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民为任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教育理想化民为任泰州学派韩贞

论文摘要：韩贞遵从师训，把传授良知之学看做“经世之业”，所以他倦倦以明道化人为己责，毕生安贫乐教。韩贞与泰州王学一样，在教育对象上无问渔樵与工贾，真正做到了有教无类，当然他的学生还是以平民百姓为主。他特别注意照顾穷困学生，且不断扩大教育对象，做到平民化，从而使他的教育具有广泛性，群众性。韩贞教育精力主要在“化俗”二字上，目的就是让不善者重归于仁，从而建立稳定安乐的理想世界。

韩贞(1509—1585)，字以中，号乐吾，泰州市兴化县人。他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次子王襞的学生，明代著名的平民哲学家、教育家。韩贞继承了泰州学派的传统，把传授“明伦”化俗乡里看做是“经世之业”，一生热爱平民教育事业，终生从事平民教育事业。他还继承了泰州王学“有教无类”的传统，教育中“元问渔樵与工贾”，一视同仁，当然他关心得更多的还是贫困的平民学生，他最重要的教育目的就是让不善者回归于仁。

一、经世之业在明伦

泰州学派十分重视教育的经世作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明代中后期社会百弊丛生，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秩序在民间已遭到极大破坏，人心疲惫，无所拘缚，无所戒惧，所以变乱频繁，盗贼猖獗。整个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正如王艮在《王道论》里所述：“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众多，制用无节而风俗奢靡。所谓一人耕之，十人从而食之，一人蚕之，百人从而衣之，欲民无饥寒，不可得也……。”王艮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希望通过宣传教育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形指出：“所以饱食暖衣，逸居无教而近于禽兽，以至伤风败俗，轻生灭伦，贼君弃父，无所不至而冒犯五刑，诛之不胜其诛，刑之无日而已，岂非古所谓不教而杀罔民者哉!”(《王道论》)而要改变这种“伤风败俗”等社会现象，就必须坚持“以德化民”。在王艮看来，圣人是能够自觉地照着儒家道德规范去做的，而老百姓则糊里糊涂，要么“失本”，要么“遗末”，所以要强化道德教育。只有强化道德教育，才能提高百姓遵守道德的自觉性，实现平等和谐的社会理想。他曾满怀激情地做诗说：“若要人间积雪融，须从腊底转东风，三阳到处闻啼鸟，一气周流见远鸿。今日梅花才吐白，不时杏蕊又舒红。化工生意无穷尽，雨霁云收只太空。”(《次答友人·又》)他坚信依靠道德教化这股东风，定能洞开下层群众求知的心扉，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所以王艮把教育看成是“位天地，育万物”的伟大事业，是“尧舜事业”。他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论有位无位，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便是位育之功。”(《语录》)他认为“师者立乎中，善乎同类者也。故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语录》)显然王艮对教育意义的认识是着眼于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王艮认为，“学，讲而后明。明则诚矣。若不诚，只是不明。教不倦，仁也。须善教，乃有济。故又日：‘成物，智也。(《语录》)王艮始终把讲学看做是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在王艮看来，下层群众只是“后知”而不是永不移易的“无知”，经过“先知”者的教化，他会从“后知”转化为“有知”，因为无论是“先知者”还是“后知者”，都有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所以，圣人与“下愚”的区别，只是知识积累深浅的区别、“先知”与“后知”的区别、已知与未知的区别。为此他要求人们“以先知觉后知”(《与薛中离》)，把讲学作为自己的第一重任，通过主动的宣传教育来启发人们的“良知良能”，从而服务社会，影响社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艮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立师道”来“明人伦”，培养民众的仁善品质，减少人世间的争斗，从而稳定和发展社会，这就是教育的经世作用王艮的次子、韩贞的老师王襞与王艮一样，把启人修道看做是教育者的核心任务，希望教育者通过启人修道，恢复其本来纯净的良知，并为稳定社会和实现“三代之治”培养良才。所以，在教育的社会作用方面，他比王艮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在王艮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明确了教育的方向，突出了教育的重点，并从治国高度阐述了教育对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意义。王襞特别重视人才在治国治民中的作用，把人才的选拔与任用看做是关系到国家治乱与民众安危的头等大事。他希望统治者能够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使“圣贤”得到任用。他说：“国家求人才于天下，授之职而用之，将以致之民也，民安而天下治矣。是故天下之治系于民，民之安系于人才之贤而用之也，人才之系不亦重乎?”(《送杨场宰升任》同时，王襞强调，人才来源于教育，并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其“自立也”(《送杨场宰升任》)。

