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报范文10篇

摘要：陈平原是我国图文互文领域成就卓著的代表性学者，其在长期的图文互文实践过程中出版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图文互文著作，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图文互文思想。陈平原主张编撰者根据严肃学术著作和普及性著作的差异，分别采用有限度的图像史料和图文并茂的图像史料两个不同的编撰策略对之进行编撰，并在图像史料的选择中贯注充分的人文关怀意识。陈平原认为在图文互文著作的编撰过程中，编撰者应尽可能选择契合历史时代、贴近历史现场的图像史料；他还注重从大文化视野审视图像史料，力求在涸泽而渔占有图像史料的基础上透视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陈平原的图文互文思想推动了晚清报刊研究的多元化，丰富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审美观念和史料观念，具有重要的学术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陈平原；图文互文；图像史料；人文关怀；大文化视野；晚清画报研究；中国文学研究

图像与文字、图像与文学之间本就具有某种天然的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成为了图文互文理论的出发点。“互文性”这一术语由法国理论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词、对话、小说》（1966年）一文中提出，随后克里斯蒂娃在《封闭的文本》（1967年）与《文学创作的革命》（1974年）中对“互文性”的语义作了更明确的探讨，她认为互文性是指词与词、文本与文本之间可以互相吸收与转换。经过罗兰•巴特、麦克•里法特尔、吉拉尔•热奈特、安东尼•孔帕尼翁等人的研究，“互文性”的定义涵盖范围越来越广。程锡麟在《互文性理论概述》中提出，可以从广义与狭义的概念来界定“互文性”，他认为广义的互文性是指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狭义的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它文本之间的关系。在读图时代的文化语境下，运用图文互文法研究中国文学逐渐成为时尚，一批图文并置、意义共生的文学研究著述涌现，学界不少研究者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关注与探究。研究者借助于图像元素，不仅可以通过细节和画面使自己的观念得以形象化、立体化，有利于还原历史的斑驳面貌和立体形象，而且图文互文的插图与配文亦可互补互证，促进新的意义空间的生成，从而增强文学研究的现场性、趣味性与多维性。这种新兴的研究思路，使得中国文学研究有了新的视角与方法。在此基础上，图文互文实践中的思想和经验的探究、总结，则成为了值得关注的焦点。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者对图文互文的研究主要围绕文学作品及封面、文学文化研究著作的图像与文字的关系进行，而在图文实践者的图文互文思想研究这一方面则只有为数极少的文章。笔者曾撰写过《杨义图文互文文学研究思想综论》《论杨义的图文文学史著实践与互文理论》《从“插图”到“图志”——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中的图文互文类型、时空建构及问题》《从空间图像到文学地图——中国文学图文研究著作中的地理史料、地图观念及互文经验》《美术图像史料与中国文学图文互文研究著作的意义建构》等系列文章，对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图文互文现象及代表性学者杨义进行了研究。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不仅在专业研究领域内笔耕不辍，成为国内外具有重要地位的知名学者，而且他也是长期在图文互文实践领域内成果卓著的代表性学者之一。陈平原从1998年开始出版图文书籍，在20年的时间内出版了多达26部图文著作。他既创造性地提出了图文互动既在版面状态又在生产过程的观点，又富于前瞻性地强调了学术类图文书籍限制插图活动的必要性，这些观点在如今的读图时代显得振聋发聩。陈平原的图文互文思想发展历程体现出其“求变”的治学思想，也是他学人角色自觉性的体现。陈平原的图文互文思想拥有明显的问题意识与人文关怀，其图文互文实践有效地避免了图像史料的雷同以及图像与文字脱节的问题，同时他所倡导的学术类图文书籍需要限制插图活动的观点也在后来陆续得到了验证。他认为应预防图像对文字的霸权，以便保持学术文字的魅力，提出图文互动的关键在于图文之间的对话与协调。鉴于目前尚无针对陈平原图文互文思想研究的文章，笔者拟在系统梳理陈平原图文互文实践基础上，对其图文互文思想进行初步归纳，总结其图文实践的特质，以期推动国内文学图文互文实践研究的发展。

