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范文10篇

曾经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美国学者关于“虐俘事件”的文章，该文分析了这一事件对美国的软力量的破坏，认为如果不重建软力量，将直接影响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人所谓的软力量，就是“影响别人选择的能力，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西方战略家非常重视软力量的建设，但在霸权思维下，它不过是假借“仁义”而形成的吸引力而已，其目的是维护霸权并获得物质利益。如果假借的东西被人揭穿，其霸权就会受到直接的挑战。美国的霸权实际上是靠相互联系的硬力量和软力量共同支撑的，如果失去了后者，会不会和前苏联一样成为一个军事上的空壳？

我小时候生活在西部边疆，因为靠近苏联，能真实感受到它的威胁。当时就想，苏联会不会一直强大？如果能改变苏联人的思想，他们强大的武力就沒有用处了。小孩的想法很幼稚也很狭隘，但苏联最后的发展确实让人难以置信，一个强大的帝国一旦丧失了其内在的精神，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丧失了其力量，虽然还有军事力量，但却不再有威胁。美国难道不会这样吗？在强大得似乎不可战胜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其衰落的开始。虽然美国还拥有超强的物质实力，但这种实力却越来越依赖于所谓的“吸引力”，如果世界不再愿意“证明”其强大，这种强大也就不存在了。软力量和硬力量是可以转化的，丧失软力量意味着硬力量也将随之丧失。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越来越依靠“概念”来维持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如果概念不被认同，如果不能吸引众多的商品生产国去“搭便车”，美元还会是世界货币吗？软力量的削弱必然会影响美元的地位，一旦美元丧失了其金融霸权，这个现代罗马帝国将更快走向衰亡。

有学者指出美国战略家最害怕的是中国“软力量”的兴起，这种判断非常到位。这些战略家很清楚其现实利益和当今主导文化的关系，一旦它们被取代，一个时代也就结束了。美国战略家担心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害怕他们假借“民主、自由”的本质被人揭穿，另一方面又害怕假借的东西被更深厚的文化所覆盖。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本身就是底气不足，既然是文明的冲突和碰撞，为什么非要将族群和文明捆绑在一起？没有外力作用的文明交流和碰撞不是坏事，但亨廷顿却刻意地将现存秩序或西方利益和某种文明强制性地捆绑在一起，这说明“文明”在他那里只不过是一种武器和工具罢了。最近又读了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发现这个人并非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个书生，“文明冲突论”也决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的视角，而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当今世界正处在文明复兴的前夜，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亨廷顿明显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的理论与其说是对现实的判断，还不如说美国霸权对现实的回应。“文明冲突论”出台后，有人批评说，正是“文明冲突论”本身增加了其发生的可能性，这种批评并不到位。如果说“文明冲突论”有目的的话，那么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文明的复兴纳入“冲突”的范畴，二是将当今主导文化及其对应的秩序纳入文明的范畴。真正的文明复兴是指向“和平”的，但有了“文明冲突论”之后，它就成了冲突的原因；当今主导文化及不合理的秩序是冲突的根源，但有了“文明冲突论”后，冲突就变成了“文明”之间的冲突，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国内一些人不理解美国学者为什么从“普世文明”退守到某种文明，实际上美国人极不愿意打击其仰慕者追求“普世价值”的热情，只不过这种东西在现实中已经难以支撑下去了。

亨廷顿虽然没有超越国家种族的胸怀，但对国家利益看得很清楚。反观中国，一些所谓的“战略家”不要说理解孟子“仁者无敌”的含义，知道中国“软力量”源泉的人都很少。别人以“文明”为武器，而具有巨大融合力的中华文化却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崛起的最大问题。现实越来越清楚，一个缺乏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的民族不可能冲破别人画定的圈子，更不可能对建立公正的世界秩序做出贡献。我们不是日本，可以靠“搭便车”进入大国的行列。实际上，美国这列车并不是自己发动的，而是由希望搭便车的竞争者推着走的，如果每个竞争者都能上车，谁来推车？退一步说，假设美国人允许你搭车而不是推车，我们也能够在现存秩序下加入富人俱乐部，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进入了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局面会怎样？生态环境又会怎样？如果崛起就是在现存秩序下再崛起一个美国，按美国人的方式生活、消费，这对于世界来说不是机遇而是灾难，即使不出现人类社会的战争也必然会出现人与自然的战争。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绝对不可能用“普世”的方式在现存秩序下加入“富人俱乐部”。少数人为了自身的绝对安全而在水坝边取土制造“高地”，如果周围的人都争着加入他们的队伍而一起做大“高地”，结果会怎样？如果世界各国都为了搭美国的便车而争斗，这和上面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即使通过竞争“和平”地爬上了高地，但最终也摆脱不了被淹没的命运。无论经济还是政治，所谓“普世”的模式，实际上就是不允许所有国家都走这条道路，如果不搞清中华复兴与和平崛起的世界背景和时代意义而将崛起绝对化，中国不会和平，世界也不会和平。

