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范文10篇

一、金融危机的定义、类型

危机的频发，使得金融危机妇孺皆知，但学术上的定义至今尚处于争论之中，一般来讲，金融危机是指“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主要表现为持续快速的货币贬值、挤兑银行存款、强制清理旧债、金融机构连锁倒闭、股市崩溃、货币量严重缺乏、借贷资金枯竭、金融市场剧烈震荡。金德尔伯格（2007）认为，金融危机一般经历异常变化、资金过剩、投机热潮、货币扩张、投机高峰、利率上升、回收资金贷款、资产价格暴跌、恐慌、危机爆发几个过程。按表现的形式，金融危机大致可以分为：一是货币危机，即当某种货币的汇率受到投机性袭击时，该货币出现持续性贬值，或迫使当局为保护其货币而抛出大量外汇储备或者大幅度提高国内利率水平；二是银行业危机，即现实的或潜在的银行破产、挤兑导致银行不能如期偿付债务，或迫使政府出面提供大规模援助以避免银行破产、挤兑的发生，一家银行的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波及其他银行，从而引起整个银行系统的危机；三是全面危机，即主要的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混乱，如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的同时或相继发生。按发生的原因，可以将金融危机划分为周期性金融危机、非周期性金融危机、自发性金融危机、传导性金融危机。周期性金融危机是由经济周期波动引发的，伴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发生的金融危机。非周期性金融危机是由金融系统本身的脆弱性引发的，不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制约。自发性金融危机是由本国自身经济金融运动引发的金融危机，它是一国经济金融的非正常运动导致本国金融领域失衡状态达到一定程度的表现。传导性金融危机是别国爆发的金融危机通过危机传导机制扩散，从而对本国经济金融造成类似影响的金融危机。按影响地域，金融危机还可以分为一国性金融危机、区域性金融危机和世界性金融危机。

二、主要金融危机的理论简介

金融危机的频发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经济学家通过模型建立、金融危机分析形成了一些对金融危机有重要解释作用的金融危机理论。1、货币危机理论。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一国宏观经济基本面的不协调会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宏观经济基本面的问题通常表现为持续性的财政赤字的货币化，使市场上产生本币贬值的预期，投机者因而抛售本币，形成本币贬值的压力，央行竭力在目标价位上捍卫本币汇率，而耗尽外汇储备，迫使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制，形成货币危机。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提出了新思路。该理论认为，政府维护汇率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多重均衡的动态博弈过程。在极端情况下，仅仅是投资者的情绪、预期的变化就可能将经济从一个汇率的均衡点推向另一个货币贬值的均衡点，导致“自我实现”的危机。对于“自我实现”的货币危机，其根源是市场预期和固定汇率制度而不是由基本经济因素的恶化直接导致，至少维持货币平价的基本经济条件依然存在，但由于投击性攻击，使维持成本太多而不得不放弃。2、道德风险理论。由于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存在政府对借款提供隐含担保的现象，政府官员与各种金融活动有千丝万缕的裙带关系，使金融机构无顾忌地大量举债，道德风险严重，产生了过度借款综合症，导致金融机构过量的风险贷款产生膨胀、资产价格的膨胀，直到某种外来扰动因素出现时，金融泡沫就会突然破灭，并通过支付链条传导到整个金融体系，引发金融危机。3、羊群行为理论。羊群行为是信息连锁反应导致的一种行为方式，当个体依据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而选择采取类似的行为时就会产生羊群行为。理论通常假设不同的单个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是序列进行的，这样后来的投资者在采取行动之前会观察前面投资者所采取的行动。在存在着信息摩擦的情况下，随着世界资本市场规模的增加和日趋复杂，羊群行为可能会越来越普遍。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收集关于某一特定国家的信息以辨别流言的成本会加大，投资经理们在面临存在着信誉成本的情况下会模仿市场上通行的资产组合。在这种情况下，谣言就可以诱发羊群行为进而使经济从一个没有投机攻击的均衡转移到一个有攻击的均衡。4、危机传染理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日益全球化，投资行为与市场预期的变动在国家将日益联动，导致危机易于向外扩散与蔓延。此外，经济运行的复杂性与开放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依存性，通过跨国贸易投资、经济政策趋同、金融市场机制、信息机制等，使得货币危机传染渠道更加多重与交叉，一旦危机在一国发生，危机极可能迅速传播到另一国。5、经济周期理论。由于技术创新不足等原因，经济进入衰退或萧条，产业投资回报下降，产业资金转向投资领域，引起投资泡沫，形成危机根源。此外，银行资产回报也往往较低，可能导致银行无法继续偿付存款或债券等固定负债的回报，这将加速银行挤兑或破产。Gorton（1988）以美国数据为例在实证上支持了该理论，薛敬孝（2009）以日本为例的实证分析也支持了该理论。6、理论。在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许多投资者往往从外部获得资金，而外部资金的最终提供者未能观察到投资的特点的话，则存在一个典型的风险转移问题。风险转移提高了风险资产的回报，导致投资者哄抬投资品的基本价值，形成问题。而金融自由化，通过扩大信用规模、创造未来的信用扩张路径的不确定性，恶化问题。这些将最终导致资产泡沫，当最终泡沫破裂时，形成危机。

