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解决范文10篇

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

自1927年，“厉行”，10年间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无法计算。“九·一八”事变后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亦只存在了三年即被“剿灭”。湘江一战，中央红军8万大军损折过半，被迫不得不从南方撤退进行长征以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地区，但仍穷追死堵，在西北设立了“剿匪”司令部，命张学良为剿匪副司令，对红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疲惫之师”的红军处境异常严峻，幸存下来的三万余红军，既要北上抗日，又要对付国民党的大举反革命“围剿”。正在这种危难关头，“西安事变”发生并得以和平解决，恰恰解除了来自国民党对红军的威胁，从而使共产党获得了喘息、休整的机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与国民党交涉，到1937年9月发表谈话“今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这无疑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抗日救国的必要。

西安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都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络绎不绝地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领导人同志“对于来访的人们”，“宁肯不休息，不吃饭，都要亲切地予以接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主张，帮他们解除各种忧虑。”“七·七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枪声后，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不断地壮大起来。抗战爆发时，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人少、兵少、地盘小，只有4万多军队，一个陕甘宁边区，从在1938~1943年短短的几年里，解放区军队发展到近47万人，民兵200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常言道：顺流者昌。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了抗日这股洪流昌盛地发展起来的。

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转折点。它促使全国各种势力不得不聚集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各反蒋势力明确表示拥蒋抗日，准备投入抗日第一线。它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已被公认为是“WTO最独特的贡献”。WTO成立以来的实践已充分地证明，该争端解决机制是整个WTO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机制。统计表明，相比先前作为准国际经济组织运行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时期的争端解决机制，如今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得到更频繁、更有效的利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当代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有的西方学者认为，WTO的建立带来了国际经济法领域的一场“革命”。“当日益增多的国际经济法问题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提出挑战时，该体系也处在改变中。其基本的主权概念、领土管辖、主权平等都必须修改。这就是国际经济法的革命。”中国即将加入WTO，如何认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与意义，是我国国际法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的发展、国际法与国内（域内）法的关系以及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关的主权理论等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的发展

以和平取代战争，是“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当年撰写《战争与和平法》的宗旨。该书题献词曰：“愿和平之神、正义之神，施予陛下-正义之君、和平缔造之君，当之无愧，不仅为祈神赐福，而且示本书之完成。”三百多年之后，当《联合国宪章》问世之时，祈求和平的人类发出最强烈的呼声：“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庄严宣布“联合国之宗旨为：一、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令人深思的是，促使格老秀斯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于寻求解决与荷兰海外贸易有关的国际争端之法律渊源。格老秀斯说道：“多年来，当我认识到：与印度（被称为东方）的贸易对于本国安全的极大重要性，并且，这种贸易没有武力保障，似乎难以维持，在葡萄牙人看来，这是通过暴力和欺诈构成的，我便关心如何唤起本国人的精神，勇敢地保护最初诚意进行的事业，因为我看到了问题本身的正义与衡平，以我之见，这是产生对自古以来人们逐步形成的法律之渊源。”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与国际贸易有关的争端处理不当，可能会引起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进一步冲突，乃至战争。格老秀斯主张基于“正义与衡平”（自然法）解决与贸易有关的国际争端，以求和平。

同样值得深思，联合国成立后，其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遂即接受美国之建议，筹备建立国际贸易组织（1TO），并就GATF进行谈判。原因何在？杰克逊（JohnH.Jackson）教授解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开始筹划战后的国际经济体制的轮廓。人们从许多演讲和文件中发现，当时的经济考虑具有强烈的政治目标。该目标来自于这一看法，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是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问题。经济大萧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处理德国问题的政策不当和其他类似两次战争间的情况，极大地影响了构设战后体制以避免重蹈前覆辙的政策制定者思想。”尽管ITO夭折，但是，GATF通过临时适用，演变为准国际经济组织，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维护世界和平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摘要]国际争端解决不好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发生战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联合国的宗旨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我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并历来以和平方式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和历史遗留问题及其现实问题。我国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在对外关系中，我国历来主张并积极实践以谈判和协商、斡旋和调停的政治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对于国际仲裁，我国自建国以来一直不接受任何仲裁条款。80年代后期，在我国与外国签订的非政治性国际条约中，开始接受仲裁条款并有实践。同时，我国也历来拒绝通过国际法院解决我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的争端。80年代开始以来，除了对一些涉及我国重大国家利益的国际争端仍然坚持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之外，对有关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由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条款一般不作保留。

[关键词]国际争端和平解决政治方式国际仲裁国际法院

所谓国际争端，是指国际法主体之间，主要是国家之间，关于法律上或事实上的主张不一致，或者是政治利益和特定权利上的矛盾对立。国际争端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彼此地位平等；国际争端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国际争端的解决也受到国际关系力量对比的制约，解决不好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发生战争。

