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方式范文10篇

关键词：对外投资合作方式创新

内容摘要：本文探讨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创新路径。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面临着结构调整和优化，传统的对外投资方式越来越不能满足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客观上要求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这不仅是我国开放型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稳步实施的重要内容。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企业探索跨国投资的步伐逐步加快。但是和当前以跨国并购为主流的对外直接投资相比，我国传统的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制约着国内企业的做大和做强。因此，当前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是我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但是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的创新，必须有利于我国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促进我国企业、行业乃至整个产业整体竞争力的培育。在创新过程中，既要遵循当代跨国投资发展的规律，借鉴发达国家企业对外投资实践的成功经验，又必须结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以及国内企业发展现状，基于此，我国企业现阶段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的创新应着重从以下方面入手：

对外投资和合作领域向国际分工框架中高附加值环节扩展

从国际投资实践来看，投资流向遵循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这一规律。早期的投资大多是为了利用当地廉价的生产要素，因而诸如采掘业、种植业和技术含量低的制造业等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往往成为投资的对象。其后随着技术进步和企业经营能力的提高等因素的影响，投资逐步转向诸如化工、电气机械和汽车等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而服务业能在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产生良性效应、发挥积极作用，同时由于其投资普及面广、影响范围大，与制造业相比更能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这都将进一步促使投资更多的流向第三产业。投资在三次产业间的梯度转移这一规律实际上也反映了一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方向。

从当代国际分工的发展来看，分工已深入到产品内分工这一层次。价值链、外包、代工、竞合关系等词汇反映的正是这一状况。在产品内分工中，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划分为不同的工序和环节，分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生产，进而形成在同一产品内基于不同工序和环节为对象的分工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使得相关部门和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大力发展的加工贸易即是以比较优势原理参与到产品内分工，对国内经济发展起到了显著作用。但当前国内加工贸易的发展亟待转型，以摆脱加工贸易层次低、处于产业价值链底端的尴尬局面。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企业探索跨国投资的步伐逐步加快。但是和当前以跨国并购为主流的对外直接投资相比，我国传统的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制约着国内企业的做大和做强。因此，当前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是我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但是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的创新，必须有利于我国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促进我国企业、行业乃至整个产业整体竞争力的培育。在创新过程中，既要遵循当代跨国投资发展的规律，借鉴发达国家企业对外投资实践的成功经验，又必须结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以及国内企业发展现状，基于此，我国企业现阶段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的创新应着重从以下方面入手：

对外投资和合作领域向国际分工框架中高附加值环节扩展

从国际投资实践来看，投资流向遵循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这一规律。早期的投资大多是为了利用当地廉价的生产要素，因而诸如采掘业、种植业和技术含量低的制造业等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往往成为投资的对象。其后随着技术进步和企业经营能力的提高等因素的影响，投资逐步转向诸如化工、电气机械和汽车等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而服务业能在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产生良性效应、发挥积极作用，同时由于其投资普及面广、影响范围大，与制造业相比更能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这都将进一步促使投资更多的流向第三产业。投资在三次产业间的梯度转移这一规律实际上也反映了一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方向。

从当代国际分工的发展来看，分工已深入到产品内分工这一层次。价值链、外包、代工、竞合关系等词汇反映的正是这一状况。在产品内分工中，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划分为不同的工序和环节，分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生产，进而形成在同一产品内基于不同工序和环节为对象的分工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使得相关部门和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大力发展的加工贸易即是以比较优势原理参与到产品内分工，对国内经济发展起到了显著作用。但当前国内加工贸易的发展亟待转型，以摆脱加工贸易层次低、处于产业价值链底端的尴尬局面。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之际，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对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有产业结构已越来越不能适用经济增长的新要求，即在产业结构上实现由资源、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变。这就要求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也要遵循这一要求，在原有资源开发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尽快跨越对外投资的各个阶段，最终实现在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领域参与国际经济合作。

有针对性地选择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

一、中外资银行合作的利益分析

2007年，外资银行已经可以在中国金融市场经营人民币业务，标志着中国银行业进入了全面竞争时代。目前，从总体而言，外资银行具有中资银行所无法比拟的竞争优势，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同样面临着新的挑战，在某些方面，中资银行具有相对竞争优势。如果双方进行合作，优势互补，将促进双方更快的发展。

