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范文10篇

风靡亚洲流行电影市场的日本电影导演岩井俊二于1997年，也就是日元将临暴跌的关头所拍摄的《燕尾蝶》，有这样精彩的反乌托邦式开场：公元某年日元价格暴涨，吸引了无数第三世界的移民劳动力。其结果，是在亚洲造就了一个半寓言半噩梦半浪漫的、芝加哥混杂底特律的跨国城市：“元都”。而这个“元都”里国籍不清的主人公乃是来自，“后革命”大陆的“上海帮”。

当年以摇滚乐为学生抵抗运动增添丰釆的韩国音乐家金敏基有这样的隐忧：柏林墙倒塌了，但南北韩之间自朝鲜战争以来被迫的对峙却仍然僵持着。音乐剧《地铁一号线》可以从柏林一举搬到汉城。但又有谁可以沿看地铁的延伸，跨越那道韩国的柏林墙呢？作为一个不无象徵性的解答，大陆延边的来到汉城寻找未婚夫的少女成了这位的想像的越界者。她是金敏基的创作灵感，她成了金敏基重写《地铁一号线》并重组韩国及亚洲历史和未来图象的媒介。

十年前，大陆的越界者形象还仅仅是《北京人在纽约》《上诲人在东京》之类通俗连续剧裹的空洞的欲望符号。几年之内，大陆流民作为合法非法半非法的国际越界者的形象已经悄然开始作为一种历史和文化冲击力激发着香港、日本、以及韩国导演和艺术家们的新的灵感、新的观察。这些作品，通俗也罢严肃也罢，使人面对无法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晚期社会主义流民的全球流浪正在形成一个有潜力的新的文化主题，至少，正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产生着难以描摹但却深刻的历史文化和心理的影响。

出现在九十年代以后的被成为“全球化”的世界裹的中国流民现象，与其说是“历史资本王义”（布罗代尔语）发展到“全球化”阶段的结果，不如说是“后社会主义”，或借用德里克的定义,“后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后、（以及后改革?）--这个模糊时代的特产。如德里克指出的，说到底，“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其是资本主义的扩展变化的必然，不如说首先是社会主义世界变化的结果，至少，离开前苏联的瓦解、前南斯拉夫的离析以及中国大陆政治和经济文化政策在六四以来的急剧变革，资本全球化及前经济和军事权威的绝对化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如果从“后革命”的角度看“全球化”，那么因特定的改革政策而生的流民可以说直接体现了“全球化”在中国和亚洲这个领域特殊的方式和进程。在这个特殊过程中，“资本的全球流通”仅仅是故事的一半甚至一少半。而另一半大概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后革命”流民负载的政冶经济和文化内涵以及他们对“世界”的影响。

“劳动”(labor)抽象劳动-(abstractlabor)这类人们熟知的概念似乎难以穷尽“后革命”流民负载的政治经济内涵。他们“无”的东西不仅是财产、生产工具或知识，而且还有早期欧洲“无产阶级”或今天的Laborers仍然拥有的东西--商品化了的劳动。他们通常是欲成为“劳动力”而不得的流民，即使他们有“劳动”干皮肉生涯、修车、服务业等等，那也不尽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化的、创造剩余价值和资本再生产的“抽象劳动”。他们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他们的“劳动”虽然也是商品，偶而被用来创造-下剩余价值，但多数情况下是废品或积存品，是剩余劳动或者剩余价值的反面。在这个意义上，流民的劳动是一种在本质上已经遭到资本运转的规律拒绝的劳动力。他们的劳动是下断接近商品化又不断遭到废品化的劳动，是游离往返於废品和商品之间的、不可规范化劳动。甚至他们的“消费”游离於商品之外：这“消费”毋宁是废品再用--重创废品的使用价值。他们在商品消费者与废品使用价值的再创者之间变换角色。而这种不断接近简品化又不断遭到废品化的劳动，这种游离往返于废品和商品之间的、再创使用价值的、不可规范化劳动/消费，确定了流民们在资本历史的内外今昔都具备的颠覆性潜能以及这种潜能可能发展的历史角色。他们作为妓女，剩余劳工、非法越界者的生存不仅被排斥在资本再生之外，甚至也被排斥在“劳动”这个商品范畴之外。他们是被商品化排斥的那一部份社会关系。这部份社会关系在资本面前变得无名无姓，无父无母；无才无艺，甚至无法无天。恰恰是因为被商品化排斥，他们的劳动、才能以及他们的生存本身，实际上都是对资本正常运转的威胁。

但“后革命”的流民作为文化符号所负载的政治文化含义却不仅是“资本”之外或“商品”之外而已。他们还代表了“俊革命”的历史主体以及这个主体与“他人的历史”的遭遇。“后革命”流民不同於“前革命”的或一般第三世界的流民。后者虽然也经常游离於“资本”经济之外，但却没有前者所具备的那另一种历史和另一种文化的经历。“后革命”的主体位置--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以及“后”时代的主体--同时是资本史的边缘和社会主义史的残余。它可以同时容纳对资本的鄙视和对社会主义的嘲讽。它不仅对批判和体认社会主义的过去提供了辩证性的视点，同时也为生长与资本史内部的人们提供了想像“他者”、想像另一种历史的空间。当“后革命”的流民们从社会主义的残余地带、从资本史之外跨越韩国的柏林墙、跨越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的界限时，他们的文化冲击力也许超出了所谓的第三世界“经济难民”的冲击力。他们负载的那一段对资本史来说完全陌生的历史，正在以残片的形式给“全球化”的现实带来不同的解释乃至文化可能性。

