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范文10篇

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作为大清王朝的奠基人，在清史中居于首创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他们对推翻明王朝所起的巨大作用，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最后攻陷北京，同样重要，不容忽视，不可低估。本文仅就此问题，辨明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在亡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地位，全面揭示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给予公正的评价。

一、努尔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

明朝亡国，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约自明“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1]，经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2]，至“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3]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个皇帝。所谓神宗亡国，又从何时开始？“论者”并未进一步确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为其末年时，亡国之象已备，成“不可复振”之势，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实，明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去世，神宗亲政，一反张居正所行新法，前朝弊端复萌，政局急转直下。这个贪财好利，集腐败于一身的酒色之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根本不理朝政。他的种种恶行，尽载于史册[5]，已为人们所知，自不待赘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右侍郎吕坤痛陈“天下安危”，他说：“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不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出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他诉说最近几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本费又各几百万矣。”由此可知“今国家之财耗竭”。他大声疾呼：“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6]

吕坤的这番话，是对万历十年以来，至二十五年之间计15年形势恶化的极为生动的写照。

努尔哈赤起兵，恰好是在吕坤指出明朝形势开始变坏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尽管当时尚未引起明朝方面的注意，实际上已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说，明亡始自万历十年以后，而清之肇兴，明确的时间，亦在万历十一年。清与明，一兴一亡，同步进行。

努尔哈赤以起兵复仇为契机，迅速演变为对建州女真的统一。从整个明清兴亡的历史过程来看，努尔哈赤起兵伊始，就是他叛明反明的开始，换言之，没有起兵这一事件，就不可能有后来同明朝的彻底决裂。当然，直到建国前，努尔哈赤并没有公开反明，相反，他还同明朝保持着朝贡的隶属关系。但是，随着他先统一建州，次及海西，逐步扩张其势力，扩大其统一，却已引起明朝的有识之士的警觉，连连同朝廷发出警报。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礼部侍郎杨道宾上《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指出：“努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忧方大耳。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今奴酋精兵业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他在另一疏中再次提醒朝廷：努尔哈赤“蹂躏属国，勾连野人，迁徙诸朝，逆已形矣，恶已著矣，而督镇诸臣犹然以为未形未著，岂以为必抗旌犯顺，鸣钟向洛，乃称显逆显恶哉！”努尔哈赤与其他部落都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脱离明朝，建立独立的政权[7]。

一、努尔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

明朝亡国，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约自明“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1]，经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2]，至“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3]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个皇帝。所谓神宗亡国，又从何时开始？“论者”并未进一步确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为其末年时，亡国之象已备，成“不可复振”之势，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实，明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去世，神宗亲政，一反张居正所行新法，前朝弊端复萌，政局急转直下。这个贪财好利，集腐败于一身的酒色之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根本不理朝政。他的种种恶行，尽载于史册[5]，已为人们所知，自不待赘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右侍郎吕坤痛陈“天下安危”，他说：“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不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出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他诉说最近几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本费又各几百万矣。”由此可知“今国家之财耗竭”。他大声疾呼：“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6]

吕坤的这番话，是对万历十年以来，至二十五年之间计15年形势恶化的极为生动的写照。

努尔哈赤起兵，恰好是在吕坤指出明朝形势开始变坏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尽管当时尚未引起明朝方面的注意，实际上已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说，明亡始自万历十年以后，而清之肇兴，明确的时间，亦在万历十一年。清与明，一兴一亡，同步进行。

努尔哈赤以起兵复仇为契机，迅速演变为对建州女真的统一。从整个明清兴亡的历史过程来看，努尔哈赤起兵伊始，就是他叛明反明的开始，换言之，没有起兵这一事件，就不可能有后来同明朝的彻底决裂。当然，直到建国前，努尔哈赤并没有公开反明，相反，他还同明朝保持着朝贡的隶属关系。但是，随着他先统一建州，次及海西，逐步扩张其势力，扩大其统一，却已引起明朝的有识之士的警觉，连连同朝廷发出警报。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礼部侍郎杨道宾上《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指出：“努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忧方大耳。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今奴酋精兵业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他在另一疏中再次提醒朝廷：努尔哈赤“蹂躏属国，勾连野人，迁徙诸朝，逆已形矣，恶已著矣，而督镇诸臣犹然以为未形未著，岂以为必抗旌犯顺，鸣钟向洛，乃称显逆显恶哉！”努尔哈赤与其他部落都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脱离明朝，建立独立的政权[7]。

