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范文10篇

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已不再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而是怎样正视和进行研究的问题。现在学界似乎有两种不可取的态度，一是一哄而上“拥抱”后主义，二是不分青红皂白加以“棒杀”。这两种态度或少了些学术的理性，或少了些宽容的精神。如何真正进入学术研究的界面，发现并解决当代最为急迫的问题，当是学者进入这一问题时必得把握的基本前提。

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在世纪末中国文化“场”的文化过滤和思想互动，必然发生一系列的文化折射和问题变形。那种将诸种“主义”的术语到处乱用套用的作法是一种非学术的态度，因为其特点是坠入了“主义的陷阱”，只注意到“主义”这一术语的范畴和阐释角度，而未能注意到中国的特殊情况和语境，没有对这种阐释的前提及其有效性和合法性加以质疑。在这个意义上，对西方当代历时态的多种“主义”共时态地照单全收或动辄全盘排斥，都不可能获得知识的增长和价值的正当体认。

一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播撒

当代中国知识界、学术界和艺术界确实出现了一种“后现象”，即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甚至有人提出后当代、后革命、后东方主义）等一系列新思潮的涌动，而影响最大的当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语境后问题不是变简单了，而是变得更为复杂。这倒不是因为中国属于前现代或在时间断裂中走向现代，而是传统、现代、后现代、东方和西方、后殖民话语一下子搁上工作平台，使得问题的当代处理变得相当棘手。这一状况促使我们必得弄清后现代的范畴及其基本精神，因为其与当代中国形象的塑形和基本问题的解答，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

（一）后现代在中国的文化症候。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研究日深，进入问题日深，问题与困惑就越大。进入“主义”的陷阱，必然遭致“阐释”的失效，不仅是用“后”理论对西方的阐释失效，用这一理论对当代中国问题的阐释也同样可能失效。换言之，中国处于一种“杂糅语境”中，任何单一的方法想透彻分析这一现象及其意义都必然落空。在后现论的盲点上，也许后殖民主义理论可以从另一角度补充，使得对中国“后学”问题的理解具有某种新角度。

内容提要:本文关注香港“后学”现状,通过对香港学界的后学研究的学术透视,认为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具有独特的处于中西文化之间的“中间性”特色。其主要表现为:注重当代大众传媒的宏观文化和微观文化分析,强调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不可忽略性,关注当代最新理论范畴及其阐释理论框架,对当下文化精神走向加以把握;同时注重从宗教神学角度看后现代后殖民主义问题,并从各种不同角度进行香港文化身份和个体价值选择的深层对话。总体上看,香港的后学研究拓展了中国后学研究的范围,深化了中国后现代后殖民研究的内涵和意义。

