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范文10篇

一、环境公益诉讼概述

公益诉讼法律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乃与私益诉讼区分而言。私益诉讼是保护个人所有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而公益诉讼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经济的发展，一些政府部门、大的公司集团有能力从自身利益出发挑战公共利益，使得保护公共利益成为公众的实际要求，为公共利益而进行诉讼的案例不断增多，从而促进了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20世纪中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逐渐高涨的环保运动使环境权作为人身权的一种受到重视。环境公益诉讼日益增加并不断得到公众的关注。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社会成员，包括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的特别规定，在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形下，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针对有关民事主体或行政机关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并不是独立于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之外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它只是一种与诉讼目的及原告资格有关的诉讼方式。在三大诉讼中，都存在着相应的公益诉讼。实践证明，这项制度对于保护公共环境和公民环境权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相对于传统的诉讼方式，环境公益诉讼具有自身的特点：1、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者与传统的诉讼方式相比具有特殊性。传统诉讼方式的提起者必须是与本案有厉害关系的当事人，而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者范围较广，既可以是直接的受害人，也可以是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包括社会成员，如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

2、环境公益诉讼的对象既包括一般的民事主体，也包括国家行政机关。一般的民事主体，如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当其行为侵害了环境公共利益，而环境行政机构无力或不能干预时，即可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对象。国家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构成了对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行政不作为时，也是环境公益诉讼的对象。

3、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环境公益诉讼是与环境私益诉讼相对而言的。环境私益诉讼是为了私人利益提起的诉讼，即某种损害环境的行为直接损害到私人利益时，受害人针对加害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而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人不是因为自己的切身环境权益遭受侵害，而是因为环境公益受到损害或有遭受损害的威胁时，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达到维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4、环境公益诉讼的功能具有明显的预防性质，同时兼具补救功能。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不以发生实质的损害为要件，只要根据有关的情况合理地判断其具有发生侵害的可能性即可提起诉讼。这就改变了传统诉讼事后的被动性，可以将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扼杀于萌芽之中。另外，对于已发生的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环境公益诉讼又通过民事赔偿和国家赔偿以补救被损害的环境公共利益。

一，诉讼主体

1．主体扩大化。

公益诉讼在古罗马已然形成，乃与私益诉讼区分而言，私益诉讼是保护个人所有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而公益诉讼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经济、垄断经济的发展，一些政府部门、垄断集团有能力从自身利益出发挑战公共利益，使得保护公共利益成为公众的实际要求，为公共利益而进行诉讼的案例增多，促进了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20世纪中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逐渐高涨的环保运动使环境权作为人身权的一种受到公众的关注。因此，环境诉讼的主体资格的认定条件，已经不能仅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美国侵权法的新的规定，即“为提起禁止或取缔公益妨害的诉讼，公民必须具有作为一般公民的代表，或公民诉讼中的公民，或集团诉讼中的集团的一个成员所具有的起诉资格。”在日本水俣病损害赔偿系列诉讼案也表明，由于环境公益诉讼涉及的利益范围广，波及的范围有区域化功能化的特点，法院在权衡各方利益之下所做重新分配社会有限资源和利益的判决，在某种意义上影响环境和地区经济制度的建设而不仅仅是个案的救济。因此，只有把诉讼主体做扩大化解释，赋予公民个人，社会团体，行政机关部门，检察院及其他相关组织等间接利害关系人有环境诉讼的主体地位。而把某些需要国家予以特别保护的情况列为例外。这样也符合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的规定，也符合我国现行的司法实践。

2．鼓励诉讼。

自公众参与原则和公众知情权的确立，公众作为环境行政部门和污染企业的第三者，有最广泛的发言权。因此，公民环境诉讼的活跃程度也是判断环境法实施程度的标志。美国在《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主要环境立法中规定了公民诉讼条款及返还诉讼费等措施。为了鼓励公民环境诉讼，美国《清洁水法》规定，起诉人胜诉后，败诉方承担起诉方花费的全部费用，国家再对其给予奖励；美国《垃圾法》规定，对环境违法人提起诉讼的起诉人可得罚金的一部分。这些鼓励诉讼措施和推行律师和当事人“密切合作”思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面，提高公众的环境公益保护意识。

近年来，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保护环境公益的重要制度，效果却并不理想。学界当前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起诉主体、裁判方式等相关领域，而对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关注相对较少。从现代司法的基本规律看，陪审制度的完善，对环境公益诉讼审判的民主性、专业性以及判决结果可接受性的提升均大有裨益。2018年4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其中第14、16、22条的规定标志着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正式建立，是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一大制度创新，也势必为陪审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开创新局面。然而也必须看到，新法对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进行规定的条文仅有3条，如果不进一步细化、明确化，不解决一些核心问题，比如陪审员选任方式、陪审员参审方式以及专家陪审员制度等，那么，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运行依然会困难重重，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实践需求，无法发挥制度本身的预期效果。因此，本文试在分析法律文本的基础上结合既有的实践和研究，重点就《人民陪审员法》对环境公益诉讼特殊性回应不足之处进行研判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式，以期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一、《人民陪审员法》对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基本架构