明朝对东北女真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早在明成祖时，已将女真分为三大部（建州、海西、野人），析卫所地站为262个，“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于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善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是时，部份边臣和朝臣主张：“夷狄自相攻击，见谓中国之利，可收渔人之功。”但这种主张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很危险。因为“国家本藉女直以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8]，如任其兼并，实力“坐大”，将来势必“徐图内犯”，将把明朝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9]。

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作为大清王朝的奠基人，在清史中居于首创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他们对推翻明王朝所起的巨大作用，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最后攻陷北京，同样重要，不容忽视，不可低估。本文仅就此问题，辨明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在亡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地位，全面揭示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给予公正的评价。

一、努尔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

明朝亡国，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约自明“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1]，经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2]，至“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3]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个皇帝。所谓神宗亡国，又从何时开始？“论者”并未进一步确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为其末年时，亡国之象已备，成“不可复振”之势，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实，明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去世，神宗亲政，一反张居正所行新法，前朝弊端复萌，政局急转直下。这个贪财好利，集腐败于一身的酒色之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根本不理朝政。他的种种恶行，尽载于史册[5]，已为人们所知，自不待赘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右侍郎吕坤痛陈“天下安危”，他说：“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不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出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他诉说最近几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本费又各几百万矣。”由此可知“今国家之财耗竭”。他大声疾呼：“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6]

吕坤的这番话，是对万历十年以来，至二十五年之间计15年形势恶化的极为生动的写照。

努尔哈赤起兵，恰好是在吕坤指出明朝形势开始变坏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尽管当时尚未引起明朝方面的注意，实际上已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说，明亡始自万历十年以后，而清之肇兴，明确的时间，亦在万历十一年。清与明，一兴一亡，同步进行。

努尔哈赤以起兵复仇为契机，迅速演变为对建州女真的统一。从整个明清兴亡的历史过程来看，努尔哈赤起兵伊始，就是他叛明反明的开始，换言之，没有起兵这一事件，就不可能有后来同明朝的彻底决裂。当然，直到建国前，努尔哈赤并没有公开反明，相反，他还同明朝保持着朝贡的隶属关系。但是，随着他先统一建州，次及海西，逐步扩张其势力，扩大其统一，却已引起明朝的有识之士的警觉，连连同朝廷发出警报。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礼部侍郎杨道宾上《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指出：“努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忧方大耳。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今奴酋精兵业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他在另一疏中再次提醒朝廷：努尔哈赤“蹂躏属国，勾连野人，迁徙诸朝，逆已形矣，恶已著矣，而督镇诸臣犹然以为未形未著，岂以为必抗旌犯顺，鸣钟向洛，乃称显逆显恶哉！”努尔哈赤与其他部落都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脱离明朝，建立独立的政权[7]。

天聪五年（崇祯四年）七月，后金汗皇太极亲率大军，对明发动了大凌河之战，虽然此战在清朝开国史上不算是著名战例，但是它不仅从战略、战术多侧面反映了皇太极的军事思想和指挥才能，而且也是日后与明进行松锦决战的一次演习，因此深入研究颇有意义。

一、宁锦防线

明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袁崇焕取得了宁远（辽宁兴城）大捷。翌年，又获得宁锦大捷，朝野同声相庆。明熹宗说：“朕廑念东事，从前皆因守之不固，更何言战？昨闻设奇应变，贼且退避，此足明固守之验矣，”[1]称“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关门既已无虞，”[2]认为“关门之倚宁远，宁远之倚塔山、锦州，皆层层外护，多设藩篱以壮金汤。”[3]此议得到许多臣工的赞同和支持，于是明廷改变了过去王在晋、高第等人推行毁弃关外诸城，退守关门的错误御敌方针，而易为调兵遣将，增拨粮饷，修筑城堡，操练军士。使关外诸城互为犄角，既能坚壁清野，独自抗敌，又可首尾相应，协同作战；进则直趋辽沈，收复全辽，守能拱卫关门，保护京师的一道坚实的宁锦防线。宁远、宁锦接连遭到重创，皇太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针对明朝宁锦防线采取以下措施：