20世纪60年代，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西方“五月风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以及“披头士”的崛起，制造了一个全球性的反抗、拒绝和颠覆的文化革命氛围。生于60年代的新生代电影人被学界戏称为“红色婴儿”，潜藏于他们童年记忆中的革命体验，裹挟着一股否定、反思、戏谑、荒诞的后现代情绪，构成了后革命岁月中他们感受、理解世俗生活的意向结构。姜文正是这一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从《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到《让子弹飞》，一种浓重的后革命氛围在电影音乐的烘托下勃然而出。

一、戏谑式的革命激情主义音乐符码

后革命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反”革命精神的大面积萌发，“作家韩少功也曾说过，‘’是他的一次思想解放，因为只有到了‘’，他才明白秩序原来是可以被打破的，权威是不必害怕的”。（1）这无疑是“”留给后革命时代的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也成为了“后革命”对“革命”进行反思批判的思想引擎，而这一具有启蒙意义的颠覆之思在姜氏电影中透过激情澎湃的革命音乐符码铿锵而戏谑地传递出来。

《阳光灿烂的日子》（以下称《阳光》）中，“”时期澎湃泛滥的革命英雄主义激情成了马小军那个时代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们的心灵底色。在《国际歌》雄壮的音乐声中，他义无反顾地跟着好哥们儿冲锋陷阵打群架，丝毫不顾对方的苦苦哀求，拿起板砖狠狠砸去，得手之后，马小军们更是踏着《国际歌》昂扬的旋律志得意满地凯旋而归。他们用自己侠肝义胆的暴力行径乐此不疲地诠释着革命英雄的神话，而此时的《国际歌》则没有了原曲庄重严肃的音乐语场，抽空了宏大的音乐内涵，变成了一群混世孩童的战歌，充满了戏谑反讽的荒诞之音。饱含革命激情主义的音乐符码与盲目的混世友情的错位搭配制造了一种颇具陌生化意味的颠覆效果，姜文在这里无疑为观众对于那个革命激情泛滥肆意的年代提供了一个带有黑色幽默意味的观审视角。与第一次群架相比，第二次打群架场面更为宏大，但这场颇费苦心安排的“战争”却最终握手言和、偃旗息鼓。在苏联革命歌曲喀秋莎那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宏大乐音的陪衬下，革命少年在宽敞明亮的莫斯科餐厅极其真诚地欢聚一堂，共叙他们的革命友谊。被打群架的少年抛向空中热情拥戴的“威震北京的小坏蛋”与背景中万丈光芒簇拥下的画像相互映衬，形成了特殊的反讽效果，在对革命领袖的戏仿过程中，姜文完成了对混世少年以及时代荒诞性的有力嘲笑。而将美好的音乐与正义的战争相融合的革命歌曲喀秋莎，则在这场荒诞叙事中扮演了一个“他者”的角色，成了被消解的对象，歌曲中所要表达的战争的正义与爱情的美好，在荒诞叙事的过程中烟消云散，随着画外音所提示的“小坏蛋”“不久就被两个十五六岁想取代他的孩子扎死了”而悄然隐退。

《太阳照常升起》（以下称《太阳》）同样延续了《阳光》中的这类革命激情主义音乐符码来营造“姜氏”荒诞效果。男女情欲是《太阳》的一个聚焦点，影片中的“抓流氓”事件成为本片革命时代情欲变奏的重要片段。学校操场放映电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成为故事发生的重要线索，在欢快活泼的音乐声中，女战士与炊事班长共同上演了一段革命根据地军民鱼水情的革命浪漫主义故事，尽管这一片段在整幕芭蕾舞剧中只是昙花一现，但却满足了那个思想禁锢时代人们的窥视欲望，于是，在革命音乐审美符号的衬托下，一幕群情激愤抓流氓的闹剧在暗夜中上演。被误认为抓了女人屁股的梁老师在众多“手电筒”的追逐下伴随着《红色娘子军》激越欢快的鼓点落荒而逃，芭蕾舞剧中男女战士相互戏逗的情节被转换为画面之外群起抓流氓的荒诞场景，红色经典所蕴含的对于革命政治的宏大叙事在这里被轻而易举地解构了，在姜文大胆的音乐调侃中，那个禁欲时代人们情与性上的饥渴昭然若揭，对人性的关注以及对时代的反思成为电影的一个重要主题。当狼狈的梁老师拖着在逃跑中受伤的腿行走在校园里时，校革委会主任嘹亮的歌声又在他耳边响起，“我爱，我爱万泉河的清泉水，红军曾用河水煮野果，我爱万泉河的千重浪……啊，五指山，啊，万泉河，红色的江山我们保卫，红军的钢枪永在手中握”。歌声在梁老师和唐老师走进革委会主任办公室之后斗志昂扬地戛然而止。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氛围扑面而来，然而，这对于海外归国的华侨梁老师来说真是太“陌生”了，他面对革委会主任的一脸茫然表现了他与这个时代的深重隔阂。昂扬坚定的革命歌曲与茫然无措的梁老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一次制造了一个话语上的错位，让我们透过时代帷幕的一角窥见了它的荒诞本色。姜文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导演，从《阳光》到《太阳》，这个艺术片的高手又开始与冯小刚等抢占商业片的高地，于是，《让子弹飞》（以下称《子弹》）就这样横空出世了。

