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仲则范文10篇

摘要：清代诗人黄仲则,生平屡遭不幸，科举考试接连败北，诗作时有凄凉之音，以致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黄是一个落魄失意、孤苦伶仃的诗人。本文试图考察出，其交游颇为广泛，且有众多知己。其交游诗因对象身份不同，或侧重于才，或倾注于情，与其所处的文学环境、社会交游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黄仲则；交游；诗歌创作

Abstract:HuangZhongzewasapoetinQingDynasty,whoselifewasfullofmisfortunesandencounteredsuccessivedefeatsintheimperialexamination.Ashispoetrywasofteninableaktone,hewasgenerallyregardedasasoreheadpoet,frustratedandlonely.Afterresearchandinvestigation,thispaperconcludesthathehadaquiteextensivefriendshipcircleandhadmanyconfidants.Hispoetrycompositionandhissocialintercoursehavecloserelationships.

Keywords:HuangZhongze;socialintercourse;poetrycomposition

黄仲则，名景仁，字汉镛，一字仲则，自号鹿菲子，常州府武进县人，他的诗歌自清中叶以来一直为人称道，“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1]，于后世有一定影响。在与黄仲则同时代的人中，有两人的评价可为代表：一是毕沅称他“风仪俊爽，秀冠江东”[2]，对其整体风格及其在当时诗坛的地位作出了评价，二是王昶称其“循环吟讽，不啻哀猿之叫月，独雁之啼霜”[3],对其诗歌的创作个性作出了界定。“哀猿”、“独雁”之说更广为人知，以致黄仲则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落魄失意、孤苦伶仃的诗人形象。郁达夫说：“要想在乾嘉两代的诗人之中，求一些语语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的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仲则莫属了。”[4]笔者要探讨的正是这一问题，黄仲则之诗，既哀且痛，似乎非孤僻之人莫为，实际上，黄仲则在生活中虽时感抑郁不乐，寂寞孤独，但是毕竟没有远离人世，游学作幕期间，仍有诸多师朋，让其稍得精神安慰。黄仲则诗作中，交游诗类就有三百多首，其中以“哭、怀、悼、挽、为……作”等为诗题的有65首，以“和、调、次韵”等为诗题的有32首，以“逢、经、过、遇、访”为诗题的有29首，以“偕”为诗题的有22首，以“赠、赠别”为诗题的有21首，以“寄、寄怀”为诗题的有19首，以“别、辞、留别”为诗题的有17首，以“送”为诗题的有16首，以“饮、宴、酌”等为诗题的有16首，以“呈、上、献”为诗题的有11首，以“赋得、集”为诗题的4首，另有“题诗”49首，其交游之广泛可见一斑。上述诗作皆蕴涵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也饱含着诗人自身坎坷的人生经历和丰厚的思想感情。通过研究分析其交游诗作，不仅可以展示乾隆时期社会历史背景和文人生活状况，还可以进一步发掘诗人个性和情感特质，因此，考察分析其交游诗有助于展现特定历史时期的诗人群体面貌，揭示其交游诗创作动因以及深藏其中的意义和价值。

一、众多的知己

一、众多的知己

黄仲则身世凄凉，4岁丧父，7岁时随祖父到常州居住，家徒四壁；在其12岁时，祖父去世；13岁时，祖母去世；16岁时，唯一的兄弟——他的哥哥又离他而去。而从其诗文自序及他人所载，亦不见他有任何的叔伯，一家孤苦无依。故其游学作幕期间，极重友朋之情，“我生笃求友，识子非等闲”[5]69，毕竟世事艰难，“花前幸是相逢好，竹下还寻旧地吟”[5]67。他在历经沧桑之后，不由喟叹：“万事不如知己乐，一灯常记对床时。”[5]305他极渴望他人能施以援手，并希望自身的才华得到他人的认同和肯定。黄仲则虽常被看成一个怀才不遇的失意诗人，似乎一直处在“扣舷一长啸，千古几知音”[5]489的哀苦之中。其实，当时欣赏其才华者还是大有人在，黄仲则并不孤独。