一图像史料与人文关怀

进入图像化时代后，“文学危机”说盛行一时，一些学者担心图像转向会影响原本的文学研究与文化书写，对图像史料进入学术著作持漠视或抗拒态度，而另一些学者则对文学研究的图像转向抱有极大的热情，积极地将图像史料引入学术研究。陈平原敏锐地察觉到了图像与文字之间的地位变迁，他采取了辩证看待及处理的方式，主张在严肃的学术类图文著作中限制配图，以保持著作的学术性与图像的独立价值，同时在普及类的图文著作中秉持人文关怀的立场，在书籍编排时尽量采取图文并茂的策略，努力兼顾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的兴趣。陈平原在编撰严肃的学术著作时，认为应对图像史料进行有限度的使用，提出在学术类图文互文著作中应限制图像史料的策略，包括限制图像的数量、色彩、出现的频率等。在他看来，生动、直观、形象的图像，若以同样的篇幅与文字并置会影响文字的叙述及受众对文字内容的关注，若配图与文字联系不紧密，必将影响学术著作的品味及学术含量，因此适当限制学术类图文著作的图像活动显得非常有必要。限制图像史料在严肃学术著作中出现的比例和频率，可以使学术著作既保持文字的魅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凸显重要图像的史料价值与审美趣味。陈平原的学术专著《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即鲜明地体现了其有限度的图像史料思想。该书选取李贽、陈继儒、袁宏道、张岱、黄宗羲、顾炎武、全祖望、姚鼐等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探究其“为人”的人格与趣味，一方面探究其“为文”的创作特色与风格路数，渗透着陈平原对明清散文的体味与判断。在《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中，陈平原仅在每一讲的标题下插入一幅相关的人物图像以呼应正文，除此之外并不大量点缀插图于文字叙述之间。第一讲《别出手眼与放胆为文——李贽的为人与为文》的主标题下，放置了一幅李贽身着明代朝服头戴四品梁冠的肖像。肖像上的李贽五官鲜明，脸部轮廓偏坚硬，表情严肃，呼应了文中所叙李贽刚肠直胆、直气劲节的个性，也印证了李贽曾经为官的史实。陈平原不仅在对明清之际的中国文学进行研究时极简约地使用着图像史料，而且在对现代大学教育史的研究中也秉持着有限度地使用图像的原则。在《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中，陈平原贯彻了其限制配图的主张。他仅在每一章节后单独放置几张或几十张的图像史料，努力限制图像史料在著作正文中出现的频率，但又尝试保持图像史料的独立价值。在该书第一章，他于文末连续放置了37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学内迁的老照片，这些老照片包含了战时书影、校舍风貌、内迁路上情景、学生复课场景、校运会颁奖、校庆留影、学校旧址、毕业留影等等。在著作一章中使用近40张图像史料从数量上看并不算少，但由于图像史料被并置于章节文字叙述之后，与正文内容间隔了一定的距离，其并未对文字叙述造成干扰，尽可能保持了学术著作自身的完整性。如果说陈平原在严肃学术研究著作中主张有限度地使用图像史料的话，那么他在编撰普及型的著作中则尽可能地追求图文并茂的效果，表现出对于人文关怀的鲜明追求。陈平原在普及型图文互文著作编撰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编辑策略与旨趣，他努力在研究内容、书写策略、互动方式等方面努力兼顾学术品味与大众趣味，使图文著作不仅保留着鲜明的学术氛围和探索的精神，而且雅俗共赏，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与《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之外》皆是陈平原秉持着人文关怀的精神而著，他坦言“编一册好看的图文书，兼及大众与专家，这是当年与夏晓虹合编《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时就定下来的‘宗旨’”[1]2。《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一书从《点石斋画报》4000幅图像中，选取了160幅关于晚清生活状况的图像放在书籍版面的右侧，在书籍版面左侧则放上诗文、笔记、报道、日记、档案、竹枝词、教科书等各种文字史料，用来佐证、旁证或反证书籍右侧的晚清图像资料。作者不在书籍中作多余的阐释，仅仅把160幅图像资料分成“中外纪闻”“官场现形”“格致汇编”“海上繁华”四大主题，让读者自己结合书籍的文字与图像史料进行体会。这种让读者自由解读的方式使这本书不仅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肯定，也获得了普通读者的关注，不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可以通过著作中的图像史料一览晚清社会风貌。《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之外》一书更是介绍了多达28种晚清画报，每种画报配10到20幅图像，著作所选图像史料与文字研究内容，专业学者与普通读者皆可从中获得有价值的史料。在《飞影阁画报》与《飞影阁画册》这一章中，陈平原介绍了晚清画报中的著名画家吴友如，说明了吴友如为何退出《点石斋画报》而另起炉灶创办《飞影阁画报》，而后又如何将《飞影阁画报》改成《飞影阁画册》；接着讲述了吴友如在仕女画方面的绘画才华，并从文化史与新闻史的角度评价了吴友如改画报为画册的行为；最后则指出《飞影阁画报》（含《飞影阁画册》）的作品不全出于吴友如，亦出于与其绘画风格类似的周慕桥手笔，并引用为《吴友如画宝》作序的范曾所言，认为吴友如最大成就在于精微地刻画了晚清社会众生相。论及吴友如的绘画之特色时，陈平原在文中写道：“以描慕吃西餐这一场景为例，吴之《别饶风味》与后来的海上游戏主《海上游戏图说》之‘四马路一品香吃大菜’（1989）、梦花馆主江阴香《九尾狐》初集第九回‘番菜馆赴约会伶人’图（1918）相比，明显高出一筹。这就难怪渴望‘独运精思’的吴友如会不满足于充当配角，而倾向于自办画报——甚至改众人合作的画报为‘皆余一手所绘’的画册。”[1]9陈平原在普及型的图文著作中喜欢使用简洁生动的文字，并在文中标出了可以对照参看的图像标注，使图像与文字的版面编排错落有致，普通读者亦可玩味图文互文的隐含意义。

