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条款范文10篇

2004年6月28日，袁某投保了人寿保险附加意外伤害险。同年8月26日袁某在某地工作时，右手不慎受伤，据法医鉴定，袁某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残废。袁某根据意外伤害保险条款附件《保险公司伤残程度与给付比例表》与《保险公司人身意外伤害残疾程度给付标准》关于中指、无名指、食指“残缺”的规定，请求赔偿27000元。保险公司认为，从袁某“残缺”程度看，还没有完全丧失部分功能。按有关规定，只能赔付4000元，袁某不服，起诉至法院。法院认为，保险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并没有向袁某解释“残缺”的具体含义，导致双方对这两个字的含义的理解发生了分歧。根据保险法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的规定，袁某的解释符合规定，保险公司应赔偿袁某保险金27000元[1]。保险合同是典型的附和合同。保险合同的订立一般采用格式条款，即保险人为了重复使用而事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投保人协商的条款①[2]。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只能作出是否投保的意思表示，一般没有修改其中某项合同条款的权利。即使有必要增减或变更内容，通常也只能引用保险人事先准备好的附加条款或附属保单，而不能完全按照投保人的意思作出修改。保险合同订立后，可能会因种种原因引起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及其关系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不同而引发争执。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则提交仲裁机关或法院进行裁决或判决。仲裁机关或法院依照常用方式或法律规定的方式，对保险合同的内容予以确定或者说明的过程，称之为保险合同的解释[3]。

一、我国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

（一）不利解释原则的法理基础

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我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可以看出，在我国的保险实践中，法律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不利解释原则，是指在解释文件时，如果文件语言含混，含混之处应当作出对文件提供者不利的解释，即合同文件由哪方提供，哪方就是不利解释结果的承担者[4]。本文旨在探讨对保险人的不利解释，因此把投保人作为保单提供者的情况排除在外。适用不利解释原则的法理基础有以下几方面：

1.附和合同理论。保险合同是典型的附和合同，一般是由保险人事先拟定，投保人只能作出是否接受的意思表示，而不能就合同条款与保险人进行协商。保险人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处于主动地位，是信息优势方；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居于被动地位，是信息劣势方。在此情况下，法院或仲裁机构如果严格按照保险合同条款判决，或作出对保险人有利的解释，都是对“公正”的亵渎。因此，本着公平、公正的要求，对保险人作出不利解释。

2.保险合同本身的性质理论。保险行业是高度技术化的行业，保险合同本身充满专业性很强的语言，保险术语以及法律、医学、气象、建筑等各行各业的专业术语和词汇令一般人难以完全理解，在客观上赋予保险人优势地位。此外，保险合同条款本身就具有模糊性，这可能来源于起草者的故意或过失，即使起草者无过错，不同的保单持有者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地点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因此，保险人作为保险合同的起草者，就应当承担因合同条款模糊而产生的责任，在解释时应作出对其不利的解释。

摘要：劳动合同相较其他民事合同有其特殊性，有必要架构一套与劳动法体系相适应的解释方法。从现实情况看，劳动合同的条款可分为个别协商条款、格式条款和默示条款三种类型。由于各条款性质不同，应该采取不同的处理模式。解释个别协商条款时，以探求当事人真意为目标，避免过度介入当事人之间的交易。解释格式条款时，可类推适用合同法的规则，基于劳动者身份属性审慎审查其效力。解释默示条款时，以填补合同漏洞为价值考量，注意默示条款的多元性。当三种条款类型之间发生冲突时，以个别协商条款优先和有利于劳动者原则作为协调工具。