从身份而言，黄仲则的知己者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以尊长身份而赏识其才华者。先是其十六岁时，应郡县试，当时知府潘恂、王祖肃可谓是其早年的伯乐。洪亮吉撰《行状》记此事云：“吾乡应童子试者三千人，君出即冠其军，前常州知府潘君恂、王君祖肃尤奇赏识之。”[6]黄仲则《贺新凉词序》注亦云：“甲申岁，知府潘莪溪试童子，拔予第一。”诗人出道之初，就得到如此激励，可见其早期成长还是比较顺利的。次年，按左辅《黄县丞状》所载则称：“年十七补博士弟子员。是年学使者会稽梁国治，性好学爱才。所至名士如归。先生亦其激赏之一。”[7]梁国治，清乾隆十三年（1748）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清代知名学者，对黄氏才华也极为肯定。此后，尚有诸多尊长赏识其才华，如黄仲则在龙城书院（在常州）读书期间，山长邵齐焘称赏黄仲则：“黄生汉镛，行年十九，籍甚黉宫，顾步轩昂，姿神秀迥，实廊庙之瑚琏，庭阶之芝兰者焉。”[5]640欣赏之情，溢于言表，要知道，这是老师对学生的评价，即使有因喜爱而加夸饰之处，但也绝非一般的谀奉之词。洪亮吉《伤知己赋》注：“岁丁亥戊子，邵先生主龙城书院讲席，余偕黄君景仁受业焉。先生尝呼之为二俊。”[6]再如黄仲则二十一岁游杭时，按左辅《黄县丞状》云：“闻秀水郑先生虎文贤，谒之于杭州，郑爱异之。……时湖南布政使定兴王公太岳，郑同年友也。王故名士，负其才，及见心折，每有所作，必持质黄秀才定可否。”[7]郑虎文与王太岳，俱是一时名流，而黄受知于二位，待遇又是如此之隆，作为一个年轻人，应该是倍感荣幸的。及至黄仲则因生活所迫，作幕安徽时，幕主太平知府沈既堂先生业富赏识之，按《北江年谱》：“沈太守业富，素重先生。”[8]其时，大兴朱筠（字笥河）督安徽学政，延名宿校文，宾从称盛。夙闻先生名，礼致之。朱筠作书致钱詹事大昕、程编修晋芳，对黄仲则等大加称赞，曰：“甫到江南，即得黄、洪二生，其才如龙泉太阿，皆万人敌。”[9]而另按赵渭川校仲则诗注云，昔在朱笥河座，有少年以己诗方仲则者，笥河师大噱曰：“仲则天才也。”由此可见，朱笥河对他，真是欣赏之至了。潘瑛《诗萃》曰：“仲则天分绝伦，幼有神童之目。朱竹君学使以天才称之，良非虚誉。”而当时文坛的领袖之一——袁枚，直以李白视之。可以说，黄仲则的才华，广受赏识，无论其南下至杭州，还是后来北上至京城，均不曾湮没无闻。其二十七岁抵京后，很快声名鹊起。王昶在《黄仲则墓志铭》中有云：“都中士大夫如翁学士方纲、纪学士昀、温舍人汝适、潘舍人有为、李主事威、冯庶常敏昌皆奇仲则，仲则也愿与定交。”[10]可见其备受京都名流的推赏。及至三十三岁时，更有陕西巡抚毕沅因赏识而重金相赠之举。“初毕秋帆宫保不识先生，见《都门秋思》诗，谓值千金，姑先寄五百金速其西游。”（陆祈生继辂《春芹录》）可以说，潘恂、王祖肃、梁国治、邵齐焘、郑虎文、王太岳、朱笥河、袁枚等诸位尊长推扬黄仲则，既使其声名远播，又多半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使其无衣食之虞，在诗酒唱和的生活中得以一展才华。