二大文化视野与图像之历史语境

摘要沙飞，中国革命新闻摄影的先驱和奠基人，也是中国人民革命摄影艺术创作实践和摄影理论探索的引导者。他为革命摄影事业的创作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光辉历程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影像纪录，为革命摄影事业奋斗了一生。他用摄影作为武器，探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中各种不平等现象，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各角落，反映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在社会底层挣扎、呼号的情景，以及边区抗战军民的英勇斗争事迹。研究沙飞同志摄影理论和摄影作品，对促进新时代摄影事业发展，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革命摄影;理论和实践探索;先驱和引导者

1936年10月19日伟大的鲁迅先生逝世。鲁迅生前最后一次参加社会活动，是1936年10月8日，他在上海参加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现在流行的照片是谁拍摄的?过了十一天，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最早拍摄鲁迅遗容的人是谁?这两组照片，现在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但谁是摄影者，却鲜为人知。这位拍摄者就是中国人民革命摄影事业的开创者沙飞。

沙飞，原名司徒振华，司徒传。1912年阴历5月5日，生于广东省开平县赤坎区司徒村(现西溪村)。一父亲司徒俊勋，在广州经商。当沙飞19岁时，父亲破产，沙飞是八个弟妹中的老大，被迫辍学，挑起一家生活的重担。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的刺激，受鲁迅、茅盾、郭沫若革命思想的启发，沙飞想做一个革命文学青年，几张好的新闻照片，却使沙飞十分激动，决心要做一个进步的摄影记者。于是开始了摄影活动，他刻苦自学，掌握了摄影技能。

1935年6月，沙飞用司徒怀的名字，参加了在上海的全国最大摄影艺术团体“黑白影社”，在黑白影社举办的第三届，第四届摄影展览会中，展出了《图案》、《渔光曲》、《勤俭》、《绿波留恋浣沙人》等作品，他把摄影作为暴露显示的最有力的武器。

投放媒体：时尚先生

投放期数：两期，建议5月和8月

预计费用：25万

一．各品牌广告投放统计分析

统计了部分国外国内著名品牌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1月1日间的广告投放。表一是选择媒体的种类和全年投放次数。表二是全年广告投放时间分布。

品牌名时尚先生周末画报世界时装之苑中国企业家环球企业家

摘要:文章对中国近代艺术期刊的种类和数量、各种类早期刊物情况、刊物创刊时间做了统计与分析。结果显示：中国近代艺术期刊的数量近1000种，种类涉及美术、摄影、音乐、舞蹈、戏剧和电影；美术类期刊创刊时间最早，电影类刊物最多。它们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播世界各国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近代中国；艺术期刊；统计分析；文化传承；文化传播