——避实击虚。皇太极深知八旗劲旅长于野战，不善攻坚，所谓“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固守，我国每每弗下。”[4]因此，他认为“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5]天聪三年（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亲统八旗大军，避开明的宁锦防线，以蒙古喀喇沁部台吉布尔噶都为向导，取道内蒙，由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进入关内，明廷大惊，京师戒严。后金兵进逼北京，蹂躏京畿各州县，随之占领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皇太极企图在永平等地建立关内据点，东可进攻山海关，西可威胁京师，由于遭到明军猛烈进攻，未能如愿。此后，皇太极多次兴兵从内蒙进关骚扰，使明京师重地不得安宁，从而削弱了宁锦防线的作用；

——乘疑用间。袁崇焕取得宁远、宁锦大捷后，遭到一些同僚的嫉妒，被阉党诬陷去职。崇祯帝即位后，诛魏忠贤，袁崇焕复出，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赴关外御敌。崇祯二年（天聪三年）十一月中旬，袁崇焕得报后金兵入关，进逼京师的消息，未奉圣旨，擅自率军离开汛地，兵至河西务，明廷命袁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而他却认为“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驻营京师广渠门外。“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帝颇闻之，不能无惑。”[6]故在崇祯帝召见袁崇焕时，“崇焕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域中，不许，”[7]对他已有猜疑。此时，皇太极采用范文程的“进密策，纵反间”[8]计。十一月二十日，后金兵在广渠门外击败袁崇焕等援军。二十七日，皇太极闻袁崇焕等“复聚败兵，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于是令后金兵“列阵，逼之而营”。随后，他与诸贝勒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指出：“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此不过败残之余耳，何足以劳我军，”[9]遂返回大营。是日，据《清太宗实录》记载：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达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递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10]

一、宁锦防线

明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袁崇焕取得了宁远（辽宁兴城）大捷。翌年，又获得宁锦大捷，朝野同声相庆。明熹宗说：“朕廑念东事，从前皆因守之不固，更何言战？昨闻设奇应变，贼且退避，此足明固守之验矣，”[1]称“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关门既已无虞，”[2]认为“关门之倚宁远，宁远之倚塔山、锦州，皆层层外护，多设藩篱以壮金汤。”[3]此议得到许多臣工的赞同和支持，于是明廷改变了过去王在晋、高第等人推行毁弃关外诸城，退守关门的错误御敌方针，而易为调兵遣将，增拨粮饷，修筑城堡，操练军士。使关外诸城互为犄角，既能坚壁清野，独自抗敌，又可首尾相应，协同作战；进则直趋辽沈，收复全辽，守能拱卫关门，保护京师的一道坚实的宁锦防线。宁远、宁锦接连遭到重创，皇太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针对明朝宁锦防线采取以下措施：

——避实击虚。皇太极深知八旗劲旅长于野战，不善攻坚，所谓“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固守，我国每每弗下。”[4]因此，他认为“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5]天聪三年（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亲统八旗大军，避开明的宁锦防线，以蒙古喀喇沁部台吉布尔噶都为向导，取道内蒙，由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进入关内，明廷大惊，京师戒严。后金兵进逼北京，蹂躏京畿各州县，随之占领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皇太极企图在永平等地建立关内据点，东可进攻山海关，西可威胁京师，由于遭到明军猛烈进攻，未能如愿。此后，皇太极多次兴兵从内蒙进关骚扰，使明京师重地不得安宁，从而削弱了宁锦防线的作用；

——乘疑用间。袁崇焕取得宁远、宁锦大捷后，遭到一些同僚的嫉妒，被阉党诬陷去职。崇祯帝即位后，诛魏忠贤，袁崇焕复出，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赴关外御敌。崇祯二年（天聪三年）十一月中旬，袁崇焕得报后金兵入关，进逼京师的消息，未奉圣旨，擅自率军离开汛地，兵至河西务，明廷命袁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而他却认为“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驻营京师广渠门外。“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帝颇闻之，不能无惑。”[6]故在崇祯帝召见袁崇焕时，“崇焕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域中，不许，”[7]对他已有猜疑。此时，皇太极采用范文程的“进密策，纵反间”[8]计。十一月二十日，后金兵在广渠门外击败袁崇焕等援军。二十七日，皇太极闻袁崇焕等“复聚败兵，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于是令后金兵“列阵，逼之而营”。随后，他与诸贝勒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指出：“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此不过败残之余耳，何足以劳我军，”[9]遂返回大营。是日，据《清太宗实录》记载：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达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递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10]