一

香港后殖民理论与分析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后半叶,随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新方法不断推出,后殖民主义理论受到香港学界的重视,成为分析东西方文化冲突、香港文化身份和大众文化走向等问题的有效性方法。然而,对这种“后”理论的阐释和评价中隐藏的问题仍然不少,因而弄清其文化意向及其在香港后殖民氛围中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一）后殖民城市与香港文化梁秉钧（也斯）①在诗歌创作以及理论批评方面有不俗的成绩,写过不少谈论香港文化的文章。他曾在艺术中心举办了多次以香港文化为题的讲座,并辑成《香港文化》一书,强调香港的混杂和边缘处境,其话语叙述不是中心叙事而是拼贴似的多种边缘叙事,在多元文化的拼贴变化中生长出香港的新文化精神。在梁秉钧看来,各种权力话语从各自不同的立场阐释香港的当代意义,使香港变成各种意识形态角力的场所,或成为一个等着人们填空的飘浮能指。“后殖民的意识,来自对殖民处境的自觉,自觉殖民处境做成对人际关系与文化的扭曲,做成种种权力不等的沟通与接触,这可以开始在现实政治改变之前,亦可以远远落后在现实政治之后。”②这主要是因为香港文化处在西方与东方文化张力场的夹缝中。梁秉钧的追问抵达了文化根源问题,他看到了殖民历史给香港打上的西方色彩并将西方看成中心主义霸权话语,在这种话语前,东方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种被中心话语殖民地位的形成,无疑与文化殖民的教育紧密相关。“香港处于中西文化之间,却因为殖民地的教育与文化政策,令学生对两边传统的认识都相当破碎。开放性变成毫无选择地输入外面的东西,文化身份建立不起来不是由于真正的国际性的包容,而是由于自我否定、自己对自己的认识。香港文化的历史资料散失,缺乏研讨和整理,教育方面从没有本土文化历史的反省。本土的文化活动缺乏对本土文化的认识。”③这一批评触及到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历史存在中的自我意识,一种对族性和精神向心力的认同。应该说,香港在逐渐脱离殖民地处境中,由于教育问题使得新一代人对中国文化已经相当隔膜,对西方文化精神也同样难以深刻洞悉,因此,这种不中不西的处境使香港存在国家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论者强调,讨论香港的文化身份,需要从其与国家民族文化既认同又有相异之处开始检讨。“提出本土文化身份来,是针对过去的自我否定、无所立足。要认识自己是怎样的构成,才可以泰然与别人有所来往。但在过去和将来的‘殖民地’模式的思考中,当然都不欢迎这种思考,并不喜欢香港有它独特的文化身份。但要是不想完全没有了自己,不想永远摹仿他人,认识自己是必须的。……不过在思考‘文化身份’的过程中,必须也同时有这样的自觉:想到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一个地方的身份更不是稳定必须认同的一个模式,可以是变化与混杂的。”④论者敏锐地分析了摹仿他人而丧失自我是没有前途的,只有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精神,并以流动变化的发展的观点吸收他者的优秀方面,才能形成自己具有变化而又有根基的文化身份。在我看来,梁秉钧善于从文化边缘处审视自身文化形态和文化观念问题,他注意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误区、香港文化身份认同的尴尬、香港教育中的后殖民倾向性问题,以及香港影视文化中的后现代主义成分,他的分析尽管属于大众文化研究层面,未能有更多或更深的学理透视,但是开风气之先的理论敏感性和诗人感性气质,使其思想对香港学界有着较深的影响。（二）全球化与世界秩序金耀基⑤长期以来致力于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出版过多部专著,对香港文化研究有自己独特的角度。近年来,比较关注后殖民语境中的全球化问题,发表了多篇论文。他在《全球化、现代化与世界秩序》中认为,全球的理念并不是近年出现的新概念,而是有着较早的历史渊源,但全球的意识及其物质性现象,则是近二三十年来后工业化社会的表征。这种全球化现象并不仅仅在经济领域展现,在政治领域也出现政治主权发生被侵蚀的现象,在文化领域中也出现不少文化霸权与反文化霸权的现象。这说明全球化是“不可也不应遏止的趋势”,它一方面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又可能有一种“无序”的后果。面对这些问题,当代学人当思考应如何建构世界的新秩序。论者强调,“在全球化中所出现的,并不是一个愈来愈有同质性的世界,反而是一个更显示文化‘差异性’与‘多元性’的世界。的确,只有在一定程度的全球化下,才会出现‘他者’的声音”⑥。金耀基注意到全球化是现代性播撒的结果,是启蒙理性在全球获得成功的标志。但在全球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中,对抗性的自我与他者并不是绝对化对峙的,而是可以在全球化中获得新的领域和位置的。如何在全球化中给后现代主义定位,并审理后现代与后殖民主义的内在关系？论者认为:“今日盛行的‘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出现,实与全球化有关。全球化在西方激起了一种反应,即重新去发现特殊性、地方性与差异性,从而产生对西方现代性本身之限制的反省,特别是对西方现代性之普世主义的宣称,予以扬弃。在某个意义上,全球化产生了‘后现代主义’。至于后现代主义之攻击现代性,并宣布‘现代之终结’,则只有在西欧与美国或有经验性的意义;而在非西方社会,非常明显的是,现代化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强势意理和语言:从全球看,现代化还正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运动。不过,在全球化中,这个现代化—31—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运动已有意识地与西化保持距离,并日渐增强对本土文化承诺。他们追求的,无疑是西方现代性之外的‘另类现代性’,也即旨在建构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另一种现代文明秩序。我认为在二十一世纪,全球的现代化不会停下来,而最终出现的,将不是一个西方现代性的普遍化,而是一个全球本位的多元的现代性。”⑦在这段重要的言述中,论者从两个方面分析后现代主义在全球化中的意义:其一,全球化通过对西方现代性自身有限性的反省,对中心模式和普遍性模式的扬弃产生了“后现代主义”;其二,后现代主义对中心的消解和对现代性的批判并没有完全否定现代性,现代化在当今世界尤其是非西方世界仍然是方兴未艾的运动,这一全球现代化运动到了新世纪只不过更强调本土化而不再是全面西化而已。这种多元的现代化或“另类现代性”,已经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而使文化多元主义成为世界新秩序的构成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未来世界新秩序只能建立在一个多元的格局上。应该看到,以欧美霸权至上的绝不对称性的全球体系是不稳固的,西方现代性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已引起西方本身的深刻不安,可以说,西方现代性作为世界文明新秩序的普世性典范的正当性与可能性已经不存在,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成绩。“后现代主义不但拒斥了启蒙的普世主义观,并且在其‘差异性’的理论架构中,扬弃了不同文化的阶层性,而在后殖民主义的论述中,更对西方向‘其他’地区的‘文明化使命’提出根本性的质疑。今天,研究全球化的学者已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必须有一个‘去西方中心’或超越西方本位的全球观点。”⑧金耀基对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积极性意义是持肯定态度的,作为一位对现代后现论有深度研究的学者,他能够从一个更大的文化政治空间看待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具有一种宏观视野和宽松的文化心态,在后现代主义去中心的文化意向和后殖民主义张扬另类现代性质疑中心现代性的策略中,审视全球化视点对纠正现代性设计中的偏颇有重要意义,这种有效性研究对于将西方式的现代性作为全球模式的误区,应该有相当的警示作用。（三）身份认同与文化想象90年代,讨论后殖民主义和香港文化的走向,一度成为香港知识分子层的一个热门话题。陈清侨⑨认为,后殖民主义文化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殖民主义统治已经结束,而是转换了问题的模式。因此,如果不对西方后殖民理论模式中跨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延伸扩张加以反省,则有可能变成文化殖民同路人,而真正的思想者应将自己的身份厘定和文化策略结合起来。在《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中,陈清侨将后殖民论述落实到具体的香港文化处境上,对当代香港文化政治的多元性加以检讨,并继而追问:怎样理解被殖民同时也是殖民者的香港的文化政治？如何揭示当代香港文化政治中所说的边缘混杂性？流行文化或流行财经文学武侠小说等普及文化,打开的是一个怎样的文化想象空间的？他在《“文化想象”的时空———写在后殖民时期以前的香港》中认为,在世界的西方霸权之外,在某种宏伟的“大话”中也存在后殖民现象。他从两个方面对香港文化想象的条件和历史景观的限制加以说明:“接近一个半世纪的殖民地历史使香港暂时偏离了中国现代国家民族主义的复杂发展历程。……近半个世纪以来,香港被割离大陆政权和国家民族母体,这无疑直接做成本地社会文化及人民生活‘长期’偏安的状况。对于旧一代的香港人来讲,二次大战时日本占领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的残酷经验,曾一度使香港社群的历史文化记忆（以‘惨痛经验’的形式）渗入现代中国民族构成的历史整体中———那种民族文化的集体情感记忆,不断被几代人所重拾。