艺术期刊作为传播艺术知识、进行艺术交流的媒介，在艺术领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国近代艺术期刊在我国近代历史上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中国近代艺术期刊，可以为中国近代艺术史的研究提供材料和佐证，也可为当代艺术期刊的发展提供借鉴。已经有一些学者就此进行了研究。有的对近代中国的中文期刊作了全面概述，有的对某一类艺术期刊进行研究，有的对某一地区的艺术期刊作了论述，有的对某一时间段的期刊进行探讨，还有的对某一艺术刊物作了分析[1-12]。而对艺术期刊进行分类统计并作数据分析的文献不多。本文在进行统计的基础上，对艺术期刊的种类和数量，各种类早期刊物的情况以及创刊时间进行分析，并阐述中国近代艺术期刊对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影响。

1中国近代艺术期刊统计分析

本文数据主要依据上海图书馆馆藏近代中文艺术期刊统计而得。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占全国约3/4的近代中文期刊，收藏数量居全国各图书馆之首[1]，所以，以上海图书馆收藏刊物来探讨中国近代期刊的发展状况，可以基本显示我国近代中文期刊的发展轨迹。本文所指的近代时间范围是1840年至1949年，选取其中的艺术期刊进行统计分析。本文选取作为艺术期刊的依据是，根据《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分类，在J（艺术）中从J0至J9的全部期刊，涵盖了绘画、书法、篆刻、工艺美术、摄影、音乐、舞蹈、戏剧和电影等领域。1.1种类和数量。根据统计结果，共计有艺术期刊984种。我国近代艺术期刊的种类、数量以及各种类早期刊物情况见表1。其中美术类包含了绘画、书法、篆刻、工艺美术和综合性刊物。从艺术期刊的种类来看，我国近代的艺术期刊已经涵盖了各个艺术领域。以现在的中图分类法来划分，除了雕塑、电视没有独立的期刊外，其他均有刊物涉及。雕塑应在综合性的美术刊物中有所体现，而电视当时还没有。从艺术期刊的数量来看，在各种类中，电影类刊物最多，有318种，占32.3%；接着是戏剧类和美术类，各有259种和241种，各占26.3%和24.5%；以下音乐类93种，占9.5%；摄影类56种，占5.7%；舞蹈类17种，占1.7%。由此可见，电影类期刊的数量最多，约占了总数的1/3。其次为戏剧类和美术类刊物，各约为总数的1/4。期刊数量的多寡与行业受众的多寡紧密相关。看电影是大家娱乐消遣的重要方式之一。电影中表现出的情节和时尚会被大众追捧和模仿，且电影易于复制的特性又使得传播方便而快捷，因而受众面极广。戏剧这种舞台表演艺术，根植于民间，出现的年代久远，各个地方的戏剧种类繁多，深受群众欢迎，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绘画、书法、篆刻等艺术表现形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艺术表现手法。历代大家众多，风格多样。另外，这也是人们修身养性的方法之一，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和追捧。电影、戏剧和美术这三类刊物的数量占了我国近代艺术期刊的八成多，正是这种大众潮流的体现。1.2各种类早期刊物。表1也统计了各种类早期艺术刊物的出版情况，包括刊名以及创刊年份等。一般从最早创刊时间统计至1920年代。其中，美术类和戏剧类期刊整体创刊时间较早，故统计至1910年代；舞蹈类期刊创刊时间较晚，故统计到1930年代。共获得早期刊物48种。从艺术期刊各种类早期刊物的创刊时间来看，创刊时间最早的种类是美术类。其中，最早的是《点石斋画报》，于1884年创刊。19世纪创刊的还有《飞影阁画报》（1890年创刊）、《飞影阁画册》（1893年创刊）、《新闻报馆画报》（1893年创刊）、《飞云馆画册》（1895年创刊）。20世纪初创刊的有美术类的《求是斋画报》（1901年创刊）、《神州国光集》（1908年创刊）、《中国名画》（1908年创刊），戏剧类的《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年创刊），音乐类的《音乐小杂志》（1906年创刊）、《灿花集》（1908年创刊）等。到了1910年代，创刊的戏剧类杂志占了多数，美术类和音乐类刊物也有数种。1920年代是早期艺术杂志创刊最多的时期，摄影类、电影类最早的刊物均始于这一年代。舞蹈类杂志创刊较晚，最早的刊物也要始于1930年代。由统计可见，19世纪创刊的5种杂志全部为美术类期刊。中国的绘画和书法等艺术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经过历代传承，形成了与西洋绘画迥异的鲜明的民族风格而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戏剧类的刊物也整体创刊较早，这也与戏剧这一艺术形式历史悠久、影响广泛密切相关。当期刊这种形式出现的时候，以美术和戏剧作为题材率先进入艺术期刊的版面是顺理成章的事情。1.3创刊时间。表2为我国近代艺术期刊创刊时间的分布统计，除去创刊时间不详的78种刊物外，计有确切创刊时间的刊物906种，由此得到各年代创刊刊物的数量分布情况。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近代艺术期刊创刊时间的大致趋势：19世纪和20世纪初，艺术期刊的数量很少；到了20世纪20年代，刊物数量急剧上升；直至30年代，期刊数量达到顶峰，这段时间被研究者称为杂志年[13]；进入40年代，刊物数量总体有所回落。根据对40年代各年的期刊数量观察，在抗战期间，刊物数量日趋萎缩，到抗战胜利又开始回升。随着时代的发展，刊物的数量越来越多，但它受时局尤其是战争的影响也很明显，这从各年代的数量变化上可以看出。

