经济利益所能弥补的，而且可能还会给全球带来可怕的环境灾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理论本身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渠道输出“洋垃圾”和通过投资渠道转移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产业提供了理论依据。

因此，当前以这些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为基础所形成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是不利于国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这种认识上的转变要求我们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必须将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以环境规制为基础，重新审视自身的比较竞争优势，积极推动建立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以获取持久的国际贸易利益，从而谋求自身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

二、以环境规制为基础的国际分工

（一）环境是一种独立的要素禀赋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对国际贸易中的环境保护问题认识不足，传统的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并没有把环境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要素禀赋对待，其结果是现行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贸易价格没能充分反映环境成本，从而导致价格体系扭曲。

环境问题突出是伴随着社会工业化、城市化不断深入推进而产生的负面现象。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及生态资源的匮乏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国民的生活质量和国家的发展水平。我国一直致力于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党和国家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但是近些年，全国各地连续发生了一些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比如2014年兰州自来水苯超标事件、2015年天津“8•12”特大爆炸引发的环境污染事件等。种种环境污染问题不断拷问着我国环境治理体系的有效机制。环境刑法作为治理环境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理应发挥保障性作用，但刑事法律领域的不完善致使环境犯罪的治理效果并不理想。本研究在我国环境刑法现状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完善建议，以期能够对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起到促进作用。

一、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模式

（一）关于对环境法益独立性的评价。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前，环境资源犯罪被规定到《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在设计具体的罪名时，要求环境污染要造成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后，环境污染罪删除了关于人身财产损害结果的规定。从《刑法修正案（八）》到《刑法修正案（十）》，对环境犯罪的设置依然延续传统的罪名分布格局，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专章中的地位没有改变。或许是立法技术的不完善，或许是时代背景所困，从现有的立法体例来看，国家对于生态环境的管理控制占据主导地位，且没有把环境权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范畴看待，更不用说将环境法益与人身法益、财产法益置于相同地位，使其受到刑法的平等保护。在环境本位价值观下，刑法对法益的保护突破了传统的人身、财产、国家安全等，转而将环境、生态作为刑法直接保护的对象。相比较于人本主义价值观，环境本位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将生态环境看作比人类自身更为重要的保护目标。在该价值观的影响下刑法更有利于打击环境犯罪、保护生态环境。但刘艳红认为，将法益“精神化”会导致伦理道德等内容的介入，这在模糊法益与规范边界的同时会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实际上一旦松弛法益对立法的批判作用，就会陷入刑法无处不在的危险———滥用刑法。［1］本研究认为，在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中，环境犯罪的立法理念转变下的环境法益应当成为刑法保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便刑法没有将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利益作为直接保护对象，但是生态环境的良好治理效果终归会反射于人类自身。从域外立法经验来看，德国通过修改刑法典的方式，将有关环境犯罪的刑事条款集中纳入刑法典，为环境犯罪专设一章“危害环境罪”。1999年德国现行刑法颁布，依旧沿用该种体例，自第234条至第330条规定了水、土壤、空气污染，造成噪声、震动、辐射，危害保护区域，释放毒药造成危险等一系列环境犯罪。［2］俄罗斯颁布的《联邦刑法典》也专章规定了“生态犯罪”，用17个条款对环境污染及生态资源破坏进行详细列举。［3］我国刑法接受环境本位价值观的前提是要将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定罪标准、量刑情节等进一步明确化、精细化，防止造成刑罚滥罚的混乱局面。（二）采用统一刑法典的模式。对环境犯罪进行专章立法、集中立法现行《刑法》在分则第六章以9个条文、14个罪名的形式专设一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与之前“分散式”的罪名设定相比有所进步，但是仍然不能反映我国目前生态环境领域所面临的严峻现实，也无法凸显环境犯罪在刑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本研究认为，应当将《刑法》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独立出来，单设一章置于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后，并以“破坏生态环境罪”设置章名。环境犯罪除了《刑法》第六章第六节的14个罪名外，还有一些边缘化的罪名散见在其他章节。比如走私罪中的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废物罪，渎职罪中的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环境监管失职罪，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土地罪等。如果环境犯罪以专章设置，则应当将这些罪名归入其中。环境犯罪采取专章式、集中式立法，一方面可以体现在环境本位价值观的影响下环境法益的独立性评价，将环境权的实现从应然层面转变到实然层面，另一方面有助于环境犯罪的类型化，强化刑法对环境犯罪的规制，严密刑事法网。专章设置环境犯罪不仅可以包含现行的罪名，而且可以对尚未进行刑事立法的犯罪行为予以整合、调整，使其体系化、规范化。在立法体例的设置上，我国刑法学界有不同的看法。王勇认为，应该调整这种单一化的立法模式为多元化的立法模式，建立以刑法典为核心、单行刑法为补充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4］付立庆认为，环境犯的立法模式应为双轨制，即在环境法规之中设置罪刑罚则，创立名副其实的附属刑法。［5］赵秉志认为，环境犯罪的理想立法体例应是目前采取的刑法典模式。［6］本研究认为，现行刑法典模式更能适应我国的法治环境。首先，我国的立法传统倾向于重典化。不管是立法之初的分散化，还是综合立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立法技术的完善，最终都会实现高度统一的法典化。其次，我国目前的附属刑法的立法特点主要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且不会在非刑事法律中直接定罪量刑，在之后的立法中也很难进行突破。最后，我国具有统一的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制定特别刑法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刑事法律的完整性、体系性，不符合国民刑事一体化的思维习惯。

