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范文10篇

当前,合同诈骗在经济领域时有发生并呈上升趋势,但司法实践中对此罪的认定,以及对法条的理解和运用出现了诸多分歧。本文试对合同诈骗罪中所涉及的几个疑难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在认识、理解和司法认定中趋于统一。

一、电子合同形式的司法认定

(一)电子合同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的合同形式

何谓电子合同?简单的解释是,电子合同具有同纸质合同相同的法律效力,是纸质合同的替代者。目前我国对电子合同尚未作出明确的法律定义,结合国际通行概念,笔者将其概念理解为:在网络条件下,当事人之间为实现一定目的,通过电子邮件(E—mai)和电子数据交换(ED)所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由于电子合同是一个新生事物,能否成为合同诈骗的合同形式,有一定争议。有人认为,合同诈骗罪认定需要证明行为人所利用的合同存在,由于电子合同缺乏有形载体,因而在实践中,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以及合同内容,在举证、认证上存在困难,故不应作为合同诈骗的合同形式。

笔者认为,电子合同应当成为合同诈骗的合同形式。在传统商务活动中,为了保证交易的安全与真实,一份书面合同要由当事人或其负责人签字、盖章,以便让交易双方识别是谁签的合同,保证签字或盖章人认可合同内容,这样在法律上才能承认这份合同有效。而在电子商务的虚拟世界中,合同是以电子文件的形式表现和传递的。《合同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以及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也就是说,不管合同采用什么载体,只要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即视为符合法律对“书面”的要求,这实际上已赋于了电子合同与传统合同相同的法律效力。合同法实际上已经认可了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而刑法对合同诈骗的合同形式也没有作具体规定。仅因为电子合同的证据客观可见性问题,将其排除在合同诈骗的合同范围之外,理由是不充分的,既缺乏依据,也不利于惩处犯罪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电子合同作为国家法律所确认的合同形式,应当成为合同诈骗的合同形式。

一、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

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或复杂客体，理论界对此没有异议。该罪侵犯的客体包括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和公司财产的所有权。合同诈骗罪的对象是对方当事人的财物。这里的对方当事人，即与之签订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还可以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财物的种类多种多样，诸如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动产、有形财产、多数无形财产、合法取得的财产、非违禁品都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是毋庸置疑的。这里主要探讨的是不动产、无形财产中的知识产权、非法取得的财产、违禁品是否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问题。

对于不动产能否成为包括诈骗罪在内的财产犯罪的对象问题，自古罗马法以来就是刑法理论争议的问题，但从近现代以来各国刑事立法发展情况看，将不动产纳入财产犯罪之对象的做法越来越普遍。如《日本刑法》第235条之2专门规定了侵夺不动产罪；《意大利刑法典》第631条将“意图占有他人不动产之全部或一部，而移动或变动境界者”规定为犯罪；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320条第2项也规定了窃占不动产罪。在我国刑法学界，有学者提出，盗窃、抢劫罪犯罪对象一般说来不能包括房屋等不动产，而诈骗、侵占的犯罪对象则包括不动产。（注：周振想主编：《刑法学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5页。）应该说，尽管在司法实践中骗取不动产犯罪案件极其少见，但从理论上说，骗取不动产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刑法也没有将不动产排除在合同诈骗罪对象之外，所以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可以包括不动产。

无形财产中的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应当是没有疑义的。因为这类财产虽然也要依附于一种有形的载体之上，但是行为人骗取了有形的知识产权载体，却并不意味着权利原有人就失去了对这些知识产权的所有权。至于行为人骗取这些知识产权给权利人的权利造成的侵犯，完全可以以侵犯知识产权罪来追究刑事责任。当然，通过签订、履行合同而骗取此类知识产权的载体数量较大拒不退还的，也可以以合同诈骗罪处罚，但这时的犯罪对象已变为作为有形物品的载体。（注：赵秉志、于志刚：“论侵占罪的犯罪对象”，载《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2期。）至于专有技术，过去有关司法解释曾一度将之规定为财产犯罪的侵犯对象。（注：如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曾规定盗窃罪的对象包括重要技术成果。）应该说，在1979年刑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缺乏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通过司法解释将专有技术纳入刑法保护的范畴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如此，过去也有论者指出，对于非法占有企业技术成果的行为，在刑法上规定为独立的犯罪，是比较适当的。（注：王作富、韩耀元：“论侵占罪”，载《法律科学》1996年第3期。）也正因为如此，现行《刑法》第219条专门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罪。按该条规定，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属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如果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应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论处。因此，专有技术已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的对象。