然而，实在说来，姜文是绝不甘心就此陷入商业片的浮华之中的，正如片中张麻子所说“站着把钱挣了”，在这部充斥着暴力美学的后现代影片中，戏谑式的革命激情主义音乐符码一以贯之地呈现出来。影片的后半部分，在《波基上校进行曲》的陪衬下，从地平线下大步走来的张麻子、师爷、黄四郎携手登台，向鹅城百姓剿匪大计，背景上巨大的铁血十八星旗既暗合了时代语境，又烘托着剿匪的氛围。然而，还有另一重颇具诙谐色彩的复调如影随形地伴随着革命叙事而展开，黄四郎拿着巨大的扩音喇叭，首先宣称鹅城前五十一任县长都是“王八蛋、禽兽、畜生、寄生虫”，继而话锋一转，“但是，这位马邦德县长，他不是王八蛋，不是禽兽，不是畜生，也不是寄生虫，他今天，亲自带队，出兵剿匪。他是我们的大英雄！”当葛优饰演的师爷接过话筒，吟起酸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走四方”时，黄四郎尴尬怪异的表情对其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解构效果。前后矛盾的英雄宣言，传世诗句的刻意铺陈，这些都与背景音乐《波基上校进行曲》中活泼而诙谐的哨音产生了互文效果，强化了乐曲的小调色彩，淡化了乐曲在原始语境中的革命基调，暗合了影片结尾处的革命虚无主义情境，使剿匪誓师看起来更像是一出闹剧。包括对经典抗战电影带有深刻解构和颠覆意义的《鬼子来了》，日本海军军歌《军舰进行曲》贯穿影片始终，在中日军民把酒言欢的夜晚，在大屠杀的进行过程中，这首歌曲都以亢奋而规正的节奏行进着。以往瑰丽绚烂的民间抗战神话在“农夫与蛇”式的经典寓言面前，在《军舰进行曲》毫无悲悯之情的嘹亮曲调中被轻而易举地颠覆了。还有《远飞的大雁》、《美丽的鲜花在开放》、《革命风雷激荡》等十多首出现在《阳光》和《太阳》中的“”时期流行歌曲，他们的存在不仅仅是单调地为故事涂抹时代的底色，在姜氏电影中，他们更多地扮演着与当下性相悖谬的他者的音乐角色，在错位和差异中，引发一种荒诞戏谑的艺术效果，从而达到消解和颠覆宏大叙事的目的。

当今，“革命”作为一个术语，无论何时、何种场合都在“被”使用着——甚至学校的一次大扫除都可以革命冠之，它的本来面目已经变得模糊不清抑或成为我们心目中的一种记忆。但我们依然会在诸如“七一”或“八一”、“十一”等一些特殊的节日以特殊的方式（比如主旋律晚会、红色电影、唱红歌等）来缅怀红色革命岁月和这些岁月中有名或者无名的英雄。除了程序化的主题纪念晚会外，主流媒体和地方媒体通常会推出一大批主旋律电影和革命历史剧，受众会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去接受、抒发、宣泄某种政治情怀，并在“后革命”时代的历史叙事中重新接受了一次崇高的“革命”教育！从“后革命”说起“后革命”一词源自于美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的《后革命氛围》一书，该书对后殖民知识分子进行批判时使用了这一概念。在谈到后殖民、后革命和全球资本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他指出：“全球主义的基础是资本主义中的发展主义假定，而后殖民主义与全球主义不一样，在我看来，与其说它是为当前权力结构做辩解，倒不如说它是对这种结构的妥协……我曾提议，把现在的形势描绘成后革命的要比后殖民的更贴切，因为作为历史现象的后殖民的直接反应是革命，而当今后殖民主义回避选择革命，更倾向于去适应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1]也就是说，“后革命”作为一种氛围，首先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受到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之后，其革命理论发生了严重的变形；其次，所谓的“后革命”亦体现了对“革命”的种种改头换面、改弦易辙或者与现实妥协。[2]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后革命”叙事就是“后革命”时期的文学叙事。陶东风认为，“后革命”除了分期的含义之外还有反思、告别及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修正、解构、消费“革命”的含义。[3]赵牧认为，所谓“后革命”的“后”，一方面是在革命历史及革命的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之“后”，一方面是对革命的历史及其意识形态的反思甚或批判；而“后革命时代”，则主要是指这种反思抑或批判革命的话语与叙事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4]

后革命叙事既包含那些关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大历史叙事，也包含以历史事件为背景，重在表现人，特别是普通人的人生境遇的小历史叙事。大量新历史小说实际上是属于后者。这些小说虽然不重在再现重大历史事件，但却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革命作为激进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给人特别是普通人带来深刻影响。只要他们的小历史发生在革命的大背景下并表达对革命的思考[5]。显而易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德里克的“后革命”的理念输入到国内学者的理论演绎，革命文化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革命历史叙事则与一些“新经济体”达成共谋，赋予新的意义和面孔，以游戏、大话的方式对革命进行消费性书写。这就意味着后革命时代的中国进入到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的高度商品化、社会生活的高度娱乐化、社会思想高度平面化是当下的流行特征。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传统革命历史无法改变被消费、想象、改写的命运，近年来，革命的资源与回忆以被改编的方式搬上荧幕，就是在消费主义笼罩下孕育出的“后革命之花”。“由于文化越来越听从市场逻辑的支配，而不听从先验理论逻辑的支配，主流文化在失去对文化市场的掌握权的同时，也在失去对历史叙事的特殊解释权。”[6]