韩贞遵从师训，同样是把传授良知之学看做济世的重要途径。他之所以以“化俗为己任”，就是因为他和他的的老师王艮王襞一样，把教育当作“经世之业”，毕生安贫乐教。他曾在《简李中秘敏斋先生》中这样写道：“底事匆匆过钓台，想应都为究心来。迷时万里源头塞，悟后千年道脉开。济世恐非韩柳学，安民还用孔颜才。传家再见经纶手，早溥春风遍草莱。”韩贞的愿望就是能通过教育建立王化社会，培养尧君舜民，他在《写怀》中写道：“囊中合得回生药，世上寻施惜命人。肯服一丸跻圣域，能超千古出凡尘。愿期天下归王化，尧舜为君尧舜民。”他在其他诗中也表明了这种愿望和决心，如他在《送储翠峰移家海上》中说：“民风日下凭君挽，立起中流砥柱身。”在《送凌侍御海楼北上》中说：“世风日下谁能挽，道脉年来独有功。”他看到乡民们依然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也依然愚昧闭塞，甚至好勇斗狠，相互间恶言相加，深感肩头担子沉重。所以，他把讲学看做是化民的重要手段。他在《送储翠峰移家海上》一诗中说：“一刻阳生初破腊，万方雪化始回春。民风日下凭君挽，立起中流砥柱身。他深信，通过教化，定能改变一方风气。

论文关键词：教育理想;化民为任;泰州学派;韩贞

论文摘要：韩贞遵从师训，把传授良知之学看做“经世之业”，所以他倦倦以明道化人为己责，毕生安贫乐教。韩贞与泰州王学一样，在教育对象上无问渔樵与工贾，真正做到了有教无类，当然他的学生还是以平民百姓为主。他特别注意照顾穷困学生，且不断扩大教育对象，做到平民化，从而使他的教育具有广泛性，群众性。韩贞教育精力主要在“化俗”二字上，目的就是让不善者重归于仁，从而建立稳定安乐的理想世界。

韩贞(1509—1585)，字以中，号乐吾，泰州市兴化县人。他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次子王襞的学生，明代著名的平民哲学家、教育家。韩贞继承了泰州学派的传统，把传授“明伦”化俗乡里看做是“经世之业”，一生热爱平民教育事业，终生从事平民教育事业。他还继承了泰州王学“有教无类”的传统，教育中“元问渔樵与工贾”，一视同仁，当然他关心得更多的还是贫困的平民学生，他最重要的教育目的就是让不善者回归于仁。