二十九日，皇太极纵明太监归，其中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11]崇祯帝“信之不疑，……遂缚下诏狱。”[12]袁崇焕蒙冤，被凌迟于北京西市，明朝宁锦防线失去一位杰出的统帅；

一、“八和硕贝勒”应为旗主八人

八和硕贝勒一词首次出现于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规划身后八王共治制的训谕：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势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如果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尔等八和硕贝勒，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主之。至于八和硕贝勒理国政时，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4]

这一规划的一个重要宗旨，是造成八人分主八旗共治国政的局面，以制约被推举为共主的旗主，因而不允许每一个旗主拥有两旗的过强势力，以防这种“强势之人”为汗后“倚强恃势”欺凌他人，导致家族内讧，国家衰亡。这一规制，正是根据本家族和其他女真部族的惨痛教训而制定的，因而“八和硕贝勒”应是按其宗旨而设置的八个旗主。训论中的“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也显然都是确指的八个人。

此后，努尔哈赤为完善这一制度而试行的某些措施、颁发的训示，也都表明八旗旗主确为八人。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努尔哈赤命“八固山王设八臣辅之，以观察其心。”[5]“八臣”为八个人，其辅佐的“固山王”也即旗主也应是八个人。《满文老档》天命八年五月，记努尔哈赤下令“八贝勒之家人”，将其训示之词“缮录八份，分送诸贝勒家各一份。”[6]抄录八份，人手一份，受训示的贝勒正好八人。同书天命十一年（1626年）闰六月十九日，记努尔哈赤命“八固山贝勒各赏以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共赏十六户。”[7]共赏十六户，每人二户（即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被赏的固山贝勒正好八人，因而，这段史料已明确说明所谓“八固山贝勒”不是泛指八旗（固山）的诸贝勒，而是八个固山贝勒。而“固山贝勒”正是旗主，此外固山贝勒的满文，也正与《满文老档》其他处称旗主——固山贝勒的满文一样，都是gūsaibeile[8]，又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八固山贝勒”有八个旗主。

《满洲实录》还特别说明这八个旗主——八固山王是duinambabei-le、duinajigebeile[9]，汉义为四个大贝勒、四个小贝勒。四大贝勒当然是指大贝勒代善（当为正红旗主）、阿敏（镶蓝旗主）、莽古尔泰（正蓝旗主）、皇太极（正白旗主），这四人是当时的旗主已无疑问。关键是四小贝勒旗主究竟是谁，过去对这四个旗主是否确定多抱怀疑态度，或者根本否认。本文认为应是杜度（后改豪格）、阿济格、多铎、岳托。

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清太祖努尔哈赤设计了身后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方案。“八和硕贝勒”，有时泛指八旗的和硕贝勒，有时也可理解为是八个和硕贝勒。由于旗主也称和硕贝勒（和硕贝勒不一定都是旗主），所以这“八和硕贝勒”便有可能是指八旗八个旗主。那么，与共治国政制联在一起所称的这“八和硕贝勒”，究竟是泛指八旗的诸和硕贝勒？还是指八旗旗主？进一步说，努尔哈赤在天命后期是否规划了由八个旗主共治国政的制度？若果如此，这八个旗主又是何人？由于没有明确记载，且史料缺乏，至今仍是个谜。由于它关系到当时八旗制度的演变、天命末及天聪朝的国政、各旗主的势力及其相互矛盾斗争等等问题，有必要作专门考证。

以往的研究成果，孟森先生《八旗制度考实》、李鸿彬及郭成康二位先生的《清入关前八旗主旗贝勒的演变》[1]，对旗主都有专门考述。关于天命后期八旗是否设有八个旗主，孟文未作具体说明；李、郭之文则认为当时八个旗中，代善一人掌两红旗，皇太极一人领有两白旗。日本学者阿南惟敬也认为当时的八旗未必是一旗一主[2]。神田信夫先生则持肯定说[3]。