所以，“一元化”单一的革命叙事在商业消费的精灵魅影下已变成明日黄花，在“后革命”时代被扬弃或转换，而“革命”在不断地解构中出现新的阐释可能。近几年来，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国产大片的相继公映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后革命”时代的电影叙事革命，如《云水谣》、《集结号》、《风声》、《建国大业》、《十月围城》等，为后革命时代的革命叙述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路径。与传统革命历史影片不同，《十月围城》主要关注的并非历史本体，而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下对历史文本的重构——个人化和民间化的历史叙述，影片重在刻画那些革命“大历史”中常被人忽视、遗忘的“小人物”，呈现他们乱世中的生存状态，关注他们的命运，探讨他们的情感和内心世界。影片以传奇的叙述方式和袪魅化的影像表达，突出了戏剧化效果，重构了“后革命”时代的革命历史的面相。《十月围城》的历史叙述牵涉了复杂的政治文化背景，既美化了意识形态，也为我们重新揭开、认识“历史”的面纱，继而加大了我们探讨后革命时代历史叙事的文化现象和细味美学政治的想象空间。

国家话语与民间形态的双重叙事《十月围城》延续了传统革命历史叙事中惯用的观念，但与其他历史题材电影不同的是，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到普通大众无不叫好。政府看到了爱国，知识精英看到了民主，大众看到了娱乐。正是在对历史的处理和表述中与国家意识形态的耦合，影片采取真实人物与虚构情节相交融的表现手法，立意突出，几乎与正史吻合。“《十月围城》让数以万计的民众为革命大义慷慨赴死，表面看来是对个体生命的无视，而其实是召唤出了民族意义上的国民。”[7]在影像镜头下面把民族历史的认同感、国家意识和牺牲精神加以渲染，巧妙地完成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述。在复线叙事中，影片讲述了一批革命志士为保护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安全，与清政府之间展开一场殊死较量的悲壮故事。“护卫者和暗杀”的符号下，观众已意识到了这部影片主要关注的并非历史本体，而是主流意识形态扩张下的历史文本重构，亦是一种个人化和民间化的历史叙述。然而，正如影片监制陈可辛所言：“我们真的不是在拍一部革命片！”《十月围城》虽然刻意凸显了民族革命的正当性，以求被主流意识形态接纳，但导演陈德森也一再强调，他不关心什么革命、政治，只关心从平民的视角重新叙述历史。[8]也就是说，个人价值在社会历史价值坐标系中的体现，着重突出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即使是小人物也要刻意挖掘其对于历史进程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影片最打动人心的并非革命大义的慷慨激昂，而是在“民间”立场和恣态下重塑掩埋在历史阴影下的小人物的传奇故事。“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目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9]《十月围城》正是以“民间”的视角介入革命历史叙述，使影片放弃了同类题材惯用的宏大叙事模式，重点在于发掘正史上无一记载，多流传于历史边缘的某些不确定因素；以历史小叙事的视角来讲述近现代革命故事，表达普通人对革命的想“象”。

影片打破传统革命“大历史”的叙事视角，采用了民间视角下的“小历史”。整部影片前半部分都是在讲述普通人的“小历史”，而在影片后半部分，当市井小民一一死去，银幕上都会打出其姓名、生卒年月与籍贯。尽管这些人物纯属虚构，但导演化虚为实、重构历史的目的已经昭然若揭。在这里，影片借助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展现了另一种朴素的、平民的历史言说，向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宏大叙述发起了挑战。处于故事舞台中心的并非被护卫者孙中山和各省的革命力量，而是那些慷慨赴死的义士各自鲜活感人的“小历史”。比如满心激荡着民族国家大义的革命知识分子陈少白和青春年少向往革命的少爷李重光父子，还有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的“小人物”。在叙事技巧和故事情节的弥合下，通过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与大事件的风云变幻叠加，深刻地演绎人情、人性和文化的冲突。这种手法化解了历史的沉重感，强调历史的偶然性和巧合性，突出了作品的戏剧化效果，而其世俗化、平民化的叙事，也使读者始终牵挂小人物的命运，容易产生认知和情感的双重同构效应。影片彰显了与《建国大业》、《风声》等不同的风貌及意义，革命的大历史与小人物的个人史并不矛盾，而是互为前提、互为合法性，使得宏大的历史题材和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家庭革命伦理的叙事隐喻在上述国家革命话语的大叙事重心之外，另一个主题就是革命、政治被延宕，置换成伦理、家庭、革命的叙事镜像。与过去对革命的表述只注重社会历史维度的合理性、革命理想主义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构成相比，《十月围城》在保护孙中山的中轴线上，镶嵌了家庭革命的亲情、孝敬、友情等人性主题。影片中涉及几对父子（女）关系，在传统与现代叙事的交织、纠缠中，突出表现了家庭伦理中的重要文化符号——父与子。这种情感叙事既拉近了与观众的想象关系，也隐含了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去赢得民族的强大与复兴的伦理主题。