对于由走私、诈骗或者其他非法活动所得的财物是否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如有的论者认为，公民个人的财物限于公民个人的合法财物，即公民个人的非法财物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注：欧阳涛等：《经济犯罪的定罪与量刑》，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页；张穹主编：《中国经济犯罪罪刑论》，大地出版社1989年版，第331页。）另有论者则认为，这种提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公民个人的非法财物，就公民个人对该财物的这种实际占有关系而言，由于缺乏法律依据或财物所有人的同意，构成对所有权的侵犯，因而不受法律保护。但是，就这种财物本身而言，其背后仍然存在权利关系，理所当然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公民个人的财物，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均可以成为诈骗犯罪的侵犯对象。（注：高铭暄、王作富主编：《中国惩治经济犯罪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4页。）笔者认为肯定说的观点更为妥当，当然这并不是出于对财物持有人非法行为的保护，而是因为行为人无权占有该项财物。因为按照国家法律规定，非法收入应当没收归公、非法占有他人非法取得的财物，实质上是对国家财产的侵犯，对此国家当然要进行刑事追究。

对于违禁品，我国法律严禁任何组织或个人非法拥有，也禁止自由流通。但是违禁品作为一种“黑色”商品存在是有经济价值的，法律越禁，其利润就越高。违禁品能否作为财产犯罪的对象，我国的司法实践大致持肯定的态度。如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10日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8项关于“盗窃违禁品，按盗窃罪处理，不计数额，根据情节轻重量刑”的规定。从理论上说，违禁品尽管为法律所禁止非法持有，但是这种禁止并不等于任何人可以任意非法取得并加以占有。因为违禁品虽然属于违法物，但其同样仍然存在合法的所有人。利用合同骗取违禁品的行为和利用合同骗取其他物品一样，都侵犯了一定的所有权关系，因而都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现象，但二者的客观表现却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

合同诈骗犯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现象，但二者的客观表现却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合同中的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使对方受到损失，并且一方在签订合同时可能有某些欺骗性的因素，则前者是合同诈骗罪，而后者是合同纠纷，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然而，在实践中，区别二者分界限往往是比较困难的，二者的根本不同点，在于行为人有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也就是说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如果没有这一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因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遇天灾人祸或市场变化等不可抗力的客观因素，使当事人没有能力继续履行合同的，只能定性为合同纠纷。比如，在签订合同时有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的行既可能是合同诈骗犯罪的一种形式，也可能是合同纠纷中的民事纠纷。又如，合同签订后不履行合同的行为，既可能是行为人出于经营困难造成的，也可能是行为人见利起意，在履行中滋生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拒绝履行自自己的合同义务，也就是说既可能是合同纠纷，也可能是合同诈骗罪。

合同纠纷，是指行为人有履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合同纠纷，以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为前提，其侵害的是合同产生的债权。而合同诈骗罪，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其侵犯的是财产所有权。两者区分的关键是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诚意亦即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或骗子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对行为人主观目的认定是非常困难的，例如虚设担保固然是合同诈骗的种手段，但不能据此认为凡是虚构担保的行为都是合同诈骗罪。行为人虽然虚设了担保，但目前是为了通过合同的履行来实现商业上利润的，则仍属于合同纠纷的范围。行为人签订合同后，事实上没有履行，但没有履行并不一定是合同诈骗，可能是行为人的经营困难造成的。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两者进行区分：（1）主观方面：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明知自己没有履行能力而虚构隐瞒事实真相，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用夸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对方产生错觉，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过到谋取一定利益的目的。（2）履行能力，行为人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担保，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担保。（3）欺骗手段的程度。行为人是隐瞒真相、虚构履约能力还是只在数量，质量等方面有某些不实之处。（4）履行合同的行为。订立合同后，行为人是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和行为，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坐等对方履约上当，在获得非法利益后，推托、搪塞甚至逃跑，还是对履行合同有较积极的态度，既取得一定的利益，同时又承担一定的义务。

因此，对两者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人是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还是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而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必须从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行为，违约后的表观等几个方面分析、判断。

内容摘要：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定、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从犯罪的构成来看，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合同诈骗罪在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对方当事人“自愿”地与自己签定、履行合同，而骗取对方数额较大的财物。从《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不难看出，合同诈骗罪在客观上主要有五种表现形式。根据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结合实践情况，合同诈骗的犯罪方法主要有五种类型。还有人根据我国经济合同诈骗犯罪、的实际发案情况，对合同诈骗犯罪采取混合分类的方法进行研究，又以犯罪行为的某种特征作为分类的标准。以此标准，将经济合同诈骗犯罪分为六种类型。

关键词：合同诈骗；单位犯罪；个人犯罪；中介活动；抵押

当前经济犯罪形形色色，合同诈骗罪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属于扰乱市场秩序罪中重要的罪名。什么是合同诈骗罪呢？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定、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一、从合同诈骗罪的概念来看，合同诈骗罪存在四个特征