二、环境犯罪中罪刑问题的理论性思考

（一）入罪标准前置化。刑法介入早期化与“风险刑法”的提出密切相关。“风险刑法”命题最早可以追溯到“风险社会”理论，这一理论由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率先提出。所谓“风险社会”，是指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借助高科技在改善生活的同时也将自己置于一种不安全的环境中，且人类无法掌控这种不确定的状态。刑法作为法秩序共同体安全的最有力保护者，应当对“风险社会”做出回应。在“风险社会”里，刑法规范的保护必须向前推置。［7］我国刑法关于生态环境犯罪的入罪标准有四种：行为标准、情节标准、危险标准、结果标准。以犯罪的危害结果作为入罪的标准最为严格，也不利于对生态环境犯罪的预防控制。因此，在环境污染类犯罪中以“危险犯＋结果犯”作为该类犯罪的入罪标准，即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污染物，足以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就应当被定罪处罚，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将升格法定刑。环境的破坏具有不可逆性，用于环境恢复的时间长、金钱成本巨大。环境污染类犯罪的设立不仅是为了打击造成环境污染严重后果的犯罪，更是为了重点防范其潜在的危险，所以按照危险犯设计污染环境罪完全是合适的。（二）确立环境犯罪中的严格责任。一般来说，确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都要求以主观罪过为前提条件，即过错责任原则。但由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许多国家设计了特殊的归责原则，主要包括绝对严格责任和相对严格责任。绝对严格责任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即使没有过错，也需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相比较绝对严格责任的客观归责性，大多数国家采取了相对严格责任。相对严格责任给被告人预留了抗辩空间，如果被告人证明自己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则可以免于刑事责任。在未来的罪名设计中，危险犯与行为犯所占比重上升，如果仅仅以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定罪量刑，将严重破坏刑法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环境犯罪的复杂性、隐蔽性导致的主观有责性难以证明，过分强调主观归责将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及时性、有效性。我国环境犯罪可以采取相对严格责任，在《刑法》总则中形成过错原则为主、特殊情况下适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但由于该原则还不具有法律依据，因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还需慎重使用。（三）刑罚目的多元化。所谓刑罚目的，实际上指国家运用刑罚的目的，即国家制定、适用、执行刑罚所期望达到的目的。［8］刑罚目的是刑罚论中最为重要的概念，它限制了刑罚的种类与体系、量刑原则及适用等一系列与刑罚相关的问题。西方国家关于刑罚目的主要形成三种学说，即报应说、预防说、二元论。［9］我国刑罚理论中关于刑罚目的之通说主要有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预防对象的差异决定了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方式具有差异性。总的来说，我国刑罚的目的是惩罚犯罪，偏重预防。在环境犯罪领域，传统意义上惩罚与预防的目的固然重要，但由于环境法益的特殊性、独立性，环境刑罚要追求惩罚、预防和恢复目的的综合实现。惩罚犯罪人主要依靠刑罚措施，而预防与恢复目的的实现单纯依靠刑罚是不行的，还需要非刑罚措施予以配合。一方面，我国环境犯罪的刑罚主要采取自由刑与财产刑相结合的模式。自由刑主要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适用比例较低。自由刑的刑期较短，罚金的数额规定不明确，无法做到罪刑相适应。另一方面，在坚持刑法介入早期化的情况下，对轻微犯罪人适用非刑罚措施至关重要。但目前非刑罚措施规定过于笼统，没有针对环境犯罪的特性做出具体设定。因此，从有效预防环境犯罪和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意义上讲，在未来的《刑法》修订中可以通过增加非刑罚措施剥夺犯罪人再实施环境犯罪的能力，让《刑法》真正起到预防环境犯罪的作用。［10］