……见证了—32—殖民时空的变化,度过了历史想象的伸缩,香港已由难民收容地发展成为以难民后代以其累计多种的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过渡社会。”⑩当然,仔细读这篇内容相当政治化的“代序”,里面的确有一种面临九七香港回归的迷惘甚至恐慌心态,传达出对香港和自身前途的一种焦虑。所以,他对身处香港回归所需“持以长远目光作长期观察和长程干预的文化政治问题”的一些过激看法就不足奇了。在《普及文化的普及技术》一文中,陈清侨注意到香港文化实践的流行普及性问题,在流行文化中没有作者,原作者的匿名情况导致其主体地位已经变成为诸多读者。“他们成为文化的无名英雄,历史的零度读者。”不难看到,论者对香港普及文化和前途的看法,是在这“施展浑身的技量走出一条出路”的政治隐喻前提下展开的。他通过对文学文本《人间蒸发》的分析,得出寻找文化身份的历程同时也是个逃避自我身份被确认、被孤立的挣扎过程的结论。论者将普及文化与话语模式看作一种紧密相关的语言活动,从中看到香港身份和自我身份难卜的命运。在我看来,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在香港回归前一些知识人所认为的———除了要注意西方文化经济的殖民状况外,更要注意的是“国内殖民问题”,甚至主张在香港问题上应该让英国继续殖民下去以保持其经济的继续繁荣等。这些看法或许就是其后殖民文化想象中的政治意识形态表露,其中的政治想象成分很浓,颇值得商榷。事实上,已经有学者指出,英国的殖民地印度、泰国等如今的现代化举步维艰,积重难返。而英国自身就问题很多,从大英帝国的宝座上迅速后退。因此,奢望英国将香港弄得更现代化,完全是一种文化的“巨型想象”,其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情结同样难以逃避。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通过意识形态活动去表述、移动、或置换所谓“真正的”中国,如何在历史与想象的维度中分析中国现代文化的主体性构成过程,进而从理论上拆解文化主体最根本的意识形态纠结等问题,使得陈清侨在《离析“中国”想象:试论文化现代性中主体的分裂构形》中提出,“一种历久常新的意识形态纠结也在不断迫使我们著手自我解构,自省一己作为建构中文化历史体的身份位置,期望藉此重写我们的过去及将来。这个随着集体文化记忆（及其压抑）重新整合（离析）、重新定位（移位）而确立（错立）的‘主体性’（subjectivity）,或将引领‘中国’此特殊文化想象迈向另一条（再生及重整）现代性的道路去”。论者在这里运用解构方式消解了大历史的宏伟叙事,而在对过去现代史和未来中国发展史的重新书写（再生及重整）中,建构文化历史的自我身份。其间又通过意识形态的符号性功能把自我建构设定为自由想象主体,从而使它受制于主导的文化想象和社会霸权。论者关注的问题仍然具有冷战式的对抗意味,所以对意识形态强制个人对它臣服的现象深加批判。尽管其学理运思方面尚有不少新颖之处,但是对后殖民语境导致的全球后意识形态的处境并未能加以关注和说明。虽然论者存在这类问题,但他没有走进封闭保守的窄路上去,而是真正面对身份话语的位移,强调香港身份的认同必然需要重新调整。这种自我文化身份不断生成和重新书写的看法,在香港知识界已经形成基本共识。陈清侨对中国现代主体性的身份认同的镜像阶段的分析中,强调了主体与自我的关系是经由一个总体化的自外而来的物化他者霸权式“西方”所支配,并进而突出讨论了民族身份、文化身份、集体身份以及自我身份问题:“（一）体察身份的表征为分裂状况,同时接受主体性的表征为分裂状况;（二）探讨在批判性与创造性话语层面上产生的中国身份建构所诉诸的种种意识形态策略;（三）藉着面对文本的政治,道破那无孔不入、神圣不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脉络—33—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可侵犯的能指———即构成中国民族与文化集体性的千真万确的整合———披露它其实一直彻底地遭到背弃,其一体性正面临彻底的离析。”这一分析表露出论者论域的政治性,他在论述中紧紧地抓住了身份分裂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文本政治问题等几个基本问题,从而完成了对香港文化语境与身份重写前提性考察。但是在我看来,这种香港和港人身份的重新厘定具有过多的焦虑性成分和政治意识形态诉求,无疑使其学术的纯粹性受到影响,有些论述从世纪末香港回归后的情况看来已经不能成立。这种学术政治化状况使我们思考:在中国文化自身建构中,中国学者究竟能否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而切实地进行中华文化建设？中国文化的当代形态究竟是政治文本的解读还是深层面的中国精神的再书写？我想,在多元语境的空间中,每个知识分子当会做出自己的个体性回答。二后东方主义与文化身份（一）后东方主义与殖民文化朱耀伟是香港近年来比较突出的一位研究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学者。他对中国后学的研究基于对西方后学的精到理解,因而往往能够对理论的正负面有同样深刻的体认。同时,他善于从香港的后现代语境和后殖民处境出发,感同身受地写出自己的不俗见解,并对世纪末的中国后现代问题和后殖民语境中的中国身份问题,作出冷静的理性分析。1．“后东方主义”的提出朱耀伟在《后东方主义》“前言”中,申述书名命名的原因在于,书中文章“是以萨依德（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推出以后的批评转向为脉络,并同时又着意‘解中心意识’,希望不同范畴的实践能组成一个平面,为中国文化论述拓立新的论述空间”。在他看来,一个世纪的国运转换和具有强迫性的中西文化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受到严重质疑。这种状况使得中国文化身份充满疑问。西方的强势文化对中国而言成了必须认同的中心,这使得几乎整个20世纪中国的命运都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相牵扯。这种在历史屈辱中成为被西方观察的“沉默他者”的地位,使论者意识到,政治霸权话语以及知识殖民、符号崇拜等问题是中国文化重新定义所必须加以审视的。因为,当我们不自觉地受外来思想主宰,而又不质疑其合法性时,就可能只会引入一种非审视非抗衡性话语。真正健全的中国观应是对西方核心范畴进行剖析,并在这种接纳和质疑中生成自我的新文化。就此而言,朱耀伟在本书中就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其一,中国观的拓立应以挑战所有霸权为目标。中国在世纪性的发展中,面对着相当复杂的政治霸权、文化霸权、知识殖民、思想渗透等问题,这些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问题,应该是中国观研究中的权力脉络考察的主要课题,而不应通过西方理论误读中国形象。其二,界定后殖民在后现代化中的新性质。后殖民不再像殖民主义那样争夺自然空间,而是争夺文化符号和资讯等文化空间。但是,论者提醒道:从后现代到后殖民的转移并没有颠覆殖民主义,所谓后殖民主义只不过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深化或转型,根本未能真正摆脱殖民者的阴影。因而在后东方主义时期,后现代后殖民往往以权力话语的方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论者意识到“后学”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东方被西方中心主义审视的问题,相反有可能在“后”的话语中共谋或被重新挪用东方意象,这种后学“话语”按西方中心神话所设定的指涉系统播撒,使得边缘话语重新被纳入西方中心神话之中,从而变相限定了后东方主义时期的话语生产空间。其三,倡导重建文化中自—34—己话语的重要性。论者甚为忧虑地提出,因为自身话语的合法性问题,中国文化的发声却得不断借用西方中心话语理论的声音。这一状态亟待改变,即需要在主导系统的西方论述所开展的本文及政治性空间中,以不同的抗衡姿态去形成另一种论述,拓立出中国当代文化自己的话语空间。在西化的中国人丧失中国问题而本土化的国人又对西方文化精神隔膜时,以一种文化“中间性”或中间性文化在中西文化间沟通,从而扩大主导话语的播撒过程中的罅隙。论者这种沟通中西之间的话语意识,使其对中国话语能够重新发音抱有相当的自信。在我看来,正是因为论者看到了西方文化中的霸权主义问题和中华文化从边缘向中心的惟一的可能性,因而相信中国话语（大陆港台、海外华人）能够形成一种力量,与西方主导话语相抗衡,使中国不再成为“沉默的他者”。2．中国图像的跨世纪展示中国在西方文化批评话语中具有怎样的图像？中国在新世纪具有怎样的文化形象？面对这些问题,朱耀伟在《当代西方批评论述的中国图像》一书中讨论了中西的话语理论家及其对中国图像的论述。其中涉及的人物有:李欧塔、傅柯、德希达、萨依德、范农、巴巴、克莉丝蒂娃、施碧佛、张隆溪、周蕾、杜维明、李欧梵、马克林、宇文所安、林培瑞等。在我看来,这些讨论中不乏精彩指出,尤其以对海外华人的深刻分析,对中国当代后殖民问题的揭示有重要的推进意义。在朱耀伟看来,“中国”图像在后现代文化转型中若不能生发出自己的话语空间,便难以有自我衍生意义能力和现实性。“萨依德在提到不同的解中心论述实践时也提到了‘中国’,但却并没有提到任何中国批评家。……我们大可猜测萨依德是要将中国文化纳入其‘实践平面’,却又找不到合适的批评家为代表。这一方面点出了中国批评声音在当代论述中的‘匮缺’,也暗暗带出了萨依德不肯放弃‘中国’的动机:平面化的‘中国’是构筑他那抗衡西方的‘东方’实践平面之重要成分。”论者并不神话赛义德的论述,而是从其论述中看到,由于知识的局限,赛义德在讨论东方主义中,未能对作为远东的中国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论述。中国的沉默表明其急需自我发声,而知识分子对中国声音的拓展有着不可忽略的责任。在后现代语境中,后殖民话语已经变成了一种话语商品,支配着当今亚太地区的文化生产,但是后殖民作为反殖民、反中心、反垄断及反支配的抗衡性质的消逝,又使得后殖民话语不能适切地描述香港等亚太地区的双语文化经验,只是在文化转型中生产出一些东西方混合的文化和杂糅的语言。