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范文10篇

论文摘要：环境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情节严重或后果严重的行为。本文根据我国目前的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层出不穷，已经严重危害到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的现况，结合现行的环境保护法的法规条例，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和惩罚方式两个方面进行了一些论述及思考。

关键词：土地征用集体土地公共利益安置补偿土地利用

目前，我国的环境形势日益严峻，出现了大量严重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给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对于此类行为，必须予于刑事制裁，也只有这样，才能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有效的遏制环境形式不断恶化的趋势，从而有力地打击严重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可是刑事法律责任作为犯罪行为的一种制裁，虽然早已经存在了，但是把它运用到环境保护领域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很多方面和内容还值得完善和商讨，现通过该文，对环境犯罪的几个问题做一些粗浅的论述。

一、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

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六节的规定，环境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情节严重或后果严重的行为。由此可见，环境犯罪的主体应该是不仅具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还应具有严重情节和严重后果的行为人。这样的认定是否严谨，是否对环境保护有利呢？我们可以联系目前社会上的一些现象来探讨一下。例如，全国各地大小烟筒目前仍有不少冒着黑烟，但是人们司空见惯不认为这是犯罪行为，因为很多人眼中的污染者只有一、二个或者少量的烟筒，污染小。有关方面对于这类“案件”也往往以行政处罚了事，人们尤其是行为人的思想上对此没有什么犯罪感。我们再看看另一具体事例：2000年6月16日参考消息《治沙种树保首都碧水蓝天》一文，报道了“人为的破坏加剧了西北地区生态的恶化”。该文的记者看到了“草原游击队”正起劲的挖地，搂发菜，拽甘草，西北大草原遭受铁耙疯狂的搜刮蹂躏。每年下雨季节，数十万外地大军不顾政府禁令，成群结伙的开进内蒙古草原疯狂采掘，草场如同剥去一层皮。据说，一斤发菜要以破坏20亩草地为代价，一斤甘草会令近10亩草场变为沙丘。内蒙古已有近三分之一约5.8亿亩的草场沙化、退化。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和后果。难怪我国的沙尘暴愈来愈强烈，一年比一年次数多。

上述事例表明，就单个行为人而言，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也许是微不足道，正如一二个小烟筒冒烟，影响的范围有限，也易被大气稀释，但千百个烟筒冒烟的后果就严重了。因而从整个大生态环境的保护着眼，从维护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考虑，为子孙后代着想，我们可以肯定的认为这类行为就是十足的犯罪。

[摘要]工业文明使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对大自然的无限索取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逐渐使人类陷入与自然对立的状况。世界各国为了保护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不断寻求解决途径。目前，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世界各国已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亟待解决的紧迫性，同样注意到仅仅保护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是不够的并开始转变思维，将环境犯罪的范围扩展至生态环境。同时，环境刑事立法法益保护也由传统的人本主义向生态主义与人本主义并重过渡，环境犯罪伦理基础也逐步向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转变。文章基于此视角上的转变，提出处罚环境犯罪同时还应加入环境刑罚辅助措施，以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环境犯罪；生态环境；环境刑罚辅助措施

一、环境犯罪概念之界定

（一）环境概念之界定。若要界定环境犯罪的概念，必先清楚环境的概念。环境一词的内涵十分丰富，因不同领域而不尽相同。环境犯罪的产生又源于刑法对环境问题的介入，故限定环境刑法领域该适用怎样的环境概念亟待解决。从传统的法学研究领域和世界各国环境保护立法的状况来看，绝大多数国家通常将环境科学意义上的环境即人类的生存环境作为自己法律保护的权益。德国则将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生态环境并重考虑，同时列为其法益的保护范围。德国学者认为刑法之所以保护环境，不仅是因为从人类的角度出发环境对人类的生命健康至关重要，同时，土地、大气、水源是生活的基础，环境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应该从生态学的角度对环境这一法益加以认识。①时至今日，众多学者仍对生态学上的环境概念是否应该纳入环境法和环境法学，这样做是否抢夺了人类的利益争论不休。环境状况恶化的今天，人类能再以狭隘的眼光和自私的心理去向大自然无偿索取，因此，作为环境犯罪意义上的环境，主要为人类生存的环境，还应该包括部分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二）环境犯罪概念之界定。目前对环境犯罪概念的界定仍无统一的标准，但根据对环境犯罪的不同称谓，学界当前对环境犯罪的界定没有太大的差别。通过对环境概念的考察可知，环境犯罪破坏了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资源，触犯了《环境资源保护法》和《刑法》的规定。纵观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的做法，在广泛运用刑法作为保护手段的同时，还需配合经济法、民法、行政法等方面的辅助手段。从传统的立法模式来看，对环境犯罪惩治的目的通常将保护人类利益置于首位，只有当人类的健康和财产受到环境犯罪的损害时才对其进行惩治。20世纪70年代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开始逐渐引起各国广泛关注，众多学者和保护环境的志愿者呼吁将环境保护的范围扩展至生态意义上的环境法益。在这一点上德国对环境犯罪中环境的保护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德国刑法对环境法益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以保护人类生命健康为中心”到“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中心”的转变。最初德国刑法保护环境的目的在于使人类的生命健康免于遭受环境的侵害，后来转变为认为生态环境也是社会法益的一种，生态环境这一社会法益本身就应受到刑法的保护。这一转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因此，应当确立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危害人类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犯罪概念，由单纯对人身权、财产权的保护扩展至人的生存权利、经济权益、环境品质和生活品质的保护，从重视事后的惩罚转变为事后惩罚与事前预防并重，尤其要重视环境犯罪前的预防。基于以上论述，笔者倾向于将环境犯罪表述为：自然人或单位违反环境资源保护法规和刑法规定，破坏人类环境和其他生态环境，使生态平衡和人类社会受到威胁或实际损害，构成犯罪的行为。