1、从犯罪的构成来看，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

凡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同时，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这里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从实践情况看，大多数合同诈骗犯罪案件都是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案件都是以单位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18日通过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所以，如果是个人为实施合同诈骗违法犯罪而设立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的合同诈骗犯罪，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合同诈骗为主要活动的，以及盗用单位名义实施合同诈骗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合同诈骗犯罪的个人私分的，均不能以单位犯罪论处，而应以个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由于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个人与单位构成合同犯罪规定了明显不同的数额标准，所以，正确理解这一点将直接影响到实践中许多合同诈骗案件罪与非罪的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正确理解和把握合同诈骗罪的概念，是有效防范和惩治合同诈骗罪的前提。对于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刑法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合同诈骗罪的概念有不同表述，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以刑法第224条的规定为根据，认为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2.以刑法经224要规定和诈骗罪的传统定义为根据，认为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3.以合同诈骗罪的主客观特征为根据，认为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为公私财物为目的，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手段，通过签订经济合同，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上述几种观点都揭示了合同诈骗罪骗取他人财物的本质属性，并指出了合同诈骗罪是利用合同手段进行的诈骗犯罪，但都没有指出合同诈骗罪的另一本质特征，即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笔者在结合上述概念的基础上将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定义为：“合同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行为”。二、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特征犯罪构成理论在犯罪理论体系以及整个刑法理论体系中都占有核心地位。对于犯罪的成立与否，判断的惟一根据只能是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同样，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必须考察该行为是否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因此，对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探讨是有效预防和惩治合同诈骗罪的基础。根据犯罪构成理论，结合我国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几方面：1、犯罪客体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国家合同管理制度和公私财物的所有权。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要求交易主体在符合市场交易规则及商业交易习惯的基础上进行自愿、平等、公正、合理的交易活动和行为，而合同诈骗行为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滥用合同制度，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履行合同，显然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和国家的合同管理制度。同时，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了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因此，合同诈骗罪也侵犯了公私财物的所有权。2、犯罪客观方面合同诈骗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具体包括以下几种行为方式；（1）以虚构的单位或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构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4）收受对方当事人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3、犯罪主体合同诈骗罪的主体既可以是已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同时，合同诈骗罪的主体是签订、履行合同一方的当事人。4、犯罪主观方面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三、合同诈骗罪的防范研究犯罪的根本目的就是如何预防犯罪的产生。犯罪预防是整个犯罪科学的最终归宿，被誉为犯罪科学理论的皇冠。研究任何犯罪的形态、构成，其根本目的不在于如何打击犯罪，比打击犯罪更高一个层次的问题是如何防范犯罪。“所谓犯罪预防，是指国家和社会为消除或者减少犯罪产生的一切原因和条件，防止、阻碍犯罪行为的发生、减少乃至根治犯罪现象，对全体社会公民所采取的一系列防治措施体系及其控制过程”。预防的举措主要是防范，即防范于未然，制止犯罪企图于预谋中，从而减少犯罪的机会。1、合同诈骗罪防范的概念及宗旨合同诈骗防范就是根据合同诈骗犯罪的原因、规律，综合社会各种力量，运用多种手段，采取各种措施，以防止、控制和减少合同诈骗犯罪及其重新犯罪的系统工程。这一系统工程包括有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内容，属于犯罪预防科学的一部分。合同诈骗防范的宗旨在于：努力克服合同诈骗犯罪诱因，多方设置实施合同诈骗犯罪的困难条件，有力地打击合同诈骗犯罪活动，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建设的繁荣与发展。预防的举措主要防范，即防患于未然，制止犯罪企图于预谋中，及时消除各种潜在的危险性因素，针对合同管理的行业性特点，加强条件性预防和环境设计预防，堵塞制度管理上的漏洞，减少合同诈骗犯罪的机会。2、合同诈骗罪防范的重要性（1）有利于保护社会运用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段进行合同诈骗防范，就可以直接减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人的行为的合同诈骗案件的出现，减轻对社会造成的各种危害，节约司法成本，从而实现社会保护。应该说，犯罪预防的一切措施都旨在实现社会保护。倘若不能防止防止社会治安问题的出现，不能有效地保护社会，再成功的教育也是失败的教育，再好的管理也是徒有形式，再能干的警察、再精通法律的法官也是梁山军师吴（无）用。可见，相比较造成后果后再想办法堵塞漏洞、事后进行刑事处置等措施，防范的作用最为显著。（2）有利于挽救失足者待合同诈骗犯罪行为已经发生，危害结果已经出现，社会已经受到伤害，则相当多数的行为人必然受到相应的刑事制裁。社会对他们的惩罚名正言顺，合情合理合法，犯罪行为人是咎由自取，罚所应得。然而，社会对其惩罚又会带来众多的社会问题。如行为人被判处刑罚后，配偶与其离婚，父母无人赡养，小孩无人管教，这些问题的出现又会不利于对其进行矫治。枪毙一个危害社会、罪大恶极的罪犯，对罪犯个体，对罪犯亲属以及对社会有关方面的损失都是巨大的，而这些问题最终还会使社会背上包袱。如果在行为人实施合同诈骗的行为发生前及早采取措施加以积极防范，使其不能乃至不愿实施合同诈骗犯罪行为，其就不会因此而违法，更不会有经济、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损失，从而得到一种实质性的挽救。（3）有利于提高刑事司法工作的效率预防是整个犯罪科学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刑事司法工作追求的终极目标。预防是一种卓有成效的犯罪防控措施。实行防治结合、以防为主、从防到治的犯罪防控方略，才可以变被动为主动，才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刑事司法工作的效率，从根本上解决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的客观不足。四、合同诈骗犯罪防范的可能性1、合同诈骗犯罪的发生发展具有一定规律性合同诈骗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发生发展必有一定的社会运动规律；合同诈骗犯罪作为一种人的行为，其发生发展必有一定的人的行为的规律。合同诈骗犯罪的运行规律就是：利用被害人的缺陷心理以售其奸；依靠制造假象以创造条件；从骗取被害人信任转入骗取被害人钱财。曹操必走华容道，既然合同诈骗犯罪的发生发展是合乎逻辑的，有客观的规律可循，则就可以被认识和掌握，可以运用其规律进行控制和预防。2、合同诈骗的发生发展具有一定过程性合同诈骗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出现不是“上帝”安排的，而是一定社会运动过程的产物；作为一种人的行为，它的存在也不是固有的，而是一定的人的行为实践过程的产物。合同诈骗犯罪的发生发展，既有一定的规律，又有一定的过程。合同诈骗的犯罪分子在打算行骗时，往往都有一个准备的过程，制造各种证明文书或者租赁一个地点，为其以后的诈骗行为创造假象。之后与被害人之间有个签订合同的过程，在骗取被害人的预付款等财物后，还有一个假装履行合同的过程。既然合同诈骗犯罪有一个完整的发展变化过程，人们就有可能对其进行认识，利用其事变必须经过的时间抓紧做工作，进行施设防。3、合同诈骗犯罪的发生发展具有一定征兆性合同诈骗犯罪的运行既然有一定的规律和过程，其发生发展就会有一定征兆，人们利用这些征兆就可以发现问题并积极采取预防措施，防患于未然。合同诈骗犯罪的运行有一个形成系统的过程，在合同签订之前、之中、之后，都会有一定的结构信息显示出来。如当行为人开始虚设单位、虚报注册资本时，就表明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前有诈骗的征兆；当行为人隐瞒真实身份，就表明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诈骗征兆；当行为人骗取被害人财物后逃匿，就表明行为人在履行合同后有诈骗征兆。这些从外部显露出来的信息就可以被人们所利用，人们因此可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防止合同诈骗的发生。事实上，合同诈骗犯罪是发生于社会的客观事物，其运行中必然要与外界发生一定联系，必定要改变一定的客观社会情况，从而在客观外界及行为人主观上出现一定征兆。这些征光可以帮助人们发现合同诈骗的线索，认识和掌握合同诈骗的运行规律和过程，采取措施防止合同诈骗的发生发展。