在中华民族传统中，宗法伦理制度以父子关系为核心，来继承、延续构成家庭和社会，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形成一种民族文化心理，深深地根植在民族文化潜意识中。传统叙事中，父亲形象在革命面前总是反面和失落的。正如巴金在《家》中所叙述的那样，代表权力、专制的父亲及其旧家庭，就是革命的对立面。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即是革“父亲”的命，诉诸暴力的现代革命、政治，打破了由封建权力构成的旧式家庭，颠覆了父子的关系，个体生命获得自由，以达到浪漫的革命理想和政治宏图。消费文化语境下对革命“袪魅”化的影像表达在“后革命”时代，《十月围城》跟其他革命题材电影一样，无可避免地会加入到商业化运作的潮流。商业化下的革命叙事，已经放弃了对历史哲学的思考，大众乐于接受约定俗成的革命经典，只是将它们游戏化、娱乐化罢了。“事实上，《十月围城》作为一部直指贺岁档期的商业大片，其主旨并不在于叙述一段与孙中山、与革命有关的历史，更不在于借影院向观众来讲授近代历史课，而毋宁说，它是试图将一段似乎与历史有关的故事表达为具有高度观赏性和视听冲击力的历史传奇。在这儿，历史是个由头，是个借口，传奇才是核心。”[10]所以，在强大的消费文化场域当中，历史已经丧失了神圣感和真理性。也就是说，通过众星联袂、现代化的情节、世俗化的人物形象等叙事手段来袪除革命历史之“魅”，充分地表明“袪魅”既是当代影视创作的趋势，更是迎合商业化时代的一种策略。《十月围城》从动作情节、台词、明星形象等多个方面对“革命”作了解构。它以保护孙中山为中轴线，革命志士与清廷殊死较量过程中，动作和死亡场面已然是电影叙事的重要元素。从孙中山到港起，整部电影用了近六十分钟的动作来推进电影叙事，激烈的打斗、精彩的动作设计冲击着人们的视觉感官和心理张力，达到了商业化下的功夫片的美学效果。

在中国古代，“革命”的意思很窄，只指改朝易性；语源是《易．革卦》的彖传：“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是变，命是天命。这一词义，两三千年里没有变化。

“革命”现在的用法，是从日本语来的。有一位叫陈建华的旅美学人，在98年的《读书》上写过一篇文章，指出晚清王韬的《法国志略》（1890年），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的“革命”、“法国革命”，而王韬这个用法，和他这本著作的很多地方一样，取自日本人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的《万国史志》。

在日本，“革命”这个词本也是从汉语来的，但到后世，已经被改造，可指变革，如“明治维新”便被称为“革命”，再后则与“国际用法”接轨。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讲，1895年，孙中山来到神户，见到当地的报纸，上面说“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对陈少白说，这个意思很好，以后我们就叫革命党罢。陈少白的回忆（《兴中会革命史要》）与此略同，并讲到此前他们也只以为做皇帝才叫革命，自己只算是造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接受了西方“共和革命”的内容，复加以排满的“种族革命”，故不但与保皇党势难两立，便与改良派也互相水火。孙中山后来总结“大三民主义”时消去了一些极端色彩，这是后话。

由于“革命”的现代用法初进中国时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个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语义，使它从一开始就有两种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义。特别是后一点，使清政府只说“乱党”，“贼党”，“叛党”，而绝不愿对孙中山辈使用“革命党”这样的虽然已经流传开来的字眼。孙中山《革命运动概要》说：“革命之名字，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这在当时，是为自己的“革命行动”争取合法性的努力，但稍后，很多人已指出中国历史上只有造反和变乱，鲜见革命，而此时的革命，已旧瓶新酒。所以章太炎说：“吾所谓革命，非‘革命’也。”（《革命的道德》）就是这个意思。

“革命”很快流行起来。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著文提倡“诗界革命”，“革命”获得更广泛的语义。1902年，主张保皇立选的康有为写了一篇《答南北美州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选不可行革命书》，第二年，章太炎回敬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是当时，是影响非常大的一场争论。（同年邹容写了著名的《革命军》。）这里面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细节：康有为的原文里有一句：“欧洲十六国，除法国一国为革命，……其余十余国，无非定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到了编入1918年的《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时，加了一个“大”字，改为“除法国一国为大革命”。从这一小地方，很可以品出“革命”一词演变的一些痕迹。

辛亥革命没有触及中国社会的底层结构；但北伐的“国民革命”，是席卷全社会的真正风暴。当时的革命宗旨，已加入“反帝”标签和“阶级”思想，中国延续几千年的社会结构，至此才发生剧变。国共分裂后，互以“反革命”相诋。这段历史，人们都知道，我就不罗嗦了。

摘要：本文从世界经济学视角下，整理了目前集体行动下对社会革命的相关研究。社会革命主要面临两类风险，包括集体行动合作失败风险以及后革命状态的社会动荡风险。全局博弈是最为主流的分析框架。私人信息精度的提高将削弱多重均衡的可能性。当考虑后革命状态的社会动荡风险时，不同类型的行为人具有不同的选择倾向。