一、经世之业在明伦

泰州学派十分重视教育的经世作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明代中后期社会百弊丛生，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秩序在民间已遭到极大破坏，人心疲惫，无所拘缚，无所戒惧，所以变乱频繁，盗贼猖獗。整个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正如王艮在《王道论》里所述：“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众多，制用无节而风俗奢靡。所谓一人耕之，十人从而食之，一人蚕之，百人从而衣之，欲民无饥寒，不可得也……。”王艮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希望通过宣传教育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形指出：“所以饱食暖衣，逸居无教而近于禽兽，以至伤风败俗，轻生灭伦，贼君弃父，无所不至而冒犯五刑，诛之不胜其诛，刑之无日而已，岂非古所谓不教而杀罔民者哉!”(《王道论》)而要改变这种“伤风败俗”等社会现象，就必须坚持“以德化民”。在王艮看来，圣人是能够自觉地照着儒家道德规范去做的，而老百姓则糊里糊涂，要么“失本”，要么“遗末”，所以要强化道德教育。只有强化道德教育，才能提高百姓遵守道德的自觉性，实现平等和谐的社会理想。他曾满怀激情地做诗说：“若要人间积雪融，须从腊底转东风，三阳到处闻啼鸟，一气周流见远鸿。今日梅花才吐白，不时杏蕊又舒红。化工生意无穷尽，雨霁云收只太空。”(《次答友人·又》)他坚信依靠道德教化这股东风，定能洞开下层群众求知的心扉，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所以王艮把教育看成是“位天地，育万物”的伟大事业，是“尧舜事业”。他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论有位无位，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便是位育之功。”(《语录》)他认为“师者立乎中，善乎同类者也。故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语录》)显然王艮对教育意义的认识是着眼于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王艮认为，“学，讲而后明。明则诚矣。若不诚，只是不明。教不倦，仁也。须善教，乃有济。故又日：‘成物，智也。(《语录》)王艮始终把讲学看做是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在王艮看来，下层群众只是“后知”而不是永不移易的“无知”，经过“先知”者的教化，他会从“后知”转化为“有知”，因为无论是“先知者”还是“后知者”，都有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所以，圣人与“下愚”的区别，只是知识积累深浅的区别、“先知”与“后知”的区别、已知与未知的区别。为此他要求人们“以先知觉后知”(《与薛中离》)，把讲学作为自己的第一重任，通过主动的宣传教育来启发人们的“良知良能”，从而服务社会，影响社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艮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立师道”来“明人伦”，培养民众的仁善品质，减少人世间的争斗，从而稳定和发展社会，这就是教育的经世作用.

王艮的次子、韩贞的老师王襞与王艮一样，把启人修道看做是教育者的核心任务，希望教育者通过启人修道，恢复其本来纯净的良知，并为稳定社会和实现“三代之治”培养良才。所以，在教育的社会作用方面，他比王艮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在王艮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明确了教育的方向，突出了教育的重点，并从治国高度阐述了教育对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意义。王襞特别重视人才在治国治民中的作用，把人才的选拔与任用看做是关系到国家治乱与民众安危的头等大事。他希望统治者能够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使“圣贤”得到任用。他说：“国家求人才于天下，授之职而用之，将以致之民也，民安而天下治矣。是故天下之治系于民，民之安系于人才之贤而用之也，人才之系不亦重乎?”(《送杨场宰升任》同时，王襞强调，人才来源于教育，并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其“自立也”(《送杨场宰升任》)。

韩贞的“无问渔樵与工贾”，既是一个教育平等的问题，也是一个“有教无类”的教育观念问题。韩贞的这一思想虽远承于孑L子，但主要还是受了泰州王学的影响。因为在王艮之前，“有教无类”虽然是一个悠久的历史命题，但从明代以前传统儒家理论的整体来看，他们的“有教无类”只是一个号，并没有真正落实在行动上，就是曾经说过“有教无类”的孔子也没有做到有教无类。在《论语》中有这么一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显然，孔子的教育是把“民”排斥在外的。而王艮则不同，他提出了彻底的平等教育思想，并进行了广泛的实践。王艮认为，社会上每一个人，不仅有着共同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而且有着平等的本能，教育不应该有失偏颇。其实，王艮的有教无类思想也包含了平等教育的意思。