三、对我国后危机时代的金融改革建议

随着我国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和金融体系建设的深入，金融体系风险日趋上升，始终注意防范金融体系风险是我国后危机时代金融改革的重点之一。因此，借鉴金融危机理论，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对我国金融改革提出以下改革建议。1、打造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资本市场体系是一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的资本市场体系，对一国经济、金融的稳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融资体系中，间接融资在融资体制中居于主导地位，经济过度“银行化”，资本市场规模和扩张的速度跟不上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利于构建和谐的金融和经济发展环境。同时，股市作为宏观经济“晴雨表”的功能几乎完全丧失。我国必须尽快完善融资体制，从制度上消除金融危机的隐患。打造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其利甚多，主要有：一是可以避免过度依赖银行，当外部冲击发生时，减少银行业危机发生的概率；二是完善的货币资本市场，拓展了居民的投资渠道，避免资金涌向股市、房市，导致泡沫，形成危机隐患；三是有利于银行业脱媒，进而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形成一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风险极大。2、审慎推进利率自由化改革。利率自由化有助于资源的配置和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但同时，利率自由化使水平显著升高危及宏观金融稳定，Kunt&Enrica（1998）的研究得出，利率市场化大幅提高了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经过长达近30年的调整和改革，我国的多数利率均已实现了市场化，尚未进入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唯有存款利率的上限、贷款利率的下限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等少数利率品种。从全球看，利率市场化改革成功少，失败多，而失败的利率改革往往引起银行业危机，如日本。在资本市场更加富于弹性和多样化、系统化的改革前，利率改革应审慎缓慢推进。3、有序推进汇率改革，打造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我国目前采用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而固定汇率面对投机行为有天生的脆弱性，钉住汇率制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和冲突，钉住汇率制下的货币危机是内源性的，原生的，在放松资本管制的条件下，钉住汇率制往往放大了外部冲击的影响，使得投机攻击的货币危机易于得逞，同时爆发多米诺骨式的传染危机。因此，汇率制度的改革是事关金融体系全局的大事，在汇率改革上要慎之又慎，要在摸索中有序推进。我国在汇率改革一方面应注意与资本账户管制、资本市场交易限制相结合，避免过快、过急，给国际投机有机可乘，另一方面应该逐步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弹性的汇率制度，以避免内源性的货币危机的发生。4、改进金融监管。第一，进一步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共同防范金融危机。随着我国日益融入全球化，贸易投资、经济政策趋同、金融市场机制、信息机制等危机传染渠道将更加多重与交叉，危机将呈现国内外的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特征，因此我国应加强国际监管合作。第二，建立宏观审慎监管制度。我国经过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周期性的增长放缓在所难免，进行基于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前瞻性指导十分重要，我国应当尽快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建立包括制度安排、预警指标体系等在内的宏观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对金融实施宏观指导。第三，改进对金融创新的监管。金融创新的风险一方面在于没有有效解决好信息不对称形成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于脱离实体经济太远，“金融是经济的仆人”，金融创新应当服务于实体经济，创新产品除了避险收益外，更重要的应来源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的回报。因此，在金融创新产品的准入方面应当关注信息透明及服务实体经济。