我国陪审制度长期存在“驻庭陪审、编外法官”和“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现象，严重影响了陪审制度预设功能的实现，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概莫能外。这一情况招致了学界的广泛批评。2018年《人民陪审员法》的出台，是对我国长期以来陪审制度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司法改革以来审判工作改革试点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有利于扩大司法领域的人民民主。就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而言，新法的实施有利于形成法官和人民陪审员的优势互补，深化人民群众对公正审判和专业化审判的认知。根据新制定《人民陪审员法》的相关条文，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现有架构主要有以下三层次核心内容。第一，明确了环境公益诉讼必须适用陪审制度。2018年《人民陪审员法》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下列第一审案件，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七人合议庭进行：……（二）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作为一项新型诉讼制度，包括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内的民事公益诉讼于2013年《民事诉讼法》的二次修改并出台方才结束了“于法无据”的尴尬境地。包括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内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更是于2017年才确立。因此，与之配套的陪审制度也在不停的摸索、变动之中。根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出台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第3条第2款“涉及群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上实行人民陪审制审理”的规定可以看出，试点工作期间，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并不一定使用陪审制度。在后续的其他司法解释中，这一立场并没有明显变化，如2018年“两高”联合出台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审公益诉讼案件,可以适用人民陪审制。”而陪审制度如被规避，势必影响到环境公益诉讼的审判质量。基于陪审制度对于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审判的重大作用，《人民陪审员法》第16条在规定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必须适用陪审制度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合议庭人数，这是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一大进步。第二，审理环境公益诉讼的合议庭具体人员构成基本确定。要最大程度地发挥陪审制度的作用，保障环境公益诉讼审判的公平、公正，仅仅对合议庭总人数作出规定是远远不够的。陪审员人数的多寡及其与职业法官人数的对比，直接决定了合议庭能否对尽可能多的不同种利益进行衡量以及相应的能力。基于此，《人民陪审员法》第14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审判案件，由法官担任审判长，可以组成三人合议庭，也可以由法官三人与人民陪审员四人组成七人合议庭。”可见，环境公益诉讼的合议庭必须由三名职业法官和四名人民陪审员组成。这一安排既保证了人民陪审员在事实审方面相对于职业法官的人数优势，从而使得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的复杂事实有了被最真实还原的可能；也保证了职业法官在事实审中能够听取到尽可能多的代表不同利益群体价值的声音，从而保障最终判决结果能够有效协调各方利益，进而增加判决结果的可接受性，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第三，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人民陪审员的职能、权限基本确定。陪审制度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在案件审判中，对很多事实认定需要依据生活常识和专业知识才能判断，而陪审员大多来自与案件相关的各个行业，对社会生活比较熟悉，能够形成对专业化法官知识的补充，因此更有利于司法目标的实现。而如何确定人民陪审员在参与审判时的职能和权限，对实现陪审制度的制度价值至关重要。为了充分实现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司法民主价值，其完善路径既不是通过培训等手段强化人民陪审员的法律素质，也不是将人民陪审员的权利限缩于认定事实。①基于此，《人民陪审员法》第22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七人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独立发表意见，并与法官共同表决；对法律适用，可以发表意见，但不参加表决。”可见，新法是在肯定“法律审”“事实审”基本分野的前提下，确定了人民陪审员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与法官同等的“法律审”职能和表决权以及适当的“法律审”建议权，为人民陪审员在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时切实履职提供了初步条件。综上，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立法现状是：任何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都必须适用陪审制度；针对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组成的合议庭人数固定为7人，其中法官3人、人民陪审员4人；在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时，人民陪审员享有和专职法官同等的“事实审”权利和对法律适用发表意见的权利。在看到新法相对于之前立法缺位和不合理有了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作为陪审制度基本法的《人民陪审员法》相关规定对环境公益诉讼特殊性的回应明显不足，亟待后续的司法解释和立法予以填补、完善。

