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范文10篇

摘要

本文旨在详细论述和解体系的前提下，提出构建诉讼中自治和解制度的立法设想，本文分析确立了民事诉讼中自治和解的现实可行性和客观必要，可以在法律上确认当事人之间和解协议的效力，确立自治和解可以给予当事人更加自立，宽松的环境使双方当事人能够确实根据自己的意愿，处分自己的合法权利，更加充分发挥出我国在解决民事纠纷领域中的优势。本文详细阐述了我国和解制度的构建，通过对和解的协议条款，和解的形式以及自治和解协议的效力和自治和解的法律后果等详细分析，明解其法律性质和表现形式，理清它与调解，撤诉的关系，在立法上确立与撤诉、调解并行不悖的自治和解，使之相辅为用，以完善我国的和解制度，补充现行民事案件的结案方式，充分发挥和解应有的功效。和解协议本质，是当事人通过意思，表示设立新的权利义务，变更或者终止原有法律关系以达到息诉的协议，在目前我国法律建设的进程中完善和解制度，补充现行民事案件的结案方式，对于解决人民法院面临繁重审判任务的难题，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司法资源的分理利用和诉讼效益，树立司法的权威，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便利、快捷的司法救济途径，有着重要的意义。

民事诉讼中的和解对于及时解决纠纷，减少诉累，有着重要意义。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和解的规定仅有两条，即审判阶段的和解与执行阶段的和解，且较原则，过去笼统和抽象，难以适应诉讼实践的客观需要。本文旨在详细论述和解体系的前提下，提出构建诉讼中自治和解制度的立法设想，对诉讼中自治和解的要件，条款及法律后果加以阐述，调解并行不悖的自治和解，使之相辅为用，以完善我国的和解制度，补充现行民事案件的结案方式，充分分发挥和解应有的功效。

一、确立民事诉讼中自治和解和现实可行性与客观必要。

自治和解反映了合意的本质，符合私法自治的原则。

简言之，自治和解即赋予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以法律效力，从而终结诉讼的结案方式。民事纠纷产生于私权领域，当事人具有合意解决争议的权利，构建民事诉讼中的自治和解，进一步明确合意的主动性，决定权在当事人先例处分权的真正内涵，对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使其享有更为完善的结案方式选择权也有着重要意义。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民事纠纷日益增多，适时地建立自治和解还可以提高案件审结率，以减轻法院面临的巨大压力。

