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理论范文10篇

一

对于后发优势理论的最初阐述，国内学者进行了研究，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最早对绝对优势理论进行了研究和表述，成为后发优势理论的起源[1][2]。从那以后，国际学术界从资源禀赋理论、区位理论、制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各种角度来探求后发优势形成的原因和促成优势的生成机理。笔者以为对后发优势进行系统研究与表述并明确地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兴起，一大批新兴国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在雅尔塔体制下形成的冷战格局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重视亚非拉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许多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在其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的指导下，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现代化理论的诸多流派，其中对后发优势理论阐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和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

列维认为，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第一个优势在于其现代化进程不再是像现代化的先行者所面临的未开发的领域；其次，现代化的后来者具备了在许多方面借鉴先行者的可能性；第三个优势是后来者跳跃过先行者必须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些早期阶段，以缩短实现现代化的历程；第四个优势是后来者通过先行者所取得成就的认识，看到现代化前景从而对后来者产生激励并树立信心；最后一个优势是后来者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得到先行者在各个方面的帮助与支持[3][4]。同时必须指出列维在论述这些后发优势时表明了这些优势存在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充分强调了现代化后来者所存在的“后发劣势”问题。

格申克龙在研究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指出，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后发国家能够从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成果来加快自己的发展，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二是后发国家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均具有落后的意识，从而为国家发起的现代化提供保证[5]。格申克龙同时指出，这些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利用这些优势所必须的条件与落后国家的现实条件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要使潜在的优势变为现实的优势，就需要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条件。

除上述两位学者之外，学术界还有很多人对后发优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英国的彼得·鲍尔认为，“第三世界如今可以利用外部市场，利用外国资本市场，利用大量过去不曾有的技术和技能。”[6]俄国的托洛斯基把后发优势称为“历史落伍者的特权”，他认为，“虽然落后国家被迫跟随着发达国家，但目前并不按照相同的秩序去做事，历史落伍者的特权……（是）迫使自己采纳任何地方、任何时期已经完成的发展式样，从而越过整个居间的等级系列”达到理想的目标[7]。美国学者赫尔曼·康恩把有利于后发国家的因素归纳为10个方面。即资本、市场和技术的获得；劳动力的输出；引进面向出口的工业；旅游事业；技术转让；具备有用的榜样、体制、个人；输入“污染”和“卑下”的劳动；进口货的替代；很正常的外部稳定的存在；外国的援助等[8](P206)。

著名学者汤因比在晚年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反思中也蕴涵着这种思想，而且相当的乐观，他说：“今天发达国家的人民总是蔑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采取怜悯、轻侮的态度，但不久两者的地位就会颠倒过来。对这些所谓落后的多数来说，将来要进入整个人类都应进入的安定的‘世界国家’时，大概比起那些先进的少数来困难要少。这暗示着各国的命运都要戏剧性的逆转。历来的发达国家大概都不得不长期的陷入逆境中。相反，历来的后进国家倒可能较少痛苦地，较快地进入未来的‘世界安定国家’。”[9]

在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中，国内外学者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便是后发优势或落后得益(theadvantageofBackwardness)。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的赶超目标制定中，其依据的理论基础也往往是“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作为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内容，已经在这个世界存在近半个世纪，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我们有必要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去认真研究它，认识它，理解它。从近半个世纪现代化的实践中看到，面对如此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任何一种现代化理论都不具有普适性，我们不能盲目地相信任何理论，否则便会导致沉重代价的付出。本文便是基于此点，以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为根据，来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剖析，以期引起学术界与有关方面的关注。

一

对于后发优势理论的最初阐述，国内学者进行了研究，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最早对绝对优势理论进行了研究和表述，成为后发优势理论的起源[1][2]。从那以后，国际学术界从资源禀赋理论、区位理论、制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各种角度来探求后发优势形成的原因和促成优势的生成机理。笔者以为对后发优势进行系统研究与表述并明确地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兴起，一大批新兴国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在雅尔塔体制下形成的冷战格局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重视亚非拉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许多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在其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的指导下，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现代化理论的诸多流派，其中对后发优势理论阐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和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