二、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特殊性分析

从立法技术上分析，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作为一个相对成体系的理论，不可能由区区三个法律条文能够概括。作为一项特殊的诉讼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在诉讼程序规则的诸多方面具有特殊性，②因而也需要能够回应这些特殊性的特别陪审制度与之配套。换言之，建立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有其必要性。即，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需要对环境公益诉讼的以下四项特殊性进行回应。1.通过进一步明确陪审员选任方式，助力实现不同情况下的环境公益诉讼两造结构之均衡。传统诉讼恪守“直接利害关系”原则，而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往往与所提起的诉讼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在合理限度内对适格起诉主体范围进行扩张是通过公益诉讼维护环境公益的必然做法，问题也就由此产生：不同类型的起诉主体，其诉讼能力和自身性质差异明显，任何一种确定统一的法庭构造都无法确保环境公益诉讼两造结构在任何情况下都大致相对均衡。如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被告往往都是大型企业，与大多数情况下作为起诉主体的民间环保组织和个人相比无疑在人力、财力、物力上都具有明显优势。但是，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被告面对具有“民意官办、民办官助、官民结合”半官方性质的环保组织（如中华环保联合会），甚至是同时兼具法律监督机关和环境公益起诉人双重身份的检察机关时，原本为实现实质正义的倾斜性配置法庭结构最终可能更多起到的是反效果。类似的情况同样存在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之中。很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背后的更深层次事由其实是针对环境污染，环境行政部门应当管且可以管好但没有去管或者没有管到底。因此有学者认为，改善我国环境的根本解决办法是摆正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定位，完善行政环境公益诉讼制度。③笔者赞同这一观点，但是也应当看到，一方面，在多数情况下作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被告的环境行政机关虽然看似强势，实际上却存在着权能不足的情况。无论是《环境保护法》，还是《水污染防治法》等专门污染防治法，虽然都有专章规定法律责任，但是对环境行政部门在环境执法内容上的具体授权，均为警告、罚款、责令停产、限制生产、限期治理、排除危害之类。但责令停业和关闭等真正具有强制力的处罚只有同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才有权作出，环境行政部门只有向其请求的权力。④因此，环境行政部门面对环境污染在很多情况下也是无计可施，这一情况如不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审判过程中予以重视，势必影响到案件判决的最终效果。另一方面，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具有强势原告地位的检察机关，在环境行政诉讼中同样居于强势地位。有学者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情况进行统计后指出，在试点工作期间所有进入到诉讼程序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检察机关无一例外全部胜诉。⑤因此，在坚持陪审员随机抽选的原则基础上，根据个案实际情况的不同确定有所侧重地选择陪审员组成合议庭，有利于不同利益在判决过程中进行充分的考量和碰撞，是实现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两造公平对抗以及公平裁判的关键。2.通过参审方式的进一步完善，实现对能动司法作用范围的动态调整。环境公益诉讼维护的是环境公共利益，因此在诉讼构造上，当事人诉讼权利受到严格规制，审判权的地位也因此强化，使得原本应当消极的居中裁判者成为积极的程序管理者和推进者，而积极角色的扮演必定带有一定的能动司法的色彩。⑥但是如果能动司法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如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出现的法院主动依职权对准被告进行调查取证、采取保全措施，通过明示或暗示手段鼓动潜在的起诉主体提起诉讼等行为，已经严重偏离了法院的司法职能定位而与环境行政机关的职能近乎一致。如若放任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则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价值有被环境行政执法吞噬的危险。从域外一些环境公益诉讼代表性国家的实践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过度能动的司法对环境公益诉讼乃至整个环境公益保护制度体系带来的巨大冲击。在印度，法官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经常同意原告追加诉讼请求，甚至主动追加诉讼主体。例如在印度恒河污染案中，原告原本只就恒河流域污染最为严重的坎普尔的市政机构和几家主要污染工厂进行起诉，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法官将案件的审查范围扩展到了恒河流域所有大城市的市政当局。在印度的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比比皆是。过于主动的“能动司法”使得被告苦于诉累，进而影响到正常的生产和环境行政执法行为。⑦为了抑制法院可能出现的过度能动司法，通过引入陪审制度对整个案件进行审慎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而通过何种参审制度能够对法官的过度能动司法进行有效制衡，则是完善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应当重点关注的内容。3.通过廓清“事实审”和“法律审”之间的界限，为有效审理案情错综复杂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准备条件。我国关于人民陪审员的审判职能定位的规定最早见于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其中第11条第1款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这意味着人民陪审员在“事实审”和“法律审”方面都有着专职法官同样的权利。但是随后的实践证明上述职能定位并不理想。基于此，在之后的司法改革过程中，中央在顶层设计中对人民陪审员职能进行了调整为“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出台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中“人民陪审员在案件评议过程中独立就案件事实认定问题发表意见，不再对法律适用问题发表意见”的规定是对这一调整的明文确认。此后，鉴于试点工作中也遭遇剥离陪审员“法律审”职能导向下的法庭构造和审判人员合议规则设计困境，《人民陪审员法》采取了折中处理的方式，这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中体现为人民陪审员享有与法官同等的“事实审”职能和有差别的“法律审”职能，即对法律适用发表意见的权利。换言之，司法改革以来暗含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可以截然分开的逻辑前提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但是，我国长期以来并未对事实与法律问题加以界分。客观上来说，事实和法律本身难以截然地分开。尤其是在科学证据案件中，由于诉讼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分别对应了事实和法律，因而都具有混合属性。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更是盘根交错。综上，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混杂加上缺乏区分两者的历史积累，都给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陪审员“事实审”和“法律审”的并行不悖带来难度，亟待出台有效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方法。4.通过建立专家陪审员制度，为有效认定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的科学证据创造条件。科学证据对于诉讼中的事实认定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体现得尤其明显。美国法学家达马斯卡甚至预言，科学证据“将会把经验常识从事实认定中彻底清除”。⑧关于科学证据的认定，《人民陪审员法》没有明文规定，然而作为一个毋庸置疑的现实，科学证据对于作为大众代表的陪审员而言，如何在陪审中对有效地审查判断科学证据就成为难题。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情况必将随着《人民陪审员法》降低陪审选任门槛、陪审员随机抽取等条款的实施而更加明显。针对法官和普通陪审员多缺乏专业科学知识的困境，一些法院正在探索引入专业陪审员进行弥补的可行性。不可否认，在以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为代表的特殊案件中引入专家陪审员确实有利于从专业角度质疑鉴定意见并善于说理促成调解，为认定科学证据、查清案件事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法官及时、准确判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⑨符合我国历来的实用主义传统。但陪审员制度作为保障司法民主的一项重要制度，如何尽量保障人民陪审员的平民化方向与专家陪审员的精英化方向有着天然的紧张关系。因此，如何在保证陪审制度民主性、代表性的基础上构建起同样运行良好的专家陪审员制度，在两项目标之间达致精巧的平衡，是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又一关注重点。