王艮继承了孔子“有教无类”这一传统。王艮认为，“容得天下人，然后能教得天下人。”他这里所说的“容”，并非指一般意思上的“宽容”，而是指教育对象上的一种包容，也就是要包容天下一切愿学之人，所以教育对象是不应当有差别的。王艮开始在家乡讲学时就在自家的门上写着：“此道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年谱》)王艮的听众大多是邻里、乡人、盐民。后来随着王艮外出讲学，传授对象进一步扩大，有社会的上层人物，也有社会的下层人物。清末袁承业在重订王艮、王栋、王襞遗集时，费二年之力，编成《明儒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虽如袁氏自谓“搜罗未广，遗漏颇多”，然亦可概见王艮的发展状况。“当时熏其德而善良者，陶人不止乐吾韩贞。樵人不止乐斋朱恕。一时士大夫航海而造先生之庐者，任其往来，启迪不倦，何异乎孔先师设教杏坛、群弟子四方毕至也哉。”(彭梅《王艮奠文》)赵贞吉在《王艮墓铭》中说：“先生接引人，无间隶仆。”或行商坐贾或乡村野老，或缙绅先生或衣冠大盗，一概迎而不拒。王艮学说的传播极为广泛，遍及十数省，受教育者不计其数，姓名可考的就有四百八十七人，不仅上白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而且更多的是下层人民群众，其中有盐丁、农民、陶匠、樵夫等。当时我国东南一带家有王氏之书，人传安丰之学。与他的父亲一样，王襞也主张有教无类，同时他还提出了“倡大家学”(王元鼎《年谱纪略》)的思想主张，在他的弟子中亦有农工商贾，特别是像韩贞一样的平民百姓。

韩贞忠实地继承了王艮、王襞“有教无类”的传统，所以他的平民教育事业十分兴旺。对于韩贞讲学的盛况，陆西星在《哀东海处士乐吾韩公》中有一个描述：“闻风一时兴，门弟亦何盛。千年振遗响，木铎声甫静。”受王艮与王襞“有教无类”思想的影响，韩贞讲学对象“无问渔樵与工贾”。《乐吾韩先生遗事》中说：韩贞“倦倦以明道化人为己责，虽田夫、樵子，未尝不提命之。”孙复举在《敦请讲学呈文》中也说：“庶百姓之所顾安者安之，本县之所愿化百姓者，而此老声教之达易易矣。”只要愿意接受教育的，韩贞都有接受。韩贞的成人学子以工农商贾为多，也有绅士、大夫、官吏师从他，但更多的还是当地的平民百姓。在童蒙教育方面，他特别照顾穷困学生，照顾农夫、渔夫、盐民、穷苦人家子弟。对求学困难者免收束修，对求学真有进步者暂时封存束修，如学习退步不愿再学者则将束修如数退还人家。韩乐吾此举，乡邻称赞，世人惊异，名声大振，不少人不顾路途遥远，将孩童送到他的塾馆求学。对此，《乐吾先生行略》中也有记述：“凡来学者，不纳束修。间有以诚奉先生者，暂封存之，后有不善，即还其人。”这就使他的教育更具有广泛性、群众性和平民性。

后有不善归回仁

韩贞期望天下归王化，君民归尧舜，而不善之人回归仁，而教育的重要功能就是让那些不善之人恢复其仁善的品德，不孝之人恢复其固有的孝德。韩贞的这一思想与王艮、王襞的“复初说”是一致的。

王守仁认为，教育可以灭掉个人的私欲，保存各人固有的天理良知。他说“躁于其心者，其动妄；荡于其者，其视浮；歉于其心者，其气馁；忽于其心者，其貌惰；傲于其心者，其色矜。”人的“躁”“荡”“歉”“忽”“傲”主要是心不纯，教育可以使学习者陶冶“心学”和“道心”。而王艮则不同，他认为，所谓的“致良知”，其目的就是要恢复人最初的本性。

万民有庆；

幸福无边。

情深似海；

恩重如山。

党恩浩荡；

春意盎然。

述的那些乱征收的情况依然严重。

铨选制度：铨选制度即官吏选拔制度。中统初（忽必烈年号），“定都省及左三部、右三部之制，吏、户、礼为左三部，工、兵、刑为右三部。至12**年，诸侯世守，裁并各路府州县官吏，行迁转法。”至此，任命、迁调各级官员的权力始收归中央，初定一代铨选制度。

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戊戌选试”（上文有介绍）。但是元朝始终没有真正的推崇儒家思想，就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推崇儒家思想就要提高汉人和南人的地位，这不是蒙古贵族愿意的事情。所以他们采取了应景的方式，延佑年间（仁宗，元中晚期）始定式设科取士，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其规模不如唐宋，只不过是统治者安天下民心的一种形式罢了，南人要想入仕大为困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元朝的科举制之不过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在耶律楚材的基础上走多远。