二、环境刑法法益保护和伦理基础转变与环境犯罪的关系

（一）环境刑法的法益保护之转变与环境犯罪的关系。环境刑法中所保护的法益对象根据环境犯罪概念可知，为人类环境和其他生态环境。但从传统立法模式看，人类利益首先是考虑对象，环境立法的初衷不在于一般的保护生态环境，而在于保护人类的生命健康以及财产等利益免于遭受被破坏的环境的侵害。如果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没有造成对人类的实际损害，刑法则不会出面干预。这种立法思想存在以人类为中心的倾向，主张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类生存环境，忽略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最终法律保护的仍然只是人类自身利益，破坏生态环境仅仅是侵犯人类利益的媒介，惩治环境犯罪的行为仅为保护人类的自身权益。②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是不可低估的，生态环境受影响的程度明显或潜在地影响着人类社会。传统的法益更注重保护人类自身的利益，这就使得一些行为虽然已经对环境资源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由于并没有实际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健康、财产等利益，或者并未对这些利益造成威胁，传统刑法典便不认为是犯罪。因此，转变法益保护的观念至“生态中心主义”与“人本主义”并重成为焦点，因为仅追究造成人的健康、生命和财产的实际损害或威胁环境犯罪行为的责任时，可能使那些造成了环境的破坏但并没有危害到人类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利益的行为，免受法律的制裁，显然这是不利于环境资源的保护的。基于这种思想的转变，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世界环境刑事立法的趋势逐渐由传统的“人本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与“人本主义”并重过程中转变。在兼顾人类自身眼前和未来利益的同时，还应对生态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给予相当程度的重视，生态环境法益保护逐步成为主流观点。（二）环境刑法伦理基础之转变与环境犯罪的关系。因环境犯罪的产生源于刑法对环境问题的介入，环境刑法又是运用刑罚手段保护环境的法律，是刑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环境刑法作为一种必要的“恶”，就需要与道德规范体系相一致并获得伦理上的支持，使之具有正当性根基。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处于一个不断转变的状态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伦理学逐渐建立，环境伦理被认为是人与人之间应当建立一种平等的伦理关系；人与人负有道德义务，人对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也负有道德义务。环境伦理道德影响环境刑事立法始于20世纪初，目前，人类对伦理道德的认识已经不断攀升到新的高度：公正和平等成为刑法道德理念的核心，公开和宽容成为刑法道德理念的基础，人道成为刑法道德理念的直接体现。③环境刑事立法法益保护的对象于20世纪70年代后开始由人本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化，基于法益转换和价值观的改变，世界运用刑法手段保护环境生态法益的面越来越广，力度越来越大，对如何整治环境犯罪提供了越来越坚硬的基础。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是一种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观，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中心，重视人类自身的长远发展和生态利益。不仅注重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更注重以此为基础的环境刑事立法，制定合理的环境犯罪防控对策，有效约束人的行为，取得更为理想的法律效果。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实际就是生态中心主义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结合，很大程度上反映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重要性，也即部分学者所谓的折中环境伦理观念，它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环境刑法的指导思想应当是人本主义和自然本位主义的有机结合，因此，环境刑事立法既要考虑人类的利益，还要兼顾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利益，这样才能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已日益被人类所倡导且被世界各国选择适用，相信在今后的社会进程中，人类和大自然将会重修友好。