另外一类则是黄仲则为数不少的友朋，他们身份相近、心气相投，十分欣赏其才华。在彼此切磋的过程中，黄仲则诗艺得以日进。此类好友中，较早与之订交的是洪亮吉。黄仲则与洪亮吉同里，又志趣相近，均好为诗，黄氏十八岁时，两人交谊益深，洪亮吉撰《先生行状》：“岁丙戌，亮吉就童子试，至江阴遇君于逆旅中。亮吉携母孺人所授汉魏乐府锓本，暇辄朱墨其上，间有拟作，君见而嗜之，约共效其体，日数篇，逾月，君所诣出亮吉上，遂订交焉。”[6]江阴之遇后，两人的诗歌创作便以汉魏乐府为发端，在此基点上倾力为诗，他们的生死之交也因此得到了发展。而黄仲则诗歌生涯开始后，并未闭门觅句，而是很快得到了知友并与之交流诗艺，万应馨（黍维）便是其诗友之一。万应馨在《味余楼誊稿序》中云：“余尝谓今之为诗者，济之以考据之学，艳之以藻绘之华，才人学人之诗，屈指难悉，而诗人之诗，则千百中不得什一焉。仲则深韪余言，亦知余此论，盖为仲则、数峰发也。”黄仲则深韪万氏言，对其将己诗视为“诗人之诗”，以为“深契吾心”。可见黄仲则的诗颇得同道赏识，并非寂寞独行。黄仲则认同“诗人之诗”，并以此劝谕好友洪亮吉：“出门时，曾见君研脂握铅，为香草之什。君兴已至，不敢置喙。但仆殊不愿足下以才人终身耳。”[5]480（《与洪稚存书》）黄不愿洪以“才人”终身，欲洪多读前人看似平淡无奇而流传后世之诗，如明高启诗，“五古……味清而腴，字简以炼，拟古诸章尤佳”，劝洪“深心阅之，求其用意不用字，字意俱用处”，并“多读前人诗，于庸庸无奇者，思其所以得传”[5]480。在此，黄仲则其实也表白了自己的志趣所在，作诗当求其“味清而腴，字简以炼”,贵在“用意”，或“字意俱用”，正显示其对“诗人之诗”的接受和追求，若只求炼字，显然是重在逞才了。另外，黄仲则尚有汪中、仇丽亭、孙星衍、左辅、吴蔚光、赵怀玉、武亿、杨芳璨、陈燮等诸多友朋，与之相知甚深，彼此之间时有唱酬。黄仲则的后人黄志述曾作《先友爵里名字考》，此文末云：“相传大父择交甚严，今记先友，凡集中未见，及虽见而非有交谊者，概不著录。闻见孤陋，所记尚多缺佚，容续搜补入。志述谨识。”[5]630即便如此，所载名录已有一百三十多人。笔者对其交游之友人作简要统计，如表1所示。

从科名来看，内中有状元如毕沅；获进士者，有44人之多；举人20人；诸生23人。其实当时即使是科名中最低一级诸生，考中也非易事。据估算，江南大县1800名童生竞争20个生员名额，中县1500名童生竞争16个名额，小县1100名童生竞争12个名额，大约90个童生才能录取一名生员，比例是很低的。[11]而在黄仲则交游友人中，获功名者总计有88人，接近交游总数的七成；加上未列科名列其官职者，二者合计便超过七成了。可以肯定，与狂傲的黄仲则交往的这些人，绝不是一无所为的庸碌之辈，更不是目不识丁的世俗之人。赏识他的人如此之多，知心好友又如此之多，由此看来，他并非怀才不遇、知音难觅。只是黄仲则遭逢的客观现实与其主观感受并未一致，以致其在诗歌中传达了太多孤苦失意之语，从而导致读者错觉的产生。

二、交游诗的内容及类别

摘要：清代诗人黄仲则,生平屡遭不幸，科举考试接连败北，诗作时有凄凉之音，以致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黄是一个落魄失意、孤苦伶仃的诗人。本文试图考察出，其交游颇为广泛，且有众多知己。其交游诗因对象身份不同，或侧重于才，或倾注于情，与其所处的文学环境、社会交游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黄仲则；交游；诗歌创作

Abstract:HuangZhongzewasapoetinQingDynasty,whoselifewasfullofmisfortunesandencounteredsuccessivedefeatsintheimperialexamination.Ashispoetrywasofteninableaktone,hewasgenerallyregardedasasoreheadpoet,frustratedandlonely.Afterresearchandinvestigation,thispaperconcludesthathehadaquiteextensivefriendshipcircleandhadmanyconfidants.Hispoetrycompositionandhissocialintercoursehavecloserelationships.