2中国近代艺术期刊对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影响

为全面普及摄影基础理论知识和摄影技巧，提高我县各乡镇和社区文化工作者材料记录和摄影实践能力，为基层文艺创作人才和社会各界摄影爱好者们提供学习交流的有效平台。县文化馆（县文化中心）拟于2020年9月24日举办第一期摄影培训班，现将有关方案制定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县融媒体中心

承办单位：县文化馆（县文化中心）

县图书馆

文化产品是一种凝结了精神劳动、供人们精神消费和享受的特殊产品，主要包括书籍字画、报纸杂志、各类藏品、戏剧电影、音乐舞蹈、广播电视、音像制品等。文化产品产生后，就进入了流通和消费的市场领域，与社会生活发生密切联系。稿费，是由报纸、杂志、出版机构在文稿、画稿、书稿等采用以后付给著作人的报酬。稿费制度的实行，使得文稿、画稿、书稿成为文化商品，进入市场经济体系。

文化市场的存在与城市的联系最为密切。传统时代的文化产品只有书籍、字画、藏品、戏剧、音乐、舞蹈、杂技等，有能力得到和消费这些产品的必须是有一定文化和财力的人。当时城市和农村的下层多数为文盲，能够用于精神消费的财力也很有限，他们所消费的主要是一些简单的读物、自娱自乐的民间音乐、与祭祀有关的社戏和走村串巷的江湖杂耍等。作为文化消费主体的中上层人士大多居住在城镇，他们所具有的文化程度和财力，使他们能够购买、阅读和收藏绝大部分书籍字画艺术品，能够聘请戏班子唱戏，乃至购买、训练、自养戏班子，因此传统社会中城市对于文化产品的消费超过农村。近代时期，上述状况得以延续，同时，伴随城市的不断扩张，出现了像上海这样人口众多、市场经济特别发达的大城市，其文化市场的发展程度远非传统时代可比。本文主要研究晚清上海书籍和报纸杂志类产品的稿费问题，力图从稿费制度的诞生这一角度切入，去了解近代上海文化市场发育成熟的历史进程，文化市场的运作方式，以及在这一进程中稿费制度对于传统文人向新型文化人转变所起的作用等。