一、合同诈骗罪概述

(一)合同诈骗罪的实质。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1］我国在97年新《刑法》实施以前，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通常会以诈骗罪进行定罪处罚。①在97年新《刑法》制定之前，刑法理论界对于合同诈骗罪是否应当独立成罪曾有过深入探讨。立法最终在考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国情的基础上，将合同诈骗罪单独列出。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合同诈骗罪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诈骗形式，犯罪客体不再仅仅是财产权，而是双重客体，即财产权益和市场交易正常秩序的结合。从立法设计上也能看出，该罪名被置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犯罪)下，也意味着该种行为所侵犯的不仅仅是财产权益，更是一种扰乱市场正常秩序行为。(二)合同诈骗罪的特点。1．利用“合同”的形式进行诈骗合同诈骗罪不同于一般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合同诈骗是利用合同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从而侵犯了市场经济秩序。［2］普通诈骗罪是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财物，合同诈骗罪是指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利用欺诈手段骗取财物的行为。普通诈骗罪可以通过单方虚假表述的形式，而合同诈骗罪中必须存在相应的“合同”。2．该种行为破坏了市场经营的正常秩序合同诈骗罪相较于普通诈骗罪，其所侵害的法益不仅仅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更包括对市场经营正常秩序的破坏。合同诈骗罪的设立目的之一便是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对于利用与市场秩序无关的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则不应当属于合同诈骗罪的范围。

