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崛起范文10篇

曾经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美国学者关于“虐俘事件”的文章，该文分析了这一事件对美国的软力量的破坏，认为如果不重建软力量，将直接影响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人所谓的软力量，就是“影响别人选择的能力，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西方战略家非常重视软力量的建设，但在霸权思维下，它不过是假借“仁义”而形成的吸引力而已，其目的是维护霸权并获得物质利益。如果假借的东西被人揭穿，其霸权就会受到直接的挑战。美国的霸权实际上是靠相互联系的硬力量和软力量共同支撑的，如果失去了后者，会不会和前苏联一样成为一个军事上的空壳？

我小时候生活在西部边疆，因为靠近苏联，能真实感受到它的威胁。当时就想，苏联会不会一直强大？如果能改变苏联人的思想，他们强大的武力就沒有用处了。小孩的想法很幼稚也很狭隘，但苏联最后的发展确实让人难以置信，一个强大的帝国一旦丧失了其内在的精神，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丧失了其力量，虽然还有军事力量，但却不再有威胁。美国难道不会这样吗？在强大得似乎不可战胜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其衰落的开始。虽然美国还拥有超强的物质实力，但这种实力却越来越依赖于所谓的“吸引力”，如果世界不再愿意“证明”其强大，这种强大也就不存在了。软力量和硬力量是可以转化的，丧失软力量意味着硬力量也将随之丧失。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越来越依靠“概念”来维持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如果概念不被认同，如果不能吸引众多的商品生产国去“搭便车”，美元还会是世界货币吗？软力量的削弱必然会影响美元的地位，一旦美元丧失了其金融霸权，这个现代罗马帝国将更快走向衰亡。

有学者指出美国战略家最害怕的是中国“软力量”的兴起，这种判断非常到位。这些战略家很清楚其现实利益和当今主导文化的关系，一旦它们被取代，一个时代也就结束了。美国战略家担心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害怕他们假借“民主、自由”的本质被人揭穿，另一方面又害怕假借的东西被更深厚的文化所覆盖。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本身就是底气不足，既然是文明的冲突和碰撞，为什么非要将族群和文明捆绑在一起？没有外力作用的文明交流和碰撞不是坏事，但亨廷顿却刻意地将现存秩序或西方利益和某种文明强制性地捆绑在一起，这说明“文明”在他那里只不过是一种武器和工具罢了。最近又读了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发现这个人并非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个书生，“文明冲突论”也决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的视角，而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当今世界正处在文明复兴的前夜，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亨廷顿明显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的理论与其说是对现实的判断，还不如说美国霸权对现实的回应。“文明冲突论”出台后，有人批评说，正是“文明冲突论”本身增加了其发生的可能性，这种批评并不到位。如果说“文明冲突论”有目的的话，那么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文明的复兴纳入“冲突”的范畴，二是将当今主导文化及其对应的秩序纳入文明的范畴。真正的文明复兴是指向“和平”的，但有了“文明冲突论”之后，它就成了冲突的原因；当今主导文化及不合理的秩序是冲突的根源，但有了“文明冲突论”后，冲突就变成了“文明”之间的冲突，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国内一些人不理解美国学者为什么从“普世文明”退守到某种文明，实际上美国人极不愿意打击其仰慕者追求“普世价值”的热情，只不过这种东西在现实中已经难以支撑下去了。

亨廷顿虽然没有超越国家种族的胸怀，但对国家利益看得很清楚。反观中国，一些所谓的“战略家”不要说理解孟子“仁者无敌”的含义，知道中国“软力量”源泉的人都很少。别人以“文明”为武器，而具有巨大融合力的中华文化却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崛起的最大问题。现实越来越清楚，一个缺乏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的民族不可能冲破别人画定的圈子，更不可能对建立公正的世界秩序做出贡献。我们不是日本，可以靠“搭便车”进入大国的行列。实际上，美国这列车并不是自己发动的，而是由希望搭便车的竞争者推着走的，如果每个竞争者都能上车，谁来推车？退一步说，假设美国人允许你搭车而不是推车，我们也能够在现存秩序下加入富人俱乐部，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进入了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局面会怎样？生态环境又会怎样？如果崛起就是在现存秩序下再崛起一个美国，按美国人的方式生活、消费，这对于世界来说不是机遇而是灾难，即使不出现人类社会的战争也必然会出现人与自然的战争。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绝对不可能用“普世”的方式在现存秩序下加入“富人俱乐部”。少数人为了自身的绝对安全而在水坝边取土制造“高地”，如果周围的人都争着加入他们的队伍而一起做大“高地”，结果会怎样？如果世界各国都为了搭美国的便车而争斗，这和上面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即使通过竞争“和平”地爬上了高地，但最终也摆脱不了被淹没的命运。无论经济还是政治，所谓“普世”的模式，实际上就是不允许所有国家都走这条道路，如果不搞清中华复兴与和平崛起的世界背景和时代意义而将崛起绝对化，中国不会和平，世界也不会和平。