一、危机前竞争优势分析

得益于特殊的地缘和省情优势，福建的出口贸易得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出口贸易额1979年仅为2.46亿美元，2010年则高达714.97亿美元。［1］出口商品结构也不断优化。1979年以来，福建重点发展了水产品、鞋类、罐头、机械电子、矿产及加工品、服装、茶叶、首饰等10类产品，经过10年发展，1990年出口额超过1000万美元以上的商品有24种，机电产品出口达5.13亿美元，占福建出口比重的22.9%。［2］1993年福建贯彻“以质取胜”的出口战略，推进出口商品质量、档次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当年福建出口1000万美元以上的产品达76种，其中运动鞋和尼龙伞的出口达1亿美元以上，机电产品出口11.7亿美元，占福建出口比重达20.1%。［3］2010福建机电产品出口293.9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41.1%，其中金属制品、电器及电子产品、运输工具和仪器仪表类机电产品出口增势迅猛，出口额分别为18.84亿美元、130.47亿美元、31.88亿美元和39.49亿美元，分别增长59.8%、33.6%、39.4%和52.2%。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31.75亿美元，占福建出口总额的18.4%，同比增长25.8%。［1］为了深入分析福建出口商品的竞争优势，笔者拟采用贸易竞争力指数和Michaely指数进行研究。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competitiveindex，简称TC)用来反映一国某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状况。该指数表示为:TC=(Xi－Mi)/(Xi+Mi)，Xi和Mi分别代表第i种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一般而言，TC值介于－1与1之间，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其TC值越接近于1，出口竞争力较差的商品TC值越接近于－1。由于对世界整体而言，Xi≈Mi，TC≈0，所以该指标也反映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而言，一国或地区的某一类产品是处于竞争优势还是劣势以及优劣势的程度。Michaely指数(MI指数)用以反映一国或地区某一类产品进出口相对于本国或地区整体进出口的优势或劣势，该指数表示为:MI=Xi/∑Xi－Mi/∑Mi。Xi和Mi分别表示第i类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Xi和∑Mi分别表示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MI的取值范围为［－1，1］，正数表示第i类产品出口相对于本地区整体出口具有竞争优势，负数表示第i类产品出口相对于本地区整体出口竞争力具有劣势。在商品分类上，拟采用联合国颁布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进行划分，分别是: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SITC0)，饮料及烟类(SITC1)，非食用原料(SITC2)，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SITC3)和动植物油、脂及蜡(SITC4)，化学品及有关产品(SITC5)，轻纺、橡胶和矿冶产品及相关制成品(SITC6)，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7)，杂项制品(SITC8)和其他未分类产品(SITC9)。其中SITC0－SITC4为资源密集型产品，SITC5和SITC7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SITC6和SITC8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于SITC1类产品，由于烟草是典型的政府控制、贸易保护的产品，而饮料则由于运输成本过高，是当地消费倾向显著的商品，且烟酒和饮料的进出口受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较大，因此其进出口并不反映比较优势或者比较劣势，［4］且该类产品占出口比重较小，同时，由于SITC3、SITC4的商品性质与趋势与SITC2类同，SITC9类产品出口额和比重较小，因此，本文对这几类产品不予讨论。由测算竞争指数(见表1)得到的结论如下:

1．资源密集型产品中，SITC0类产品出口竞争优势较强，TC指数平均都在0.5以上，但是2008年的指数偏低，2009年有所恢复，2010年则略有上升，表明该类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金融危机的波及。其MI指数偏低，接近于0，表明该类商品在福建的出口贸易中不具有显著的优势。SITC1类产品TC指数较高，1999－2004年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接近于1，表明在这段时间内该类产品的竞争优势很强。但2005年起该类产品TC指数急剧下跌，2008年起出现负数，2009年和2010年则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其MI指数也一直在0附近波动，表明该类产品在福建出口商品中不特别具有优势，同时其自身的出口竞争也逐步趋于劣势。SITC2类产品TC指数一直为负且日益趋向－1，而其MI也是小于0并且呈现下降的趋势，表明该类产品处于严重的比较劣势。