本文认为，天命后期已基本确定八个旗主，皇太极继位初年的八旗八个旗主，应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安置的。试证如下。

一、“八和硕贝勒”应为旗主八人

八和硕贝勒一词首次出现于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规划身后八王共治制的训谕：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势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如果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尔等八和硕贝勒，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主之。至于八和硕贝勒理国政时，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4]

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清太祖努尔哈赤设计了身后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方案。“八和硕贝勒”，有时泛指八旗的和硕贝勒，有时也可理解为是八个和硕贝勒。由于旗主也称和硕贝勒（和硕贝勒不一定都是旗主），所以这“八和硕贝勒”便有可能是指八旗八个旗主。那么，与共治国政制联在一起所称的这“八和硕贝勒”，究竟是泛指八旗的诸和硕贝勒？还是指八旗旗主？进一步说，努尔哈赤在天命后期是否规划了由八个旗主共治国政的制度？若果如此，这八个旗主又是何人？由于没有明确记载，且史料缺乏，至今仍是个谜。由于它关系到当时八旗制度的演变、天命末及天聪朝的国政、各旗主的势力及其相互矛盾斗争等等问题，有必要作专门考证。

以往的研究成果，孟森先生《八旗制度考实》、李鸿彬及郭成康二位先生的《清入关前八旗主旗贝勒的演变》[1]，对旗主都有专门考述。关于天命后期八旗是否设有八个旗主，孟文未作具体说明；李、郭之文则认为当时八个旗中，代善一人掌两红旗，皇太极一人领有两白旗。日本学者阿南惟敬也认为当时的八旗未必是一旗一主[2]。神田信夫先生则持肯定说[3]。

本文认为，天命后期已基本确定八个旗主，皇太极继位初年的八旗八个旗主，应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安置的。试证如下。

一、“八和硕贝勒”应为旗主八人

八和硕贝勒一词首次出现于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规划身后八王共治制的训谕：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势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如果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尔等八和硕贝勒，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主之。至于八和硕贝勒理国政时，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4]

一、探索时期的文化

清朝统一大业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十三副甲起兵时，也就揭开了清朝开国的序幕。这是以武功开端走上的统一之路。努尔哈赤最有成就的业绩就是统一女真各部乃至建立后金政权、挺进辽沈地区，扩大统一的辉煌局面。在这一历史的进程中，与赫赫武功相适应的是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和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的探索。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交锋、冲突与矛盾。

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这是维系与凝聚本民族的团结的无形而巨大的精神力量。努尔哈赤正是借助于这种力量，而卓有成效地结束了女真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那种互相仇杀、互不相统的严重分裂局面，而实现了统一。这种文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尚勇武、重财力。这是被全民族普遍认同的指导思想。努尔哈赤在创业过程中充分发展了这一思想。他鼓励与发扬女真民族的勇猛进取精神，坚持行之有效的奖勇罚怯的制度，这种金钱物质的刺激，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奋勇参战的积极性。因而逐步形成了以多杀敌多缴获为荣、以无功无获为耻的社会风气，并成为生活中的普遍原则。进而出现“出征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财物故也”〔3〕的景象。抢掠财物与奋勇杀敌顺理成章地结合在一起，民族成员个人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统治者总体军事政治目标的顺利实现。

重财力的观念更深刻影响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往往为追逐共同利益而联系在一起，结成利害相关的集团。这样，如何处理好财物的获得与分配，便成了关系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努尔哈赤巧妙地以结盟、联姻等方式不断地吸纳各种集团与势力，以壮大自己的统治阵容。他对归附者、同盟者按其实力大小区别对待。实行均分财物、平养人口，乃至共议国政。最高统治集团内则实行八家共议国政的方针。其思想基础，便是对共同利益的追逐。