列维认为，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第一个优势在于其现代化进程不再是像现代化的先行者所面临的未开发的领域；其次，现代化的后来者具备了在许多方面借鉴先行者的可能性；第三个优势是后来者跳跃过先行者必须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些早期阶段，以缩短实现现代化的历程；第四个优势是后来者通过先行者所取得成就的认识，看到现代化前景从而对后来者产生激励并树立信心；最后一个优势是后来者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得到先行者在各个方面的帮助与支持[3][4]。同时必须指出列维在论述这些后发优势时表明了这些优势存在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充分强调了现代化后来者所存在的“后发劣势”问题。

格申克龙在研究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指出，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后发国家能够从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成果来加快自己的发展，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二是后发国家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均具有落后的意识，从而为国家发起的现代化提供保证[5]。格申克龙同时指出，这些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利用这些优势所必须的条件与落后国家的现实条件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要使潜在的优势变为现实的优势，就需要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条件。

除上述两位学者之外，学术界还有很多人对后发优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英国的彼得·鲍尔认为，“第三世界如今可以利用外部市场，利用外国资本市场，利用大量过去不曾有的技术和技能。”[6]俄国的托洛斯基把后发优势称为“历史落伍者的特权”，他认为，“虽然落后国家被迫跟随着发达国家，但目前并不按照相同的秩序去做事，历史落伍者的特权……（是）迫使自己采纳任何地方、任何时期已经完成的发展式样，从而越过整个居间的等级系列”达到理想的目标[7]。美国学者赫尔曼·康恩把有利于后发国家的因素归纳为10个方面。即资本、市场和技术的获得；劳动力的输出；引进面向出口的工业；旅游事业；技术转让；具备有用的榜样、体制、个人；输入“污染”和“卑下”的劳动；进口货的替代；很正常的外部稳定的存在；外国的援助等[8](P206)。

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本身就包含了后发优势理论的观点。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所创造的经济剩余为后发国家和地区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学习提供了资金保障。而后发优势的利用，也只有在遵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和进行快速的资本积累，为其所需的学习提供足够的投资来源。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与后发优势理论

林毅夫提出的经济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认为：一国的发展应遵循其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会诱导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同时，促进企业低成本地从更为发达的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报酬率不会因为资本快速积累而迅速下降，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速度就会高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就会得以快速升级，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有助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经济收敛。

因此，在发展问题上，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是使自己创造经济剩余和进行资本积累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而不是过早地进行大规模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以创造产品差异性方面的优势。而最大限度发挥创造经济剩余能力的途径就是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后发优势理论假说最早是由格申克龙提出的。后发优势是指后发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迟缓的情况下，已有的先发国家和地区存在示范的大环境为其所提供的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或存在的各种机遇。这种后发状态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优势体现在后发国家和地区对先发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引进、学习和创新上，这种引进、学习和创新活动虽然也要付出成本，但这种成本和完全创新的成本相比是大大降低了。由后发优势促成的对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引进、学习和创新将能低成本、短时间地促进经济的压缩性成长或追赶式发展。

“东亚奇迹”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的启示

摘要新贸易理论考虑了技术乃至制度对一国国际贸易的影响，但是其终究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情况作为出发点的。技术和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关注的重点。

