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会性质范文10篇

摘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所作的立法解释因存在诸多缺陷而不适应我国当前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需要。要划清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的界线，必须根据组织从事的犯罪活动是否具有长期性、是否具有暴力化倾向、参加犯罪活动的成员范围、犯罪活动的危害范围的大小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完善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罚措施应从加大法定刑的幅度、提高法定最高刑、增设财产刑、规定单证责任倒置制度、细化资格刑的配置、对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从重处罚、对涉黑犯罪增设特别的刑罚裁量与执行制度等方面着手。

关键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单位犯罪财产刑资格刑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涌现，犯罪率也急剧上升。与犯罪率急剧上升相对应，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日益猖獗并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随着我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全国范围内的深入开展，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日益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黑社会性质组织应该如何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应该如何区分？怎样才能真正有效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肯定会影响司法机关打击该类犯罪的效果。鉴此，笔者下面拟结合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一些个案对这几个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的刑法学理论与指导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如何界定

根据199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94条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组织。笔者认为，该定义最大的缺陷是过于笼统，没有充分揭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特征。具体而言：（1）该定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的描述过于抽象，特别是以“有组织”一词来描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既违反了下定义的基本原则，也缺乏可操作性；（2）该定义没有充分揭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难以准确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犯罪集团等之间的界线。（3）该定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描述过于简单，未能充分体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性质。

鉴于1997年《刑法》第294条的定义存在上述明显的缺陷，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第1条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应具备以下特征：“（1）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3）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4）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与1997年《刑法》的规定相比，《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进行了明确化、细致化，有利于打击我国港、澳、台地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渗透到祖国内地的犯罪活动。但是，《解释》仍然存在明显的缺陷，特别是其中的所谓“‘要有保护伞’的规定”，⑴极大地制约了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力度，甚至造成司法纷争。⑵为此，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又进行了立法解释，明确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四个特征：（1）形成了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2）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与《解释》相比，上述立法解释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明确规定“有保护伞”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选择性特征；（2）进一步明确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3）新增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控制性或影响性。

我国刑法第294条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为了更加准确地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2000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作出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这无疑对于司法实践中审理此类案件，正确适用法律是非常有益的。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解释》对刑法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发展组织成员”、“包庇”、“纵容”等作了具体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处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时，仍然有很多值得探讨的理论与实践上的难题。

一、黑社会组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

我国刑法分则第294条中第1款和第2款分别出现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和“黑社会组织”两个不同概念。对此，应该如何理解并准确加以区分？我们认为，黑社会组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刑法在同一条的不同款中使用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黑社会组织”两个词，表明立法者强调两者应该是在严格区分的意义上加以适用。

（一）黑社会组织

目前，国内外对如何界定黑社会组织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国际社会一般把有组织犯罪认定为黑社会犯罪，二者的含义基本上是统一的。1991年10月，莫斯科有组织国际研讨会文件在论述有组织犯罪的基本方面时指出：有组织犯罪是指由故意犯罪者操纵和控制的、组织相对稳定、具有社会控制之防护体系的犯罪集团通过暴力、恫吓、腐蚀和大量盗窃等违法手段实施的犯罪活动。

总结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的规定和理论，黑社会组织一般都具备下列特性：

〔摘要〕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的司法认定主要是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的判断。黑社会性质组织基本特征包括组织特征、行为特征、经济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目前，由于《刑法》对这些特征规定得比较笼统，导致司法实践中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的认定比较困难。为此，在《刑法》规定和有关司法解释的框架下，结合司法实践积累的经验，应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特征准确认定，揭示黑社会性质组织基本特征的各种表现，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进展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

〔关键词〕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特征；行为特征；经济特征；非法控制特征；司法认定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由此我国进入了扫黑除恶的关键时期。2018年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了《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指出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同时具备“组织特征”“行为特征”“经济特征”和“危害性特征”，但实践中许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这些特征不很明显。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在把握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扫黑除恶的现实需要，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作出准确的司法认定。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贯彻党中央精神，进一步依法严厉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犯罪。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特征的司法认定