三、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之完善路径

摘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对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监督作用,该制度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受传统的诉权理论限制,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救济有很多的不足之处。本文对环境公益诉讼做出明确界定,分析我国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依据,探求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可行性

对于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传统法律制度采取的是单轨制保护模式,即由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来维护环境公益。然而,对于没有监督与制约机制的公共权力,其权力本身的扩张性和腐蚀性,是每一个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仅仅依靠道德力量所无法改变的。环境利益是一种公共利益,其利益的保护同样受到制约。尽快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充分发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监督的巨大潜力,是促进我国环境保护公益事业健康发展的趋势。

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的界定

环境公益诉讼指致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公民、环保组织或特定国家机关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并不是独立于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之外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它只是一种与诉讼目的及原告资格有关的诉讼方式和手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

1.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一方为特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及个人。此处所指的特定国家机关为人民检察院,它最有权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社会组织及个人可作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起诉讼。

摘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对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监督作用，该制度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受传统的诉权理论限制，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救济有很多的不足之处。本文对环境公益诉讼做出明确界定，分析我国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依据，探求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可行性

对于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传统法律制度采取的是单轨制保护模式，即由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来维护环境公益。然而，对于没有监督与制约机制的公共权力，其权力本身的扩张性和腐蚀性，是每一个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仅仅依靠道德力量所无法改变的。环境利益是一种公共利益，其利益的保护同样受到制约。尽快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充分发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监督的巨大潜力，是促进我国环境保护公益事业健康发展的趋势。

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的界定

环境公益诉讼指致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公民、环保组织或特定国家机关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并不是独立于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之外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它只是一种与诉讼目的及原告资格有关的诉讼方式和手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

1.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一方为特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及个人。此处所指的特定国家机关为人民检察院，它最有权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社会组织及个人可作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起诉讼。

摘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对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监督作用，该制度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受传统的诉权理论限制，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救济有很多的不足之处。本文对环境公益诉讼做出明确界定，分析我国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依据，探求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可行性

对于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传统法律制度采取的是单轨制保护模式，即由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来维护环境公益。然而，对于没有监督与制约机制的公共权力，其权力本身的扩张性和腐蚀性，是每一个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仅仅依靠道德力量所无法改变的。环境利益是一种公共利益，其利益的保护同样受到制约。尽快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充分发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监督的巨大潜力，是促进我国环境保护公益事业健康发展的趋势。

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的界定

环境公益诉讼指致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公民、环保组织或特定国家机关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并不是独立于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之外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它只是一种与诉讼目的及原告资格有关的诉讼方式和手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

1.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一方为特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及个人。此处所指的特定国家机关为人民检察院，它最有权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社会组织及个人可作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起诉讼。

【摘要】环境公益诉讼是当环境作为一种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有被侵害的危险时，法律允许公民或团体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包括民事、行政、刑事三种类型，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它不要求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内涵包括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化、原告资格的适当放宽、环境公益诉讼的受理范围、举证责任的分配、诉讼费用的分担、建立原告奖励制度、发展环保团体和防止诉讼滥用。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理论基础；制度创新

一、环境公益诉讼及其理论基础

公益诉讼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它通常被理解为以个人、组织或者国家机构为原告，以损害国家、社会或者不特定多数人利益（公益）的行为为对象，以预防、制止损害公益行为并追究公益损害人相应法律责任为目的，向法院提出的特殊诉讼活动。那么当环境作为一种公共利益（公益）遭受侵害或有被侵害的危险时，例如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等，针对这类行为所提起的诉讼就是环境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由于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行为，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法律允许公民或团体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1}这种诉讼并非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与领域，而只是一种与原告资格认定相关的诉讼方式和手段，既可在行政诉讼中采用，亦可适用于民事诉讼程序。如被诉的对象是对环境公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的行政机关或其它公共权力机构，即为适用于行政诉讼程序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如被诉对象是公司、企业、其它组织或个人，即为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美国、英同、日本等一些国家已在立法上确认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社会发展和政治法律思想革新的产物，有其深厚的法理基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每个人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联系更加紧密，随着权利的社会化，“公益”和“私益”相互渗透，公益诉讼典型的以“私”护“公”的性质便符合这种趋势。“由于环境侵害的原因行为往往具有社会有用性、价值正当性、合法性和不可避免性，这使得相关的实体法与程序法也难免打伤浓郁的社会性色彩。因此，论及环境侵权救济的法理学基础，须从社会法理着眼，而不是传统的个人主义法理。”{2}“从社会法理的视角看，由于环境法较多涉及社会公益，环境法是一种社会法。环境公益诉讼以社会法思想为底蕴，具有社会法理基础。”{3}