关键词：世界经济学；集体行动；全局博弈；社会革命

经济学角度下，大规模的社会革命从经济学的角度测量是一件具有风险的事情。作为一种集体行动，风险涉及两方面：一方面是合作失败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合作成功，但是后革命状态未必更好。集体行动不能达成的风险来自于对他人行动不能完全推测。具体来说，人们的回报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行动选择，还与别人的行动选择和某一基本变量有关。该变量不能被任何人准确知道，但都拥有对该变量的个人认知，或者称作个人信念。在大规模社会革命的情景下，这一基本变量可以理解成对革命前社会状态总体的衡量指标。一个人的理性行为取决于自己对于该基本变量的个人信念，自己认为的别人对于该基本变量的个人信念，自己认为的别人对于自己对该基本变量的个人信念，如此循环继续（MorrisandShin,2001）。简单来说就是人们做出与大多数人一致的选择才是理性的选择。对于社会革命成功后风险的研究相对较少。然而，事实上后革命状态的社会往往充斥着巨大的不稳定性（ChenandSuen,2014）。历史上看有大量的例子显示大规模的政治行动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走上一条更好的发展路径。同时，也有众多反面例子，国家在革命之后陷入长久的动荡不安。于是从个人角度看，需要评估两件事情：一是革命后国家整体状况的提升或下降，二是由于个人参与革命而在革命成功后额外获得的回报。以上两类研究最大的区别是对个人回报的不同假设。对于集体行动不能达成的风险研究假设所有参与者在革命成功后会获得同样的一个固定的回报。而对社会革命成功后风险的研究则假设革命成功的回报并不是确定的，并且不同类型的参与者往往获得不同的回报。

一、基于经济学角度下，基本研究框架——全局博弈

对于存在不完全信息，参与者的回报与他人的选择有关的情形，早期Harsanyi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Harsanyi,1967）首先提出高阶信念这一概念，即自己对他人对自己的认知的认知。然而分析无穷高阶信念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需要建立一个针对不完全信息的模型，在模型的设定中包含了对于高阶信念的设定，但在数学上又容易处理。全局博弈最早是由Carlssonr和vanDamme（1993）提出，假设行为人：行为人不能完全观测到博弈回报，但各自可以观测到一个带有噪声的关于收益的信号（私人信息），但是关于噪声信号的分布是常识并且每个人都会观测到一个相同的公共信息，这样行为人就可以通过私人信息与公共信息相结合来推断其他人所持有的信念。全局博弈的具体模型设定如下：存在两种可能的结果：维持现状和通过革现状被改变。假设人口总量为1，行为人i∈[0,1]。表示行为人i所采取的行动，当=1表示行为人选择参与推翻现状的行动，=0表示选择不参与推翻现状的行动。选择不参与的回报是0；如果最终现状被改变选择参与行动的回报为1-c，否则为-c。为一状态标准，可看成现状的维持力或经济基本值；A表示选择采取行动的人数（A=∫di）。仅当时（足够多的行为人采取攻击行动），现状被改变，称革命成功。另一方面，每个行为人均会观测到一个关于的私人信息，=+，~N(0，)。除此之外，每个人还会观测到一个公共信息y=+，~N(0，)。Morris和Shin（2004）已经证明，在上述博弈中，仅当时，存在唯一的均衡（，x*）。当时，现状将被改变；并且观测到x≤x*的行为人，选择参与推翻现状的行动。Morris和Shin的结论表明当私人信息的精度相对于公共信息的精度足够高的时候，行为人将更加依赖于私人信息推断别人的信念，而分散的私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均衡的单一性。全局博弈的分析框架除了可以用于分析政治变革相关问题，另外一重要领域是研究货币危机问题。Angeletos和Werning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基于全局博弈的货币危机模型。该模型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行为人根据私人信息和资产价格做出资产需求选择，通过加总个人的资产需求得到资产出清价格，资产出清价格成为内生形成的公共信息。在第二阶段，行为人根据私人信息和资产出清价格决定是否对当前的货币体系做出攻击（attack）。作者发当私人信息的精度足够高的时候，存在多种均衡。这是由于在该模型中公共信息的精度是内生的，私人信息精度的提高带来公共信息精度的提高，所以带来多重均衡。

二、从经济角度分析，集体行动能否达成的革命模型

一革命：概念及其阐释

革命（revolution）这一术语出现于十五世纪的义大利，专指用暴力突然推翻统治者（政变）一事。这一术语源于占星术家在行星处在某种特定位置时所预言的命运之突然转折的概念。它于1662年在英语中第一次出现，克拉伦登伯爵爱德华•海德用它来形容国王查理二世的复位，此后这一术语又被用来指詹姆士二世的退位，由此便首创了这样的概念，即通过这类革命性的变化可以获得一种理想的秩序1。

革命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革命概念是指一种暴力性政治参与，它一般以夺取政权和恢复正义的政治秩序为目标。西方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家一般都是运用的广义革命概念。洛克认为，政府的合法性并非来自上帝的授意，政府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和增进福利，如果政府不能保护臣民的权利，人民的反抗或革命就是合理的。杰弗逊继承了洛克的革命思想，认为革命是人民争取「天赋人权」的努力。伯克也是在广义上运用革命概念的，他否认法国大革命的合理性，因为他们的君主并非僭主，只有推翻僭主制政府的反抗才是合理的。杜克海姆把革命、起义、暴乱混合起来使用。他认为，由于现代社会变得愈来愈复杂，个人愈来愈孤独，由于丧失了传统的价值观念的指导，他们更易于产生反常和暴力行为。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革命的内涵也是广义的，它意味著朝代更替和合法性的重建，「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改朝换代和天地运转、四时更替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天意和民心（合法性）的丧失是朝代更替的根本原因。