关键词：劳动合同解释；个别协商条款；格式条款；默示条款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强化了劳动合同在劳动法律制度中的地位，要求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时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如果未签订书面合同，用人单位要承担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工资的责任，这导致劳动合同签订率不断攀升。伴随劳动合同签订的普遍化，在发生劳动纠纷时当事人双方提交合同作为证据亦常态化，双方所签订协议的效力评判往往决定诉讼的胜负。此时如何解释劳动合同即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关键问题。在司法场域，大多数案件中未将劳动合同与其他一般民事合同加以区分，而是一体适用相同的解释方法。分析合同当事人的属性可知，一般民事合同当事人在信息及交涉能力上处于对等地位，在合同解释时应该以尊重双方契约自由原则为根本原则。相反，劳动合同当事人则存在实质上的不平等，劳动法在对双方都给予保护的同时，偏重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此时完全套用传统合同法理论中的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原则可能无法公平合理地平衡双方权益。我国《劳动合同法》将合同条款分为必备条款和约定条款两大类型。但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订合同的实际互动来看，则可以分为个别协商条款、格式条款和默示条款三种类型。因为，现实中用人单位为节约签订劳动合同成本和贯彻自身意旨，大多数情况下提供单方拟定的格式化合同，同时文本中又留有一定的空白处，待双方协商后进行填充。①从而在格式化合同中，包涵了格式条款和个别协商条款。但是由于劳动合同约定往往无法涵盖全部事项，合同必然会产生漏洞，此时就需借由隐含于劳动合同中的默示条款补充当事人意思的不足。因此，劳动合同既然由三种不同性质的条款组成，那么就应该分别处理，采取不同的解释模式。

二、个别协商条款的解释———以探求当

事人真意为目标个别协商条款，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就劳动合同的内容，经磋商后达成的个别约定。由于劳动关系仍具有的平等性与财产性的特点，决定了劳雇双方在劳动合同签订、履行、变更的过程中，除了公权力强制干预（主要为劳动基准）的部分外，仍有相当部分的内容属于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7条第1款“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即是明确双方订立合同要实现意思表示的合致的体现。1.个别协商条款解释的基本原则从现实情况来看，个别协商条款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用人单位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填充性条文，通常是以手写方式为之。这种条款往往反映出合同弱势一方意欲通过协商排除或修正强势一方预先拟定的一般条款。二是经由合同当事人特别更改、修正的条款，通常这类条款亦反映出双方通过协商方式以试图明确双方的真实意思。由于个别协商条款与普通民事合同存在共性之处，此时如同一般合同一样必须探求当事人的真意。当事人真意的探求，应以其立约时的真意为准，且不是纯粹主观意义下的内心真意。法院解释个别协商条款时，只要劳雇双方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则不应将契约正义的角色放得太大，避免以法律之名过度介入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关系。如果法官动辄以契约正义之名介入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恐怕无法达成合同解释原先所要达成的目的，易产生治丝益棼的反效果。比如，劳动者明明符合法律规定的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条件，但却基于各种考量自愿续订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此时法院就应当遵循双方的意思表示。②再如法律对女性劳动者怀孕时被解雇有特别保护，但劳动者如果明知自己的生理状况却与用人单位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时，则该协议应为合法有效。③2.个别协商条款解释的具体方法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125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探求当事人的真意的方法，有以下几种方法：第一，文义解释。合同的文义为合同解释的出发点及最重要基础。当合同文字对所要禁止、允许或要求的行为和事务在相关情境中都已明确描述时，“外在的证据是无关的，除非法院或仲裁员在解释合同首先得出结论，合同语言是模棱两可的”。④第二，体系解释（系统解释）。即假设合同整体为一个互相连贯的有机体，各合同条款彼此之间应互相牵连结合，依其前后文义的体系结构而作出解释。例如实务通常以通观合同全文⑤，从合同整体内容分析语句加以描述。第三，历史解释。即斟酌合同订立时的事实与资料，如缔约的过程、往来的文件及合同草案等相关的信息。第四，目的解释。即考虑当事人共同期待实现的合同目的进行解释。在合同所使用的文字或某条款存在两种以上解释时，通常采取此种解释方法去判定最适当的解释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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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保险合同的构成

本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由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及所附条款、投保单、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文件、声明、批注、附贴批单、其他书面协议构成。

第二条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责任有效期内，本公司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一、满期生存保险金：

--1完整条款

--完整条款又称全部契约条款或一般条款,其作用主要在于明确有关契约事项均已在合同中完整且排他地作了约定,所有其他口头或书面文字均不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

--由于电脑契约相公问题比较复杂,完整条款就成为最重要的条款之一.其目的在于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清晰且单纯,减少企业不可预测的经营风险.该条款的目的一般为:

--(1)免除供应商或其他销售人员在定约前为促销目的,以口头或书面陈述所可能引起的责任;

--(2)限制供应商担保责任的范围;

--(3)限制于争端发生时,其他救济方法,所得请求损害赔偿额总数等;