在我看来,朱耀伟在后殖民文化时代对后殖民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的审理,推进了中国的后殖民理论研究,能给人以新的启发,并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思考:如何在运用后殖民理论分析当代文化时不成为西方话语的挪用和照搬,而是注意在东西方文化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中拓展自身的当代话语理论？如何重视世界一体化中自身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殊性,重新阐释被误读的民族形象,重新确立被压抑的中国图像？3．他性机器与知识生产问题在《他性机器》论集中,朱耀伟汇集了近年对后殖民问题的研究论文,其中不乏自身处于后殖民语境中的内在经验。在《当代批评论述中的“空间化”迷思》中,他强调:“‘空间化’话语是他者的‘他者化’过程转化为一种‘空间化’迷思,而从前他者的神秘和异国风情等特色在无国界的情况下被商品化,当边缘与中心之间成了中心与边缘共有的批评工具及论述范畴之后,当中的共谋所隐藏的论述生产支配性更叫人担忧。”在《全球化年代的知识生产》中,朱耀伟从三个层面分析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脉络—35—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了全球化时代中的知识话语状况:第一,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不断移徙到第一世界进入高等学府接受教育,并受聘为教授的情况十分普遍。这些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进入第一世界话语生产链条中,改变了后殖民时代话语生产分布状况。第二,东西方发声与沉默的二元对立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东方已经从沉默到开始言说,需要在全球化的新语境中重新考虑整个话语生产的状况。第三,在全球化时代,知识也变成了一种产品———将旧有修辞转化,将中心变成多渠道以方便吸纳各类边缘力量。在全球化氛围中,知识生产不再是以西方为中心,而是通过不同的国际关系联系在不同地方制造本土式的中心,这意味着“边缘”变成了各种“中心”的权力游戏的新场域。这三层面的分析,使人能对后殖民处境中知识生产模式、知识教育传播状态、中心与边缘的新型关系等,有较清晰的把握。总体上看,朱耀伟这本书确实集中而学理化地研究了香港后殖民问题,其中的政治、法律、语言等领域全面展开的意图,很好地贯穿在话语分析中。在阅读过程中,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他作为香港学者,能够超越两套话语体制和两种语言中心夹缝的制约,而具有一种对自身身份的冷峻认识:既不是一味地挪用西方的学术中心话语,又不是民族主义地自我膨胀,更不是以跨进西方学术体制为荣,而是对处于中西之间那些外黄里白的“香蕉人”文化处境有深切洞悉,对其中浮现的各种后殖民问题地加以率直的审视和批判,并在坚实的学理支撑中以新的学术眼光去看新世纪的中国图景。（二）后殖民话语中的性别身份对后殖民语境中的性别问题,以及诸多性别身份问题特别关注,使周华山的《后殖民同志》成为后殖民语境中性别问题研究中颇有特色的著作,书中不仅以众多的访谈揭开跨国语境同性恋的文化心理问题,而且从后殖民角度看当代人的生存处境,有一定的文化哲学意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周华山同香港等地的一些同性恋者的对话,呈现出另类社会或另类群体的另类经验,从中折射出自身对当代后殖民弱势文化的反省。书中所讲述的每个人自己的故事中,所涉及的这类后殖民问题相当广泛,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归类分析。1．身份是他者在自我文化的映射反照这些另类群体在对自身身份的获取中,大多对西方中心主义持质疑批判态度。一种是对香港中间性身份的体认而对西方优越感的对抗。二是留学归来的双语文化精英对西方教育体制的反省,认为留学的双语精英是西方主流学术体制的产物,靠西方经济政治与学术霸权获得自身的学术权威地位。“我们这些‘归国学人’,利用在英美欧陆大学获取的学位（博士）、知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理论、女性主义和同志论述）、身份（双语、双文化人）,在香港赢取学术建制的教职（大学讲师）,占据优越的发言位置,向国人转售西方社会的科学真理,从而建立并巩固自身的权威地位,令殖民社会在知识生产与文化身份认同上,继续依赖西方霸权所提供的材料与构架,为殖民宰制续命。”这段话对海外留学归国的一整套教育体制的批判,能够使人在这种君子自道的率直中,洞悉当代西方式教育体制和人才观念的根本性弊端,其对全球一体化的大学教育中的话语权力、发言身份、跨国知识生产网络、以及个体学术利益等问题的揭示,可谓入木三分。三是反省一切保守排外的民族主义。正是出于中西交流的中间状态,使港人往往抵制保守排外。论者从内部差异政治和外部文化政治压力的分析中,辨析当代民族主义话语的根本失误,从而具有一种全局新眼光。2．语言霸权与语言后殖民问题后殖民时期的问题往往互相联系彼此纠—36—缠,论者善于就表面性问题深入下去,揭示被遮蔽被遗忘的深层次问题:其一,英语成为一种霸权语言。世界上懂汉语的占第一位,懂英语的占第二位（约7亿人能读写讲英语）,但全球网络媒介、出版贸易与学术会议却大多用英文。在这种英语的霸权中,汉语处于边缘地位,这一文化处境的改变成为每个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意识。其二,对后殖民语境中的“亚洲价值观”与“东方的观点”的反思。论者有着深厚的历史意识支撑,能够一针见血地揭露西方文化霸权制造被看的东方的根本意图,并进而警示,如果国人以民族主义的族性为排斥外族的借口,就将使这种东西方的对抗升级,隐藏着根本性的文化策略性隐患。其三,西方中心论制约着港人的思维。一般而言,殖民主义最初通过军事侵略进行外在宰制,征服异域后,强国透过跨国经济科技和语言霸权,用文化帝国主义方式去拓展资本主义市场。“成功的殖民统治,关键在于被殖民者难以解脱的自卑与仰赖情结,故殖民政府通常使其民族自尊节节受挫,令殖民地原居民由衷地相信宗主文化的优越位置。香港就有不少人以西方文化及价值观来衡量自己,千方百计令自己活得像个西方人:信奉基督教、说英语、穿外国名牌时装、熟悉西方礼仪、接受英语大学教育、住半山区洋房、追求资本主义式个人品位。‘漂白’的欲望背后,其实是强烈的种族自卑。”这里的分析可谓精辟,正是在一个民族丧失自信自立之后,才会在外族强权话语的绝对权力前面表现出自卑和依赖,并信奉宗主文化教义的优越地位,从而成为一个丧失文化根基的被洗脑的文化漂流者。其四,超越殖民主义不能将思维停留于被殖民者的复仇情结。言说者注意到以弱势社群自居本身就预设中心权力的存在,而纯粹对抗的思维同帝国主义思维在方式上具有相同的二元对立或你死我活性质,仍是套用殖民结构和价值观来看待一切事物。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问题,不是单纯对抗就能够重新书写的,我们在拒斥文化霸权中并不排斥吸收他种文化的优秀成果,在获得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时,同样应警惕全球化过程中所运用的一元化的策略（军备竞赛、广告传媒、语言霸权、服装潮流等）,而且也警惕族群激进情绪升腾时所形成的具有政治意味的对抗排外性,以及以本土性拒斥世界性的虚假身份认同。归纳上述论述,可以感到,周华山的叙述策略在于,他在自己沉默的描述中使得“沉默的群体”发声,并通过这种个体性的边缘声音使中心话语失去合理性。因此,他在不说之中言述,在倾听之中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反西方霸权,如果以西方话语为中心来“反”,等于确认了西方知识的优越性。论者提出独立的中国声音的重要性,在编造出来的西方神话中,中国文化并不一定建立在批判西方上,重要的不是在对西方霸权的抗争与颠覆,而是重建自身主体声音。“重建并不是‘回归’,因为这‘回归’预设一个凝固不变的‘中国传统’,静待我们去发掘。所谓‘后’,重点在于‘解’读、渗‘透’、‘超’越和突‘破’,后殖民并不等于殖民之后。从地缘政治的客观时间来说,西方殖民主义已逐渐结束,然而,西方霸权对亚非拉地区的资本垄断、经济入侵、空间垦殖与文化帝国吞占,却从未有停止过,再加上近年涌现的‘第三世界内部殖民主义’,令殖民与被殖民者的关系更加含混、互动、矛盾与纠缠。”论者强调后殖民并不是意味着殖民的终结,而是殖民的隐蔽化和复杂化,只有在对西方霸权和中国传统有深刻认识,对当代文化殖民现象有了内在的体认,才能在运用后殖民理论时对其中的矛盾和他性去掉盲从心理,获得清明的理性。在我看来,周华山对若干个体经验和记录的描述有新颖之处,然而,如果在对后殖民语境中的边缘个体内部话语的描述之后,有更为系统和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脉络—37—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深刻的理论分析和总结,必当增加其理论思想的整体性厚度。三后殖民文化危机及其问题思考（一）文化危机与怀旧风气历史和历史感的丧失,使香港文化人在世纪末有一种难以言述的迷惘心情,这种心理形之于笔墨,形成了洛枫《世纪末城市———香港的流行文化》的基本色调。本书中,论者尝试跨越科技、媒介和话语界限,从电影、流行音乐和漫画的研究中,展示出香港文化形态的某些侧面。在洛枫看来,后现代社会中科技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科技的高速发展使人的“主体性”充分“零件化”,高密度信息膨胀又模糊了“私人”与“公众”空间的界线。“在影像、媒介不断变换和充斥市场要求下,人们已不再相信历史、文字、语言,甚至各样事物过去曾经负载的意义———这是一个集体解构的年代,在二十世纪即将完结的时候,‘历史’的意义被删除了。”有了对当代世界背景的基本分析和估价,论者进一步分析历史丧失的问题。应该说,他对历史的分析不仅有西方现代史学的影响,而且有新历史主义的思想碎片散落其间。但论者分析历史和历史意识丧失的目的不在于空发泛论,而在于说明香港文化身份中的历史意识消失导致自我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无所适从感。正是这种难于确定的游离的身份,促使香港扩大了吸纳各样不同文化养分的空间。“它的世纪末、它的颓废意识,就是一种对历史无法掌握的厌恶情绪,因而沉溺于表面的浮华。