传统的国际法将国际争端分为法律性质的争端和政治性质的争端。所谓法律性质的争端，是指争端当事国提出的要求和论据是以国际法为根据的争端，因此而称为“可裁判的争端”，即可以通过国际仲裁和国际法院的法律方法来解决的争端；政治性质的争端，是指起因于政治利益的冲突而发生的争端，因其关涉到国家或民族的根本政治利益，所以，不能通过法律方法来解决，而只能通过政治的方法（又称外交方法）来解决，称之为“不可裁判的争端”。但是，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实践中，由于国际争端的性质、内容以及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上述两种性质的争端往往相互交错，很难截然分开。据此，政治的解决方法可以适用于任何性质的争端，只要当事国同意，都可以采取政治的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1）

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联合国的宗旨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联合国的宗旨。《联合国宪章》第1条明确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其第1项规定：“以和平方法且以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又是一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第2条明文规定了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当遵守的国际法原则，其中，第3项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以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

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联合国的宗旨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联合国的宗旨。《联合国宪章》第1条明确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其第1项规定：“以和平方法且以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又是一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第2条明文规定了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当遵守的国际法原则，其中，第3项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以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

所谓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是指国家之间在交往和合作过程中，一旦发生争执或纠纷，当事国应当通过和平的政治方法或法律方法加以解决，禁止任何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是互不侵犯原则的直接引伸。（2）

应当指出，《联合国宪章》特别强调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法的重要地位，宪章第33条规定：“任何争端当事国，于争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时，应尽先以谈判、调查、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或各国自行选择之其它和平方法，求得解决”。

二、我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理论和原则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成立以来，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并历来以和平方式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和历史遗留问题及现实问题。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

我国政府认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国际法的一项主要的基本原则。在我们今天这个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国际社会中，各国只有和睦相处，和平友好，才能求得共同的发展和繁荣。斡旋、调停、调解、谈判是国际法中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一般途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从原则上讲，应当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不得违反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这样才能保证国际争端的解决既是和平的，又是合理的。从程序上讲，利用联合国内的斡旋、调停或调解委员会，应有利于加强大会、安理会和秘书长的配合协调，注意它们根据宪章所肩负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分工及平衡。（3）

摘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接受张、杨及中共抗日思想的关键。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整个西安事变的发展过程中，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倡导者，还是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实施者，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国家、民族的危亡关头，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光辉里程。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功绩早已为世人所公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也因此被赞誉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然而笔者认为，充满浓烈“兵谏”意味的西安事变本身并不能促使强硬的接受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的抗日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是关键所在。以往史学界在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问题的研究上多侧重于对中共方针、作用的研究，以及客观原因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触动作用，而忽略了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欲根据手中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张学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一论述。

一、“拥蒋抗日”主张，奠定事变和平解决的思想基础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他并没有将排斥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而是提出“逼蒋抗日”的。早在1936年3月，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时，张学良就针对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首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在内呢”[1]51。1936年4月9日，当张学良与在肤施举行会谈时，张学良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1]56。张学良认为:“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个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张学良深知的一贯固执，也考虑到做其工作的难度，他指出，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张学良还明确地向提出具体办法，那就是“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扭转过来”[1]57。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按照最初的设想对展开了艰巨的工作，在多次劝谏、苦谏乃至哭谏不果的情况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断然采取了“兵谏”的方式。事实证明，张学良拥蒋抗日的决心早已有之，这不仅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张学良在对事变的处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二、确保蒋氏安全，为事变和平解决提供前提条件

一、“拥蒋抗日”主张，奠定事变和平解决的思想基础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他并没有将排斥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而是提出“逼蒋抗日”的。早在1936年3月，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时，张学良就针对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首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在内呢”[1]51。1936年4月9日，当张学良与在肤施举行会谈时，张学良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1]56。张学良认为:“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个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张学良深知的一贯固执，也考虑到做其工作的难度，他指出，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张学良还明确地向提出具体办法，那就是“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扭转过来”[1]57。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按照最初的设想对展开了艰巨的工作，在多次劝谏、苦谏乃至哭谏不果的情况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断然采取了“兵谏”的方式。事实证明，张学良拥蒋抗日的决心早已有之，这不仅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张学良在对事变的处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二、确保蒋氏安全，为事变和平解决提供前提条件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采取了一系列确保安全的措施，为事变和平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并没有将置于死地的想法。在布置临潼捉蒋时，当于学忠问到抓到后，第二步怎么办时，张学良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张学良在部署行动计划时，向参加行动的东北军强调要保证蒋的安全。他对负责捉蒋任务的孙铭九、王玉瓒等人反复叮嘱:“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2]217当东北军报告一时找不到时，张学良情绪激动地对左右说:“若是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护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就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决不能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是如此，我张某便成了千古罪人”[3]。焦急万分的张学良命令负责搜山的白凤翔，务必在九点以前找到委员长，否则拿着自己的人头来。可见张学良保护的态度和诚意。此后，张学良又周密部署了在西安的安全问题，将特意安排在张公馆对面的高桂兹之处。从上述的一系列措施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绝无伤害之意，这些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先决条件。假如当初张学良未对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的性命不保的话，历史真将被改写，新的内战将不可避免。