三、环境刑法的优化路径

一、基于治理结构、行政绩效、产权安排与环境治理失灵的分析

我国环境规制的主体是国家环保部及地方的环境管理部门。政府进行环境规制的主要目的在于纠正企业、组织和个人行为给环境所带来的外部性。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多元、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保护公共利益,如何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下以灵活的手段回应社会的公共需求[2]。威廉姆森在《治理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和意义》中将治理概括为一种组织制度设计,其功能是用来弱化组织内部某种冲突,减少交易成本,进而使组织处于有效运转状态。环境的治理结构不仅包括环境规制机构内部权力的运作关系,也包括环境规制机构外部的权力关系。具体来说,环境的治理结构体现了环境规制机构内部组织关系以及环境规制机构与企业、公民的组织关系。我国环境规制机构包括中央环境管理部门和地方各级环境管理部门。1982年中央的环境保护局还只是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下属的机构,直到1988年,国家环保局从原国家城乡建设环保部独立为国务院直属局。1993年,升格为副部级直属局。1998年,升格为正部级直属局,更名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8年环境委员会和国家环保局统一到环境保护部,从而使中央环境保护部直属国务院,环保部门由政府直属机构进入"内阁"序列,并被赋予环境政策、规划和重大问题方面更多的统筹、协调职责,使环境保护部门参与宏观决策能力得到了加强。但是相对于其他"强势部门"来说,其在决策中的话语权和统筹协调能力方面还处在相对的弱势地位。而且我国的环境规制体制是双重的管理体制,容易造成权力分散、功能弱化:一是中国的地方各级环保管理机构在业务上受国家环保部的领导,但是作为一个职能部门,其真正的管理领导权属于本地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各地环保局的人事任免和财政来源都完全依赖各地政府。这就使得地方的环保部门在行使其正当权利时无法避免当地政府的领导、干预和影响,环保机构的权威性、执行力受到严重弱化;二是各部委的环境保护部门属各部委管辖,同时又受中央环保部的管辖。中央环保部最初的级别低于管理生产的中央各部,后来才被提升为正部级,但是受中国行政化的影响,中央环保部不能对属于同一行政级别的省或者其他部委有约束力的命令,因此,省级政府有可能避免中央环保部的规制。许多在经济发展上占优势的部门可以控制着环保部门的权力,导致了环境规制不力以及政策重点上的冲突以及纪律和协调上的缺乏。例如,我国的水利部、农业部和各城市建设局都能控制环保机构,导致环境规制机构处于无真正实权的地位。又如,我国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能,一般分散在发改委、环保、林业、水利、交通、国土等多个部门,分管部门之间关系不明确,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分解和架空,而且造成环境治理上相互推诿;三是尽管国家环保部可以提出议案并草拟法规,但是它缺乏强迫执行的权力,惩治环境污染的企业和个人还必须依靠司法机关执行。但是我国司法机关缺乏严重的独立性。虽然根据宪法规定,任何行政机关、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均不得对检察院的检察工作和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国党组织往往可以操纵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和西方国家法官任职的终身制不同,我国的司法机关组成人员都有一定的任期,接受党委组织部的考核与任命,而且在经费预算上,司法机关严重依赖各地政府。因此,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大打折扣,造成事实上司法机关接受党委的领导。同时各级政府也能干预司法程序的现象,也使得司法人员对审理具体案件的责与权相脱节,对人大机关的负责机制弱化,致使司法机关的权威下降,法律的尊严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四是环保部内部职能交叉的问题也同样存在。比如环境监察局与污染控制司之间交叉的职能较多。例如,污水治理再利用问题,这根本不是环保部门职责范围的事,但目前环保部门不得不拿出很大的精力来做。再比如,淘汰落后的产业和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本由发改委管的事,但这也推给了环境保护部去做,这使得环境保护部力不从心,执行力弱化;五是环保部门内部的人事制度也存在很多弊端。比如地方基层环保部门员工不仅受基层单位管辖,而且他们所拥有的人事编制以及财政工资属于省级政府的管辖。由于省级政府缺乏对基层员工执行情况的有效信息,加之干部终身制的弊端,地方基层环保部门员工的财政工资来源于省级政府,因此,基层环保部领导也无力对一线环保职业人员的不作为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另外,环境规制机构权力分散,行政权力地区分割使得生态环境整体性与跨区域性的矛盾十分突出。生态环境具有整体性、联系性的特点。但是我国由于缺乏对环境问题的整体认识,不同的生态因素分开管理,甚至同一个生态要素又被分割成许多片。例如,中国的地表水的开发利用归水利部管理,地下水归地质矿产部管理,海水归国家海洋局管理,大气归国家气象局管理,水污染归国家环保总局管理,城市和工业用水归建设部和各有关工业部管理,农林牧渔业供水归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管理。这种"九龙治水"的局面是中国行政化分割生态环境整体性的一个缩影,使得环境规制机构各自为政,权力弱化,很难采取一致行动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的总体目标[3]73。