……当然,香港的怀旧风气并不是骤然出现于八十年代后期,而是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跟随整个世界的复古潮流而来,并且率先表现于日常生活中,如服饰、发型、流行音乐、明星照片、日用品如手表、时钟、摆设等。”这种怀旧思潮在香港的出现,一方面有“美化过去”的历史回忆功能———“怀旧”往往在记忆中带有过滤性质。另一方面,过去的痛苦记忆又会在怀旧过程中净化美化自我,从而使得怀旧具有对过去现在将来的反省和展望性,以及建立和修正自我身份的功能。电影的“怀旧”意识在大陆和港台地区都有其表现,具有追索历史根源,为历史留影的追怀意识。于是,这种怀旧仅仅成为一个世纪末风景,一种在走向新世纪的迷惘中回看历史的惊鸿一瞥。然而随着进入新世纪,这种怀旧的迷惘也将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随风飘去。在论者那里,后殖民主义的含义可以分别从语意（义）学、空间论和时间论三个方面分析,而获得其总体图景。“第一,从语意学上看,‘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应指殖民主义结束以后（AFTERcolonialism）开展的文化现象,是指被殖民的国家在脱离殖民者的统治、争取独立后的社会及文化境况。……第二,从空间上看,‘后殖民主义’通常指向第三世界（ThirdWorld）,……指这种殖民后遗留下来的创伤、影响和更生。第三,从时间的意识上看,‘后殖民主义’是一个‘非殖民化’（decolonialization）的过程;所谓‘非殖民化’,是指对殖民主义的解除,也可视作一种民族觉醒的意识,无论在语言、教育或历史书写上都极力寻求自己的声音,换言之,那是一个反抗外来强权入侵、重新审定一个国家自主的身份和角色的过程。”洛枫对后殖民主义的三种形态描述推进了后殖民主义研究,尤其是对后殖民揭示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并产生了迥异经验的说明,为人们了解后殖民主义非确定性多元话语空间以及第三世界差异性经验提供了方便。论者强调地缘政治学的（geopolitical）角度审视香港的后殖民主义边缘地位,处于这种身份驳杂的语境与文化空间中,香港主流文化并不表征为正统严肃高雅的文学和艺术传统,而是通俗的、商业的、—38—大众的文化潮流。论者对香港文化身份的混杂的剖析,隐含了对未来走向的文化焦虑。但是在香港大众文化的论述中,这种焦虑转化并消隐于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照性分析中。论者对大众文化热中作为异类的高雅文化的边缘化表示担忧,并表示出对提供即时快感和生存幻想的流行文化的审视态度。应该说,洛枫的问题和问题意识,使其能够对当代香港流行文化中的新现象加以及时阐释,不仅分析了怀旧思潮中隐含的后殖民焦虑,而且对后殖民氛围中的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对立,以及高雅文化在后现代时期的衰落加以审理。就其研究心态而言,尽管也存在港人世纪末的普遍性身份焦虑,但是在对世纪末城市流行文化的透视中,能排除过多的意识形态言述或冷战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多元价值取向中有着较为正常的文化心态,从而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较为乐观地面对中国文化的未来。（二）文化霸权与后殖民困境罗永生作为香港文化研究计划策划成员和《香港文化研究》编辑,对后殖民主义文化政治方面研究的论著不多,但是其论文《后殖民评论与文化政治》触及到后殖民的一些问题,并能排除非学术的情绪化论述。在他看来,作为当代文化研究领域显学的后殖民批评,具有一种跨越不同学科界限以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特色。这种具有颠覆性的话语,“不是学院派理论家的自创,而是世界局势、社会危机和文化思潮相互激荡的产物。……殖民扩张历程,在空间上塑造了一个中心点———‘西方’,现代化运动,则以‘现代性’的目的论时间观（temporality）为中心。由这个时间和空间上的中心发言位置出发,这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的生活经验都被重新编码。从起居饮食、情意表达,到思考回忆,不管自愿与否,都给装嵌在同一套的中心思维”。论者具有的历史观,使他能够从历史中找到后殖民主义问题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危机的内在肇因。在对后殖民主义思想背景分析后,他对后殖民文化进一步考察,分别从三个方面进行。其一,欧洲中心论的政治形态发展成帝国主义的扩张。论者分析道:与帝国主义扩张同时存在的是西方文化的宰制,二战以后的非殖民化现象,看起来好像欧洲中心主义世界已经终结,实际上,以西方现代化模型为蓝本的国家民族主义,将欧洲中心论播撒到前殖民地,不断生产着新的政治经济的依附形态,使殖民体制延续下去并复制同一套欧洲中心论———在政治上以政党国家的方式复制殖民关系,将自外强加的殖民主义转化为内部压迫的殖民主义,在哲学上以理性反抗中心话语的宰制,张扬自我而贬抑他者。接着,罗永生在辨析了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后指出:“东方论述的危险,并不止于殖民者有益的挪用,为赤裸的权力服务,而是它已经成为一种‘霸权’（hegemony）,使被殖民者也得依靠它所提供的‘知识’来寻找被殖民者的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独立后的前殖民地,在文化建设上依赖西方学术机构,引进西方的学科和研究技法,以至过去所积累的有关西方眼中的‘第三世界’知识作为出发点或研究议题,透过大量‘归国学人’的转售,向国人售卖西方科学真理,向西方售卖经‘东方论述’整编的地区资料。”应该说,论者的分析是有历史眼光的,其尖锐性和透彻性在香港学者论著中比较突出。他对被殖民者在文化建设上依赖西方学术机构,并通过归国学人的双向转售,支撑着这个后殖民文化市场的揭示,同样具有相当的现实针对性。其二,他者问题与身份认同。后殖民社会和各种社群的复杂文化撞击经验显示了问题的复杂。论者对帝国主义文化策略的揭露,对弱势他者的处境的敞开,有可能使各种社群在文化撞击中重新厘定自我身份,使边缘中被排挤、遗忘、扭曲的声音再次争得发言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脉络—39—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权。也就是说,具体地个别厘清在族群、团体、性别、个人等多重层次中的压迫关系,阐明在跨国权力集团殖民压迫的文化政治中,文化信息和学术秩序下延伸性的殖民统治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这个意义上,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意向在于,探讨在殖民主义的新境况下压迫和反抗的新形式,以及由对抗关系转入对话关系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意味深长地挑明:当今世界在重组并以自我中心论来划定的文化优劣秩序,各种地域联盟和地区性经济共荣圈的构想,都在新的世纪政治经济版图上再次参与变更文化优劣间的地图,再生不同形貌的文化压迫关系。因此,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对后殖民的文化策略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其三,后殖民主义的困惑。后殖民文化的错综性质表现在:全球资本主义在网络和消费主义扩张中由经济一体化导致政治一体化,使弱势族群、社区人群和身份认同统统纳入全球消费机器的高速运作中。而国家民族主义的扩张,往往以文化民族主义甚至反殖民主义的话语,来指代弱势社群和另类社会的文化发声。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问题,论者提醒说,“如果肯正视后殖民世界政治的吊诡和复杂性,我们就不会随便挪用简单化的‘反西方’、‘本土主义’辞令来为任何发言位置辩护,而应该检讨这些所谓‘本土’和‘反西方’是置放在什么的一种文化和政治的历史脉络底下,在什么政治和制度实践下运作”。就香港而言,后殖民评论的困境在于:后殖民批评被想当然地视为研究“殖民主义之后的世界”的理论,从而将殖民地看成为地理上遥远、时间上过去了的现象。因此重要的是面对这些问题,质疑殖民文化运作本身及背后体制的政治性。在我看来,罗永生研究中值得称许的是,他注意到后殖民评论对亚洲华文地区的意义,后殖民话语作为一种异样事物,立足于自己位置的重新厘定,并成为与他者相互生成的新空间。同时,他的研究还具有体系性思维的特点,在阐释中运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并善于从正反两个方面看问题,而非简单地从日常生活中检出几个现象加以感性的分析。因而结论一般比较具有可信性。总体上看,香港的后学研究尽管还存在着多种问题,但是仍然在诸多领域和学术层面上拓展了中国后学研究的范围,深化了中国后现代后殖民研究的内涵和意义。香港知识分子对处于当代中西语境的市民社会和流行文化加以关注,阐释作为国际大都市的香港的文化精神动向和怀旧意识心理,在全球化世界秩序和电子网络媒体中为中国文化定位,为身份认同和文化想象进行文本政治的解读,进而为后东方主义的基本特征和格局划界,倡导重建中国图像的重要性,并挑明西方中心话语中的汉语神学的意义阐释问题。这一系列新的问题、问题意识和对问题的解决,当对大陆文化界的精神重建有所启发和提醒。不仅如此,我们还应看到,香港的后殖民主义在政治话语领域和科技文化领域直接参与文化身份的重新确定,力求消解西方中心论的文化歧视眼光对中国文化的身份误置或身份强加,使对“中国形象”的认识获得了多元开放的文化眼光。这不仅为当代香港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对后殖民语境中的香港文艺思潮和文化批评的模式也有很大影响。“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①梁秉钧（也斯）,现任教于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香港的流行文化》、《书与城市》、《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香港文化》等。