中华文明在近代被外来势力打破之后，面临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复兴的问题，和平崛起意味着这种历史进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不合理、不公正的世界秩序成为最大的问题，文化因素显得越来越重要。可以说，没有中华文化的内容，“和平崛起”理论不会超过二战前德国的“和平征服”论，没有中华文化的复兴，在实践中也难以真正“和平崛起”。在现存国际秩序或体制内，以争夺的方式去实现崛起不可能有和平；以“和平”的方式去争夺不可能有崛起。和平崛起是与改变非和平的世界秩序联系在一起的，它不是秩序内的竞争，而是秩序之争、人心之争，直指现存秩序的基础。在人类历史上，真正文明的兴起或复兴都不是通过战争来完成的，战争都是在特定的框架中进行的，而超越时代的变革却是直指人心的。通过战争和争夺可以确定谁成为霸主，却难触动支撑这种秩序的文化及价值体系，从本质上说恰恰是既存秩序的确认。一些人认为，“崛起”是体制外的，而“和平崛起”是体制内的，这其实是一种颠倒的理解。实际上，将崛起绝对化正是当今主导文化的表现，它即使改变了力量的格局，但强弱地位的改变并没有触动“非和平”的秩序，它恰恰是体制内的，对世界的意义不大。相反，和平崛起却是指向和平、自利而利他的，是对现存不文明秩序和体制的超越，从本质上说是文明的复兴、道义力量的崛起。

力量的软硬之分对认识大国的兴衰是有意义的。如果这个世界只有物质力量，那么强者就永远是强者，根本不可能有新生力量的崛起。齐宣王“求其所大欲”，但只知“力求”而不知仁义，孟子讥之连“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的道理都不懂。依靠强力而求“崛起”，别国也依靠强力阻止你“崛起”，在核子时代这意味着共同灭亡。要想实现真正的“崛起”，没有什么“聪明术”可学，“反其本”而已。反其本而行“和平”之实，就会形成巨大的道义力量，大小强弱之分也就没有意义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以柔克刚”。和平崛起在理论上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和平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力量，它在当今现实中之所以可行，并不是因为和平的局面已经确立，而是因为和平越来越成为问题。“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在和平越来越受到威胁，在全面战争就是全面毁灭的今天，和平本身的力量是巨大的。

摘要：中国“和合”文化底蕴丰富，渊远流长，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理念和精神支柱，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和合”蕴含着事物与其所处环境多元统一、和而不同、追求总体结构整合统一的思想，对当今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着强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对传统“和合”思想深入分析、解读的基础上，全面系统论述了“和合”思想的现实意义．论述了“和合”思想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关系，分析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关键词：“和合”思想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外交和平与发展

一、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与内涵

(一)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

“和平发展道路”，最初又称为“和平崛起道路”，是我国理论界首先提出和讨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2003年l2月10日，总理在哈佛大学讲演时第一次向外界明确地用“和平崛起”的概念为未来的中国角色定位，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随后在12月26日，主席在纪念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重申：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走和平发展道路。

可以看出，“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中国领导人对当代中国的角色和未来形象的定位，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2007年在十七大报告中阐释我国外交政策时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一、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提出及其主要依据

“中国崛起”已成为国际社会不争的事实，关于中国崛起的发展道路问题，我国领导人曾多次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和平崛起。2003年12月10日，总理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温总理首次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提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同年12月26日，主席在纪念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4年3月，在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理具体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5年4月6日，总理出席了亚洲合作对话第四次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做亚洲人民可信可靠的合作伙伴”的主旨讲话，再次强调“中国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平崛起，作为我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提出后不断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它是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一项重要决策，是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选择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优势的宏观驾驭，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和现实的准确把握，在我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有着深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