对于一些跨行政区域的环境资源,如跨区域的河流、湖泊等在环境容量的使用上存在竞争性与较强的外部性,相邻地区的地方政府官员都希望本地经济快速发展,而将环境污染转嫁给相邻地区,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对本辖区的一些企业放松环境规制,对污染环境的企业处罚过轻,这是我国跨区域的环境污染往往比非跨区域的环境污染严重的一个直接原因。环境属于公共物品,环境产权属于公有的,人人享有平等的、无差异的所有权,因此很容易导致下例弊端:第一,公共产权很容易导致公地悲剧和集体行动的困境:一是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化程度低,就居民个人而言,环境维权成本太高,而分摊在个人身上的得益太小,多数民众没有足够的动力联合起来维护环境权益;二是大多数环境污染对人体的影响是漫长的、间接的、隐性的,多数民众对优美环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三是普通民众的臣民思想和维权方面的"搭便车"心理,更加弱化了环境维权意识;四是我国缺乏社会组织维权有力的激励机制,诸如组织培育、信息共享、资金资助、举报奖励、法律救济保护等激励机制缺乏。第二,环保官员的晋升缺乏民主的选拔机制和有效的民意监督机制,很容易导致污染企业与环保官员的合谋,忽视社会民众的环保诉求。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向污染企业收取排污费和罚款以应付中央环保部的减排任务;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可以放松环境规制,将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这一外部成本转嫁给当地居民承担。因此,环境资源如何使用,在缺乏民意、非政府组织的约束下,官商勾结合谋的可能性很大[4]。我国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政治绩效的考核长期以来是以"GDP"的增长速度为主要标准,忽视了环境指标、社会指标和人文指标的考核;而且这种高度集权的科层规制结构,也缺乏公民、利益相关者和独立的环保专家对环境规制绩效考核所能发挥的应有作用,更会助长环境规制的失灵;中央环境规制机构对地方环境治理绩效的信息不对称以及规制成本过高、规制技术和规制法律的缺失,也加速了环境规制失灵。在我国现阶段,科技水平还不能对经济发展起关键的推动作用,经济发展还是过多依靠资源的高投入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在"GDP"片面的政绩驱动下很难与环境保护齐头并进。我国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事权下移,财权上移,财政上实行包干,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比例按照与地方项目成正比的配套政策。地方有了较大的经济发展空间,而且地方政府随着公共服务支出的扩大,原来的税源捉襟见肘。尤其是落后地区,由于所得国家项目相对较少,使得所得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更显不足。因此无论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地方政府都有强大利益驱动而不惜环境的代价来发展经济以扩大税收。而且强化环境规制,加强环境治理,需要本届政府承担环境规制的巨额直接成本,以及因本地经济的发展减缓导致财政收入减少从而使政府官员政治晋升无望的隐性成本。在缺乏民意监督和全面地对官员政绩考核的情况下,地方官员的政绩往往以"GDP"论英雄。因此,地方政府热衷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来做大地方"GDP"以捞取个人的职位晋升,而很少顾及一些高污染项目或应该被淘汰的产能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由于地方的环保部门是受地方政府领导的,往往会给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大开绿灯。我国公有产权的垄断与监管的无力更进一步加剧了环境规制失灵。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是影响经济运行绩效的重要因素。而我国土地、矿藏等资源产权和环境产权都属于公有产权,加之民众对公有产权监管和影响有限,使得公有产权缺乏有效地运作,导致社会财富浪费、资源消耗,加速了环境生态的破坏。科斯(1960)在《社会成本问题》提出产权制度的重要标准是交易费用标准,产权的界定和实施是与效率联系在一起的。清晰界定产权可以节省交易费用:一是明确了不同产权主体的权利、责任边界,使权利与责任对称,从而建立起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二是外部性的内部化减少了外在成本;三是减少了交易的不确定性[5]358。产权安排和所有制关系一样都是社会的各个不同主体、不同利益集团对资源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经济关系。公有制作为一种产权安排和私有产权一样在法律意义上都是清晰的,但是由于事实上界定产权的困难,对公有产权的保护、监管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对公有资产的短视、非效率使用和各种盗窃与掠取。诺斯也认为,在哪里测量资源的成本高,哪里就会有公共产权。遗留在公共领域的资源引起追租行为,其结果是"租值消散"。张五常(2002)也把公有制较差的经济绩效归因于交易成本过高。公有产权表现出的低效率,首先是产权的高度集中导致了信息的集聚,高昂的信息成本限制了资源向有效率利用的方向转移。政府的有限理性和政府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使信息的取得和利用更为困难;其次公有产权加大了监督的困难也使得委托成本过高。公有产权的人,代表着整体利益,同时又是自利的"经济人",在其行政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寻租行为[6]408409;由于公众组织成本和监管政府成本太高,而且公有产权使得民众存在搭便车心里,加之国有产权治理机制的不完善以及民主机制的不足,更使集体监督失灵。另外人受政治生涯有限和政策易变的影响,也容易利用残缺的监督机制而牟取私利。