197刑法典的进步方面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同时我国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于是打击环境犯罪，加强环境刑法保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原有的《刑法》。1997刑法典中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设制，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明确了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处罚，标志着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迈出了一大步。

笔者通过比较，总结出97刑法典以下几点显著的进步：

1.1体系更科学97刑法典设专章专节集中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作了系统而科学的规定。这一修订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这使得我国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体系更科学更完善。

1.2拓展了环境犯罪的外延97刑法典将环境犯罪分为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自然资源保护罪两类。对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这一变化扩大了环境犯罪的范围，更为全面和科学。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公务员之家（）

1.3改变对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加强了打击力度97刑法典提高了部分破坏环境和资源的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同时对原属行政制裁的违反环境资源保护法的行为做了修改，将其纳入刑法惩治范围。

论文摘要

环境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情节严重或后果严重的行为。本文根据我国目前的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层出不穷，已经严重危害到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的现况，结合现行的环境保护法的法规条例，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和惩罚方式两个方面进行了一些论述及思考。

本文在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的论述及思考后，认为：应该加大、加宽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的范围，运用刑事法律制裁这个强有力的手段去遏制社会上各种危害环境的行为，变相的增强国民的环保意识，从而使我国日益恶化的环境能够得到一定的保护，为我国持续健康的发展做好保障。

本文在对环境犯罪的惩罚方式的论述及思考后，认为：应该针对目前的国情、社会氛围，以及公民的环保意识，充分根据环境犯罪的特点，规定类似“责令恢复环境”的刑罚手段，使那些因为过失导致环境犯罪或主观恶意性不大，并且主观认罪态度又好的犯罪人能用自己的劳动恢复自己破坏的环境。

结论：在环境保护方面，应该借鉴“乱世用重典”的思想，加大刑事法律制裁来保护和我们密切相关的环境。其中加宽对环境犯罪主体的认定，并且在惩罚的方式上以剥夺犯罪人自由及罚金和责令犯罪人恢复环境的形式相结合将是目前环境保护的一种效率较高的方式。

关键词：土地征用集体土地公共利益安置补偿土地利用

摘要

环境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情节严重或后果严重的行为。本文根据我国目前的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层出不穷，已经严重危害到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的现况，结合现行的环境保护法的法规条例，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和惩罚方式两个方面进行了一些论述及思考。

本文在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的论述及思考后，认为：应该加大、加宽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的范围，运用刑事法律制裁这个强有力的手段去遏制社会上各种危害环境的行为，变相的增强国民的环保意识，从而使我国日益恶化的环境能够得到一定的保护，为我国持续健康的发展做好保障。

本文在对环境犯罪的惩罚方式的论述及思考后，认为：应该针对目前的国情、社会氛围，以及公民的环保意识，充分根据环境犯罪的特点，规定类似“责令恢复环境”的刑罚手段，使那些因为过失导致环境犯罪或主观恶意性不大，并且主观认罪态度又好的犯罪人能用自己的劳动恢复自己破坏的环境。

结论：在环境保护方面，应该借鉴“乱世用重典”的思想，加大刑事法律制裁来保护和我们密切相关的环境。其中加宽对环境犯罪主体的认定，并且在惩罚的方式上以剥夺犯罪人自由及罚金和责令犯罪人恢复环境的形式相结合将是目前环境保护的一种效率较高的方式。

关键词：土地征用集体土地公共利益安置补偿土地利用

一、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现状

自我国建国以来，共颁布了两部刑法，分别是1979年和1997年修订并实施的，相对于1979年刑法典，我国在1997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就对危害环境的犯罪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即在分则第六章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六节中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条文中关于环境犯罪的行为分为了两类：第一类是污染环境的行为，第二类是破坏环境主要是自然资源的行为，这些规定在加强惩治环境犯罪的可操作性和系统性，拓展危害环境犯罪的范围，增加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明确环境犯罪的刑事处罚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标志着我国环境刑事立法正逐步走向完善。但是，从刑法修订到目前，在实践中频频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正不断地暴露着我国环境保护措施的诸多缺陷，许多惨痛的教训也警示着我们要不断地发现问题、改进问题，以期更有效地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二、环境刑事立法规定上的缺陷