摘要: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在此政治背景下，重大环境问题的发生受到了社会公众的热切关注，2018年11月初发生的泉港碳九泄漏事件，造成了巨大环境危害并且对居民造成严重影响，其受到公众的普遍关切与议论，因此，后期公众的寻求救济途径其中的法律问题都十分值得我们探讨。

关键词:法律适用;环境公益诉讼;泉港事件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同时出现了新问题和新矛盾，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绩效考核机制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巨大压力，导致了一系列新环境问题的发生，环境污染在严控的背景下没有得到改善，环境侵权事件频繁发生,新形势下的公众环境维权已经成为政府需要解决的重要民生问题。党的报告写明了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等一系列发展新要求，这就强调了解决环境问题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体制的首要突破口。而对于公众的环境维权而言，最主要的手段即环境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已经初步成形，在近两年的案例与实操积累下，其已成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种重要形态。通过环境公益诉讼这种亲民的维权途径，可以很有效地惩治违法企业，公众也可以通过这种途径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同时赋予违法企业以法律意义的责任，使被破坏的环境得以救济。

一、事件及问题

2018年11月4日凌晨，福建省东港石油化工实业有限公司6.97吨成品油从装卸码头和油船之间的连接软管处泄漏。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虽多次通报，但网络舆情仍不断发酵，一时间人们谈碳九色变。11月8日，泉州市政府才出面就泄漏事件及处置情况通报，派出由当地多个政府部门组成的调查组，且聘请第三方环境科学机构进行评估；进行海洋水质状况、大气状况、肖厝村海域水产品管控、水产养殖损失理赔、住院诊疗、群众工作等，专家调查报告等等。此次碳九泄漏事件给当地的居民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不便与危害，对泉港及周边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人们从生活、网络等各个渠道都感受到这次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以及危害性。对于民众来说，通过何种渠道以及采取何种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便是该事件中最为重要最应提上日程的事。2012年《民事诉讼法》原则性确立了公益诉讼制度，随后法学家及法律从业者分别从理论上和实践中反复尝试，力求让民事公益诉讼从简单的理论层面走向更为具体、深层的实践之路。在制度层面，包括有最高人民法院为细化程序规则、完善配套的规范措施、陆续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和《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两个相关司法解释，加上作为保护环境领域的基本法新《环境保护法》也在文中第58条进一步规范细化了有关主体资格的规定。在司法实践层面上，受诉法院在个案的审理中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力求针对不同案件不同情况总结经验，形成规范化制度文件从而据此来指导实践，形成完整的公益诉讼体系。可以说，从整体情况看，以《环保法》为依托，目前我国初步构建了环境保护领域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但其中涉及海洋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污染、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在实践中仍处于探索阶段，亟待补充完善。

二、环境公益诉讼相关法律规定

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的界定

环境公益诉讼指致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公民、环保组织或特定国家机关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并不是独立于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之外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它只是一种与诉讼目的及原告资格有关的诉讼方式和手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

1.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一方为特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及个人。此处所指的特定国家机关为人民检察院，它最有权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社会组织及个人可作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起诉讼。

2.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为管理环境的政府部门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也包括按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

3.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是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或抽象行政行为。