二、完善环境治理绩效的路径选择

(一)完善环境规制机构的治理结构,增强环境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1)我国环境管理机构要保持独立性和高度的权威性,就必须使环保法律授权和组织保障能不受部门利益和地方政府干扰,能充分代表民意和优美环境生态发展的要求,独立地实行环境规制。根据先进国家提高环境保护机构权威性的经验,环境保护机构负责人一般都是政府和内阁成员。如日本环境厅长官为国务大臣,该大臣兼任内阁有关环境问题的大臣会议主席,直接参与内阁决策;美国环保局长亦进入政府内阁,并对总统的决策产生直接影响;法国环境部的规格亦相当高,其职责由极具权威的环境部长履行[7]。而且这些国家的民主的选举制度保证了选民对政府与议会的监督,也保证了当选的内阁成员对选民负责,议会制定任何政策,民众可以去听,媒体往往会对立法机关的环境政策过程进行深入细致的报道以使人民有彻底的知情权,从而保证选民对环境规制行使终极的权力。职业行政人员更多在公民参与环境治理时发挥专家的咨询、引导的作用。威廉姆森也论证了环境规制受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影响,环境规制的成功需要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形成有效的权力约束制衡机制、民意监督机制和专家咨询机制。我国环境保护部虽然已经成为国务院的直属部门,但是由于我国决策、行政、司法之间的权力约束和制衡机制还很不完善,难以避免官僚集团结成利益同盟,干预司法的现象。因此,要保证环境规制权威首先必须保证我国司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使它免受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的干扰。司法独立原则是社会正义的象征,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是我国法治精神的内在要求,而司法公正必然要求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前提。我国中央法官也可以仿照西方一些国家实行终身任职,其经费独立预算,直接对人大负责和人民负责,这样可以保证环保执法的独立性;其次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的立法机关,要强化环境保护部在环境政策、环境规划和重大环境问题方面的参与权和话语权,突出环境政策等职能,同时要加强环境规制法律的宣传和透明度,以便能制定反应各地和各阶层民意、完备的环保法律和法规;再次,环保部也应该在组织上和经费方面保持独立性,加大对环保人员的技能培训,以提高环保职业人员的业务能力,高效、权威地执行环境规制政策,避免"强势利益部门"干预环保部门执法行动。环保机构的设立不仅要有科学的组织保障,即环保部门有充分的财力、技术、人员保障,同时也要考虑提高每个环保行政人员的执行力,消除同一环保干事所受的双重领导从而影响执行力的现象。例如,江苏省各市的环保部门员工的编制来自江苏省政府,但是他同时受各市的环保部门的领导,这样有可能导致市级环保部门员工不听市级环保部门领导的命令。因为环保职业行政人员会认为既然我没有拿你的工资,当然可以不听你的命令。具体做法可以这样:我国地方各级环保规制机构的编制可以由中央环境部统一核定,实行垂直领导,环境规制职业人员的人事任免权由上级环保部门依据民意和科学的绩效考评结果决定,与地方政府脱钩。(2)提高环境规制机构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加强重点领域环境监管。环境整体协作治理的成功取决于权威、平等的、协调合作机构的建立;取决于是否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以达成决策共识;同时,取决于环境法律是否完备和议程的信息是否公开透明,以接受民众的监督;公民、非政府组织和环保部门是否通力合作、齐心协力共同对环境污染实行监管。例如,加拿大为推动环境治理跨部门合作而专门设立了环境部长理事会(简称CC-ME)。它由联邦、10个省和3个大区的共14位环境部长组成,每年定期讨论环境问题,并就相应对策进行磋商。CCME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包括联邦环境部长在内的14位成员每年轮流当值理事会主席。CCME拥有秘书处、管理委员会等日常工作机构,它们完全中立,为成员和下设的各种专门委员会提供服务。CCME的主要职能有四个方面:作为对话机构,对重大环境事件进行磋商、协调;作为决策机构,采用政治协议的方式通过相应环境政策;作为论坛平台,分享环境领域的信息和研究进展;作为协会组织,制定环境领域的原则、规章和标准等。理事会的议题、议程、协议等内容全部向社会公开,通过不断磋商和妥协,消除理事会各方的分歧,而且接受民众、党派和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的参与和监督,因此所达成的协议一般能得到有效落实[8]。我国政府也可以借鉴加拿大在环境整体合作治理的经验,加强环境政策、规划和重大环境规制问题的统筹协调,强调跨部门、跨地区、跨流域环境规制的整体性和协调性,有效落实责任机制;同时要突出从源头上预防、监管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责任,明确规划环评、区域限批等职能;建立和健全环境监测和预警机制,解决长期困扰环境工作中监测、信息等职能交叉,责任弱化等问题。(3)发挥非政府组织、公民、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传统的科层式的线性的治理结构由于信息传递单一,很容易造成信息扭曲和信息封闭,致使有效的信息很难达到高层领导。而且传统的官僚体制是建立在垄断的基础之上,容易造成信息垄断,使他们在与人大等立法机关打交道时处于有利地位,一旦某个官僚组织被创建并受命管理一定的政策领域,那么这个组织由于信息的优势而难以控制,可能远离最初法律所规定的目的,转而由自己来界定所谓完善的政策,这样会出现官僚中心主义,造成执政扭曲或者强迫社会接受官僚片面裁定的环境政策;科层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拉大了基层员工与执政者的距离,从而降低了他们对组织的承诺;而且固定的薪酬待遇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以鼓励其组织成员有效率的做好份内的事情,造成官僚体制的惰性,致使行政人员的执行力弱化;另外行政人员自身"经济人"特点和机会主义也很容易导致环境规制机构急剧膨胀或者过多增加环境规制预算以扩大自己的权力并提高个人的收入,这样会加大环境规制机构的权力寻租和行政无作为现象。因此,环境治理绩效的提升需要发挥每个公民、非政府组织、企业的作用,尤其需要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和参与能力,提升非政府组织环境监管的力度。环保组织的壮大也需要政府授权、引导和扶助。政府不仅要通过政策宣传、税收惠免、无偿资助、信息服务、合同服务等激励方式来培育非政府环保组织,还要注重对非政府组织的资源进行协调和整合以提高非政府环保组织的参与能力。例如,政府给予环保NGO适当的法律地位,如降低准入门槛、放宽活动领域、提供资金支持、委托研究和推广项目、减免税收负担等,为民间环保机构创造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为政府环境规制减轻压力;政府要为环保NGO和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参与和沟通机制。如改善目前的"官僚中心主义"环境评价机制,让环保NGO和公众有机会参与到环评和调查工作之中,实行环境保护的公众监督和听证制度,建立政府相关部门和环保NGO之间定期对话、咨询协商制度等;探索向环保NGO购买环保服务。政府购买环保公共服务,即通过财政性资金的转移支付方式,特定的环境管理事务设定目标和要求,由非营利组织来提供,政府予以相应的资金支持与资源监管,从而发挥环保NGO的优势[9]。