当时，东北军和17路军内部主张杀蒋的官兵不在少数，包括中共也曾一度倾向审蒋，西安各界更是群情激奋，主张将蒋交付人民审判。张学良并未因此被这种情绪所左右，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明自己释放的态度。如1936年12月13日上午，张学良在会见被扣押的南京政府方面的要员时，明确表示:“委员长今日诚然是中国的领袖，即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但领袖应虚心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过去专制皇帝不同，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4]。张学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试图把西安事变向和平解决的方向指引。

三、力主事变和平解决

一、教学目标

〔知识和能力〕

1、掌握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和结果、政府不抵抗政策及其危害、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的背景、经过及其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

2、通过学习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的经过，培养讲述历史事件的能力;通过思考九一八事变的结果，培养分析问题的能力;通过探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培养初步学会从历史的角度、用历史的眼光全面认识历史问题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体会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痛感受，了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野心，激励学生好好学习，勇于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一、填空题

1、九一八事变的借口是。

2、九一八事变的时间是，地点在。

3、九一八事变后，只有个多月，东北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

4、九一八事变的根本原因是。

5、九一八事变的结果是。导致出现这样的结果的原因是。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首先，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向在西安事变中作出贡献的爱国志士们，向所有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前辈和牺牲的先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西安事变是中国20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加快侵略步伐，加紧进攻华北，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在国家、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赤诚，毅然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兵谏，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以及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力量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从而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为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创造了重要历史条件。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成为中国全面抗战这一重要时局转换的枢纽。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也因他们崇高的爱国义举，被誉为“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同志们、朋友们！

西安事变虽然已经过去70年了，但至今仍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崇高爱国义举，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国家遭受外来侵略、民族濒临危亡面前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精神，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凝聚力，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民族和睦，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地前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征程上。伟大而欣欣向荣的时代，更加需要伟大而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只有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我们才能实现新世纪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

我们纪念西安事变，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的精神。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充分说明，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克服困难、团结奋进的力量源泉，是凝聚中华民族、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越是在困难时刻，越是在危急关头，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就越发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正是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着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坚韧不拔地为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奋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与挑战，我们要高扬爱国主义旗帜，振奋民族精神，把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有机地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使之成为全民族奋发前进的强大精神支柱。

摘要：由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50多年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使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越来越体现出它的价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在实践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主要是因为它能够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突出双赢；能够正确处理国家关系，破除惟我中心论；能够促进国家关系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赢惟我中心论国际秩序国家关系持续发展

2O世纪5O年代，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处理国家关系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已经5O多年了。这个原则经过历史洗礼，在外交实践中已经证明，它不仅可以用来成功地处理好不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可以用来处理好国内的问题，如中国在香港、澳门实施的“一国两制”以及处理台湾问题的新思维等就是对这一原则的成功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何以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学界。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原则，突出了双赢

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冲突和争端源于人类追逐权力的本性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因此维持和平的关键因素是实力，根本机制是大国之间的实力分配和力量制衡。新自由主义认为，冲突可以抑制，国际社会成员可以创造条件，达成合作。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合作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国家可以造就一种从根本上就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以改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三大国际关系理论三足鼎立，在论战中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中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学说。人们可以从三者的论述中发现，“国际合作越来越受到强调，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和能动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人文精神也越来越与科学意识融合在一起”。这些理论尽管揭示了国际冲突发生的原因以及解决的机制，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具有一定的启示，但它们基本上从维护美国霸权和推行强权政治的角度出发，很难最终解决问题。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思路和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够客观面对国际冲突与争端，并且指出了国际冲突与争端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利益。国际社会充满着矛盾与冲突，国家间的争端时有发生，既有历史的遗留问题，也有现实的具体问题。不管其激烈与否，总要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解决问题的方法无非是战争手段与和平方式。而战争是违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有关国际法的规定的，并且不为人们所推崇。新巾国成立以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大部分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避免了争端的扩大和更大规模的冲突，为国际社会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较为成功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