中华文明在近代被外来势力打破之后，面临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复兴的问题，和平崛起意味着这种历史进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不合理、不公正的世界秩序成为最大的问题，文化因素显得越来越重要。可以说，没有中华文化的内容，“和平崛起”理论不会超过二战前德国的“和平征服”论，没有中华文化的复兴，在实践中也难以真正“和平崛起”。在现存国际秩序或体制内，以争夺的方式去实现崛起不可能有和平；以“和平”的方式去争夺不可能有崛起。和平崛起是与改变非和平的世界秩序联系在一起的，它不是秩序内的竞争，而是秩序之争、人心之争，直指现存秩序的基础。在人类历史上，真正文明的兴起或复兴都不是通过战争来完成的，战争都是在特定的框架中进行的，而超越时代的变革却是直指人心的。通过战争和争夺可以确定谁成为霸主，却难触动支撑这种秩序的文化及价值体系，从本质上说恰恰是既存秩序的确认。一些人认为，“崛起”是体制外的，而“和平崛起”是体制内的，这其实是一种颠倒的理解。实际上，将崛起绝对化正是当今主导文化的表现，它即使改变了力量的格局，但强弱地位的改变并没有触动“非和平”的秩序，它恰恰是体制内的，对世界的意义不大。相反，和平崛起却是指向和平、自利而利他的，是对现存不文明秩序和体制的超越，从本质上说是文明的复兴、道义力量的崛起。

力量的软硬之分对认识大国的兴衰是有意义的。如果这个世界只有物质力量，那么强者就永远是强者，根本不可能有新生力量的崛起。齐宣王“求其所大欲”，但只知“力求”而不知仁义，孟子讥之连“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的道理都不懂。依靠强力而求“崛起”，别国也依靠强力阻止你“崛起”，在核子时代这意味着共同灭亡。要想实现真正的“崛起”，没有什么“聪明术”可学，“反其本”而已。反其本而行“和平”之实，就会形成巨大的道义力量，大小强弱之分也就没有意义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以柔克刚”。和平崛起在理论上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和平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力量，它在当今现实中之所以可行，并不是因为和平的局面已经确立，而是因为和平越来越成为问题。“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在和平越来越受到威胁，在全面战争就是全面毁灭的今天，和平本身的力量是巨大的。

一、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提出及其主要依据

“中国崛起”已成为国际社会不争的事实，关于中国崛起的发展道路问题，我国领导人曾多次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和平崛起。2003年12月10日，总理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温总理首次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提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同年12月26日，主席在纪念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4年3月，在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理具体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5年4月6日，总理出席了亚洲合作对话第四次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做亚洲人民可信可靠的合作伙伴”的主旨讲话，再次强调“中国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平崛起，作为我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提出后不断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它是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一项重要决策，是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选择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优势的宏观驾驭，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和现实的准确把握，在我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有着深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

（一）历史依据

从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民历来酷爱和平、重视文化。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在我国根深蒂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始终流淌着“和”文化的传统，有着“和而不同”、“厚德载物”的宽大胸襟。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是深深根植于“和”文化的底蕴之中，正如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所阐释的：“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和为贵和和而不同的文化基础之上的”。

从历史实践的方面来看，中华民族曾经饱受战乱之苦，深知和平的可贵。中国人民从苦难经历中养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取向，铸就了酷爱和平的民族性格。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没有首先用做战争工具。“自古知兵非好战”，成为历代军事家的格言。我国今天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正是这一民族品格的承继和光大。在这一外交政策的指引下，我们跟众多国家建立了伙伴或合作关系。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妥善解决同周边邻国的边界领土争端。同世界各国携手反对恐怖主义，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伊朗核问题上坚持促谈促和。凡此种种，反映了中国对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高度负责感。