随着有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增长，以及这类犯罪自身所具有的隐蔽性、组织性或破坏性，卧底侦查在实务界和学术界受得到了高度的关注。因为其作为一种非常规的侦查手段，能够有效地瓦解犯罪组织，侦破犯罪。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新型犯罪也层出不穷，比如贩毒、行贿、洗钱、伪造货币、组织、网络犯罪等，因其隐蔽性极高、组织性强以及所具备的高超的反侦查手段，对传统的侦查方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诱惑侦查也就应运而生了。目前，我国法律对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都缺乏相关的规定，因此学界正在努力地探索相关的法律规制。但是，当前的学理研究绝大多数单纯地谈论卧底侦查或者单纯地论述诱惑侦查。而现实的情况是:由于侦查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形，需要运用各种办案智慧和技巧，这使得在现实的侦查方法中可能有一些侦查手段或侦查谋略既可以被当做卧底侦查的范畴来研究，也可以被当做诱惑侦查来研究，于是便产生了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的“交叉现象”。所谓“交叉现象”是指在某侦查过程中的一些情形既可以归入卧底侦查的范畴，也可以归入诱惑侦查的范畴。学界对此类现象并没有太多的关注，而且同样的一个侦查案例在有些学术文章中被当做卧底侦查来研究，在另一些学术文章中被当做诱惑侦查来研究。以常见的案件为例，在办案过程中侦查人员伪装成购买者，假意购买，去接近犯罪分子，从而了解犯罪分子的贩毒方向、路线、地点和方式等情况，最终将其一网打尽，人赃并获。有学者认为此情形属于卧底侦查的一种，是公安机关的隐蔽性侦查力量主动去“贴靠”犯罪分子，属内线侦查。[1]另有学者将这种情形界定为诱惑侦查，因为公安机关在此种情形中设置了诱饵，使用了“诈术”。[2]笔者试图对此类“交叉现象”加以阐述，并提出一些由此类“交叉现象”引起的学理问题，以供探讨。一、传统的概念定位(一)卧底侦查的概念卧底侦查是指经过特别挑选的侦查人员以隐蔽其本来身份的方式，长期潜伏于所欲调查的犯罪组织中，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暗中收集犯罪证据或情报的一种侦查方式。通俗来讲“，卧底侦查是侦查工作中的一种形式，即在侦查集团性犯罪过程中，侦查人员以其他身份为掩护，打入犯罪分子内部，赢得信任进而查清犯罪活动的内幕，以便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的一种侦查活动形式”。[3](二)诱惑侦查的概念诱惑侦查是指侦查机关为逮捕犯罪嫌疑人，以实施某种行为将会给行为人带来利益为诱饵，暗示或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或结果发生后将其拘捕的特殊侦查手段。此类侦查手段多运用于38“无明显被害人”的犯罪案件中。诱惑侦查可以分为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所谓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指的是在采取诱捕侦查行为时侦查人员实施了主动行为或者积极行为，诱使本无犯罪意图的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在这种诱惑侦查中，并不存在有犯罪倾向的嫌疑人，侦查人员的行为在整个案件中起了主导作用，实质上与教唆或鼓励无犯罪意图的无辜者犯罪无异。目前，世界各国都对此种侦查手段持否定的态度。所谓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指的是国家侦查机关针对已有犯罪意图的人，为获得对其提起刑事诉讼的证据而诱使他实施犯罪行为，当其真的被诱惑而实施了犯罪行为时，立即被抓获并将受到刑事制裁。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在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并不起决定性的主导作用，从而避免了引诱无辜者犯罪的负面影响。世界各国对此种诱惑侦查并没有禁止，而是允许侦查人员充分发挥自己的办案智慧，侦破具有较大社会危险性的案件。二、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的“交叉现象”(一)“交叉现象”的含义这里的“交叉”一词对应的英文应当理解为“overlap”，意为“重叠部分，相同部分”，好比两个相交圆的重合交叉部分，该部分既构成了其中一个圆的一部分，也是另一个圆的一部分。不能将此处的“交叉”与“交叉询问”（cross-exmination）中的“cross”等同起来，“cross”更多地表示两条直线的相交。“交叉现象”指的是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的重叠或重合现象。由于刑事案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千姿百态，在实际的办案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办案人员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启发办案智慧。相应地，各种各样的办案技巧层出不穷。所以，有些办案技巧既可以纳入卧底侦查的研究范畴中，也可以纳入诱惑侦查的研究领域中，这就是所谓的卧底侦查与诱惑侦查的“交叉现象”。(二“)交叉现象”的典型情形所谓典型情形，是指此类情形最符合交叉现象的概念表达和特征表述。此类情形在概念表达上有一定的模糊性，很难作出或此或彼的判断。由于学界对此类问题的关注极少，而且未见有任何相关概念的提出或者相关含义的阐述，只能以虚拟的例子加以说明，并试图初步提出一些概念性的表述。