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集团，具有犯罪集团的共同特征〔1〕，同时，作为一种高级的犯罪集团，又具备独有的特征。黑社会性质组织是黑社会组织的雏形，比黑社会组织危害程度小〔2〕。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有多方面的表现。（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较为稳定。首先，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形成的组织，与一般的共同犯罪人员结合形成的团体组织有一定的区别。一般共同犯罪多为临时性组合，犯罪活动结束后团体就解散，组织随意而不严密；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形成的组织结构严密而稳定，可长时间存续，不会随时成伙、随时解散。其次，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吸纳成员时有严格的标准，成员加入后需将组织活动视为其“职业”，尤其是对于“骨干人员”，不允许其随意加入或退出组织，各项活动均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严格管控。再次，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时间较长，犯罪活动频繁、突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雏形是犯罪团伙。当这些犯罪团伙具备一定实力后，就会试图对社会进行非法控制，最后逐步演变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二）黑社会性质组织参与人数较多，组织内部分工明确。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模通常较大，组织成员一般都在10人以上，其内部等级森严、分工明确。成员一旦加入，必须各司其职、不得越级。组织内部一般分为三个级别：第一级别为组织者，是具有绝对领导地位的“老大”；第二级别是入会较早、资历较深、贡献较大的“骨干人员”“积极分子”；第三级别是入会较晚、经验不足的“马仔”。组织成员做事需逐级上报，不得越级，一旦越级就会遭到严厉惩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和积极参加者的地位不同，一般有严格的等级，有明确的座次和地位，在组织内部各个成员有固定的称谓。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之前的负责人称“组织者”，形成以后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负责人称为“领导者”〔3〕。（三）黑社会性质组织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严密稳定，等级森严，多从事比较严重的违法犯罪活动，所以其对成员管束极其严格。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家庭、普通单位一样往往有自己的“家规”和“单位章程”。这一要件可以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参考要件。（四）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存在性别歧视。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存在极端暴力危险性，因而绝大多数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为男性，且十分排斥女性。即使有女性成员，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不会让其触及犯罪组织的核心活动，只是指派她们从事一些渔利的相关活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女性的地位极低，经常被作为“物品”进行交易，组织内部对女性成员的打骂凌辱也十分常见。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司法认定

摘要：黑社会性质犯罪在我国已呈现出恶性发展之势，对我国社会治安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由于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影响，国内新旧体制转换中社会制约机制的相对弱化和基础工作的薄弱、家庭和学校教育失当及预防控制等方面存在的疏漏，导致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正呈现出一种向恶性发展、高级形态演化，并在局部地区向国际舞台迈进的态势。黑社会性质犯罪已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及经济秩序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成为当前危害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为加强对此类犯罪研究，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遏制其蔓延发展，不使其形成气候，是全国公安机关一项紧迫而严峻的任务，本文对其特点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并以战略和战术上提出了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关键词：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特点：发展趋势；防控措施；

“黑社会”一词，近年来在我国已渐渐被人们所熟悉，不仅仅是因为通过港台作品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已受到黑帮分子的迫害。由于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影响，国内新旧体制转换中社会制约机制的相对弱化和基础工作的薄弱、家庭和学校教育失当及预防控制等方面存在的疏漏，导致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正呈现出一种向恶性发展、高级形态演化，并在局部地区向国际舞台迈进的态势。黑社会性质犯罪已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及经济秩序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成为当前危害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工作刻不容缓，这不仅对于保障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实现经济体制顺利转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更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

一、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点

（一）在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内部有一定的层次和分工及帮规。

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成员较多，他们长期纠合形成一个固定组织，这些组织大多有一定的组织名称和明确的组织宗旨。在犯罪组织内部有一定层次，居于最高层次的是被称为“老大”、“舵爷”等类的首恶分子，整个犯罪组织的活动由其一手操作和控制，在其之下，还按一定的方式排定座次，形成具有等级层次的组织体系，并有明确分工。组织的为首者为控制其手下成员，维持其犯罪组织的动作和保证其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大多制定有严格而残酷的帮规，违者要给予一定处罚。

关键词:黑社会/黑社会性质组织/司法认定

内容提要: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早已明确，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需具备组织结构特征、经济实力特征、行为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但具体这四个特征如何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却分歧颇大。本文紧密结合某省“打黑除恶”斗争的具体实践，对现阶段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司法认定予以讨论。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