(二)建立科学、民主的环境规制绩效考核体系

［提要］本文主要对环境保护税及环保投入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影响相关文献与实证研究进行梳理与总结，并对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理论观点展开述评，以期能够为该领域广泛深入地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财务绩效；环境保护税；环保投入；文献综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在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标志着我国环保费改税的序幕正式开启。本文以国内外学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研究为切入点，逐渐引申至其他学者对于环境保护税、环保投入与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研究，其中还加入了环境保护税与环保投入对财务绩效影响的中介因素“环境规制”的研究，系统的梳理和总结环境保护税与环保投入对于企业财务绩效因素的逻辑关系。

一、社会责任对于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HowardBowen（1953）认为，企业在日常经营制定政策时，不仅仅只为企业创造价值，还要考虑到社会的价值观和标准，这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二）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温素彬、方苑（2008）运用面板数据模型，以2003～2007年4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对当期的财务绩效具有不显著的负相关性，而长期来看，企业的社会责任会对财务绩效有正向作用。张兆国等学者（2013）使用GMM评价方法验证了上述结论，其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会在滞后一期对于企业财务绩效有着正向影响。

摘要：碳税和碳交易作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手段，是低碳发展模式下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本文在阐述二者内涵的基础上，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两者的适用范围及其利弊特点。结合当前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状况及发达国家碳税制定的规则，本文分析了两者在我国的适用状况，并提出制定减排与限排相结合的环境规制方法，为加快低碳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碳税碳交易环境规制

一、碳税与碳交易的涵义区别

（一）碳税的涵义及分类

碳税以环境保护为目的，以二氧化碳排放单位为征税对象，通过消减二氧化碳排放为手段来实现环境规制，具体可分为：

1.按照实施范围不同，可分为国内税、国际税和协调的国家税。前两者的划分标准是不同的国家体系，后者是指在一个宽松的国际框架下由各主权国自主决定的税收体系。

[摘要]我们使用中国36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销售利润率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滞后1期的成本费用利润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从长期看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提高有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导致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是，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弥补并超过了环境规制给企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导致企业利润率提高。实证分析还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拥有专利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环境规制；企业利润率；技术创新

一、引言

从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开始，人们在加强环境规制治理工业污染的同时，就对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可能对企业生产率和利润率等带来的影响，给与了极大的关注。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率的关系，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将导致企业效益的下降。由于环境规制要求企业投资于污染防治或者缴纳污染税费，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这不仅会使得生产率下降，而且会造成产出减少、价格提高和利润率的降低。此外，环境投资还可能挤占企业的其他生产性、盈利性投资，从而对企业的利润率产生不利影响。第二种观点认为，合理设置的环境规制政策通过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后一观点由迈克尔·波特等人(1991)提出，被称为“波特”假说。他们认为，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从而产生创新补偿作用，弥补甚至超过环境规制给企业生产成本和利润率等带来的不利影响，达到环境绩效和企业经济绩效同时改进的“双赢”状态。

虽然众多学者对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率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但是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Branlnnulun，FareandGrosskopf(1995)使用1989年和1990年41家瑞典纸浆和造纸企业数据，采用非参数的技术模型比较了受规制与不受规制下企业利润的不同，结果发现，有些企业由于环境规制导致利润下降，也有些企业利润不受规制的影响。Sancho，TadeoandMartinez(2000)使用效率指数对西班牙木制品和家具制造企业在环境规制下的产出和生产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产出和生产效率都有负的影响。AJpay，BuccolaandKerkvliet(2002)使用利润函数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美国和墨西哥食品加工企业利润率和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在1971—1994年间，环境规制对墨西哥食品加工企业的利润率影响为负，但是对生产率的影响为正；环境规制对美国食品加工企业的利润率影响不显著，对生产率有负的影响。黄德春和刘志彪(2006)通过在Robert模型中引入技术系数，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在给企业带来直接费用的同时，也会激发一定程度的技术创新，部分或全部地抵消这些成本，因此，环境规制可以同时减少污染和提高生产效率。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工业污染防治与企业经济效益提高间的权衡问题，这就要求环境规制政策在达到污染防治目标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对企业利润率等的不利影响，甚至达到污染控制与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的“双赢”目标。因此，研究环境规制与我国企业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使用我国36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并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摘要]我们使用中国36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销售利润率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滞后1期的成本费用利润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从长期看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提高有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导致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是，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弥补并超过了环境规制给企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导致企业利润率提高。实证分析还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拥有专利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环境规制；企业利润率；技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F27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0)02—0078—04