二、合同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合同”含义的理解存在的争议。我国97年新《刑法》虽然规定了合同诈骗罪，但一直以来都没有出台相关立法或司法解释来解释其中“合同”的含义。在刑法理论界，对该问题曾有过诸多探讨，但一直以来都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第一，是如何对“合同”的含义进行理解。有学者主张，将“合同”理解为经济合同更符合该罪名的目的，但其所依据的法条②已经与时代不相符合，或者已经废止。而且，“经济合同”这一概念也随着我国《合同法》的出台而退出舞台，故此时再作此理解实为不妥。第二，刑法理论界一直以来都在探讨口头合同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口头合同因其不能像书面合同一样随时呈现的固有特点，而应被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范围之外。［3］也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关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中，“签订”应当是订立书面合同所独具的，口头及其它合同因无法被“签订”而不应当被认定为该条文中的“合同”。但是，有些学者认为口头合同属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形式之一，除法律有特殊规定外，其与书面合同的效力相同。［4］(二)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时存在争议。国外一般将合同诈骗罪归入诈骗罪或者诈欺罪，很少独立成罪，“非法占有目的”一般也只是作为选择性或者必要性构成要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对合同诈骗罪的能否成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始终困扰着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一直未找到恰当方法予以解决。有学者认为，可以从行为人有没有想过将财产归还作为判断标准。但是在当前的实践中，作为主观心理状况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无法被直接看出的，在实践中也只能通过行为人客观的行为进行推断，故该说法很难成立。另有学者认为可以从行为人的实际履约能力上进行考察，也有学者认为可以从非法占有的时间长度上对行为人进行考察。这两种说法均采用从客观推主观，具有一定的可取性，但是仅以某一方面为基础进行推断，很容易出现漏洞，无法应对复杂的实践情况。(三)刑法条文中所列举的“其他方法”过于笼统。现实生活中合同诈骗罪的具体行为方式复杂多变，实践中无法完全列举，故为了以后打击此类犯罪有刑法上的依据，97年新《刑法》在一至四款中列举了该罪名的具体行为方式，同时保留了第五款作为“兜底条款”，这也是我国刑事立法上所采取的惯常形式，也有着对成文法不周延性的考虑。虽然该条款的设立对打击该类型犯罪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其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首先，在此处设立该条款与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其次，若用之不当则可能罪及无辜，容易导致刑罚误用。［5］此外，该兜底条款的保留，容易造成对该条文的滥用，与刑法所应当具有的谦益性相冲突，也可能造成国家机关利用公权力擅自干预正常的市场秩序。

三、认定的完善

(一)明确“合同”的含义。首先，该罪名中“合同”的含义与合同法中“合同”的含义应当作为两个概念加以理解。在认定时应当注意，该处“合同”的性质应当是用于市场交易的合同，因为行为人利用该处“合同”进行诈骗时所侵犯的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因调整范围的限定，诸如政府间的、人身关系的、用于劳务的合同之类，则不属于该罪名中的“合同”。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口头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出现，合同的形式也不应仅仅限于书面合同。从根本上看，口头与书面合同是相同的，只是前者通常以言语的形式表现，而后者以书面形式呈现，但若仅以二者表现形式的不同而将口头合同排除在该处“合同”的范围之外，显然是不成立的。并且，该罪名中的“合同”究竟为何种形式，一直以来都没有正式的立法、司法解释或法规予以明确，这也就意味着，在立法层面并未将口头合同排斥于外。故而，口头合同也存在符合该罪名中“合同”特征的情形。(二)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时应考虑的因素。在对“非法占有目的”进行认定时，应当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结合，要避免仅仅依照客观情况进行主观推断的情况，同时也要避免认定者个人主观因素的介入。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综合的分析:第一，看合同主体资格是否真实。在使用合同进行欺诈时，合同的主体资格一般都不是真实的，因为该行为实施者只是想通过合同获得大量没有依据的利益。故而，若是一方故意隐藏其真实的身份，则此行为或可成为认定其主观状况及目的的一个重要因素。［6］第二，看行为人实际履约能力及行为的有无。通常，合同诈骗中行为人一般都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的力量，而且其本人也没有使合同能够完全履行的意思和实际行为。当行为人在无该能力及行为时，而与他人签订明显无法履约的合同，则可推断行为人一开始就有风险转嫁意识，进而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第三，分析行为人没有实际履约的原因。一般来说，如果行为人一直都在为合同的履行而努力，最终合同仍未能履行，且是由于行为人所不能控制的客观原因所造成的，则一般认为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反之，则可认定其具有这种主观目的。第四，看行为人的履约情况及态度。一般情况下，积极履约的行为人都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合同，而那些能履行而不积极履行的行为人则可能具有不良的目的。第五，看行为人对财物的处置方式。以“非法占有目的”取得财物的行为人在取得财物后，一般将财物藏起来或者任意地处分，而且在被发现后拒不归还藏匿的财物，或者因其任意挥霍的行为导致财物无法归还。(三)认定是否符合“其它方法”时应注意的事项。充分考虑到实践的可能变化，该条文中专门留出一款对该罪名做出保留性的规定。但是，该款背后也隐藏了严重的问题，故在认定时应注意以下事项:首先、“其他方法”应当与前四项列举的行为特征相一致。若是行为人的诈骗行为并没有采取利用“合同”的形式进行，则其所使用的其他方法的性质无论有多么恶劣，都不能认定为该罪名中的“其他方法”。其次，应当明确行为人使用的是“合同”，还是与之有关的其它相类似的方法所进行诈骗。利用合同进行诈骗通常以“合同”为掩盖，而后者通常不是以“合同”为掩盖，而是利用与合同有关的其它方式所进行的。最后、立法机关应当及时地总结和归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其他方法”做出尽可能具体明确的规定，以便于司法操作。