我国刑法学界和刑事司法界一般认为，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具有黑社会犯罪组织的某些痕迹和性质，但还不具备黑社会组织的完整特征，属于介于犯罪集团和黑社会之间的，向黑社会过渡的一个中间形态。①也就是说，黑社会性质组织是黑社会犯罪组织的初级阶段，具有黑社会的一些组织特征和行为特征，初步具备了黑社会属性的犯罪组织。②从犯罪组织的发展规律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为犯罪组织，其发展规律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一般表现为：一般的犯罪团伙——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黑社会的犯罪组织。③从总体上看，中国大陆绝大多数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别是黑社会势力仍属于非正规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不十分严格、具体，初级群体的特点十分明显，特别是在活动范围和规模上与境外黑社会组织相比都有明显差距。因此，1997年刑法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没有规定典型意义上的黑社会犯罪。④可见，“黑社会性质组织”是立法者根据我国国情依时依势提出的一个法律概念。

根据刑法第294条第1款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百姓，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的组织。为了更好地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在具体实践中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内涵与外延，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认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般具备以下四个特征：(1)组织结构特征。组织结构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2)经济实力特征。通过违反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3)保护伞特征。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威逼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4)行为特征。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之所以强调“保护伞”特征，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公然对抗社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虽然存在，但毕竟是少数，如果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不加严格限制，打击面过宽，将影响社会形象，尤其是对外形象。应该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出台对于正确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般共同犯罪、集团犯罪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但该解释对“保护伞”特征的强调，一方面似有超越刑法条文规定之嫌，另一方面也人为地使得一些案件无法按照相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认定。2001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报告，认为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在刑法条文之外又附加了关于非法保护的要件，这突破了刑法条文的规定，导致打击不力。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研究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后，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该解释明确规定：“刑法第294条第1款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㈠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㈡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㈢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㈣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的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这也就是说，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上述组织结构特征、经济实力特征、行为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至于非法控制特征的形成，既可以是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也可以是通过“保护伞”。即“保护伞”特征只是非法控制特征形成的一种选择性途径而非必要特征。这一立法解释与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的解释之间形成较大的差异。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司法认定

[内容摘要]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作为当今世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本文通过对甘肃省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特点及成因的分析，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方针，预防、打击和制止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

关键词：甘肃省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特点成因对策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作为当今世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我国大陆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大约从80年代中叶在东南沿海一些城市冒头，迄今大致有20年左右的历史。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在内地许多地区不同程度都出现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近年来，甘肃省公安机关多次开展以打击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和流氓恶势力为重点的严打斗争，先后摧毁了李捷、李智为首的“李氏兄弟”、“陈氏兄弟”、李元杰为首的一大批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狠狠扫荡了各种流氓势力。但同时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毕竟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为配合专项斗争的深入，了解掌握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特点及存在原因，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趋势，正确认识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把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其滋生曼延。

一、甘肃省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特点

纵观甘肃省公安机关近年来破获的一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一些共性。这些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除具有团伙犯罪所具有的专业化、职业化、智能化、暴力化等特点外，还具有一些区别于其它犯罪的特点。

（一）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时间跨度较长。

摘要：黑社会性质犯罪在我国已呈现出恶性发展之势，对我国社会治安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由于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影响，国内新旧体制转换中社会制约机制的相对弱化和基础工作的薄弱、家庭和学校教育失当及预防控制等方面存在的疏漏，导致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正呈现出一种向恶性发展、高级形态演化，并在局部地区向国际舞台迈进的态势。黑社会性质犯罪已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及经济秩序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成为当前危害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为加强对此类犯罪研究，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遏制其蔓延发展，不使其形成气候，是全国公安机关一项紧迫而严峻的任务，本文对其特点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并以战略和战术上提出了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关键词：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特点：发展趋势；防控措施；

“黑社会”一词，近年来在我国已渐渐被人们所熟悉，不仅仅是因为通过港台作品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已受到黑帮分子的迫害。由于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影响，国内新旧体制转换中社会制约机制的相对弱化和基础工作的薄弱、家庭和学校教育失当及预防控制等方面存在的疏漏，导致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正呈现出一种向恶性发展、高级形态演化，并在局部地区向国际舞台迈进的态势。黑社会性质犯罪已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及经济秩序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成为当前危害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工作刻不容缓，这不仅对于保障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实现经济体制顺利转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更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

一、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点

（一）在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内部有一定的层次和分工及帮规。

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成员较多，他们长期纠合形成一个固定组织，这些组织大多有一定的组织名称和明确的组织宗旨。在犯罪组织内部有一定层次，居于最高层次的是被称为“老大”、“舵爷”等类的首恶分子，整个犯罪组织的活动由其一手操作和控制，在其之下，还按一定的方式排定座次，形成具有等级层次的组织体系，并有明确分工。组织的为首者为控制其手下成员，维持其犯罪组织的动作和保证其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大多制定有严格而残酷的帮规，违者要给予一定处罚。