一、引言

从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开始，人们在加强环境规制治理工业污染的同时，就对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可能对企业生产率和利润率等带来的影响，给与了极大的关注。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率的关系，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将导致企业效益的下降。由于环境规制要求企业投资于污染防治或者缴纳污染税费，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这不仅会使得生产率下降，而且会造成产出减少、价格提高和利润率的降低。此外，环境投资还可能挤占企业的其他生产性、盈利性投资，从而对企业的利润率产生不利影响。第二种观点认为，合理设置的环境规制政策通过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后一观点由迈克尔·波特等人(1991)提出，被称为“波特”假说。他们认为，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从而产生创新补偿作用，弥补甚至超过环境规制给企业生产成本和利润率等带来的不利影响，达到环境绩效和企业经济绩效同时改进的“双赢”状态。

虽然众多学者对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率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但是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Branlnnulun，FareandGrosskopf(1995)使用1989年和1990年41家瑞典纸浆和造纸企业数据，采用非参数的技术模型比较了受规制与不受规制下企业利润的不同，结果发现，有些企业由于环境规制导致利润下降，也有些企业利润不受规制的影响。Sancho，TadeoandMartinez(2000)使用效率指数对西班牙木制品和家具制造企业在环境规制下的产出和生产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产出和生产效率都有负的影响。AJpay，BuccolaandKerkvliet(2002)使用利润函数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美国和墨西哥食品加工企业利润率和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在1971—1994年间，环境规制对墨西哥食品加工企业的利润率影响为负，但是对生产率的影响为正；环境规制对美国食品加工企业的利润率影响不显著，对生产率有负的影响。黄德春和刘志彪(2006)通过在Robert模型中引入技术系数，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在给企业带来直接费用的同时，也会激发一定程度的技术创新，部分或全部地抵消这些成本，因此，环境规制可以同时减少污染和提高生产效率。

[摘要]我们使用中国36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销售利润率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滞后1期的成本费用利润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从长期看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提高有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导致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是，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弥补并超过了环境规制给企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导致企业利润率提高。实证分析还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拥有专利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环境规制；企业利润率；技术创新

一、引言

从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开始，人们在加强环境规制治理工业污染的同时，就对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可能对企业生产率和利润率等带来的影响，给与了极大的关注。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率的关系，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将导致企业效益的下降。由于环境规制要求企业投资于污染防治或者缴纳污染税费，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这不仅会使得生产率下降，而且会造成产出减少、价格提高和利润率的降低。此外，环境投资还可能挤占企业的其他生产性、盈利性投资，从而对企业的利润率产生不利影响。第二种观点认为，合理设置的环境规制政策通过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后一观点由迈克尔·波特等人(1991)提出，被称为“波特”假说。他们认为，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从而产生创新补偿作用，弥补甚至超过环境规制给企业生产成本和利润率等带来的不利影响，达到环境绩效和企业经济绩效同时改进的“双赢”状态。

虽然众多学者对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率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但是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Branlnnulun，FareandGrosskopf(1995)使用1989年和1990年41家瑞典纸浆和造纸企业数据，采用非参数的技术模型比较了受规制与不受规制下企业利润的不同，结果发现，有些企业由于环境规制导致利润下降，也有些企业利润不受规制的影响。Sancho，TadeoandMartinez(2000)使用效率指数对西班牙木制品和家具制造企业在环境规制下的产出和生产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产出和生产效率都有负的影响。AJpay，BuccolaandKerkvliet(2002)使用利润函数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美国和墨西哥食品加工企业利润率和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在1971—1994年间，环境规制对墨西哥食品加工企业的利润率影响为负，但是对生产率的影响为正；环境规制对美国食品加工企业的利润率影响不显著，对生产率有负的影响。黄德春和刘志彪(2006)通过在Robert模型中引入技术系数，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在给企业带来直接费用的同时，也会激发一定程度的技术创新，部分或全部地抵消这些成本，因此，环境规制可以同时减少污染和提高生产效率。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工业污染防治与企业经济效益提高间的权衡问题，这就要求环境规制政策在达到污染防治目标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对企业利润率等的不利影响，甚至达到污染控制与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的“双赢”目标。因此，研究环境规制与我国企业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使用我国36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并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摘要：环境规制的研究已成为资源环境经济领域的热点，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也广受关注。本文从环境规制的含义、环境规制强度测量、产业结构优化、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等几个层面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分析，发现已有研究在分析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时，变量选取比较笼统，多未能考虑行业差异性和区域异质性。因此，本文提出下一步研究中要设计体现矿业行业特性的指标来测量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和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要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区域异质性，从而研究完善环境规制下矿业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规定等。

关键词：环境规制；矿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度化

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下，环境规制已成为全球议题。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命令与控制政策、经济激励政策、信息披露机制等措施来对环境进行规制［1］。我国政府更是不断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力度，把环境保护放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改革生态文明体制，综合运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来控制污染、保护环境［2］。矿产资源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矿产资源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产业，也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较为严重负面影响的产业。我国矿业长期以来采取粗放式的发展模式［3］，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造成水土流失、土壤酸化、空气污染和水污染［4］，带来一定的环境污染问题，需要采取有效的环境规制措施来调整矿业产业结构，以平衡矿产资源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基于上述背景，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研究环境规制对某一具体产业结构的影响。具体到对于矿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经概括归纳，相关研究文献总体上可分为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及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和方式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1环境规制的文献综述