人才的作用：耶律楚材曾经网络了许多人才，他们在忽必烈时期都是改革的贤士能臣。其中著名并且作用较大的是张文谦和王磐。

张文谦任中书左丞，“建立纲纪，讲明利病，以安国便民为务。”主要参与赋税之务，又“以乙未岁户帐为断，奴之未占籍者，归之势家可也，其余良民为奴之理，议遂定，守以为法。”（《元史·张文谦传》）防止了大量人民沦为家奴的情况出现。

王磐人参议行事，翰林学士。“是宫阙未建，朝仪未立。凡遇称贺，臣属杂至帐殿前”，王磐上书曰：“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惯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进。于是仪制始定。”并且他还在朝廷裁减机构时奏疏谏按察使不可罢。又“臣以为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赐王等爵号，如汉、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职位。”（《元史·王磐传》）反对因人设官、贵族因门第轻易入仕。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1]党的报告提出，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2]。报告还特别将“培育什么样的价值观”与“培养什么样的人”相结合，提出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如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贯彻落实党的报告精神必须思考、回答的重要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凝结了时代精神，又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首先应当是有道德、讲奉献、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有强烈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勤于服务社会、甘于贡献国家、从中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代新人。因此，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关系密切，尤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切实加强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民思想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教育。

一、传统文化报国报民的人生价值观有利于学生坚定热爱祖国的崇高信念

爱国，是一个国家公民和国家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作为民族复兴大任担当者的时代新人，青年学生理所当然应热爱自己的祖国，能够正确认识我们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树立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而学习、了解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增强热爱祖国的感情和责任感的重要途径。综观中华传统文化，可以发现其始终贯穿一条“公忠”的道德原则，强调个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和为祖国、为民族的献身精神，特别是每当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往往也正是救国救民热忱空前高涨之时。在中华文化典籍浩如烟海的诗文论著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描述：从班超“投笔从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雄雄胆略，到范仲淹“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拳拳之心；从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到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壮怀激烈；从龚自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绵绵情怀，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赳赳勇气，无不反映我们中华民族的气节和追求。正如鲁迅所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饰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今天，当我们在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正可以此为教材，从中汲取丰富养料，滋润和充实青年学生的心田，唤起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激发其爱国热情，为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

二、“民为邦本”的重民思想有助于学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理想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郁的民本主义思想色彩，有很多关于“富民”“养民”“教民”“爱民”等富有哲理和人情味的重民思想论述。比如，大家所熟悉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弃，在逆民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君为舟，民为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等等，无不体现民心不可违、民意不可辱，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一切工作都要考虑民心民意的重民思想，这对我们开展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不无借鉴启发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我们的培养对象热爱人民，关心人民群众利益，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多作贡献。如果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尽是些满脑子充斥着金钱、权力、个人享受等私欲的高智商、低情商式的人物，脑子里根本没有人民群众的位置，不知道也不愿意去关心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那么，这不仅仅是教育的失败，更是国家、民族的不幸。因此，充分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闪光点，对青年学生进行爱民、重民的思想教育，帮助其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理想，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唯其心中有爱，才会情系人民，为民奉献；唯其心中有根，才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青年才俊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事业中，为人民服务。

三、群体主义的行为方式有益于学生形成集体主义的宽广胸怀

儒家与君权的关系是儒家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自孔子提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儒家与君权之间就有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以道事君”就是以仁道事君，“仁者爱人”，从政治哲学上说，这是儒家的民本主义价值观。“犯之”就是对君主的“不仁”进行批评；如果君主不听谏阻，那就应该“止”即辞官而隐退。孟子继承发扬了这一思想，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所谓“民为贵”就是以人民为最有价值，或者说，以人民为社会、国家的价值主体。就君臣关系而言，孟子反对臣对于君主的一味顺从，臣应该“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这里的“去”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止”。孟子又说：“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意谓对于“大人”（大儒）来说，君主的用人之非、政事之失等等尚不足以进行批评，只有格（正）“君心之非”才是最重要的。其所以最重要，是因为仁政出于君主的仁心，若君心不仁，则无以为仁政；若君心正，则“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同上）。