下面以犯罪为例。第一种情形:甲犯罪组织中有一名卧底侦查人员A，潜伏多年并取得犯罪组织成员的信任。A以该犯罪组织成员的身份与乙犯罪组织中真正的犯罪成员B进行个人交易。B之所以愿意与A进行交易，是因为A所具有的甲犯罪组织成员的身份，如若不然，B决不会与A进行交易。在整个过程中，A秘密地将有关交易的各种细节情况提前通知了外围的侦查人员。侦查机关得以顺利地在交易过程中将A和B同时抓获，人赃并获，B被绳之以法，受到制裁,A继续在甲犯罪组织中执行自己的卧底任务。在这个情形中，B能够被抓获，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一是A所具有的甲犯罪组织成员的身份。因为A若是以普通的民众身份与B商谈交易，那么B会非常怀疑A的来历，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B会拒绝交易，甚至不再和A有任何的接触。本案中，A具有甲犯罪组织成员的身份，B就会因为A是自己的“同类”，而更加放心地与他交易。二是A对B进行引诱，表达购买的愿望。三是A将交易的相关具体信息事先通知了外围的侦查人员。如果A不具有甲犯罪组织成员的“卧底身份”，那么交易将不会发生;如果A没有对B进行诱惑，那么交易也不会发生。因此，很难将此情形单纯地归入卧底侦查或者诱惑侦查，因为A借用了卧底和诱惑两种手段。[1][2][][]有读者可能会认为，既然A是卧底侦查人员，那么他与B进行的交易就应该是卧底侦查的一部分，是在执行自己的卧底任务，因此应当将此情形归入卧底侦查来研究。但是，如前所述，卧底侦查具有内线性，须打入犯罪组织内部，此情形中A只具有甲犯罪组织的卧底身份，并没有打入乙犯罪组织内部，他和B进行交易也不是预先设定的卧底任务之一，所以很难将A称为乙犯罪组织内部的卧底，因此不能盲目地将此情形归入卧底侦查的范畴。与此同时，若A没有甲犯罪组织成员的卧底身份，交易不会发生，抓捕行动也无法开展。第二种情形:甲犯罪组织中有一名卧底侦查人员A，潜伏多年并取得犯罪组织成员的信任。A得知甲犯罪组织有一批急于出售，于是将此信息传递给外围的侦查人员。侦查机关迅速部署，安排侦查人员B等人伪装成购买的人，引诱甲犯罪组织贩卖，最后在交易当场将甲犯罪组织成员一网打尽。在此情形中，一方面，A明显借助了“卧底身份”，了解内部情报并将其传递出去，具备了卧底侦查概念的各方面属性;另一方面，B等人的行动也明显符合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概念描述。那么此情形究竟属于卧底侦查的研究范畴还是属于诱惑侦查的研究范畴呢？有读者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观点:将A的行动部分，即了解犯罪并将其传递出去——定位为卧底侦查;将B等人的引诱行动及其后的抓捕行动定位为诱惑侦查。表面上看，这样的观点似乎颇有道理。但是，实际上，这种观点硬生生地将A和B等人的行动割裂开来，分别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来看待，似有不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卧底行动和诱惑行动是密不可分的，它们是有机的整体:没有前期的卧底行动，根本不可能有后期的诱惑行动，更谈不上抓获;没有后期的诱惑行动，卧底行动的价值难以体现。三、“交叉现象”引发的思考(一)关于概念重构困境的思考前述的传统概念已基本得到学界的共识，但是由于“交叉现象”的存在，使得传统的关于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的概念界定并不能让人满意，因为“交叉现象”既可以适用于传统的卧底侦查的概念，又可以适用于传统的诱惑侦查的概念。“交叉现象”的存在给概念重构带来了困境:究竟是通过解释学的路径重新界定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使“交叉现象”可以归类到卧底侦查或者诱惑侦查的定义中；还是另辟蹊径，提出一个专门界定“交叉现象”的新概念？这需要学界进一步地探讨和努力。(二)关于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关系的思考有学者在进行相关论述时，将诱惑侦查看做卧底侦查的一种侦查手段，即诱惑侦查包含于卧底侦查中。[4]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毕竟在针对的案件和实施方式上，并非完全相同，因此，卧底侦查的概念涵盖诱惑侦查的概念，或者相反，都不能让人满意。一概念要涵盖另一概念必须满足的条件是:二者具有相同的属性，只是在概念的外延上有所不同。如前所述，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的概念并不具有完全相同的属性，因此要将二者的关系理解为包含关系，实在有些牵强。在探讨二者的关系时，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形不同对待。(三)关于法律规制的思考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尽管在侦破具有重大社会危害性的犯罪案件方面功不可没，但是由于我国法律缺乏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的相关规定,并且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可能被滥用，侵犯人权，学术界非常关注对二者的法律规制“。在排除外界干扰的前提下，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通过法律手段从决定到执行、从实质要件到程序要件对各种侦查行为作出明确限定。即使由于侦查本身的固有特点要求必须给予侦查机关甚至具体负责侦查的官员个人以相对的自由裁量空间，这种权力的行使也不能完全脱离法律的约束。”[5]由于“交叉现象”的存在，学界在探讨法律规制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交叉现象”的法律规制问题。