4.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而非提起诉讼当事人自己的私利。

摘要:生态和环境是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社会敏感问题,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使得我们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保护生态和环境，必须建立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法律制度，其中建立健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之一。本论文针对我国当前传统的环境诉讼与环境保护的现实需求、理论发展、制度完善极不协调的现状，从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以生态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角度，提出建立完善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通过原告资格的放宽，诉讼范围的扩大，举证责任的倒置，诉讼费用的承担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模式。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环境保护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是以加强环境保护为前提的，而环境保护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都取决于全社会的努力。全社会成员之间能否公平地分配环境保护的成本与利益,建立一套鼓励人们的环保行为的制度安排，直接决定着人与自然和谐目标的实现和影响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1]在现实生活中,个人面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常常是不知、不能或不敢提起诉讼，原因是现行环境诉讼制度规定限制了公众的有效参与,其结果必然淡化人们维护公共利益、参与环境事务的积极性。因此,有必要通过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为环境领域内的公众参与提供法律上的保障。一、环境公益诉讼与和谐社会的法律释义和谐社会既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的载体。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可以减少或消除因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自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中的环境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加强环境保护，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目前，随着社会环境侵权行为的增多，环境保护问题已经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以诉讼的方式推进环境保护工作也是环境保护法得以实施的重要环节。因此，我们唯有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方面予以深入研究，加强环境立法,特别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才能日益推进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进而全面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一）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内涵和特征1、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公益诉讼法律制度最早可溯及到古罗马时代。“古代罗马法学家把法分为公法和私法，诉讼也被分为‘公诉’和‘私诉’两种。‘公诉’是对有关国家利益案件的审查，‘私诉’是根据个人的申诉对有关个人案件的审查。但这种区分和近代的‘公诉’和‘自诉’并非同一概念，按今日所谓的‘公诉’是由代表国家的检查机关向法院提起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请求；‘自诉’是由被害人或其法定人为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直接向法院提起的诉讼。罗马法则以涉及国家和政府的诉讼为‘公诉’，涉及个人利益的诉讼为‘私诉’，凡个人受到不法侵害致使个人的权利遭受损失的，纵然是刑事诉讼，也只能是‘私诉’。”[2]在近代的诉讼制度中，为保护私人利益而以私人资格发生的诉讼叫私益诉讼，以保护公益为目的，就叫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是指公民和社会团体针对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不当行为或违法行为致使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势下，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而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3]环境公益诉讼并不是独立于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之外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它只是一种与诉讼目的及原告资格相关的诉讼方式和手段，在三大诉讼中都存在着相应的公益诉讼。2、环境公益诉讼的特征与传统的普通环境侵权救济诉讼方式和手段相比，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具有以下显著特征：首先，环境公益诉讼的被诉行为侵害或危及到的是社会性的公共环境权益，一般并不直接损害原告私人的利益。在单纯私人利益直接受损害的情形下，只需通过传统的诉讼手段即可处理。其次，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具有特殊性和广泛性。传统诉讼的原告要求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环境公益诉讼不要求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也就是说，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成员既可以是直接的受害人也可以是无直接利害关系人。对此，罗马法首次提到公益诉讼的概念时就曾论述，“公益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4]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司法救济权赋予了普通公民，许多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被起诉，并通过审判得以暴露，可以有效制约社会权利的滥用。再次，环境公益诉讼的预防性及补救功能。由于环境公共利益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公共利益，其一旦受到损害，事后的补救是比较困难的，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时甚至是无法弥补和挽救的。为此，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不以发生实质性的损害为要件，即对环境公益的侵害不需要现实地发生，只要根据有关的情况合理地判断其具有发生侵害的可能性即可提起诉讼，甚至是在科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这有利于把潜在的大规模环境污染和破坏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于已发生的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环境公益诉讼又体现了其补救功能的一面，通过民事赔偿和国家赔偿以补救被损害的环境公共利益。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环境公益诉讼并非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与领域，而只是一种与原告资格认定相关的诉讼方式和手段。这种诉讼形式既可在行政诉讼中采用，亦可适用于民事诉讼程序。（二）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和内涵针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状，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先后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互相联系的理论体系。特别是总书记2005年2月19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5年2月21日在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和谐社会的特征,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并强调要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至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框架初步形成了。在社会不断发展演变的今天,结合社会主义国情,我们又赋予了和谐社会新的内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它是指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稳定有序的社会。主席曾经强调,和谐社会就是一种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与人的和谐,三是，社会分工的和谐。在和谐社会的三个价值序列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最基本的内核,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内容和理想目标。马克思、恩格斯把“全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确定为有生命的人的存在，和他们与自然的关系。”[5]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现阶段,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对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等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必要性的。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环境法律问题（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危机背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了挑战。中国科学院一份专题报告结论说:“中国生态环境十分严峻,从总体上看,生态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中国生态破坏尽管与自身的生态环境脆弱有关,但是生态环境恶化更多的是由人为的破坏所造成的”。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将被疲于应付各种灾害而拖累。据统计,2003年的灾害全面损失已达到2000亿元。人口形势亦十分严峻,2005年1月6日,中国大陆地区人口达十三亿,当前我国人口总量高峰、就业人口高峰、老龄人口高峰相继到来,就业人口对经济承载的压力、贫富悬殊对社会承载的压力、生活生产方式对资源承载的压力、人口总量对环境承载的压力明显增大。我国经济总量虽然已居世界第七位,但很大程度上是“高消耗、低效益、高排放”的粗放增长。资源日渐耗竭,“电荒”、“水荒”、“地荒”等困扰我国众多城市。在GDP高速增长时,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一些地方的污染事故处在一触即发的警戒线上。环境问题已严重影响着国家形象和社会稳定，严重影响着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二）和谐社会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保护必须依赖环境法治，环境法治能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良好的制度安排。