（二）现实依据

一、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提出及其主要依据

“中国崛起”已成为国际社会不争的事实，关于中国崛起的发展道路问题，我国领导人曾多次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和平崛起。2003年12月10日，总理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温总理首次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提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同年12月26日，主席在纪念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4年3月，在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理具体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5年4月6日，总理出席了亚洲合作对话第四次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做亚洲人民可信可靠的合作伙伴”的主旨讲话，再次强调“中国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平崛起，作为我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提出后不断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它是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一项重要决策，是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选择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优势的宏观驾驭，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和现实的准确把握，在我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有着深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

（一）历史依据

从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民历来酷爱和平、重视文化。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在我国根深蒂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始终流淌着“和”文化的传统，有着“和而不同”、“厚德载物”的宽大胸襟。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是深深根植于“和”文化的底蕴之中，正如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所阐释的：“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和为贵和和而不同的文化基础之上的”。

从历史实践的方面来看，中华民族曾经饱受战乱之苦，深知和平的可贵。中国人民从苦难经历中养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取向，铸就了酷爱和平的民族性格。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没有首先用做战争工具。“自古知兵非好战”，成为历代军事家的格言。我国今天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正是这一民族品格的承继和光大。在这一外交政策的指引下，我们跟众多国家建立了伙伴或合作关系。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妥善解决同周边邻国的边界领土争端。同世界各国携手反对恐怖主义，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伊朗核问题上坚持促谈促和。凡此种种，反映了中国对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高度负责感。

（二）现实依据

一、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提出及其主要依据

“中国崛起”已成为国际社会不争的事实，关于中国崛起的发展道路问题，我国领导人曾多次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和平崛起。2003年12月10日，总理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温总理首次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提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同年12月26日，主席在纪念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4年3月，在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理具体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5年4月6日，总理出席了亚洲合作对话第四次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做亚洲人民可信可靠的合作伙伴”的主旨讲话，再次强调“中国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平崛起，作为我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提出后不断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它是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一项重要决策，是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选择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优势的宏观驾驭，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和现实的准确把握，在我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有着深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

（一）历史依据

从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民历来酷爱和平、重视文化。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在我国根深蒂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始终流淌着“和”文化的传统，有着“和而不同”、“厚德载物”的宽大胸襟。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是深深根植于“和”文化的底蕴之中，正如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所阐释的：“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和为贵和和而不同的文化基础之上的”。

从历史实践的方面来看，中华民族曾经饱受战乱之苦，深知和平的可贵。中国人民从苦难经历中养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取向，铸就了酷爱和平的民族性格。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没有首先用做战争工具。“自古知兵非好战”，成为历代军事家的格言。我国今天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正是这一民族品格的承继和光大。在这一外交政策的指引下，我们跟众多国家建立了伙伴或合作关系。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妥善解决同周边邻国的边界领土争端。同世界各国携手反对恐怖主义，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伊朗核问题上坚持促谈促和。凡此种种，反映了中国对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高度负责感。

（二）现实依据

摘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和民主，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与复兴，是近代所有中华儿女矢志奋斗的光荣梦想。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建国后，等中共党人对如何实现中国的崛起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但由于受当时国内外形势和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并未能实现在和平中崛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等中共党人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科学判断出“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对外推行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为核心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内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方针，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逐步开创出一条既适合中国国情又适合时代特征的“和平崛起”的新道路。

关键词：邓小平和平与发展韬光养晦和平崛起

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和民主，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和复兴，是近代所有中华儿女矢志奋斗的光荣梦想。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的先进性，依靠卓越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精湛的社会组织艺术，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民族独立的历史重任，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科学判断出“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对外推行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为核心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内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方针，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逐步开创出一条既适合中国国情又适合时代特征的“和平崛起”的新道路，即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实行对外开放，营造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

中国要实现崛起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指出：“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而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首先需对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的正确认识和科学判断，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的重要出发点和依据。正如列宁所说：“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曾用了相当大的精力去分析、观察世界形势的变化，探索自己的外交战略，以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在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化过程。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对当代世界的时代主题作出科学的概括。