1、中外资银行竞争优势比较分析

中资银行有如下相对竞争优势。首先，中资银行有国家为坚强后盾，有中央银行提供主权信用手段作为抵御市场风险的保障，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同度和亲和力，拥有长期、广泛、稳定的客户基础。其次，中资银行在中国运营多年，对于中国国情、文化背景与国内金融市场有着深刻的认识，具有丰富的本土经营经验，尤其是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十分了解，熟悉央行的监管规则与条例，深谙中国市场的规则。第三，中资银行拥有覆盖全国的网络、充足的人民币来源、完善的人民币清算系统及较强的国内市场分销能力，在人民币配套服务上具有优势。

外资银行的相对优势在于资金实力雄厚、资产质量优良，有较高的信誉和良好的市场形象，具有金融混业经营、综合服务的业务优势。同时外资银行金融技术和风险管理水平较高，在产品的开发与创新、高收益和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及投资银行业务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另外，外资银行在全球拥有广泛的业务网点和先进的通讯网络，在境外分销方面具有优势。

2、中外资银行合作的利益互补分析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利用外资方式、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的两个创新，是在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机遇，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已连续*年位列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首位，正在成长为新兴的对外投资大国的基础上，对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

资本的国际流动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在生产要素的流动中，最灵活、规模最大、作用最大的是资本流动，即国际投资。商品和服务国际流动形成了世界市场，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了世界生产，从而使生产方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资本的国际流动能极大地促进生产要素跨国界优化组合，使生产要素在更高水平上得以配置。从国际看，间接投资已经超过直接投资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导形式，特别是并购已成为当前跨国投资的新形式。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全球并购发展迅速，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是通过并购方式实现的，*年全球跨国并购超过*亿美元。

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是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迫切需要。当前我国利用外资的内外部条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现有的引资方式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着眼于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引导跨国并购向优化产业结构方向发展，放宽中西部地区外资进入的行业限制。完善并购环境，建立跨国并购的法律体系；继续优化软硬件环境建设，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支持外资研发机构与我国企业和科研院校开展合作，更好地发挥技术共享、合作研究、人才交流等方面的溢出效应；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外包企业承接本公司集团和其他企业的外包业务，提高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水平；有效利用境外资本市场，鼓励具备条件的境外机构参股国内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逐步扩大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规模。

我国已进入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新阶段，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意义重大。长期以来，我国对外投资的方式多以国际工程承包、劳务合作为主，现在这些传统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我国对外投资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十一五”期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正处在超过*美元的阶段，从国际经验看，在这样一个阶段对外投资将大幅上升，增速超过外资流入的增速，资金净流入额增长开始下降。从宏观经济环境看，我国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直接推动企业投资海外。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年*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亿美元。人民币“小步缓行”的升值使得对外投资成本下降，企业对外投资积极性明显提高。加之近年国际贸易争端频发导致我国企业出口前景不稳定，从出口转向对外投资便成为一些企业的现实选择。

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是构筑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路径。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开展跨国并购，有效提高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的国际化经营水平。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在全球整合资源链，树立自己的国际知名品牌，打入国际主流市场。二是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推动在资源富集地区进行能源资源开发、农业项目综合开发和远洋渔业资源开发，建立多元、稳定、可靠的能源资源供应保障。三是开展境外加工贸易。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可以有效释放我国已经形成的充足生产能力，规避贸易壁垒，带动相关产品的出口。目前，我国已启动八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建设，从政策、资金、配套服务等方面积极支持企业“走出去”。四是有序推动对外间接投资。以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等方式，拓展境外投资渠道，逐步形成以企业和居民为主体的对外间接投资格局。