（一）历史依据

从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民历来酷爱和平、重视文化。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在我国根深蒂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始终流淌着“和”文化的传统，有着“和而不同”、“厚德载物”的宽大胸襟。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是深深根植于“和”文化的底蕴之中，正如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所阐释的：“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和为贵和和而不同的文化基础之上的”。

从历史实践的方面来看，中华民族曾经饱受战乱之苦，深知和平的可贵。中国人民从苦难经历中养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取向，铸就了酷爱和平的民族性格。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没有首先用做战争工具。“自古知兵非好战”，成为历代军事家的格言。我国今天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正是这一民族品格的承继和光大。在这一外交政策的指引下，我们跟众多国家建立了伙伴或合作关系。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妥善解决同周边邻国的边界领土争端。同世界各国携手反对恐怖主义，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伊朗核问题上坚持促谈促和。凡此种种，反映了中国对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高度负责感。

（二）现实依据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1988年12月就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和时代特征这一科学论断，强调和平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发展是和平的根本保障。同志近年来进一步强调，世界多极化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总体上仍然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是21世纪初带有全球性和战略性的两大主题，推进和平与发展事业不仅有利于摆脱冷战时代的影响，也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都需要一个和平而稳定的环境。我们正处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伟大时代，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具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是和平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国的和平文化源远流长，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英国哲学家罗素作为有先见之明的西方学者，早就指出：“(中国人)统治别人的欲望明显要比白人弱得多，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尽管中国发生过很多次战争，中国人天生的面貌仍是非常平和的”(注：转引自汤恩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演员报》2000年7月14日，第2版。)。当然，西方世界确实也有极个别人一直在竭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美国资深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威胁论”奠定了理论基础。该理论声称：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主要的冲突将不再是武装力量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联合将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对手。事实上，持东西方文明对立这类观点绝非始自亨廷顿。早在100多年以前，英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Kipling，1865—1936)就说过：“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两者永远不会有融合的时候”(注：转引自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亨廷顿的论调只不过是重复、延伸吉卜林的观点而已。有些即使不持“中国威胁论”的西方人，对中国强大起来之后究竟将扮演“和平者”还是“威胁者”的角色，也心存疑虑。事实上，这种忧虑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将用中国和平文化的史实，对他们的观点加以反驳。

中国传统文化有丰富的和平文化资源。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三大派的和平论：秩序的和平论——儒家，行动的和平论——墨家，取法自然的和平论——道家。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一直延续着中国的和平文化。也就是说，和平文化深入于中国文化的骨髓。

1991年5月在莫斯科访问时，就引用过墨子的名言“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了中国的和平文化。近年来，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发起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工程，此工程得到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副主席程思远和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的高度赞扬。但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国和平文化，宣传中国和平论，宣传中国扮演的是世界和平的推动者及维护者的角色，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还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为此，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和平论的主题。

一、先秦诸子的和平思想

首先说儒家。儒家文化是一种秩序的和平论，表现在儒家的修齐论、和谐论、中庸论、仁爱论、大同论等一系列理论中。

内容提要：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经济开始新一轮高速增长的新形势下，中国确立了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政治主张。中国和日本是东亚的两个大国，在世界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应该共同推动东亚和谐。为此，中日两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战略互惠关系下实现中日和谐。