Keywords:HuangZhongze;socialintercourse;poetrycomposition

黄仲则，名景仁，字汉镛，一字仲则，自号鹿菲子，常州府武进县人，他的诗歌自清中叶以来一直为人称道，“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1]，于后世有一定影响。在与黄仲则同时代的人中，有两人的评价可为代表：一是毕沅称他“风仪俊爽，秀冠江东”[2]，对其整体风格及其在当时诗坛的地位作出了评价，二是王昶称其“循环吟讽，不啻哀猿之叫月，独雁之啼霜”[3],对其诗歌的创作个性作出了界定。“哀猿”、“独雁”之说更广为人知，以致黄仲则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落魄失意、孤苦伶仃的诗人形象。郁达夫说：“要想在乾嘉两代的诗人之中，求一些语语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的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仲则莫属了。”[4]笔者要探讨的正是这一问题，黄仲则之诗，既哀且痛，似乎非孤僻之人莫为，实际上，黄仲则在生活中虽时感抑郁不乐，寂寞孤独，但是毕竟没有远离人世，游学作幕期间，仍有诸多师朋，让其稍得精神安慰。黄仲则诗作中，交游诗类就有三百多首，其中以“哭、怀、悼、挽、为……作”等为诗题的有65首，以“和、调、次韵”等为诗题的有32首，以“逢、经、过、遇、访”为诗题的有29首，以“偕”为诗题的有22首，以“赠、赠别”为诗题的有21首，以“寄、寄怀”为诗题的有19首，以“别、辞、留别”为诗题的有17首，以“送”为诗题的有16首，以“饮、宴、酌”等为诗题的有16首，以“呈、上、献”为诗题的有11首，以“赋得、集”为诗题的4首，另有“题诗”49首，其交游之广泛可见一斑。上述诗作皆蕴涵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也饱含着诗人自身坎坷的人生经历和丰厚的思想感情。通过研究分析其交游诗作，不仅可以展示乾隆时期社会历史背景和文人生活状况，还可以进一步发掘诗人个性和情感特质，因此，考察分析其交游诗有助于展现特定历史时期的诗人群体面貌，揭示其交游诗创作动因以及深藏其中的意义和价值。

一、众多的知己

大黄又名川军，绵纹、性寒、苦泄，入脾胃，大肠，心包，肝经，为临床常用药之一。早在《草经》就有大黄味苦寒，主下瘀血血闭，寒热，破癥瘕积聚，留饮，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脏的记载。仲景为善用大黄之鼻祖，在《伤寒杂病论》中应用“大黄”共计有36方。

1其用药特色

从剂型上据病情的急缓分别以汤、丸应用；用量上因药量的大小之别，作用部位不同；炮制上的“薰”、“酒洗”、“去皮”制作不同，药效各异；煎法上的“水煎”、“酒煎”、“后下”、“麻沸汤”浸渍等煎法不同，作用各异；服法上因病情不同，有“顿服”、“得利则止”、“分温再服”或“日三服”及“少少温服之”等服法。

2其药功著效卓

2.1攻下导滞仲景灵活应用大黄于攻积导滞，成为下法之源，主要体现在配伍不同，分别有寒下、温下、润下等几法。即：①以大黄配芒硝、枳实、厚朴、甘草组成著名的治疗阳明“胃家实”之三承气汤。其分用治热结胃肠的痞、满、燥、湿、坚等症。并根据其症不同，即上述症状具备、证情急迫者，则以大承气汤釜底抽薪、急下存阴；若病情较缓，症见“痞实而满”者，则以小承气汤泻实消痞，除满痛；若病缓仅见“燥实而坚”者，则用调胃承气汤润燥通便，调和胃气。②以麻仁丸（小承气汤加大大黄用量，配合养阴润燥下泻热之麻仁、杏仁、白芍）治胃强脾弱之“脾约”证，成为润下泻热之范例。③以大黄配大辛大热的附子、细辛（名大黄附子汤）主治寒湿闭阻证，为温下之祖方。

可见，古云“大黄乃荡涤之将军”很形象的说明了本品是一味难得的攻下导滞、去菀陈莝之要药。

1重视病情观察

仲景通过对患者四诊资料的收集，及时掌握病机转化。如仲景重视阳气旺衰，细致观察阳亡及阳气回复征象。《伤寒论》第296条指出少阴病由吐利、四逆，发展至躁烦，为阳气亡散之象；317条指出少阴病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是阴盛格阳，治疗则在通脉四逆汤中加葱白以交通阴阳。288条指出少阴病，下利已止，手足转温，则代表里和阳气来复，为向愈之兆。《伤寒论•厥阴病》篇中，仲景通过观察厥热胜复时厥热时间的长短，来判断邪正消长、阴阳进退。为判断是否属于胃气衰败的除中证，“食以索饼”加以试探。仲景重视病情的观察，以掌握疾病的发展演变及预后，从而指导用药及抢救措施。现代护理学依然重视护士的病房巡视，及时发现病情变化并通知医师，其精神与仲景护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2重视药物煎前的处理