一、引言

金城银行是近代著名的私营银行，以面向工业的贷款和投资比重较大而闻名。作为近代私营银行业的翘楚，在金城银行热衷于工业投资的背后，其总经理周作民将银行资本向工业领域渗透的经营思想正是金城银行经营特色的理论根源。近代中国银行业与产业之间的合作模式与银企关系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本文作为个案分析，将着重探讨金城银行与永久黄集团之间的银企关系模式，并剖析近代中国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渗透的方式。理论上来看，银企关系模式主要分为市场性银企关系和企业性银企关系。市场性银企关系以企业融资为中心，银企之间保持高度的市场独立性，并由此产生一系列平等的市场性交易制度。企业性银企关系产生于直接的产权投资方式，是以参与/取得企业控股权为目的而产生的间接证券交易，银行与企业表现为同一企业内部产权的委托关系。而兼有企业性与市场性的银企关系制度就是半市场———半企业性银企关系，以日本的主办银行制度最为典型。这种制度以主银行主导关系企业的融资为核心，由此派生出主银行与关系企业的稳定关系以及维系这种稳定关系的其他特殊交易关系。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由于市场性银企关系制度建立在自由市场交易的基础上，因此更具有开放性和弹性。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市场性银企关系制度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也是未来银企关系制度发展的趋势。但是，市场性银企关系要求社会具有良好的法律秩序和发达的资本市场，因此，在不发达的市场条件下，市场性银企关系非但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会损害资金配置的效率。近代中国的经济发达程度有限，市场化水平不高，从理论上来看，企业性银企关系要比市场性银企关系更加适应中国近代不发达的市场条件。根据Petersen和Rajan［1］、青木昌彦(MasahikoAoki)和瑟达尔•丁克(SheardDinc)［2］等学者的研究，企业性银企关系更加适宜与不发达的市场条件相匹配，这种市场多表现为:资本市场流动性差、中小企业占据重要地位、法律制度不完善、政府实行金融约束政策。而中国近代的历史事实也基本反映出这种倾向性。学术界涉及到金城银行与企业之间银企关系的研究稍显薄弱。日本学者久保亨［3］从工业金融的角度分析了金城银行对棉纺工业的融资实践，作者的分析重点是金城银行通过诚孚信托公司来代办托管处于经营困境中的纱厂。诸静［4］的研究关注金城银行的贷款与投资，研究手段偏重历史学方法，在论述中倾向于以行业为主线的宏观分析，涉及微观层面的银企关系分析并不多。刘永祥［5］的研究从棉纺织业、化学工业和农业三个方面实例分析了金城银行对工农业的贷款，讨论了金城银行与民族工业的关系。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选取金城银行与永久黄集团之间的资产业务为分析对象，着重从微观视角来分析金城银行银企合作模式，并关注金城银行的风险管理思想与策略。

二、金城银行对永久黄集团的融资支持

金城银行的授信业务一般都坚持审慎原则，当企业出现还贷问题或者投资亏损时，金城银行往往会采取直接的干预措施(例如对北洋、恒源等纱厂进行收购或代管)。但是，金城银行对永久黄集团实行了例外的授信原则，反映出独特的银企合作模式。永久黄集团由近代著名实业家范旭东创办，包括永利制碱公司、久大精盐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以及永裕盐业公司。众所周知，化学工业是技术与资本双密集型产业，而技术也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自从久大精盐公司成立以来，资金问题就一直成为永久黄集团发展的瓶颈。化学工业在近代属于新兴行业，银行业与社会各界对这一行业发展前景存在顾虑，因此，投资者对于向永久黄集团提供融资保持谨慎态度。就金城银行而言，它的授信业务原则是稳实性、伸缩性，并且对于信用透支贷款的要求十分严格，审批也十分慎重:对于透支户过期的贷款人，必须催收。对于暂时不能催收回来的企业，应提高利率，提供相当抵押品，才能允许再续转一期，但必须将前期利息结清，不得随本滚转。如果不能满足上面的续转要求，则必然会对其严加追索，以早日收回贷款［6］。永利公司自筹建以来，所欠下的金城银行贷款金额已超过数十万元。而且，在生产初期，永利公司内有技术难关尚未攻破，所耗资金巨大;外有英商卜内门化学公司的压价竞争。这样一家债台高筑、前途未卜的民族企业，并不符合金城银行对贷款企业的资质要求。但是，金城银行一反资产业务中的审慎原则，坚持为永利公司提供融资支持，曾在1926年向永利贷放60万元抵押透支贷款，这在当时已经属于相当高的贷款金额了。除了贷款业务，金城银行还入股永久黄集团。1927年，金城银行已持有久大1万元的股票以及永利3万元的股票。1934年4月，永利公司增资扩股，股本总额增至550万元，金城银行购买了487，500元的新股。在此次增资之后，永利公司的股本结构就基本固定下来。从1938年－1946年，永利公司的股本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法币550万元。1947年由于法币贬值严重，将股本调整为法币100亿元，在1948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之后，再次调整股本为金圆券3，333．33元。这两次的股本调整只是计量货币的变化，并没有发生实际价值的改变。按照1947年的统计口径，永利公司股份为1亿股，资本总额为法币100亿元。金城银行持有9，733，088股，持股比例为9．73%，已经成为永利公司名副其实的大股东。此外，金城银行还积极联合同业为永利公司提供银团贷款，并组织银团承募永利公司债。截至1937年6月，金城银行对永利的贷款余额已高达2，455，542元。金城银行与永久黄集团之间的融资业务，可以总结归纳为表2的内容。