狭义的革命概念不仅仅是指政权的更替或正义胜利，而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大规模重建。马克思运用的是革命的狭义概念，他说：「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2在马克思看来，革命具有进步性，它是先进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代替落后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在。亨廷顿认为，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3亨廷顿的革命概念把革命同政变、起义、叛乱和独立战争区别开来，他认为革命的本质在于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变更。汉娜•阿伦特也认为，「用暴力和变革来描述革命现象都是不够的。只有在变革的发生意味著一个新的起点，在暴力被用来构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并导致形成一个新的政体时，才谈得上革命。」4查默斯•詹隼认为，「革命就是使用暴力改变社会体系。更确切地说，它有目的地使用暴力策略以实现社会结构的变化。」5

从上述可以看出，政治理论家主要是从四个角度来研究革命的：一、合法性的角度。他们认为革命是权威丧失的后果，是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洛克、杰弗逊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二、文明的角度。马克思是革命文明论的阐释者，他认为革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三、心理的角度。杜克海姆把革命看作是现代社会心理淡漠和压力的反应。四、社会结构的角度。汉娜•阿伦特、查默斯•詹隼都坚持认为只有实现社会结构变化的暴力才能称为革命。这四种革命理论都阐明了革命某些方面的内涵，并具有启发意义。概而言之，研究革命要涉及到政府权威、社会结构和暴力行为等方面的内容，革命是社会体系内部通过暴力改变政治权威和价值分配体系的变动。也就是说，革命是一种社会变动，这种社会变动力图改变原有的政治权威和价值分配体系。革命是体系内的冲突，并且它必须是通过暴力来实现的。

二革命与现代化的相关性分析

[论文关键词]:袁世凯;临时总统;国内背景

[论文摘要]:对于袁世凯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原因，学界众说纷纭，文章中作者试从当时国内背景分析袁世凯出任民国临时总统的历史原因。

武昌起义猝然成功和各省相继独立，共和革命成为中国政坛的主流。然而辛亥革命却以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而收场。对于袁世凯何以能够当选为民国临时总统这一问题，学界众说纷纭，以往有学者对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的国际背景进行了探讨[1],认为,列强在中国需要的间接统治工具，必然是既衰弱得足以俯首听命，又强得足以镇压人民，而在革命中一触即溃的清廷，已不能充当这样的工具。列强看来，最适合的人选莫过于袁世凯。由此列强支持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出任民国总统。文章则试从当时的国内背景来阐释袁世凯出任民国临时总统的原因，希读者批评指正。

首先，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来自现代生产关系，现代生产关系没有确立，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不可能巩固地存在下去，马克思认为“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2]辛亥革命推翻清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但资产阶级远没有成熟到足以独立缔造共和制度并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据统计，截至1911年，中国还只有近代厂矿企业562家，资本1.32亿元，其中商办企业只有469家,资本8700余万元。[3]可见，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十分微弱。另从资产阶级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缴纳主要贡赋厘金看，1910年清政府所作的1911年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为2.96亿两，厘金收入仅为4300万两，故在该年财政预算中，其所占份额仅为9.43%。[4]上述事实表明，资产阶级弱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微弱,不能为辛亥革命提供一个有力的经济基础。辛亥革命可以猝然成功，但无坚实的经济基础，势必会影响革命政权的巩固。

此前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屡战屡败，武昌起义猝然发动，猝然成功，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但蓬勃之下掩盖着混乱。摆在国人面前的景象是：“盗贼纵横，土匪充斥，失业之民，全国皆是，焚烧劫掠，盗窃淫戮，商民之家被害者日必数起。”[5]，“言外患则日逼南满，俄涎蒙古也，言内忧则会党充塞，匪盗如毛也，再观内部意见丛生，内讧可惧。四崩五裂，论之堪忧，呜呼！天祸吾国乎？”[6]社会动荡，列强环伺，革命尚末成功，清军尚在眼前。面对此景，软弱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个铁腕人物来完成革命的任务——推翻满清，同时又要这个铁腕人物来帮助他们稳定秩序，迅速统一内政，以防外人干涉。

有谁能够担当这样的重任呢？环顾四海，人们觉得袁世凯是最合适的人选。首先立宪派看好袁世凯。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半年，上海、广东、汉口、天津四商会推张謇晋京，洽谈组织赴美游历报聘团事，同时向清廷进“最后忠告”。张謇绕道彰德拜访袁世凯，一夕深谈，达成默契。张对袁的政治默契，反映了资产阶级立宪派对袁深笃的政治感情和隐约的期待。武昌起义后四天，以立宪派为主体的江浙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就开始制定拥护袁世凯以及收拾大局的计划，即有名的“惜阴堂计划”。他们一方面让拥有实力的袁迫使清帝退位，另一方面则压迫革命党人交出政治权力，由袁任共和政府的总统。在他们的活动下，11月底，各省都督代表会作出决议：若袁君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张謇电告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

一、单项选择题(在每个小题的四个备选答案中，选出正确的答案，并将其号码填在题干后的括号内。每小题1分，共30分)

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是在

A.新文化运动后

B.辛亥革命失败后

C.俄国十月革命后

D.后

∴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含义是什么?