②③④也斯:《香港文化》,香港:艺术中心1995年版,第20页,第29页,第30—31页。

⑤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香港之发展经验》（合著）、《中国人的三个政治》、《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中国民本思想史》、—40—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脉络《中国政治与文化》。

一、引言

萨义德《东方主义》的面世标志着后殖民主义的诞生。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向来只被看作欧洲的“他者”，对于理性、发展、人道、高级的欧洲来说，反常、落后、愚昧、低级的东方只是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想象和构建东方的模式，体现的是东西方书写与被书写的权利关系[1]。在后殖民语境下，无论是殖民地还是被殖民地人民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成为了学界争论和研究的热点。在《新关键词：文化研究词汇修订版》（2005）中，身份的定义是这样的：“身份关乎个人或社会团体在任何时候、任何境地中想象的共同性；关乎个人或团体能够持续地作为自己而不是其他的什么而存在”。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身份是一种关系，而身份的建构往往参照于他者。在后殖民语境下，殖民地人民对于身份的认同有着很多困惑，甚至有很多人因为对于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而感到迷惘、痛苦。事实上，后殖民主体在身份诉求中通常会经历逃离、模仿、混合以及流散的过程[2]。而他们的身份无一例外地都是混合或者杂交的并不断变化的动态身份。

二、《印度支那》中各主角的文化身份认同

电影《印度支那》是一部经典的后殖民题材影片，讲述了在法国占领越南的最后年代里，法国贵妇艾利安，一个拥有十万五千亩橡胶园的女人，爱上了年轻的法国海军军官让。在与让短暂的爱情结束后，艾利安的养女，越南的公主卡美，在与让偶遇后义无反顾地爱上了这个年轻英俊的法国军官，卡美在新婚之夜逃婚出走追寻她的至爱让。当卡美投身于独立运动时，让也追随她而去。最后军官被杀，公主成了革命者，他们的孩子被贵妇带到法国抚养成人。电影《印度支那》中的三个主角艾利安，卡美和让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后殖民语境下法国与越南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后殖民的语境下，三个主角分别具有不同的文化身份，当然，他们任何一个人的文化身份都不可能是单一的、纯粹的，而必然是双重的、混杂的文化身份。然而在某一个人身上所体现的不同的文化身份的较量中，必然会有特定的文化身份胜出，从而决定了其身份持有者的人生命运。

（一）法国贵妇艾利安

艾利安是一个法国贵妇，她拥有一个非常大的橡胶园，作为一个庄园主，她剥削着庄园里众多越南工人的劳动果实，过着奢华的生活并周旋在众多的追求者之中。很显然，她具有法国的文化身份。然而，作为一个法国人，她却是在越南出生的，且从未踏上过法国的土地，并且她还收养了一个父母双亡的越南公主，这又毫无疑问的说明她还具有另外一个文化身份，即被殖民地越南的文化身份。在艾利安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两种文化身份的较量是势均力敌的。她与不同人物的关系中体现着不同的文化身份。当她面对养女卡美的时候，她所体现的是宗主国法国的文化身份，这也意喻着法国与越南这种宗主国与被殖民地的关系。在法国人看来，法国对越南正如一个母亲对她的养女，虽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却也包含了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所有无私的情感。然而，虽然艾利安对于养女卡美的爱甚至高于她对海军军官让的爱情，但艾利安却也试图控制并改变着卡美，这也恰恰暗示了当时法国对于越南的统治关系。在艾利安对海军军官让的爱情关系中，艾利安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却是作为被殖民地的越南文化身份。艾利安对于让的爱慕可以理解为殖民地人民对于宗主国文化的仰慕。而艾利安与让最终短暂的爱情也暗示着宗主国文化与殖民地文化之间的冲突和无法化解的矛盾。艾利安的双重文化身份使她的人生充满了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她既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国人，也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越南人，而只能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层中，成为一个被双重边缘化的人物。艾利安对于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是三个主角中最为明显的，她对于自己身份的不确定性最终导致了她悲剧的人生。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的是后殖民语境下研究华裔英语文学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后殖民的视角来审视当前的华裔英语文学研究，可以凸现华裔作家对于再现政治的关注，更好地理解华裔文学作品对“中国性”的建构和协商，同时使读者对诸如多元文化、本质论的陷阱有所警惕。

论文关键词：华裔英语文学；后殖民性；后殖民文学批评方法；再现；中国性

华裔英语文学是主要在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它以华裔美国文学作为主导，迅速在英、美、加等国形成一个极具特色的文学现象，并构成当代世界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但是华裔英语文学很难准确地界定，宽泛地说，它指的是由西方，主要是英美华人后裔作家用英语创作的各种作品。虽说北美的华裔文学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半叶，其在美国文学中的脱颖而出还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以后，彷佛雨后春笋般“冒现”而出，因此又被称作是“冒现的文学”。在英国，以毛翔青(TimothyMo)为代表的华裔英语文学虽然还难以与主流文学抗衡，甚至也无法与其他弱势族裔的文学，如印裔英国文学相提并论，作为当代英国文学的一个个性鲜明的组成部分，它的重要性却不容小觑。华裔英语文学作品涉及的题材丰富多样，与主流文学相比，它们在叙事方式、主题关注、修辞手法等方面都表现出独特性，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因而也呈现出多角度、多层面的特点。

1．0后殖民理论与华裔英语文学研究

华裔英语文学创作虽然已有多年的历史，且种类繁多，对华裔英语文学的建制化研究，则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单德兴，2006：187)，至今方兴未艾。华裔文学最初得到评论界较为广泛的关注是在美国文坛，随着汤亭亭的《女勇士》(TheWomanWar-rior)(1976)的出版和获奖，美国华裔文学开始在美国当代文坛占据一席之地。这时的评论者大多可分成两类，一是自己本身是华裔，他们多从作品的社会意义上来关注这些作品，如，多把《女勇士》看作是书写华裔移民生活经历的尝试，侧重其再现历史的真确性；另一类则可泛称为西方评论家，经常沿袭传统的东方主义视角来关注作品的“异国情调”(exoti—cism)，聚焦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和碰撞。后来，随着华裔英语文学的迅速发展，评论家开始更加认真地看待这一文学现象，有的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解读华裔文学，或是从解构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华裔文本，还有论者从文学修辞研究入手，探讨这些作品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以及对当代西方文学所做的贡献。近年来，华裔英语文学研究更有纳入文化研究脉络的倾向，突出华裔文本的历史、社会和政治意义。