三、金城银行与永久黄集团的银企合作模式分析

基于上述史实资料，笔者认为，金城银行与永久黄集团之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类似于日本主办银行制度的银企合作模式，即银行资本主动向产业领域渗透，银行与企业通过融资关系而互相扶持。这种银企合作模式的独特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四点:第一，金城银行积极防范和化解关联企业贷款业务中存在的信用风险。在永久黄集团内部，由于各关联企业之间资金流动频繁，贷款的出借者与使用者分离是不可避免的现象，银行不易把握贷款资金的流向，从而增加了银行控制贷款风险的难度。金城银行为这样的贷款对象提供授信业务，在坚持审慎原则的同时，它所承担的高风险就体现为贷款产品的高收益率要求，并对贷款对象提出附加限制条款。永久黄集团的借贷行为一般是由集团的“老大哥”①久大公司出面，然后将贷款资金转给集团内的其他成员企业使用。对于这一点，金城银行内部虽然均有所知晓，但却并未因此封锁对久大的贷款，究其原因，正是因为金城银行看到了久大成功经营所产生的丰厚回报以及久大公司的企业价值［7］。一方面，久大公司盈利丰厚，在1920年出现过股息2分4厘的高回报分红，因此金城对久大的股权投资也获得了较好的回报。另一方面，金城银行在向永利公司提供贷款时，要求久大公司担保，这样就大大降低了贷款的信用风险。例如，金城在1926年向永利发放60万元抵押贷款，其中明确规定，“此项借款利息按月一分计算;……本借款以公司全部房屋、机器、原料、出品及附属财产为抵押品;……本借款除前条抵押品外，并由久大精盐公司负担保偿还责任;……久大公司倘一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则以久大公司本身在银行抵押财产之余额为第二担保品，至本借款本利偿清时为止”［8］。从这些严格限定的贷款条款中可以看出，这项贷款虽然金额较大，但是，金城银行不仅通过高额利息来补偿贷款的风险，还通过规定详细的抵押和担保条款来进一步保证贷款资金的安全性。为关联企业提供融资虽然面临风险，但同时也获得了向集团内部其它企业追索贷款的权利。金城银行对永利公司的投资，是在久大公司为贷款提供全额担保的前提下，权衡过贷款的风险与收益之后所做出的决策，而绝不是非理性的投资。第二，金城银行对永久黄集团的支持方式不仅限于提供资金。一方面，金城银行以贷款和持股两种方式为永久黄集团融资。除了抵押贷款和透支等传统贷款方式外，金城银行还积极牵头组织银团贷款，以满足永利的巨额资金需求;金城银行还购买永久黄集团股份。金城银行对永久黄集团的股权投资是通过主动购买企业的股份而形成的，与债券转化为股权的被动持股存在本质差异。主动投资的目的是以获取股息或分红、取得企业的决策权等，属于长期投资，是金融资本主动渗透于产业的积极表现;而有债权转化为股权所形成的被动投资，是企业经营不善、银行贷款形成坏账的无奈结果，反映的并非是银行向产业的渗透过程。另一方面，金城银行还以其他形式为永久黄集团提供发展的便利。例如，永利筹办硫酸铔厂一事曾受到一些政府部门的阻挠，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为此曾亲自致函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工商部次长郑韶觉，“旭东兄办理有年，以其平日稳练、确实之精神推测，应有可以取信之处……此次公司与大部合作一节，尚祈始终赞助，早观厥成”［9］。金城银行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代永利公司为向政府说明情况，这种行为正是对二者之间所形成的密切的银企关系的最有力诠释。第三，金城银行注重对贷款风险的掌控。首先，金城银行精于成本核算，对于贷款与投资的风险和收益进行匹配，高风险的资产业务必然要求高收益率的投资回报，这在第一点中已有所说明。其次，金城银行强调分散风险的管理策略。例如，金城银行往往联合若干家银行共同为企业提供贷款。这种做法不仅使金城银行有机会获得大额贷款业务所产生的丰厚利息收入，还有利于分散巨额贷款所带来的高风险。通过分散风险策略，金城银行在对风险的管理与掌控之中获得了利润。第四，金城银行的银企合作模式兼顾社会责任。化学工业属于基础工业，为其他工业的发展提供技术和产品，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向近代化过渡的开端，而这一点恰好契合金城银行授信业务兼顾公益性的原则，因此，“凡能有裨于社会建设者，虽薄利亦所不辞”［10］。另外，金城银行支持化学事业，也达到了塑造金城银行良好社会形象的效果。金城的总经理周作民曾经说过，“我们金城在永利的投资从业务观点来看，很不划算，分的红利很少，可是永利事业的成功，对于金城来说，也大有好处，替我们做了很好的宣传”。的确，金城银行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如日中天，社会各界对其投资工业的做法赞许有加，这无形中为金城银行赢得了较好的社会声誉，必然会有助于金城银行各项业务的发展。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正是日本近代化开启的时代［11］，近代工业开始起步，而由于市场发展并不健全，资本市场并未完善，而工商企业的资金需求比较旺盛。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实行主办银行制度正是适应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对于发展经济和扶植产业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近代的情况与日本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金城银行借鉴日本经验的做法使得金城银行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展。金城银行在业务中十分注重银行资本向产业的渗透，对永久黄集团的主动投资也是金城银行向工业领域扩张事业、实践主办银行经营体系的一次尝试。这种尝试带有银企一体化的色彩，是近代中国银行业对工业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实现产融结合的一种发展思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利用外资方式、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的两个创新，是在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机遇，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已连续16年位列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首位，正在成长为新兴的对外投资大国的基础上，对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