2．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中，SITC5类产品TC指数从2005年后开始趋向于0，竞争劣势逐渐缩小，但是2009年又有扩大的趋势，2010年略为好转。其MI值也小于0，表明该类产品不具有竞争优势，受金融危机的波及仍然较大。SITC7的TC值在2002年由负转正，呈现上升趋势，MI值在2007年以后也开始不断上升，然而2009年与2010年则双双呈现下降趋势，表明虽然该类产品竞争优势逐步增强，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且影响的持续时间较长。3．劳动密集型产品中，SITC6类产品的TC值呈现迅速扩大的趋势，其MI值2005年后由负转正且逐步扩大，但是2009年均有所下降，2010年略为回复，表明该类产品的竞争优势较强，但是也受到金融危机的波及。SITC8产品TC值与MI值在所有的出口商品中为最高，其TC值最高的时候接近0.9，MI值最高时达到0.4，但是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与其他类产品不同的是，2008年该类产品的TC值没有下降，2009年TC值与MI值反而略微上升，表明该类产品仍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金融危机影响有限。综上所述，目前福建出口商品中最具有竞争优势的仍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尤其是包括服装、鞋子、箱包等在内的杂项制品;其次，资源密集产品中的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类产品具有较高的竞争优势;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不具有竞争优势但是其劣势有缩小的趋势，大部分产品均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二、危机后竞争优势分析

1．对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影响分析。资源密集型产品中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类产品具有较高的竞争优势，究其原因在于福建拥有适合发展农业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国家政策对农业的扶持。福建复杂多样的气候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适合发展多样的农、林、牧、副、渔业生产。同时，在中央农业政策的支持下，福建省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重点扶持农业的发展，形成了以畜禽、笋竹、水产、蔬菜、水果、食用菌、茶叶、花卉和烤烟为主的优势农产品产业，它们一直是福建的顺差产业。［5］美国、日本、欧盟、东盟和台湾是福建农产品主要出口市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市场尤其是美日欧消费信心受到打击，外围市场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人民币持续升值，经济不景气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针对福建农产品的贸易摩擦加剧。同时，福建省内农业劳动力和农资产品的价格纷纷上升，导致农产品成本不断提高。这些内外因素造成福建该类商品出口竞争力下降。2009年世界经济开始复苏后，国际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回暖，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区的成立以及《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达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福建农产品的出口，出口竞争优势有所回升。但是，经济复苏的缓慢性以及前述种种因素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因此，危机后福建该类商品的竞争优势仍旧存在着相当的挑战。

摘要：2020年突如其来的肺炎公共卫生事件给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危机。近些年来中国经历了各种危机，它们给中国旅游业带来了较大损失，而此次肺炎危机给中国旅游业带来的损失更为严重，具体表现为：旅游经济损失大、旅游企业损失大、旅游形象损失大和旅游者心理创伤大。面对危机，中国旅游界纷纷应对，力图恢复信心，重振旅游业。本文从后危机管理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思考，包括建立常态化、立体式旅游公共危机应对机制；加强营销，重塑旅游形象；关注自然旅游产品，促进旅游产品的品质提升与转型升级；优化旅游管理和服务，引导旅游者改变行为模式等。

关键词：肺炎公共卫生事件；中国旅游业；后旅游危机管理

旅游业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行业，政治风波、经济危机、恐怖主义活动、战争及疾病等危机都可能影响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的信心，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出游决策，也影响着旅游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威胁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目前，关于旅游危机研究的成果众多。国外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邓冰等(2004)关于国外旅游危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与恐怖主义、旅游与政治不稳定、旅游与战争、旅游与犯罪等[1]；赵刘等(2009)对波及全球的四种旅游危机，包括英国“口蹄疫”危机、印度洋海啸危机、美国“9•11”危机、亚洲金融危机进行了分析[2]。国内关于旅游危机管理的研究较多，尹菲等(2009)总结了汶川大地震后，乐山旅游业面临的危机及实施危机管理的措施[3]；周娟等(2006)认为应构建立体化旅游危机应对网络[4]；彭珊珊(2009)认为在危机发生前、危机发生期、危机恢复期和危机痊愈期不同的阶段各有不同的管理机制[5]；罗潇等(2009)认为政府在旅游危机中应发挥主导和协调作用[6]。马云(2013)提出了树立安全意识，与保险公司加强合作、转移风险，组建突发事故管理机构，妥善处理危机四个方面的对策[7]。