（一）环境犯罪立法体系的缺陷

我国现行《刑法》是在1979年旧刑法典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它抛弃了原有的“立法推理”模式，模仿俄、德等国在刑法中设立专章专节的模式，将环境犯罪从以前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提出来，将其改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并作为专节来规定。这样编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是我国刑法保持稳定性，但却也存在着许多难以适应现实刑事制裁需要方面的不足：

1.不能凸显环境犯罪的重要地位。修改后的刑法将环境犯罪以节的形式编排并还将一些罪名夹杂在其他章节中，使环境犯罪显得杂乱无章，缺乏统一性和严谨性，不利于预防犯罪、惩治犯罪。

摘要：环境问题已经是各国乃至全球社会都在普遍高度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国内外学者关于环境犯罪是否应该要求严格责任的问题存在分歧，环境犯罪是否应该适用严格责任的问题，牵涉到刑法的基本理论，关乎正义、功利的基本价值，而无论是从正义还是功利的角度上来看，环境犯罪不应该确立严格责任。

关键词：环境犯罪；严格责任；正义；功利

环境犯罪，是指自然人故意或过失、法人（包括特殊法人国家）故意、过失或无过失的污染、破坏环境及自然资源，造成或可能造成污染和其他后果的作为与不作为[1]。关于环境犯罪，学者们争论得最大的恐怕就是其是否适用严格责任的问题，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一番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一、理论界关于环境犯罪是否要求严格责任的争论

1.肯定说的主张

肯定说认为追究（部分）环境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无须证明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即不论行为人行为时的主观心态是什么，只要他造成了相应的损害，行为人就要负刑事责任。支持该学说的理由有：（1）环境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环境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和舒适程度，而且能够影响社会各方面未来的发展，但是环境对于污染的容量和自净能力是一定的、有限的，因而社会需要对环境加以特别的保护，以促进整个人类的不断发展。（2）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企业有权利去发展、壮大自己，去谋取经济利润的最大化，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企业的发展是以环境为代价的，与权利一致的应该是义务，鉴于环境的重要性与企业的求利性，企业应当承担特别的注意义务，以保证企业对环境的损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保证企业的活动不致损害公众利益。当其活动造成不必要的损害时，自应承担较为严格的责任。（3）企业生产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专业性，一旦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或公害事故，让司法机关去证明企业在行为时有过错，那将是非常困难的。若一味要求对犯罪人的犯罪心态进行证明，将使法律形同虚设。（4）在具有高度危险的行业中，由于多个法人共同的排污行为或共同的环境开发行为构成环境犯罪，认定各个法人主观上有故意或过失比证明犯罪本身更困难，引用严格责任可以使这一难题引刃而解[2]。严格责任则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讼成本，有效地打击环境犯罪，又能使潜在犯罪人减少侥幸心理，促使他们更好地预防犯罪。（5）有不少规定环境犯罪的立法例的出现。英国的《空气清洁法》、《水污染防治法》，美国的《资源保护和再生法》、《废料法》，新加坡的《海洋污染防治法》等都规定了环境犯罪的无过错责任原则[3]。（6）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目前也面临着西方世界在20世纪工业化时期所遇到的那种严重的环境问题，前车之鉴，不可不学，现在对环境犯罪规定严格责任有助于加强侵害者的责任感，以减少犯罪、减少环境污染。

本文作者：林芳惠苏祖鹏工作单位：漳州师范学院经济学系

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顺应世界潮流，在环境保护中逐步扩大刑事法律手段的运用，其对遏制环境犯罪、促进环保事业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97《刑法》对环境犯罪规定的发展，更是直接体现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要求，对打击环境犯罪、保护环境和资源、保障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是我国环境刑事立法日臻完善的表现。但是，从目前国内外环境状况和环境犯罪理论来看，我国环境犯罪刑法控制理论在犯罪客体、客观要件、因果关系认定以及归责原则等方面尚存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环境犯罪刑法控制面临的理论困境

（一）困境一：犯罪客体有待商榷

根据我国传统刑法理论，犯罪客体是指为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危害的社会关系。我国通说认为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保护制度说。但是，不难发现，此种理论不足之处在于规定范围过窄，忽略或者遗漏了人身权、财产权和环境权等内容，尤与国内外倡导的“环境权”观点不相协调，有悖于刑法介入环境保护是为了配合环境法惩处危害环境的行为，进而达到保护环境之目的。况且，从广义层面上的环境犯罪看,仅凭我国刑法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规定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之中,就由此认为其立法意旨就表明环境犯罪主体侵害的客体是环境管理制度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颇。[1]