摘要：黑社会性质犯罪在我国已呈现出恶性发展之势，对我国社会治安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由于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影响，国内新旧体制转换中社会制约机制的相对弱化和基础工作的薄弱、家庭和学校教育失当及预防控制等方面存在的疏漏，导致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正呈现出一种向恶性发展、高级形态演化，并在局部地区向国际舞台迈进的态势。黑社会性质犯罪已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及经济秩序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成为当前危害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为加强对此类犯罪研究，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遏制其蔓延发展，不使其形成气候，是全国公安机关一项紧迫而严峻的任务，本文对其特点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并以战略和战术上提出了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关键词：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特点：发展趋势；防控措施；

“黑社会”一词，近年来在我国已渐渐被人们所熟悉，不仅仅是因为通过港台作品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已受到黑帮分子的迫害。由于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影响，国内新旧体制转换中社会制约机制的相对弱化和基础工作的薄弱、家庭和学校教育失当及预防控制等方面存在的疏漏，导致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正呈现出一种向恶性发展、高级形态演化，并在局部地区向国际舞台迈进的态势。黑社会性质犯罪已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及经济秩序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成为当前危害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工作刻不容缓，这不仅对于保障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实现经济体制顺利转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更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

一、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点

（一）在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内部有一定的层次和分工及帮规。

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成员较多，他们长期纠合形成一个固定组织，这些组织大多有一定的组织名称和明确的组织宗旨。在犯罪组织内部有一定层次，居于最高层次的是被称为“老大”、“舵爷”等类的首恶分子，整个犯罪组织的活动由其一手操作和控制，在其之下，还按一定的方式排定座次，形成具有等级层次的组织体系，并有明确分工。组织的为首者为控制其手下成员，维持其犯罪组织的动作和保证其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大多制定有严格而残酷的帮规，违者要给予一定处罚。

关键词:三合会有组织罪行指明罪行加重刑罚犯罪得益

内容提要: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为打击香港地区有组织犯罪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香港地区在实施加重刑罚、打击洗黑钱犯罪及要求披露犯罪财富等方面的司法实践亦已趋于灵活,并在防止、侦查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各环节上都已渐见成效。但香港打击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的立法仍有值得改进的空间,主要是应当提高立法的预防性、前瞻性、完备性和针对性。具体而言,可以从打击黑社会主要犯罪、增设黑社会犯罪新罪名、修改刑法中对黑社会的定义以及考虑充公黑社会财富的特别立法等方面予以完善。

一、香港打击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的立法

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自1994年10月21日立法后,分阶段从1994年12月2日先后推出“清洗黑钱”犯罪和针对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的“加重刑罚”特别判刑程序等条款;2000年6月1日香港又进一步对《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作出修订,[1]立法规定汇款人及货币兑换商须向香港警务处注册及保留大额交易纪录。

(一)有关立法之目的

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立法与修订之主要目的是:透过第3—5条有关证人令、提交令、搜查令等规定,为执法人员提供能够剥夺证人于香港刑事司法制度下本来拥有的保持缄默权利的特别侦查权力;透过第8、15、16条有关没收令、限制令、押记令等规定,授权香港区域法院及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没收被告人直接或间接从实施附表1及附表2所列的“指明罪行”所获包括财产增值的收入及利益;透过第25条规定,任何人于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某些财产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代表可公诉罪行的得益之情况下处理该财产为犯罪;透过第27条的特别判刑程序条款,令香港法院可以应检控一方的请求,于犯罪属于有组织罪行时或于犯罪属于“指明罪行”时,对实施该犯罪的被告作“加重刑罚”的判处;透过于2000年修订了的《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24A条的修订条款规定,汇款人及货币兑换商必须于开业一个月内向香港警务处调查科总警司登记本人及业务资料详请,且须核实亲身交易港币20000元或以上顾客的身份及备存有关交易纪录6年。