资本的国际流动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在生产要素的流动中，最灵活、规模最大、作用最大的是资本流动，即国际投资。商品和服务国际流动形成了世界市场，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了世界生产，从而使生产方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资本的国际流动能极大地促进生产要素跨国界优化组合，使生产要素在更高水平上得以配置。从国际看，间接投资已经超过直接投资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导形式，特别是并购已成为当前跨国投资的新形式。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全球并购发展迅速，跨国公司80％的对外投资是通过并购方式实现的，*年全球跨国并购超过*亿美元。

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是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迫切需要。当前我国利用外资的内外部条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现有的引资方式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着眼于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引导跨国并购向优化产业结构方向发展，放宽中西部地区外资进入的行业限制。完善并购环境，建立跨国并购的法律体系；继续优化软硬件环境建设，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支持外资研发机构与我国企业和科研院校开展合作，更好地发挥技术共享、合作研究、人才交流等方面的溢出效应；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外包企业承接本公司集团和其他企业的外包业务，提高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水平；有效利用境外资本市场，鼓励具备条件的境外机构参股国内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逐步扩大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规模。

我国已进入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新阶段，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意义重大。长期以来，我国对外投资的方式多以国际工程承包、劳务合作为主，现在这些传统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我国对外投资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十一五”期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正处在超过*美元的阶段，从国际经验看，在这样一个阶段对外投资将大幅上升，增速超过外资流入的增速，资金净流入额增长开始下降。从宏观经济环境看，我国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直接推动企业投资海外。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亿美元。人民币“小步缓行”的升值使得对外投资成本下降，企业对外投资积极性明显提高。加之近年国际贸易争端频发导致我国企业出口前景不稳定，从出口转向对外投资便成为一些企业的现实选择。

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是构筑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路径。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开展跨国并购，有效提高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的国际化经营水平。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在全球整合资源链，树立自己的国际知名品牌，打入国际主流市场。二是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推动在资源富集地区进行能源资源开发、农业项目综合开发和远洋渔业资源开发，建立多元、稳定、可靠的能源资源供应保障。三是开展境外加工贸易。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可以有效释放我国已经形成的充足生产能力，规避贸易壁垒，带动相关产品的出口。目前，我国已启动八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建设，从政策、资金、配套服务等方面积极支持企业“走出去”。四是有序推动对外间接投资。以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等方式，拓展境外投资渠道，逐步形成以企业和居民为主体的对外间接投资格局。

摘要：发展证券市场直接融资、创新以股份公司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迫切需要现资银行的介入，可投资银行在我国尚刚刚起步，如何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投资银行体系已成为当今我国理论界、政府管理当局和实际工作部门面临的严峻课题。对此，尽管理论界提出了不少观点和主张，但加强中外投资银行的合作不失为一条捷径。本文尝试性地分析了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了发展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原则与策略选择。

关键词：投资银行；合作；国际化；并购重组

一、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现状与问题

由于受我国金融国际化程度和国内投资银行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外投资银行的合作目前尚不可能大规模发展，但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近年来其仍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由中国建设银行、摩根斯坦利公司、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香港名力集团投资组建的我国第一家完整意义上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便是中外合资投资银行的成功先例。此外，双方在组织承销团方面的合作发展也比较快，如：我国B股、H股、红筹股、N股、ADRs和各种国际债券的发行和承销主要都是采取中外投资银行的方式来完成的。在合作基金方面，尽管尚无证券投资基金合作的先例，但产业投资基金合作却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如始发于1989年由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香港汇丰集团及渣打集团联合创立的中国基金首期集资就达3900万港元。不过与此同时中外投资银行在合作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

（一）缺乏合作的国内宏观环境

1我国总体经济股份制水平不高，企业经营状况和发展潜力欠佳，再加上市场疲软、行政干预等，使得国际资本、技术、人力等资源向国内渗透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国内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进行投融资的能力更弱，致使中外投资银行之间缺乏大规模、广泛合作的经济环境。