这时社会道德的标准是以勇武为荣、以抢掠为荣。把抢掠“邻人”的财富视为当然，上上下下以一个“抢”字便可概括一切。这种文化心态、思想观念在满族初起阶段，对凝聚与统一内部力量及向外扩展时，无疑起了巨大的保证作用。可是当后金建国挺进辽沈地区，即广大汉人住地之后，便出现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当女真人未进入辽沈地区之前的不断骚掠明边，抢掠人畜财物，已引起汉人的恐惧与仇恨，汉人视女真人为强盗。而后金挺入辽沈之后，对广大汉人实行残酷的奴役和高压统治，这种矛盾便激化了。广大汉人不仅难以容忍这种统治，更对其重财轻义，不注意辈份，不重伦理道德，不讲礼仪之情形视为野蛮。“非我族类，其心必异”。〔4〕内心的反感极为强烈，反抗斗争便不可避免。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矛盾，也是两种道德观、风俗观即两种文化的矛盾与对抗。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后金的最高统治者努尔哈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认为汉人，特别是汉族读书人最不可信，“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5〕于是实行残酷统治和大肆屠戮儒生的政策，以强化其统治，表现出对汉族文化的强烈排斥心理。但长期以来以采集、狩猎为主的女真文化毕竟很落后，现实的发展向它提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文化建树该向谁靠拢？人们看到在女真——满族崛起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文化上的突出倾向是向蒙古族靠拢。接受蒙古族文化，诸如新文字的创制、国家制度及统治机构的设置，乃至许多名称的起用等等，均摹仿蒙古。对汉文化采取疏远、戒备甚至抵制的态度。但蒙古文化与延续数千年之久，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是无法比拟的。汉文化的强烈感召力或巨大影响是客观存在。努尔哈赤在实践中也越来越发现汉族的体系完备的伦理道德观对维系统治与安定社会的巨大效能。于是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向汉文化靠拢。其实，这一靠拢始自起兵初期。当然，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他喜欢《三国志传》与《水浒》，曾尊崇汉人谋士龚正陆，已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使他眼界大开。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对汉文化曾采取抵制的态度，但却摆脱不了汉文化对他的巨大影响。就在他于辽沈地区大肆屠戮汉人之时，却又在仰慕汉文化，甚至宣传汉文化。很有趣味地是，他于晚年竟大讲起礼仪伦理并身体力行起来。

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努尔哈赤对臣下说，宗室里有二兄曾与我作对，“惟知贻我之忧”。还有乌拉岳母及叶赫岳母这两位岳母，曾“唆其夫与我为仇”。他说，尽管这几个人对我没有一点好处，但毕竟是我的亲族或亲戚，所以“敬爱之礼亦不可废”。于是他特意遣人将二兄及二位岳母，还有皇姨（皇后之姊）等人请入宫中。“延二兄于上座，贺正旦，行家人礼。”随后又“拜四妪”。“礼毕设宴”。努尔哈赤“跪而酌酒，令人奉之。”“宴毕，仍赐二兄补服衣，送还。”〔6〕大有克己复礼的味道。这种讲究礼仪伦常的举动（尽管有故意做作之嫌），在此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这年四月，努尔哈赤在一次大宴会上，训谕诸贝勒说：“语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乱者，未之有也。’吾后代子孙当世守孝弟之道，不可违也。”他又说：“其为长上者，居恒当和睦子弟。其为子弟者亦宜承顺关切可也。至于上待下，下事上，务以真心实意爱敬之，慎勿怀虚假之念。”〔7〕引经据典，讲的完全是儒家的一套了。可见这时的努尔哈赤心目中，女真人固有的“德”的含义已经转变。

清前期，关内外满族(女真)和汉族进行了频繁的人流，深入考察和探讨其人口流动情况及其影响，对于深入研究明末清初的政治、经济及民族关系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