关键词：中日两国，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东亚和谐。

一、中国和平发展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1978－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为9.7%，其中2003年开始新一轮高速增长后年均增长率超过10%，2006年为11.1%，2007年1－9月又提高到11.5%，全年至少增长11%以上。2006年，中国GDP总额超过270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列世界第4位；对外贸易总额为1760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列世界第3位。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GDP总额在2007年将超过德国，2020年前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贸易总额在2007年也将超过德国，2010年后还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从世界近代史看，包括英国、美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日本在内，一些大国崛起后大都走上了霸权主义的道路，按自己的利益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其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甚至挑起世界大战，妄图用武力重新分割世界，对国际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给人类生存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由于中国崛起改变了全球的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因此在世界上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一些国家担心中国会成为新的霸权国家，其中日本就流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这是日本继“中国崩溃论”之后对中国的又一误解。然而，中华民族有爱好和平的历史传统，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国在崛起后决不会走一些霸权主义国家称霸世界的老路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是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因此，中华民族历来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信奉和厉行“中庸之道”，强调用“仁”和“道”来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国与国的关系，力求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集中精力建设自己的国家，一直奉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力争保持和平的国际环境，从未威胁过任何国家的安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又多次宣布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称霸。与此同时，面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本着“尊重历史、维持现状”的原则，以最大的诚意，通过谈判与有关国家合理地解决了大部分边界划定问题。对于钓鱼岛、东海、南海等有争议的领土、领海问题，中国政府也反对诉诸武力的做法，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中新网10月19日电香港大公报19日刊登社评指出，十七大举世瞩目，两岸关系问题也备受关注。总书记发出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这项和平呼吁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北京坚决反对“台独”的同时仍将两岸和平发展作为主旋律，为阴云密布的台海情势带来拨云见日的希望，足见北京的善意和耐心。

文章说，两岸“一个中国”是历史的延续和客观现实，祖国统一关系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在一中原则基础上，达成和平协议是实现“和平发展”的可行步骤。这样的主张是以实事求是和务实的态度对待历史和现状的。

文章说，众所周知，一中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否定这一原则，没有了这个政治基础，两岸的和平发展就成了空中楼阁，成了无源之水。民进党执政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破坏两岸和平，其代表的并非主流趋势，违背了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的根本意愿。

事实上，的和平呼吁，是对台湾两千三百万同胞期望两岸和平诉求的回应。台湾两大政党的政治人物，也都在不同场合释放出“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和解共生”的要求。这都反映出“和平发展”符合两岸的共同利益，双方都有这样的期待，两岸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在“和平发展”的基础上创建繁荣。

文章指出，缔造和平靠两岸共同努力，北京也始终把希望寄托在台湾同胞身上。“和平协议”符合历史潮流、符合两岸关系现实、符合两岸中国人共同利益，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台湾社会不乏在处理两岸关系问题上有智慧的政治人物和政党，假以时日，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理解支持。

香港大公报19日刊登社评指出，十七大举世瞩目，两岸关系问题也备受关注。总书记发出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这项和平呼吁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北京坚决反对“台独”的同时仍将两岸和平发展作为主旋律，为阴云密布的台海情势带来拨云见日的希望，足见北京的善意和耐心。

文章说，两岸“一个中国”是历史的延续和客观现实，祖国统一关系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在一中原则基础上，达成和平协议是实现“和平发展”的可行步骤。这样的主张是以实事求是和务实的态度对待历史和现状的。

文章说，众所周知，一中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否定这一原则，没有了这个政治基础，两岸的和平发展就成了空中楼阁，成了无源之水。民进党执政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破坏两岸和平，其代表的并非主流趋势，违背了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的根本意愿。

事实上，的和平呼吁，是对台湾两千三百万同胞期望两岸和平诉求的回应。台湾两大政党的政治人物，也都在不同场合释放出“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和解共生”的要求。这都反映出“和平发展”符合两岸的共同利益，双方都有这样的期待，两岸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在“和平发展”的基础上创建繁荣。

文章指出，缔造和平靠两岸共同努力，北京也始终把希望寄托在台湾同胞身上。“和平协议”符合历史潮流、符合两岸关系现实、符合两岸中国人共同利益，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台湾社会不乏在处理两岸关系问题上有智慧的政治人物和政党，假以时日，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理解支持。

摘要：由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50多年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使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越来越体现出它的价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在实践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主要是因为它能够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突出双赢；能够正确处理国家关系，破除惟我中心论；能够促进国家关系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赢惟我中心论国际秩序国家关系持续发展

2O世纪5O年代，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处理国家关系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已经5O多年了。这个原则经过历史洗礼，在外交实践中已经证明，它不仅可以用来成功地处理好不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可以用来处理好国内的问题，如中国在香港、澳门实施的“一国两制”以及处理台湾问题的新思维等就是对这一原则的成功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何以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学界。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原则，突出了双赢