对我国财产保险公司而言，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产品开发才是其健康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讲，产品开发是财产保险公司经营的根本，也是业务赖以存在的基础。而保险合同设计又是产品开发体系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分析了我国财产保险合同中需要改进之处并提出相应的创新方向。

一、所需保障范围和条件可作为附属保单、批单分别加入

美国的商业财产保险条款中都是采用附属保单的形式，即保障范围和条件是单独的，需要那一项就采用那一项，然后和其他的附属保单及一些专门的条件事项组成一个完整的保单。例如按照保险责任来分国分为财产保险基本险、综合险，相对应的是美国采用基本附属保单（BasicForm）、责任范围广泛的附属保单（BroadForm）和特殊附属保单（SpecialForm）。早在美国使用标准火险单时期，就有数以百计与之相配套的附属保单和批单，以适应不同的保险财产特点和投保人的需要。不同的附属保单和批单在内容上都与标准火险单相衔接和配套，做到了保险合同格式标准化。例如，标准火险单、普通财产附属保单、预防通货膨胀批单与营业中断附属保单等都可以合用，避免了各种单证之间的内容重复。标准火险单不能单独使用，它必须加上适当的附属保单和批单。现代美国的商业财产保险分为单险种保单和一揽子保单两大类。商业一揽子保单包括共同的保单声明事项，条件事项、一份或多份保险责任范围附属保单和适用的批单，以及补充的声明事项和条件事项。上述这些单证之间在内容上仍然相互衔接和配套，如包括建筑物和动产保险责任范围附属保单、作为承保的损失原因的特殊附属保单、地震附属保单、建筑商风险保险责任范围附属保单、建筑物和动产功能价值批单等内容。

二、加快一揽子保单开发

现代保险业务出现综合化趋势，一揽子保险单能承保不同可保利益的风险。一揽子保险单首先可以给企业的经营活动带来全面的保障，其次避免了多份保险带来的巨大的重复成本，比如调查企业的经营和风险状况周围的环境风险等等，再次可以给企业和保险公司之间建立长期的友好的关系，对保险公司来说这么大的客户是很有吸引力的，并且有利于形成保险公司的品牌效应，通过优质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能够让企业信赖自己的保险产品，让其愿意并且专一购买自己的产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揽子综合保险能够有较低的保费这是由于成本的降低同时能够平摊风险，使得整体的赔付率变化幅度不会很大，这也方便保险公司预期风险\制定比较合理的保费但是与专业化的保单相比选择哪一种就要看消费者的偏好，倘若投保人并不需要那么多功能的保单，而只关注某一方面利益的保障，可能会更偏向与选择专一功能的保险，另外一揽子保险的保费总额很大，有时候超过企业或个人的承受能力所以，更偏好专一的保险而不是综合保险。。

美国财产保险业的私人、商业汽车保险单、房主保险单、企业财产和责任综合保险单的优点可供我国财产保险开发车险、家庭财产险、企业财产险借鉴。其中私人汽车保险单业除了车损险和责任险，还包括医疗费用给付条款、未保险驾驶人条款，后两者是目前我国车险保单中空白的。美国的企业财产和责任综合险基本的保险责任分为：财产保险、责任保险、犯罪保险、锅炉和机器保险四大部分，除了劳工险、汽车保险、保证保险等特殊险种，其余的保险范围可以选择，即加上适当附属保单和批单。ISO设计的美国的房主保险单（HO1-8），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承包住宅、其他建筑物、动产、额外生活费用支出和房租收入损失；第二部分提供个人责任保险和受害人的医疗费用保险。

（招标文件封面格式）

招标编号：（招标机构编）

（工程项目名称）

（招标设备名称）

第二卷合同条款

（招标机构名称）

一、水利工程施工合同缺陷的成因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标准合同范本，包括通用合同条款、专用合同条款、技术条款3个部分，国家动用行政强制力规范了合同条件，有助于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合同发包与承包双方准确履行的合同义务，有利于保证双方的合同权益，有利于建设质量合格的水利水电工程。在国家颁布了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标准合同范本以后，为什么依然存在具体施工合同条款约定的不公平？究其原因，不外乎发包人在具体施工合同格式条款制定过程中的主观疏忽或主观故意所致。其主观疏忽是发包人出于对施工标准合同所含通用条款、专用条款、技术条款3个部分相互关系认识不清，割裂了这3个部分的有机构成关系；主观故意是发包人出于“利我而损他”性的肆意改造，故意弱化了发包人的法定义务，向承包人强加了显现公平的霸王条款，向承包人转嫁了本该发包人承担的风险，致使承包人在施工承包中受损。