清入关以前，辽沈地区的满族和汉族之间就已开始了大规模的广泛的人流。

早自明初开始，女真人就不断地渗入辽东。明中叶以后，女真人入居辽东更加频繁。当时辽东的辽阳、开原是女真内迁聚居最集中的地方。早自洪武十五年，明廷就在辽阳设置了东宁卫，专门安置来辽东的“高丽、女直来归军民”[1]其中主要是女真人。所以努尔哈赤在入居辽东后曾说：“辽东卫的国人。原是我国人。”[2]辽东除东宁卫外，还有于正统八年自开原移到辽阳的自在州，专为“抚安东宁卫，并附近海州、沈阳中等卫归降达官人等”[3]，亦安置大批女真人居住。正统年间“野人女真各种夷虏之人，俱附辽东地方，……辽东总兵官就于自在州、东宁卫等处城堡。安插者动以千数”[4]，可见当时辽阳已是汉人和女真等兄弟民族聚居的中心。开原是当时通向海西女真等部的惟一通道，也是女真人内迁辽东定居的集居点。明廷在开原设自在、安乐二州。安置要求入居辽东的女真人定居。此外，辽东的广宁卫、沈阳中卫，以及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南四卫，也安插了大批女真人。笔者就《明实录》中记载的女真人迁居辽东的情况略作一钩稽。大体上自永乐六年(1408年)至景泰二年(1452年)要求内迁的女真人，大都安置在辽阳、开原居住。亦有一两例安置广宁的。景泰三年正月以后至成化年间，由于辽阳开原已人满为患，所以此间大都安插在辽东半岛的南四卫居住。除明廷直接安置外，还有一些女真人通过各种渠道而入居辽东：(一)有不少沿边(指辽东边墙)女真人采取“取保居住”[5]的办法长期居于辽东。(二)一些女真人以到汉人家中佣工的名义长期居住辽东。建州女真王杲部与明廷绝市贡后，“杲所部诸酋以绝市贡故窘困，往孤山（系明军沿边驻守的城堡之一）为雇工，庶自给”[6]。连部酋首领都因生活窘困，竟去汉区为雇工，可见一般贫苦女真往汉区佣功当为常事。（三）还有的部落因战争落败而投奔汉区的。万历年间，海西女真王忠、王台部，被建州女真吞并后，其“后裔居中国附塞上袭冠带者为多”[7]。总之，早在努尔哈赤入居辽东以前，辽东地区已经迁入和安置了大量的女真人居住。

1621年(后金天命六年)，努尔哈赤用武力占据了辽东，大批的女真军民风尘仆仆来到辽东，满(女真入)汉人口开始更大范围的交流。在随军事占领之后，努尔哈赤源源不断地将大批满(女真)人迁往辽东，“以其部属分屯开(原)、铁(岭)、辽(阳)、沈(阳)”[8]。为了解决大量迁居辽东地方的满(女真)人的吃住问題。强令“辽东地方的尼堪(汉人)的房屋与诸申(即女真)合住，粮食同吃，分田耕种”[9]。进入辽东的女真人大都集中居住在城镇，如海州、鞍山、牛庄、耀州等地。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又将大批辽东地区的汉人迁移到满族(女真)的故乡，因为大量满人(女真)随军迁移辽东，这样就需要大批汉人去填补。因此努尔哈赤下令，已经入辽东的“诸申的房屋、田地、粮食，全部交给移来的尼堪(汉人)”[10]，用以安置这些远离故土而来到边外的汉人。由于努尔哈赤占领辽东以后，对辽东汉人实行极端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强令汉人“剃发”[11]，伤害了汉人的民族尊严；又两次在辽东汉人地区大规模地移民，使得许多汉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辽东大肆征发繁苛的差役．逼得汉民无以自存；特别是其残酷的屠杀政策．使得成千上万的辽东汉民横遭杀戮。所有这一切，激起了辽东汉人的强力反抗。于是，逃亡成为辽东汉人的普遍的斗争形式。除了少量逃亡辽东沿海岛屿外，大部分逃亡汉人由海陆两路逃亡关内。1621年7月，努尔哈赤在辽东的脚跟尚未站稳，镇江、汤站、险山诸堡的汉人就开始叛逃，投奔据守辽东沿海岛屿的明将毛文龙，以后，又有大批辽东汉人陆续逃往海岛。逃亡关内主要途径，陆路由山海关进入关内，海路自沿海各口进入关内。经山海关的“辽民、难民入关至百余万”。沿海各口，自辽东战事初起，即大舟小船，往返不绝，前后运载亦不下数十万人。大批辽东汉人流亡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甚至远及陕西等省。尽管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但粗略估算，当时辽东汉人中至少有1／4的人口流往关内、

从上述史实来看，努尔哈赤时期是辽东满汉民族之间大规模交叉流动时期，满人(女真人)大批进入辽东，一小部分汉人被强迁入原满人(女真人)生活的地区。而相当一部分汉人则由于战争或努尔哈赤民族歧视政策的压迫流往关内，而辽东的大部分汉人则留在故土与满人(女真人)错居杂处，出现了空前的满(女真)汉大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