一

稿费制度的出现，有赖于一定规模的流通与消费市场的形成。传统时代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规模和范围比较狭小，也就难以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稿酬制度和版权制度。古代书籍字画和戏剧音乐的作品，主要出自有文化的读书人之手，无论是贫寒的还是作了官发了财的大多数读书人，写书作画是为了吐露心声，展示成果，挥洒才华，寄托情趣，然后在友朋间相互传阅馈赠、进行交流，满足个人的某种精神需求，或得到所属阶层的赞赏和承认。这类作品非但没有报酬，反要贴上刻书作画的工本。所以一些贫寒士人虽有著作，却往往无力出版，少数幸运者的著作靠着朋友的资助才得以问世。能够靠字画著作得到收入的，只有少数人，主要有以下几类人物：一些文人成名后，社会上慕名而来求文求书求画者络绎不绝，于是可以通过收取书画文章的润笔获取酬金。宋人王楙、清人顾炎武认为润笔始于汉朝，宋朝洪迈《容斋随笔》中提到“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自唐始盛”。受谢的文章多数是墓志铭，死者家属希望借名家之笔揄扬死者，垂名后世。文坛名家必须是写那些不能直接换取稿酬的文章出名后，才会有人上门以高额报酬换取谀墓之文，所以对作文者而言，能够得到稿酬的文章范围很小，稿酬只是不稳定的外快。同时舆论也会按照儒家观念，褒扬那些珍惜自己的名声和笔墨、不随意出卖人格以换取钱财的作家。名气大的作家，其文集影响也大，一些专门的出版商会很乐意出版他们的畅销文集，特别是已故作家的作品，但不必付报酬给作家或他们的家属。这可能是因为刻书本非易事，流通市场有限，书商营利有风险，士夫们也就满足于自己得名而让书商得利的互惠原则。《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编八股文选本，出版商只付选家报酬，却不必给作者。可以得到相应报酬的，还有一些文人为戏班或艺人创作的作品；以及一些文人迫于生活，卖文卖字卖画，得一些收入，以此糊口，这些纯属市场行为的做法，一方面并不普遍，另一方面对作者而言往往只是谋生的权宜之计，一有可能，他们就会重新回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上去。由此可见，传统时代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很少与市场发生联系，书籍文章等产品生产中雇佣关系不明显，写作者主要不是为市场写作，得不到相应的报酬，某些书籍作品之所以成为商品，主要通过书商的中介，但书商并不需要为此付出稿酬和版税。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江宁、苏州、杭州、常州、无锡、扬州、常熟、松江及福建、安徽、江西某些城市中，文化市场发展较快，市场需求推动商业性书坊繁盛一时，它们以大量刻印科举参考书、时文和通俗小说谋求利润，出现了文人卖文为生、文学作品渐趋商品化的倾向，由此在上述城市形成书籍写作、刻版、印刷和销售中心。一些文人的通俗小说十分畅销，书商为了营利，情愿出钱请文人为市场写作，以便获得更大的利润，作者可从中获取稿酬，其作品成为流通极广的商品，因此也不乏愿意以此牟利者。凌蒙初就是听说冯梦龙的《三言》销路很好，才去写小说的。大量创作才子佳人小说的作家，如“天花藏主人”、“烟水散人”等，有的自己兼出版商，有的则是出版商约请作家，自然是要付稿酬的。出版商程伟之约请高鹗续《红楼梦》，料想是要付稿酬的。这种做法已具近代色彩，但只限于小说出版商，付的只是小说的稿酬，而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是被排斥于文学之外的，不过，恰恰在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文学作品——小说领域中产生了稿酬制度最初的萌芽，给江南文化市场经济发展一个有力的刺激。然而，近代五口通商、太平军战争造成古城的败落和商路的转移，使上述古老城市中文化市场的自然发展进程受到挫折，孕育中的文化市场的某些新制度、新传统、新因素向上海这一新兴城市转移。

开埠以后，特别是太平军战争以后，上海依靠其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使城市不断壮大，居民人口迅速增长，市场经济在较短时间内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开始程度不同地侵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领域中去，使文化产品的需求和供应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市场经济的运作范围，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资源同时注入，为原本十分狭小的文化市场的发育成长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塑造了它特殊的面目。

为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关于开展“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学习讨论活动的通知精神，区委决定，在全区开展“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学习讨论活动，以进一步激发全区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为我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营造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社会氛围。为确保学习讨论活动有序开展，取得实效，现结合我区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省委十届二次全会和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经验，清醒把握当前我区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为目标，以学习讨论和调查研究为主要形式，着力查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有待进一步解放的思想空间，着力克服制约科学发展的观念障碍和体制障碍，着力探索促进科学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新举措，推进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二、目标要求