1主要危机对中国旅游业的影响

近二十年来，影响中国旅游业的主要危机包括经济类，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社会突发事件，如2001年美国“9•11”恐怖活动；公共卫生事件，如2003年“非典”；自然灾害，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冰雪灾害，它们都对我国旅游业造成了一定影响。1.1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际旅游方面，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入境旅游锐减、出境旅游增加、国际旅游竞争加剧。以入境旅游为例，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入境旅游的影响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98年上半年。国家旅游局统计资料显示，1998年1—6月旅华外国人次数比1997年同期下降了2.44％，外汇收入同比下降8.88％。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入境旅游的影响主要是东南业市场，特别是泰国、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旅华市场，从下半年起跌幅逐月加大，甚至出现负增长。1.22001年美国“9•11”恐怖活动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尽管美国“9•11”恐怖活动对世界国际旅游市场带来了巨大动荡，但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并不大，2001年是中国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出境旅游全面发展的一年。但是2001年“9•11”恐怖活动对中国入境旅游也带来了一定影响，9—11月我国入境旅游同比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其中，美国来华游客大量取消预订和延缓行程，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但全年来华旅游人数为94.88万，比上年增长5.9%。1.32003年“非典”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非典”对中国及亚洲旅游业影响最大，中国旅游业首当其冲，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入境旅游锐减、出境旅游增加、国内旅游略有下降。国家旅游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全年入境人数9166万人次，比上年下降6.4%，国际旅游外汇收入174亿美元，下降14.6%。全年国内出境人数达2022万人次，增长21.8%。其中因私出境1481万人次，增长47.2%，占出境人数的73.2%。国内旅游人数达8.7亿人次，下降0.9%；旅游总收入3442亿元，下降11.2%。1.42008年汶川大地震等灾害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由于汶川大地震和冰雪灾害等不利因素的共同冲击，2008年中国旅游业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中国旅游市场中，入境旅游受到一定影响，但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仍持续增长。国家旅游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全年共接待入境游客1.30亿人次，实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408.43亿美元，分别比上年下降1.4%和2.6%；国内旅游人数17.12亿人次，收入8749.30亿元人民币，分别比上年增长6.3%和12.6%；中国公民出境人数达到0422021年3月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1.9%；旅游业总收入1.16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5.8%。由此可见，旅游业一个非常敏感的行业，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因素，还是各种突发事件都会给旅游业带来重大影响，但影响快恢复也快，中国旅游业从根本上看上升的趋势没有变化。

2肺炎公共卫生事件给我国旅游业带来的影响及现状

一、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迅速发展演变为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与金融创新过杂过乱、导致市场约束机制失灵不无关系。回顾此次危机中的金融创新，投资银行等机构在次级贷款基础上设计出初级衍生金融产品—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第二级金融衍生品，即债务抵押权益（CDO），继而在CDO产品的基础上设计出第三级衍生品。利用金融创新，金融机构创造出各种资产支持证券以及衍生产品，释放出大量因贷款占用的资本金继续进行放贷，催生了泡沫，积累了风险。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金融创新产品结构繁复、风险难辨，即使专业金融人士也未必弄得清楚，更不要说普通投资者了。由此可见，虽然金融产品创新大大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了全球资金的周转速度，但产品创新过杂，数量过多，离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越来越远，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说明，对于金融创新的评价和使用，必须辨证分析，趋利避害。首先，金融创新的根本出发点是服务实体经济，满足市场的真实有效需求。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并不能创造新的价值，往往演变为金融系统内部的价格投机。其次，金融创新要与金融体系发展的成熟水平相适应。金融市场是一个整体，其成熟程度是由市场基础设施、市场参与者和市场对外关联度等因素共同决定的。金融创新需要与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相匹配，与市场参与者的认知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相适应。第三，金融创新的推动和发展应符合投资者的根本利益。作为投资者改善管理、优化财务、对冲风险的工具，金融创新应按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进行规划设计，坚持金融创新适宜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实际的风险承受能力，防范因信息不对称可能引发的商业欺诈行为。

二、金融危机后国际银行业金融创新新动向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对金融创新进行了深刻反思，并采取了不少措施约束脱离实体经济需求的过度创新行为，国际银行业特别是欧美银行业金融创新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