［摘要］现今我国的电子商务发展十分迅速，2014年我国快递行业收件量为世界第一，我国快递业近年来保持35%的增长速度。2012年顺丰快递已有9架航空机队，2014年圆通申请建立航空公司获得批准，2015年圆通公司订购15架波音飞机用于货物运输，2015年3月首条国际航线开通。直至现在，圆通公司快递运输已经通达93个机场，航线覆盖超过100个城市，航线超过770条。进一步扩大的航空市场运输规模，加剧了国内外航空货运公司之间的竞争，各大航空集团加大与快递行业的合作。文章以航空货运为研究主体，探讨其有效发展措施，以期为其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航空货运;快递业;有效;发展措施

我国的航空货运起步较晚，有益于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促使航空货运近年来快速发展起来。我国政府大力支持航空货运业的发展，但是目前航空货运的发展规模还很小，货运能力十分有限，很多的物流企业管理能力不强，缺乏高素质的管理人才。［1］

1快递的解析

1.1快递的概念

快递又被称为速递服务，它是指承诺运输方以最快的运输方式把托运的物品运至指定的目的地，具有高时速的递送特点，它的特点建立于完善的网络系统之上。快递行业对时间较为敏感，在运输的过程采用航路空多方结合的方式，联系现代信息科技以及先进运作模式，努力为客户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2］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快递行业，而我国的快递行业起步于1979年。发达国家的快递行业十分成熟，但是随着我国近年来电商行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快递行业的进步，快递行业已经成为我国的朝阳产业之一。快递是时代经济发展的产物，为寄递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个性化和商业化的服务。相比于传统的寄递服务，快递服务的方式更为直达，直接送货上门，十分快捷方便，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现代经济需求。

论文关键词：课程改革教师合作

论文摘要：随着教师专业的发展和新课程的实施，合作意识已被认为是教师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许多研究者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与探索本研究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拙上展开思考，总结出教师合作中有价值的经验，反思当前教师合作中存在的问题，挖掘出加强教师合作的必要性和意义，最终提出促进教师开展合作的可参考性意见

学会合作是面向21世纪的四大教育支柱之一。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人，各种不同的教学方式纷纷引人，要求教师具备跨学科知识素养，拥有跨学科的知识和技能，这也就意味着教师要学会合作。本研究从教师教学合作的现状调查人手，同时结合一定的教学合作理论，从建立教学共同体开始摸索了一条教师教学合作的路径，在此基础上建构了教师教学合作的一般模型，并提出相关的合作策略，以丰富学校教学理论，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展现学校特色。

一、教师教学合作的具体操作过程

(一)教师教学合作的层面

1学科内合作

一、引言

金城银行是近代著名的私营银行，以面向工业的贷款和投资比重较大而闻名。作为近代私营银行业的翘楚，在金城银行热衷于工业投资的背后，其总经理周作民将银行资本向工业领域渗透的经营思想正是金城银行经营特色的理论根源。近代中国银行业与产业之间的合作模式与银企关系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本文作为个案分析，将着重探讨金城银行与永久黄集团之间的银企关系模式，并剖析近代中国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渗透的方式。理论上来看，银企关系模式主要分为市场性银企关系和企业性银企关系。市场性银企关系以企业融资为中心，银企之间保持高度的市场独立性，并由此产生一系列平等的市场性交易制度。企业性银企关系产生于直接的产权投资方式，是以参与/取得企业控股权为目的而产生的间接证券交易，银行与企业表现为同一企业内部产权的委托关系。而兼有企业性与市场性的银企关系制度就是半市场———半企业性银企关系，以日本的主办银行制度最为典型。这种制度以主银行主导关系企业的融资为核心，由此派生出主银行与关系企业的稳定关系以及维系这种稳定关系的其他特殊交易关系。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由于市场性银企关系制度建立在自由市场交易的基础上，因此更具有开放性和弹性。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市场性银企关系制度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也是未来银企关系制度发展的趋势。但是，市场性银企关系要求社会具有良好的法律秩序和发达的资本市场，因此，在不发达的市场条件下，市场性银企关系非但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会损害资金配置的效率。近代中国的经济发达程度有限，市场化水平不高，从理论上来看，企业性银企关系要比市场性银企关系更加适应中国近代不发达的市场条件。根据Petersen和Rajan［1］、青木昌彦(MasahikoAoki)和瑟达尔•丁克(SheardDinc)［2］等学者的研究，企业性银企关系更加适宜与不发达的市场条件相匹配，这种市场多表现为:资本市场流动性差、中小企业占据重要地位、法律制度不完善、政府实行金融约束政策。而中国近代的历史事实也基本反映出这种倾向性。学术界涉及到金城银行与企业之间银企关系的研究稍显薄弱。日本学者久保亨［3］从工业金融的角度分析了金城银行对棉纺工业的融资实践，作者的分析重点是金城银行通过诚孚信托公司来代办托管处于经营困境中的纱厂。诸静［4］的研究关注金城银行的贷款与投资，研究手段偏重历史学方法，在论述中倾向于以行业为主线的宏观分析，涉及微观层面的银企关系分析并不多。刘永祥［5］的研究从棉纺织业、化学工业和农业三个方面实例分析了金城银行对工农业的贷款，讨论了金城银行与民族工业的关系。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选取金城银行与永久黄集团之间的资产业务为分析对象，着重从微观视角来分析金城银行银企合作模式，并关注金城银行的风险管理思想与策略。