以解放思想为“纲”，高唱解放思想主旋律，进一步加深对党的十七大精神的理解，进一步增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七大、省委十届二次全会和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上来，切实做到更新思想观念，为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提供思想保障；健全评价体系，为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提供考核依据；深化体制改革，为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提供体制机制保障；提高领导能力，为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提供组织保证。

三、活动步骤和安排

一、钻研知识，勤学苦练不辱使命

在信贷工作实践中，他深切认识到，自己作为刚刚改制的邮储银行的第一代员工，肩负着为银行改革发展开辟道路的先锋队使命，所以如果没有饱满的工作热情、没有对邮储银行信贷事业的热爱以及过硬的业务技能，就无法适应新形势下金融业务发展的需要，更谈不上干好本职工作。为了做到一专多能，金融工作的行家里手，他刻苦钻研政治业务知识，切实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他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理论，学习金融法律法规和规章、金融专业理论知识，利用业余时间先后自学了《民法》、《民事诉讼法》、《担保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尤其注重将学习与自身所承担的信贷岗位工作相结合，学以致用，学用并举，将工作中遇到的与法律有关的疑难问题不失时机地向老师、向法律专业人士请教；学到的法律知识，也运用到发放贷款、清收不良、帮助农户等实际工作中。

近两年来，我们邮政储蓄支局大胆改革，锐意进取，莘县邮政储蓄业务发展突飞猛进，在当地广大客户中金融服务口碑较好。因此，存贷款规模不断随之良性增长，业务量不断增加，发展形势对后台办公室人员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为了适应激烈的金融市场竞争环境，为顾客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他发扬“钉子”精神，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学习和充实自己。学习调查报告撰写，财务报表编制，在参加每笔业务的审贷会时，他仔细分析每笔贷款的风险点，既弄清其然，还要弄清所以然。反复琢磨，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积累了丰富的从业经验。为了弥补自身性格内向，不擅言谈的不足，他利用业余时间，购买了大量如何与人沟通方面的书籍，学习与人交流技巧等等。这些学习为提高信贷服务质量和他在工作中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和素质基础。在自己进步的同时，注意耐心帮助周围的新同志，手把手地毫不保留地传授工作经验尤其是文明规范服务方面的体会，团结和影响大家共同前进。有一次，有个新来的大学生，有个问题不懂，他下班以后反复辅导，终于，使对方明白了金融业务理论原理。

特别在实际工作中，他把所学到的知识和规定用于实践，规范业务操作，坚决执行行业规定，从不越“雷池”一步。有一位经常与银行打交道的老客户。当他第一次在莘县支行申请100万元的个人商务贷款时，主动提出要请他吃饭，但为了毫不含糊遵守信贷员“八不准”规定，被婉言拒绝了。当时，已是午后一点多，拖着疲惫的身子，在路边找了个小店吃了点午餐。饭后结账时，老板却说已经有人替他结了帐。一询问，原来是那位申请贷款的客户一路跟来，帮他付了钱。存喜知道后，立即将饭钱还给了客户。当这笔贷款审批成功放款后，客户诚恳地说：“存喜工作讲原则，他的精神让我很感动”。事后，这位客户还向莘县支行介绍了一个额度为120万元的个人商务贷款户，今年得知支行开办小企业贷款后，又申请了300万元的小企业贷款。

二、以行为家，建功立业献青春

细节决定成败。该同志在自己信贷员岗位上严格要求自己，对工作始终一丝不苟。他深知自己在单位各项业务发展中起着骨干作用，承担塑造邮政储蓄银行形象的责任，所以对业务操作中每一次接待客户、每一个环节、每一道手续、每一张业务票据都认真对待，始终坚持以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旺盛劳动热情和良好精神状态、高度负责的精神投入到信贷工作岗位中去，无论平时还是逢节假日，他克服一切困难，坚守工作岗位，保质保量完成业务工作。

一、引言

在高中信息技术的教学过程中，由于学生人数较多，使得教学资源无法得到合理的利用，也无法满足广大学生的实际需求。在大班授课的模式下，很多学生无法得到精细化的学习，对学生信息化技术的有效掌握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本文以信息化教学的重要作用为切入点，进而探讨分组合作学习在信息技术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二、分组合作学习的要求