关键词新贸易理论技术制度WTO后发优势

1新贸易理论对技术的探讨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本上都属于静态分析，即假定一国的要素禀赋、技术水平与消费偏好等变量固定不变。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分析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过程、结果和贸易结构，形成了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代表者之一克鲁格曼，首先脱离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用高度抽象但近似弗龙和赫崎的模型，假定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生产新产品的国家获得福利，利润率提高，资本向获利高的地方(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加大。一旦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一部分得到技术的国家用低成本劳动创造较高的收益，资本因此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缩小了差距。但是，模型所说的资本向创新技术国家还是向转移技术国家流动是不确定的。这个模型只能说明技术创新可能给双方都带来收益，但如何确定趋势，没有进一步研究或说明，不足以说明后发展国家一定能够或在什么约束下能够受益或赶上产品创新的国家。其次，克鲁格曼从李嘉图模型开始，假定每个国家之间的要素不同———技术含量不同，各自在市场中有自己的地位。技术领先国家开放贸易，后发展国家“赶超”上来，消除了“技术优先”者保持其技术领先的程度。新贸易理论中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虽然给发展中国家的后来居上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但是，除了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外，许多国家在技术、教育、管理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如印度)，却没有对改变产品和产业结构产生明显影响。

那么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际的技术进行学习和消化以求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当今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过程中享受到技术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呢？

在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中，国内外学者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便是后发优势或落后得益(theadvantageofBackwardness)。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的赶超目标制定中，其依据的理论基础也往往是“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作为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内容，已经在这个世界存在近半个世纪，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我们有必要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去认真研究它，认识它，理解它。从近半个世纪现代化的实践中看到，面对如此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任何一种现代化理论都不具有普适性，我们不能盲目地相信任何理论，否则便会导致沉重代价的付出。本文便是基于此点，以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为根据，来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剖析，以期引起学术界与有关方面的关注。

一

对于后发优势理论的最初阐述，国内学者进行了研究，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最早对绝对优势理论进行了研究和表述，成为后发优势理论的起源[1][2]。从那以后，国际学术界从资源禀赋理论、区位理论、制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各种角度来探求后发优势形成的原因和促成优势的生成机理。笔者以为对后发优势进行系统研究与表述并明确地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兴起，一大批新兴国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在雅尔塔体制下形成的冷战格局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重视亚非拉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许多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在其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的指导下，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现代化理论的诸多流派，其中对后发优势理论阐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和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

列维认为，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第一个优势在于其现代化进程不再是像现代化的先行者所面临的未开发的领域；其次，现代化的后来者具备了在许多方面借鉴先行者的可能性；第三个优势是后来者跳跃过先行者必须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些早期阶段，以缩短实现现代化的历程；第四个优势是后来者通过先行者所取得成就的认识，看到现代化前景从而对后来者产生激励并树立信心；最后一个优势是后来者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得到先行者在各个方面的帮助与支持[3][4]。同时必须指出列维在论述这些后发优势时表明了这些优势存在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充分强调了现代化后来者所存在的“后发劣势”问题。

格申克龙在研究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指出，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后发国家能够从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成果来加快自己的发展，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二是后发国家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均具有落后的意识，从而为国家发起的现代化提供保证[5]。格申克龙同时指出，这些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利用这些优势所必须的条件与落后国家的现实条件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要使潜在的优势变为现实的优势，就需要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条件。

除上述两位学者之外，学术界还有很多人对后发优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英国的彼得·鲍尔认为，“第三世界如今可以利用外部市场，利用外国资本市场，利用大量过去不曾有的技术和技能。”[6]俄国的托洛斯基把后发优势称为“历史落伍者的特权”，他认为，“虽然落后国家被迫跟随着发达国家，但目前并不按照相同的秩序去做事，历史落伍者的特权……（是）迫使自己采纳任何地方、任何时期已经完成的发展式样，从而越过整个居间的等级系列”达到理想的目标[7]。美国学者赫尔曼·康恩把有利于后发国家的因素归纳为10个方面。即资本、市场和技术的获得；劳动力的输出；引进面向出口的工业；旅游事业；技术转让；具备有用的榜样、体制、个人；输入“污染”和“卑下”的劳动；进口货的替代；很正常的外部稳定的存在；外国的援助等[8](P206)。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如何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优势地位（获得较高的附加值），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更大利益的关键。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都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的，这种比较优势又是以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优势为基础的，这种比较优势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遭到了严峻的考验。因此，比较优势理论是否适应，比较优势的内涵与外延是否有待进一步拓展，以及如何继续发挥比较优势等是本文思考的问题。