二、金城银行对永久黄集团的融资支持

金城银行的授信业务一般都坚持审慎原则，当企业出现还贷问题或者投资亏损时，金城银行往往会采取直接的干预措施(例如对北洋、恒源等纱厂进行收购或代管)。但是，金城银行对永久黄集团实行了例外的授信原则，反映出独特的银企合作模式。永久黄集团由近代著名实业家范旭东创办，包括永利制碱公司、久大精盐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以及永裕盐业公司。众所周知，化学工业是技术与资本双密集型产业，而技术也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自从久大精盐公司成立以来，资金问题就一直成为永久黄集团发展的瓶颈。化学工业在近代属于新兴行业，银行业与社会各界对这一行业发展前景存在顾虑，因此，投资者对于向永久黄集团提供融资保持谨慎态度。就金城银行而言，它的授信业务原则是稳实性、伸缩性，并且对于信用透支贷款的要求十分严格，审批也十分慎重:对于透支户过期的贷款人，必须催收。对于暂时不能催收回来的企业，应提高利率，提供相当抵押品，才能允许再续转一期，但必须将前期利息结清，不得随本滚转。如果不能满足上面的续转要求，则必然会对其严加追索，以早日收回贷款［6］。永利公司自筹建以来，所欠下的金城银行贷款金额已超过数十万元。而且，在生产初期，永利公司内有技术难关尚未攻破，所耗资金巨大;外有英商卜内门化学公司的压价竞争。这样一家债台高筑、前途未卜的民族企业，并不符合金城银行对贷款企业的资质要求。但是，金城银行一反资产业务中的审慎原则，坚持为永利公司提供融资支持，曾在1926年向永利贷放60万元抵押透支贷款，这在当时已经属于相当高的贷款金额了。除了贷款业务，金城银行还入股永久黄集团。1927年，金城银行已持有久大1万元的股票以及永利3万元的股票。1934年4月，永利公司增资扩股，股本总额增至550万元，金城银行购买了487，500元的新股。在此次增资之后，永利公司的股本结构就基本固定下来。从1938年－1946年，永利公司的股本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法币550万元。1947年由于法币贬值严重，将股本调整为法币100亿元，在1948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之后，再次调整股本为金圆券3，333．33元。这两次的股本调整只是计量货币的变化，并没有发生实际价值的改变。按照1947年的统计口径，永利公司股份为1亿股，资本总额为法币100亿元。金城银行持有9，733，088股，持股比例为9．73%，已经成为永利公司名副其实的大股东。此外，金城银行还积极联合同业为永利公司提供银团贷款，并组织银团承募永利公司债。截至1937年6月，金城银行对永利的贷款余额已高达2，455，542元。金城银行与永久黄集团之间的融资业务，可以总结归纳为表2的内容。