后殖民主义理论，作为当代最新理论思潮之一的批评理论，也是华裔英语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视角。但是，虽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华裔英语文学的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后殖民理论与华裔英语文学的关系还是鲜有人进行过深入、系统的探讨。主要原因是，作为当代英美弱势族裔文学的一个分支，华裔英语文学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后殖民文学范畴。简单地说，后殖民文学是指前殖民地国家的人们所创作的作品。不管是北美的还是英国的华裔移民，都很难说直接受到过殖民统治，他们甚至可以说是居住在“第一世界”的中心，享受着第一世界的优越和特权。然而，这些人却并不为主流社会所接纳、认可，他们与殖民地人民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如他们相对于主流社会的边缘地位，族裔历史的湮没、文化认同的危机、重写历史、再现“过去”的必要等等。西方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排斥和压迫，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殖民，也就是说，他们是被西方为中心的话语所宰制，成为被殖民者，而西方作为一个整体自然成为此意义上的殖民者。换言之，这些华裔移民同其他身处西方的少数族裔一样，被内在殖民化了(intemallycolonized)。在西方中心主义霸权话语前，华裔移民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文学实践可称作是发出自己族裔声音的渴望的表达，而他们反抗、揭露文化殖民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加拿大华裔作者Laiwan，在其代表性诗歌《殖民化了的文化》(TheImperialismofSyntax)中，清楚地表达了对西方通过语言来统治华裔移民的愤怒和苦涩：

在高度全球化，信息化的年代，世界各国之间的精神空间距离急剧缩小，同时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日益凸显，在经济趋同的国际形式下，弱势文化和语种面临着被强势文化和语种同化，面临日渐瓦解甚至消亡的危险和命运，中国的形势也是不容乐观，尽管中国近二十年来发展迅猛，但是中国的人均GDP还是较低，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高新技术过分依赖国外，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中国文化和语言在融入世界时，依然比较脆弱。在西方文化大举入侵的时候，中国文化能否抵挡外来文化的侵袭而保持自身特点，能否跻身世界文化的交流主流，促成世界文化多元化，翻译作为沟通的途径至关重要，其新时期下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方法值得探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中国后殖民翻译理论的研究应运而生。本文不再赘述后殖民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进程，着重考察后殖民翻译的历史实践对大学英语教育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一、后殖民翻译的历史实践

一般提到殖民地，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英国殖民地，它的地域之广，历时之长，恐怕无人能出其右。因此，这里着重参考爱尔兰，印度和中国的被殖民的经历，进行对比分析。

(一)爱尔兰的后殖民翻译

爱尔兰是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国，从1169年英国军队首度开进爱尔兰，到1949年4月爱尔兰共和国成立，历经八百多年。根据吴文安的划分，爱尔兰后殖民翻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英国殖民者思想意识起主导作用的阶段。代表作品是《偷袭牛群》，这是一部关于爱尔兰民族英雄库丘林的传奇，在译为英语过程中，根据欧洲骑士传说改编原文，极力弱化原作与英国正统文化不符的所谓“不雅”成分，体现出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制约。

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已不再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而是怎样正视和进行研究的问题。现在学界似乎有两种不可取的态度，一是一哄而上“拥抱”后主义，二是不分青红皂白加以“棒杀”。这两种态度或少了些学术的理性，或少了些宽容的精神。如何真正进入学术研究的界面，发现并解决当代最为急迫的问题，当是学者进入这一问题时必得把握的基本前提。

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在世纪末中国文化“场”的文化过滤和思想互动，必然发生一系列的文化折射和问题变形。那种将诸种“主义”的术语到处乱用套用的作法是一种非学术的态度，因为其特点是坠入了“主义的陷阱”，只注意到“主义”这一术语的范畴和阐释角度，而未能注意到中国的特殊情况和语境，没有对这种阐释的前提及其有效性和合法性加以质疑。在这个意义上，对西方当代历时态的多种“主义”共时态地照单全收或动辄全盘排斥，都不可能获得知识的增长和价值的正当体认。

一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播撒

当代中国知识界、学术界和艺术界确实出现了一种“后现象”，即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甚至有人提出后当代、后革命、后东方主义）等一系列新思潮的涌动，而影响最大的当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语境后问题不是变简单了，而是变得更为复杂。这倒不是因为中国属于前现代或在时间断裂中走向现代，而是传统、现代、后现代、东方和西方、后殖民话语一下子搁上工作平台，使得问题的当代处理变得相当棘手。这一状况促使我们必得弄清后现代的范畴及其基本精神，因为其与当代中国形象的塑形和基本问题的解答，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

（一）后现代在中国的文化症候。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研究日深，进入问题日深，问题与困惑就越大。进入“主义”的陷阱，必然遭致“阐释”的失效，不仅是用“后”理论对西方的阐释失效，用这一理论对当代中国问题的阐释也同样可能失效。换言之，中国处于一种“杂糅语境”中，任何单一的方法想透彻分析这一现象及其意义都必然落空。在后现论的盲点上，也许后殖民主义理论可以从另一角度补充，使得对中国“后学”问题的理解具有某种新角度。

内容摘要：中国形象的异文化表述已经成为比较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跨学科课题。本文从西方哲学中的真理观转型入手，以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为个案解剖，对后殖民批评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在背后起着支配作用的民族主义潜流，作了积极认真的探索。

真理观的转型

在西方形成知识领域权力结构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西方古典哲学建立在实体论的基础上，相应的古典真理观，其实质即在于真理的客观符合论，认为真理乃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知识体系。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里，"逻各斯"指的就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它是客观的和普遍存在着的（1）。这种观点在现代西方特别是以波普尔为代表的科学哲学那里仍然产生着强有力的影响，波普尔本人就反复强调科学知识的可证伪性，注意理论知识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对应关系，认为这才是真理性之所在（2）。西方哲学史上的大多数流派，不管它们有多么大的差别，但是它们的共同特点都在于是寻找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坚信知识的公正、客观和普遍性，并以此作为自己探求知识的最高境界。

十九世纪以来，这种情况逐渐有了改变，西方哲学逐渐向意义论哲学转移和过渡。不是和实体观念相联系的客观事实，而是和主体的解释相关联的知识体系本身的内在结构更多地唤起了人们的关注。马克思在著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一重要命题，认为意识形态乃是一种"虚假的意识"，从阶级分析的视角，较早地揭示了知识领域的权利控制所造成的扭曲现象。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列宁以俄罗斯思想领域为个案研究，对这些思想做了进一步发挥，提出了著名的"两种文化学说"，认为在每一个社会都不存在统一的民族文化，而是按照阶级社会中的压迫与被压迫的权力关系，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再次肯定了两种文化地位的不均衡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具有实践意义，并不是任意的意识形态即单个人的成见，而是一定的社会团体的共同生活在观念上的表达，他把这种意识形态称之为"有组织的意识形态"（organicideologies），并把当时第二国际的失败归咎于工人阶级运动在抵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渗透上的无能，因此他提出了和传统的政治领导权（politicalhegemony）相区别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hegemony，也译作文化霸权）的概念（3）。以"文化霸权"概念为切入点，知识领域的权力结构研究由此蔚为大观，到二十世纪中期的法国哲学家福柯手里，权力概念成为知识领域的一根魔杖，福柯宣称：