仲景在临床用药时，重视对药物进行必要的处理，即“药前护理”。如桂枝茯苓丸方中牡丹“去心”，桃仁“去皮尖”；因麻黄节有止汗作用，不利于发散，用麻黄而多“去节”，且煎麻黄时上浮之沫易使人心烦，要“先煮去上沫”。对非用药部分净制，并去除影响药效的部分或成分。仲景对药物还经常使用液体进行洗涤浸渍。除用水洗涤浸渍为主之外，尚有用酒浸、醋渍之法。洗渍法可洗去药物的毒性副作用，如蜀漆洗去其腥味以防引起恶心呕吐。洗渍法还可改变药性及增强药效，如《金匮要略》抵当汤中大黄酒浸后可增强其活血之力。乌梅丸“以苦酒渍乌梅一宿”，增加乌梅的酸性而增强效用。附子、皂荚、巴豆用炮制以减毒。为了使药物的有效成分易于煎出，仲景又用釡咀、剉、切、擘、捣、杵、研等将药物破碎。这些均是根据所用药物的特点及所治疾病的需求而进行的用药前的护理内容。

3重视煎药用水及煎煮法

仲景对煎药用水的选择非常讲究，书中煎药除用普通水外，还选用甘澜水、潦水、清浆水、米醋以及清酒等。《伤寒论》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治疗脐下悸，欲作奔豚者，即以甘澜水煮药，意在取其洁净及轻清上浮之意。治疗脉结代、心悸动的炙甘草汤，以及《金匮要略》中鳖甲煎丸、防己地黄汤、栝蒌薤白白酒汤、下瘀血汤等皆用了清酒，能助药物温经散寒，活血通脉，同时，酒又有利于药物成分的煎出。苦酒有敛疮消肿之功效，用于苦酒汤中，加强半夏劫涎敛疮之功。仲景还使用了人尿、猪胆汁、泽漆汁、马通汁、蜜以及浆水等增强药物的疗效。仲景对煎药时间长短、先煎后下等均有要求。煎药时间的长短，与药物的性质、主治病证的性质、服用方法及用量等密切相关。含有有毒药物的半夏汤、蜀漆汤、乌头汤等久煎是为了破坏有毒物质，减轻其毒副作用；含有补益药的炙甘草汤、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新加汤、如理中汤、麦门冬汤等久煎，则是为了有效物质的充分溶出。解表方、清热类方或质轻疏松易于溶出挥发的药物，则宜轻煎，以免有效成分丢失，如桂枝汤、小建中汤及麻黄汤、葛根汤等，以当以煮沸为度。又如白虎汤煎药时间以米熟汤成为度。仲景因为药物性质的差异以及方药配伍、病情、性味的不同而有先煎、后下、包煎、去滓再煎，以及烊化、泡服、冲服等特殊的煎法。即使同一药物的先煎与后下，其效用亦有别，大黄在大陷胸汤中先煮则熟而行缓以治上，在大承气汤中后下则生而行急以治下。麻黄先煎去上沫，则能避免过汗亡阳及心烦、呕吐。大黄黄连泻心汤渍之以麻沸汤，取其轻清寒凉之气，以清泄中焦无形邪热而消痞。大、小柴胡汤，三泻心汤、旋覆代赭汤、柴胡桂枝干姜汤7方均去滓再煎，可使药性趋于协调和合，以助发挥调和脏腑、和解少阳枢机之功。阿胶、饴糖在诸方中皆去滓烊化，芒硝去滓后稍煎。其他如鸡子黄、猪胆汁等用分冲兑服法。后世徐灵胎《医学源流论》曾曰“煎药之法，最宜深讲，药之效不效，全在乎此”。李时珍亦云“凡服汤药，虽品物专精，修治如法，而煎药者鲁莽造次，水火不良，火候失度，则药亦无功”。说明古人已认识到煎煮过程中有许多因素影响汤药的质量，这也是中医护理的重要内容。

【摘要】传统中医对蓄血发黄认识相当深刻，宋金时期已建立了黄疸蓄血理论；黄疸血分说并非创立于清末西学影响之下，而是在明清之交从黄疸蓄血理论中被阐发出来的；清末，西学传入使得中医蓄血理论及血分说得到了新的发展，血开始成为黄疸因机证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关键词】黄疸血中医发展史

现代中医黄疸理论以血为病因病机的枢纽，如关幼波先生称：“黄疸主要是湿热蕴于血分，病在百脉。所谓百脉是指周身血脉，肝又为血脏，与胆互为表里。所谓‘瘀热发黄’、‘瘀血发黄’都说明黄疸是血分受病。”(见《关幼波临床经验选》)

当代医史学者对黄疸与血相关理论的发展历史研究尚少，仅黎德安先生有过专门论述。他认为：“从来的黄疸病因，均重视邪气性质与脏腑位置，对气分、血分，则一般不涉及。尽管黄疸中也有蓄血一说，但那只是属于黄疸病理转归中的一种变化而已。时至清末，西学已经东渐，中医学界受西学影响，也开始出现不同于传统医学的某些观点，黄疸的血分说即出现于清代末年。”［1］