关键词：刑事和解；不捕制度；宽严相济

摘要：针对我国逮捕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运用刑事和解理念对逮捕程序进行改革，可以对已达成和解协议的犯罪嫌疑人不采取逮捕措施。兼顾被害人和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层保护功能，有助于加害人矫正与回归社会，也有助于平复被害人的心理创伤，和解不捕制度具有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又易于实施，可作为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突破口，也是和谐社会刑事政策的必然选择。

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帮助，加害方和被害方直接商谈，就加害方的刑事责任和被害方的补偿达成协议，以解决刑事纠纷的活动。[1]刑事和解于上世纪六、七十年端于北美，随后德国、俄罗斯、新西兰等国都在法律中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根据刑事和解的本质特征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对刑事和解不捕制度下一个这样的定义：刑事和解不捕制度是指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或检察机关决定逮捕的案件，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已达成和解或经检察机关调解达成和解，犯罪嫌疑人认罪并对被害人进行了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弥补被害人损失的，检察机关应不予逮捕，但另有法律规定的除外。

一、刑事和解不捕制度的理论依据

要构建我国刑事和解不捕机制，首先要分析这项制度是否具有法理基础。

(一)刑事和解不捕体现了刑罚制度的价值。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是法律的根本价值。“公平和正义”的内涵多样，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可得出不同的认识。刑罚的根本价值也是正义，对正义的理解不同产生不同的刑罚价值观。近代刑事法律制度确立以来最早产生的刑罚正义观是刑罚报应观，刑罚报应观认为刑罚要对犯罪对等回应，让犯罪人承受和犯罪相同甚至更大的痛苦，将痛苦加于刑罚之上以阻止或预防犯罪。随着人们人文关怀精神的发展和报应刑主义无法解决犯罪日益高发的问题，人们开始寻找到了一种新的刑罚价值理论：恢复性正义理论。恢复性正义理论认为刑罚的正义性在于恢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将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恢复到一种平等尊严、尊重、关心的程度，而不仅仅是确认某人的罪责。“法律的最终权威来自所保障的社会利益，所以要强调法律所要促进的社会目的，而不在于制裁”，“刑罚本身就是一种恶，用刑罚来控制犯罪是以恶制恶”，所以刑罚应当具有谦抑性，尽量减少因刑罚给人带来的痛苦。刑事和解不捕就是着眼于恢复，通过促进加害方和受害方的和解，恢复正常的社会关系，减少强制措施的实施。

刑事和解作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一项重要的原则，目前仍处在积极探索的阶段，尚未形成一种被司法界广为接受的定型模式。虽然我国很多地方司法机关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然而，这一做法从产生之日就伴随着不少批评和非议，而且在实践运作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需要正视的问题。因此，全面总结刑事和解的实践经验，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刑事和解的涵义及适用范围

刑事和解，是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与被害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及其所造成的损害，双方自动达成谅解协议，希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且不违背法律，经司法机关审查后，依法对其从宽处理的行为。

适用范围：由于刑事和解又是犯罪人与被害者的和解，它兼顾被害人与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重保护功能，适用刑事和解须不会造成对被害人利益保护和公共利益保护的失衡。在具体适用上，1、未成年人犯罪；2、成年犯罪嫌疑人（包括在校生）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3、依法应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4、自诉案件等都可以适用刑事和解。

二、刑事和解在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刑事和解必须是双方自愿。刑事和解适用的条件，要求被害人和加害人须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才能适用，如果有一方不同意采用刑事和解方案，则不能启动和解程序。加害人的悔罪和赔偿都必须是自愿的，被害人接受和解协议，放弃对加害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也是出于其真实意愿，而非外力所迫。被害人也不能为了报复加害人而提出不合理或非法的要求，否则就不能适用刑事和解方案。