二、水利工程施工合同缺陷的分类

上述两种主观行为，从而导致水利水电工程合同生成合同缺陷，其缺陷可归纳为3类。

1.合同文件组成缺陷

合同文件组成的缺陷，属于缺失合同完备性缺陷。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07年版)和《水利水电土建工程施工合同条件》(GF—2000—0208)均明确规定：组成合同的各项文件应互相解释，互为说明。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解释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如下：合同协议书；中标通知书；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专用合同条款；通用合同条款；技术标准和要求；图纸；已标价工程量清单；其他合同文件。水利工程施工合同组成的缺失，主要集中为两种：一是非完整采用标准合同范本；二是具体技术标准和要求缺失。后者尤其误认为技术条款与合同条款关联性不强，甚至完全将技术条款与通用条款和专用条款分离而论，无视了工程建设的技术性，无视了合同标的和合同价款是建立在合同技术要求之上这一根本性的合同基础。

摘要]通过对项目合同管理的前提、价值、基础、主体、焦点、未来等基本问题的探讨，得出结论：法治时代必然实行“合同之治，契约之理”；通过合同管理提高核心能力；坚持按优良的合同办事，不断完善合同条款；充分发挥监理工程师的在合同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善于通过合同索赔斗争，争取多赢；进一步推进项目合同管理。

[关键字]项目合同管理FIDIC合同条款监理索赔

1.前言

经验一再证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项目中推行“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改革，必须坚持按国际通用条款管理项目，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管理项目，以强化合同管理为突破口。以法治理念为基础的合同管理是项目管理的灵魂。项目管理要贯彻合同管理理念，以信息管理为手段，协调项目各相关方的关系，有效实现项目的安全、质量、进度、投资等目标。

项目合同管理的基本问题包括：前提、价值、基础、主体、焦点、未来。

2.合同管理的前提--重合同

一、我国《保险法》第16条第1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第17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上述规定，确立了保险人的订约说明义务。根据上述规定，所谓订约说明义务（也称为“醒意义务”），即保险人于保险合同订立之际，向投保人说明合同条款涵义之义务。此项义务具有以下特点：（1）法定性。订约说明义务是保险人的法定义务，一切保险人均负此义务，且不允许保险人以合同条款等方式予以限制或免除。（2）先合同性。订约说明义务是保险人于保险合同订立之际所负的合同义务。故此项义务之履行不受保险合同是否有效成立的影响。（3）主动性。此项义务之履行，不以投保人之询问为条件，保险人应主动履行。

二、我国保险法关于保险人订约说明义务的规定，在保险法中属创新之举（查外国保险立法，未见有此规定者）。究其立法宗旨，乃在于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之保护，而其法理依据何在，则颇值探讨。笔者认为，保险法设此规定，其根据有二：一为最大诚信原则之要求。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Contractofutmostgoodfaith），是否遵从最大诚信原则，是评价保险合同效力的重要依据。但在各保险人是否负相应义务则未作规定。此种做法，显然未体现最大诚信原则的普遍效力，对投保人而言有失公允。而我国保险法第4条之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循自愿和诚实信用原则”则明确了这一原则的普遍约束力，故在保险合同订立方面不但规定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也规定了保险人的订约说明义务。二为当事人合意之要求。合同的成立以当事人的合意（意思表示一致）为要件。就保险合同而言，当事人的合意表现为双方在充分理解合同条款内容及其涵义基础上做出愿受其约束的意思表示，它包含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和“接受”两个方面，而“理解”乃是“接受”的前提，不理解而接受，不构成真正的合意。一般来说，保险合同条款为保险人单方拟定，保险人对其内容及文字涵义自是了如指掌，故无“理解”之碍，而投保人则不能如同保险人一样对此有准确透彻的理解。这样，在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方面，投保人就与保险人处于不平等地位。在此情形下，若投保人作出“接受”合同条款的意思表示，便不能实现真正的合意。因此，立法上要求保险人对合同条款予以说明，旨在确保保险合同因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是保险合同成立的内在要求。