（一）更加注重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金融创新重新步入规范化的时代。危机爆发后，针对金融创新缺乏市场规范、透明度过低、创新过度等乱象，欧美国家开始重塑金融监管体制，普遍表示要建立一个普适于所有经销商和衍生产品，包括利率互换、货币互换、外汇互换、商品互换、股权互换、信用掉期违约以及其他未来可能创新的产品在内的全面、审慎的监管制度，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给金融市场带来系统性风险。如果说危机前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是以美国华尔街为主导的全球金融创新大发展的年代，那么金融危机后一系列的金融监管改革，则标志着全球金融创新规范时代的到来。比如，2010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金融保护法案》，提出要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与系统性风险监管委员会、调整美国的监管结构、加大美联储对大的金融机构的监管，以及设立对大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防范和化解风险专门工作委员会等监管政策，这有利于解决美国金融创新过程中创新过度的问题，使其回归价值创造的本质。又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09年1月文件《新资本协议市场风险框架修订稿》与《新资本协议框架完善建议》，对新资本协议框架下资产证券化创新的风险防范提出修改建议，包括银行应在其内部资本充足性评估程序中对资产证券化所引致的所有风险予以处理；银行使用内部评级法计量资产证券化监管资本要求，应给予再证券化风险暴露更高的风险权重；对使用外部评级计量证券化资本要求设定了额外限制条件；加强资产证券化流动性便利的监管，等等，这将对规范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二）过度复杂的金融创新产品已风光不再，但简单、透明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仍保持较快增长势头。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业创新发展一日千里，特别是层层衍生的金融工具创新更是呈现爆发式的增长。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证券市场信心顿失，复杂衍生品市场发行量也一泻千里，欧美市场作为主要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开始了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全球CDO发行量从2006年的5520亿美元、2007年的5030亿美元，骤然下降到2008年的611亿美元；全球CDS名义市值从2007年底的62万亿美元骤降为2008年底的33万亿美元；全球金融衍生品名义市值在2008年下降24.6万亿美元的基础上，2009年又继续下降了35万亿美元。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在危机后已风光不再，特别是受制于监管的制约，过度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及交易在未来可能进一步萎缩。但与此同时，在美国，一些单级证券化产品在2008年后还一直在发行，特别是贷款交易等资产证券化的前端初级产品快速恢复，保持着较快增长的势头。据得力（Dealogic）的数据显示，美国2008年和2009年包括汽车贷款、信用卡贷款、住房贷款、设备贷款和学生贷款等资产类型在内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量仍分别达1395亿美元和1509亿美元；2010年前两个月也有185亿美元的发行量。此外，美国2010年第一季度共发行了价值29亿美元的商业按揭贷款支持证券，而2009年第一季度这类证券的发行额不到7亿美元。这说明简单、透明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仍是必要的市场工具，对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仍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金融危机后美国仍然运用资产证券化的原理和一些简单的结构性证券处理许多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简单的金融衍生品在帮助美国转移、化解金融风险、避免大规模的长期经济衰退方面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论文摘要：本文结合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学所面临的新形势，对国际贸易学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研究和探索，以及对国际贸易学课程教学内容的配套改革措施进行了分析，以此增强该课程教学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论文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学教学内容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外贸的快速增长，我国各类高校包括综合类院校、财经类院校、理工类院校、师范类院校以及农、林等其他院校，纷纷开设国际贸易专业。与此同时，开设的专业基础课国际贸易学也随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框架体系，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2008年下半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风暴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反危机，使得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观点、新做法、新措施，这对国际贸易学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本文结合后危机时代所面临的新形势，对国际贸易学的教学内容改革进行研究和探索，以增强该课程教学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一、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学教学面临的新形势

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严重影响，2009年全球贸易量下降了12％，是二战以来贸易下滑最严重的一年。但随着世界各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不到两年时间，全球经济逐步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后危机时代。同时，国际经贸环境也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贸易模式发生改变。这次金融危机带给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一个巨大的教训，就是对过去那种“去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反思。他们认识到：目前，由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不能够完全统一，在国内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制造业，才能实现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这就出现了“再工业化”和重归实体经济的发展趋势，如奥巴马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由于美欧和其他发达国家不让自己的制造业外移，这将使国际进口市场出现萎缩和全球贸易减速，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速将持续下降，因供求矛盾而被迫扩大内需，从而使过剩生产型增长模式面临再调整过程，这必将导致全球的贸易模式发生改变。