摘要：《大地》作为赛珍珠创作的代表性作品，以我国旧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为主题，讲述王龙一家在磨难中挣扎的故事，反映着我国劳动人民与土地密不可分的关系。文章立足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大地》中描写的女性形象，阐述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特征，展示赛珍珠所创作小说内容先驱性，深刻指出《大地》作为弘扬我国文化的里程碑式作品，对于中西方文化的交融起到的独特作用。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赛珍珠；大地

赛珍珠作为成长和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在中国的四十年间，她深刻观察着我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并感受着西方列强对我国的剥削。在我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她决心要利用自己的力量，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国文化的错误认知，立志将更加真实的中国展示在世界各族人民面前。《大地》作为以我国劳动人民真实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赛珍珠对王龙一家生活的描写，侧面展示着我国女性面对悲惨命运的挣扎和反抗。这种创作理念不但展示着赛珍珠超前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思想，还使得更多西方人民了解我国文化的真实面貌，获得更多人的认可和敬仰。

一、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

后殖民主义理论主要是指在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前殖民地，在受到西方列强统治后，虽然已经获得独立的发展主权，但仍旧无法摆脱西方殖民者的控制，在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层面，以西方殖民统治构造的文化霸权来保护其自身利益。自古至今，西方国家都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审视东方，为展示西方列强的绝对主权优势，满足自身的征服欲望，以文化中的权利话语为切入点，向世界各国极力展示东方国家异质的文化取向，严重扭曲殖民国家的形象。这种方式无意识地以西方文化为主要视角，曲解殖民国家的文化，反射出西方在多领域对部分国家根深蒂固的负面看法。现代西方自完成殖民以来，在文化领域出现的后殖民概念，正是对这一历史发展情况的反抗和抵制。而女性主义则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对待西方国家社会中男女权利不均衡的现象所进行的批判，是女性主义超越两性权利关系之上，对待女性受到不公正不公平现象的真实反映。而对于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结合，不但是从种族上对西方国家殖民行为的批判，更是从性别角度对社会中不公问题的反应，为更多身处在殖民国家的人们，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女性群体，争取多个领域的权力和利益。

二、《大地》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生存现状

摘要《新娘与偏见》是全球化浪潮中新一代印度电影的典型代表，题材是热门的东西方文化冲突，音乐和舞蹈体现了民族与流行、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影片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殖民统治结束后西方人“欧洲中心论”优势心态的延续，脱离殖民统治后的印度人部分被文化殖民、部分保持民族本色的心理状态，以及东西方文化在冲突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融合的趋势，是一部探索新的印度电影语汇和模式的成功尝试。

关键词后殖民赛义德《新娘与偏见》

后殖民理论形成于20世纪初，由赛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多位学者提出的理论自成一套体系，这些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文学、艺术、影视等领域。作为分析作品的有力工具，由此形成了“后殖民语境”。自后殖民理论被引进到中国的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影视评论、文学评论和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了大量的篇幅讨论“后殖民理论”，并将其作为理论工具分析东西方的文学和影视作品。

印度电影近年来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与以往经典的《大篷车》、《流浪者》相比，印度电影在题材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表现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冲突的影片日益增多，诸如1999年上映的《舞动深情》、2001年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的《印度往事》、2001年出品并获金狮奖的《季风婚宴》等等。这些印度歌舞片将叙事的主线围绕着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进行。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由印度裔英国籍导演顾伦德·查达哈2004年出品的《新娘与偏见》(BrideandPrejudice)。电影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体裁，它直观而形象的再现了特定国家特定时代的社会状况，在电影的表象内容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印度作为一个被英国殖民统治了近二百年的国家，其历史和文化在保持其自身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深刻的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带有强烈的殖民气息，印度的诸多影视作品鲜活的体现了这一点，从后殖民理论解读《新娘与偏见》有助于我们从另一视角重新理解它。

一、理论背景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奠基人是爱德华．W．赛义德，他认为在西方对东方殖民的过程中，知识与权利密切结合，学术服务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共同承担着殖民的重任，东方人在无意识状况下在西方文学、电影、艺术等影响下逐渐认同和趋向于西方道德观和价值观，在军队武器殖民结束后产生一种隐形的文化殖民，批判了西方主流学术界及西方媒体对“东方”的具有霸权式的错误呈现，一经发表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一引言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下，西方世界的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中心，非西方世界文化则是边缘文化。但在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第三世界国家，尽管对外译介作品数量逐步增加，但译出与译入的作品数量相差悬殊。季羡林先生在1995年提出“我们应该提倡东化”。这种“东化”不是简单地复古原来东方的东西，而是强调东方的主动“送去”。季羡林先生还在1996年提出“送去主义”，即不能等西方国家来发现，而是我们主动“送去”自己的文化。而随着我国在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如何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也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课题。

要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输出必不可少。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中国电影已经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和主要渠道打入国际市场。但在目前国际电影文化格局中，英语仍是强势语言。承载文化信息的电影翻译体现了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之间的对抗、制衡和影响。对整部影片而言，电影片名可谓是起到了点睛的作用，更是决定影片能否打开观众心灵、走向国际市场的金钥匙。精心构思的电影片名，既要反映影片的中心内容，将观众吸引其中；又要承担宣传、推介影片的责任，其作用不可谓不大。然而，中西方存在的差异，如历史背景、文化底蕴、生存环境以及语言习惯，使得华语影片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误解或阻碍。因此，在电影片名跨文化、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如何进行有效翻译以正确传递文化信息和文化价值就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电影片名的翻译，重在高度艺术性地浓缩影片的内容和主题，力争用最简洁的词语表达最丰富、最传神的含义，从而为佳片锦上添花。纵观近几年我国电影的片名翻译不难发现，目前国内片名翻译主要有四大方法，即直译、音译、意译和转译。

二电影片名的翻译方法及文化输出效果研究

1电影片名的直译

直译就是既要全面准确地阐明原作的含义，又无任何失真或随意增加或删除原作的思想，同时还要保持原有的风格。有时甚至连原来的情绪或情感，如愤怒或窘迫、挖苦或讽刺、喜悦或幸福都不应忽视。简而言之，直译就是极力保持原来文法之结构，而同时仍不失为通畅译文。有时候，中文和英语之间有许多相通和相似之处。如一些中国电影原片名清楚地表达了影片的内容或主题，而在英语中也可以找到对应的、能为外国观众理解的表达方式。此时，直译就保留了原有的思路、形式、意义以及原来的风格和修辞，依照字面意思进行翻译。例如，由徐克执导的华语影片《龙门飞甲》译为“FlyingSwordsofDragonGate”。龙，在英语文化和汉语文化里都有。在汉语文化里，龙是皇帝的代表，是高贵、神圣的象征。而汉民族传说中的龙能呼风唤雨，神秘莫测，令人敬畏，是威严、威武的象征，如：“真龙天子”、“龙袍”、“龙颜”、“龙宫”，具有高贵、神圣的色彩。但在英语文化里，龙却是一个凶残肆虐的怪物，一个可怕的象征。所以，在上世纪谈论亚洲经济时，“四小龙”被翻译成“fourtigers”。从后殖民主义角度看，当时的翻译完全迎合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因为西方的龙是邪恶的象征，所以在翻译时，中国的龙只能降级为“虎”了。而影片《龙门飞甲》中的“龙”译为“dragon”，则表明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代表中国文化意象的龙获得了一定的接受，没有被美化或丑化，而是得到了认同。又如，由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也可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这样，通过译名向外国观众传播中国的文化，有助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再如，由王家卫执导的功夫片《一代宗师》可直译为“TheGrandmasters”。因为外国观众非常熟悉中国的功夫片，如在《功夫熊猫》中，“师傅”就被译为master，而外国观众也知道master即是功夫高深的“师傅”，所以《一代宗师》的直译完全能够传情达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