秦统一中国后，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君主集权的政治制度。“汉承秦制”，在“秦制”之下，儒家思想一方面与其相适应，提出了“三纲”之说，另一方面也仍然坚持了先秦儒家的民本主义和“格君心之非”思想。如汉儒董仲舒主张“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其“伸君”即适应秦以后的君主集权而立“三纲”之说，其“伸天”则仍贯彻了民本的思想（所谓“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见《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并且欲以“阴阳灾异”来格（正）“君心之非”。在董仲舒看来，治道应该从君心之正开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王道终矣"（《汉书·董仲舒传》）。

两宋时期，程朱理学在哲学上比汉唐儒学有重大的发展，但在政治哲学上却鲜有突破，大致是伸张孟子的政治思想，甚至可以说未离董仲舒“阴阳灾异”思想的窠臼。关于程朱对君权和“三纲”之说的肯定，历来已多被强调，近现代学人也对此多作批评。本文所述，主要是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以显出程朱理学与君权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并重申笔者多年来的一个看法：从民本进至民主，符合中国文化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

一

二程与君主政治的关系，始见于程颐早年的《上仁宗皇帝书》。他在书中说：“圣明之主，无不好闻直谏，博采刍蕘，故视益明而听益聪，纪纲正而天下治；昏乱之主，无不恶闻过失，忽视正言，故视益蔽而听益塞，纪纲废而天下乱。治乱之因，未有不由是也。”（《程氏文集》卷五）这种劝戒君主听从臣下的“直谏”，并且希望君主“召对，面陈所学”，“以臣之学议天下之事”，正是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在士人中形成的风气1。程颐指出，当时宋朝已处于危乱之势：“诚何异于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之未然（燃），因谓之安乎？……况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气上冲于天，灾沴凶荒，是所召也。”这里的“召”就有“天人感应”、“同气相召”的意思。程颐又引《尚书》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认为“固本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足衣食”。但当时“国家财用，常多不足”，为充财用则“急令诛求”于民，“竭民膏血”，使百姓“往往破产亡业，骨肉离散”。“彼庶民者，饥寒既切于内，父子不相保，尚能顾忠义哉？非民无良，政使然也。”他从民本思想展开对当时政治的批判，由此批判而提出实行“王道”的主张。他说：“窃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观陛下之仁，尧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诚由有仁心而无仁政尔。”（同上）在此，程颐肯定宋仁宗“有仁心”，但“无仁政”，这是对当时君主政治的一种乐观看法。此后，二程便由强调君主必须“正志先立”，终至明确提出“格君心之非”是治道之“本”。

治平二年（1065），程颐写有《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此书仍强调了“民惟邦本”，“保民之道，以食为本”，但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治道的“本”与“用”之分：

为贯彻落实《县农民工服务中心关于印发<今冬明春农民工服务保障五大专项行方案>通知》文件精神，为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农民工经济”、“农民工工作战略性工程”新定位，全力做好返乡农民工全覆盖走访慰问工作，切实增强农民工获得感、幸福感，结合我乡工作实际特制定以下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深入贯彻省委彭清华书记在广东和浙江省川籍农民工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要求，为全乡农民工提供人性化话关心关爱，切实增强广大农民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全面发展。

二、行动时间

从即日起至2020年2月底前，各村要紧紧围绕“农民工经济”“农民工工作战略性工程”新定位，对全乡返乡和未返乡的农民工及农民工家庭开展全覆盖走访慰问，切实增强农民工获得感、幸福感。

三、组织领导

是公安系统的英雄，也是民警的楷模，读罢她的英雄事迹，我内心深受震撼。正如公安部部长在为《任》一书所作的序中所说，任不仅为广大党员干部和公安民警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也为我们熔铸了一面镜子。