一、基本内涵的界定

刑事和解在西方国家是一种早已有之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在我国，刑事和解尚不是一种被法律所确认的刑事法律制度，但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践尝试都将其定位为一种制度来对待。迄今为止，国内法学界对刑事和解的概念表述几乎都采用“一句话”交待的方式，即要么直接一句“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面对商谈、解决刑事纠纷”[2]，或直接释义为“刑事和解又称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3]”。大多数作者在作此类简单交待之后，随即笔锋一转叙述刑事和解各项内容，然而“刑事和解”这个概念并非如此简单，应对其基本内涵进行详细界定。

刑事和解是一个刑事法律术语，它与传统的国家强制对抗性刑事诉讼模式相对。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不能限定于字面解释，应从刑事和解的对象、主体和方式这三方面进行分析和理解。

首先，刑事和解的对象是犯罪纠纷。一旦产生犯罪纠纷，就有解决纠纷的需求，双方通互相妥协与让步和平是解决方式之一。

其次，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犯罪人与被害人、犯罪人与国家、犯罪人与一定的社会组织。由于犯罪纠纷是由犯罪所引发的，实施了特定危害行为的犯罪人和犯罪的受害者当然都是犯罪纠纷的一方主体。但受害者不仅包括一般情况下的犯罪被害人，在特殊情况下也包括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目前国内学者对刑事和解的界定中仅提到“犯罪人与受害者”，大多数学者对“受害者”并未作任何的解释，使读者难以理解“受害者”是限定于一般的犯罪被害人之内，还是也包括特殊的犯罪被害人，这种模糊的说法是不妥当的。因此，刑事和解应该包括犯罪人与被害人、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和解。

最后，刑事和解的方式为“和解”的方式，强调自主性和自愿性。“和解”的自主性和自愿性指，犯罪纠纷是否进行和解由双方自主决定、自主选择，并且在和解中双方所表达的是自己的真实意思。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由特定人（第三方）调解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会影响到调解的可行性。因为在我国现有法制状况下，确立相应的调解机构或调解人、设置相应的调解程序及规则是难以实现的；调解可能因被害人或犯罪人不同意或不接受而难以实现。因此，双方当事人的自主与自愿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

执行和解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终结执行的一种方式。由于执行和解不仅涉及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而且还涉及执行程序的进行与否，因而执行和解的成立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有：第一，和解协议的达成必须是当事人自愿达成的，不能违背当事人的意志；第二，和解协议的内容必须符合法律，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第三，和解协议一般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执行员应将和解协议的副本附卷。无书面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当事人双方签名或盖章。

执行和解的概念

执行和解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双方就如何履行义务，在自愿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和解协议，以结束执行程序的一种制度。

终结执行的程序

人民法院终结执行和中止执行一样，都必须制作裁定书。裁定书应写明终结执行的原因，执行员和书记员必须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和中止执行相同，终结执行的裁定一经作出，即应送达当事人，并且送达后立即生效，有协助执行人的，也应予以送达或者以一定方式告知。

内容摘要：作为被害人保护的一种制度，刑事和解逐渐成为各国解决刑事纠纷的有效机制，但也面临着诸如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之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同罪不同罚之间的矛盾。对于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引进与构建而言，有必要从深层次上探索这些冲突和矛盾问题。从我国现实考察，可以看出无论从历史传统、现实的刑事案件的压力以及国际环境，都具备了确立刑事和解制度的条件。但是，应当确立一定的程序和规则，使刑事和解制度在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关键词：刑事和解；法律冲突；衡平