环境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公益性，所体现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反映全社会公众的要求，以追求整个社会的利益，实现全社会的和谐为目标。环境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受害者决不是别人，也不是一部分人或某一特定阶级中的某些成员，影响所及的是环境污染或破坏的整个区域内居住、停留或过境的人。有些污染还有一定的潜伏期和持续期，不仅危害当代人，而且还会危害后代人。因此，加强环境立法，加快建立一套鼓励人们的环保行为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不仅是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也为环境保护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必要保障。首先，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直接途径。现在我国的资源短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对社会和谐的破坏作用,严重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是基本前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加强环境保护，加快环境立法，实现有法可依，而建立完善的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是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其次，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维护环境公平正义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实现经济发展、自然资源、环境保护与社会稳定相平衡。地球上各种资源具有固定性和唯一性的特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历史延续性的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实现环境公平即在代内和代际的资源配置中坚持公平的原则，让代内人类的各种群体都得到较好的发展，让不同世代的人都能得到比较充分而又合理的发展；否则，不仅当代人得不到必要的发展，就连后代人都有可能丧失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再看看我们的国情：人口太多，资源太少，环境容量太小，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而环境公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条件，没有环境公平就无‘可持续’，没有‘可持续’就没有发展。[6]近代以来发生了代际环境的不公平，即当今人类消耗的环境资源逼近了环境资源的最大承载力，使人类的生存发生了危机，未来世展所需要的基础性条件已日益丧失。因此为了实现环境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应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调动人们保护环境的积极性，让人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对环境资源的利用进行监督，以实现代内、代际公平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所以从公平配置代际环境资源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应从现在开始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再次，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尽管国家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对策,但我国的环境违法事件仍然屡禁不止,某些企业、某些地区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为了自身的眼前利益,不惜以牺牲其他企业、其他地区的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这种危害行为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必将对我国的经济安全运行和社会长期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必将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应当设计适当的程序和渠道,依靠环境公益诉讼,惩戒环境违法者,保护公众的环境权益。三、建立完善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现实依据（一）环境公益诉讼是预防环境侵权的有效手段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是我国环境法的一项重要原则“预防为主”的重要保障手段。因为环境一旦遭受破坏就难以恢复原状，所以法律有必要在环境侵害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时就容许公民适用司法手段加以排除，有力地把潜在的大规模环境污染和破坏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阻止环境公共利益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或危害。对于已发生的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环境公益诉讼又体现了其补救功能的一面，通过民事赔偿和国家赔偿，起到了补救被损害的环境公共利益的功能。在各国诉讼制度中，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有较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环境保护的公益诉讼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施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就要建立健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和社会的可持续的发展。（二）环境公益诉讼是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途径环境公共利益作为社会这一系统所具有的独立的利益，区别于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利益内容的特殊性上。环境公共利益并非社会个体成员环境利益的总和，因为一方面，社会个体成员环境利益与环境公共利益密不可分；另一方面，环境公共利益与环境个体利益在内容上并不具有同等性和可比性，环境公益诉讼主张指向的是环境公共利益而非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环境利益，环境公共利益得到了维护，从而才能促进环境的总体的和谐。（三）环境公益诉讼是公众参与维权的现实基础如上所述，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加强环境保护,发扬民主,鼓励公众参与。公众参与是环境保护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切入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公众参与应该是全方位的参与,包括对环境立法、环境行政决策和环境执法的参与[7]。实现公众参与必须实行环境信息公开化,推行环境决策民主化,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此外，公众参与环境公益诉讼能有效的培养公民的环境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促进依法治国。早在1978年，中国就开始重视环境保护。当时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中国应当制定环境保护法，此后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并得到了发展。至2003年，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5个统筹发展，环保越来越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在现实当中，环境保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公众参与的民主法制机制不足是我国环境保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重要原因。中央早在1978年就明确规定：对于那些严重污染环境，长期不改的，要停产治理，并追究领导责任，实现经济处罚，严重的给予法律制裁。但二十多年来，有多少官员因污染环境而受到法律制裁了呢？所以让公众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环境纠纷是让公众参与环保，监督环保的最佳形式。当公众受到环境危害之后，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形式解决环境纠纷，维护其环境权利，这是环保公众参与原则的最具体的体现。环境保护是公共事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环保事业的最终推动力量来自于公众，没有公众参与，公益性很强的环境保护事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重要参数。只有让公众积极参加环境建设，努力净化、绿化、美化环境，参与环境文化建设，普及环境科学知识，加强环境保护的教育和宣传力度，才能不断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提高社会的环境道德水平，形成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良好社会风气。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能不断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不断提高“公众参与”的水平，让一切有社会责任感的广大公众参与到我们的环境保护中来，从而为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增添肥沃的民众土壤。（四）环境公益诉讼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保障生态和环境是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社会敏感问题。保护生态和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需要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等多种手段,其中建立健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法理依据为公民的环境权。公民的环境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环境权是环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环境诉讼的基础”。[8]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生存利益和生产利益在对环境的需求上构成矛盾。为此，社会就有必要对人类的利益做出制度性安排，赋予主体一定的权利，平衡与制约各微观主体之间因利用稀缺性资源而发生的关系，此权利即为公民的“环境权”。公民的环境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是人们利益和需要的自发反映，它作为基本人权已为《人权宣言》所确立，作为私权，它应该是可诉的和可强制执行的权利。而要实现这可诉性与可强制执行性就要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与之相适应，使得公民的环境权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更好的请求审判权的支持而实现。从而达到“主持社会正义与公平，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一最终目的。[9]只有公民的环境权得到有效的保护，人和自然才能和谐相处。