笔者在考察相关史料后，得出与黎先生不同的看法：黄疸血分说并非创立于清末西学影响之下，而是在明清之交从传统黄疸蓄血理论中被阐发出来。

黄疸蓄血理论建立与发展历程

【关键词】消渴病/中医药疗法；张仲景;学术思想;病因病机；治法方药

中医学之消渴包括糖尿病、尿崩症、精神性烦渴等疾病．其中主要指糖尿病。为将糖尿病与其他疑似症区别开来，当代中医将糖尿病定名为消渴病。笔者试对仲景辨治糖尿病学术思想作一探析,以期对糖尿病研治有所裨益。

1证候与病因病机

《伤寒论》对糖尿病症状有贴切描述，如“消渴”“大烦渴不解”“舌上燥而烦”“欲饮水数升”“小便数”“消谷引饮”等。《金匮要略》提出“消渴”病证名称，以脏腑论治,载有含理法方药在内的17条条文、6首方剂。《伤寒论》白虎加人参汤证“渴欲饮水，口干舌燥”的病机为肺胃热盛，津气两伤，治用白虎汤加人参以益气生津，清热止渴。后世认为此条秉承《内经》“心移热于肺，传为鬲消”之学术思想，归为三消之“上消。《金匮要略》之“寸口脉浮而迟，浮即为虚，迟即为劳，虚则卫气不足，劳则营气竭”；“趺阳脉浮而数，浮即为气，数即消谷而大便坚，气盛则溲数，溲数即坚，坚数相搏，即为消渴。”是从营卫虚竭和胃气热盛的角度阐述消渴发病机制。认为消渴病由积热而成，营卫两虚是其发病主因，营气不足，燥热内生，形成消渴，后世称为“中消”。《金匮要略》“男子消渴，……肾气丸主之。”是论述肾气虚弱，阳气衰微，上不能蒸腾津液于肺而敷布于全身，下不能气化达于膀胱致开阖失司，后世称为“下消。《伤寒论》“趺阳脉浮而涩……其脾为约，麻子仁丸主之。”清代名医程郊倩释为：“脾约者，脾阴外渗，无液以滋，脾家先自干槁。”近年，赵杰［1］据此论述了脾阴虚致糖尿病机制。2治法方药

仲景方药治疗糖尿病疗效确切，为中外医家所重视。肾气丸主治下消，是专治消渴名方。病因为肾气亏虚，气化失职，不能蒸腾津液上濡而口渴；肾虚失于气化，制约膀胱失职，故“以饮一斗，小便亦一斗”。“小便反多”是下消辨证的关键，用肾气丸治疗，主要是补肾之虚，温养其阳，使肾气得充，气化功能正常，则下消病自可得到缓解。调胃承气汤则为治疗中消的主方，中消病因为胃热内盛，热能消食化谷，故多食善饥；肠胃热结，故大便坚硬。此外，当有口干舌燥，渴欲饮水，脉滑数，苔黄燥等证。治宜清胃泻火。方中大黄清胃泻火，芒硝软坚通便，甘草调胃和中，全方擅解中消多食善饥症状。白虎加人参汤是《伤寒杂病论》诸方中常用于治疗消渴的方剂，指出消渴者，必渴欲饮水，若饮水后仍然口干舌燥，乃肺胃热盛，津气两伤之候。用白虎加人参汤治疗，收清热与益气生津并举、攻补兼施之效。因其病因病机是肺胃热盛，又可作为中上焦同治之方。日本医家通过动物实验研究证实，白虎加人参汤及肾气丸均有降血糖作用，以白虎加人参汤为优，并发现知母、人参、石膏在降血糖方面的协同作用［2］。

尤值得重视者，现代医家新见为利湿与化瘀亦是治疗糖尿病的重要途径。并创造性地应用仲景白虎加参汤合二妙散［3］、五苓散［4］、桃核承气汤［5］、抵当汤、抵当丸等方剂加减应用，常收理想效果。仲景治疗消渴病的学术思想已成为当代中医药治疗疑难病领域的重要特色。