内容摘要：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定、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从犯罪的构成来看，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合同诈骗罪在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对方当事人“自愿”地与自己签定、履行合同，而骗取对方数额较大的财物。从《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不难看出，合同诈骗罪在客观上主要有五种表现形式。根据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结合实践情况，合同诈骗的犯罪方法主要有五种类型。还有人根据我国经济合同诈骗犯罪、的实际发案情况，对合同诈骗犯罪采取混合分类的方法进行研究，又以犯罪行为的某种特征作为分类的标准。以此标准，将经济合同诈骗犯罪分为六种类型。

关键词：合同诈骗；单位犯罪；个人犯罪；中介活动；抵押

当前经济犯罪形形色色，合同诈骗罪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属于扰乱市场秩序罪中重要的罪名。什么是合同诈骗罪呢？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定、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一、从合同诈骗罪的概念来看，合同诈骗罪存在四个特征

1、从犯罪的构成来看，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

凡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同时，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这里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从实践情况看，大多数合同诈骗犯罪案件都是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案件都是以单位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18日通过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所以，如果是个人为实施合同诈骗违法犯罪而设立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的合同诈骗犯罪，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合同诈骗为主要活动的，以及盗用单位名义实施合同诈骗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合同诈骗犯罪的个人私分的，均不能以单位犯罪论处，而应以个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由于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个人与单位构成合同犯罪规定了明显不同的数额标准，所以，正确理解这一点将直接影响到实践中许多合同诈骗案件罪与非罪的认定。