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环境保护法》也明确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但是,这些原则性的规定,一直没有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法等程序法中得到体现,制约了以法律手段解决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效果。参照国外的先进经验,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应在我国尽快建立和完备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的具体构建当今环境问题公益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而按照传统诉讼制度不能有力地保护这种公益，其结果必然淡化人们维护公共利益的热情，同时也将影响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积极性。为防止这些弊端的发生我们就应从实际出发，充分了解现实司法资源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支撑的可行性，并遵循以下三个指导原则，即：有利于保障公民环境权和环境公共利益的原则；有利于调动公众的广泛参与，促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原则；有利于诉讼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环境立法目的的实现原则进行构建，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具体建构上,可以采用适度放宽原告起诉资格，逐渐扩大诉讼范围，合理配置举证责任，尽量降低诉讼费用等原则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历程。（一）原告资格上应该适度放宽在民事诉讼中，我国民事诉讼法强调的是，起诉资格必须“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也就是说，依照民事诉讼法提起的环境民事诉讼必须是那些人身或财产权益直接受到他人民事不法行为侵害的人。由于环境侵害具有间接性，其侵害往往通过环境这个载体作用于受害人。再者环境侵害具有潜在性、广泛性，环境公益的损害不一定与个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基于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在《环境保护法》和各个单项环境法规中设立专门条款，规定因环境污染直接或者间接受到侵害的民事主体，均可提起环境侵权诉讼，检察机关或者民众都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在行政诉讼中，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的人，应当是行政相对人或者是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相邻权者。而现实生活中，环境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不一定遭到破坏，往往是环境公益遭到破坏。另外，抽象行政行为往往同公共利益的关联更为紧密，对环境公益的影响也更大。如果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被诉行为之外，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环境公益的维护。基于此，应把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以及环境机关的不作为都列入可诉之列。具体立法方式可以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样，在《环境保护法》和各个单项环境法规中设立专门条款。与此相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和第11条关于行政诉讼案件受理范围的规定也应作相应的修改。这样，只要行政行为损害了环境公益，或行政机关有保护环境公益的职责却不作为，民众和检察院就可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来维护环境公益。（二）逐渐扩大诉讼范围环境公益诉讼可根据被诉对象的不同分为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两类。其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范围应主要限于行政机关根据“依法行政”原则不能直接干预的、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民事主体的行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应在现有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适当予以扩展。行政机关不当作为、当作为而不作为等使环境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均应纳扩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受理范围。[10]（三）合理配置举证责任传统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因而大多数情形下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但在环境诉讼中，环境损害的认定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由于原告获取信息的有限性且不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让他们承担这样的举证责任是极为困难的，“让较少有条件获取信息的当事人提供信息，既不经济，又不公平”，[11]因此，为了实现原、被告双方力量均衡，许多国家在环境侵害案件中实行无过错责任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规定主要证据由被告提供。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必须得到立法肯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只需提出加害人有污染行为的初步证据，即可以支持其请求；至于污染事实是否确实存在，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等举证责任则倒置给被告承担。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对被诉的行政行为当然应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这与普通的行政诉讼并无差异。同时，由于行政法规、规章及相应的规范性文件数量之多、内容之繁杂，考虑到双方利益之均衡和依法行政之要求，也应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提供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责任。对被诉行政行为以外的其它有关程序上的事实或有关民事上的事实等，仍需遵循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之要求，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此外还需注意，在法定的可适用行政公益诉讼的几个领域内，可以在相关的实体法中对实体意义上的说服责任之分配分别加以规定，使举证责任在不同的领域中得到不同特点的配置。（四）尽量降低诉讼费用就环境诉讼的费用而言，其数目相当大，再加上因果关系的证明，涉及科技知识的运用，要耗费公民个人大量的时间、金钱与精力,为一般民众所不愿。“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要出于对正义的追求、对完善和谐社会生活的需要,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或保护国家利益不受侵犯。这种“公益心”理应受到奖励。这和国外的告发人诉讼制度也是一致的,如美国《反欺骗政府法》规定败诉的被告将被处以一定数额的罚金,原告有权从被告的罚金中提取15%—30%的金额作为奖励,这一规定对我国也不无借鉴意义。”[12]再者来说，民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是为了维护环境公益，受益人也不限于本人，往往是不特定的多数人或整个社会。如由原告独自承担诉讼费用就不公平，也会挫伤民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因此我们应修改《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26条关于原告不预交案件受理费的规定，把民众的环境公益诉讼列入不预交案件受理费的范围。从而保证民众不致因负担诉讼费用显有困难而放弃对环境公益的保护。另外，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固体废物处理法》等均规定，法院如认为合适，可将诉讼费用（包括合理数额的律师费和专家作证费）判给诉讼的任何一方。按照这一规定，依惯例由原告承担的律师费和专家作证费等诉讼费用可能由被告分担合理费用，[13]此规定也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可以在《环境保护法》和各个单项环境法规中设立专门条款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的同时，对环境公益诉讼费用承担作相应的规定。检察院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时，如其要承担必要的诉讼费用，可由国库支付。这一方式有利于保护公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但是为了避免环境公益诉讼的滥诉,保证公益诉,必须建立相应的制度来防止诉权的健康有序发展滥用,对于败诉的原告,可令其承担适当的诉讼费用。[14]综合上述，人类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相对应的传统环境法在解决纠纷时捉襟见肘，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一方面它能解决行政权利保护环境公益的不足，缓解环境问题，使得公民能通过诉讼的途径来保护环境，维护公民的环境权益；另一方面，它能使我们对于环境的保护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达到预防和补救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的目的；此外，通过环境公益诉讼，能提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与切实可行性，从而切实保护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实现代际间的公平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总之，根据我国国情，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建立一套完善和优良的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体系，切实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法律保障。参考文献[1]白雪华.加强环境保护,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5，（4）：29[2]周楠、吴文翰、谢邦宇.罗马法.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350[3]邓一峰.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之构建.晋阳学刊，2006，（3）：117[4]彼罗德.彭梵德.罗马法教科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9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6]杨晓兰、陆雪琴.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思考.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26（2）：64[7]陆新元,熊跃辉.以人与自然和谐推进和谐社会构建.中国环境报,2005-04-12（3）[8]彩守秋.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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