1．1环境规制的含义。学者们关于环境规制含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一般认为，环境规制的研究起源于庇古（PIGOU）和科斯（COASE）。环境污染具有负外部性影响，通过对排污者征税可以弥补私人成本和社会之间的差距［5］。但庇古税不能直接弥补个人因环境污染所遭受的损失，因此，科斯（COASE）［6］提出在产权明确且交易成本较小的基础上，私人主体之间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来真正解决环境的负外部性问题。庇古税和科斯定理其实包含环境规制的两种常见方式，即政府主导的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手段和个体主导的协商式环境规制手段。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环境规制的含义进行阐述。赵玉民等［7］认为环境规制分为显性环境规制和隐性环境规制，前者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命令控制型规制、激励性规制和自愿性规制三种类型，后者主要是指个体的环保意识、思想、观念等；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方式之间可以相互转化。MICHAEL［8］对环境规制作广义的理解，管制型、经济型、信息型、合作型规制均属于环境规制的范畴。原毅军等［9］在MICHAELBcher的环境规制分类基础上，将经济型环境规制细分为以环境相关的税费表现出来的为费用型和与环境相关的技术投资、治理投资等表现出来的投资型两类形式。李欣等［10］将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区别开来，并认为以公众在污染事件中的抗议、谈判、投诉和协商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2环境规制强度测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测算是客观评价环境规制措施实施效果的前提，是近年来环境规制领域研究的一个新热点。目前通用的方法是设置若干指标来测算环境规制强度，主要有以下两类。1）单一指标法。由于环境规制的根本目标是控制环境污染，因此，单一指标法多是采用与环境污染排放相关的某一指标来测量规制强度。如LEVINSON［11］、KELLER等［12］基于美国污染减排成本来衡量各州的环境规制强度；也有学者采用企业污染排放量或能源消耗量作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13］；还有学者通过计算政府在污染治理方面的投入［11］或是环保规章制度的数量［14］来测量环境规制强度。2）综合指标法。单一的指标由于考虑的指标数量少，不能全面反应环境规制的实际强度。于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将多项单一指标融合成综合指标来进行测算。有学者用耶鲁大学等单位的环境绩效指数（EPI）代替环境规制指数，指数越大，说明环境治理成效越好，环境规制强度越严格。环境绩效指数就是综合多个方面的指标来进行评估，2018年EPI在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活力两个目标之下用10个政策领域的24项具体指标来评估各个国家（地区）的环境表现［15］。李萍等［16］运用综合指数法构建环境规制测量体系，在目标层（环境规制强度）之下设置废水、废气、废固三个评价指标层来测算工业各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王芳［17］综合考虑二氧化硫、烟（粉）尘、废水排放量和环境污染治理总投资等指标，运用回归模型具体测算2003～2016年我国各省的环境规制强度。

2产业结构优化的文献综述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政府与企业实施生态旅游环境规划的博弈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生态旅游作为一个“舶来”的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末引入我国、旅游企业对生态旅游区的开发和管理，落入了法律和规定的“制度真空”地带、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制、监督企业制定和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迫在眉睫、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规制旅游企业从生态旅游和环境保护相互作用机制入手、规制，又称政府规制、缺乏系统环境保护规划，走“先污染再治理”的道路必定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基本假设、构建博弈模型、模型求解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由于环境保护机制缺失，导致我国“生态旅游离生态更远”的尴尬现实。文章假定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制旅游企业，制定并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构建政府和企业的博弈模型，从政府规制角度对企业制定和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的行为进行分析，得出博弈双方的均衡战略：政府执行有效监管，对不实施环境保护规划的企业制定适当的惩罚力度，就可以促使企业自觉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从而证明政府规制企业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关键词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政府规制博弈论

1引言

生态旅游作为一个“舶来”的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末引入我国，并在随后的20多年得到蓬勃发展，一时间生态旅游成为最时尚的旅游消费，消费者趋之若鹜，生态旅游市场规模庞大。面对巨大利益诱惑，许多旅游开发商的触角开始转向生态旅游，政府对于生态旅游的开发热情也不断高涨。这些旅游企业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业已形成的旅游产业链条及客源市场优势，能够很好地解决传统政府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促进了生态旅游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生态旅游的研究尚处在初级阶段，政府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机制缺失，政府与开发商的协议在关乎环境成本补偿及惩罚机制的内容方面几乎是空白，于是，旅游企业对生态旅游区的开发和管理，落入了法律和规定的“制度真空”地带。结果导致旅游企业只关注开发生态旅游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生态环境保护，对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缺少系统环境保护规划，肆意开发，造成了污染、环境退化、经营性设施侵占生态旅游资源等诸多问题。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制、监督企业制定和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迫在眉睫。本文假定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制旅游企业制定并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构建政府和企业的博弈模型，从政府规制角度对企业制定和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的行为进行分析，得出博弈双方的均衡战略，以期分析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政府规制的效用。

2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