一、金融危机下金融监管缺失分析

1.对次贷过程监管缺失。通过住房贷款经纪人的推销，房贷银行(MortgageBank)的信用审查和审批，一笔住房贷款往往就这样完成了。但是本应在此过程中发挥指引作用的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并没有对次级贷款的发放机构、发放标准进行监管，危机发生前，依然没有对其引起高度的重视，因此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对次贷过程的监管存在缺失。

2.二级市场监管缺失。商业银行通常会把贷款卖给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而后者通常会利用一些金融工具把这些资产重新打包，变成以贷款的债权做担保的证券，然后把这种已经放大了收益的金融产品卖给相关的投资机构，从中或许手续费等收益。在这种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由于杠杆作用，使得资产的实际价值已经被防范，而同时由于资产证券化的过程是较为复杂，就进一步掩盖了其真实的风险信息，并将这种带到了市场中，而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对于这种金融产品创新和衍生品的泛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对其进行干涉，同时由于金融衍生品的信息公布是不需要在资产负债表中显示，因此监管当局也无法得到准确的产品信息。

3.信用评级公司监管缺失。从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来看，信用评级机构也成为了推手，危机前，其把大部分的次级住房贷款都给予很高的评级级别，而其后又迅速降低所有次级贷款的评级，加剧了市场的恐慌，存在着“利益相反”的问题，这严重影响了信用评级的“公正性和严正性”。

二、金融危机后美国、英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分析

1.美国“伞+双峰”式改革的制度分析。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也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改革，此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最终模式是在“伞”的基础上吸收了“双峰”的结构特点。新的监管体系具备了以下三个职能：一是从稳定整个金融市场出发进行的市场稳定监管；二是从加强市场规范的审慎金融监管；三是从投资双方出发的商业行为监管。在这其中，市场稳定监管者(美联储)充当“伞+双峰”的“伞骨”，两个监管机构充当“双峰”来执行目标型监管职能。

论文关键词:金触危机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贸易保护经济形势现状策略

论文摘要:2008年美国次货危机攀发，金触危机很快艾延全球，给世界经济带来强烈发撼。时至2010年，这场风基最强劲的势头已经过去，全球经济开始回吸。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呈现出祈的特点，高失业率、预期通胀率、国际贫易竟争加剧、，易保护重断抬头……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国际贫易艰难发展。面对祈的经济扶序，我们应该积极训整对外贫易政策，以在祈一枪竟争中盛取更有利的对外贫易地位。

2008年，潜伏已久的美国次级房贷问题全面爆发，掀起金融市场的狂风巨浪，贝尔斯登岌岌可危，雷曼兄弟土崩瓦解，AIG直面流动性危机，房地美、房利美巫待注资……这场金融危机强烈震撼了美国经济，使其遭受二战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并且很快蔓延至北美洲、欧洲、大洋洲直至席卷全球，世界经济经历了一场巨大浩劫。时至今日，全球经济体已经挺过这场风暴的中心，逐渐过渡到“后危机时代”。

这场令人谈之色变的金融危机一度使世界经济低迷，公众信心丧失，在与之周旋抗衡的过程中，全球经济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国际贸易也出现了新的特点。据世贸组织(WTO)统计，2009年世界贸易总额下降12%，降幅为60年来之最，而中国在2009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外贸出口一方面面临极为不稳定的经济大背景，另一方面又因为贸易竞争力的增加而承受着来自其他国家日趋强劲的贸易保护压力。这就要求我们适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寻求出口贸易新模式，从而推进我国国际贸易又好又快的发展。

1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分析

1.1世界经济止跌回升.增速缓慢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今天，我国正在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但2008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持续蔓延，我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贸易环境和不断增多的贸易摩擦，使得我国的出口贸易阻力重重。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贸易摩擦现状，探讨后危机时代我国贸易摩擦的主要特点，尝试提出应对的策略与建议，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贸易摩擦;特点;策略

一、后危机时代我国贸易摩擦的现状及特点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的低迷，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贸易局势日渐复杂和严峻。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我国在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别国的贸易壁垒，使我国成为贸易摩擦的高发地，这也成为制约我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主要障碍。

(一)贸易摩擦的形式趋于多样化

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贸易保护性措施主要采用“双反条例”———即反倾销反补贴附加税。然而，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式贸易保护性措施开始出现在我国的涉外产品中。例如对产品附加特别科学标准或者认证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以保护环境或自然资源的绿色贸易壁垒;以及打着维护知识产权旗号的知识产权壁垒等等。由此产生的贸易摩擦形式多样、名目众多，严重影响了我国产品的竞争力，预计以后的贸易保护手段还会更多样化、隐形化，我国的贸易形势越来越严峻。