三、关于保险的订约说明义务，有以下问题值得探究。

1、说明义务的适用范围。保险人的订约说明义务是否适用于一切保险合同？从我国保险法第16条、第17条的有关规定看，对此似应不存疑问，即一切保险合同之订立均适用这一规则。但笔者认为，对上述规定的适用范围应作限制解释，即仅适用于采用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依我国《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所谓格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或具有“附合契约”性质的保险合同，在现代社会，保险契约具有技术性、定型性及团体性，而其内容常由保险公司一方面所决定。投保人通常仅能依保险公司所规定之条款，决定是否同意订立，鲜有讨价还价之余地，故保险契约为附合契约。正因为如此，才有规定保险人订约说明义务之必要。然而，格式条款或附合同并不是保险合同的唯一表现形式或法定形式，实践中采取非格式条款方式订立保险合同的情形仍比比皆是。在此情形下，保险合同条款系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共同协商拟定，投保人在订约过程中可以充分了解合同条款之内容及其涵义，若仍使保险人担负订约说明义务，即非必要，对于保险人也有失公允。换言之，对非格式条款之保险合同，要求保险人履行订约说明义务缺乏法理依据。

2、说明的涵义与方式。保险法第16条、第17条分别使用了“说明”和“明确说明”两个不同的用语。从语义上说，二者并无本质差异，因为“明确”乃“说明”应有之义。但若探究保险法的的立法本意，又似有意将二者加以区分，即：对“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第16条），此项义务可称作“一般说明义务”；对保险人的责任免除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可称为“免责条款说明义务”。依笔者之见，所谓“说明”即“醒意”，意为揭示或阐明合同条款的含义：所谓“明确说明”，则包括“醒示”和“醒意”两层含义。醒示义务亦称特别提请注意义务，即格式合同提供人所负采取合理方式提请相对人注意免责条款之存在的义务，这在英国普通法和德国1976年《一般契约条款法》中均有规定，我国《合同法》第39条也作了规定。据此，对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保险人首先负有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投保人注意该条款的义务（醒示），在此基础上，再对该条款予以说明（醒意），此即免责条款说明义务之内涵。

关于“说明”的标准，理论上有主观说与客观说之分。前者以说明人的自我感觉为判断标准，后者则以相对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为标准。我们认为，从保险人订约说明义务的立法宗旨考虑，说明应采取客观标准，即对相对人是否理解合同条款内容及涵义为标准。在实务上，客观标准又有个别标准与一般标准之别，前者强调具体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后者则以通常情况下具有一般知识的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为标准，而不考虑具体保险合同中投保人的个体特点。我们认为，考虑到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利益平衡，我国司法实践中应采取综合标准或称修正的一般标准，即原则上以投保人所处阶层一般人的认识水平为标准，同时兼顾特定投保人的特殊个体状况，保险人若明知或应知特定相对人的认识水平或理解能力低于一般人，则须以更大的勤勉予以解释和说明。

摘要：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保险进入千家万户已逐渐成为现实。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随之大量涌现。因保险合同是一种格式合同，在产生纠纷时，对于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合同双方当事人往往会作出不同的解释。而作为法院或仲裁机关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又应如何作出公正裁决呢？正如英国的P.S.阿蒂亚所指出：“合同解释决不是形式上或技术性的服务，它是法院必然要遇到的、最难应付的任务之一。”由此看出，认真理解合同的解释，并在处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时能正确解释合同，成为从事民事审判工作法官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保险进入千家万户已逐渐成为现实。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随之大量涌现。因保险合同是一种格式合同，在产生纠纷时，对于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合同双方当事人往往会作出不同的解释。而作为法院或仲裁机关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又应如何作出公正裁决呢？正如英国的P.S.阿蒂亚所指出：“合同解释决不是形式上或技术性的服务，它是法院必然要遇到的、最难应付的任务之一。”由此看出，认真理解合同的解释，并在处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时能正确解释合同，成为从事民事审判工作法官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保险合同解释的涵义及适用范围

（一）涵义

保险合同解释的涵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保险合同的解释是指任何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所作出的分析及说明。从狭义上讲，保险合同的解释是指受理保险合同纠纷的法院或仲裁机构对该保险合同的内容所作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分析和说明，因其解释具有法律约束力，所以也成为有权解释。

（二）保险合同解释的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