1“泻心”释义

根据方剂名称的提示，半夏泻心汤的主要功效为“泻心”。泻心的“心”并不是指心脏器官，而是指心下部位，即上腹部。泻心就是泻除心下部位的邪气，消除心下部位的痞满症状。所以名谓“泻心”实则泻胃。王又原在《古今名医方论》中说：“然胃居心下，心下痞者，胃痞也。不曰泻胃，而曰泻心，恐混以苦寒，伤其胃阳，又误为传入阳明，以治阳明之法治之也。此仲景之微旨也”。“痞”通“否”，《周易》六十四卦之一。否卦之义，天气不降，地气不升，天地不交，升降失调，痞塞不通。痞证乃升降失常所致。中焦乃脾胃所居，是气机升降之枢纽。脾胃气虚，则升清降浊之力减弱，清气不升，浊阴不降，气机阻滞故而为痞。半夏泻心汤的用药配伍是辛开苦降，恢复脾胃正常的升降功能。故用以治疗心下痞，证药相吻，效如桴鼓。

2病机浅释

半夏泻心汤证在仲景书中有两处可见，一是《伤寒论》第149条：“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二是《金匮要略方论·呕吐哕下利病脉证第十七》篇：“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唐·孙思邈亦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论曰：“泻心汤治老小下利，水谷不消，肠中雷鸣，心下痞满，干呕不安”。所以半夏泻心汤除主证心下痞满外，尚有恶心、呕吐、肠鸣、下利及其它消化系统的症状。结合临床及《伤寒论》论述痞证的条文，笔者认为半夏泻心汤的病机为脾胃中虚，客邪上逆，气机升降失司。金·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论》中注解半夏泻心汤证为“胃气空虚，客气上逆”。《说文解字》曰“客，寄也”。《康熙字典》解释为“凡自外至者皆曰客”“外寇亦曰客”。可见客邪（客气）是指由于脾胃中虚气机升降失常导致乘虚寄居于心下之外邪或体内病理产物。成无己又曰“所以谓之泻心者，谓泻心下之邪也……痞者，邪留在心下，故治痞曰泻心汤”。

《伤寒论》第131条“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也。……”，第151条“脉浮而紧，而复下之，紧反入里，则作痞，……”，第158条“此非结热，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等论述痞的条文，均提示半夏泻心汤方证发生的前提是脾胃本虚，因下复损。患者胃气素虚，复因误下，不仅损脾胃阳气，更使外邪内陷，以致客邪逆于心下，痞塞于中，阻滞气机而导致升降失常，形成本虚标实之痞证。脾胃虽同居中州，禀承土性，但其职不同，胃主受纳且主降浊，脾主运化且主升清，胃喜湿恶燥，脾喜燥恶湿，两者纳化相合、燥湿相济、升降相因，而尤以升降最为重要。《素问·六微旨大论》曰：“升降息，则气立孤危”，“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脾胃既为后天之本，又因其特定的位置，能上引下联，斡旋其中，称为气机升降之枢纽。故《医圣心源》提出：“脾升则肝肾亦升，故肝木不郁，胃降则心肺亦降，故金火不滞，以中气善运也”。可见脾胃升降之枢对全身气机调节的重要作用。半夏泻心汤乃为误用下法所导致的变证所设，下利后必使中气受损，脾胃气虚，其升清降浊之力必减，清气不升，浊阴不降，使虚寒夹湿热、痰饮等内生之病理产物或太阳、少阳之热等外邪乘虚客于心下，阻滞气机故而为痞。清阳与浊阴逆位，故上而呕，下而肠鸣下利。正如大医尤在泾所论“邪气乘虚陷入心中，中气则痞，中气既痞，升降失常，于是阳独上逆而呕，阴独下走而肠鸣。是虽三焦俱病，而中气为上下之枢”。

历代医家对于半夏泻心汤脾胃中虚、升降失司的病机无任何异议，但对客邪却有不同的见解，比较典型的有：①寒热互结：清·柯琴认为半夏泻心汤是“寒热之气互结心下”所致。②热夹水饮：清·程应旄认为半夏泻心汤是“热邪挟水饮，尚未成实”。③痰涎为病：清·秦之桢认为诸泻心汤病证“皆是痰饮作祸”。当代伤寒大家刘渡舟亦认为乃“痰气痞”［1］。④胃热肠寒：郭子光认为半夏泻心汤的基本病理是“胃热肠寒，虚实夹杂”［2］。⑤湿热为病：清代医家汪琥《伤寒论辨证广注》认为半夏泻心汤是治疗“湿热不调,虚实相伴之痞”的方剂。当代中医大家任应秋也认为是“湿热兼虚”［3］。