一、选题背景及文献综述

通过以上文献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处于工业化进程初级阶段的越南的需求结构特征具有欠发达国家需求结构的共性，亦即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而投资比重持续上升。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越南这一发展趋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以越南为代表的欠发达国家需求结构的变化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因此，我们十分迫切而深入地分析越南等国家在金融危机后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以此应对发达国家需求结构的调整，应对非洲、拉美和东南亚等欠发达经济体需求结构变化和经济发展政策的调整。

二、金融危机对越南经济的影响

（一）金融危机前经济高速增长

自1986年实施革新开放以来，越南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经济进入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1996年越共“八大”提出要大力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2001年越共“九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7年1月越南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50个正式成员国等。这些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极大地促进了越南经济的发展。2000～2007年，越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维持在6．8％～8．5％。2007年，尽管周边国家经济并不景气，越南经济增长速度却高达8．5％，股市亦高涨，达到历史高点1100多点。⑥因此世界各大评级机构对越南的评价也是令人振奋，“亚洲新兴国家”、“四小虎”、“展望五国”等桂冠都戴到了越南的头上。然而，在一片繁荣景象背后，越南过快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是经济发展内力不足、发展质量及效果低等。因此，始于2007年底的金融危机使其经济遭到重创。

（二）国际金融危机重创越南经济

一、监管理念的更新

（一）自律性与政府监管并重的监管模式

自律监管制度的基本意义是指行业内从业人员共同制定规则来约束自身行为并实现行业内部自我监管、保护自身利益和维护本行业的发展。自律性监管需具备三个要素：首先，市场参与者制定自律规则；其次，自律组织不受政府财政的控制；再次，自律监管的动机来自于市场参与者的共同利益。由此可见，金融衍生品自律制度是在充分了解市场因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市场参与者的意愿，具有相对的经济独立性，避免了政府的非理性的市场干预。在次贷危机爆发后，自律制度仍然被主要的经济国家法律所认可。这是由于其与生俱来的独特性优势所决定的。第一，自律制度有较强的道德约束。由于法律的滞后性的限制，衍生品监管总是落后于其创新。自律监管能及时根据市场的变化而推出新的规范并利用市场道德来维系市场的正常运转，弥补了法律的不足。不可否认的是，道德、舆论的压力有些时候可以达到政府监管不能达到了良好结果。第二，自律监管比政府监管更敏感。与政府监管不同，自律性监管的倡导者本身就是市场参与者，这使得监管规范的制定和执行更加高效，便于参与者理解接受市场规则。第三，自律性监管具有很强的灵活性。这就使得其具有预警、缓和甚至化解潜在危机的能力。第四，自律监管具有专业性。与政府监管相比，自律监管是由专业市场人士来进行监管，其目的性强和可操作性强。第五，较少的监管成本。由于自律监管的发起人往往是市场参与者本身，因此，存在减少监管成本的动机。此外，自律监管也不受程序上的诸多约束，比政府的监管制定更加高效。当然，自律制度并不比监管制度完美。它并没有使市场有效的避免危机，存在以下三方面的缺陷：第一，存在行业内的监管不公平现象。部分自律组织的倡导者可能会对其他市场参与者形成自然垄断，阻碍市场的良性竞争机制的发展;第二，存在利益冲突使监管失效。监管的目的是为了行业的整体利益的提升。然而，监管的费用会给自律组织带来大量费用，很难保证市场参与者能具有共同的利益目标而自愿承担监管的费用;第三，监管范围的不全面。对组织的人员或机构没有约束力，不具备法律的强制力。

（二）安全价值的回归

随着金融自由化和信息化的加剧，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理念也由安全优先转变成了效率优先。然而，此次金融危机提醒人们效率优先的前提应该是安全优先。安全优先的监管理念其实早就有提出，但是缺少有效的执行。例如，英国《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规定“监管的首要目标是保证对消费者与投资者适度的安全保护。”对于创新速度越来越快、与经济实体越来越脱离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应当限制其种类的发展速度。鼓励投资者回归与经济实体联系紧密的衍生品市场，例如利率期货、股指期货等。

二、监管内容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