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加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简称VOR），或加害人与被害人的调解（Victim-offender-mediation，简称VOM），指在犯罪发生后，通过加害人和被加害人直接交流协商，达成赔偿协议，最终解决刑事纠纷的制度。刑事和解最核心的价值理念是被害人保护思想，它是诸多解决人类社会纷争的理性选择的一种手段，其从根本上体现出人们对待社会冲突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每一个社会都有其广泛的选择，以应付由个人纠纷引发的冲突。诉讼只是从回避到暴力等诸种可能的解决方式之一。纠纷解决的各种方式．以及各种文化中的社会制裁的选择，传达出人们所钟爱的理想，表达了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也反映了他们与他人关系的质量。它们显示出，人们是希望回避还是鼓励冲突，是压制还是温和地解决这一冲突。最终，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被揭示出来。”“任何社会和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纠纷，无一例外，而关键在于社会必须对冲突纠纷进行适当的调节，使冲突不以将会毁掉整个社会的暴力方式而进行。”因此，和谐只是相对的和谐，而防止社会纠纷向狂暴的方向发展才是解决社会纷争的基本目的，和解无疑是符合这种解决纠纷目的的手段。

一、刑事和解蕴含的冲突

（一）犯罪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的冲突

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相对应，指当事人在权利遭受侵害时，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的公权力帮助，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避免权利受到侵害，以及解决纠纷的动态过程。与之相对应的公力救济是指国家机关根据权利人请求，通过公权力对被侵害权利实施救济，使纠纷得以解决的活动。私力救济在人类社会早期生产力不发达、国家政治、司法制度不健全时具有相当的合理价值。它往往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方式体现，被害人在受到侵害时，通过私人力量的救济，对加害人进行惩罚，从而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对将来的侵害也是一种警告，从而减少了社会冲突的扩大，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

摘要: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之一是解决争议，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由于行政诉讼双方主体一方为“官”，一方为“民”，双方实力悬殊，行政诉讼往往不能解决行政相对人的诉求，多数行政相对人选择了撤诉结案，其中一部分属非正常撤诉，并未解决实际问题。本文中，笔者试图以利于执行、保护行政相对人为出发点，设想行政和解制度的细节规定，进一步探讨我国行政和解制度，以期实现行政诉讼法的目的，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行政诉讼撤诉;行政和解

一、行政和解制度设想之背景

行政撤诉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司法机关、行政主体三者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国的诉讼模式和诉讼价值取向。一方面，该制度作为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一种方式，直接体现了程序主体、程序保护等现代诉讼理念，另一方面，撤诉作为一种结案方式，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越来越为广泛。在实践中，法院或疏于审查原告的撤诉申请，或故意对原告的撤诉申请绿灯放行，或自己动员原告撤诉。原被告实力的落差，撤诉审查功能的失败，加重了原告在行政诉讼中的被动地位，其一旦受胁迫而撤诉，不仅行政诉讼无法进行，也无法再行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关于保护原告权利、监督行政行为的立法宗旨无从谈起。方方面面无不说明面对撤诉制度亟待出台更为有效的措施。