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质疑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是指建立在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基础之上的比较优势理论，这种比较优势是以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等与现实不符的假设基础之上，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理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个假设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因此，许多学者都对这种比较优势提出了质疑，概括来说主要可分为比较优势陷阱说和比较优势弱化说。

比较优势陷阱说

比较优势陷阱说认为，如果一国完全以静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即完全接受由边际生产成本状况确定的国际分工角色，运用本国自然资源优势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获得较低的附加值，而忽视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则最终将陷入低附加值循环，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目前有学者发展了上述比较优势陷阱（张小蒂，李风华，2001），指出如果一国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不当，即过度地依赖技术引进，使自主创新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无法完全地发挥后发优势，则只能跟在先进国家之后，从而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论文关健词:增长极理论区城经济产业集群

论文摘要:增长极理论作为一种发展理论，用来指导区城经济的发展有其严格的条件很设。当前中国经济落后地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也就不能用增长极理论来指导这些落后地区的区城发展。文章认为，为使我国更快地实现全面小康，实行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并重战略，培育区城产业集群，这是各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发展区城经济的有效途径。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东、中、西部经济交流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和经济带，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当前，如何通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区，并以此带动区域经济整体推进，实现共同发展，许多地方政府仍把“增长极”理论作为制订区域发展计划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方法积极加以实施。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各地区经济基础各不相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如果不加区别、千篇一律地套用增长极模型来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但不具有操作性，而且很可能使区域开发走上歧路。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来讲，不能盲目寄希望于通过确立“极化”效应来实现经济腾飞，应该根据区域实际情况积极实施发展战略，逐步提高区域竞争力，缩小区域之间的差异，并最终实现全面小康。

一、增长极理论的基本范畴和主要特点

增长极的概念，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佛朗索瓦·佩鲁(FrancoisPerroux)于1955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题为“经济空间:理论与应用”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佩鲁认为空间是一种“受力场”，经济空间与一般的地理空间完全不同，经济空间是“存在于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按照佩鲁的观点，济的长主要是因为技术的进步和创新，而创新并不是在所有产业均衡推进，总是倾向于集中在一些特殊的企业。由于这些企业是主要的创新源，因此它的产值增长大大高于工业产值和国民经济产值的平均速度。当这种产业增加其产出(或增加购买生产性服务)时，对其他产业具有极强的连锁效应和推动效应，能带动其他产业(或投人)的增长，这种产业就是推进型产业(PropulsiveIndustry)，或称之为增长诱导单元(Growth-InducingUnit)，即增长极，而受增长极影响的其他产业就是被推进型产业。佩鲁认为，这种推进型产业和被推进型产业通过经济联系建立起非竞争的“产业联合体”，通过产业间向前、向后的连锁反应，从区域间的不均衡发展到最终实现区域的均衡发展。

分析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我们发现这是一种发展的理论，并不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组织模式，它和赫希曼、缪尔达尔等提出的“涓滴效应”、“极化效应”和“回流效应”、“扩散效应”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本身就包含了后发优势理论的观点。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所创造的经济剩余为后发国家和地区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学习提供了资金保障。而后发优势的利用，也只有在遵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和进行快速的资本积累，为其所需的学习提供足够的投资来源。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与后发优势理论

林毅夫提出的经济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认为：一国的发展应遵循其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会诱导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同时，促进企业低成本地从更为发达的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报酬率不会因为资本快速积累而迅速下降，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速度就会高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就会得以快速升级，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有助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经济收敛。