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发展的年代；殖民体系瓦解了，亚非拉上百个国家相继获得独立，迫切要求发展；世界范围内反对霸权主义力量在不断地加强，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逐步增长，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一时期，尽管世界局部地区仍有战争发生，但紧张的国际局势，出现了一系列趋于缓和的迹象。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同时，战后逐步兴起的新技术革命浪潮，使当代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科技革命引起的国际分工和经济高度国际化发展，使世界各国的生产、交通、投资等日益联结为一个整体。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发展只有在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条件下才得以真正实现。经济全球化使世界成了“地球村”，不同国家各方面的往来日趋密切，任何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脱离世界而孤立发展。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巴基斯坦对我国有不可多得的地缘价值；我国是巴基斯坦的安全保证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结构不平衡；深化中巴全方位战略合作有利于加速我国的和平崛起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巴基斯坦是我国开展国际活动的坚定盟友、巴基斯坦是我国西出印度洋的关键所在、海外能源主要来自海湾和非洲，能源安全越来越被世人所关注、工程要经过地质结构复杂的横断山脉、巴基斯坦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而成为我国西出印度洋和海湾地区、破解马六甲海峡困局的关键、巴基斯坦是我国打击“三股势力”、维护西部边陲安全的重要屏障、巴基斯坦是我国推行南亚和中亚政策的桥头堡、巴基斯坦是我国与阿拉伯世界交流的桥梁、中巴双边贸易中，巴方贸易逆差逐年扩大，中巴经济关系的基础仍然薄弱、考虑成立中巴快反部队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内容摘要》巴基斯坦是我国西出印度洋、破解马六甲海峡困局的关键所在。我国是巴基斯坦的安全保证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但中巴战略伙伴关系存在着巴方贸易逆差逐年扩大、我国对巴方投资不足和双边民间层面交流不足的结构性缺陷。本文对如何发展和深化中巴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提出了建议。

《论文关键词》国家关系比较优势互利共赢国家安全

中巴是患难见真隋的友好邻邦和战略合作伙伴，是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国家友好相处的典范。主席用“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好兄弟”来比喻中巴关系。

一、巴基斯坦对我国有不可多得的地缘价值

1．巴基斯坦是我国开展国际活动的坚定盟友

摘要：国内的健康发展是一国奉行和平对外政策的基础，历史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国内的健康发展主要指奉行科学的发展理念、科学的发展方式及相应的制度保证。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科学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正是建立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科学发展观是和平崛起的全面保证。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和平崛起大国关系

依据国际政治学现实主义理论，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就意味着世界权力的重新分配，必然导致国际体系的剧烈变革，战争则一直是其变革的主要机制。[1]所以，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过快总会引起世界的疑虑与不安。虽然中国近十几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她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有着明显的不同，其根本区别是中国走的是一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与本国国情和时代背景相适应的和平崛起道路。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平崛起则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全方位战略，因此科学发展观与和平崛起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是和平崛起的指导思想和核心理念，本质上决定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而和平崛起道路则是中国人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必然选择。

一、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为和平崛起提供精神保证

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一种正确的发展理念来指导，对内要保证发展的方向性，对外要保证发展手段选择的正确性。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在考察战前日本国家发展时指出，军国主义把日本变得强大的时候，也把它引向了失败，进而总结出：一个宏大目标如果没有正确的精神和合理的价值，那么这个目标带来的不一定是希望和憧憬，也不一定是光明和幸福。[2]西方国家崛起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侵略理论，如“陆权论”、“海权论”、“地缘政治学”，这些理论都为其侵略行为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科学理论，它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理念，和平崛起战略正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观这一科学理念基础之上，是其在对外政策上的延伸和具体体现。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其核心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以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为最高理想，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3]其内容包含两方面：对内实现“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对外追求“协和万邦”的大同理想”，这在外交思想上则表现为追求公正、正义、和睦相处。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特征和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和平崛起正是构筑在国内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之上，没有国内的科学发展理论为指导，就不会有对外的和平崛起。回顾德国、日本的历史，我们会看到，德国以“复仇”情绪作为国家崛起的精神动力，而日本则以“布国威于四方”作为崛起理念，最终导致战争和自己的失败。与之相比较，其区别在于德日缺乏正确的发展理论，而我们则重视构建一个和平崛起的思想基础。

摘要：和平崛起，作为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提出后日益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简要回顾了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提出的过程和主要依据，对其涵义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并重点阐述了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发展模式

Abstract:peacefulriseasChina’snationalroadofdevelopmentafterChina’sgrowingcommunityandtheinternationalcommunity’sattention,hasbecomeahotissueinacademiccircles.Thearticlebrieflyreviewedthedevelopmentpathofpeacefulriseandtheprocessputforwardbythemainbasisforitsmeaningwassimple,andfocusesonthedevelopmentpathofpeacefulriseofgreatsignificance.