二、行政和解的合理性分析

当前我国政府职能为服务型政府，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也今非昔比。在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景下，行政机关的角色逐渐演变为“一心为民”，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逐渐有趋于平衡之势。理论的设立离不开实践的支持，是否可以设计一种执行方便、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结案措施呢?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如果建立在如下行政行为基础上可能会更好、更自然地形成协调的良好基础。如行政约定;行政承诺;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行为已经体现协商、合作的精神。那么试问，如果有了行政约定、行政合同，则相当于对当事人有了事后救济的依据，如此一来浪费法院的司法资源的意义何在呢?完全按照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双方的意愿自行解决更为稳妥。讨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不仅需要研究其理论，也应当借鉴域外的有益经验。德国《行政法院法》中关于诉讼中和解的一般根据有明文规定，该法第106条规定，诉讼当事人可以依法达成和解，以便全部或部分终结诉讼，在实务中，每年也都有大量行政案件是以和解方式解决的。我国学界传统观点对行政和解持否定态度，呼声最高的原因是“行政权(公权力)不得处分”，认为行政权代表的是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对行政机关而言，行政权既是一种职权又是一种义务或职责，具有法定性，不能由当事人自由约定、选择和处分，否则将损害公共利益;行政行为是行政权力的具体行使行为，它是行政主体的单方意思表达行为，而不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协商和合意;如果因行政行为而引发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纠纷，它所需要解决的主要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行政法中没有和解的存在空间和理由。笔者并不认同此种观点。第一，解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不代表解决行政法的合法性，行政法具有公信的权威，它是依法行政的依据与基础，它在处理行政行为时被双方当事人认为是正确的。而行政行为未必绝对完全符合行政法，它毕竟是由工作人员在适用行政法，在适用的过程中，尤其是行政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的部分，就难免出现适用的错误。行政诉讼的提起、行政行为的争议，一定是建立在行政主体可能违法、损害到行政相对人利益的前提。当行使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中行政主体的违法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利益，错误的适用行政法并非行政法的本意，那么它理所应当被调整、纠正进而符合行政法的规定。第二，对于“公权力不得处分”的说法。此时需界定行政和解的内容是否为公权力。当下随着时代的发展，公法与私法相互渗透，在行政行为中，原本就是一方公权力一方私权利。是否在个案中，具体行政行为处分的私权利成分更多?或者至少是公权与私权的混合。何况，行政机关本来被赋予行政自由裁量权，这就使得公权力存在了被处分的空间。当下社会发展迅猛，在各行各业都出现大量的新鲜事物需要法律法规的调控，如此一来行政管理需要专业性、高效性、全能性，如此才可能更切实地应对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从总体上看，法律仅能为行政机关的活动提供大方向的指引，却无法(至少目前是)为各行各业的规定具体指导细则，无法涵括全部。以上的客观事实为行政机关留下了裁量的空间，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可以说，自由裁量作为现代公共行政的典型特征，已经完全渗透到行政法领域的每一个角落，从而成为了“行政法的核心问题”。如此一来，“公权力不可处分”的理由即不足以成立。第三，立法的滞后性，促使了和解的产生。法律不具有前瞻性，往往无法及时跟上社会的发展，这就造成了行政机关在依照法律规范行使现行法律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时的不适用性。此时应当允许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沟通达成合意，同时体现了宪法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促进社会和谐、提高行政机关在群众心中的地位。第四，多元的社会价值观、快速发展的社会节奏以及和解独有的解决纠纷的功能及优良的社会评价，使和解与当代社会紧密契合。“法律程序的价值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追求良好结果的手段，二是程序自身的德性。因此，评价法律程序的两条标准是‘结果有效性’和‘过程价值有效性’。”行政和解在“结果有效性”和“过程价值有效性”两条衡量标准面前均经得起考验。其一，行政和解形成的和解结果是经过双方协商得出的结果，相比于行政诉讼或行政调解，无第三方的干涉，既节约了司法资源，也提高了双方谈判的效率与质量。双方谈判的形式表现即为书面的行政协议，此协议也即保障行政相对人行使权利、要求行政主体履行行为的依据。因此符合“结果有效性”的条件。其二，“过程价值有效性”是指双方当事人的谈判、协商、妥协。双方在协商的过程中，原告可以表达己方的不满、于对方的诉求、以及交流商议的办法，此过程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对己方权益的维护，也有利于对公众对此制度的支持。

一、合同默契(privity)原则

根据普通法原理，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着某种默契关系，它是合同义务对双方当事人发生约束力的前提；因此合同对于非合同当事人不具有强制力，这就是合同默契原则。比如甲将某项货物卖给乙，并要求乙不得低于某约定价格向市场转卖，则该合同约定对乙具有约束力；但如果乙将该项货物转卖给丙后，丙又以低于上述约定价的价格向市场销售，那么甲则不能据原合同诉称丙违约[1]。

合同默契原则还意味着：除非符合法律规定的某些例外条件(参见本章第三节·五)，合同不能赋予非合同当事人以权利。这就是说，与苏格兰和大陆法国家不同，英国法律原则上不允许利害关系第三人请求合同当事人履行合同，也不允许利害关系第三人诉请该合同强制执行。这一原则产生于1861年退德尔诉阿特金森案判例，其技术根据在于第三人与合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对价．在该案中，G与H结婚时，他们的父亲L与M约定在某规定时间将给G一笔钱。在l死亡后，G请求L的遗嘱执行人履行这一许诺．法庭认为：仅合同当事人才有权要求对方履行许诺，而G不具有这一权利[2]。但是合同默契原则并不否认第三人可以基于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约束取得合同利益。因此上议院认为，默契原则与们925年财产法》第56条1款的下述规定并不矛盾；“不论某人是否属于交易文件或协议当事人，他都可以取得协议所涉及的各种土地收益。财产收益或其他从生利益。”