因此，在发展问题上，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是使自己创造经济剩余和进行资本积累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而不是过早地进行大规模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以创造产品差异性方面的优势。而最大限度发挥创造经济剩余能力的途径就是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后发优势理论假说最早是由格申克龙提出的。后发优势是指后发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迟缓的情况下，已有的先发国家和地区存在示范的大环境为其所提供的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或存在的各种机遇。这种后发状态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优势体现在后发国家和地区对先发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引进、学习和创新上，这种引进、学习和创新活动虽然也要付出成本，但这种成本和完全创新的成本相比是大大降低了。由后发优势促成的对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引进、学习和创新将能低成本、短时间地促进经济的压缩性成长或追赶式发展。

“东亚奇迹”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的启示

内容摘要：基于资源与能力的并购日益成为企业成长的重要模式。成功地实施并购，必须解决好资源与能力的选择、评价和并购后资源与能力的保持、转移扩散、发展等问题。本文从并购动因、资源与能力的价值评价、并购后的价值实现、对中国企业的意义四个部分对基于资源与能力的并购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资源与能力竞争优势并购战略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条件下，单靠企业自身资源与能力的积累，已不足以支持其继续成长。我国企业必须突破自身资源与能力的限制，借助外力打破成长的极限。并购和战略联盟都是可以选择的方法，但在现有的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下，战略联盟不足以改变我国企业在世界产业格局中的地位。只有通过基于资源与能力的并购才能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掌控整个产业供应链，达到上述目标。

基于资源与能力的并购动因分析

并购的战略目标不是帮助企业获得短期的战术利益，而是帮助企业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传统的并购动因研究大都从企业并购的战略目标或经济学的角度定义。

笔者认为企业应基于资源与能力对并购动因进行分析。这种分析能帮助企业评价并购的价值，能使企业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与能力上，能更好地发挥资源与能力的效力。

[摘要]内源型和外源型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道路，由于启动现代化的时间维度和现实条件的差异，外源型现代化的国家也具有一定的潜在优势并形成了后发优势理论，以此理论作支柱，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不同模式的发展战略。随着中国从起飞阶段向技术成熟推进阶段迈进，人口、资源和环境的严重压力和制约提前到来，国家干预模式面临着变革，科学技术的自主原始创新能力需要提升，制约经济社会发展体制亟待创新。

[关键词]后发优势；内源型现代化；外源型现代化；模式

研究现代化的学者根据创新性变革与传导性变革两种方式之不同，依据现代化道路的不同起源，划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道路：一类是内源型现代化道路，这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过程的社会变革道路，又称内源型变迁，其外来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另一类是外源型现代化，这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推进经济变革的道路，又称外诱变迁，其内部创新居于次要地位。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就被迫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其间多次试图走向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发展道路，但有的夭折，有的半途中断。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发端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并得到人民群众高度认同的社会发展道路。无论是从时间还是性质上看，中国这次重新启动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属于典型的外源型现代化。外源型现代化的国家与内源型的现代化国家相比，现代化启动时间维度的差异所引起的内部、外部的环境与条件发生的变化，导致外源型现代化国家具有独特的“历史规定性”和独特的“现实必要条件”。能否把握好这些“历史规定性”和“现实必要条件”是外源型现代化国家实现自己发展战略的前提和现实基础。外源型发展中国家与内源型现代化国家相比有不同的优劣势，研究现代化的学者提出外源型发展中国家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化解劣势，从而构建了现代化理论中的后发优势理论。

一、后发优势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基础

后发优势理论是对西方主流和传统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修正和补充，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和模式的重要理论支柱。其基本内涵是指在先进国家和地区与落后国家和地区并存的情况下，后进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内在的、客观的有利条件。后发优势主要是从时间维度来说的，即后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存在后发优势就是因为它们在发展水平上比先进国家和地区落后，落后也为其跨越的发展提供了潜在的优势。在后发优势理论的指导下，部分发展中国家制订了自己的发展战略和模式，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大大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