Keywords:China;peacefulrise;thepathofdevelopment;developmentmodel

一、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提出及其主要依据

“中国崛起”已成为国际社会不争的事实，关于中国崛起的发展道路问题，我国领导人曾多次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和平崛起。2003年12月10日，总理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温总理首次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提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同年12月26日，主席在纪念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4年3月，在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理具体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5年4月6日，总理出席了亚洲合作对话第四次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做亚洲人民可信可靠的合作伙伴”的主旨讲话，再次强调“中国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平崛起，作为我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提出后不断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它是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一项重要决策，是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选择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优势的宏观驾驭，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和现实的准确把握，在我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有着深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

自15世纪至今,世界范围内先后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扮演着大国的角色。在各大国崛起的历史帷幕中,与之相适应,国际社会先后出现了三种国际法律秩序,即:(1)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崛起背景下的威斯特伐利亚法律秩序;(2)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崛起背景下的凡尔赛-华盛顿法律体系;三是俄罗斯(前苏联)、美国崛起背景下的雅尔塔法律体制。

和平崛起作为今日中国的一种国家战略、一条发展道路、一项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其内涵被科学的概定为:和平性质的崛起、依靠和平力量的崛起、为了世界和平的崛起[1]1-2。在这里,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种在现有国际法律秩序下,既要在和平的国际法环境中崛起,又要在崛起中创设和维护新的国际法律制度。

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崛起背景下的威斯特伐利亚法律秩序

(一)三十年战争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它是欧洲中世纪各种矛盾的集体清算,也是大国崛起的必然产物。

战争以1618年捷克首都布拉格起义为开端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缔结,历时30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两个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和平条约:奥斯纳布吕克和约(神圣罗马帝国国王及其盟国为一方,而瑞典及其盟国为另一方)和闵斯特和约(皇帝与法国及其盟国之间)。《和约》的缔结,确立了各国不论大小都享有平等的主权[2]96。和约划定的欧洲各国边界,成了后来直至法国大革命前所有的国际协定的基础,对欧洲的国际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内容提要：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经济开始新一轮高速增长的新形势下，中国确立了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政治主张。中国和日本是东亚的两个大国，在世界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应该共同推动东亚和谐。为此，中日两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战略互惠关系下实现中日和谐。

关键词：中日两国，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东亚和谐。

一、中国和平发展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1978－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为9.7%，其中2003年开始新一轮高速增长后年均增长率超过10%，2006年为11.1%，2007年1－9月又提高到11.5%，全年至少增长11%以上。2006年，中国GDP总额超过270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列世界第4位；对外贸易总额为1760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列世界第3位。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GDP总额在2007年将超过德国，2020年前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贸易总额在2007年也将超过德国，2010年后还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从世界近代史看，包括英国、美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日本在内，一些大国崛起后大都走上了霸权主义的道路，按自己的利益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其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甚至挑起世界大战，妄图用武力重新分割世界，对国际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给人类生存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由于中国崛起改变了全球的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因此在世界上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一些国家担心中国会成为新的霸权国家，其中日本就流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这是日本继“中国崩溃论”之后对中国的又一误解。然而，中华民族有爱好和平的历史传统，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国在崛起后决不会走一些霸权主义国家称霸世界的老路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是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因此，中华民族历来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信奉和厉行“中庸之道”，强调用“仁”和“道”来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国与国的关系，力求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集中精力建设自己的国家，一直奉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力争保持和平的国际环境，从未威胁过任何国家的安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又多次宣布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称霸。与此同时，面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本着“尊重历史、维持现状”的原则，以最大的诚意，通过谈判与有关国家合理地解决了大部分边界划定问题。对于钓鱼岛、东海、南海等有争议的领土、领海问题，中国政府也反对诉诸武力的做法，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