（二）困境二：客观要件要求过严

一、有代表性立法例之举示

我国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即属于典型的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罪。

德国于1980年3月28日公布修正了《环境犯罪防制法》。在此之前，附属环境刑法犯罪繁多，如联邦污染防制法、水务管理法、化学物品法及营业法、空运法、植物保护法、DDT葡虫防治法、动物保育法、药剂法等均有刑事制裁的法律规定。该法公布后，在刑法典中增订第28章“破坏环境之犯罪行为”有关环境刑法条文。90年代初，德国又开始了“环境刑法的基本改革”。1994年11月1日生效的第二部反环境犯罪法，即第31部刑法修改法，进一步加强了刑法对环境的有效保护。1998年11月13日公布、1999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刑法典第29章为针对环境的犯罪行为，其中水域污染罪等条款都有过失犯的规定。现行《俄罗斯刑法典》第26章规定了“生态犯罪”，其中包括了相当于中国刑法分则第7章第5节的一些条文，比如第248条违反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制剂或毒素的安全处理规则罪、第249条违反兽医规则和植物病虫害防止规则罪。该法典其他的罪名则属于环境犯罪的范畴，其中，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规定，因实施这些行为而过失致人死亡的，应当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但这些规定基本上属于加重责任要件，并非典型的过失犯罪条款。

日本1970年《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3条(过失犯)规定：“工厂或事业所，因其事业活动殆于为业务上必要之注意，排出有害国民健康之物质，致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以危险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二百万元以下罚金。犯前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三百万元以下罚金”。该法还规定了法人犯罪的两罚制以及推定的因果关系。

我国台湾现行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主要以美国、日本为参照，基本上采用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将惩治环境犯罪的法则定位于行政管制法之内的附属刑法中。对于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一直到1991年5月6日水污染防治法、1992年1月16日空气污染防制法修正后，才建立环境刑法的核心。然而早在1972年，因为过失污染水体的案件，在法庭上曾以公共危险罪，首度被刑事不法加以制裁。台湾环境刑事立法尚未进入成熟阶段，缺乏固定模式，在行为人罪过形态方面很难找到可供评释的规定，但多数学者认为环境犯罪应包括故意和过失。(注：参见赵秉志、王秀梅：《海峡两岸环境犯罪之比较研究》，载《刑事法杂志》第43卷第2期，台湾刑事法杂志社编印，第22～23页。)

香港的污染管理条例，包括《水污染管制条例》、《噪声管制条例》、《保护臭氧层条例》，以及《环境影响评估条例》，都是环境刑事法律。(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香港环境刑事责任主要建基于严格责任，即犯罪者无论是否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触犯污染管制条例导致环境污染，都要负刑事责任。除对少部分的违法行为以明文采取犯意原则外，规定故意犯罪方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有关条款没有此规定的，则属于严格责任犯罪，因过失违反污染管制条例而导致污染也须承担刑事责任。(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

一国家能否成为环境犯罪主体呢？

在国内法中，国家不可能成为任何犯罪的主体，在这一点上是明确的。一个主体不能成为自己行为的法官。法律为代表国家的统治阶级所制定，国家（通过公检法机关）负有对犯罪进行追诉、惩罚和保护社会利益的责任，国家行为即使构成了某些罪行，也享有豁免权而不受追究。如果对国家处以罚金，实质上是国家金钱在其口袋里的自我转移，毫无意义。