本文作者：张坚工作单位：闽江学院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与法律认定的细化从1995年开始，我国学者与实务部门对我国是否存在典型的黑社会组织以及将来是否存在黑社会组织存在较大争议，有学者与专家从经济、政治、组织等方面论证我国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黑社会组织的可能。但先不管理论上的争议，至少我国的涉黑犯罪发展越来越迅猛，这是不争的事实。[7]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在2000年12月全国公安机关“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时明确表示：“2001年1月份，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的数量比去年同期上升3.4倍，判处犯罪分子的人数上升6.5倍；从犯罪规模上看，有向黑社会组织犯罪发展演变的趋势”。2001年4月至12月短短几个月里，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处理带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就达300多件，判处罪犯12000多名。[8]可见，我国涉黑犯罪组织至少在数量上已经有了不小的规模，其社会危害性存在日益严重化的明显趋势。另外，由于我国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比较概括，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界定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的”组织。根据这一定义，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以暴力手段实施犯罪的犯罪集团难以有效区分，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存在较大的争议，各地区的认定标准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司法实践中针对涉黑犯罪的相关问题认识不致由于在适用法律上不统一，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出台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经济实力、保护伞与行为方式等四个方面予以界定。但是，最高院的这一司法解释被一些学者与专家批评为是超越了法律规定的范围，并认为其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界定不完全准确。并且在该解释颁布后一年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汇集地方检察机关的一些反映的情况下，经研究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前述司法解释将“保护伞”特征规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备特征，超出了刑法典第294条规定的立法原意；主张只要采取非法手段敛财，或以其他手段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即使目前经济实力规模不大，也应认定具备经济实力特征。因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呈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典第294条中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含义做出立法解释。在这一背景下，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出台《关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以下简称《立法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特征又重新做出了解释。《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最大的变化在于，不再将“保护伞”作为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备特征。而随着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不断发展以及司法实践中反黑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09年还召开了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对《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中相关问题的理解与把握取得一致的意见。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惩处力度。因此在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中不仅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增加了财产刑，还在总体上提高了涉黑犯罪的法定刑；并且明确将《立法解释》中所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予以吸引，以利于正确把握该类犯罪。

我国涉黑犯罪的发展趋势

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涉黑犯罪存在了30年之久。在这期间，立法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但与此同时，涉黑犯罪本身也不断变化，呈现出其自身的发展趋势。这值得我们关注，从而进一步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议。发展速度迅猛从前述的涉黑犯罪发展概况中所引用的1990年、1992年、1996年、2001年有关部门统计的涉黑犯罪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涉黑犯罪组织逐年成倍增长。如同样是公安部统计的数据，1992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是1990年的帮会组织的3.6倍；而到了1996年，短短四个月时间内查获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数量就接近1990年帮会组织的数量的2倍。