“人民公安，人民在前，人民公安为人民，是人民公安的本分职责。”在任心目中，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她执法为民，服务群众，在担任登封市公安局长的3年中，接待群众来访3400余人次，最多的一天接待100多人次，群众亲切地称她为“贴心人”。她明确提出“严警风、强素质、树形象”的治警方针，清除那些漠视群众利益、败坏公安形象的民警，公安干警面貌焕然一新。在群众行风评议中，登封公安局由过去倒数第一跃至前列。她关心群众疾苦，竭力为群众解难，从有限的工资中省出一些用于扶贫济困，收养孤儿。她带头倡导开展“百名民警救助百名贫困学生活动”，使100多名贫苦孩子重返校园。

“我们是人民警察，是人民公仆，清廉是我们领导干部的为官之道和立身之本”。在任心目中，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她清正廉洁，惩恶扬善，在公安局长这个岗位上，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自觉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不以权谋私，不徇私枉法。她一上任就向全体干警公开提出“跟我干，向我学，对我监督”的倡议，将自己置于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面对各种威胁、腐蚀和利诱，她刚正不阿，是非分明，坚决拒绝犯罪分子巨额贿赂，并将其绳之以法。她致力践诺“平安必保、命案必破”的誓言，要求每个民警必须坚守原则，秉公办事，3年间她领导下的登封公安局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400余起，打掉涉黑涉恶团伙20余个，沉重打击了黑恶势力和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造就了登封市的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公安队伍。

作为一名普通的公安局长和党的基层干部，任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正气之歌，塑造了新时期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鲜活形象，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牢记并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什么是真正的忠于职守，秉公执法;什么是真正的嫉恶如仇，正气浩然;什么是真正的满腔热情，爱民为民。从任众多英雄事迹的点滴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真实体现。

当前，全党全国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任的事迹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只有执法为民，服务群众，才能履行好人民公安的神圣职责;只有清正廉洁，惩恶扬善，才能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崇高威信。公安工作既有法律赋予的庄严使命，又有行政管理的特殊权力。在公安工作中执法为民，清正廉洁，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体现。向任同志学习，就要像她那样，自觉实践“三个代表”，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体现在自己的全部工作实践中，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优异的答卷。

学习任同志，就要学习她情系群众、竭诚为民、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每一位公安民警和党员干部，都要象任同志一样，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想人民群众所想，急人民群众所急，办人民群众所需，凡是人民群众需要办的事情，都要努力去办;凡是对于人民群众有益的事情，都要尽力办好。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群众观，明确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永远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八荣八耻”对“第三次改革论争”重要意义

同志3月4日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改革的重要拐点上，为茫然的人们，点亮的一盏明灯；对改革不断深化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和道上的缺失的一次深刻弥补，是对“第三次改革论争”结果的最坚定，最明确的指示。

2004年起，社会上关于改革问题和方向的激烈论争，被媒体认为是继1982年到1984年的第一次大争论、1989年到1992年第二次大争论之后的“第三次改革论争”。从起初的经济学界内部在关于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争论，到后来扩大到教育、房产、医疗、法律等各个层面的全民参与的大论争，论争的关键性认知差异，出现在，一方认为，问题是由于市场化改革所致，必须全面后转；另一方认为，这是改革不彻底、在继续深化改革的方向上有所偏差所致，必须全面加速推进改革，调整方向。

我个人认为，贫富差距的悬殊、房价不停飙升、医疗体制改革偏失、教育产业等改革不彻底和改革方向偏差导致的关系到每个公民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正是引起公众广泛参与“第三次大论争”的动因。

随着经济学界郎咸平和顾雏军关于国企改革的激烈争论，越来越多的学者、教育家、商企业界人士参与到论争中来。社会上不断涌现由百姓“仇富”情本文来自，更多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查看绪和行为所致的暴力事件；房地产界出现了任志强关于“富人区”和“穷人区”、“我们只给富人盖房子”的大炮式的言论；教育领域，对义务教育和教育公平化的关注空前的高涨；“看不起病，去不起医院”等百姓生活中切实的问题，摆在了这次论争的显著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