三、金城银行与永久黄集团的银企合作模式分析

基于上述史实资料，笔者认为，金城银行与永久黄集团之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类似于日本主办银行制度的银企合作模式，即银行资本主动向产业领域渗透，银行与企业通过融资关系而互相扶持。这种银企合作模式的独特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四点:第一，金城银行积极防范和化解关联企业贷款业务中存在的信用风险。在永久黄集团内部，由于各关联企业之间资金流动频繁，贷款的出借者与使用者分离是不可避免的现象，银行不易把握贷款资金的流向，从而增加了银行控制贷款风险的难度。金城银行为这样的贷款对象提供授信业务，在坚持审慎原则的同时，它所承担的高风险就体现为贷款产品的高收益率要求，并对贷款对象提出附加限制条款。永久黄集团的借贷行为一般是由集团的“老大哥”①久大公司出面，然后将贷款资金转给集团内的其他成员企业使用。对于这一点，金城银行内部虽然均有所知晓，但却并未因此封锁对久大的贷款，究其原因，正是因为金城银行看到了久大成功经营所产生的丰厚回报以及久大公司的企业价值［7］。一方面，久大公司盈利丰厚，在1920年出现过股息2分4厘的高回报分红，因此金城对久大的股权投资也获得了较好的回报。另一方面，金城银行在向永利公司提供贷款时，要求久大公司担保，这样就大大降低了贷款的信用风险。例如，金城在1926年向永利发放60万元抵押贷款，其中明确规定，“此项借款利息按月一分计算;……本借款以公司全部房屋、机器、原料、出品及附属财产为抵押品;……本借款除前条抵押品外，并由久大精盐公司负担保偿还责任;……久大公司倘一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则以久大公司本身在银行抵押财产之余额为第二担保品，至本借款本利偿清时为止”［8］。从这些严格限定的贷款条款中可以看出，这项贷款虽然金额较大，但是，金城银行不仅通过高额利息来补偿贷款的风险，还通过规定详细的抵押和担保条款来进一步保证贷款资金的安全性。为关联企业提供融资虽然面临风险，但同时也获得了向集团内部其它企业追索贷款的权利。金城银行对永利公司的投资，是在久大公司为贷款提供全额担保的前提下，权衡过贷款的风险与收益之后所做出的决策，而绝不是非理性的投资。第二，金城银行对永久黄集团的支持方式不仅限于提供资金。一方面，金城银行以贷款和持股两种方式为永久黄集团融资。除了抵押贷款和透支等传统贷款方式外，金城银行还积极牵头组织银团贷款，以满足永利的巨额资金需求;金城银行还购买永久黄集团股份。金城银行对永久黄集团的股权投资是通过主动购买企业的股份而形成的，与债券转化为股权的被动持股存在本质差异。主动投资的目的是以获取股息或分红、取得企业的决策权等，属于长期投资，是金融资本主动渗透于产业的积极表现;而有债权转化为股权所形成的被动投资，是企业经营不善、银行贷款形成坏账的无奈结果，反映的并非是银行向产业的渗透过程。另一方面，金城银行还以其他形式为永久黄集团提供发展的便利。例如，永利筹办硫酸铔厂一事曾受到一些政府部门的阻挠，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为此曾亲自致函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工商部次长郑韶觉，“旭东兄办理有年，以其平日稳练、确实之精神推测，应有可以取信之处……此次公司与大部合作一节，尚祈始终赞助，早观厥成”［9］。金城银行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代永利公司为向政府说明情况，这种行为正是对二者之间所形成的密切的银企关系的最有力诠释。第三，金城银行注重对贷款风险的掌控。首先，金城银行精于成本核算，对于贷款与投资的风险和收益进行匹配，高风险的资产业务必然要求高收益率的投资回报，这在第一点中已有所说明。其次，金城银行强调分散风险的管理策略。例如，金城银行往往联合若干家银行共同为企业提供贷款。这种做法不仅使金城银行有机会获得大额贷款业务所产生的丰厚利息收入，还有利于分散巨额贷款所带来的高风险。通过分散风险策略，金城银行在对风险的管理与掌控之中获得了利润。第四，金城银行的银企合作模式兼顾社会责任。化学工业属于基础工业，为其他工业的发展提供技术和产品，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向近代化过渡的开端，而这一点恰好契合金城银行授信业务兼顾公益性的原则，因此，“凡能有裨于社会建设者，虽薄利亦所不辞”［10］。另外，金城银行支持化学事业，也达到了塑造金城银行良好社会形象的效果。金城的总经理周作民曾经说过，“我们金城在永利的投资从业务观点来看，很不划算，分的红利很少，可是永利事业的成功，对于金城来说，也大有好处，替我们做了很好的宣传”。的确，金城银行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如日中天，社会各界对其投资工业的做法赞许有加，这无形中为金城银行赢得了较好的社会声誉，必然会有助于金城银行各项业务的发展。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正是日本近代化开启的时代［11］，近代工业开始起步，而由于市场发展并不健全，资本市场并未完善，而工商企业的资金需求比较旺盛。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实行主办银行制度正是适应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对于发展经济和扶植产业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近代的情况与日本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金城银行借鉴日本经验的做法使得金城银行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展。金城银行在业务中十分注重银行资本向产业的渗透，对永久黄集团的主动投资也是金城银行向工业领域扩张事业、实践主办银行经营体系的一次尝试。这种尝试带有银企一体化的色彩，是近代中国银行业对工业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实现产融结合的一种发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