法院审理涉黑案件的数量，2001年1月份审理的数量是前一年同期的3.4倍；4月至12月的高达300多件，判处罪犯12000多名。从最近几年情况来看，虽然我国不断开展打黑除恶活动，坚持“打早打小”的政策，但我国司法部门打击的涉黑组织和法院审理的涉黑案件依然有增无减。据报道，2001年到2005年，我国打掉了700多个黑社会性质组织。2006年2月至2009年7月，全国法院一审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罪名审结案件共1171件12796人。[9]从2008年的情况看，全年一审受理的涉黑案件共有473件，5066人，比2007年上升了26.5%；已审结生效的案件共有273件，2774人，比2007年上升了54.24%。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有1279人，重刑率为46.11%，高于同期法院判决的全部刑事案件30.34个百分点。[10]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201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2009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527件，判处罪犯3231人，同比分别上升13.8%和16.6%。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的发展，涉黑犯罪也在不断发展，而且虽然我国坚持开展“严打”等活动，但涉黑犯罪短期内无法杜绝，我们必须作好长期预防、打击涉黑犯罪的准备。另外，虽然一般认为早期我国的涉黑犯罪组织属于一种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不完全具备典型黑社会的特征；但是，随着涉黑犯罪组织的长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国已经出现了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典型黑社会组织的出现，可以说是涉黑犯罪组织长期存在、发展的恶果，是涉黑犯罪组织迅猛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在奉行对涉黑组织“打早打小”的政策时，还应当注意对典型黑社会组织的严厉打击。“保护伞”存在对于我国涉黑案件中存在保护伞的比例有多少，笔者没有统计也无法统计。但从笔者所查阅的各类材料中，绝大部分的涉黑案件中都存在保护伞的影子，甚至有不少案件中相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身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重要成员。另外一方面，我国2000年的《司法解释》中将保护伞作为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备条件之一，这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我国涉黑犯罪中保护伞存在的广泛性。虽然之后的《立法解释》中将保护伞排除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条件之外，但至少说明绝大部分涉黑组织存在保护伞。对此，有学者认为黑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具有的一定社会控制性，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控制社会则必然要与掌握一定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结合，因此保护伞是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条件之一。[11]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肖扬曾经多年强调：黑社会性质犯罪，没有后台和保护伞是绝对不能做大的。如前文数据所显示，我国的涉黑组织数量上日渐增多，显然就是一种日益壮大的表现。而据学者我认定的典型黑社会组织“祝氏家族黑社会组织”，其存在的时间就长达10多年，保护伞也是众多。[12]因此，我们在打击涉黑组织时，更应当注重对保护伞的重点打击，这样才能在深层次上削弱涉黑组织存在的条件，并可以排除打击涉黑组织的阻力。国际化趋势明显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必然会导致经济犯罪的国际化趋势。黑社会组织存在的目的是获得经济利益，从这一角度而言，涉黑犯罪属于经济犯罪，因此其发展趋势必然是具有国际性；也正是如此，有关打击涉黑犯罪的国际公约越来越多，各国开始普遍重视联合打击涉黑犯罪。近年来，随着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国际上的黑社会组织开始不断通过洗钱等途径在全球转移资产，消除其犯罪痕迹；而中国金融市场与相关法律制度的暂时不完善，为他们洗钱行为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一些国外传统的黑组织也开始进行企业化管理，也在不断寻找新的犯罪场所或者市场，以此来壮大其犯罪组织；而中国这一片广阔的市场不仅为一般的企业提供了商业机会，也让这些犯罪集团看到了一丝机会。正因为如此，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国外的黑社会组织也开始日益向我国渗透。如广东省在2000年8月至2001年1月展开的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就侦破港澳台黑社会入境渗透案件69起。[13]而像上海、福建等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地方也是较容易被国际黑社会组织渗透的地方，这些地方都屡屡发生境外黑社会入境渗透的事件。[14]另一方面，境内涉黑组织与境外黑社会组织相比往往只是一种初级或中级的状态，后者有时也会成为前者的学习榜样或依赖对象。因此，有些境外涉黑组织也主动寻求境内黑社会组织加入本组织或境内涉黑组织的主要成员加入境外黑社会组织，或者两个组织进行一定的合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涉黑组织的国际化趋势。涉黑组织的国际化趋势，既加快涉黑组织往黑社会组织发展的步伐，也加重了这一组织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我们在打击本土涉黑组织时，也要特别关注境外黑社会组织对我国涉黑组织的影响，并加重对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打击力度。