所谓除因防范，是指消除合同诈骗犯罪产生的原因。想要防范合同诈骗犯罪，就必须加强对合同诈骗犯罪原因的研究，深入探讨合同诈骗犯罪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深刻认识产生合同诈骗犯罪的根源和条件，准确把握合同诈骗发展的形式和趋势，为预防合同诈骗犯罪提供理论依据。一、合同诈骗犯罪产生的原因（一）合同诈骗犯罪产生的社会原因1、合同诈骗犯罪是体制转型过程的“负产品”所谓‘负产品“是指我国经济体制在从原来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常常会出现一些脱节现象，甚至会有一定程度的紊乱，给合同诈骗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从而导致合同诈骗犯罪大量增加。2、商品经济的消极影响是滋生合同诈骗犯罪的温床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有竞争，而“犯罪也受竞争支配”。商品经济的消极影响是合同诈骗犯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首先，追求盈利不择手段为合同诈骗犯罪提供了条件。正如托。约。登林所讲“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利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鼓劢动乱纷争”。当现实生活中缺乏商品经济所要求的公平、公正、法制等条件时，就会出现违法犯罪行为。第二，拜金主义为社会准备了大量潜在的合同诈骗犯罪分子。在商品经济生活中，货币成为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尺度，是社会财富的总代表，占有货币量的多少成为社会评判个人能力、地位或成功与否的标准，这就很容易使人们心理天平向金钱倾斜，人的价值观念一旦发生畸变，犯罪的欲望便恶性膨胀，难以遏制，合同诈骗犯罪分子主观的贪利欲望往往源于此。第三，个人本位和利己动机是合同诈骗犯罪的思想基础。商品经济强调充分发挥个人能力，这就容易产生个人主义，即把个人的利益、需要作为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为达到目的，不惜损害和牺牲他人利益，甚至以身试法。第四，经济行为的短期性和投机性催化了合同诈骗犯罪的产生。在商品经济效率观念作用下，商品经济的参与者都希望以最小的投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获取最大的利润，这种投机性和短期性的恶性膨胀就像“催化剂”加剧合同诈骗犯罪的产生。（二）合同诈骗犯罪产生的管理原因1、监管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处于计划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新体制需要逐步成熟，旧体制又在许多方面失去效应，因此宏观控制的难度增加，微观机制一时难以合理，管理上势必出现一些真空和漏洞，某些不法分子就会利用这种情况贪污、盗窃、行贿受贿、走私贩私等犯罪活动”。换句话说，在经济转型时期经活动创新活跃、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许多涉及合同诈骗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往往滞后，很容易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2、监管方法单调，手段落后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合同诈骗来说只有监管方法和手段能够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才能有效遏制合同诈骗犯罪，但实际并非如此。由于存在监管体系不完备，手段落后，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使一些合同诈骗犯罪分子有机可乘。3、执法不严、查处不力，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在打击合同诈骗犯罪过程中，有的地区个别司法机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注重缴获赃款赃物，将追缴赃款赃物当作办理合同诈骗案件的首要任务，忽视了打击处理犯罪分子的问题。加之合同诈骗犯罪被害人的最大心愿是财产的返还和补偿，至于采取什么形式和途径解决，他们并不关心。还有的被害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求于法律，这些行为都推动了合同诈骗案件的增长。另外，由于受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影响，有些部门为了保护本地区的局部利益，对合同诈骗分子放任自流，查处不力，甚至公然打着保护地方经济、地方“企业家”、地方“能人”的旗号，或明或暗地庇护行骗者，为其通风报信，姑息养奸。（三）合同诈骗犯罪产生的被害者原因1、合同管理混乱、有章不循有些企业和单位只注重产量的增长，质量的提高和利润的增多，忽视对合同的严格管理，使合同的签订、履行、担保、变更、转让、解除、终止、监督以及合同文本、专用章的管理缺乏必要的合同管理制度、必要的年审核制度和监督制度，加上合同管理中人员职责分工不明，从而给合同诈骗以可乘之机。2、合同签约人和管理人员素质低下有些合同签约主和管理人员对合同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缺乏合同管理知识，加之在经济活动中经验缺乏，只想尽快发展生产经营，广开销路，多订合同，尽快盈利，结果掉入陷阱后悔莫及。3、合同签约人和管理人私欲膨胀有些合同签约人和管理人员，由于私欲膨胀，以利当头，经不起高额回扣的诱惑，被动或主动与诈骗分子串通，签订有损于己方的合同，案发后，担心报案会把自己牵连进去，只好哑巴吃黄连，采取“内部消化”，从而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器焰。4、被害人不愿诉诸于法律合同诈骗犯罪的被害人最大的心愿是财产的返还和补偿，至于采取什么方式途经解决，他们并不关心。在我国，公民的法制观念不强，尚不能熟练运用各种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使诉诸法律，其直接目的也是索还财产，至于被告人是否逮捕和判刑并不重要，还有的被害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求于法律，私下与犯罪分子达成协议。另外，由于合同诈骗案件存在办案难度大，查处时间长，花费高，破案效率低等问题，使得一些被害人不愿求助于司法机关。这些现象都变相鼓劢了犯罪分子，使得合同诈骗现象日渐猖獗。（四）合同诈骗犯罪产生的个体原因1、合同诈骗犯罪个体的功利因素一切合同诈骗犯罪都是从践踏法律开始。从犯罪动机的形成，到犯罪过程的实施，都是起始于对道德的背离。对合同诈骗犯罪个体来说，是否犯罪？以什么方式犯罪？是一个权衡利弊的论证过程，如果论证的结果是犯罪的“投入”大于“产出”，那他就会放弃犯罪，反之如果“投入”小于“产出”，其就可能铤而走险，用犯罪手段以较小的代价换取各种需求来满足自己。2、合同诈骗犯罪个体的意志因素和认识因素合同诈骗犯罪是以获是财物为目的的犯罪，在商品经济社会，金钱是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媒介，因此，金钱有着强烈的引诱力，对那些道德修养不高，自制力差，具有冒险性格的人而言，很容易产生犯罪动机，这便是合同诈骗犯罪个体的意志因素。而如何才能付出较小的代价得到较多的回报，这就是认识因素在起作用。事实上，一个人的犯罪决意，是意志因素和认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认识到这一点，不但有助于了解犯罪原因，而且对犯罪的社会控制也有积极作用。二、合同诈骗犯罪的除因防范措施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合同诈骗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及其发展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种因素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因此需要社会各方面都来关注和重视，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积极预防和减少诱发合同诈骗犯罪的消极因素，主要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形成健全的市场竞争机制加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诚信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一项原则，比较关键的因素就是形成健全的市场竞争机制。在最完善的竞争条件下，人们会尽可能把事情做好。此时诚信应当是市场主体之间自然而然的事情，有了健全的竞争机制，不诚信行为必将遭到处罚和制裁。（二）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优良的道德对预防犯罪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合同诈骗犯罪的根源就是道德的沦丧，所以要从思想上摧毁惟利是图、金钱至上的信条，控制合同诈骗犯罪的发生，其关键在于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加强道德教育，培养和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市场主体自觉维护和促进劳动者之间的团结友爱和合作关系。（三）加大反腐力度从这些年改革开放和反腐倡廉的实践来看，利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活动，保护地方和部门利益现象突出，因此，应强化社会信用意识，加快信用制度建设，政府信用是防范合同诈骗中重要的一环，应着重抓好从严治政，以建设政府信用为关键，带动和促进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四）做好市场主体有关信息的公开实践中，企业虚假出资、注册资本不实、虚假信息、中介服务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情况屡有发生。因此，应进一步完善企业登记、企业认证、资金验证、信息披露和广告审查制度。（五）加强监督制约机制1、应充分发挥各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条件。工商管理机关应严格执行工高行政管理法规，加强对合同的管理，严防一些骗子弄虚假骗取合法证照。对于过期的执照，注销的执照，不能继续使用的印章、发票要及时作出处理，防止被他人利用。对于利用假证进行经营的坚决予以查处。银行等金融部门应保证现金合理投放和使用，防止骗子利用银行洗钱、转移赃物，给诈骗得逞提供便利。坚持贯彻各项金融管理法规，加强验资机关作用。审计机关应当深入企事业单位检查会计制度是否完善，会计记录、会计凭证出入帐是否真实、合法，及时纠正错误，防止作弊，尤其要加强对上市公司资金和资信的审查。公证机关对合同进行公证时,应加强对合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的审查，减少合同诈骗发生的隐患。2、强化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应充分发挥人民代表的监督作用，进一步健全群众年报制度，发挥公司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加强新闻媒体监督，及时曝光违法犯罪问题，以引起广大民众的反响，提倡诚实信用公平竞争，坚决抨击合同欺诈及违法犯罪活动。