∴确定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具体规定有哪些?

∴对确定山西“牺盟会”人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和“决死队”的军龄计算有何规定？

∴对确定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进步团体及三联书店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有何规定?

∴对确定建国前我党开办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延安中学等校学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有何规定?

∴对确定归侨干部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日寸间有何规定?

摘要：1929年红四军入闽，是在出击赣南、以解井冈山之围无果的形势下，知悉闽西的革命基础好，又时值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契机，加上此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供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合力促成的结果。率领红四军入闽，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红色风暴中最具转折意义和重大影响的事件之一，不仅拉开了创建闽西中央苏区的大幕，而且勾画了中央苏区的发展蓝图，并从西向东“波浪式”辐射到福建全境和闽浙赣边区，有力地推动了福建各地苏区革命斗争的开展，对中央苏区的创建发展具有奠基性和导向性意义。

关键词：红四军；；闽西；中央苏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有四次重大的“入闽”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军入闽、红四军入闽、东方军入闽和红十军入闽。这四次入闽军事行动，对福建苏区革命斗争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四次入闽军事行动中，红四军入闽无疑是历史地位最为重要、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1929年3月至10月，红四军先后两次入闽作战，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和重大影响的事件，不仅极大地推动了闽西中央苏区的建立，对福建苏区革命斗争的开展也是有力的推动，而且还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发展格局，为中央苏区的发展壮大指明了方向。今年是率红四军首次入闽90周年，特撰此文，以志纪念。

一、红四军入闽的历史条件

大革命失败后至1929年初，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大多失败了，但起义武装相继转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开辟了赣西南和闽西根据地、赣东北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广东东江根据地、广西左右江根据地、琼崖根据地、湘鄂边和湘鄂西根据地、鄂豫皖边根据地等10多块有影响的红色区域。在这一红色风暴的推进中，赣南、闽西成为红色风暴的中心，红四军即“朱毛红军”则是红色风暴的主角。红四军成为这一红色风暴主角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红四军入闽即拉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大幕。红四军入闽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也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其一是形势所迫。为了打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采取“攻势防御”战略和“围魏救赵”策略，、、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迫使两省国民党军分兵回援，以解井冈山之围。不料，井冈山根据地失守，加上红四军主力首次进行无根据地作战，接连失利，不得不率红四军沿闽赣边界向南转移，以摆脱“追剿军”的穷追。如果说1927年9月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遭到挫折后，被迫率领部队“上山”，闯出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新途径，闯出了中国的第一个农村红色政权，那么，1929年春率领红四军主力被迫入闽，则为中国革命闯出了更大的新天地——创建中央苏区，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革命舞台。其二是福建特别是闽西的革命基础好。1928年3月至10月，后田、平和、上杭蛟洋、永定、崇浦五大暴动席卷八闽大地，拉开了福建苏区革命斗争的序幕，其组织之严密、成功率之高、影响之深远，全国是不多见的。五大暴动后，福建苏区革命斗争呈燎原之势，以波浪式推进的方式，几乎红遍八闽山区农村，使福建成为一座坚强的“红色堡垒”。正如1929年3月12日，中共长汀党组织负责人在四都镇向汇报的：这里群众条件好，国民党地方部队力量较为薄弱（只有2个团），是开辟根据地的有利条件①。可以说，红四军失去了井冈山老根据地，却意外发现了新的“革命绿洲”———闽西，它具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诸多有利条件，如有地方党组织配合、群众基础好，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也出乎意料的好。正如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复信中所说的：“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健的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②1929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国共产党信中指出：“朱毛的游击队伍，虽然各方面的反动势力都尽量的向他压迫，但是他们不独仍然保特（持）着他的实力，并且最近在福建省还得了相当的胜利”。③其三是契机的推动。历史的发展往往是由契机推动的。1929年三四月间，也就是红四军转战闽赣边之际，国民党的新军阀混战，即国民党军阀蒋桂混战爆发，特别是福建军阀到广东参加粤桂战争，为红四军入闽、开辟闽西根据地提供了有利时机。其四是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供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这一点，以往论者很少关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1929年底的两年多时间，是中国革命进入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起步阶段，也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的调整期，即共产国际主导下的中共中央相对宽松的放手阶段。此间，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由于对急剧发展变化的局势认识不清，一时又提不出有效应变对策，同时也怕再犯错误和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对中国共产党人奋起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系列暴动起义，采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观望态度。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专门指示“俄国军事顾问、军官都不应参与暴动”，④也就是说当时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谁也没有领导这个运动”。⑤因此，在这一调整阶段，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主要是以形式上的文件如通告、指导信等的间接指导方式为主。因而，在此期间，全国各苏区党和红军基本处于相对独立的革命斗争状态中。任何的探索都是需要有一定的实践空间和时间为条件的，何况是在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下开展的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至1929年底，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的农村武装割据斗争，尤其是对苏区红军发展的指导更为薄弱，无疑在客观上为领导创建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难得的探索空间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红四军如果不顾具体斗争实际，一味遵照中央关于“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的指示行动，就很难有红四军入闽后的一片大好革命景象。

二、红四军入闽的意义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