我国刑法应对涉黑犯罪发展趋势的对策

根据前面所分析的涉黑犯罪组织发展趋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国的刑法条文，面对不断发展的涉黑犯罪组织，我国刑法的规定似乎不能完全跟上其步伐，不能有效地起到预防、打击涉黑犯罪的目的。笔者以为，我国目前刑法的规定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修订与完善：要强化对高级别涉黑组织的惩罚力度由于我国涉黑犯罪组织产生与发展的时间不长，绝大多数涉黑犯罪组织都不具有典型的黑社会组织的特征，特别是在1997年刑法典修订之前难以找到公认的具备典型的黑社会组织。由此，1997年的刑法典主要使用了“黑社会性质组织”而不使用“黑社会组织”这一概念，并进一步规定了比国外一些国家相对较轻的刑罚来处罚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行为。如意大利在1992年的法令中就规定，黑手党人一经判刑，若无法说明所获金钱、物品中、资产之来源，或者对其财产之支配，显与其个人合法收入不成比例的，应予以没收；同样，美国在1970年通过的《有组织犯罪控制法》也规定了没收刑，还规定了高达20年的监禁甚至终身监禁，以及数额惊人的罚金；再如俄罗斯1996年刑法规定了以团伙（组织）形式实施犯罪的，体现加重处罚的原则，并且为了严厉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也规定了没收财产这种严厉的财产刑。而法国刑法典亦做出类似的规定，即在有关法条中规定了由黑社会组织实施犯罪的，加重处罚，并且采用定额罚金制，即明确规定没有幅度的定量的罚金。[15]通过考察世界主要国家的相关立法可以看出，对黑社会组织犯罪规定较重的自由刑并处以数额较大的财产刑是普遍采用并行之有效的做法，鲜有不对之采取严厉刑罚制裁的。而我国在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之前有关涉黑犯罪的最高刑期才10年，并且也未规定刑罚或没收财产。考虑到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总体上还是一个重刑化国家，这反映了我国1997年的刑法对涉黑犯罪社会危害的严重性认识还不够充分。而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提高了涉黑犯罪的刑罚，并且也增加了财产刑，显然这一修正符合反黑的立法趋势，但这次修正力度还不够大：因为对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都未增加财产刑，而对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最高刑也只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随着这十多年来我国涉黑犯罪的发展，不少涉黑犯罪组织不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而属于典型的黑社会组织了，原先的适用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相关量刑对其已经不相称了，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了。因此，针对我国涉黑犯罪发展趋势，有必要调整其刑罚幅度，或者增设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相并列的“黑社会组织”相关罪名，并相应设置高一档次的法定刑幅度。另外，涉黑犯罪的根本目的是获取巨额经济利益，而金钱也是其实施犯罪的重要命脉和渗透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重要手段，只有对涉黑犯罪的财产予以罚没，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其犯罪的基础。因此，基于国际社会对黑社会组织的量刑有重刑化趋势，并普遍适用财产刑；我们还应当对所有涉黑犯罪适用财产刑。要加重对涉黑组织“保护伞”的惩罚力度我国刑法第294条第3款规定的“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典型的对“保护伞”进行惩罚的罪名，该罪与另外两个涉黑犯罪的法定刑幅度基本上相同。笔者认为，我国应加重对保护伞的惩处力度。第一，成为黑社会“保护伞”的那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大都是领导干部和政法人员，其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不法分子提供保护，往往是以权谋私、受贿腐败，这不仅会破坏党风廉政制度，也会败坏政府的形象，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不支持，影响政权的稳定，后果十分严重。第二，“保护伞”在我国涉黑组织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不是存在“保护伞”，一些涉黑组织也不敢那么猖狂地犯罪，很多涉黑组织在其刚萌芽阶段即可以被我们打击或消灭，我国对涉黑组织“打早打小”的政策也就可以完全实现，典型黑社会在我国就不可能出现，那前述“要强化对高级别涉黑组织的惩罚力度”的对策也就没有意义了。从这一意义上讲，“保护伞”是加重涉黑组织社会危害性的催化剂，也是促使黑社会性质组织向黑社会组织发展的动力，其社会危害性应该比涉黑组织本身还要严重。事实上，不少存在黑社会组织的国家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也意识到保护伞对黑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认识到保护伞的严重危害性，因此对其处罚都相当严厉。俄罗斯刑法对公职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有组织犯罪行为规定了加重刑罚。[16]我国香港地区的《社团条例》第一章第二条明确规定相关涉黑罪行由公务员做出，则有关刑罚上下限加重三分之一；我国台湾地区的《组织犯罪防制条例》第四条规定，“鉴于犯罪组织因公务员或经选举产生之公职人员介入或包庇而壮大，故其恶性及危害较一般犯罪组织为巨，特设加重处罚规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我国虽然在2000年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从重处罚；但这仅仅是司法解释，而不是法律规定，效力等级偏低；另外，这里的惩罚力度仅仅是“从重”而不是“加重”，其力度还不够严厉。贝卡里亚早就说过：“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17]既然保护伞在我国对涉黑犯罪的意义更大，我们对其刑事惩罚也应更重，所以刑法应提高其法定刑，或者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及涉黑犯罪的，应加重处罚。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对该罪刑罚略有提高，但没有增加财产刑，而且其法定刑比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还要低。要加大对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惩罚力度如前文所述，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活动往往成为我国涉黑犯罪组织的学习榜样或依靠对象，因此境外黑社会组织在我国的犯罪活动，不仅其本身具有相应的社会危害性，而且还额外起到推动我国境内涉黑犯罪发展的作用。有的境外黑社会组织与境内涉黑犯罪组织相互勾结，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进行跨境、跨国犯罪，犯罪日益多元化和严重化，其社会危害性更为明显。可以说境外黑社会组织的入境犯罪活动对我国法律秩序、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这应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目前对境外黑社会组织的定罪仅限于“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虽然在2000年的司法解释中将“对黑社会组织成员进行内部调整等行为”也视为“发展组织成员”，但总体上对境外黑社会组织在我国境内犯罪的惩治还不够严厉。因此，我们认为刑法可增加规定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成员在境内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应从重或加重处罚。同样，遗憾的是刑法修正案八对这一问题也未予以修正。