国家是国际法上主体，那么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环境犯罪主体呢？传统的国家法理论否认其作为任何犯罪主体的地位，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所做的国家行为，个人也不负刑责。其理由是：国家代表一国至高无上的主权，承认国家可成为犯罪主体不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司法独立，而按照国际法及判例，国家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有：赔偿、道歉、限制主权、终止不法行为等，实质上属于民事损害赔偿范畴，不属于刑事责任范畴，因此，国家可以承担国际上的不法或违约行为的民事责任，但不能承担刑事责任。在《国际法的刑事管辖权》一书中，也认为国家不是刑事犯罪主体，国家对侵略战争负责任，只是政治责任和赔偿损失责任而不是刑事责任。根据犯罪主体和刑罚主体相一致的原则，不承认国家犯罪主体的地位。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近代以来，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和跨国境犯罪的日益增多，国家在特定的条件下已成为某些国家罪行的主体。一战后，对战争罪犯的国际刑事制裁，证明了国家应负国际刑责，对它所发动的战争罪行负责，虽然，这一责任的具体承受者是有关个人。1主要是在战争中起主要作用的国家领导人和战争指挥人员，使得传统国际法理论受到了事实有力挑战。美国著名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在他的《国际刑法典草案》中指出国际犯罪主体是包括国家在内的，他把刑事责任分为个人刑事责任和国家刑事责任，同时指出国家承担国际刑责的行为主要有：1）代表国家或以国家名义行事的权威人士实施的任何犯罪，不管其行为按国内法是否合法，国家应对此负刑事责任。2）如果个人或团体以官方资格即这些人按该国国内法有权做出关于国家的政治性决议或拥有该国机关代表的地位或该国家的手段，由他们所实施的行为应归咎于国家。3）国家不履行国际刑事法律规范规定的义务，这种不作为构成犯罪。根据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规定，一国所违背的国际义务对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至关重要以致整个社会公认违背该项义务是一种罪行时，其因而产生的国际不当行为构成国际犯罪，其中的第19条第3款规定，能引起国家刑责的国际罪行可能产生于：1）严重违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义务，如侵略行为。2）严重侵犯民族自决权，如建立或以武力维持殖民统治。3）大规模侵犯人权，如种族灭绝隔离。4)大规模破坏环境。在这里第4点就提到了国际环境犯罪问题。从以上分析和引证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环境犯罪中，国家成为其主体在理论上是有根据的，一定的案例表明也是可能的。

有关国家在国际环境案件中可成为主体的著名判例是1941年加拿大的“特雷尔冶炼厂案”。该案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一家冶炼厂排放含有二氧化硫的浓烟，给美国华盛顿州的居民财产造成损害。仲裁庭在裁决中称，没有一个国家在使用其领土或允许他人使用其领土时，有权以施放烟雾的方式对另一国家领土或其中的财产或人员造成损害。还认为，国家有义务尊重他国家领土，有义务对他国领土给以保护，使之不受由于自己领土内个人行为而造成损失。因此加拿大自治领地应对特雷尔冶炼厂负责。本案中确立了国家在国家环境犯罪中的主体地位。但是，国家应以何种形式承担违背国际义务的犯罪之刑事责任，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取得一致见解。巴西奥尼在其《国际刑法典草案》中提出两种国家刑责承担方式，包括征收相应的罚金和命令一个国家停止或终止违反国际刑法的活动或相同性质的禁令纠正先前的国际不法行为并防止其再次发生。但他的主张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国家公认的刑事责任方式，尚在探索过程中。在理论上一般认为有罚金、限制主权、终止不法侵害等。由于国家作为一个主权整体的特殊性，所以其作为犯罪主体承担刑责的方式与民事责任方式有一定的竞合性。

关于国家在成立国际环境犯罪主体的问题上，笔者认为：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国家的责任方式不应仅限于民事责任，某些国际违法行为由于它的严重性、残酷性和对人类生存发展的蔑视而被列为文明国家所公认的犯罪行为一类，国家及其代表国家实施行为的人就应负刑事责任。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国家作为主权实体，其在作为主体承担刑责时的特殊性、复杂性、可行性，而不能只看到它的可能性。刑法最高体现和价值追求在于它的阶级性，它总是以维护本国特定的统治阶级面目出现的，这也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包括：本国内司法机关刑事管辖权的独立性，国家在国内犯罪的豁免性及国家在国际上行为不受他国或组织审判等。我们提倡追究国家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它违背了国际法上的国际义务，但国际法上的强制力与国内法上的强制力是有本质区别的，我国著名的国际法专家王铁崖先生指出：国际法效力根据在于国家本身，即在于国家的意志，这种意志是国家之间的协议。条约之所以对国家有拘束力是因为它是国家之间的协议，国际习惯的拘束效力在于它既是各国重复的类似行为，而且是被各国所认为具有法律拘束力，即使作为国际法渊源的一般法律原则也是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2可见国家意志即它的承认或认可，是其拘束力的来源。通过签订或参加条约决议，让渡部分自己的刑事管辖权或约定将某些行为的审判交由他国或中立的第三方行使。具体到国际环境犯罪中来，有关规定本类罪行的决议多为草案，没有法律效力，即使是一些正式条约，在未经主权国家承认前，也不能施加于该国，况且它的强制力不能像一国国内法那样有国家暴力机构作为最终的保障手段。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初步做出如下结论：在国际环境犯罪中，国家在理论上可成为其犯罪主体。虽然在司法实践上也有过一定的判例，但都是在特定条件以及其他相关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实现的，在目前并不具有普遍的司法实践意义。但随着国际刑法的发展和完善以及相关保障体系的完善，这行将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