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冲突和争端源于人类追逐权力的本性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因此维持和平的关键因素是实力，根本机制是大国之间的实力分配和力量制衡。新自由主义认为，冲突可以抑制，国际社会成员可以创造条件，达成合作。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合作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国家可以造就一种从根本上就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以改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三大国际关系理论三足鼎立，在论战中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中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学说。人们可以从三者的论述中发现，“国际合作越来越受到强调，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和能动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人文精神也越来越与科学意识融合在一起”。这些理论尽管揭示了国际冲突发生的原因以及解决的机制，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具有一定的启示，但它们基本上从维护美国霸权和推行强权政治的角度出发，很难最终解决问题。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思路和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够客观面对国际冲突与争端，并且指出了国际冲突与争端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利益。国际社会充满着矛盾与冲突，国家间的争端时有发生，既有历史的遗留问题，也有现实的具体问题。不管其激烈与否，总要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解决问题的方法无非是战争手段与和平方式。而战争是违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有关国际法的规定的，并且不为人们所推崇。新巾国成立以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大部分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避免了争端的扩大和更大规模的冲突，为国际社会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较为成功的例子。

摘要：和平原则的道德价值，主要表现在对生存原则的肯定、尊重和对不同社会形态、意识形态、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的包容。道德融入发展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人类最大限度地共享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的同时。能不断提高自身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准，以及促使世界各国谋求发展的目的和手段道德化。和平与共同发展原则不仅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应成为国际关系伦理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和平发展道德意蕴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这既是一个被昨天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证明了的客观命题，也是一个被政治家和学者反复论证了的理论命题，又是一个被广大普通百姓亲身感受了的现实命题。和平与发展作为人类生存和社会繁荣的必要条件和客观需要，虽然已成为全人类的广泛共识，但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却无情地告诉我们，和平这一以人类现有的理性实现起来并不太难的目标，却总在自称是热爱和平的人类自己之间不断的相互残杀中，离我们非常遥远。饥饿、贫穷、无助与生存危机，这些以人类现有的聪明才智和当今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本应该远离我们的东西，却总在困扰着我们。“类和平”与“类发展”成为人类永远的关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除了现行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之外，还有一个内化在每个人心灵深处的东西——道德。笔者认为，和平与发展作为一个原则，所包含的道德涵义，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是值得研究的。

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对于这一命题已不存疑问。作为人类文明延续的前提，它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对于和平与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普通而善良的人们总是认为，和平与发展本应是一对孪生姊妹，和平既是人类自身生存的必要条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平与发展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如果说没有和平的发展难以实现的话，那么，没有发展的和平也同样难以维持。从这一角度看，和平与发展可以说是互为前提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古往今来，总有一些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大国，把实现自己的和平与发展建立在别国的战乱和贫穷的基础之上，以牺牲别国的和平与发展为代价。他们从极端利己主义的角度出发，客观上，为了自己发展所需的资源，他们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发动侵略战争来掠夺别国的资源；主观上，他们总是认为别国的繁荣与发展会对他们国家安全和利益构成现实或潜在的威胁。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别国的稳定，控制、打压别国的发展。正如，美国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au)在其《国际纵横策论》一书中所指出的：“国际政治可以界定为维护和增强本国强权、遏制或削弱他国强权的一种持续努力。"而从这一角度看，和平与发展又是互不相容的。

和平作为一种状态是就世界而言的，与之相对立的是战争和冲突，战争和冲突是和平最大的敌人。就整体而言，二者之间具有不相容性，战争破坏和平，和平拒绝战争。一些人从私有制理论、国家理论、社会制度理论和社会心理理论等角度分析了战争的起因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有人认为，“私有制是战争的根源；人类要消灭战争，必须消灭私有制。”有人认为，“战争的根源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不能用其他手段去解决。”有人认为，“战争是由于非民主的制度所致，”他们宣称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有人认为。“战争现象与人的本性和心理活动有关。”他们认为，“人本身存在着物质欲、权力欲、竞争欲、激动欲和虚荣心等欲望。

教学目标：

1.通过阅读认识犹太人的民族精神，了解犹太人的才能和愿望。

2.概括出戴维的优秀才能，并进一步归纳出其优秀才能的根源。

3.探究课文逐步深入地描写人物的方法。

4.体会文章语言凝重的特点和丰富的内涵。

教学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