摘要：现行刑法有关合同诈骗罪的规定，在立法意旨、司法实践、具体适用等方面已与当前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相适应，应予修改。

关键词：刑法合同诈骗罪浅析

现行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这一罪名的规范目的界定，司法实务中如何实现，以及与普通诈骗罪的的分野界定值得研究，从司法实践、立法价值取向出发，该条规定似有修改的必要。

一、条文规定与立法上的意旨脱节

1997年修订刑法之前，对于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犯罪的行为是按照普通诈骗罪处理的，修订刑法新增的合同诈骗罪，无疑是为了突出打击利用合同这一特殊形式进行经济领域的诈骗行为，以达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之目的。从刑法分则体系设置的各类罪名的排列顺序来看，合同诈骗罪置于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之章罪名下，普通诈骗罪位置居于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之中，这足以反映了立法者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危害程度是重于普通诈骗罪的，所以有特别设置该罪予以重点打击的必要。问题是，合同已成为人们在经济交往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媒介和载体，经济活动中的纠纷、甚至欺诈行为大都通过合同形式表现出来，而对经济活动的中产生的纠纷甚或欺诈行为的规制主要应通过民事、行政等手段予以处理，刑法一般最好不要轻易介入。即使出现了利用合同进行经济诈骗涉嫌犯罪的情形，刑法第266条规定的普通诈骗罪也足以予以规制处理，并不存在所谓立法漏洞之问题。在普通诈骗罪在外，另外设立合同诈骗罪这一特别条款，似有画蛇添足之嫌，造成不必要的竞合和适用上的繁琐。再有，合同诈骗罪的法定刑与普通诈骗罪的法定刑的设置没有任何区别，没有反映出立法对合同诈骗罪予以突出打击的规范意旨。或许，有人会认为，合同诈骗罪规定了单位犯罪，而普通诈骗罪则没有这一规定，这有利于遏制有组织形式的专门进行经济合同诈骗犯罪活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凡规定了单位犯罪的，其单位内部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所受到的刑事处罚，一般情况下只会比自然人犯罪主体相应要轻，合同诈骗罪同样也不例外，因此还是有悖刑法之目的。

二、司法实践与立法目的实现有差距

[内容摘要]合同是当事人之间为实现一定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的协议。合同是商品交换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合同法律制度则集中体现和反映了商品经济关系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一般规则，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基本的行为模式。因此，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合同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基本保证。但一些不法之徙无视国家的法律，利用各种经济合同进行诈骗，表现出极大的欺骗性、贪婪性和危害性，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在《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对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刑事责任问题作了司法解释。但是未能反映利用合同的诈骗犯罪的全貌和特征。因为合同诈骗犯罪，不仅侵犯了公民财物所有权，还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因此，在新刑法中增立了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中分裂出来的新型经济犯罪，它在保留了普通诈骗罪的一些共性特征外，又表现出自身特有的个性，这种个性主要体现在其犯罪构成的特殊性。鉴于本罪认定过程的复杂性，本文对司法实践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问题、罪数问题、共犯问题）作了剖析，以期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此罪的认定

[关键词]合同诈骗犯罪构成特征非法占有目的罪数共犯

合同诈骗罪是一种以合同为掩护、手段隐蔽、情况复杂的诈骗犯罪。在所有的诈骗犯罪案件中，合同诈骗案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已成为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本文将综合我国合同法与刑法学基本原理对此作系统阐述和探讨，以期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本罪的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具有如下特征：

1、客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