在进行分组学习的过程中，要在明确合作学习的相关要求和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教学，从而为分组合作教学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首先，要对小组成员进行合理的搭配。教师在分组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学生的个人特点和实际情况，组内既要有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也要适当融入学习能力稍弱的学生，从而使得学生之间能够相互带动并实现优势互补。同时要注意小组成员人数的适宜，一般每组人数在5～7名之间即可。其次要注重信息化教学的生活化特点，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验合理地选择内容进行教学，从而使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体现。其次教师要协调好组内成员间的关系，鼓励小组成员之间进行交流和沟通，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培养学生的潜能并挖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三、分组合作学习的重要性

目前，我国的信息化技术不断普及，互联网也已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为使学生在竞争激烈的信息化时代脱颖而出并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完善和优化信息技术教学的作用不容小觑。在教学的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分组教学，可让学生在集体的学习和探索中领会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并为学生今后树立正确的与人交往的观念奠定基础。同时在小组学习中，学生之间可以互相交流和探讨，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在不断的进步和完善自我的过程中得到更好的发展。

香港当代文化中心总监，著名的戏剧艺术家荣念曾先生认为欣赏程砚秋，不单是因为程氏的唱功或舞台技巧出色，而是程砚秋敢于为传统戏曲注入新元素，跨越文化的界限，及对文化发展的前瞻，对文化交流工作的视野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努力。[1]

荣念曾先生认为，除了程砚秋，梅兰芳在京剧史上占有另一个重要席位，不过后者并不能像程氏一样，具备对文化发展的前瞻。与梅兰芳1930年去美国演出把中国戏剧介绍给西方世界不同，1932年程砚秋在他的事业黄金时期，毅然到欧洲法、英、德、意与瑞士等国考察一年，目的是“到西方考察剧学，作为改良戏剧的参考”，[2]程砚秋回国后出版了《赴欧洲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大胆吸收西方舞台演出可能成为中国戏曲所用的长处，带来了不少革新，更重新思量中国传统戏曲的发展方向。

程砚秋所有京剧改革的实践，都是使京剧“摩登化”，而没有突破传统京剧的底线。1934年10月25日，程砚秋与俞振飞献演新排悲剧《春闺梦》于中和戏院。据报载：“此剧…衬以灯光变幻，布景新奇，于新旧过渡中之舞台上，力求现代化，开创旧剧之新纪元。”[3]

1938年1月19日，程砚秋率秋声社演出《文姬归汉》一剧于北平新新大戏院。在这次演出中，他发明的银灰底色绘黑蓝云龙新式舞台大幕首次正式启用。1939年4月，他在排演新戏《燕子笺》时，还尝试在化妆方面有所创新。[4]

《三六九画报》对其在舞台方面上的创新表示赞赏：纱屏——程砚秋演剧时不用手胶，改用纱帐，竖立台上，所绘极幽素文雅，精美细致，此又砚秋以其聪敏之智力，参西洋戏剧而发明改善处也，北虽小节，足见砚秋之思想超群，即觉旧式幔帐之凡俗落伍矣。隐幕——砚秋创造隐幕，使锣鼓手、琴师等皆于幕内奏乐，以使舞台纯洁化……另外程砚秋还废除了“饮场”这一业界陋习，即演员在台上喝水，影响唱作精粹以及全剧之精神。[5]

在音乐方面，程砚秋除了将西洋音乐融入中国戏曲之外，更提倡以弦乐为主。传统的京剧以敲击乐及弦乐为伴奏，但敲击乐往往会破坏整个剧情的气氛，故他逐步在戏曲中加入更多弦乐。1942年，在上海黄金大戏院演出《春闺梦》时，就试用小提琴伴奏，结果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另外，演现代戏、加入现代舞元素等，在当时来说均极为革新，富有实验性。[6]在他的集大成之作《锁麟囊》中灵活运用了好莱坞明星麦克唐娜在《凤求凰》中的歌唱腔调，这种创造性地将欧洲歌曲和梅花大鼓的旋律引人京剧，获得了高度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