根据1852年莱姆利诉格伊案判例，在第三人引诱、怂恿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并取得不当利益的情况下，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对该第三人诉请侵权赔偿。但如果第三人怂恿合同当事入一方以合法方式解除合同的，该第三人则不承担责任。在莱姆利诉案中，原告依合同聘用某歌剧演员为其演出3个月，被告明知这一聘用合同，仍诱使该演员毁约而为他演出。法院判裁，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根据《1976年工会和劳资关系法(修正案)》和(1982年雇佣法)的规定，工会，雇主协会、或其公务人员在怂恿诱使其会员违反雇佣合同(例如罢工、发生劳资纠纷等)时，他们享有侵权法上的豁免权。

二、合同的转让

合同义务只有在经原合同当事人双方同意的前提下才能转让；这实际上构成合同的变更。合同权利中的财产性权利原则上可以不经对方当事人同意而转让；它不仅包括实体性财产权，而且包括赔偿请求权和纯粹的诉权。但合同权利中的人身性权利非经对方当事人的同意不得转让。由此可见，广义的合同转让既包括债务主体的变更，也包括合同权利的转让。理论上认为，合同转让可以通过4种法律形式进行。

随着有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增长，以及这类犯罪自身所具有的隐蔽性、组织性或破坏性，卧底侦查在实务界和学术界受得到了高度的关注。因为其作为一种非常规的侦查手段，能够有效地瓦解犯罪组织，侦破犯罪。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新型犯罪也层出不穷，比如贩毒、行贿、洗钱、伪造货币、组织、网络犯罪等，因其隐蔽性极高、组织性强以及所具备的高超的反侦查手段，对传统的侦查方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诱惑侦查也就应运而生了。

目前，我国法律对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都缺乏相关的规定，因此学界正在努力地探索相关的法律规制。但是，当前的学理研究绝大多数单纯地谈论卧底侦查或者单纯地论述诱惑侦查。而现实的情况是:由于侦查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形，需要运用各种办案智慧和技巧，这使得在现实的侦查方法中可能有一些侦查手段或侦查谋略既可以被当做卧底侦查的范畴来研究，也可以被当做诱惑侦查来研究，于是便产生了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的“交叉现象”。所谓“交叉现象”是指在某侦查过程中的一些情形既可以归入卧底侦查的范畴，也可以归入诱惑侦查的范畴。学界对此类现象并没有太多的关注，而且同样的一个侦查案例在有些学术文章中被当做卧底侦查来研究，在另一些学术文章中被当做诱惑侦查来研究。以常见的案件为例，在办案过程中侦查人员伪装成购买者，假意购买，去接近犯罪分子，从而了解犯罪分子的贩毒方向、路线、地点和方式等情况，最终将其一网打尽，人赃并获。有学者认为此情形属于卧底侦查的一种，是公安机关的隐蔽性侦查力量主动去“贴靠”犯罪分子，属内线侦查。[1]另有学者将这种情形界定为诱惑侦查，因为公安机关在此种情形中设置了诱饵，使用了“诈术”。[2]笔者试图对此类“交叉现象”加以阐述，并提出一些由此类“交叉现象”引起的学理问题，以供探讨。

一、传统的概念定位

(一)卧底侦查的概念

卧底侦查是指经过特别挑选的侦查人员以隐蔽其本来身份的方式，长期潜伏于所欲调查的犯罪组织中，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暗中收集犯罪证据或情报的一种侦查方式。通俗来讲“，卧底侦查是侦查工作中的一种形式，即在侦查集团性犯罪过程中，侦查人员以其他身份为掩护，打入犯罪分子内部，赢得信任进而查清犯罪活动的内幕，以便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的一种侦查活动形式”。[3]

(二)诱惑侦查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