中医则谓之“黄疸”，对重症肝炎则谓之“疫黄”等概之。黄疸病因历代医家论述颇多，自汉代至金元以来，总以湿热为患之论述而被当今所认定，其湿与热之偏重，乃由体质差异及其他因素所决定。治疗当以祛邪为主，邪是湿热，湿热胶结致病当清热与利湿并进，以分解湿热的手段达到治疗目的。仲景用茵陈蒿汤清热利湿，是治黄疸之专方。历代医家所推崇，大黄清热泻火，栀子清热解毒，茵陈清热利湿。

迁延性、慢性肝炎，系急性肝炎反覆不愈。治疗原则多采取扶正祛邪，或虚实并治为主兼固其他，气虚者当补气化湿舒肝解郁；阴虚者当滋养肝阴补水生木。任何虚证必兼有郁，气虚多兼郁，包括气郁，痰郁、血郁；阴虚多兼气郁，血瘀等且偏重在热，而郁多偏重在肝，治宜疏通和调。因此，气虚者在补气药中佐以疏肝解郁之品，阴虚者在补阴之中佐以疏肝解郁之品。总之，气虚者多偏于寒，而阴虚者多偏于热，仍紧扣寒热分而论治。

肝硬化系肝炎后期引起肝细胞坏死形成纤维性的实质性病变。多系血瘀气滞肝郁不舒，水湿停滞，治疗多以活血化瘀，舒肝解郁，其目的在于解除气血的郁滞，扩张微循环，若腹水严重，必有水郁气虚气滞之临床表现，要重用益气理气之品寓活血化瘀之中，佐以化湿利水。可用血府逐瘀汤加黄芪、白术、茯芩、泽泻等，或用血府逐瘀汤合舟车丸等随症加减。

肝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主疏泄和主藏血。其疏泄是肝脏功能表现在调畅全身气机，推动血和津液运行，包括调节气机升降出入运动，血的运行和津液的输布代谢；促进脾胃运化及升清降浊的功能平衡；胆汁的分泌与排泄；精神情志的正常与否，妇女的排卵和月经来潮；男子的正常排精等，无不与肝有关。

肝藏血：是指肝有贮藏血液和调节血液流量的生理功能。主要体现在肝脏内必须贮存一定的血量。一是以维护肝的疏泄功能，使之充和调达，从而制约肝的阳气升腾，勿使过亢。二是以防止血液妄行及不足所引起的外溢等出血现象。因此，若肝的藏血功能低下或丧失，将会出现肝血不足，及阳气升泄太过与血液外溢之出血，并且产生肝之疏泄失常的诸多病变。

肝病与气血的相互影响：在论述肝病与气血的相互影响时，不得不推导肝主疏泄，主藏血的主要功能因病变失常，由此机体气血的正常运行及肝本身的气血营运也不受到破坏。给机体带来肝病与机体气血营运障碍互为因果的病变。

【摘要】本文在查阅大量民国时期岭南医学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出这一时期的岭南医学文献具有承前启后、注重实践、形式多样、临床分类清晰及引进自然科学成果等特点，从一个侧面展示出岭南医学是祖国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中医文献岭南医学特点民国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素问·异法方宜论》就认识到“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所聚也”。根据中医“天人合一”的思想，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群，由于生活习惯、人群体质的差异，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临床证候和防治方法有其特殊性，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医家风格和医疗特色。岭南医学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建成于1924年，是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的基础，该校所收藏的民国时期岭南中医文献比较齐全，这部分藏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的学术思想和发展水平，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笔者近年来在整理这部分藏书的同时，总结了这一时期岭南医学文献的特点。

承前启后，理论水平不断提高

民国时期，中医著述沿自清代以来的特点，重视对古典医籍整理研究，并在理论上有所提高。对于《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籍，不是原本照搬，而是经过系统整理及收集后世各家之说而予以补充，具有一定的革新精神。如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云：“仲景书必跳出旁门可读，……先生收回唐宋以后之原书还诸仲景，而仲景不亡。其编曰《读过伤寒论》，不读则拾人牙慧，……是书乃伤寒论之文谰，先生即张仲景之书记，两本书若作一本读，则此解如蔓藤，觉有伤寒论为之前，是书宜今亦宜古。”［1］在近代教育体系确立之后，以一部经典、一家注疏作为教材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必须适应发展需求，将中医典籍的研究与新式教育体系相结合。对中医理论不仅作系统的整理，而且联系实际，去粗取精，进行发挥和提高。如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务在“博取众说，去其重复，撷其英华，发挥药性之本能，提挈药用之纲要，……又益以各种医书，补其未备，旁及西说，作借镜焉”［2］，尽量采用各家之长，以启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